第三部分 减贫实践
Pit是利用国际贫困线每成年人每天1.25美元的标准来衡量某个国家I（I=1，...，13）在t时期的贫困比率；θijt是部门j（J =1,2,3）在国家i的t期（T=1,2）内的就业份额。第一项代表的是每个部门内的“部门内部”效应或“生产力效应”，第二项代表“结构转变”效应，最后一项则为“互动效果”。根据麦克米伦和罗德里克（2011年）的逻辑，如果将生产率增长分解成部门内以及结构变化两个因子，那么本等式的后两个组成部分则是结构变化的结果。
在一个增长会加强结构变化的经济体中，由于部门内人均产出上升以及劳动力从工人人均产出较低的部门向较高产出部门的增量变化，部门内效应和就业转型两者会相辅相成。而在一个增长会减缓结构变化的经济体中，部门内贫困的减少会因工人从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的流动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抵消。
在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调查期间，贫困有所缓减。在部门内生产率方面，经济增长是贫困减少的主要来源。如果我们取七个国家的11次调查的贫困变化的中位数，我们会发现部门内部劳动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率约为70%，而结构变化则约为18％。每个国家的情况各异。例如尼日利亚、马拉维和埃及，部门内和结构变化两个要素共同作用，促进减贫。在卢旺达，2005-2011年间贫困下降了4个百分点，这种下降是源于劳动力由低生产部门向高生产部门的流动所致。在此期间，各部门内部人均产出下降了。但对坦桑尼亚、乌干达和南非而言，结构变化妨碍了贫困的减少，部门内人均产出上升的减贫效应被劳动力从较高的生产率部门向较低的生产部门的流动抵消了。
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是两个就业由工业和服务业转向农业的案例国家。鉴于农业相对较低的生产率，这种结构变化的模式使得增长减弱，如果经济保持了其初始结构，那么人均收入会更高。在这两个国家，平均收入的增长和减贫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贫困的减少主要是由农业部门内的收入增长来促进的。在尼日利亚和卢旺达，部门间的就业转移对于加速减贫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两个经济体的工人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在埃及，服务部门生产率的变化对于贫困动态的影响最大。
六、援助、就业与贫困
如果援助的首要目标（如千年发展目标中所述）是减少贫困，那么前面章节讨论中所出现的事实就非常令人不安。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非洲的收入增长对贫困的影响最小，非洲不同国家和平均增长也创造了有限的良好的工作岗位。我们的计量工作和国别贫困分解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结构变化和减贫之间具有重要的联系。如果给定一个收入增长率，那么在那些增长的劳动力不能在诸如工业这样的人均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找到工作的话，贫困减少的速度会更慢。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经济增长依然可以促进减贫，但速度会较慢。
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进行了贫困分解的这些国家里，除尼日利亚外，其余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以上。对于卢旺达而言，官方发展援助对于1994年种族灭绝以来的国家重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他如坦桑尼亚、乌干达和马拉维等国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也都接收了稳定和大量的援助资金。但是，我们发现，在非洲，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官方发展援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创造就业机会。在过去十年里，那些就业创造与增长的弹性最低的国家反而获得了占国内生产总值较大的援助份额。这表明，援助国并没有为那些成功促进就业的国家提供奖励。
经济部门之间的援助分配为解释这种现象提供了线索。在相同的15年间，非洲经济增长和援助对于就业创造和减贫的影响明显较弱，援助方在结构变化投资方面的关注程度和资源也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在过去十年内，更多的援助投向诸如教育和卫生在内的社会部门。尽管在2005年之后，可能是由于在那一年高调发布了非洲增长潜力的报告，援助开始重视经济基础建设，但是总体而言援助对经济基础设施和生产性行业的投资是在稳步下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鉴于非洲目前的经济结构，农业是非洲减贫的主要驱动力，农业在整个非洲官方援助的份额从1995的11％下降到2003年的不到4%，而在2009年又增加至7％。
七、援助的新作用
有关如何能在2015年实现全球贫困减半这一千年发展目标的政策讨论大都集中于增长对减贫的作用上，而很少关注收入分配所带来的减贫的影响。即便是搜索“利贫增长”这一灵丹妙药，我们往往看到的也是集中于减少收入差异的措施的讨论。在援助方与非洲国家的对话中，有关通过更加快速的结构变化以将更多工人转移至良好工作岗位，进而实现减贫的观点事实上已被忽略。
因此，我们急切需要一种支持工作创造和结构变化的新的援助方法。第一步是要捐助国和各国政府实现其作出重大投资以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承诺。第二步是让捐助方更多关注非洲的基础设施和技能限制。最后，由于非洲缺乏结构变化主要反映在其经济工业化的失败上，因此，援助可以帮助非洲国家政府掌握全球工业发展的三大驱动力：基于任务的出口、产业聚集和企业能力。
1.回归基础：提高农业生产力
因为该地区结构变化速度缓慢，非洲低收入国家收入增长和减贫之间的联系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的增长。由于为快速的结构变化奠定基础需要时日，因此在过度期间，要实现快速的减贫从根本上而言还有赖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这也是为大多数已经就业的非洲人创造更好的工作岗位的一种方式。因此，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而言，投资农业应该是新的援助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
有60%的人仍从事农业，而一些国家可耕地压力越来越大，未来农业产出和收入的增长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集约农业。在过去的十年中，很多国家的改良农业技术对于产出增多只起了很小的作用，只有少数小农户使用耐旱品种或有渠道获得改良种子。因此，即使是对传统农作物而言，通过产量增加来实现增长也具有巨大的空间。对于农业新技术的开发和传播的相关投资至关重要，措施包括采用最佳做法、引进新种子品种以及增加化肥、畜力牵引和灌溉的应用等。为了适应从开发新的、适当的农业技术到传播良好实践等大量活动开展的需要，相关国家也需要对农业创新体系进行改革。
平均而言，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研究支出不到农业国民生产总值的0.7%。发达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则达到3%左右。在非洲，私营部门对农业研发的作用依旧很小，仅约占所有公共和私人投资的2%。援助国的资金是非洲国家的研究预算的主要组成部分，2000年，援助方的捐款（包括世界银行的贷款）平均占主要农业研究机构资金的35%。
2011年在法国戛纳召开的20国集团农业部长会议同意加强农业研究和创新，并支持以结果为导向的农业发展研究。作为其承诺的一部分，会议还同意设立一个“国际小麦改良研究计划（IRIWI）”，以协调针对小麦粮食安全的研究工作。在大陆层面，非洲开发银行批准了6224万美元的赠款计划，以实施为期五年的支持非洲战略农作物农业发展研究项目（SARD-SC）。该项目旨在提高木薯、玉米、水稻和小麦等四种农作物的生产率和其产生的收入。该四种农作物是非洲首脑确定的六种战略农作物的四种。尽管这些举措很有价值，但它们在研究议程的幅度方面仍有不足，并不能应对非洲的多个农业气候区。
同时需要改善的还包括农村道路、市场准入和灌溉。农村基础设施长期以来对于良好实践的采用具有较强的影响，从农户到一级和二级市场的交通成本一直处于较高位置。道路的质量对生产力也非常重要，质量较差的道路对采用非传统的投入有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灌溉可以减少干旱的影响，通过一个稳定的供水系统来提高生产力，但是如今的总灌溉面积远低于其潜力。
在非洲，资金不足是制约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导致了低农业生产力和食品安全危机。非洲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总体投资赤字每年达到20亿至40亿美元。非洲政府对农业的预算支持远低于2003年马普托宣言中承诺的百分之十的财政支出，因此，很明显，援助国对农业的支持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好消息是自2007年以来，援助国对农业的承诺一直在不断上涨，但坏消息是，它们还没有达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总的官方发展援助的份额。
2.重设优先序：私营部门的发展
在各种全球竞争性较强的行业中，如农产品加工、制造业和贸易性服务业等，非洲需要更多的私人投资。尽管近年来非洲经济保持增长，但是民间投资一直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1％左右，这远低于东亚地区的水平，特别是在经济结构迅速变化的时期。另外，尽管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加，但主要集中于开采和矿业等领域。由于非洲工业被认为缺乏全球竞争力，所以很少有当地或全球投资者投资该部门。
对外援助也是部分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援助机构对于非洲私营部门发展的行动主要集中于投资环境的改善，包括公司运营的监管、制度和物理环境。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每年差不多为210亿美元，目前都用于支持改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改革对任何产业发展战略的成功都起着关键作用，间接性成本使非洲缺乏竞争力。但是，援助国所确定的优先领域可能更多的是弊大于利。投资环境改革的议程主要集中在贸易、监管和劳动力市场的政策等方面。尽管这些改革可能有用，但是他们不太可能解除产业发展的绑定约束。对企业的调查一致显示，缺乏基础设施和技能是非洲大部分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主要因素。然而，援助国却很少关注非洲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和技能赤字。
弥补非洲基础设施的缺口大约需要每年投资930亿美元，这大约是非洲地区生产总值的15%。在当前的财政环境下，全部依赖援助来填补资金缺口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需要新的方法和产品。通过降低基础设施私人债务融资的风险，担保性工具可以撬动有限的来自援助方的融资。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援助方与像中国这样的非传统捐助国之间的更大范围的合作和协调将有助于提高资源的使用重点和效率。如果非洲开发银行的非洲基础设施集团（ICA）有充足的资金并能被充分利用，他们可以在这些行动上发挥领导作用。
对于中等教育扩张的融资至少与弥补础设施缺口一样，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目前估计的整个非洲教育资金缺口处于60亿至290亿美元之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对非洲各阶段教育的捐助承诺只有不到40亿美元。面对日益上升的小学教育单位成本和有限的外部融资前景，是时候用更广泛的人力资本措施来取代基础教育这一千年发展目标了。
3.设立新目标：出口、产业群和能力
过去25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三个相互关联的工业区位的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亚洲崛起的成功：以任务为基础的出口、产业聚集区的快速增长以及企业凝聚和转型的能力。援助可以帮助非洲国家政府掌握决定全球竞争力的这些因素。
支持出口推动
对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而言，出口市场是工业快速发展的唯一选择，而订单贸易是一个潜在的进入点。像越南和柬埔寨这类国家，他们发现掌握单一的生产过程比发展纵向一体化的化生产要简单得多。但是，成功绝不是有保证的。正如莱索托和斯威士兰《多纤维协定》的失效那样，订单贸易的投资者并不固定在某一个地方，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成本和激励，他们不断地寻求新的投资目的地。
为了取得成功，非洲将需要“出口推动”，需要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政策和机构改革，以解决制约出口的各种因素。因为刚进入订单生产的投资者往往专注于价值链的最后阶段，所以改善贸易物流和深化区域一体化则必不可少。非洲国家在“世界银行贸易物流指数”中处于底部，并在沿海国家税收贸易物流中表现不佳（世界银行，2010）。
为了支持出口的推动，国际支持应该包括改善贸易物流、加大优惠市场准入以及支持区域一体化等援助措施。贸易援助倡议已经引起了援助方的大量关注，正如援助方慷慨宣称的，贸易援助大约占发展援助总额的25％左右。但是，援助方并没有履行2005年在香港做出的承诺，在那次会议上，援助方承诺在现有的援助预算外增加贸易援助部分。事实上，自1996年以来，贸易援助在发展援助总额中的份额一直在稳步下降。除非国际社会兑现其额外增加贸易援助预算的承诺，否则推动非洲出口的努力将不会成功。
贸易政策的第一步是减少针对非洲出口更高加工阶段的日益上升的关税。在这方面，中国必须发挥主导作用。第二步是建立一个简单的、有时限的针对非洲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优惠系统。欧盟和美国可以对其各自针对非洲的优惠政策，即经济伙伴协定和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进行协调统一。
非洲的发展伙伴对区域一体化的支持目前并不成功，它们宁愿与单个国家打交道，而不是通过区域组织来进行协调。跨境项目不仅很少而且实施缓慢。区域组织发展银行担保项目、开展监督和评估以及确保适当的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能力都有待加强。援助方也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以协调对区域组织的支持，并将国家援助方案纳入其区域战略中。
建立产业集群
制造业和服务业往往存在集群现象。由于产业聚集区的建立能够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建立一个新的工业区也是集体行动问题的一种形式。如果有大量的公司位于一个新的地区，那么他们的生产力将会获得提高，但是，没有哪一家公司会在其他公司缺席的情况下搬进该工业区。非洲很少有现代产业集聚区，这使得现有企业很难与其他公司竞争，也更难以吸引新的产业。
通过对特别经济区内高质量的机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等的集中投资，政府可以促进产业集聚。这也是中国和越南工业和工作机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非洲的空间产业政策基本上从未成功，最近的一项评估显示，大多数非洲经济特区都未能达到吸引全球投资者所需要的物理、机构和人力资本的水平。
传统的援助方往往忽视经济特区。事实上，直到最近世界银行都倾向认为，经济特区成本高且效率低，无法取代贸易政策和监管等更大范围内的经济改革措施。另一方面，中国因为自身空间产业政策的成功，近来在非洲开展了建立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特区的举措。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援助方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将制度、基础设施和技能等方面的涉及投资环境方面的改革首先针对经济特区。在这个领域，通过开展公共私营部门的对话，确定主要发展瓶颈，并通过建立伙伴关系来解决这些瓶颈将会尤其有效。
增强企业能力
多数产业的生产力和质量都取决于隐性的知识或者是公司工作场所和管理的工作实践，这些“企业能力”通常在生产和开发新产品过程中得以运用。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中，企业竞争的核心因素是能力，制约工业化发展最经常的关键因素往往非常复杂，涉及相互关联的知识体系和行为模式。对于非洲而言，缺乏有能力的中型内资企业是结构快速转型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
能力建设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把较高的水平的能力介绍给一些公司或集团企业。这通常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结果，但它也可以采取其他形式，如供应商—购买者的关系。第二阶段是主导行业之内或之外的向其他公司的外溢效应，这主要通过供应链关系来实现。在每个阶段，援助都能发挥其作用。通过使得吸引外资更加容易，恰当合理的投资环境改革将会有很好的回报。但是今天，大多数非洲外商投资促进努力都还没有达到国际最佳实践水平效果。援助方可以协助非洲各国政府建立有效的外国投资促进机构。他们还可以向在质量和生产方面达到国际标准的相关制造企业寻求建议，来帮助更好的“引进”国际最好的实践。
另一个具有前景的能力建设活动是管理培训。管理差异对于生产力差异的重要影响直到近来才被承认。自2007年以来，世界银行和日本国际合作机构（JICA）已经开展了一些试点项目，为非洲的中小企业者免费提供管理培训。事后评估表明，培训项目促使改进的管理实践得以快速采纳，并产生了由培训学员到非参与者的溢出效应。
八、结论
过去十年来，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债务减少以及外部资金流动增多等因素的影响，许多非洲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实现了较为快速的增长。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增长对于贫困和就业的影响非常有限。我们的证据突出了以下典型事实：首先，非洲是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弹性最小的地区；其次，尽管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是非洲没有创造出足够的良好就业机会；第三，非洲的就业和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迅速结构变化的缺乏。非洲未能创造出足够高价值的工作岗位减少了增长对减贫的影响。
