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国别案例

    财政发生率与减贫——来自突尼斯的证据

     

    Nizar Jouini, Nora Lustig, Ahmed Noummi和Abebe Shimeles


    摘要

    本文对2010年“全国消费与家庭生活标准调查”数据应用了标准财政发生率分析，考察了突尼斯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体系对国内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并评估了谁才是教育、医疗领域财政支出的受益者。我们的研究表明，突尼斯的财政政策通过具有再分配性质的公共支出，减少了国内的不平等与极端贫困。然而，按人数比例计算的贫困却增加了，这意味着有很多贫困人口相比其收到的现金转移和补贴而言，付出了更多的税负。这是由于低收入群体负担了过高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费。

    一、引言

    2011年，突尼斯经历了巨大的民主化制度变革。这一政治变革正好发生在全球衰退的余波之中。在应对这种不利外部环境以及社会需求增加的过程中，突尼斯财政发生失衡：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从2010年的1％上升到2013年的6.8％。财政空间减少，加之国内存在对更平等社会的需求，因此财政政策位于改革的核心。在这一背景下，了解谁是财政政策的受益者，谁在承担税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本章估计了突尼斯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对不平等和减贫的影响，并且评估了谁是教育和医疗领域公共支出的受益者。采用最近的可得数据——突尼斯2010年“全国消费与家庭生活标准调查”数据，我们采用了Lustig和Higgins所提出的标准财政发生率分析法。由于这一方法框架已经在“致力平等”项目中被用于研究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我们得以将突尼斯的结果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现有的研究已经考察了突尼斯某些特定财政干预政策的平等效应。例如，有一项研究考察了现金转移和补贴，发现当采用国家贫困线标准时，它们将减少15.5%-16.5%的贫困，另外48.8%的贫困人口则未被覆盖。同一项研究还发现，补贴并未做到很好的瞄准：贫困人口只收到了补助总额的9.2%，食物补贴的12%。一项世界银行针对能源补贴的研究发现，13%的补贴分配给了最贫困的五分之一的人口，而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则获得了29%的补贴。然而，当前并没有研究从支出和收益两方面分析财政政策发生率。本文将填补这一空白。

    我们的结论表明，当税收和转移支付（包括教育与医疗服务的货币价值）被放在一起考虑时，突尼斯的财政政策将基尼系数从0.43降至0.35。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突尼斯的财政政策再分配效应低于巴西和智利，但是高于墨西哥，并且远高于印度尼西亚和秘鲁。当我们排除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实物转移后，基尼系数下降0.05，这意味着不平等减少幅度中有三分之二是由税收、现金转移和补贴所共同引起的。这一再分配效应的程度比上述提及的所有其他国家都高，仅次于南非。因此，突尼斯财政政策的再分配效应相当可观。

    财政政策对贫困率的影响取决于贫困线的选择。如果采用较低的贫困线标准，例如2005年购买力平价（PPP）的1.25美元每日和2.5美元每日，税收、转移和补贴的共同作用将减少贫困。然而，如果使用突尼斯的国家贫困线（5.02突尼斯元每日，相当于2005购买力平价的3.4美元每日），或是2005购买力平价为4美元每日的国际中等收入贫困线时，这一减贫效应就不复存在了。在考虑所有税收、直接现金转移和间接补贴，并采用突尼斯国家贫困线之后，贫困率从12.3%升高至13%。这一贫困率的增加主要来源于相对低收入群体承担了过重的直接税负和社会缴费。

    在初级和次级教育上的支出在绝对意义上是累进（利贫）的：其集中系数为负。对高等教育的支出则仅在相对意义上是累进的，并且不是利贫的，但由于其集中系数远低于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因此仍具有平等化效应。除住院治疗支出外，医疗支出在绝对意义上是累进的。

    我们认为上述结论即使在后改革时代仍具有重要性，因为社会计划的架构仍将维持不变。这些计划中的一部分受到了包括补贴在内的额外来源的资助，后者在2010和2013年之间增长了接近300%（能源补贴经历了五倍增长），而现金转移在同期则增长了50%。

    二、突尼斯的税收与支出

    基尼系数为0.397的突尼斯是中东、北非地区最为平等的国家之一。许多人认为突尼斯的发展是成功的，因为其自1990年以来始终保持着4-5%的增长率。在本文使用的调查开展的2010年，该国的人口据估计为1050万，人均国民收入按当前的美元价值计算为4160美元（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为9700美元）。世界银行将突尼斯分类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该国政府2010年的基础支出占GDP的29.1%，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以2011年PPP4.3美元的官方贫困线测算的贫困率从2000年的32.4%降至2010年的15.5%。贫困率在该国存在地区、人口密度上的差异：农村地区贫困率约为城市地区的两倍，最贫困的区域为中西部、西北部，其次是南部此区域，而沿海地区和北部地区则较为富裕。尽管贫困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但是也有一部分原因来自增加的政府转移和补贴。在1986年IMF领导的结构调整计划（SAP）之下，突尼斯构建了一系列计划。当前的突尼斯安全网制度包括了许多在当时开始提出的计划。

    1. 税收

    突尼斯的税制由两大部分组成：直接税与间接税。直接税包括个人所得税（PIT）和企业税，间接税则包括增值税（VAT）和消费税。2010年该国总税收占GDP比为20%，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当。间接税是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占了总税收的近三分之二），而其他消费税与VAT占GDP的比重则相当。即便如此，如果我们将社会缴费算入PIT，直接税尤其代表了劳动者的高负担。即便负担如此之高，该国税收的总额仍然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

    1.1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PIT）涉及的收入来源包括劳动所得、养老金所得、利息所得和红利所得，征收的税率从15%上升至35%。PIT的主要征收渠道是从由国家或公共部门支付的超过1000突尼斯元（696美元）或由公司和个人支付的超过5000突尼斯元的部分中扣除。PIT允许数种豁免的情况，包括赚取最低收入的雇员、外国领事馆的薪水、外汇储蓄的利息、住房储蓄或特别储蓄账户的利息、寿险、婚姻险和重疾残疾险的升水。

    1.2 社会保障缴费

    突尼斯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完全由政府管理的缴费体系。强制的社会保险覆盖了养老金、家庭福利、疾病、工作意外、职业病等相关保险。所有的福利均由国家社会保障基金（CNSS）或国家养老和社会保障基金（CNRPS）提供；CNSS覆盖私人领域的工人，而CNRPS则覆盖所有在国家及当地公共机关、事业单位供职的员工。2007年以来，国家医疗保险基金（CNAM）开始管理医疗保险部分。社会保障缴费数额取决于工人是否从业于农业部门。自雇佣的工人被要求加入国家社会保障基金（CNSS）。他们可以自愿参加工作意外和疾病保险。缴费费率和社会保障类型存在多种机制：例如，非农业雇员并不获得家庭补贴。农业从业者、独立从业者、农业自雇佣工人则各自有不同的受益率。

    在CNSS和CNRPS的框架下，缴费者的主要收益来源是退休金。退休金基于工资，并取决于参保人在退休年龄前十年中缴纳的费用。如果缴费达120个月，退休金比率是工资的40%；超过这一水平，每增加三个缴费月份，退休金将增加工资的0.5%，并在工作30年后达到上限，为工资的80%。

    1.3 间接税

    间接税主要通过VAT来收取，这一来源占到间接税总额的近50%。其他税种包括关税（7.3%）和消费税（20.3%）。VAT采用信贷发票方式收取，税率各有不同，从肥料、手工作品、医疗活动、罐头食品、复合牛饲料的6%，到电脑、电脑服务、住院、食物、非本地产设备、四马力汽车的12%，再到某些其他产品和服务的18%不等，出口品免征。有相当数量的商品免税，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初级食品、托儿所服务、学校（小学、中学、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农业部门设备、航空运输、银行利息。对于含酒精饮料、葡萄酒和烟草、私家车和燃料也征收消费税。税率则采用从价税，对于酒精饮料和烟草则采用特定税。

    其他间接税包括关税、资产出售的注册费用（费率从2%到5%不等）、职业培训税（制造业工资总额1%）、保险合同税（婚姻保险和航空保险费率为5%，其他险种为10%）。

    在我们的发生率分析中，我们包含了VAT、对酒、烟、咖啡、茶叶、可乐、汽油、珠宝和某些交通服务所征收的消费税，以及对干果、香蕉、空调和香水所征收的进口关税。

    1.4 企业税

    公司收入税针对在突尼斯境内注册的公司。税率相当于利润的30%，部分公司除外，如小型商业和农业公司（10%）、金融业、通信业、保险业、石油业、精炼业、交通和分配部门（35%）。值得一提的是，97%的公司是只有5名员工及以下的微型企业。大多数这些企业并不缴税，是非正式部门的一部分，这也就加剧了逃税问题

    2. 社会支出

    不包括缴费型养老金的社会支出占到GDP的10%。这一总额包含了间接现金转移和教育、医疗领域的实物支出。直接转移包括县级转移计划（PNAFN）和赠予学生的助学金。这两个计划总共占到2010年突尼斯GDP的0.3%。其他现金转移则总共占到GDP的0.5%，这其中包括了赠与地方团体、青年活动、NGO、特别国库基金的款项。