官方发展援助对此也负有部分责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多数非洲国家政府已经收到了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十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资金还要多得多。但是，大部分援助资金都用在了支持如教育和卫生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上，对于结构变化和就业创造的贡献甚微。事实上，我们发现，很不对称的是，援助资金主要流向那些增长就业强度较低的国家。
我们仍有足够的时间去扭转这一趋势。如果援助方下定决心要减少贫困，那么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援助战略，以通过结构变化帮助创造良好的就业岗位。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本文提出了三个行动领域。首先是对农业生产力和互补的基础设施进行有效的投资。然后是转变私营部门的发展举措，更加注重基础设施和技能的发展。最后，要有新的思路。非洲各国政府及其发展伙伴需要在推动非传统产品的出口、支持产业集群的形成以及加强企业能力这三个方面不断创新发展，最终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的就业机会。
自1998-1999年度以来英国的儿童贫困：过去十年的教训
Mike Brewer，James Browne，Robert Joyce和Luke Sibieta
财政研究所，伦敦
摘要
由于《儿童减贫法》（2010）的制定，现任和未来的政府正努力在2020-2021年度之前把英国相对收入较低的儿童贫困发生率降低到10%。本文详细考察了前工党政府为此目标取得的进展。在解释以下三个问题时，了解直接税和救济金改革非常重要：1998-1999年度以来儿童贫困总体大幅降低，2004-2005年度和2007-2008年度在实现儿童减贫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显著放缓，不同儿童群体之间儿童贫困存在一些差异。然而，由于这段时期内实际收入增长，由此提高了收入中位数及相对贫困线，直接税和救济金改革对降低儿童贫困的影响仅仅表现为控制儿童贫困增长。劳动力市场中父母的工作情况也很重要：在不同地区，父母的就业情况与子女的贫困变化趋势密切相关；1998-1999年度以来较高的单亲家庭就业率促进了儿童贫困的总体下降；2004-2005年度儿童贫困的总体上升主要集中于实际收入下降的单一收入者家庭的儿童。
1.引言
本文对1998-1999年度以来英国的儿童贫困进行了回顾分析，旨在为在2010年末发表Frank Field MP所作的《贫困与生活机会独立调查报告》及政府在2011年3月末公布政府儿童减贫战略之前了解政策提供参考材料。
我们不考虑较宽泛的问题，比如应当如何衡量贫困，政府应当拥有哪些减贫目标。由于《儿童减贫法》（2010）的制定，现届和未来的政府正努力在2020-2021年度之前把英国相对低收入的儿童贫困发生率降低到10%。本文详细考察了前工党政府为此目标取得的进展。
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了1999年工党政府制定的儿童减贫目标（第二节），描述了1998-1999年度以来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第三节）。接下来我们利用分解分析法来了解1998-1999年度以来推动儿童贫困变化的重要群体（第四节），然后详细考察了这段时期内直接税和救济金改革对儿童贫困的影响（第五节）。最后，我们考察了这段时期内父母的劳动力市场趋势（第六节）。第七节得出了一些结论。
2.政策背景：儿童减贫目标
1999年3月工党政府宣布了一项前所未有的目标，即在2020-2021年度之前“铲除”儿童贫困，其中包含2004-2005年度和2010-2011年度儿童减贫的中期目标。
第一个中期目标是利用家庭收入中位数60%的贫困线，2004-2005年度英国儿童贫困比1998-1999年度降低四分之一：这个目标差点未实现（参见第三节）。第二个中期目标是2010-2011年度英国儿童贫困降低到1998-1999年度的一半。评估实现2010-2011年度目标所取得的进展时使用了贫困的三个定义：相对低收入指标、绝对低收入指标和相对低收入与物质匮乏相结合的指标。相对低收入指标使用住房成本扣除前（BHC）家庭收入中位数60%的贫困线；绝对低收入指标使用1998-1999年度BHC中位数（按实际价值计算）60%的贫困线；如果一个儿童的家庭BHC收入低于中位数的70%，物质上处于匮乏状态（由其家庭可以承担做什么事情等问题的答案决定），相对低收入与物质匮乏相结合的指标就把该儿童视为贫困。
《儿童减贫法》（2010）要求政府在2020年之前“铲除”儿童贫困。除了2010减贫目标采用的三个儿童贫困标准，2020年减贫目标还采用了“长期”贫困的指标。如果一个儿童在连续四个日历年内至少三年处于相对收入贫困的状态，那么该儿童视为贫困儿童。把儿童的收入贫困降低为零是不可行的，原因有三方面：短期内收入不稳定，所以经常有一些人在任意时间内拥有很低的收入，比如自主创业的损失或在不同工作之间过渡（显然这一点很少适用于长期减贫目标）；调查数据经常出现误报，《家庭资源调查》较少地记录救济金和税收减免凭证；资产审查的救济金和税收减免的领取率不可能是100%。因此，该法案表明相对收入贫困发生率目标降为10%是符合儿童贫困的降低水平，理论根据是该水平等同于欧洲最低水平（将比1961年以来英国取得的进展低三个百分点）；绝对低收入和相对低收入与物质匮乏相结合的指标的目标是5%。尚未确定长期减贫的目标。同时，2011年3月底政府发布儿童减贫战略，并成立儿童减贫委员会。
3.1998-1999年度以来儿童进展如何？
我们首先考察了1998-1999年度以来儿童的家庭收入总体分布的进展情况，然后考察了实现2010-2011年度儿童减贫目标取得的进展。本节的数据来源于就业和养老金部在平均收入之下的住户（HBAI）系列，或针对该系列进行的《家庭资源调查》。我们所提到的收入标准是家庭层面（由于家庭其他成员（通常是其父母）的收入，儿童被分配为有“收入”）的等值化净收入（该等值化的“基本”群体是没有子女的夫妇（例如等值化程序使无子女夫妇的家庭收入不发生变化））。
1998-1999年度和2008-2009年度儿童的家庭收入分布
在专门考察儿童贫困之前，了解1998-1999年度（定义儿童减贫目标时的基线）和2008-2009年度（可以获得数据的最新年份）之间儿童家庭收入总体分布的变化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信息。这可使我们大体了解这段时期内儿童生活水平进展如何，而不是仅仅了解特定贫困标准的变化。
图3.1按照2008-2009年度物价比较了1998-1999年度和2008-2009年度儿童的家庭收入分布。此次对比，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大不列颠的儿童，因为北爱尔兰直到2002-2003年度才被纳入官方HBAI系列。在上面两个图片中，线条的高度代表1998-1999年度和2008-2009年度等值化家庭收入为10英镑范围内儿童的数量。在每种情况下，图片的最后一个线条表示每周家庭收入至少1500英镑的所有儿童。第三个图片通过比较1998-1999年度和2008-2009年度核密度估计，更清楚地显示了分布图的形状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这些估计的单位可保证所画线条的总面积为1，而不是所提及年份的儿童人数规模。
查看最下面的图片，我们发现儿童收入分布图的形状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由于儿童实际收入的总体增长，有向右变化的趋势。其次，分布图的高峰变得不明显。由于1998-1999年度典型收入中有显著的最大值，2008-2009年度每周大约200英镑和300英镑之间的分布图有更大的高峰。这两大趋势密切地反映了近年来大不列颠所有人收入分配的变化（参见Joyce等，2010）。显著的是，1998-1999年度明显的最大值正好位于209英镑的相对收入贫困线下方。如果低于所选择贫困线的儿童分布不密集，更容易实现降低1998-1999年度之后儿童减贫的目标。在一下分节中，我们将考虑如果选择不同的相对贫困线，过去十年来儿童贫困趋势是否会看起来显著不同。
图3.2显示了1998-1999年度和2008-2009年度之间家庭收入实际年均增长在儿童收入中的分布，并与过去十年内相对应的数字进行了比较。根据家庭收入，儿童收入从最低到最高进行排序，并平均分为100个小组，称为“百分位组”。该图显示，1968年与2008-2009年度之间每十年内每个百分位组中最大者家庭平均收入实际增长情况。在进行对比时，认识到这些时期涵盖不同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收入增长率非常容易受此影响，这是很重要的。注意到这一点后，该图显示，1998-1999年度和2008-2009年度之间，家庭收入的最强劲增长位于儿童家庭收入分布图的后半部分，接近第10个和第40个百分点之间。儿童家庭收入增长的模式是在大部分分布中不均衡降低（比如在分布图的较低百分点，收入增长更高）。这一点与过去十年内的模式相反（而且与1978和1988年之间完全相反），那时儿童家庭收入增长的模式是不均衡趋向于提高。与1968-1988年度之后相比，过去十年内儿童实际家庭收入增长在所有分布百分点上更高。与1978年和1988年时期相比，在大部分分布图的后半部分，增长更强劲，但是在前半部分增长缓慢。
在下一分节中，我们详细解释了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之间政府对儿童贫困所采取措施的变化。
备注：收入是在住房成本扣除前衡量的。上面两个图片最右边的线条代表每周至少1500英镑的收入。超过1500英镑的收入已经在最后图片的核密度中排除。在HBAI数据中，负收入（比如由于自主创业造成的损失）被设置为零。数据来源：作者利用1998-1999年度和2008-2009年度《家庭资源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儿童贫困：迄今取得的进展
表3.1回顾了确定2010-2011年度目标的儿童贫困三个衡量标准截至2008-2009年度取得的进展（参见第二节）。它显示出1998-1999年度与2004-2005年度期间在儿童贫困在三个衡量标准方面持续下降，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些衡量标准最受人欢迎的是单纯的相对减贫目标，即根据BHC收入中位数60%的贫困线及OECD修正的等值表，2010-2011年度英国的儿童贫困比1998-1999年度降低了一半。从现在开始，除非另有说明，我们指的是这个衡量标准。如表3.1所示，自1998-1999年度以来的十年内，该衡量标准的儿童贫困人口减少了60万，贫困发生率降低到20%以下，还需要在2010-2011年度之前的两年内进一步降低110万来初步完成目标。因此，在未来两年内儿童贫困每年需要平均降低55万，过去十年内已经平均每年降低6.4万儿童贫困人口。
但是表3.1也突出显示了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儿童贫困的对比暗含两大不同的趋势，而2004-2005年度是“转折点”。如图3.1所示，自我们的比较系列从1961年开始以来，1997-1998年度（为保持一致，在简要的注释中我们把1998-1999年度作为起点，因为它是制定儿童减贫目标时使用的基线，但是儿童贫困的下降趋势实际上开始于1997-1998年度和1998-1999年度期间）与2004-2005年度期间儿童贫困的降低是迄今数量最大、时间最持久的一段时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9年与1996-1997年度期间前保守党政府执政时期，儿童贫困发生率的大幅攀升。尽管总人口的贫困变化也是事实，但由于领取救济金和有子女的家庭贫困降低，促使了1997-1998年度和2004-2005年度期间总体贫困降低。
备注：由于四舍五入的缘故，公布的变化可能不等于相对应数字之间的差异。就2010-2011年度儿童减贫目标而言，就业和养老金部（DWP）已预测1998-1999年度英国相对儿童贫困的水平（北爱尔兰在2002-2003年度首次被纳入官方HBAI系列）。数据来源：作者基于不同年份《家庭资源调查》的计算结果；就业和养老金部（2010）。1998-1999年度至2001-2002年度英国贫困水平依据的是就业和养老金部对这段时期内北爱尔兰贫困水平的预测。
备注：1992年之前是日历年；1992年之后是财政年。收入是在住房成本扣除前（BHC）衡量的，用OECD修正的等值表进行等值化。2001年的数字针对的是大不列颠，2002年之后的数字针对的是整个英国（北爱尔兰在2002-2003年度开始被纳入官方HBAI系列）。数据来源：作者基于《家庭支出调查》（1993-1994年度之前）和《家庭资源调查》（1994-1995年度之后）得出的计算结果。
2004-2005年度中期目标只差一点就实现了（衡量BHC收入时差10万，衡量AHC收入时差30万。注意，这是用McClements等值表进行评估的，而非现在使用的OECD修正的等值表，因此本段提供的数值不同于本章其他部分的数值，与2010年和2020年的未来目标不能进行直接比较），在1998-1999年度与2004-2005年度期间儿童贫困大幅降低，接近2010-2011年度的目标（与1998-1999年度相比，2010-2011年度目标要求达到2004-2005年度儿童减贫目标的两倍）。然而，如表3.1所示，2004-2005年度之后儿童贫困连续三年上升。尽管2008-2009年度下降，儿童贫困仍高于最近的低值。在第四、五和六节，我们考察了2004-2005年度前后的趋势截然相反的原因。
如果使用不同的相对贫困线，1998-1999年度以来相对收入儿童贫困的趋势是否截然不同？
对贫困进行“二元化”或“人数统计”的衡量时（比如，不考虑与贫困线的距离而简单地把某个人视为“贫困”或“不贫困”的衡量标准）遭到了批评，原因在于它歪曲了决策者提高贫困线之下人们收入的动机，因此收入超过贫困线，却很少重视收入分配的其他部分。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们在此考虑了自1998-1999年度以来儿童贫困的总体下降是否为特定相对贫困线（家庭收入中位数的60%）特有的趋势。
图3.4揭示了通过使用1998-1999年度和2008-2009年度儿童家庭BHC收入的累积分布函数，如果贫困线不是收入中位数的60%，而是其他分数，在过去十年内儿童贫困是如何变化的。它给出了不超过收入中位数（横轴）一定量的收入的儿童（竖轴）比例；或者说是与收入中位数范围内的所有可能相对收入贫困线对应的儿童贫困发生率。它反映出如果相对贫困线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43%-100%之间的任意数值，这段时期内儿童贫困将会下降；对于中位数55%与75%之间的所有贫困线，这段时期内儿童贫困的降低也会出现类似情况（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使儿童贫困降低最大化的贫困线是收入中位数的65%）。因此，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决策者把努力集中于低于他们所选择的贫困线之下的有限儿童。
备注：收入是在住房成本扣除前衡量的。数据来源：作者利用1998-1999年度和2008-2009年度《家庭资源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4.分析1998-1999年度以来儿童贫困的变化
哪些儿童群体推动了儿童贫困的总体趋势？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分解分析法了解推动1998-1999年度以来儿童贫困变化的因素是什么？我们把所有的儿童归为若干群体之一，然后把儿童贫困的所有变化划分为关联效应（表示特定群体内儿童贫困的风险变化）和组合效应（反映不同群体之间儿童分布的变化）。我们根据许多不同的特征界定这些群体，例如家庭类型、工作状态、家庭中的子女数量等，从而在统计学上推断出近年来儿童贫困一些趋势的推动因素。在本节中我们选择一些分解法来阐述。
鉴于2004-2005年度前后儿童贫困截然不同的趋势（第三节），在表4.1到表4.4中，我们提供了1998-1999年度到2004-2005年度与2004-2005年度到2008-2009年度，以及1998-1999年度到2008-2009年度整个时期内变化的独立分解法。
表4.1根据儿童是在一个单亲家庭还是双亲家庭，在家庭类型和分组儿童方面提供了简单的分解。关联效应（单亲和双亲家庭中儿童贫困的风险变化）影响组合效应，反映了一个普通的事实，即单亲和双亲家庭的相对数量尚未发生巨大的变化。显著地是，1998-1999年度与2004-2005年度期间儿童贫困的降低受单亲和双亲家庭贫困的风险降低影响，但是2004-2005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的上升受双亲家庭儿童的贫困风险上升影响。如果2008-2009年度双亲家庭子女贫困的风险与2004-2005年度的风险相同，2008-2009年度儿童贫困将比实际水平低1.4个百分点。
我们在表4.2中对此进一步研究，根据家庭类型和就业状态对儿童进行分类。这揭示出与1998-1999年度相比，2004-2005年度几乎所有就业状态的双亲家庭儿童均出现了较低的贫困风险，但是与2004-2005年度相比，2008-2009年度出现了较高的贫困风险。在解释两个时期内儿童贫困总体变化时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父母中有一方从事全职工作，另一方无业。对于单亲家庭来说，2004-2005年度前后贫困风险降低的原因在于从事兼职工作的单亲家庭与无业的单亲家庭的贫困风险降低——从事全职工作的单亲家庭的贫困风险实际上轻微上升。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整段时期内存在重要的组合效应（尽管关联效应在儿童贫困变化中占多数）：这段时期内零收入者家庭（双亲和单亲家庭）比例的减少使儿童贫困降低了1.5个百分点。
表4.3根据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对儿童进行了分类。它反映出，1998-1999年度和2008-2009年度期间儿童贫困的总体下降是拥有三个以上子女家庭的组合效应和关联效应引起的：与1998-1999年度相比，2008-2009年度属于这种家庭的儿童更少，从三分之一下降到四分之一（这一点使儿童贫困降低，因为这种家庭拥有最高的贫困风险）；这种家庭中的贫困风险已经下降。关联效应的原因在于1998-1999年度与2004-2005年度期间那些家庭贫困风险的大幅下降，从40%下降到30%。拥有两个子女家庭的贫困风险变化相对较小，独生子女家庭的贫困风险实际上稍微有所上升。
在表4.4中我们根据家庭中最年幼儿童的年龄对儿童进行了分类。这里的主要情况是促使过去十年内儿童贫困降低的年轻儿童的家庭中贫困风险降低（原因在于2004-2005年度之前的趋势）。子女年龄最小为11岁或以上的家庭实际上自1998-1999年度以来出现了贫困风险上升。这个情况极大地减少了儿童年龄较小家庭与儿童较大家庭之间贫困发生率的差距，尽管儿童年龄较小家庭仍拥有较高的贫困风险。我们有理由相信自1998-1999年度以来直接税和救济金改革是儿童年龄较小家庭和较大家庭之间贫困风险吻合的部分原因，因为这类家庭的救济金和税收减免数额趋于吻合。在第五节我们对此进行了研究，对1998-1999年度以来税收和救济金改革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
最后，表4.5根据地区对儿童进行了分类。它反映出，1998-1999年度与2004-2005年度期间儿童贫困的降低在大部分地区是普遍的，西北部地区最为突出。在2004-2005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西米德兰兹郡是促使儿童贫困增长的最大推动地区：如果2004-2005年度后该地区儿童贫困发生率保持不变，2008-2009年度大不列颠儿童贫困将比实际水平低0.7个百分点。自2004-2005年度以来，伦敦儿童贫困的降低使大不列颠的儿童贫困降低了0.5个百分点。从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整段时期来看，西米德兰兹郡是儿童贫困出现上升的唯一地区。意料之中的是，这里不存在显著的组合效应，因为短期内相对区域人口并没有出现较大变化的趋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十年来南部地区相对儿童人口有所增长。
同时解释若干特征：Blinder-Oaxaca分解法