    实物转移是从全面免费公共教育和医疗体系中获得的收益。主要计划在下文中进行描述。缴费型养老金总额占到GDP的8.7%；因此，如果我们包含缴费型养老金，社会支出的总额将相当于GDP的18.7%。

    2.1 直接转移

    PNAFN创立于1986年，是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按月现金援助的主要现金转移计划。这一全国性的计划设计初衷是缓和IMF领导的结构调整计划的反向作用，尤其是在那些低收入家庭众多的区域。在2010年，这一计划覆盖了520337个受益者（135000户家庭），总额达到1亿突尼斯元。作为比较，这一计划在1986年覆盖的受益者人数为25万（7.4万户家庭）。每个受益人在2010年每月获得的总数为70突尼斯元（约合48.80美元）。家庭是否有资格获得PNAFN资助取决于国家社会事务部开展的社会调查；主要标准包括收入低于贫困线、无工作能力、无户主家庭、无家庭支持、存在残疾或长期患病家庭成员。尽管改革之前并未对该计划进行评估，当前已有人认识到该计划存在贫困家庭认定、标准客观性方面的问题。

    直接社会援助同样包含一项针对高等教育学术的助学金计划。2010年该计划的受益者人数为98533（数据来自2010年高等教育部的报告），助学金总额为每年5600万突尼斯元（约合3890万美元）。有资格获得该项助学金的学生，家庭户主总收入不可超过官方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其他现金转移占到GDP的0.5%，包含对当地社区、NGO、托儿所、当地文化活动的赠款。

    2.2 间接补贴

    突尼斯的补贴体系长期指向基本消费品、能源和交通。这些领域的补贴总额在2010年占到突尼斯GDP的2.4%，低于1988年的8.5%。自从突尼斯改革以来，补贴又再次上升，到2013年达到GDP的6.9%。在2010年，补贴中食品占1.2%、能源消费占1%、交通占0.3%。现有的研究指出，补贴体系亟待改革，因为其是相对累退的。然而，这些补贴在保障弱势群体购买力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群体几乎将他们所有获得的收益全部用于食品消费。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受补贴的商品篮子中各种产品种类及其所占比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对基础产品和交通进行补贴，但能源补贴直到2003年才进入篮子，原因是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上升，突尼斯需要提升本国私人部门的竞争力，并支持本国中产阶级的购买力。

    2.3 实物转移

    下一节将描述突尼斯的教育医疗体系，作为本章分析的实物转移的一部分。

    教育

    在各级教育中，存在两大体系：公共教育体系和私人教育体系。突尼斯的公共教育体系包括义务基础教育、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义务基础教育由两个阶段组成：六年小学和三年初中，或是增加一年预备期，初中阶段为四年。公共基础和中学教育几乎是免费的（受益人每年只需要支付3美元）。高等教育也可以被看做是免费的，因为本科学生每年只需要支付25美元，研究生则仅需要支付50美元。小学和中学教育支出总额在2010年达到突尼斯GDP的5%，而高等教育支出则占到1.7%。

    从2002年开始，小学总入学率几乎已达到全覆盖，男女孩入学比例均几乎达到100%。6岁到16岁之间人口的净入学率上升了3.3%，达到93.4%。基础教育和中学教育开放的主要受益人是女孩，从2005年开始，她们占据了入学青少年中的大部分。在12至18岁之间的人口中，有84.5%的女孩入学，75.8%的男孩入学。然而，尽管入学率大幅提高，但教育质量并未得到改善。2007和2011两次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的分数几乎在评级上没有变化，而在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上通过国际低水平基准线的突尼斯四年级、八年级人数则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20至24岁之间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从2000年的25%上升至2010年的37%，人数增加了139876人。2010年，大学生数量达到346876人，这也是国家通过扩大预算（从占GDP3.7%扩大至6.1%），致力于增加注册学生数量的结果。2010年入学的近35万学生中，女生数量占到61%。尽管学生数量快速增加，但质量并未以同速率增长，这体现在国际排名中（例如，没有一所突尼斯大学被排入上海排出的世界500强大学）。突尼斯学生在毕业后的工作前景也相当有限。

    医疗

    突尼斯的医疗保障通过两大体系实施：非贫困人口适用的缴费型全国医疗保障计划，以及适用低收入人群和家庭的免费或受补贴系统。两种低收入计划的第一种是免费健康保障（AMG1）计划，指向贫困家庭，提供为期五年的援助计划。98-1812号法案规定了向符合标准的受益人在五年期限中配给“免费医疗保健卡”的条件。第二种计划是补贴健康保障（AMG2）计划，基于收入和家庭规模向低收入家庭赠与“医疗保障折扣卡”。对于一个两人家庭来说，其收入不可超过受保障的最低工资总和（SMIC）。三到五人家庭的年收入不可超过最低工资的1.5倍，五人以上家庭的收入则不可超过最低工资的2倍。受益人根据就医花费接受一次性支付。医疗保健打折卡也是以五年为期进行发放，并在该期限内以10突尼斯元每年（7美元）的价格进行注册。

    在2010年，缴费型体系有2202447名注册人口，免费与补贴体系中则分别有197411和448810人。2010年突尼斯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公共支出总额占到GDP的1.66%。

    三、方法与数据

    本研究采用的是Lustig和Higgins提出的CEQ方法。本质上，该方法包含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分配，从而获得五种不同的收入概念，包括市场收入、净市场收入、可支配收入、财政后收入、最终收入。在获得五种收入后，该方法将评估不同概念下的不平等与减贫效应。

    这项研究十分注重数据，使用了大范围的宏观、微观数据。我们专注于使用尽可能多的官方数据，来最小化偏见和主观估计。在突尼斯的案例中，收入调查数据不可得，唯一存在的收入数据与消费调查相关（这意味着被调查的家庭各不相同）。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在发生率分析中使用消费调查数据来估计各收入概念。如这本手册第六章所推荐的那样，我们假定消费等于可支配收入，以此倒推构建市场收入。消费变量包括非耐用品支出、自产品消费、自有住房的估计租金。我们使用2010年突尼斯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国家消费与家庭生活标准调查数据。该调查由三部分组成：支出、生活标准与食物。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仅包含那些同时参与了全部三部分调查的受访者。该调查的最终样本是全国范围的，在统计上能够代表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最终样本包含23764个人观测值和5456个家庭观测值，大概占了支出调查部分总家庭数量的一半。

    我们使用来自国家金融部的宏观数据估计税收和转移的发生率。初级产品和能源的间接税和补贴数据则来自金融部税务研究和立法总局（DGELF）统计属。直接税的数据仅包含收入税，通过各收入水平税率反推得到。此处我们假设正式部门工人的定义是那些缴纳社保并且按时缴税的人。在调查中给出了哪些个人缴纳了社保费用的相关信息，根据家庭户主是否有工资、是否就业于农业部门，我们推算出了他们所缴纳的社保费用。PNAFN计划（为贫困家庭设立）和奖学金计划（为学生设立）的受益者数量也得自调查报告。个人和家庭所接受的转移支付额度也通过推算得到。对于PNAFN计划，总受益额数据来自社会研究中心（CRES），而奖学金总额数据则来自高等教育部。

    实物转移的数额通过高等教育部、初、中级教育部门有关高等教育预算的数据得到，医疗支出数据则来自卫生部数据。2010年推算得到的支出数额包括了现金和资本花费。

    四、主要假设

    由于发生率分析中所使用的调查仅报告了支出，未报告收入，我们遵循Lustig和Higgins的作法，获得了不同概念的收益数额。根据他们的建议，我们在开始时假定消费额等于可支配收入，并由此倒推获得了净市场收入和市场收入。由于我们使用的消费调查并未包含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我们采用了国家统计局的一项估计。我们通过一个对数线性回归模型估算估计租金，该模型包含了控制房屋特点与地理位置的多个变量。根据这些估算值，突尼斯城市地区的房租大约为每月211突尼斯元（147美元），中小城镇为每月129突尼斯元（90美元），非社区化的城市租金则为119突尼斯元（83美元）每月。

    关于税收问题，由于突尼斯消费调查没有包含个人所得税相关信息，个人所得税负担就必须通过模拟得到。我们根据突尼斯税法，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税率：一种是针对工薪阶层的常规税制，另一种是针对独立工作者设定的统一税制。在两种机制下，我们均假设纳税人只包含那些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个人。为了使比例相似，我们将直接税的水平下调，以匹配它们在行政账户和家庭调查中的私人消费数额。逃税的比例通过调查中不纳税的工人百分比计算得到，结果为40%，而税收收入中由工薪阶层缴纳的比例则为73%。这些比例数字与国家账户中报告的工人（个人所得税总额75%）、非正式部门（部分研究显示占比为40%）的情况相符合。VAT的模拟则更为直接，采用详细的消费数据，计算消费品、能源产品、交通和医疗支出。VAT的税率为6%、12%和18%，进口产品还要附加特定的税率。

    调查直接报告了向每个社会保障机制缴费的工人数量。推算的社保缴费通过市场收入的一定比例模拟得到，并且包含了养老金缴费、医保缴费和死亡福利。缴费包括雇员缴费和雇主缴费，其费率取决于三个因素：该工人属于公共部门（CNRPS）或私人部门（CNSS），是否属于工薪阶层，是否属于农业部门。