在前一小节中，我们根据不同特征把儿童分为不同的群体，考察了近年来儿童贫困变化的构成。在此，我们运用Blinder（1973）和Oaxaca（1973）提出的分解技巧，其根据是对所有这些特征同时进行控制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这个技巧主要有两大优势。首先，通过同时控制特征，我们可以理清彼此相关特征的重要性（例如家庭中的父母年龄和子女数量）。其次，由于分解源于包含截距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所控制的特征没有解释的儿童贫困中的“长期”趋势。
在这些分解中，一个特征对儿童贫困发生率可以有三种类型的“影响”。首先和其次，存在关联和组合效应。这些效应与前一节中同名效应的重要区别是我们现在同时控制若干特征，我们现在允许影响所有群体的“长期趋势”。以住房所有权为例。在我们控制了其他一切的条件下，与其他群体相比，最大住房所有权群体（私房房主）贫困风险提高，住房所有权的关联效应将增加贫困。根据我们控制的事项，如果拥有最高贫困风险的住房所有权群体在相对规模上提高，住房所有权的组合效应将推升贫困。请注意，由于这种类型的分解使我们了解一个长期趋势（我们控制的任何特征没有解释的儿童贫困变化），住房所有权的关联效应可能增加儿童贫困，即使所有住房所有权类型的父母出现贫困风险的降低（反之亦然）。这是由于不同群体贫困风险的统一降低将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不是关联效应。很明显，长期趋势对他们自身权利具有潜在价值。第三个效应是“互动”效应，产生原因是我们能同时经历相对规模的变化和贫困风险的变化（根据我们控制的事项）。正如前面的小节所述，这一点出现在过去十年内拥有三个以上子女的家庭中。
由于我们有趣的结果（贫困）是二元化的，OLS评估表明了一个线性概率模型。因常见的原因，我们想用一个非线性模型来评估概率。这个问题的程度取决于所提及时期内人口特征的变化规模。变化越大，起始年份和结束年份人口的回归量数值越可能缺乏一般的支持，因此，线性概率模型越有可能给出误导性结果（例如不在零与一之间的预测出来的概率）。然而，我们获得的结果与我们使用非线性技术获得的结果一致，因此我们相信线性概率模型是一个合理的粗略估计。
我们同时控制的特征符合我们在表4.1到表4.5中控制的特征集合。例外情况是种族特点和残疾状态，我们对此不予分析。这一点是因为他们都导致不平衡的分类（例如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白人和非残疾的）。它降低了评估的准确性，意味着残疾和非残疾者之间贫困趋势的微小差异将看起来非常重要，因为人口的绝大多数是非残疾的。我们有分解所依据的两大不同的回归模式。首先，我们控制家庭类型而排除工作状态；其次，我们控制家庭类型和工作状态（这些相当于表4.1和表4.2分别显示的分类）。第一个变量中排除工作状态的依据是它有可能成为任意群体贫困趋势的主要决定因素，不管该群体是否由子女数量、地区等因素确定。因此，如果目的是考察不同人口群体内的贫困趋势，我们想获得（而非摆脱）对不同群体之间就业概率的贫困差异的影响。然而，包含一个变量也是有趣的，在此我们控制工作状态，从而把就业模式的变化对儿童贫困的影响量化。
表4.6和表4.7提供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变量的Blinder-Oaxaca分解结果。经请求，从作者获得潜在的回归结果。而且，我们对1998-1999年度与2004-2005年度期间、2004-2005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和1998-1998年度与2008-2009年度整个时期内儿童贫困的变化进行了分解分析。
首先看看1998-1999年度与2004-2005年度期间儿童贫困发生率降低了4.7%，表4.6和表4.7显示这一点是由于强劲的长期趋势，与具有特定特征（我们控制其中一些特征）的儿童的变化没有关联。事实上，这段时期内父母年龄产生的最重要的关联效应增加了儿童贫困。这一点是由一种现实导致的，即根据我们控制的特征，与其他年龄段的父母相比，1998-1999年度在35-45岁之间的父母（最大群体）很少可能处于贫困，但在2004-2005年度处于贫困的可能性提高（比如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的贫困风险提高）。
当我们在表4.7中控制家庭类型和工作状态时，我们看到1998-1999年度与2004-2005年度期间父母就业情况提高对儿童贫困降低影响的更多证据：它隐含在“组合效应”中，使儿童贫困在那段时期内降低0.7个百分点。
当我们思考2004-2005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儿童贫困发生率上升0.8%，结果再次受儿童贫困上升时期内长期趋势的影响。儿童贫困相对少量上升的原因在于年龄较大父母的子女和私房房主的子女的贫困发生率上升较少（根据我们控制的其他特征），他们是占大多数的群体。
最后来看看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整段时期，表4.6显示儿童贫困显著下降的长期趋势，但是家庭类型导致的“关联效应”部分抵消了这个趋势。这是因为根据其他特征，与单亲家庭贫困风险相比，占多数的双亲家庭中贫困风险下降的较少（注意，两种类型家庭的贫困风险都已下降，但是这归因于“长期趋势”）。在表4.7中，我们在此也控制工作状态，我们看到实际为零的长期趋势，以及家庭类型和工作状态引起的显著的“组合效应”导致儿童贫困降低：这一点反映了这段时期内父母就业的增长，因为参加工作的父母处于贫困的可能性很少。就2004-2005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而言，根据其他特征，“住房所有权”使这十年内儿童贫困降低，因为拥有住房的父母（占多数）在贫困风险方面相对快速地降低。
Blinder-Oaxaca分解中重要的发现是2004-2005年度前后儿童贫困方面截然相反的长期趋势，与特定特征（我们控制的）的儿童所特有的趋势没有关联。对拥有子女家庭进行的大量救济金和税收减免改革的趋势是一个潜在的解释。在下一节中我们研究直接税和救济金政策能否解释2004-2005年度前后截然相反的趋势。
5.自1998-1999年度以来儿童贫困、直接税和救济金
我们现在把注意力转向直接税和救济金制度，这是自1998-1999年度以来儿童贫困趋势的重要推动因素。我们首先对这段时期内有代表性家庭救济金数额的变化进行了综述，接着模拟了自1998-1999年度以来直接税和救济金制度改革对2010-2011年度儿童贫困发生率的直接影响。
自1998-1999年度以来救济金和税收减免数额的发展
国家救济金和税收减免包括收入分布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十等分组中大部分个体家庭净收入（大约在贫困线附近）。国家救济金和税收减免数额的变化有可能成为相对贫困所发生的变化的重要决定因素。在此，我们跟踪了自1998-1999年度以来有可能处于或接近贫困的一些主要家庭类型的数额变化（我们涵盖了无子女家庭，以增加变化的范围）。
表5.1显示出社会保障金的名义数额的年度同比增长率，并与贫困线和物价的名义年度同比增长率进行对比。粗体标记的数字表示救济金的数额比物价增长快（RPI和ROSSI衡量）。表格背景显示阴影的数字表示数额比BHC贫困线增长快速；如果单独考虑，这一点显示出在那一年内该家庭类型的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
表5.1反映了下列情况：
拥有子女及领取退休金的家庭自1998-1999年度以来在救济金和税收减免的领取方面增长最多（注意，这些家庭也是推动同期总体贫困降低的群体）。
2004-2005年度与2007-2008年度期间，拥有子女的家庭领取的数额增长越来越少。
自1998-1999年度以来，按实际价值计算并与BHC贫困线相比拥有子女的家庭救济金和税收减免数额增长的年份正好吻合儿童贫困下降的年份。
这些观察结果引导我们进入下一小节，我们在下一小节中利用微观模拟技术明确分析了税收和救济金制度与儿童贫困的关系。
自1998-1999年度以来税收和救济金改革对2010-2011年度儿童贫困的直接影响
在本节中我们对2010-2011年度贫困儿童的数量进行了预测。每个预测假设2010-2011年度不同的直接税和救济金制度。第一个制度是当前现有的2010-2011年度制度。其他制度如果使用不同的“改革”定义，政府分别自1998-1999年度、2004-2005年度和2007-2008年度以来未采取直接税和救济金改革的话将会产生的2010-2011年度制度。
这些预测采用IFS税收和救济金静态微观模拟模型TAXBEN。使用的方法与Brewer、Browne、Joyce和Sutherland（2009）使用的方法相同。根据“2010-2011年度实际制度”进行的预测意味着更新在之前的工作中对“当前政策”的预测。它在下列几个方面做了更新：我们考虑2010-2011年度已经公布的直接税和救济金制度的改革；我们利用影响家庭收入的资产审查的救济金和税收减免的领取率、工作情况、收入和其他金融变量方面的更新假设；我们更新了人口预测，例如单亲家庭的数量；我们运用家庭收入的最新“基础”数据来，并据此推进至2010-2011年度（我们运用最新获得的2007-2008年度和2008-2009年度以来的数据，而不是把2005-2006和2006-2007年度作为上一个时间）。
注意，这个技巧不解释税收和救济金改革的行为反应，例如劳动供应或生育变化。因此，我们把那些改革对儿童贫困产生的直接影响进行量化。在第五节末尾，我们研究了自1998-1999年度以来税收和救济金改革对父母金融工作动机的影响，在第六节，我们考察了1998-1999年度以来父母的劳动力市场趋势。
首先，图5.1提供了HBAI系列衡量的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之间实际的儿童贫困，2010-2011年度的目标水平，以及我们根据2010-2011年度实际的税收和救济金制度（比如当前的制度）对2010-2011年度儿童贫困进行了预测。根据我们的预测，它表明与1998-1999年度相比，2010-2011年度贫困儿童将减少一百万。这一点相当于2010-2011年度预测的儿童贫困发生率18.4%，这将会是自198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然而，2010-2011年度目标仍然极有可能不能实现，距离我们的预测还有大约70万儿童的巨大差额。这一点类似于用类似的方法对今年早期前政府2010-2011年度相对儿童贫困的预测。
备注：年份指的是财政年度。就2010-2011年度儿童减贫目标而言，DWP已预测1998-1999年度英国相对儿童贫困的水平（北爱尔兰在2002-2003年度首次被纳入官方HBAI系列）。数据来源：《家庭资源调查》，各个年份；作者利用TAXBEN和本文的假设得出的计算结果。
如果2010-2011年度税收和救济金制度是另一种情形，我们也可以模拟儿童贫困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尤其是，如果那一年不对直接税和救济金制度进行改革，我们可以通过模拟儿童贫困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尝试找出特定年份以来税收和救济金改革对2010-2011年度儿童贫困的直接影响。我们用其他两种方式定义“没有直接税和救济金改革”：
1. 1998-1999年度默认增长：1998-1999年度直接税和救济金制度的范围采用1998-1999年度默认的方式进行了增加。这一点涉及根据Rossi增加大部分资产审查的救济金和根据RPI增加其他救济金和税收限额。
2. GDP增长：直接税和救济金制度的范围是根据名义GDP进行增加的。
表5.2提供了这些模拟的结果。前三行显示分别自1998-1999年度、2004-2005年度和2007-2008年度以来政府未实施直接税和救济金改革的情况下，我们对2010-2011年度儿童贫困的预测（前面已经给出“没有改革”的两个定义）。最下面一行简单地重新介绍了如图5.1所示的我们根据2010-2011年度实际的税收和救济金制度对2010-2011年度儿童贫困的预测。因此，最上一行与最下一行的对比反映了自1998-1999年度以来直接税和救济金对2010-2011年度儿童贫困预测的直接影响。尤其是，根据我们使用的“没有改革”的定义，如果自1998-1999年度以来未对税收和救济金制度进行改革，预计2010-2011年度儿童贫困将比将要达到的水平降低130-190万之间。然而，第二行显示儿童贫困降低的大部分原因在于1998-1999年度与2004-2005年度期间实施的那些改革。第二行与第三行数字的相似性反映了2004-2005年度与2007-2008年度期间实施的改革对儿童贫困的降低没有影响：事实上，与GDP增长基线相比，这段时期内改革使2010-2011年度儿童贫困增长一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定义一个“改革”，因此自1998-1999年度以来儿童贫困的趋势与该时期内税收和救济金改革对儿童贫困的直接影响之间具有明确的联系。当与GDP增长基线比较时，儿童贫困上升的年份（2005-2006年度、2006-2007年度和2007-2008年度）比税收和救济金改革引起较少的儿童贫困降低或上升的年份更突出。这是一个具有提示性的证据，表明税收和救济金制度在两方面起推动作用：1）1998-1999年度以来儿童贫困总体大幅降低；2）2004-2005年度和2007-2008年度在实现儿童减贫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放缓。
数据来源：作者运用TAXBEN和本文中的假设，根据2007-2008年度和2008-2009年度《家庭资源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表5.2也显示出除了税收和救济金改革的直接影响外，还有其他因素导致1998-1999年度以来的儿童贫困。例如，利用“没有改革”的“1998-1999年度默认增长”定义，我们的结果显示如果没有税收和救济金改革，儿童贫困将从1998-1999年度的340万上升到2010-2011年度的430万。因此，在那段时期内其他变化导致儿童贫困增加90万（或者说按照“没有改革”的“GDP增长”定义的话将是30万）。通过重新进行表5.2所示模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是针对拥有2010-2011年度收入水平（和其他金融变量）的1998-1999年度人口的。表5.3显示了这些模拟的结果，并把它们与表5.2中2010-2011年度人口相对应的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只显示出儿童贫困发生率，因为儿童人口规模随着时间发展而变化，我们把我们的分析局限在大不列颠，因为北爱尔兰在1998-1999年度时未被纳入《家庭资源调查》中。
数据来源：作者运用TAXBEN和本文中的假设，根据1998-1999年度、2007-2008年度和2008-2009年度《家庭资源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表5.3突出显示三个重点：
根据每个直接税和救济金制度，1998-1999年度人口（达到2010-2011年度收入水平）中2010-2011年度模拟的儿童贫困低于2010-2011年度人口中的儿童贫困。因此，人口变化使1998-1999年度与2010-2011年度期间的儿童贫困增加。
当我们使用“基年”（1998-1999年度）人口而不是“结束年份”（2010-2011年度）人口进行模拟时，这段时期内税收和救济金改革的直接影响会稍微有所不同。例如，按照“没有改革”的“GDP增长”定义，针对1998-1999年度人口和2010-2011年度人口，1998-1999年度以来改革的影响似乎把儿童贫困降低了8个百分点和9个百分点。存在差异并不令人吃惊。由于纳税义务和救济金或税收减免数额取决于个人或家庭特征，那些特征在人口中的分布将改变某种税收或救济金改革的影响。
这段时期内金融变量（主要是收入）的增长非常重要。例如，如果保持1998-1999年度默认税收和救济金增长措施，人口规模保持不变，儿童贫困将从1998-1999年度的26.1%增长到2010-2011年度的30.0%。工资增长趋向于把收入提高到中位数，从而与基线（救济金率比工资增长更加缓慢）相比，（其他相等的事项）趋向于提高贫困的相对收入标准。
这些观察结果促使我们使用表5.3中的数字，从而分析三个因素对2010-2011年度儿童贫困的影响：包括1998-1999年度以来税收和救济金改革的直接影响；1998-1999年度以来的人口变化；1998-1999年度以来金融变量（尤其是工资）的增长。我们利用Shapley-Shorrocks分解法。表5.4显示了这个分解法的结果。
备注：因四舍五入的缘故，数字未相加。“直接税和救济金改革”的影响是指对那些改革不采取行为反应的直接影响。“人口增长”的影响将提高劳动供应或生育反应的间接影响。“金融变量的增长”包括工资和其他私人收入来源及租金（它影响住房收益数额）的增长。工资增长的影响可能非常重要，因为工资是中等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从而影响相对贫困线。数据来源：作者运用TAXBEN和本文中的假设，根据1998-1999年度、2007-2008年度和2008-2009年度《家庭资源调查》得出的计算结果。
表5.4反映了下列情况：
正如我们在表5.2和表5.3中所看到的，1998-1999年度和2010-2011年度期间税收和救济金改革的直接影响使儿童贫困大幅降低。
人口变化使这段时期的儿童贫困增加。
当我们把“没有税收和救济金改革”定义为“1998-1999年度默认增长”时，工资增长会使儿童贫困上升。这一点是因为1998-1999年度的默认增长措施使救济金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或Rossi指数挂钩，1998-1999年度与2010-2011年度期间二者增长不如工资快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中位数（和贫困线）比救济金率更快，从而使相对贫困增加。
相反，利用相似的推理，当我们把“没有税收和救济金改革”定义为“GDP增长”时，工资增长使儿童贫困降低，因为这段时期内GDP比工资增长得更快。
人口变化对儿童贫困提高的影响表明人口的构成以两种方式之一（或二者结合）发生变化。首先，人口特征的变化会提高收入中位数（例如，十年内就业的增加），由此提高相对贫困线及儿童贫困。其次，处于更高贫困风险的儿童群体可能变得相对更加普遍（比如，单亲家庭相对数量的增加）。注意，此类变化可能包括税收和救济金改革的间接影响。比如，那些改革可能引起行为反应，这些反应改变了拥有子女或劳动供应者的平均特征。认识到后面那种可能后，在第五节末尾，我们研究了自1998-1999年度以来税收和救济金改革对父母金融工作动机的影响，在第六节，我们考察了1998-1999年度以来父母的劳动力市场趋势。
看看1997-1998年度与2007-2008年度这段时期，他也发现税收和救济金改革是目前为止这段时期内儿童贫困降低的最大推动因素（这一点主要原因在于救济金改革）；但是人口变化（包括单亲家庭数量的增加）和工资增长使儿童贫困提高。
自1998-1999年度以来税收和救济金改革对2010-2011年度儿童贫困的直接影响分组分析
自1998-1999年度以来税收和救济金改革对不同儿童群体的不同影响能否解释那些群体贫困发生率的不同趋势，考虑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在第四节中，我们注意到以下几点：
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与拥有较大年龄子女的家庭相比，拥有较小年龄子女的家庭在贫困风险方面出现更大幅度的降低。
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大家庭里的儿童在贫困发生率方面降幅最大；这段时期内独生子女家庭里的儿童出现贫困风险的少量增长。
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单亲家庭子女在贫困风险方面的降幅最大；2004-2005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儿童贫困的增长受双亲家庭子女的贫困风险提高影响。
我们在此进一步考察了表5.2所显示出的模拟结果，从而了解税收和救济金政策能否解释这些小组的区别。由于第四节的分解是基于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儿童贫困的变化（家庭收入数据的最新年份），我们在此包含根据2008-2009年度未改革的税收和救济金制度对2010-2011年度儿童贫困的模拟，从而推断出截至那一年改革产生的直接影响。
我们有理由期望1998-1999年度以来拥有较年幼子女家庭的贫困风险降低较快或许（至少部分地）是由税收和救济金改革推动的。这一点原因在于：