    在支出方面，调查的第三部分，名为“生活质量”，报告了现金转移支付的接受者的相关信息，询问了这些个人是否接受免费的医疗保障，是否自动受益于PNAFN计划针对贫困家庭实施的按月配给。调查还报告了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助学金计划受益人的相关信息。每一个受益人所接收到的现金转移总额等于每年支付的总额除以调查中报告的受益人总数（调查中的受益人数量几乎与相关部委报告的数字完全一致）。

    本文中涉及的直接转移并未完全包含所有由政府实施的计划，因为部分计划的相关信息在调查中是缺失的。本文所包含的计划为PNAFN以及助学金计划。在调查报告中仅给出了受益人总数，但并未给出转移总额。调查中给出的受益人总数与相关计划的行政数据中给出的数字非常相似。福利的总额通过行政账户分配给各计划的资金数额计算得到。为了让转移数额与调查中给出的收入数额相匹配，我们将前者作了下调，使得转移数额与调查给出的可支配收入之间的比率与国家账户中的数字相匹配。

    为了估计政府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实物支出的福利价值，我们通过相应部委的预算计算得到了所提供相应服务的平均成本。这一成本包括了行政和资本支出，然后除以受益人数量。在教育方面，我们将初级、中级教育的成本与高等教育区分开来，因为这些服务由两个不同的、有独立预算的国家部门提供。第二步，我们下调了各级教育支出，从而使各级教育总支出除以调查中报告的可支配收入所获得的比率与行政账户相同。调查报告了个人是否上学（如果是，公立或私立学校）以及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受益人总数通过家庭调查给出的数字加总得到。年度人均成本是年度预算和受益人总数之间的比值。

    医疗福利总额等于卫生部预算数据给出的公立医院和健康中心的资本和现金支出。将总预算除以调查中获得受益人是总数，我们能够获得个人的平均支出。遵循调查的分类方式，我们将医疗支出分为常规医护支出、产科医护支出和住院支出。住院支出的成本约为常规支出和产科支出的五倍，后者的平均成本被我们用作测算单位。所有部类的支出都会表示为一单位常规医护支出成本的倍数。每个人的总乘数根据其接受各类医护服务的次数加总得到。将卫生部预算除以调查所报告的所有病患加总的乘数，即可得到每单位医护服务的总成本。

    本研究中的补贴数额是基于食品与非食品消费的报告信息计算获得的。在调查报告中包含了基础消费品补贴、能源补贴和交通补贴。我们对补贴总额进行了下调，使它们与行政账户和家庭调查中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相匹配。

    五、财政政策对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

    在养老金被视为递延收入的基准情形下，突尼斯财政政策显著减少了市场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人均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为0.43，最终收入基尼系数为0.35，下降幅度达到0.08个基尼点。当我们排除公共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实物转移后，基尼系数下降0.05，这意味着三分之二的不平等减少幅度是由税收、现金转移和补贴所引起的。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税收、现金转移、补贴、实物转移的再分配效应（也即市场收入和最终收入之间的差距），比巴西、智利较低，但高于墨西哥，并且远高于印度尼西亚和秘鲁。然而，上述所有国家税收、现金转移和补贴的再分配效应均低于南非。综上，突尼斯的财政政策具有相当程度的再分配效应。

    这一再分配效应使得再排名意义上的横向不平等程度很低。例如，考虑市场收入与财政后收入相比较得到的再分配效应，横向不平等程度为0.0069，这占到了纵向平等度的12%。

    财政政策对贫困率的影响效应取决于贫困线的选择。如果使用较低的每日1.25美元和2.50美元（2005年PPP）贫困线，税收、转移和补贴的综合效应将减少贫困。然而，当我们使用突尼斯国家贫困线（每日5.02突尼斯元，约合3.40美元，2005年PPP），或是每日4.00美元（2005年PPP）的中等收入国际贫困线时情况就并非如此了。当使用国家贫困线时，在考虑所有税收、直接现金转移、间接补贴之后，贫困率从12.3%增加至13%。这一贫困率的增加主要源自相对低收入阶层承担了过多的直接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对收入最低的40%人口而言，直接税和社保缴费的总额大约是其市场收入的4%，而除最贫困10%的人口外，大多数人的上述支出无法由直接转移弥补。事实上，突尼斯的例子中有一个反常的结论，即20%收入分位以上的个人在直接税收、转移后均为财政体系的净支付者。在考虑间接税与间接补贴的净值后（二者是突尼斯十分仰仗的再分配工具），现金层面上的净支付者的起始收入分位上升至30%。尽管补贴数额很大，但在使用国家贫困线时，由于间接税的效应，基于财政后收入计算的贫困率仍然高于以市场收入计算的贫困率。

    总结而言，只有最贫困10%人口的境遇相对改善了。这部分人口收到的转移支付（包含实物）相当于其市场收入（104%），主要组成部分为教育补贴（55%）、间接补贴（23%），其次是医疗补贴（19%）和现金转移（6.1%）。此外，这部分人口承担的直接税负担较轻，仅占他们市场收入的2%，间接税负担则相对较重，占市场收入的15%。总体上，最贫困的10%人口市场收入上升了87%。

    谁从直接转移和补贴中受益？谁在承担税负？

    我们考察了本文分析的财政政策各组成部分的集中度比例。有一些结果引人注目。最贫困20%人口接受的PNAFN福利和“其他直接转移”分别为32.5%和24.7%。换句话说，这些直接转移项目上的支出是利贫的。然而，最富有的10%人口也从这些转移中受益：他们在两个项目中分别收到了全部转移的8.2%和6.6%。最重要的是，间接补贴占到了政府支出的2.3%，却是非利贫的。最贫困20%的人口仅获得间接补贴中的11.7%，而最富有的10%人口却收到了18.3%。

    教育支出在各个收入分位中的分布较为平均。我们的结论显示，初级和中级教育的支出在绝对意义上是累进的：集中系数为负。（见表1）这一结论是我们所期望的，因为突尼斯的入学率几乎是全覆盖的，包含了那些最为弱势的群体。高等教育支出则仅在相对意义上是累进的，然而由于其集中系数远低于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因此其也具有平等化效应，只是不具有利贫性。最贫困10%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很少，仅占到总数的0.1%，相比之下，这一数字在初级和中级学校中为0.8%。

    除住院费用之外，医疗支出在绝对意义上是累进的。医护支出的货币化价值在所有收入分位中平等分布，最贫困10%人口的市场收入因此提高了18%，而最富有10%人口的收入仅提高1%。

    我们观察到的直接转移与补贴的福利分配表明，通过更好的瞄准，最贫困人口、最弱势群体的境遇（那些收入在4美元至10美元之间的人，2005年PPP）仍有改进空间。此外，一旦我们考虑税负，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共同作用将给弱势群体造成极大负担，后者占了总人口的37%，是财政体系的净支付者。当我们仅考虑财政政策的现金部分时（不考虑教育和医疗实物转移支付的推算现金价值），这一收入群体平均要支付的税负为他们市场收入的8%。同时，他们收到补贴总额的34.6%和直接转移总额的46.7%。当我们加入实物福利时，他们就成为了净得益者：弱势群体的最终收入平均比市场收入高出17.3%。


    表1  2010年突尼斯特定公共支出分类对集中系数的影响

    社会计划

    与基准情形中市场收入集中系数的比较

    有条件现金转移

    -0.17

    中小学教育支出

    -0.08

    补贴

    0.21

    其他助学金

    -0.18

    高等教育支出

    0.21

    医疗支出

    0.04

    住院支出

    0.07

    缴费型养老金

    0.56

    直接现金转移

    -0.17

    教育支出总效应

    -0.01

    医疗支出总效应

    0.04

    缴费型养老金总效应

    0.56

    CEQ社会支出

    0.00

    CEQ社会支出与缴费型养老金

    0.20

    注：数据来源为2010年全国消费与家庭生活标准


    六、结论

    本文估计了突尼斯政府税收和支出的发生率。我们应用财政分析方法对2010年消费调查的三个组成部分：支出、食品和生活质量进行了考察。在税收方面，本文分析了直接税（不仅是个人所得税）、间接税（消费品与服务的增值税）。在支出方面，我们分析了43%政府一般支出的发生率，包含直接现金转移（PNAFN和奖学金）、缴费型养老金、补贴、医疗和教育支出。

    考虑净现金转移时，只有最低两个收入十分位的人口获得的转移比支付的直接、间接赋税更多。当我们考虑基础服务时，这一比例增加至最低的七个十分位，而最高的三个十分位则承受着收入再分配。事实上，这一再分配的方向是自最富有的人口流向最贫穷的人口，使得最高两个十分位中有43%的人口向下进入更低的收入阶层，而最低三个十分位中的人口有40%向上进入更高的收入阶层。日均收入为4美元至10美元的弱势群体中，95%的人维持在同一个收入层级。当我们考虑所有转移和税收时，最高收入十分位与最低收入十分位的收入比，从18倍降至6倍。