在12个月内对于所有年龄子女的父母来说，抵税额逐渐等值化（过去家庭信贷（1999-2000年度被工薪家庭抵税额代替）被分成等级，因此子女年龄越大的父母收到的更多一些）。
自2003-2004年度以来独生子女不满12个月的家庭（根据收入）每年额外享有545英镑的抵税额。
这一点引导我们在表5.5的分析，在表5.5中我们重提表5.2所显示出的不同儿童群体的模拟（也包括根据2008-2009年度未改革的税收和救济金制度进行的模拟），这些儿童根据家庭中最年幼儿童的年龄进行分类。它反映了下列情况：
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税收和救济金改革确实对较年幼儿童的家庭中贫困风险的降低发挥了更多的作用。例如，以“1998-1999年度默认增长”来定义“没有改革”，我们预计如果最年幼儿童分别低于5岁、5-10岁之间和超过10岁，这段时期内的改革使贫困风险降低47%、38%和27%。因此，有证据表明，改革使不同年龄子女家庭的贫困风险趋于吻合。
然而，表5.5的结果没有解释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最年幼子女超过10岁的家庭中贫困风险为何提高（见表4.4）：按照“没有改革”的两种定义之一，税收和救济金改革使该群体的儿童贫困降低。
税收和救济金改革也可能有利于解释为何拥有更多子女的家庭从统计上看是自1998-1999年度以来儿童贫困总体降低的重要推动因素。每个儿童大量支出的提高是一个可能的解释，这一点在过去十年内主要通过工薪家庭抵税额（1999-2000年度与2003-2004年度期间）和儿童税收抵免（2003-2004年度之后）来实现的。为了调查这一点，表5.6根据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对儿童进行了分类。该表格反映出：
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以“1998-1999年度默认增长”来定义“没有改革”，在独生子女家庭、双子女家庭和三个以上子女家庭中，税收和救济金改革使贫困风险分别降低29%、43%和43%。
因此，那些改革似乎导致独生子女家庭的相对表现（就儿童贫困趋势而言）比拥有子女的其他家庭的表现更差。
然而，税收和救济金改革的解释力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有限的：它们没有解释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事实上改革在这些儿童中可以降低风险）独生子女家庭中儿童的贫困风险为何提高；而且它们没有解释与双子女家庭相比，三个以上子女家庭为何出现贫困风险的大幅降低。
家庭抵税额并不取决于家庭中成人的数量，因此，利用等值化收入标准，我们也预计单亲家庭在1998-1999年度以来的税收和救济金改革中比双亲家庭受益更多。表5.7根据儿童是否与单亲或双亲父母生活在一起对儿童进行分类。该表格反映出：
以“1998-1999年度默认增长”定义“没有改革”，我们预计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的税收和救济金改革的直接影响使儿童贫困在单亲家庭降低48%，在双亲家庭降低33%。因此，与双亲家庭相比，单亲家庭的儿童贫困降幅更大，部分原因在于税收和救济金改革的直接影响。
税收和救济金改革不利于解释2004-2005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儿童贫困的上升为何是因为双亲家庭儿童贫困的上升。按照“没有改革”的两种定义之一，2004-2005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税收和救济金改革对双亲家庭子女的直接影响是使贫困轻微降低。在第六节中，我们考察了父母的劳动力市场趋势，并提出不同的解释。
1998-1999年度以来直接税和救济金改革对父母金融工作动机的影响
在此我们借助IFS研究者（（Adam和Browne，即将出版））的工作来证实1998-1999年度以来的改革如何影响父母的金融工作动机。税收和救济金影响金融工作动机有两种方式：它们可以影响工作中的动机；而且它们可以促使现有的工作者赚取更多收入。我们在此对二者依次进行考虑。
首先，我们考虑已从事工作的经济动机。税收和救济金对动机影响的衡量标准是参与税率（PTR）：它衡量了当一个人从事工作时在直接税、放弃的国家救济金和抵税额中损失的（总）工资比例。因此，PTR越低，工作中的经济动机就越强。图5.2和图5.3显示对于1998-1999年度以来的每一年，对于我们在本节中使用的“没有改革”的每个定义，如果自某年以来一直没有对直接税和救济金制度进行改革的话父母的平均PTR将会是多少。图5.2和图5.3显示1998-1999年度以来的税收和救济金改革倾向于：
增强单亲家庭从事工作的动机（这一点主要由于工薪家庭税收抵免（WFTC）的引入，后来在1999年10月并入工作税收抵免和儿童税收抵免）；
使拥有工作伴侣的父母参与工作的动机减弱（这一点主要由于WFTC的引入及随后资产审查在家庭里的扩大，这些因素使第二位潜在收入者的工作积极性降低，因为这样做将随着家庭收入上升导致抵税额损失）；
使一位伴侣无业的双亲家庭工作的经济动机减弱。
其次，我们考虑已从事工作的父母提高其工资的经济动机。该动机的衡量标准是边际有效税率（METR）。METR衡量的是额外税收和放弃的国家救济金和抵税额中损失的总工资少量上升的比例。METR越低，提高工资（这一点可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晋升、奖金支出的量化或获得薪水更好的工作来实现）的经济动机越强。图5.4和图5.5显示对于1998-1999年度以来的每一年，对于我们在本节中使用的“没有改革”的每个定义，如果自某年以来一直没有对税和救济金制度进行改革的话父母的平均METR将会是多少。图5.4和图5.5显示出：
自1998-1999年度以来的税收和救济金改革倾向于使工作的父母稍微提高其工资的动机减弱。
与单亲家庭相比，这是在双亲家庭更常见的情况。
税收和救济金改革对父母的劳动供应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对金融工作动机的影响，也取决于受影响父母的劳动供应决策对这些动机的影响程度。这些影响的程度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例如，实验证据显示单亲家庭是否工作的决定特别容易受经济动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已婚男子（主要是双亲家庭中最有可能的收入者）不容易受赚取稍微多的工资的经济动机变化影响。尽管单亲家庭是1998-1999年度以来税收和救济金改革强化工作动机的唯一一个父母群体（正如PTR所测量），该群体特别容易受那些动机影响，并极有可能处于贫困状态。因此，我们还不了解父母劳动供应对1998-1999年度以来税收和救济金改革的反应对儿童贫困的净影响。
也需要注意，2004-2005年度以来税收和救济金改革对父母金融工作动机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劳动供应对税收和救济金改革的反应看起来并不能解释自那一年儿童贫困的“转折点”以来发生了什么。
6.父母和劳动力市场
工作中获得的工资是英国家庭收入的唯一最大来源。因此劳动力市场趋势有可能是拥有子女家庭的贫困发展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本节中，我们考察了父母的劳动力市场趋势。我们试图解释这种趋势，并思考它们为何可以用于解释1998-1999年度与2004-2005年度期间贫困的下降以及2004-2005年度以来贫困的上升。我们总体考察了父母（把他们与其他工作的成人进行比较），接下来关注不同的小群体，把这一点与之前的分解分析联系起来，从而了解劳动力市场趋势是否可以用于解释具体群体中贫困的不同趋势。
应当指出的是，该分析使用了与本简要注释其他部分所用调查不同的调查。我们使用1998年4-6月之后的季度《劳动力调查（LFS）》，通过结合财政年度内不同季度的数据集来创建财政年度数据。这一点是因为LFS包含成人个体收入、就业情况和工资率方面更详细更可靠的信息。
我们的分析是在个体层面上进行的（与之前章节中家庭层面相反）。我们仅仅关注工作年龄的成人，把他们从父母（拥有不满19岁受抚养子女的父母）和所有其他工作年龄的成人区分出来。所有的数据利用适当的LFS价值进行比较（取决于分析重点的总体或收入价值）。所有的工资数据都与成人个体总工资有关，并被等值化，所有的货币价值表现在2008-2009年度物价中。
一般劳动力市场趋势
本节总体考察父母的一般劳动力市场趋势，把这些趋势与其他工作年龄的成人的趋势进行比较。
图6.1反映了1998-1999年度与2009-2010年度期间父母和其他工作年龄的成人的就业率。它反映了1998-1999年度父母与其他工作年龄的成人拥有非常相似的就业率，都正好低于75%，截至2003-2004年度都出现大约1个百分点的相似上升。2003-2004年度之后，父母的就业率继续增长，2005-2006年度达到77%。截至2008-2009年度就业率停滞不前。其他工作年龄的成人就业率停滞开始于2003-2004年度。
众所周知的是，在最近的经济衰退期间，由于就业的持续下降，2009-2010年度所有人的就业率都非常低。与2008-2009年度相比，父母出现1.2个百分点的下降，同时其他工作年龄的成人出现超过2个百分点的下降。在最近的经济衰退期间，其他工作年龄成人的就业前景比父母的就业前景更不乐观。
表6.1总结了父母和其他工作年龄成人更广泛范围的劳动力市场趋势。尤其是，它反映了就业比例、就业中从事兼职工作者的比例、从业者平均时数、从业者工资中位数、从业者时薪中位数。这些反映的是1998-1999年度和2008-2009年度的内容，以及1998-1999年度到2004-2005年度（儿童贫困下降的时期）和2004-2005年度到2008-2009年度（儿童贫困上升的时期）分别发生的变化。我们也显示了2009-2010年度的水平，从而表明最近的经济衰退期间发生的变化。
1998-1999年度大约28%的父母选择从事兼职工作（定义为每周工作不到30小时）。这样做时，他们比就业的其他工作年龄的成人更有可能从事兼职工作，使父母有必要寻找儿童保育服务。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从事兼职工作的父母比例变化很少，仅在2009-2010年度稍微有所上升。然而，1998-1999年度与2004-2005年度期间从事兼职工作的工作年龄成人比例上升，2004-2005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稍微降低，在2009-2010年度上升之间降低了超过1个百分点。
1998-1999年度，父母比其他工作年龄的成人工作平均少两个小时，他们有不同的倾向从事兼职工作，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两个群体在整个时期内都出现工作时数的下降，1998-1999年度与2004-2005年度期间降幅最大。2004-2005年度以后二者的工作时数都出现轻微的降低。
1998-1999年度父母的个人工资中位数平均高于其他工作年龄的成人。1998-1999年度与2004-2005年度期间父母出现1.7%强劲的实际年均增长，低于其他工作年龄成人的年均2.1%的增长率。所有的工作年龄成人在2004-2005年度以后增长缓慢，父母的实际收入增长转为负增长，其他工作年龄成人停滞不前。接着到了最近的经济衰退，从业父母的工资出现轻微增长，然而其他工作年龄的成人继续停滞不前。
1998-1999年度，父母的时薪中位数稍微高于其他工作年龄成人。从1998-1999年度到2004-2005年度二者均出现上升，父母的上升幅度稍微高于其他工作年龄成人。从2004-2005年度以后，二者的时薪增长放缓，父母在时薪方面降幅较小，其他工作年龄成人的时薪出现少量上升。因此，似乎从2004-2005年度以后较慢的工资增长促使收入增长放缓。2009-2010年度二者的实际工资增长。
按照小群体进行的分析
在本节中，我们考察了不同小组父母的劳动力市场趋势。该分析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劳动力市场是否可以用于解释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特定群体内贫困的变化，以及2004-2005年度前后的不同趋势。其次，我们也能够考察具有高度贫困风险的特定群体内劳动力市场趋势。
表6.2反映的情况与表6.1相同，除了我们现在仅仅关注父母，并把父母分离到单亲家庭，把男性分离到双亲家庭，把女性分离到双亲家庭（由于男性单亲家庭数量低，我们不根据性别对单亲家庭分类）。
正如所能看到的，1998-1999年度单亲家庭拥有最低的就业率，大部分家庭处于无业状态。然而，在下一个十年中，他们的就业率增长了大约十个百分点，因此在2008-2009年度大部分家庭拥有工作。2004-2005年度之前就业率增长最快，在后期增幅较小。这一点与表4.2提供的分析一致，表明单亲家庭中无业者的降低对儿童贫困的降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2004-2005年度之前）。1998-1999年度与2004-2005年度期间双亲家庭中男性和女性也出现就业率的增长，但是尽管是从非常高的基础上增长的，但是这时的增长不算高。我们再一次表明双亲家庭中无业者的降低有利于使1998-1999年度与2004-2005年度期间的儿童贫困降低。截至2008-2009年度双亲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在就业率方面出现相对停滞。经济衰退之后的2009-2010年度期间三个群体都出现就业率下降，双亲家庭中男性降幅最大。
在整个时期内女性和单亲家庭比双亲家庭中的男性更有可能从事兼职工作。在这段时期内，双亲家庭中的男性更有可能从事兼职工作，双亲家庭中的女性从事兼职工作的可能性较小。早期的分析显示这种变化如果对儿童贫困具有影响，则比较轻微。
正如在从事兼职工作的倾向的趋势中所预料的，1998-1999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双亲家庭中的男性在平均工作时数方面出现轻微下降。女性和单亲家庭出现相对少的变化。经济衰退之后的2009-2010年度所有人工作时数少量下降，从事兼职工作的倾向轻微提高。
在这段时期内，就工资而言，单亲家庭拥有最低的个人周薪，不令人吃惊的是他们比双亲家庭中男性的平均工作时数低。截至2004-2005年度，就增长而言，所有群体出现强劲的实际增长，2004-2005年度与2008-2009年度期间出现放缓。然而，在早期，单亲家庭的增长明显最快，双亲家庭中男性最慢。2004-2005年度之后单亲家庭出现最大的放缓。工资率的趋势与周薪的趋势极为吻合，早期工资增长强劲（尤其是对于工作的单亲家庭），2004-2005之后普遍放缓。2009-2010年度，单亲家庭的工资和时薪出现下降，双亲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出现缓慢的增长。
工作者数量
图6.3显示从1998-1999年度到2008-2009年度工资中位数、单亲家庭的平均时数和时薪率中位数、单一收入者家庭的男性和女性（比如单一收入者双亲家庭的男性和女性）和双收入者家庭的男性和女性。1998-1999年度所有数值为1.00，表现为三年移动平均线，从而使年度差异从抽样错误中变得平滑（因此1998-1999年度等于1997-1998年度、1998-1999年度和1999-2000年度的平均值）。表6.3显示了1998-1999年度和2008-2009年度的水平，这段时期的变化被划分为2004-2005年度前后两段时期。
该图显示截至2002-2003年度单亲家庭和单收入者女性的工资出现强劲的实际增长。从一个低的基数看（如表6.3所示），这一点能部分地（接近二分之一）解释截至2004-2005年度从事兼职工作的单亲家庭与拥有单收入者的双亲家庭中儿童贫困发生率的降低。
截至2004-2005年度男性收入出现缓慢增长，双收入者家庭的女性收入出现中等增长。尽管男性工资的增长因工作时数的降低而降低，单一收入者女性的工资因工作时数的增加而上涨，很清楚的是工资增长的模式主要是由截至2002-2003年度的时薪而非时数的趋势推动的。
2002-2003年度之后，几乎所有群体的工资出现停滞或实际的下滑，主要由时薪的模式推动的。唯一的例外情况是双收入者家庭的女性，她们的工资继续出现增长，尽管相对微弱。工资方面出现最大下降的群体是单一收入者男性。实际工资和时薪的下降意味着与1998-1999年度相比他们的工资中位数没有变化，时薪仅上涨5%。因此，2004-2005年度以来单收入者家庭出现的贫困上升至少一部分是由男性单一收入者时薪的实际下降导致的。
然而，我们没有观察同类人的工资、时数和收入。在这十年内，每个群体的组成和特征有可能发生变化。注意到这些变化可能很好地解释上面观察到的一些趋势，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已经根据单身父母、夫妻中的男性和女性所经历的其他个人和家庭特征，来分析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这些个人和家庭特征包括：家中最年幼子女的年龄、子女的数量、教育水平、父母年龄、民族和地区。我们将在下文中总结和说明关键点。
最年幼子女的年龄。表A4.1显示了根据家庭中最年幼子女的年纪来划分的单身父母、夫妻中的男性和女性（表6.2）的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这表明所有的单身父母在这一时期的就业得到了很大上升，而且与最小子女的年纪无关（尽管最小子女年纪大于10岁的单身父母就业增长稍大一点）。这可能有助于推动降低子女在10岁以下单身父母中的儿童贫困，以及税收和福利变化的发生。而且，到2004-2005年度，这些组经历了强劲的收入增长。在2004-2005年度之后，按最小子女年纪分类的单身父母和夫妻的收入均有一个普遍的回落，我们已指出这有可能成为2004-2005年度和2008- 2009年度之间儿童贫困增加的一个潜在的推手。
子女的数量。表A4.2显示了根据家庭中的子女数量来划分的单身父母、夫妻中的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此外，单身父母的就业有一个较大的增长，但相对于家庭中的子女数量来说，并没有大的差异。夫妻就业小幅上升，但这似乎与家庭中的子女数量没有关联，但唯一需要排除的是有三个或四个子女的妇女，他们在这一阶段的就业小幅回落。2004-2005年度之后的收入和薪水的减少并不只是集中在子女数量不同的家庭之间。
教育水平。表A4.3显示了根据父母的最高教育水平来划分的单身父母、夫妻中的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遗憾的是，由于家庭来源调查缺乏这些数据，我们不能够根据学历来对儿童贫困的变化进行有效分解。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拥有较高学历的人，就业、收入和小时工资都相对较高。随着时间的变化，所有的单身父母久而久之都见证了较高的就业水平。而且，所有单身父母的就业比其他个人组的增加要多一些。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单身父母变得更有可能获得学位或其他资格证书。例如，在2008-2009年度，19%的单身父母有大学学历，而在1998-1999年度只有12%的单身父母有大学学历。因此，单身父母中的就业增长及其对贫困的影响，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组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素质在提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就业方面，夫妻中低技能的妇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就业方面持续降低。低技能的单身父母和夫妻中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地从事兼职工作。
到2004-2005年度，低技能的单身父母见证了收入的最大增长。由于基数较低，这很可能降低了已经工作的单身父母中的贫困发生率。在2004-2005年度后，在各个教育水平层面上，收入和薪水均有一个普遍的降低。
把这个时期看做一个整体，夫妻中低技能的男性在过去十年间是唯一一组见证其收入减少的群体，这里的收入是按照实际价值计算来说。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平均工作小时数的减少。但是，按照实际价值计算，他们的薪水平均每年仅增长0.6%，这是在所有的教育组里面增长最缓慢的。