    财政政策使基尼系数从0.43（税收和转移发生前）降至0.35（税收和转移发生后），其中主要起作用的是税收（贡献了30%）和实物服务（贡献30%）。最具有平等化效应的工具是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费。直接税是累进的，增值税是累退的。现金转移对再分配的贡献很小。尽管直接转移具有强烈的累进性和平等性，其在预算中的比例非常有限（只有0.2%）。补贴具有平等化效应，但远小于现金转移，原因是非贫困人口收到的部分远高于其人口比例（这意味着补贴仅在相对意义上具有累进性）。初级教育和中级教育具有极强的再分配和平等化效应，而高等教育则仅是相对累进，因为贫困人口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门槛仍很高。医疗支出方面，基础医护支出是累进的，且具有平等化效应，而住院服务则仅为相对累进。

    针对突尼斯财政政策的提升空间，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直接转移计划，瞄准那些无法从基础教育和医疗支出中受益的群体，尤其应当注重制定高等教育（贫困学生助学金计划）和住院医疗相关计划。

    2. 通过改进分配标准，健全现有的PNAFN现金转移计划。

    3.减少能源补贴，并以更精确瞄准贫困人口的计划替代它们。对于不那么弱势的群体而言，可以通过减税使他们少拿一部分补助。

     

     

    作者简介：Ahmed Noummi、Abebe Shimeles供职于非洲开发银行。Nizar Jouini现任多哈高级研究生院助理教授。Nora Lustig教授现任杜兰大学CEQ研究所主任。

     

     

     

     


    理解持续脱贫：来自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的比较研究

     

    Andrew Shepherd等


    摘要

    这项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了解为什么一些家庭能够摆脱极端贫困，而另一些家庭则重回极端贫困，这是2014-15年长期贫困报告的主要发现。该研究旨在理解风险、机会、资源和能力如何决定贫困动态结果，以及政府政策和发展方案如何对此作出贡献。这份研究报告、q-squared公司在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坦桑尼亚所开展的工作，以及为进行比较而对肯尼亚、南非和乌干达进行的面板数据分析，都是长期贫困咨询网络（CPAN）为理解持续脱贫而做出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

    根据新的平行数据分析，在此处提供的分析中持续脱贫相对较少，在坦桑尼亚比埃塞俄比亚或卢旺达更频繁；考虑到后两个国家的高增长和相对良好的政策框架，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持续脱贫者的比例在5%到12%之间（在6个国家）——注意由于贫困线有所不同，这些因素并不具有严格的可比性；埃塞俄比亚的低水平反映了埃塞俄比亚人经历的风险水平，尽管其有着良好的减贫和政策记录，并且此低水平由于“从不贫困”的低水平而得到加强。令人惊讶的是坦桑尼亚表现最为出色，这也许可以通过国家平行调查的实际低贫困线来解释，但也可以反映至少在2015年之前为“自下增长”提供的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包括缺乏实施条例和大部分农业产品的公平竞争，以及大量有益的储蓄团体和其他基层金融中介机构的存在，虽然后者的质量参差不齐。卢旺达的平行数据仅涵盖两波（第三波于2018年发布），但定性研究表明，尽管贫困严重并且很少有脱贫持续到恢复水平，其持续脱贫可能达到10%-12%的水平，第三波平行数据结果可能对此进行确认或否认。

    在此期间，除坦桑尼亚以外的所有实例中，暂时脱贫者的比例超过了持续脱贫者的比例，比例均远高于1。这是一个进一步令人惊讶的发现，证实了2014年长期贫困报告中首先提出的问题，本文即在此发现的基础上产生。我们必须在减贫的普遍庆祝中保持疑问，特别是在贫困线如此之低的情况下。第一次将暂时脱贫者加入到贫困者中并与持续脱贫进行对比，比例是1.65：4.6；即使在坦桑尼亚，比例也将近一半。贫困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过程。

    本文的其余部分试图揭示这些贫困动态，并在家庭人口统计和性别关系，交叉不平等，人类发展，生计策略和风险管理，以及地区等方面确定一些“驱动因素”，并考虑了导致恢复的原因。关键的新发现包括诸如家庭规模和抚养系数的作用，城市和农村地区，环境和特殊风险，尤其是健康，以及通过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处。不太可预测的结果包括初等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以劳动力市场为导向的技能，以进步的政策改革为支撑的性别关系，与残疾和老年有关的交叉不平等，以及非农和移民生计战略的重要性。农业与这些路径交织在一起，即使是小块土地的粮食作物种植也能够在持续脱贫中发挥作用，而且土地持有量更大，农业仍然能够提供脱贫机会。受访者经常强调勤奋和协作的夫妻关系，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家庭破裂产生的经常剧烈的贫穷影响。

    风险管理政策对环境影响很大，而且在健康的特殊冲击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强，但在很多问题上都没有得到发展：财产失窃—无论是在家庭内部（卢旺达是一个例外）还是外部，作物和资产失窃都是一个被报告的重要风险，应对此风险的政策举措极少，警务和法律能力非常有限。从贫困中恢复是艰难的，而且可能出现的情况相对较少。这得到了研究发现的支持，即经常脱贫的水平并没有高于贫困线很多。在城市地区，财产所有权是常用的路径；在农村积累的土地、牲畜和其他资产是有用的，但发展非农职业也是如此。卢旺达的医疗保险计划提高了在个人资产所有权和多样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实现恢复的可能性。

    政策对持续脱贫的贡献主要是以社会政策的形式；让经济政策和方案更好地为贫困人口服务更为艰难。农村非农经济和移民是政策和方案尚未发展的两个关键领域；相反，政策相当发达的农业在适应贫困农户的能力、需求和要求方面依然充满挑战。通货膨胀管理—粮食和农业投入价格—是一个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具有挑战性的方面（这本身就很困难，而且是一个折衷的问题）。所有这些意味着“自下增长”仍然很重要，因为“自上”创造的就业机会很低而且难以培养。

    一、介绍

    ž 背景

    第三份国际长期贫困报告（CPAN，2014）关注了贫困动态中的两个现象：在特定时期内贫困超过脱贫的可能性，以及脱贫人群重回贫困的脆弱性，这不是一个小趋势，而是一个大趋势（图1）。然而，目前对于是什么将持续脱贫从暂时脱贫或者长期贫困中区分出来仍所知甚少（定义请参考专题1）。这是本研究旨在填补的空白。


    图1：2000年以来持续脱贫和暂时脱贫

    资料来源：长期贫困报告，2014-2015


    专题1：研究中使用的贫困轨迹的定义

    致贫是指贫穷的人或家庭变得更穷，或者某个非贫穷的人陷入贫困的过程。长期贫困是长期的贫困，持续多年甚至终生，并且经常跨代传播。过渡（或暂时）脱贫是指曾经生活在贫困中的个人或家庭，成功摆脱贫困，然后又陷入贫困即重新变为贫困。为了这项研究的目标，我们认为持续脱贫是在持续脱贫至第三次调查浪潮或持续了五年；认为弹性是家庭即使在面临冲击和压力时，仍能保持长期脱贫的一系列能力。换言之，有弹性意味着个人或家庭最终能够避免贫困或经历短暂的脱贫。


    虽然以某些期望为指导，这项研究毫无疑问是经验性的。研究认为，持续脱贫将在以下地区成为可能并且更多：（1）风险更低或被更好地保护或被承保；（2）机会更大，例如就业机会；（3）穷人的资源或能力与这些机会相匹配。在选择进行深入研究的三个国家中，参考有关这些国家的贫困，政策和政治的文献，我们预计在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会找到持续脱贫，而在坦桑尼亚则更少。结论将反映在这些预期在实践中的程度。

    本研究由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支持，并且是对孟加拉国、柬埔寨、肯尼亚、马拉维、尼泊尔、尼日尔、菲律宾和乌干达等国家进行的更广泛的持续脱贫国家研究的一部分。关于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的论文已发表，其余论文将于2018年发表。还有关于印度、马拉维、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的一些研究。这项更广泛的研究得到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恢复能力中心的支持。其中一些将在即将出版的“长期贫困增长报告”中报告。

    ž 目标

    本项目的总体目标是增加我们对持续脱贫的相关因素，对政策和计划如何支持脱贫，以及对这些政策能够被成功启动的政治和制度先决条件的理解。

    具体目标是：

    1.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关键因素的数量和质量证据，这些关键因素在不同的流行政治解决方案下，针对不同群体，能够持续摆脱极端贫困和匮乏，并被货币和多维方式定义。

    2.确定帮助个人和家庭采取有助于持续脱贫的战略的政策。

    3.建立特定情境，或是多维度的“弹性阈值”，超过此阈值的致贫是不太可能的，以及政策影响。

    4.发展东非决策者，发展从业人员，研究人员和非政府组织设计、实施和宣传脱贫政策的能力，帮助人们保持在脱贫的上行轨道，并防止贫困（例如解决所有三种贫困动态的政策）。