父母年龄。表A4.4显示了根据父母年龄来划分的单身父母、夫妻中的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到2004-2005年度，25到34岁的单身父母经历了就业的最大升幅，次之是35岁到44岁的单身父母。年轻（低于25岁）夫妻中的男性和女性到2004-2005年度，也见证了就业的大幅增长。但在2004-2005年度之后，年轻的男性在就业上经历了一个大幅的跌落，大多发生在当前的经济衰退期。夫妻中的男性也变得更可能去做兼职，尤其是在2004-2005年度后。相比于夫妻中的男性，单身父母和妇女更有可能去做兼职，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差别渐小。到2004-2005年度这一阶段，较年轻父母的收入普遍增长很快，对于单身父母和女性这个坡度尤为明显。在2004-2005年度后，收入和小时工资增长都有一个全面回落。
地区。表A4.5显示了根据英国的地区或区域来划分的单身父母、夫妻中的男性和夫妻中的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由于在个别年份相对较少的样本量，我们并没有将单身父母和夫妻家庭分开。我们看到在1998-1999年度到2004-2005年度的早期，儿童贫困的减少很大程度上是由英格兰北部地区和苏格兰带动起来的。这些地区也是英国父母就业上升最快的地区。最近，西米德兰兹郡的儿童贫困剧烈上升，这是因为当地的经济萧条对父母就业影响最为严重。事实上，西米德兰兹郡也是唯一儿童贫困比例比1998-1999年度还要高并且就业回落的地区。这两个事实肯定是相互关联的。
在2004-2005年度之后，收入和小时工资都有一个普遍的回落，尤其是在东米德兰郡和西米德兰郡，按照实际价值计算，到2008-2009年度期间，每年的收入跌幅平均超过了1%。
种族。表A4.6显示了根据种族来划分的单身父母、夫妻中的男性和夫妻中的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同按地区分析类似，由于在个别年份相对较少的样本量，我们并没有将单身父母和夫妻分别开来。
在1998-1999年度和2008-2009年度，白人父母的就业率都达到了最高值，但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父母就业率是最低的。但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父母在这一时期，即使在2004-2005年度之后，都见证了就业的巨大增长。中国父母在这十年间也见证了就业的大幅上升。在1998-1999年度到2008-2009年度的十年期间，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以及中国的父母选择做兼职的比例也有大幅上升（后者的增长仅限于2004-2005年度之后）。
在1998-1999年度到2004-2005年度，所有的种族组别的收入增长都相对稳健，而且非裔黑人、印度、中国和父母见证了收入的最快增长。唯一例外的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父母，他们的收入降低，但是这很可能是由于他们倾向于做兼职以及平均每周工作的小时数的相对减少造成的。在2004-2005年度之后，收入和工资增长都有一个普遍的回落（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父母是例外）。
7.结论
《儿童减贫法》已通过并成为法律，要求现任和未来的政府到2020年将英国的相对低收入的儿童贫困发生率降至10%。前任政府在1998年到2010年关于贫困儿童的数量有一个目标。现已承认这个目标没有完成。本文回顾了之前的工党政府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努力的历程，并指出了为什么儿童贫困有所下降却没有进一步下降的原因。
直接税和福利政策对儿童贫困的度量有着巨大的影响。它至少在解释以下三个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1998-1999年度以来儿童贫困总体大幅降低，2004-2005年度和2007-2008年度在实现儿童减贫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显著放缓，不同儿童群体之间儿童贫困存在差异。假定贫困度量只以收入为基础，这应该不会带给人们很大的疑问。
我们也表示，为了减少儿童中的相对贫困，前任政府曾尝试反潮流而行。在大多数的年份里，收入按照实际价值计算是增长的，因此通常推高了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和相对贫困线。如果自1998-1999年度以来，前任政府指出利率和税收起征点对价格的影响，那么到2010-2011年度，收入增长会导致儿童贫困发生率上升4个百分点。
父母就业和收入的变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98-1999年度到2004-2005年度期间，儿童贫困的减少很大程度上是由英格兰北部地区和大不列颠的苏格兰区域带动起来的，这两个地区父母的就业率上升最多。最近，西米德兰兹郡的儿童贫困剧烈上升，这是因为当地的经济萧条对父母就业影响最为严重。自2004-2005年度以来的儿童贫困上升让只有父亲或母亲一个人赚钱的家庭的子女感受最为深刻，因为他们的收入按照实际价值计算是在减少的。
如果英国在2020-2021年度实现了其相对儿童贫困的目标，这将会是自1961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这将要求要求儿童贫困发生率在预测的2010-2011年度水平的基础上降低8.4%。在没有直接税或福利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如此大范围的改变似乎让人难以置信。前任政府组织的儿童贫困单元的模型表明，即使是在对父母工作模式最为乐观的方案下，2020-2021年度的目标将会差85万无法实现，无人认领的福利数量下跌以及少女怀孕率的降低。
但是仅通过财政再分配，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变化似乎让人难以置信。18个月之前，国际科学基金会的调研人员估计，到2020-2021年度把儿童贫困发生率降至10%至少每年需要190亿英镑。考虑现在的财政状况，这看起来不可行，所以考虑如此规模的税收和福利改革是不切实际的假设。
如果在生活福利没有增长额外开支的情况下，或者即使在生活福利得到额外开支的情况下，减贫目标都无法实现，那么应该如何预测儿童贫困呢？一个方法可能是政府改变对儿童贫困的定义。首相一上任就要求佛兰克·菲尔德议员对贫困和生活机会做一个独立的审查。菲尔德先生谈到了制定“一个新的注重未来生活机会和机遇的措施”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他猜想这将“补充现有的对儿童贫困的金融措施”，而不是取代他们。
因此，如果现任和未来的政府认真对待这个目标，那么证据表明他们不仅需找到财源来增加对有子女家庭的国家支持，并且需要为低收入父母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果，以及减少收入的不公正，不管是通过改变劳动力市场还是通过更激进的税收制度。
性别不平等与增长——基于富国与穷国案例的比较研究
Mohammad Amin Veselin Kuntchev Martin Schmidt
世界银行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
摘要
为了弄清性别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报告分析了107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本报告将研究视角延伸至广义的性别不平等测量上，而不是仅仅将研究焦点局限在探讨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上。除此之外，本报告的另一个独特性在于探索性别—增长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性别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这种关系在相对贫穷的国家表现的更明显，相对富裕的国家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关系。毋庸置疑，这一发现对于具体性别政策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引言
近年来，推动性别平等逐渐纳入到全球议程当中。例如，201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峰会将推动性别平等列入其主要目标。性别平等对于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有着直接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妇女一直在追求旨在推动性别平等的政策。此外，性别平等被认为有助于促进经济的整体发展，加快经济的增长速度（世界银行，2012）。但是，证明性别平等能发挥作用的事实是有限的，而且这些证据大多只能证明性别平等对于教育的重要意义。不仅如此，据我们所知，对于性别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未有系统性的论证，性别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始终不变？又或者这种关系会随着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而变化？我们不得而知。
本报告丰富了性别平等与否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论证，首先，本报告对性别不平等进行了广义的测量，而不是将视角局限在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上。其次，由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不同，性别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异质性。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性别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负相关关系。然而，这种负相关关系并不成“统一的”——当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时，这种关系倾向于保持不变；但当收入水平足够高时，这种关系就不存在了。这些发现对于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下文将会展开讨论。
有大量的理论论证以及经验证据可以证明低速经济增长与性别不平等之间的相关性。在理论方面，有一个论点是：如果人们承认男孩和女孩的天赋是平均分配的，在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就必然意味着男孩比女孩更有机会接受教育，更重要的是，在性别不平等环境下接受教育的人普遍的天赋并不高，如果男孩和女孩都能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那么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将会提高很多。随着人们整体天赋能力的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也会下降。这种说法同样也可以运用到其他领域，比如在获得商业机会和工作方面(Klasen，1999)。进一步来说，有一些研究表明：与男孩相比，女孩接受学校教育将会带来较高的边际收益(Schultz，2002；DFID，2007)。这里所说的高边际收益是指：一旦推动教育中的性别平等、让女孩接受教育获得教育资源，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随即加快。
第二种可能性是，通过最优的资源配置，推动性别平等（在劳动力市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例如，那些阻碍妇女应聘某些部门或职位的直接或间接的障碍，影响了劳动力的有效分配，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低速的经济增长。 Morrison等（2007）指出：如果土地、资金以及其他生产性投入是在非经济标准的基础上进行分配的，而这种非经济标准在文化意义上（或者法律意义上）许可了对妇女的歧视，那么除了影响劳动输入，还会导致低效率和低经济增长。
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妇女可支配收入和议价能力的提高能带来家庭总储蓄率的上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人们具有强烈的遗赠动机和代际利他主义，巨大的社会不安全感压抑着人们，人们需要妇女精打细算以实现家庭消费的均衡；另外，相比男性而言，有更多的同性妇女组成家庭，这引起人们的担忧(Seguino和Floro，2003；Stotsky，2006)。更多的储蓄有可能刺激经济增长（尤其是在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
另一种可能性是，男性和女性在教育和福祉方面存在“互补性”。例如，如果教育在兄弟姐妹之间存在正外部性，教育的整体水平保持不变，并且男性和女性都能平等的接受教育，那么一国的人力资本将大幅增加，经济也将被带动起来。此外，在许多情况下，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可能意味着资源将从男性转移到女性身上。通过更多地投资子女的教育和健康，如果女性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要比男性多，那么这种再分配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最后，更广泛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往往意味着不管男性拥有的机会水平是怎样的，女性也能不受其影响，获得大量的好机会。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为经济腾飞做出贡献，如果妇女也能够获得同样好的经济机会，那么将会促进经济整体的发展。
下文我们将从实证的角度进行探讨。通过早期的实验尝试，Barro和Lee（1994），Barro和Sala-i-Martin（1995）在控制男性入学率这个变量的情况下，评估了女性受教育的年限对于经济增长（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结果，他们得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结论：女性接受中小学教育的年限越长，经济增长速度越慢。Dollar和Gatti（1999）也评估了女性中学入学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控制男性中学入学率这个变量，他们发现，较高的女性中学入学率与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关，但是这种关系只存在于那些女性受到高等教育的国家中。在另一项研究中，Klasen（1999）将女性对男性总教育年限的比例以及这个比值的增长率作为衡量教育中性别平等程度的两项标准。而且，这两项标准的提高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积极作用。
本报告的观点与上述提及的看法略有差异，下面我将从两个主要方面进行阐释。首先，根据联合国的性别不平等指数，我们对性别不平等进行广义上的测量。这个指数在医疗卫生、就业和政治赋权方面对性别不平等进行测量（下文将详细论述）。我们发现，即使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结局也不会发生多大的改观（下文将详细论述）。这就表明：不仅仅是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就业和政治赋权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反面的影响。探索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仍然是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其次，性别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会随着国家收入水平的变化而改变，为此我们研究了性别—增长的异质性。换言之，我们试图搞清楚，就经济增长而言，性别不平等和整体经济发展（收入水平）到底是互为替代还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因为从现有的理论文献当中，我们得不到任何的帮助，所以，我们把这种异质性作为一个纯粹的经验问题来研究。我们推测，例如，相对贫穷的国家会面临其他的增长瓶颈，如基础设施薄弱、教育落后等等，所以，性别不平等可能对边际增长不那么重要。然而，这些增长瓶颈之间的联系会加强，因此，对于正在面临很多发展瓶颈的国家来说，不平等程度的加深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性别不平等程度的加深与较慢的人均收入速度增长有关。我们还找到了证明异质性的有力证据。那就是，在选择的样本国家当中，我们发现：在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性别不平等与低增长速度是显著相关的；而在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没有显著的数据能够表明性别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接下来，通过穷国与富国的对比，我们将要证明，即使控制了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这些结论还是成立的。
为此，我们不得不强调的是，因为我们的数据只是截面数据，所以我们的研究结果应当被谨慎看待。也就是说，以下所得的结论是否存在内生性，并且具有真正的因果关系，我们不能十分的肯定。因此，我们把这些结论解释为“强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意味着本报告所讨论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因果关系。坚信这一点，本报告中的案例的内生性问题就没有那么典型和严重。其具体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我们关注的主要是性别不平等对穷国和富国的不同影响。其次，为了避免反向因果关系的问题，我们滞后了所有的解释变量。第三，为了降低伪相关性，我们控制了大量与增长或性别不平等相关的变量。
数据和主要变量
我们使用的是107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所使用的评估方法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Huber-White 标准误调整法。表1描述了回归分析中所使用的变量。表2对变量进行了汇总统计。
因变量
GDP实际人均年增长率（增长）是因变量。为了消除增长率波动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以2006年—2008年增长率的平均值为准。变量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因变量的平均值为3.5，标准偏差为2.6。在我们的样本中，亚美尼亚拥有最高的增长率（11.75）；而巴林的增长率最低，为-1.06%。
主要解释变量
为了避免反向因果关系（从因变量“增长”到各种解释变量），我们取解释变量的滞后值进行计算。也就是说，以下讨论的所有解释变量都来自于2005年或者2005年之前的数据。
我们主要的解释变量是性别不平等程度、收入水平，以及最重要的，性别不平等和收入变量之间的交叉项。这些交叉项能够说明性别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强度关系是如何随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