    5.了解体制和政治条件以及战略联盟，在不同情况下，这些联盟对于微调和扩大解决贫困动态的政策是必须的。

    ž 研究问题

    本研究对什么是促使持续脱贫的先天属性、战略和关系的性质提出疑问，以及方案和政策如何有效支持持续的脱贫路径。因此本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持续脱贫的过程，并试图了解特定因素（包括教育、土地和地点，但不限于这些因素）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对实现持续脱贫至关重要，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是否这些可以被认为是变革性的持续脱贫。它将特别涉及以下三个子问题：

    1.什么样的先天属性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对是否脱贫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这些关系是如何分布在不同的人群中的？

    2.个人和家庭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加强他们持续脱贫的前景，以及这些策略如何随年龄、种族、性别和地点而有所不同？

    3.在不同的环境中以及面向不同的群体，定性和定量影响恢复阈值的因素是什么？

    本研究的第二部分着重关注持续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着眼于其发生的政治和制度格局，包括参与者及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4.各国案例研究中的政治解决方式如何直接和间接影响持续脱贫的性质和驱动因素？

    5.哪些政治和制度前提条件能够促进扶贫政策和方案（包括教育、土地、移民、区域发展）的发展和扩大，从而能够持续摆脱极端贫困？

    ž 地点和政治解决方案

    这项研究是在三个拥有不同流行政治解决方案的东非国家进行的：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坦桑尼亚。为进行比较，研究还对肯尼亚、乌干达和南非进行了一些平行数据分析。如上所述，目前还有在孟加拉国、柬埔寨、肯尼亚、马拉维、尼泊尔、尼日尔、菲律宾和乌干达进行的持续摆脱极端贫困的平行数据和定性研究，以及在坦桑尼亚的进一步工作。这项研究担当了这些研究的学习实验室，这种综合是后来更全面的工作的预告。

    虽然存在差异，但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被普遍认为是通过建立一致同意的国家发展联盟而成功地减贫，两者均由有指导的民主背景下寻求联盟的主导方进行统治。坦桑尼亚在减贫方面一直不太成功，并且出现了更为不利的政治解决方案，其特点是竞争性的庇护主义和一个不寻求联盟的占统治地位的执政党，并且执政党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夺权力。

    ž 本研究的贡献

    本研究主要是理论性创新，但也有小部分的方法创新。实质上，本研究是第一个理解持续和暂时摆脱极端贫困之间的区别的系统的方法。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极端贫困人口越来越多的平行数据组功能使我们将数据与定性研究联系了起来。

    为什么这很重要？消除极端贫困涉及解决长期贫困，预防致贫和持续脱贫（CPAN，2014）。以前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的信息（例子可见Shepherd和Scott，2011），但却很少或没有关于第三个问题的知识。有关此问题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语料库应该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

    本研究还在尝试通过定性研究来评估政策方面有所创新。在研究过程的早期，研究人员与广泛的利益相关群体合作，然后与由研究人员和决策制定者或发展从业人员组成的狭义参考小组合作，确定最有可能帮助持续脱贫的政策。定性研究随后探讨了这些（以及其他）政策的达到预期效果的程度。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有关贫困动态的知识空白，还解决了哪些政策和计划可能有助于摆脱贫困的问题。

    在方法论方面，本研究比较了各国的政治解决方案，并将这些解决方案与贫困动态结果联系起来，这是此前没有过的尝试，尽管通常来说减贫政策都有一个好的文献。同伴综合报告对此进行了比较。

    我们的平行数据分析也有一个创新：在识别脱贫和致贫时，我们忽略了贫困线5％以内的家庭。因此，“动荡”的家庭基本没有包含在轨迹的子样本中。

    最后，本研究为以上研究提供了一些方法学知识。本研究运用定性研究找寻持续脱贫时的困难促使了对家庭进行更有目的性的抽样，更加注重通过社区层面的焦点小组讨论确定持续脱贫和暂时脱贫。目的性抽样可以对更多的家庭在持续脱贫和暂时脱贫轨迹上访谈，从而让人们以更大的信心对这些轨迹之间的差异提供定性研究结果。

    二、主要调查结果

    ž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实现了显著减贫的国家。之前一个仅集中在埃塞俄比亚农村的关于贫困动态的较小规模研究（Mariotti and Diwakar，2016）发现了显著的暂时脱贫：“在1997年至2004年间脱贫的家庭中，约有65％的家庭于2009年重回贫困。在宏观层面，暂时脱贫的原因包括该国结构转型步伐缓慢[包括农村非农经济发展缓慢和有限的人口迁移]，粮食价格上涨以及农业条件的脆弱性增加，土地压力增加和气候变化增加。事实上，本案例研究的一个普遍经验是，贫困动态的驱动因素是系统性的，与资产和抚养比率等个人和家庭等因素相关。”教育，累积包括家畜在内的资产，特别是在非农工作中工作或自由职业，农业环境条件以及农业投入的获取和成本都是持续脱贫的重要因素。在持续脱贫方面，女性户主家庭并不处于劣势，她们比男性户主家庭更不容易陷入贫困。可能的因素包括女性户主家庭规模较小，参与公共工作项目的人数多于男性户主家庭（Mariotti，2016）。在埃塞俄比亚，分居或丧偶的妇女有获得土地的较好机会，这也很可能影响了结果。

    与暂时脱贫有关的因素包括：家庭规模和抚养比率增加，缩小和脆弱的家庭土地资源，家庭中有残疾人，以及依次经历了几次冲击。来自移民的汇款在此期间仍然相对罕见，但这既与非贫困家庭的恢复能力有关，也与暂时脱贫有关，这表明移民对许多人来说仍是一种应对策略。

    本研究现在使用了更近期的（2011/12 -2015/16）和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三波平行数据集和更大的生活史子样本去揭示一个稍微乐观且令人深思的贫困动态情况：长期贫困依然大量存在，脱贫比复贫更普遍，但是持续脱贫是非常罕见的（图2）。城市地区和女性户主家庭更加“富有活力”—可能摆脱长期贫困并持续脱贫。积累家庭资源和人力资本一直很重要：拥有牲畜，扩大家庭，通电，接受教育，接收来自国内移民的汇款，和多样化的非农就业和自由职业。另一方面，增加的儿童会阻止脱贫：生命周期效应依然强劲，并且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也对减贫过程产生不利影响（Woldehanna et al，2018）。随着家庭成长，年长的妻子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其中一些以债务形式传给年轻一代（Tafere，2018年）。这对未来的贫困产生了影响。


     

    图2：埃塞俄比亚的贫困动态，2011/12-2015/16


    经济增长一直是埃塞俄比亚减贫的重要推动力（Shepherd和Mariotti，2016），增长促进了穷人甚至最贫穷人口的消费（图3）。增长率曲线在此期间显示出大幅波动，但最贫困人口的增长方式绝对是强劲的。这与早期的结果类似：1996年至2005年间的消费增长明显比平均值多10％，但这一趋势在2005年至2011年间出现逆转，最贫穷人口的锯材消费每年损失0.5％（世界银行，2015年）。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大比重的人口在每天0.70美元的贫穷水平（Shepherd和Mariotti，2016）。


    （a）2011/12 - 2015/6

    （b）2011/12 - 2013/14

    （c）2013/14 - 2015/16

    图3：埃塞俄比亚的增长率曲线图

    来源：Woldehanna等，2018年


    定性研究表明，农田压力和人口压力意味着非农生计战略变得更加重要。移民、汇款尤其是来自中东的汇款、以及搬迁到城镇对持续脱贫越来越重要。汇款对富人保持财富至关重要（专题2）。汇款用于房屋建设和商业发展。在iqub（传统合作社/传统互助组织）的储蓄和借贷以及小额信贷机构的支持下参与新的职业—贸易、雇佣劳动力、租借房屋，都涉及到农业以外的领域。夫妻努力工作和共同协作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女性户主家庭可以成功从事非农职业，甚至迁入城镇（图4和专题3）。

    专题2：汇款有助于保持富有

    38岁的Tesfu是蒂格雷研究中心为数不多的几个非穷并且继续改善的农民之一。他的哥哥在1992年移民沙特阿拉伯是主要的积极事件。寄来的汇款改善了他父母和Tesfu的生活。2010年，他在当地开了一家商店。三年后，他搬到了该地区的首府并且建立了一家批发贸易企业。目前，他的经济形势已显著改善。他把他的孩子送到好的学校并且存款。这种成功的轨迹主要是由于他的移民兄弟的汇款。

     

    图4：来自埃塞俄比亚提格雷的Askalu的生活轨迹

     

     

    专题3：Askelu的故事

    目前，她没有农田，但饲养奶牛并从事家禽饲养。她的主要创收活动是粮食交易，但她现在经营一家当地酒屋。她的两个女儿经营一家咖啡店，一个儿子在一家有组织的青年协会里受雇工作。为了她的生意，她从海外工作的兄弟那里每年得到5000比尔的汇款，并且从当地小额金融机构获得一些信贷。她从Dedebit Micro-Finance三次分期借贷了5500比尔来启动生意。她还在iqub（传统合作社/传统互助小组）存款。她买了一台冰箱，一张现代的床和一台电视机。此外，她还买了自己的房子，为生活和生意而努力。她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较好，家庭经济情况在过去六年有所改善。她将自己变得更好的生活的路径叙述如下：

    “由于我参与了不同的生产活动，我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以前，我住在租的房子里，但是我用粮食交易的收入购买了住宅。另外，我参与酒品贸易，这让我可以更多的休息。目前，我有收入来支付我所有的家庭支出。我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参加婚礼、洗礼和纪念仪式等社交活动。我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这些社会活动支出而不用担心……我被认为是社区中的典范。我被认为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我的经济独立，有能力让我的孩子上学并使再良好的环境中抚养他们。（Askalu，50岁，离婚，提格雷中心）。


    专题4：Kena的农业故事

    我的家庭已经摆脱了贫困。我们能够在城里建造房屋并把房子租出去。我们还在我原来的地方用波纹板修建了两栋房子。我们在镇上还有一些钱。过去，我们只有一栋房子，只有一头牛，后来增加到两头牛，现在我们有四头牛。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的家庭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Kena，62岁，户主，Oromia中心）。


    在奥罗米亚，农场更大和土地肥沃的家庭，可以通过农业化肥和牲畜来脱贫。专题4描述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是如何改善的。

    本研究产生的最大政策含义是，这些非农生计需要更多来自政策制定者和项目设计者的肯定和支持。埃塞俄比亚政府和许多非政府组织都非常重视对小农农业的支持，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功，但现在迫切需要制定农业以外的政策。发展城市化模式和农村非农经济将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这一点现在已得到了政府的认可。然而，目前的重点主要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中小微企业的“自下增长”。

    相比之下，持续贫困，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是由于环境和特有的风险和冲击的盛行，家庭结构和规模，履行社会义务的高昂成本以及缺乏职业道德等原因造成的。干旱仍然是埃塞俄比亚农村家庭面临的主要风险。粮食不安全的脆弱性迫使许多人出售牲畜并陷入贫困。

    多年来，埃塞俄比亚政府针对全社会的冲击做出了实质性回应，例如，安全生产网络方案（PNSP）对适应干旱问题日益灵活，特别是在干旱期间将更多人纳入福利。这项研究表明了特殊冲击的重要性，它们一齐使社会变得脆弱。这可能需要综合的分析和解决方法，以及一些“宏大”的新举措，例如在健康保险方面，强调不健康在贫困和长期贫困中的重要性。总体来说，不同轨迹的人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不同的政策和计划支持。

    履行社会义务（主要是彩礼）的高成本也可能致穷，人们再次出售牲畜来履行社会义务。这（高成本）是一个问题，有立法和政府领导对此举行活动，但在许多国家都没有效果。政策创新是必需的。例如，印度政府最近支持了嘲笑接受嫁妆者的广告片。

    埃塞俄比亚具体政策影响包括：

    •PSNP：帮助长期穷人的重大政府项目，以及非贫困人口易受干旱影响的项目。

    •小额信贷使小规模资产购买成为可能，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信贷是贫困的。降雨失败时的还款问题。高利率（20％）和每月支付平均方案不太适合农户。

    •已报告的卫生服务显著改善—孕妇救护车可防止由于劳动并发症导致的孕妇和新生儿死亡，目前可通过卫生推广人员、公共厕所提供当地服务。

    •农业：对农业推广人员的重视（每个社区3人；关于牲畜鱼肥和奶牛养殖，养护和行植法的培训），但存在肥料问题：供应驱动，当农民收获不足以偿还政府时，农民会陷入债务。现在投入以现金提供，但农民没有现金……

    •灌溉可能会产生影响（特格雷地区），但地区很小，无法改变农民的状况。

    •青年就业：青年人以不同的方式组成小组，包括灌溉、畜牧、家禽、贸易、木材和金属工作以及其他创收活动。然而，实施过程非常缓慢，求职青年越来越沮丧。

    •设计农业以外的政策是及时的。这就要求政策能够解决日益增长的城市化，青年在城市就业是必要的，并且可以解决农业负担过重的问题。

    •总体而言，需要解决长期贫困、暂时贫困和摆脱贫困的相关政策和方案。一些政策和方案可能需要社会保护，而另一些则可以获得生产资源，并支持提高其生产力。这种干预不仅在社区层面，也要聚焦于家庭和个人层面。

    ž 卢旺达

    卢旺达正在迅速减少贫困，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无论是在国家贫困线还是国际贫困线，国家调查报告持续显示了其贫穷程度的下降。在此总体情况中，明显存在着地区差异，下面会进一步分析，也可能存在地方差异。最近博客圈的分析师们对整体趋势的准确性进行了辩论，但这是我们必须处理的事实叙述。这是确实存在的数据和解释，而本研究无法结束辩论。然而，它可以提供一个平行数据分析和形成定性实地工作的角度。正如所预期的那样，以往的地方和定性研究有时更多关注家庭和个人在受益于增长或政府方案时面临的困难和制约，而不是让人们摆脱贫困的成功经验。这与下面的发现相符，即长期贫困的程度很高。本研究尝试一种均衡的方法。

    自2000年以来，卢旺达保持高且稳定的增长，远高于非洲的平均水平，作为不断进化且特别的反贫困工作成果，得到了大量的国际支持和赞赏。服务业和制造业带动了高增长，而农业增长率则较低。尽管如此，农业增长为非农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的定性研究发现，小规模非农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政府在公共工程、村庄建设、新的水利和卫生服务方面的支出，这些支出都吸收劳动力并产生对茶叶和小吃店、买卖衣服、剪裁、建设项目的需求。农业盈余很少，考虑到许多农场规模缩小，因此可以认为，农业增长和非农增长之间的联系可能更多的是通过税收和政府刺激，而不是直接通过农业盈余刺激当地经济。

    然而，增长对穷人有利，尤其是对最低的20%人群（图5）。这略微没有上一期（2005/6-2010/11）利于穷人，但与2000/2001至2005/6相似。

     


    图5：2010-14年卢旺达增长发生率曲线


    在Ubudehe项目中，政府在社区层面的四类参与式贫困评估形成了大量的反贫困政策组合，其范围包括了从最贫穷（1类）到最富裕（4类）。反贫困项目主要针对第1类和第2类。定性研究指出，这忽略了大部分穷人（6部分定性研究分类中的第3级）。早期的Ubudehe 6部分分类与本研究中使用的分类相似。

    在平均消费水平和贫困发生率方面，区域差异很大，但在此期间，更贫穷的南部和北部地区赶上了贫困程度较低的西部和东部地区，甚至是基加利，这可能是因为社会保护在更贫穷的地区更受重视。假设是，由于较贫穷的省份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较低的ubudehe类别，它们应该从更多的社会保护中获益，例如最近被评估为对贫困有影响的Vision 2020 Umurenge项目（VUP）（Kalisa，未发表）。区域增长效应也可能存在（有待探讨）。

    在卢旺达的贫困项目大规模实施的最近十年里，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加速了。因此，可以合理地假定至少一部分的成就与政策有关，尽管增长在高水平，我可能会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于此相关。虽然就业机会创造尚未达到政府目标（2011年至2014年每年估计创造14.6万个就业机会，而目标为20万），但这仍然是一项令人满意的记录。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农户和非正式经营者。

    本研究预计能够分析卢旺达的第三次浪潮（2015/6），然而这需要到2018年中期才可行，那时对持续和暂时脱贫的定量分析将成为可能。在本组中的大部分家庭（48%）不贫困或长期贫困（28%），脱贫（15%）确实超过了致贫（10%）（图6）。虽然脱贫情况非常显著，但长期贫困和致贫家庭占卢旺达家庭的三分之一。定性分析能够扩展这一现象：可以预见地将脱贫分为持续的和非持续的（表1）。这些将与2018年年中发布的第三波平行数据进行核对，先行分析如下。


     

    图6：卢旺达的贫困动态，2010-2014

    表1：根据定性研究显示的2014年以来贫困状况变化

     

    2010-2014

    面板数据

    2010-2014

    定量数据

    2014-2017

    贫困人口/不贫困人口变化

    持续脱贫人口

    /暂时脱贫人口

    贫困—贫困

    44

    49

    4

    贫困—贫困—不贫困4

    贫困—贫困—贫困45

    贫困—不贫困

    10

    9

    3

    贫困—不贫困—不贫困6

    贫困—不贫困—贫困3

    不贫困—贫困

    9

    9

    0

    不贫困—贫困—不贫困0

    不贫困—贫困—贫困9

    不贫困—不贫困

    10

    12

    3

    不贫困—不贫困—不贫困9

    不贫困—不贫困—贫困3

    总计

    73

    79

     

    79
     

    然而不平等现象基本没有改变。这体现在表2所揭示的对贫困动态的更深入的分析中，其中很明显的是，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倾向于保持原状，而那些显著高于贫困线的家庭也是如此。


     

    表2：区分严重和中度贫困的卢旺达贫困转型矩阵

    EICV4 (2014)

    EICV3 (2010)

    至少30%

    处于贫困线下

    30%-5%

    处于贫困线下

    5%-30%

    处于贫困线上

    超过30%

    处于贫困线上

    总计

    至少30%

    处于贫困线下

    11.93%

    7.19%

    3.55%

    2.90%

    25.57%

    30%-5%

    处于贫困线下

    3.97%

    5.10%

    3.64%

    4.42%

    17.13%

    5%-30%

    处于贫困线上

    1.79%

    2.86%

    3.01%

    7.20%

    14.87%

    超过30%

    处于贫困线上

    0.93%

    3.34%

    4.63%

    33.53%

    42.43%

    总计

    18.62%

    18.49%

    14.83%

    48.06%

     