关于性别不平等，我们采用了2005年联合国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II）。该指数从三个方面——生殖健康、政治赋权和劳动力市场对性别不平等进行了量化。生殖健康方面，我们通过计算全国产妇死亡率和青少年生育率来衡量；而赋权方面，我们通过考察女性/男性在议会席位中的比例以及女性/男性接受中高等教育的程度来衡量。最后，为了弄清性别不平等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我们计算了女性/男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这个指数介于0和1之间，0意味着不存在性别不平等，数值越接近1，就意味着性别不平等的程度越深，女性受到的待遇越差。在我们的样本中，性别不平等指数（GII）在0.065 (瑞典)和0.73 (尼日尔)之间变动。性别不平等指数（GII）的平均值为0.39，标准偏差为0.19。
关于收入，我们使用的是2005年的人均GDP滞后值，这一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收入这一项）。在我们的样本中，收入指数介于6.4和11.1之间，收入的平均值为8.9，标准偏差是1.3。
上面提到的交叉项是性别不平等指数与收入措施（GII*收入）相乘得到的。
其他解释变量
如上所述，由于我们使用的所有解释变量都是其滞后值，所以我们得出的评估结果不太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同样地，与跨国家回归分析相比，我们分析所得的结论存在伪相关或遗漏变量偏差问题的可能性较小。即使存在这些问题，也没有那么典型和严重。因为我们的重点不是研究性别不平等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而是研究性别不平等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随国家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交互项”评估就相当于双重差分评估，这样做是为了减少伪相关出现的可能。例如，有人可能会质疑道，收入差距是某些文化因素导致的，而这些文化因素极有可能对增长造成直接的影响。因此，为了克服遗漏变量偏差这个难题，我们控制了多个与性别不平等和增长相关的变量。控制变量是根据现有的研究动机而进行选择的，具体如下。
首先，我们沿着Dollar和Gatti（1999）的思路，尽量控制各国公民自由的差异。公民自由对促进经济增长极为重要，因为它允许个人最大限度的发掘自己的才华。在更广泛的制度环境下，对于产权保护的测定，公民自由可能是一个有用的间接指标。不仅如此，公民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与性别平等相关。但凡重视公民自由的国家都不会让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受到歧视，也不会让女性得不到任何政治权利。为了切断遗漏变量偏差可能产生的来源，我们控制了公民自由这一变量，将2005年自由之家的公民自由指数（公民自由）作为我们的第一个控制变量。该指数介于1和7之间，1表示最自由，7表示最不自由。
其次，一国之内，文化脉络中的多元文化或者文化差异，往往是该国冲突的来源，而且会对增长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Easterly 和Levine，1997；Bluedorn，2001）。如果性别不平等与这样的文化差异也相关，那么我们的实证结果可能会产生伪相关性。例如，由文化差异造成的暴力和冲突可能会影响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而这对女性产生的影响更大，因为女性通常是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为了切断伪相关可能产生的来源，我们使用三个独立的变量（Alesina等提出）来测量一个国家种族、语言、宗教分化的程度。
除了一国内部的差异，各国间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差异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结论（参见Dollar 和Gatti，1999）。例如，有些国家的文化认同偏袒女性，那么这个国家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可能会减少。此外，社会、文化和宗教因素能增加社会资本，因为这些因素向人们灌输着一种强调诚信、勤奋和创新的社会价值观（参见Knack和Keefer，1997；Rose，2000）。在这里，我们通过控制天主教徒、穆斯林教徒和基督教教徒的比重，来避免可能隐含的遗漏变量偏差。（数据来自La Porta等，1999）。
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和贸易开放度也与经济增长相关。多项研究表明，内陆国家、闭关锁国的国家的增长速度要远远小于其他国家（参见Frankel 和Romer，1999；Mackellar 等，2002）。如果性别不平等会随着地理和贸易开放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的论证结果将会存在伪相关关系。为此，如果这个国家是内陆国家，我们将虚拟变量控制在1；如果不是内陆国家，我们则将虚拟变量控制在0。国家规模是根据该国2005年的人口进行衡量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贸易）是根据出口量和进口量进行计算的。这些数据（人口、贸易占GDP中的比率）都是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内地国家的数据都是我们从各个国家的各大网站搜索来的。
一个国家整体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商业环境也与其增长速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性别不平等正好与宏观经济环境和商业环境相关，那么，我们的论证结果可能会存在偏差。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控制了整体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商业环境变量，这些变量包括通货膨胀指数和遗产基金会对财政和金融自由的分类指数。
我们需要控制的最后一组变量是人力资本和国家的教育水平。这两个变量需要分别控制。首先，雄厚的人力资本是促进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参见Lucas，1988；Krueger和Lindahl，2001）。如果性别不平等正好与人力资本相关，那么，我们的论证结果也可能会存在偏差。同样，为了避免这些偏差，我们控制了男性和女性小学、中学和大学毛入学率的总体水平变量。这些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其次，我们需要验证我们关于性别不平等与增长的关系的论证结果是否是由于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或者其他因素导致的。为此，我们需要控制教育中的性别差距及其与收入的交叉项。教育中的性别差距是通过计算女性对男性毛入学率（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比值而得出的。这些数据同样来源于联合国。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些控制变量与我们的主要变量（GII）存在相关性。但是，由于这些关联不是特别强，所以这并不会对我们评估产生很大的影响。唯一的例外是受教育程度（教育），它与性别不平等指数（GII）的相关系数为-0.807。尽管如此，这仍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在相互作用项（GII*收入），而不是单纯考察性别不平等指数（GII）。最后，我们归纳结论时仍然没有将教育变量算入其中。这是因为当我们在回归分析中排除教育变量时，我们所得的结论会更具说服力。
评估
如上所述，本报告的重点在于研究性别不平等与增长的关系在富国和穷国是如何出现差异的? 即评估性别不平等和收入水平之间的交叉项。在继续展开对交叉项的评估之前，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在没有交互项的影响下，增长与性别不平等和收入水平具有怎样的相关性？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清楚地观察到当加入交互项后结论所发生的改变。
表3列举了回归分析的结果。通过表3，我们能一目了然地发现：在控制/不控制上述变量的条件下，性别不平等和收入水平与增长是如何关联起来的？简言之，在不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通过对增长和性别不平等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发现，这两者之间没有太明显的关联（处于10％或着更低的水平）。而且评估出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II）系数的值是正的，为0.71。而控制了收入水平之后，评估出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II）系数为负值（在低于5％的水平极具显著性（第1列）），为-5.97，这意味着，在降低了约4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后，这个国家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从最低上升到最高。考虑到样本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才为3.5％，所以，经济状况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正如预期的那样，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呈负相关，具有较强的收敛性，在低于1％的水平上极具显著性。我们在第2-8列逐一的添加了上述的各种变量，同时将所有的控制变量列举在第9列。性别不平等指数（GII）在第2-9列的评估系数值均为负数，介于-9.9（控制财政和金融自由，第7列）与-4.17（控制宗教信仰，第4列）之间。在表3中，我们发现，有两列（在第4列，我们控制了宗教信仰；在第8列，我们控制了教育水平）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II）的估计系数值在10％的水平上时，统计学上不显著（p值分别为0.115和0.103）。在第6列，我们控制了人口、虚拟变量、贸易占GDP的比重，性别不平等指数（GII）的系数值在低于10％的水平上极具显著性（p值为0.063）。在第9列，我们控制了所有的变量，性别不平等指数（GII）的系数值在低于5％的水平上极具显著性。所有栏里的收入系数值都是负值，并且在低于5％的水平上极具显著性。关于其他变量，我们发现，财政自由与增长成正相关，在低于1％的水平上极其显著（第7、9列）。宗教信仰也与增长具有极大的相关性，相对于新教徒，穆斯林和天主教徒更多的话，增长速度在低于5％的水平上更为显著。同时，相对于穆斯林、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其他宗教的比例更高时，增长速度在低于5％的水平上更为显著（第4、9列）。最后，那些人口相对较多的国家增长速度也较快，并且这种关系在接近5％的水平上最为显著（第6、9列）。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我们控制了教育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上述结果又是如何变化的呢？控制了教育差距之后，我们把所得的回归结果列在表4。这些结果清楚地表明了：不管控不控制教育差距，关于性别不平等指数（GII）的结论都不会有太大改变。事实上，在部分情况下，控制了教育差距之后，性别不平等指数（GII）的估计系数值变大了。例如，在控制了所有的变量后，我们又增加了对教育差距的控制，性别不平等指数（GII）估计系数的绝对值从-5.3（表3，第9列）微升至-5.4（表4，第10列）。正如预期的那样，教育差距的值越小(值越小说明：相较于男性，女性入学更为有利)，增长速度会更快，且这一关系在低于5％的水平上极为显著（表4，第2-10列）。就剩下的变量而言，上述结论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交互项的回归结果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交互项。暂时忽略教育差距，我们在表3回归分析的结果上，加入交互项（GII和收入水平之间），所得的结果列在表5。这些结果表明，不管控制什么变量，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值总是正的，并且在低于1％的水平上极为显著。交互项的值为正值意味着：相比高收入水平，性别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性在低收入水平更强。为了起到对比作用，我们仅考虑性别不平等指数（GII）、收入、性别不平等指数（GII）与收入的交互项（第2列），这样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值等于6.47，这意味着，性别不平等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在收入值位于25%分位数（把数据从小到大排除，当中的即中位数，也是50%分位数，在25%位置的值即25%分位数）时，增长率下降3.2个百分点，或者说，增长率降低了1.25个标准差单位，并且这种减少在低于1％的水平上极为显著。与此相反，当收入值位于75%分位数时，增长率仅仅下降了0.4个百分点，或者说，增长率降低了0.15个标准差单位，且这种减少在低于10％的水平上极不显著。即使我们添加了其他变量进去，这些结果也没有发生质变。比如，当我们单独控制了财政和金融自由（表5，第8列），我们对交互项进行最保守的评估，结果发现，性别不平等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在收入值位于25%分位数时，增长率下降1.2个百分点（在低于1％的水平上极为显著）；在收入值位于75%分位数时，增长率降低了0.38个标准差单位（在5％的水平上极为显著）。同样地，当我们控制了上述的所有变量（第10列），结果显示，性别不平等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在收入值位于25%分位数时，增长率降低了0.87个标准差单位，或者说，增长率下降2.3个百分点；在收入值位于75%分位数时，增长率降低了0.08个标准差单位，或者说，增长率下降0.2个百分点。前者的这种减少在低于1％的水平上极为显著，而后者的这种减少在低于10％的水平上极不显著。
余下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与我们的结论（表4和表5）并无太大差异。也就是说，在上述我们的讨论范围内，宗教信仰、财政自由和国家规模（人口）与增长是相关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那就是，内陆国家的增长速度要比其他国家快，并且在低于5％的水平上极为显著（表5，第7、10列）。这可能是因为内陆国家的虚拟变量扩展了其他协变量的影响，从而让我们的主要结果产生偏差。因此，我们在回归分析中排除了内陆虚拟变量，又重新检查了所有的结果。但是我们发现，不管在分析中有没有加入内陆国家虚拟变量，所得的结论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
下面我们作些总结。如果不考虑那些变量，性别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急剧变化，并且在低于1％的水平上极具显著性；与高收入水平相比，负相关关系在低收入水平下更为明显。如果将变量考虑进去，性别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呈负相关，并且这种负相关关系在低收入水平国家非常明显（在低于5％的水平上）。与之相反，在足够高的收入水平下，增长—性别不平等在不同的条件下呈现不一样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在足够高的收入水平下，这种负相关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极为显著（在5％或10％以下的水平上），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不显著；同样的，这种正相关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极不显著（在低于10％的水平上），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极为显著（在5％或10％以下的水平上）。然而，我们发现，在足够高的收入水平下，增长和性别不平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没有预期的那么强，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样本中，仅有不到2％的国家拥有很高的收入水平。
现在我们来验证一下：在控制了教育差距变量之后，我们关于性别不平等和收入的交互项的论证是否成立。在表6中，我们列举了控制教育差距变量之后所得的回归分析结果。在这里，可能存在一个担心：教育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线性的，而且这种关系可能会随着国家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性别不平等与增长之间的强度关系之所以在富国和穷国的表现不同，也许是因为：在富国和穷国，教育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表7中，我们提供了控制了教育差距以及交互项（教育差距和收入水平之间的）之后的回归结果。
表6和表7的结果表明：控制或者不控制教育差距、教育差距与收入水平的交互项，我们关于性别不平等和增长之间关系的论证都不会发生质的改变。当我们控制教育差距时， GII*收入的评估系数值变小了，当我们进一步控制教育差距与收入水平的交互项时，GII*收入的评估系数值也变小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们都在低于1%的水平上极为显著。譬如，当仅仅考虑收入、性别不平等指数（GII）、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交互项时，GII*收入的评估系数值为6.47（表5，第1列）；加入教育差距变量之后，GII*收入的评估系数值降到了5.58（表6，第2列），并且在低于1%的水平上极为显著，当我们再加入教育差距与收入的交互项之后，GII*收入的评估系数值降到了5.19（表7，第2列），且同样在低于1%的水平上极为显著。即使控制了变量（如表6、7），我们所得的结论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此外，如表7所示，收入与教育差距之间的交互项在10％的水平以下不显著。
结论
现有的研究表明，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然而，通过对性别不平等更广泛的评估，我们发现了两个结论。首先，性别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负相关关系不仅仅存在于教育领域，还存在于其他领域；其次，性别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强负相关关系并不是“统一的”——这种关系在相对低收入水平国家保持不变，在相对高收入水平国家会发生变化。这两个结论都指向了一点，那就是：控制教育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很必要。