    在平行数据分析中，与贫困相关的因素包括：有较多家属的家庭，有老年人或女性户主的家庭；主要在别人的农场工作。教育程度较高，有健康保险或较多人口活跃在劳动力市场的家庭不太可能贫困。较低水平的家属和较高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是一个强大的组合，可能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找到。然而，定性研究提出的问题是，考虑到缺乏非农就业机会，大规模土地流失导致的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增加是否是一个好的发展。公共工程目前正在吸收一部分剩余劳动力。

    正在脱贫的家庭包括受雇的人，他们有健康保险和更高的教育水平，但对农业劳动者的影响要小得多。就生计而言，职业排名可能对非穷人而言很差：从农业劳动力，所有者经营的农田，到从事非农生意—无论是作为雇员还是业主。转向非农工作或自由职业增加了10%至25%的消费，而转向依靠农业工资则降低了6%至8%的消费。鉴于土地的损失在定性研究中被广泛报道，非农技术工作可能对于持续脱贫来说特别有希望（专题5）。

    另一方面，农业增长被认为对非农部门产生强大的增强效应：2.6％的农业增长带来了0.9％的非农业增长（Diao，2015）。

    贫困动态与相同的因素有关。相比于致贫，高比重的家属与长期贫困的关系更为强烈。另一方面，患有或获得残疾的家庭有较高的致贫风险—这是一个主要风险因素。这对于女性户主的家庭来说尤其危险—这是关于交叉不平等的影响的一个重要发现（Simons等，2018）。

    脱贫已经持续了吗？接下来的内容是根据Dacorta等人（2018年）对79户家庭的生活史和相关焦点小组讨论以及Bugasera，Gakenke，Nyamasheke和Nyarugenge地区的关键受访者的访谈进行的研究。选择这些地区是因为它们表现出不同的主要轨迹（长期贫困，脱贫，致贫和不贫困）。在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这个定性子样本中，也很难确定明显的持续脱贫情况，只有少数取得进展在本研究使用的6点等级中达到5级弹性水平。

    最常见的模式是人们利用金融机构和/或当地借款组织建立自己的“毕业”路径（专题6）。

    2016/7年以来穷人被官员鼓励使用SHG—这鼓励极端贫困和老年人去生产资料购买或生意。Mary的案例说明了小规模粮食种植的重要性，但小规模种植并不总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青睐，这一点在Esperance的案例和在脱贫和保持贫困的故事中得到阐释。与她的邻居Jerive相比，Mary做得很好，Jerive出售土地和奶牛买房子，现在贫困且依赖劳动力市场。


    专题5：通过非农工作持续脱贫

    （a）一个著名的脱贫案例是Immaculata（Nyamasheke的53号）通过粮食种植和多次培训，持续脱贫并抚养了7个孩子。

    她于1983年完成小学教育，后来获得了教学证书，在种族灭绝中幸免于难，并与一位小农结婚。从2003年至2006年，她参加了教师培训，并为了收入继续耕种（3+级）。2008年：获得另一份教学证书和在学校工作（4级）。2012年：为非政府组织工作。此外，她的丈夫回到了学校并成为一名护士，她正在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4-级）。2017：追求学士学位（4-级）。农民+她为非政府组织工作+丈夫是护士—收入多元化，他们都是专业人员。

    培训的时间（时间和成本）和7个孩子影响着其持续脱贫的水平。在这些培训期间，1公顷的土地（粮食作物和咖啡）以及2-3只山羊用来维持生存，养羊场使这些培训可持续。

    （b）摄影店：通过技术培训实现2-3-4级脱贫->工作->牛->摄影机业务并使用Sacco。

    29岁的保罗年轻时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况，他的阿姨和奶奶在战后无法喂饱他，因此他辍学去赚取和购买自己的食物。但稍后重新回到技校。这可能帮助了他，加上他母亲的联络，使他在水利装置（乡村化？农业？）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用这笔工作赚的钱买了一头牛。关键的转折点是他在2013年加入了金融团结。保罗从金融团结中获得了一份12.3万法郎的捐款，他用来做了一些房屋整理工作。他用母亲借给他的5万法郎买了一台相机，开始拍摄照片。他还卖掉了他的牛，并买下了20米×40米的土地。（幸福状态估计为4级）。

    2014年—他继续工作，直到有钱购买另一台相机。第一台相机质量很差，因为它卡住了，之后他借了钱，并购买了40万法郎的好相机，所以现在他使用它并且赚了一些收入。去年夏季的预计收入为3个月15万法郎。（幸福状态估计为4级）

    后来他又购买了一台更好的相机并扩大了业务。

    假定有三个因素至关重要—他的技术培训和加入金融团结。（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他被SACCO接受为穷人。他解释说，对于银行来说，他曾经与BPR合作，但由于收费很高，他决定关闭账户并且现在使用SACCO）。也有过一些来自各州乡村项目（水利装置）和健康保险所需的身份证照片等政府部门工作。


    很少有家庭能够超越4级，进入保持非穷的类别。两个在Bugasera做过的事情是通过与Mary类似的策略来管理—在Celestin（31岁）的例子中，通过获得可用于劳动力市场的技能（砍伐树木和施工）和购买树木来加工和销售，或用于他自己的胶管施工和牲畜；结婚并继承了一小块土地，然后用贷款购买更多的土地种植粮食作物或树木。然而，参与天竺葵种植计划被证明具有风险，购买和加工天竺葵的行业没有适当地建立。Celestin和他的妻子与上文的Esperance和Jerive形成对照，他们能够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地在集聚区建造一座房屋。

    奶牛租赁在卢旺达有数百年的历史，它提供了另一种途径：这就是稍富有的邻居和朋友将牛租给那些放牧奶牛并能从肥料和牛奶中获益的穷人。当牛有小牛时，穷人可以保留它。对穷人来说，这是一种三赢的方式—牛奶用于预防恶性营养不良病，肥料是农场急需的，因为大多数人买不起它—并且得到一只可以出售的小牛（专题7）。


    专题6：金融包容和小规模粮食作物种植是脱贫途径的中心：Mary和Esperance

    Mary是一个最明显的在2000-2017年期间弹性持续脱贫的PNN家庭的例子。她从ikibina（或ROSCA）毕业后成为SACCO的会员，并重复使用SACCO信贷购买了小块土地。与她的一些邻居不同，她能够避免出售土地或参与房屋改善。

    Mary现年30岁，合法结婚并且有2个孩子。她的父亲是一个生产木薯、豆、红薯和香蕉的农民，这些产品足以支持家庭消费，并会有剩余的产品可在市场售卖。作为一个孩子时，她的家庭并不贫穷（在4/5级）。她的父亲因为参加了1994年的种族灭绝而被监禁，所有的孩子都辍学了，孩子们虽然很年幼，但都自己耕种了土地并出售劳动力。因为他们还年幼所以工资很低（150法郎），但他们会用工资来购买基本需求，包括肥皂和盐。他们那时很穷（2级或3级）。1998至2000年，他们从继母那里分出一块土地，每个家庭有100x100平方米的土地，并继续耕种和生产木薯、豆、红薯和香蕉，但这不足以供家庭消费，因此不得不出售劳动力（3级）。

    2010年她结婚了，她丈夫有40x50平方米的土地，所以他们可以生产上香蕉和豆，有时她的丈夫从事兼职工作，并有钱购买衣服，鞋子，肥皂和盐（3级以上）。她真正的脱贫行动始于2011年，当他们加入协会（Ikibina）时，他们每月捐出一定数额的钱，从那里他们得到了10万法郎购买20x30平方米土地，用来生产更多的豆和木薯。2013年，他们以230万法郎购买了50x60平方米的土地，生产玉米、红薯和蔬菜。

    2015年，他们加入了SACCO，获得了17万法郎的贷款，并全部用于购买了奶牛，奶牛提供了牛奶和肥料。2016-2017年，他们用22万法郎购买了5000平方米的森林。

    ***

    Esperance现年80岁，但自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在第4级（不超过）。自2000年以来，她的生活受到了冲击，如由于天气导致生产力低下，将土地分给儿子以及政府方案限制了她可以收获的作物，从而限制了土壤的生产力和肥力。

    她说，由于农业政策，她不能进一步行动。虽然她在合作社（CODEVU），他们每年支付500法郎，但她提出，在2005年的土地整理项目中，政府要求他们在他们的土地上收获特定类型的作物（玉米和豆类），所以没有种植多种类作物的事实影响了生产力水平，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降低了土壤肥力。2010年她声称这片土地现在不肥沃。2016年，她解释说，农产品产量的下滑受到出售传统啤酒的影响。