从政策角度看，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于推动反性别歧视改革、促进社会发展非常重要。例如，上述结果就表明：性别平等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就意味着离经济增长不远了。这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相对贫穷的国家是最需要高增长率的（消除贫困），而这些国家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也最深。因此，对于相对贫穷的国家来说，降低其性别不平等程度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既可以缩小性别差距，又可以带来经济上的增长。我们希望，本报告能为执政者带来启发。
稿件来源：世界银行。
附表：
东南亚国家的贫困、不平等与社会保护
Sarah Cook Jonathan Pincus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印度尼西亚公共政策转型研究中心
摘要
近年来，由世界发展中国家主导实施的社会保护项目迅速增加。东南亚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均充分认识到了贫困的脆弱性，以及政府在帮助人们走出因失业、疾病或者老龄化带来的危机中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尽管东南亚各国政府实施的有针对性的社会援助项目在数量和内容上有所差异，但从整体而言，大多数国家的项目数量都呈现出增长趋势。此外，各国对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支持力度也不均衡。东南亚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包括：金融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危机，快速城市化，高水平的非正规化就业，不断上升的人口抚养比例，以及男女性劳动者就业比例的严重失衡。
引言
2013年5月，以贫困、不平等以及社会保护为主要议题的亚洲政策论坛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办。本报告主要对此次论坛中发表的文章进行筛选与摘录，以提炼有关东南亚国家的贫困、不平等和社会保护的核心论点。一年一度的亚洲政策论坛由致力于民主治理和改革研究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中心组织召开。论坛举办期间，来自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学者在此共商亚洲地区的重要事宜。此次论坛由印尼政府加速减贫小组、罗阇瓦利基金会亚洲学院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资助方共同承办。
当前，社会保护被人们普遍定义为，当个人和家庭遭受诸如疾病、失业和老龄化等问题时，能够帮助他们保持基本生活和消费能力的一系列项目和政策的综合体。以往，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保护仅专属于高收入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中就业于大型私营部门和公职部门的精英群体。伴随着社会保护项目在中低收入国家中的推行，人们的这一认识也随之转变。当前，在发展中国家中实施的社会保护项目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通过现金或者实物转移来提升贫困人口或脆弱人群生活水平的非缴费型社会救助方案；二是，通常与工作相挂钩的，旨在应对因生活变故造成的收入损失的缴费型（尽管其中的一部分支出来源于政府税收）社会保护；三是，主要由多种类型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构成的社会保护。例如，工作安全和卫生环境规范制度、劳资双方就工资问题谈判制度、最低工资以及禁用童工等制度。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提供社会服务是社会政策的一个独立性的功能分支，但对于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比如卫生医疗、教育和儿童保护服务）与提供除此之外的需求方所需服务这二者本质上的不同的认识仍非常浅显。对于任何旨在为公众提供最低社会保障的政策而言，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自新千年以来，社会保护项目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降低贫困率，减缓贫困程度的有力武器。而项目目标也在随时间变化而调整，早已突破通过社会风险管理来降低贫困脆弱性的界限，追求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减少贫困。半失业者和从事非正规低薪工作的劳动者也被纳入项目瞄准对象范围，并特别强调通过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投资来阻击贫困的代际传递。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社会保护政策目标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将会从中受益。统计显示，社会保护政策至少在52个发展中国家得以实施，使得接近十亿的人口通过现金转移支付的形式获得了社会援助（Bender等，2013；英国国际发展部，2011）。这些转移以多种方式进行，包括有针对性的或者是普遍性的，有条件的或者无条件的转移支付等等。
Barrientos 和 Hulme认为，发展中国家中迅速扩大的社会保护相当于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收入转移成为新型社会救助的主要形式。这场革命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是对当时盛行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在减贫中产生负面影响以及政府机构在现金转移中存在贪污腐败或政治操控等低效行为（Barrientos、Hulme，2008）的说法的有力回击。巴西家庭补助金计划、墨西哥Oportunidades项目、南非儿童支援补助金项目、印度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以及印度尼西亚社会安全网项目等社会保护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扩大了社会保护受益群体。同时，也通过为民众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甚至是小规模的资金积累，推动了更为广泛的发展目标的实现。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所呈现出的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紧迫性和严峻性，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加快社会保护政策变革的动力之一。可衡量性目标以及政策目标实现时限将政策制定者以及相关发展部门的关注点转移到一系列的重要社会问题上，并对“贫困、健康和教育资源缺乏问题可以通过经济发展自行解决或者通过正确的经济政策实施得以迅速解决”的观点进行质疑和抨击。新型社会保护机制在东南亚国家中广受支持也反映出20世纪80、90年代提出的相关政策在当前的减贫工作中已经难以继续奏效。这些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贸易、投资以及金融自由化、国有企业私营化、提供基础社会服务的受益者 缴费型财政政策、边际企业和个人税率的降低以及强化个人财产权——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是复杂多变的。在一些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这些政策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前的时期内主要起到了加速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也使得这些地区的不平等程度和脆弱性不断加剧；而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拉丁美洲），这些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和90年代经济疲软复苏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尽管许多地区在新千年以来经济呈现出复苏态势，但贫困率也一直持续保持在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不平等程度的深化也逐渐打破了经济增长与减贫之间的默契关系(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2010)。对华盛顿共识中政策以及涓滴式减贫路径的不满促成了人们对直接收入转移以及其他减贫方式的思考与探索。
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AFC）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原因：在这场危急中，即便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先前社会保护政策也难以有效应对经济急速衰退的局面(Cook、Kabeer、Suwannarat，2003)。各国政府意识到在面对国际资本快速流动所带来的陡增的社会民主需求时，他们难以对此作出快速有力的回应。例如，在印尼，银行和企业破产导致物价飙升和失业率猛增，造成一半以上的人口面临着贫困和饥饿的威胁。各国政要以及政策制定者们都已经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投资和贸易机遇的同时，也使得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类型的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经济和发展不稳定性风险大为增长。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席卷下，墨西哥、东亚地区、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经济相继遭遇的经济困境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效的佐证。减少未来经济风险的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通过增强公共部门能力来削减经济波动给容易受到影响的个人和家庭带来的伤害也非常重要。
因此，政策研究在这场“静悄悄的革命”中扮演着详细评估保障政策对特定社会群体影响力的重要角色。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从微观层次出发，关注特定政策干预给受益者和社会所带来的直接而显著的影响。而在从国家层面上来评估这些保障政策产生的整体性影响以及项目与其他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包括就业政策、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互动方面，人们的关注和研究仍显不足。然而，日益增加的证据表明，我们有必要从更为宏观和联系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些社会保护政策对消费、教育、财政以及环境稳定性的影响。
过去10年来，发展中国家社会保护在获得长足进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到目前为止，一些针对正规部门（大部分是公共部门）工作者的社会保护项目已经惠及发展中国家的亿万人口。然而，这些项目大多内容单一，只针对特定的风险和受益人群设立，例如旨在增强儿童营养、强化医疗和教育服务的政策。尽管前期取得的成果是令人振奋的，但这些政策在普及和具体的实施方面仍面临众多挑战。国际劳工组织(ILO)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全球适龄劳动者及其家庭中，只有20%能够获得全面的社会保护；20%-60%能够获得基本的社会保护，而仍有50%极易受到贫困和经济波动的影响。这一情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
尽管有条件和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的发展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发挥了积极的减贫作用，但它们并不是确保人们获取持续性收入增长以及获得良好医疗和教育服务的捷径。同时，动态贫困研究表明，众多原因可以导致人们回归贫困状态，而未能受益于特定的社会保护项目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Baulch，2012)。Keetie Roelen认为，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实施的主要目的在于减少贫困个体发展的障碍以及为他们创造行为改变的条件。此观点体现出这样一种贫困归因理论：相对于优良教育资源不足、高薪工作岗位稀缺、就业中存在性别与种族歧视这些结构性障碍而言，贫困人口的个体性格及其行为模式才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Roelen指出，如果社会保护项目在设计时对导致贫困的社会结构性根源考察不足，将会不利于项目包容性的增强，甚至会起到固化特定贫困模式的负面作用。
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保护
以贫困、不平等以及社会保护为主要议题的亚洲政策论坛召开的目标在于在全球发展的背景下，对亚洲社会保护政策走向进行重新审视，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进行参考和学习。东南亚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成为本次论坛人数最多的参与群体，同时与会的还有来自印尼、越南、柬埔寨、老挝、菲律宾以及东帝汶的大规模代表团队。
东南亚地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极富多样性。这一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全球经济排名中，新加坡位居世界第3富有国家的宝座，而缅甸排名第165位；从宗教信仰方面看，有信奉穆斯林、佛教以及天主教的国家；同时，东南亚各国政体不一，包括老挝和越南这两个共产党执政国家，一个军人政体国家，以及基于法律、表达自由理念不同和对种族、宗教和政党少数派的包容度不同而产生的议会制或者总统制政体。因此，东南亚各国甚至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政策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的现象并不难以理解(Cook，2009)。在众多的差异性之外，各国基本社会保护项目都基本呈现出日益增加的总体趋势。
在讨论东南亚的社会保护政策时，诸如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也会被经常提及。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福利上的财政支出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社会保护政策往往附和于经济政策，为谋求经济发展服务(Kwon，2005)。对家庭储蓄的重视以及教育资源和缴费型社会保护项目的普及正是这一现状的生动体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护政策强调通过对教育和公共医疗的投入为经济增长做支柱，因而也被认为是“富有发展成效”的政策类型(Wood、Gough，2006)。然而，政策会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政治动员方式以及政策制定机构的能力的差异而不同，这种对政策一概而论的评论往往具有误导性。
东南亚国家还被人们普遍认为是通过经济增长和市场友好型经济改革来取得减贫成效的典型例子。印尼是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由于连续30年取得超过6%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取得了贫困率从1970年的60%降至1987年的17%的减贫成绩，获得了世界银行的称赞(世界银行，1990)。越南政府的调查数据显示，越南人口贫困率从1993年的58%降为2008年的14.5% (越南社会科学院，2011)。在遭遇国内金融危机之后，越南减贫的步伐也止步不前。过早的金融自由化是造成这一局面产生的部分原因(世界银行，2012)。这两个国家在减贫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若以两国国内极低的官方贫困线为标准来衡量，其人口贫困率确实得以剧烈减少。此外，越南和印尼的实例也表明，金融自由化政策与人们生活风险的加剧密切相关，而这些正是华盛顿共识中海外政策的核心部分。
如上所述，亚洲金融危机是促发东南亚国家社会保护政策改革的关键原因。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各国政府意识到，他们破败的社会保护系统难以有效应对因货币贬值和金融崩溃所带来的突然性的失业增加和物价上涨局面。应急救济金以及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被快速应用来试图减轻经济危机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人们对社会保护的关注被重新点燃，并且这种关注在随后的经济复苏以及近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期都保持着高昂态势。亚洲发展银行2005年发行的社会保护指南表明，各国政府越来越达成这样一种共识：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必要条件，但减贫所需要的远远不止经济增长。
当前，东南亚各国都在进一步推动社会保护普及化的道路上做出积极努力。在过去的十年里，大多数国家的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项目都呈现出扩大趋势：例如，印尼在遭遇经济危机时，将“临时安全网”计划常规化并进行了广泛普及；在中国，社会保护制度作为国家核心制度体系中的一员获得发展；在泰国，社会保护通过非缴费型医疗和养老金项目得以有效普及。
表1从减贫、医疗财政支出、养老金以及教育和就业保障等维度出发，为我们呈现出东南亚8个国家社会保护项目的主要特色。出于简明扼要的原则，表格中仅对各国当前最主要的社会保护项目进行了展示。因此，各国保障政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在表1中并未得以有效体现。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这个政策概要简表对东南亚各国社会保护政策的相似之处有所掌握。当前，社会保护项目瞄准对象主要集中于正式的公共部门工作者。在中等收入国家中，还存在针对小型企业、农民和非正式部门的志愿性、缴费型的社会保护项目。医疗财政支出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项目受益者支付。社会援助主要通过安全网络来传输，这些项目依据收入调查结果或者地理位置来设定。只有极少数的国家能够提供所有种类的就业保障。
有针对性的以及受益者缴费型的社会保护政策是东南亚国家保障政策的主要类型，而泰国是一个例外。当前，两种普及型的，不需受益人支付的社会保护方案已经在泰国得以实施，大大强化了社会保护的覆盖范围。自2001年以来，社会保护普及项目(UCS) 已经为泰国人民提供了大量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涉及到普通药物治疗、住院病人护理以及恢复性的治疗服务。2008年针对老年人口推行实施的非支付性援助项目为该地区年龄达到60岁，不享受其他公共养老金保障的老年人口提供现金补贴。项目受益群体每月获得的津贴数量从最初的500铢一直持续增长。同时，一个专门针对残疾人的独立非支付性保障项目也已经开始实施。
印尼2004年颁布的社会保障法号召通过若干独立的项目为贫困人口、自主创业者、正规部门从业人员以及公务员群体提供普及化的医疗卫生服务、职业意外伤害保险、幸存者补助以及社会养老金保障。M Ramesh认为，2005年国家燃料补贴下降后，社会援助的急速增长是印尼社会救助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普及化的医疗保障方案在2014年1月开始推行，后续方案也将于2015年逐步开展。同以往不同的是，原先由不同机构负责的各种社会保护项目现在都归于同一个机构即社会保护协调机构来进行统一管理。当前为正式部门员工、贫困人口、公务员群体以及军队提供健康医疗保障的各个机构将会合并为一个机构即Asuransi Kesehatan (ASKES)。这个机构也承担着为先前未曾享受医疗保障的人口提供服务的职责。印尼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贫困和偏远地区基础医疗设施不健全；医务人员数量不足（以国际标准来衡量）；公共医院和诊所医疗水准较低。此外，印尼人均社会保护财政支出依旧处于较低水平。例如，只有12%的劳动者才能获得退休金，并且退休金多以单一、一次性的方式发放。
表1 东南亚国家社会保护项目概况
Ramesh通过对印尼和菲律宾两国社会保护体系的对比来研究和发现两国的异同之处。主要的不同点在于菲律宾政府社会保护财政支出水平要高于菲律宾，而其社会保障和社会援助中的不平等程度却高于后者。此外，印尼社会保护项目总体上仍旧由中央政府集中进行管理，而菲律宾则将管理权限下放到了地方政府，但这些地方政府并不对项目实施中的财政和行政成本负责。
出于谋求政绩或者其他原因，东南亚国家政府普遍设立了较低水平的贫困线。但若以世界银行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作为衡量标准，甚至该地区最大的国家（印尼）的贫困率也达到接近40%的水平（如图1所示）。临时工数量的增加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社会保护仍很大程度的依赖于社会援助，并且只有很小一部分的劳动者可以从中受益。在缅甸、老挝、柬埔寨以及东帝汶这些主要依赖于捐赠的低收入国家中，贫困问题依旧普遍存在。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最富有的两个国家，其社会保护主要依赖于政府经营的公积金。政府依靠公积金为广大雇员提供养老和医疗保障，而公积金也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还对国家金融体系产生了强大的支撑力和影响力。公积金制度在两国的实施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此外，针对残疾人和老年人社会群体的保障项目在两国发展极为缓慢。
东南亚其他国家对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并不均衡。从财政支出的GDP占比来看，印尼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甚至少于主要依靠援助的老挝和柬埔寨（如图2所示）。例如，尽管印尼人均收入水平比越南高出三分之一，其2010年产妇死亡率却大约是后者的将近4倍，达到了十万分之二百二的水平（如图3所示）。令人担忧的是，印尼2012年人口健康调查显示，印尼孕妇死亡率飙升至十万分之三百五十九，达到越南的六倍(Kompas，2013)。尽管我们现在仍不能确定这一数据是否属于统计工作上的失误，但从一系列基础医疗和教育调查的数据中不难看出，印尼政府对社会保护的支出依旧属于低迷状态。新千年以来，印尼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资有所增长，但在东南亚国家中仍属于最低水平。
尽管泰国位居东南亚国家第三富有国家的宝座，其中等和高等教育普及进程却十分缓慢。在2010年，泰国劳动力中完全完成中等教育的妇女比例为11.5%，仅为邻国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并远远落后于人均收入仅为其一半的菲律宾（如图4所示）。在过去20年里，泰国在中高等教育的普及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前，泰国女性中学就学率达到了80%，基本和菲律宾以及印尼持平，甚至高于2010年马来西亚的72%。
近年来，越南大大增加了对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公共支出。在经历了多年的战乱、分裂以及工农业产业化经营改革失败后，越南依靠计划经济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复苏。越南有着浓厚的重视提高贫困人口（尤其是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政治传统。越南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资源普及的重视甚至超过很多东南亚较为富有的国家。从一系列的基本指数，包括减贫方面来看，越南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同这一地区很多国家一样，越南在医疗卫生服务和教育资源上的支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支付型的社保政策。尽管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进行了相对高水平的投资，但是急剧上升的社会成本表明这种投资的成效正在被不断削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1)。
面临的共同挑战
经济全球化给以出口为主要经济支柱的东南亚国家带来了丰硕的经济收益。20世纪90 年代以来，东南亚各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到了GDP 的80%以上。东南亚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86年的3.3%增加到2012年的6.7%。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也直接遭受到国际经济一体化，尤其是金融市场一体化带来的经济风险的侵袭。亚洲金融危机深刻地体现出这样一个道理：资本可以在瞬间大量流失，其势之猛足以击垮最繁盛的经济体，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中往往最为脆弱。同时，全球经济危机表明，即使新兴经济体能够保持其内部金融秩序的有序运行，它们仍非常容易受到世界其他地方金融震动带来的影响。例如，伴随着美国和欧洲市场需求的锐减，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市场也出现了急速的衰败局势。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在特定时期内，贸易开放和社会保护覆盖普及化之间有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当参与贸易活动的劳动者比重增加时，社会民众对社会保护的需求也会整体增加(Rodrik，1997)。同时，来自全球金融市场的压力以及援助方所提出政策建议以及援助达成条件，也可以推动一国社会保护政策的改革和发展。
在发达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于东南亚这样的地区而言，如何平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和风险并非易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我们强化了这样的理念：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属于全球性问题，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来解决。尽管仍远远未达到联合国官方开发援助（ODA）承诺的占国民总收入0.7%的目标，国际社会发展援助资金已经从2000年的840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370亿美元。然而，在其他领域，发达国家并没有表示出如此充分的共担风险的兴趣。在为流动工人提供社会保护方面，这些国家所谓的“承诺”与实际的政策响应之间差距甚远。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只有47个签署了联合国在10年前通过的针对全球流动工人权利的国际公约。而在国际流动工人主要的流入国——欧盟国家、美国以及海湾国家中，没有任何国家对此有所回应。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下，获取海外工作是数百万菲律宾、越南和印尼劳动者的主要出路。当前，该群体及其家人的基本权利迟迟难以获得有效保障，深刻体现经济全球化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实质。
如何应对迅速的城市化，以及保障城市移民的医疗、安全服务以及基本生活水平，是东南亚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城市人口数量急剧增长，而印尼自1990年以来的增长尤为突出（如图5所示）。尽管城市移民迅猛增长，并且这一势头与减贫和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大多数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和发展规划时，并未将其作为主要的关照因素(De Haan，2006)。近来，我们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国家内部的移民，特别是那些为了谋求生计的移民活动并未引起或激发研究人员和政府去收集数据或者进行严格的实证研究，这可能是造成移民与经济发展之间未能有效结合的重要原因(Kundu，2009)。政府对城市移民这一群体的忽略可能会导致对城市人口贫困率的过低估计。印尼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雅加达市的贫困率为3.5%。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和泰国首都曼谷2009年和2007年的贫困率分别为2.6%和1.5%。越南统计总局数据显示，2008年越南城市地区整体贫困率为3.3%。对于到这些国家观光的游客而言，这样的统计数据明显与他们感受到的实际贫困程度有所出入，这正是将大量贫困城市移民排斥在统计数据之外的结果。同时，对城市贫困率的低估也进一步的强化了政府的错误认识：整体而言，贫困问题仅在农村地区存在，城市移民属于相对富裕的一部分群体。
政府对城市人口贫困率的低估也反映出这样一种认识：移民是人们在进行利弊权衡之后进行的一种自主性活动，目的在于实现个人劳动价值的最大化。而移民的真实含义往往很难与这一理论吻合。实际上，高新正规部门工作岗位稀缺，也不会向这些缺少各类就业技能和人际关系的城市移民开放。在诸如工作的稳定性、工作时长、工资水平以及其他福利方面，大部分的正规部门工作和非正式部门工作之间没有太大差异。当人们在某个地方难以维持生计时，他们被迫选择移民到其他地方来谋求收入，以便维持基本家庭消费、偿还贷款、支付基本的医疗和教育等费用。他们身处困境，非常容易受到不法商人和其他敲诈者所承诺的高额工资的诱惑和欺骗而遭受经济损失。劳动力市场法规，工作条件和最低工资标准都是保护流动工作者权利的核心政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
Asher和Bali指出，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在新加坡、泰国以及越南，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意味着在接下来的30年中，人口抚养比例将会猛烈上升。泰国和越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早期出现了人口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现象，这一现象体现了普及社会保护政策以及刺激私人储蓄的紧迫性（如图6所示）。据世界银行预测，新加坡和泰国将有25%的人口在2050年达到或者超过60岁，越南的这一比例为20%（如图7所示）。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在泰国和越南仅分别有22%和21%的劳动者享有退休金保障。两国必须在接下来的10年里努力提高退休金保障的覆盖范围。此外，越南应该继续扩大医疗卫生服务的受益群体，而在长期性的医疗护理设施投资方面，两国都应该继续作出积极努力。
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中，妇女在就业方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高劳动人口参与率、男女性劳动分工、以及认为女性只适合从事抚养子女或照顾家庭的文化偏见。这种“双重压力”往往会对妇女就业产生阻碍作用，为了兼顾对家庭的照顾（抚养子女、照料老人以及呵护病人），她们不得不从事于低收入的、非正式的工作或者兼职。东南亚妇女在正规部门中的低参与率使得她们很难成为社会保护项目的目标群体。社会保护项目往往会强化传统性别角色，进而通过将额外的负担增加到妇女的方式来减少她们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Holmes、Jones，2010)。一般而言，社会保护项目很少注重通过提供服务或者其余手段来减轻妇女照顾家庭的传统责任。其他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例如减轻工作中的性别歧视、促进妇女在公共部门就业以及完善妇女就业环境等，都能有效减轻男女性在就业中的不平等程度。此外，为来自贫困家庭的妇女提供更多的稳定工作机会也会对减贫起到积极作用。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东南亚国家还需要将社会保护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当前，作为抗击经济危机致贫风险的社会保护项目依然是社会政策系统中相对独立的一部分。在大部分的东南亚国家，社会保护体系仅仅是通过最低安全网以最低限度地对危机做出回应的一种形式。世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只有通过运用系统化的社会政策体系，才能有效推进积累、生产、社会再生产以及分配过程，最终取得持续而显著的减贫效果(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2010)。正如Cecchini 在文中所述，近年来拉美国家在减贫以及抗击不平等方面成绩颇丰的重要因素在于，正规部门就业人数的增加以及工资水平的提高。此外，非缴费性社会保护项目的实施扩大了社会福利体系的受益群体，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能够为劳动者提供稳定的高薪工作才是取得持续有效减贫和抗击不平等成效的最可靠保障。
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护项目在起步阶段，具有相互独立程度高、受益群体针对性极强（目标群体包括相对社会地位较高的正规部门工作者以及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农村人口）的特点。该社会保护体系经常呈现出碎片化和排外性的特征，并由于项目瞄准群体在阶级、性别、种族和地理位置的差异而进一步分化。旨在提高公民权利的社会保护项目可以打破不同种族、宗教和阶层界限，依靠“共存理念”的宣扬来增强社会凝聚力。因此，实施一个基于社会权利的社会保护方案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其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直接目的，这一点对于在东南亚这样一个文化多元又急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谋求政权稳定的政治家而言，也有其特定的价值。同时，对公民权利的认同也为民众表达平等再分配的政治诉求、谋求社会平等以及对公共资源利用的透明化要求提供了契机。然而，公民权利往往不是主动赋予的，而是通过政治活动表达政治需求后才得以实现和保护的。在东南亚年轻民主政权领导的国家中，谁在扮演着劳动者和其他社会群体利益代言人角色，究竟哪些社会权利才能够真正凝聚那些有共同利益却又在民族、宗教以及地域方面存在差异的各个群体，这些重要的问题在本文中并没有直接得以解决。
结论
在本报告中，作者对2013年5月在雅加达召开的以贫困、不平等以及社会保护为主要议题的亚洲政策论坛中发表的四篇文章进行了摘录和整理。论坛召开期间，东南亚各国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商讨东南亚地区近期的社会保护政策走向，并将本土经验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对比借鉴，同时为下一步的调查和对话确定方向。
全球性的、地区性的以及国家层次的各种政策元素在本文中都得以讨论，旨在进一步推动东南亚地区的社会保护政策发展。东南亚各国领导人以及社会各界代表都表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令其心生恐惧。这场危机深刻的暴露了先前社会保护系统的漏洞所在。东南亚国家需要加强社会保护体系建设的认知，与社会保护在减贫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全球性理念不谋而合，对当时盛行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在减贫中产生负面影响以及政府机构在现金转移中的低效性的说法进行了有力地回击。当前，许多新的倡议和政策已经在东南亚国家得以实施，包括将原先不享受社会保护的非正式部门工作者纳入保障范围内等举措。
鉴于东南亚各国间国情千差万别，他们在社会保护政策上呈现出的巨大差别也就不足为奇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继续延续了对家庭储蓄和中央公积金制度的重视；虽然资金不足限制了项目的覆盖率和实际影响力，印尼和菲律宾仍表达出尝试新举措的意图。尽管对政策改革的影响在政治上存在争议，泰国在社会保护普及化方面做出的政策变动是这一地区最具变革性的尝试；越南在社会保护及基本社会服务供应方面的投资大为增加，但是这些资源如何真正的使瞄准对象受益仍是一个问题。
论坛中多次提到，当前的社会保护仍具有较高的政策独立性，我们需要进一步将它与广泛的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战略相结合。从表面看，这反映出财政限制的短期行为，其深层含义在于：后威权时代的东南亚国家中社会阶层的利益代表问题，或者更广泛的讲，反映的是在多元化社会以及全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背下，公民权利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这些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在本次亚洲政策论坛中并未得到直接的解决，但它们为进一步的政策研究指明了方向，并为区域内政治对话的达成提供了契机。
稿件来源：《东南亚经济》（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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