    她还得到了一段时期的土地和牲畜繁育培训，社区支持（教会），她在那里接受和给予（尽管她出售土地以资助她的孙子的坚振礼），最近还通过两个自助团体获得贷款。2014年，她加入了一个自助小组，并获得了5万法郎以帮助她资助教堂建设基金和儿子的坚振培训。2015年，她加入了另一个自助小组，获得了18万法郎并购买了一头奶牛。这种本地层面的金钱转折似乎在帮助她。2016年，这头奶牛生产了另一头牛，两头牛都被卖掉用于买房。目前，他们依靠销售传统啤酒和低水平的农场生产生活—但SHG似乎正在给她更大的希望，比如养猪。她提及她花了1万法郎为家里购买了电缆，但他们还没有收到。


    专题7：奶牛租赁的收益

    刚结婚后，Lea从邻居那里得到一头“租来的”奶牛，并且主人给了他们这头牛的后代—一头公牛。这头公牛以12万法郎出售，她增加了2万法郎，并以14万法郎购买了一头奶牛。然后在他们建造了房屋的地方，另一块土地正在出售，他们以18万法郎的价格出售了牛，并购买了这块土地。这块土地有一个咖啡种植园，但他们砍掉了咖啡，种植了香蕉和其他农作物。


    没有土地的人不能用这种方法摆脱贫困—尤其是那些有房子但没有土地的示范村里的人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符合每人一头牛政策的极端穷人并不能从这项政策中获利，那些保留了土地但因没有被认为“足够穷”而不符合政策资格的人（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房子和土地）会非常喜欢一头奶牛，因为他们买不起肥料。现在使用山羊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据报道这些山羊被销售用于消费。上文的不穷的Celestin是个例外。

    奶牛租赁提供了一个“自下发展”的例子，这也是Girinka One Cow计划正在培养的。一项最近的使用2010年和2014年全国住户调查进行的评估表明，它通过提供粪肥增加作物产量，但不增加消费。然而，最贫穷的家庭因为没有土地而被排除在外；根据定性结果，可能是3级（仍然贫穷）家庭，因为他们不够穷（Nilsson等，2017）。土地村有化也限制了一些参与者。鉴于这些结果，现在可能需要再看一下该计划的设计。

    另一条持续脱贫的路径是通过妇女赋权，无论被国家还是被其男性亲属，都可以自由地通过养殖牲畜或贸易增加收入。例如，Jacqueline（Calixte的妻子，Nyamasheke）非常贫穷，但她的兄弟们让她继承和管理他们的土地，她的丈夫鼓励她进行大豆交易（这是她擅长的），同时接受了她非婚生的孩子。作为改组传统婚姻习俗的一部分，这种规范的改变得到了政府的鼓励。

    国家正在采取措施确保妇女的继承权—对于Francine来说—这使她能够摆脱贫困。Bugesera地区的Francine是第一任妻子死去的孩子，父亲的土地继承权归他的第二任妻子。2017年，在一位村长的帮助下，弗朗辛得到了她的继承权：一块0.2公顷的土地。她以200万法郎的价格出售了它，并在Nzagwa地区以190万法郎购买了另一片土地（0.4公顷），她希望那里有肥沃的土地。土地继承使她从3级升至4级。

    相比之下，Mariza（33岁）与丈夫在3级水平。2010年，她的丈夫卖掉了一些土地并开始获得第二任妻子的过程，但这一过程被官员阻止。后来，他离开了家人搬到了基加利，所以他们失去了他的支持。没有剩下很多土地。此外，奶牛被带走了（它被租给丈夫，而不是妻子），所以牛奶和肥料的来源也消失了。她的幸福水平降至2级。之后，她的情况因母牛租赁和去上班的儿子而得以回升。

    新的婚姻法非常有帮助，国家在实施这些法律方面的力量也很有帮助，但这些法律可能需要补充性政策来加强他们可以促成的赋权。

    对于有土地的贫困家庭来说，合作的夫妻团队可以高效利用他们的土地和其他资源，并在需要时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摆脱贫困。农场（例如大豆）和非农业部门的多元化通常是重要组成部分，加入非正式的储蓄组织可能有助于重振老年妇女取得进步的动力。继承可能有类似的效果。

    稍富有一些则可以使一个家庭从朋友那里借钱，或者加入SACCO。这意味着通过农业增长收入是可能的，家庭投资新技术，偿还贷款并进一步贷款。农业在支持接受教育方面也发挥了作用：种植粮食作物和一些咖啡使一个家庭完成了丈夫的护理培训以及妻子的教师培训，确保了持续脱贫。利用粮食作物种植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应该能够客观公正地评估土地和农业在持续脱贫方面的作用：多样化和非农业生计可以提供脱贫的最佳路径。农业甚至是在非常温和的土地种植粮食作物以供食用和/或出售也可以在更广泛的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对政策有影响，因为后者以粮食作物为代价在许多领域大力推广单一作物的经济作物。

    然而，定性研究表明，这些持续脱贫的可能性受到严重限制，特别是在两个较贫穷的地区。脱贫很少超出研究中使用的6个等级的等级4。只有5级被认为是“有弹性的”。但是，这可能是使用了用于定性研究的抽样方法的结果。如果研究更多地在有更多脱贫的地区进行，那么可能会有更多这样的案例。它与影响大多数卢旺达人的持续地高度不平等相对应，并且人数较少的人从他们开始的地方走了很长一段路。

    “自下增长”受限于进入成本壁垒，需要支付的费用和/或税金或其他参与条件—向一个SACCO支付5000卢旺达法郎；购买茶叶植物的需要和在当地合作社出钱作为茶叶种植的条件；为小额交易而支付的小额税费；要求提供带照片的证件以获取健康保险—即使这对一些非常贫穷的人来说可能是负担不起的。在某些地区，为了达到标准而花钱购买新房的要求可能涉及大笔支出，有时还会出售生产资产来支付此项。贫困家庭可能无法承受这些花费，他们可以通过“动员”努力在被引入储蓄和信贷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地方被管理，就像几位受访者所发生的那样。但加入合作社的较大成本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依然难以实现。

    还有几个彻底的禁令限制了自下增长：例如捕鱼、木炭制造、二手衣服交易（导致产品没收和监禁）、沼泽地种植，以及在茶或咖啡区域种植食物。这些禁令可能都是出于良好的政策原因。但是，一些缓解措施可能有助于防止致贫效应。

    这些可以被看作是在卢旺达领导人希望看到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过渡性问题。然而，它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长期贫困和贫困是卢旺达贫困地区的重要特征。为了让分配底层的人积极参与到增长中来，需要向正式、现代和面向外部的经济的过渡中，推动人们相互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自下增长”（至少不能阻止）。

    卢旺达的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过程在审查政策和实施方面被证明是好的（Golooba-Mutebi，2018年）。

    本研究中的详细政策和方案影响包括：需要审查参与经济活动和政府项目的大量条件和征税的综合和单一影响；需要重新评估粮食作物农业对穷人的作用—这可以帮助穷人投资商业性农业、教育和非农生计，以及需要重新评估土地村有化发生的速度和条件。

    卢旺达具体的政策影响包括：

    •两性平等措施的有益影响，但需要补充

    •Girinka One Cow计划的目标

    ž 坦桑尼亚

    在坦桑尼亚，2000-2007年期间，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减少贫困，尽管有金融危机，2012年之前贫困确实减少了。这归功于坦桑尼亚的增长和减贫政策框架—MKUKUTA（Rukinduka等，2018）。以前关于坦桑尼亚贫困动态的研究探讨了为什么21世纪的高增长以及人类发展的显着进步没有转化为更多的减贫。解释的核心是影响大量贫困家庭的负面动态影响，这些家庭中普遍不能提供家庭粮食安全的问题破坏了两性关系，并减少了脱贫所必需的储蓄和资产积累的可能。这导致了非常低的向上移动性。即使对于那些并非绝对贫穷的人来说，脆弱性也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抵御冲击的能力很小（Kessy等，2015）。

    然而，贫困线显示了坦桑尼亚的某些问题：决策者最广泛使用的全国家庭预算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贫困发生率为36%，2007年为34%，2012年为28%。本研究使用的全国平行调查，分别在2008年，2010年和2012年获得的数据是20%，13%和7%，从较低水平减贫的比率更大。使用相同的数据，参考1.90美元的贫困线，贫困率为71%，65%和63%。如果调查结果是正确的，且不会因为中产阶级家庭大规模退出调查而产生偏差，那么这表明虽然有一些减贫措施，但大部分非贫困人口和已脱贫人口都高于国家贫困线但低于1.90美元线。

    “大量聚集在贫困线附近的人口表明，中等贫困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摆脱了贫困，而非贫困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很容易陷入贫困。这一事实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的那些贫困率约为30%的国家中非常普遍，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来减轻贫困并防止人们重新陷入贫困。”（Ruhinduka等，2018年）

    由于国家平行调查的贫困线基本如此之低，在其以下或相交的家庭比例也很低。然而，最高的比例（12%）是持续脱贫，另有5％的脱贫—各地区的数字一致；而非常小的比例的人口经历了暂时脱贫后变得贫困或长期贫困（图7）。在两个地理区域—中部干旱地区（多多马和辛吉达）和西部地区（基戈马，塔波拉），长期贫困（在三波调查中均贫困）的发生率仅为5%。在其他地区约为2%，东部地区（达累斯萨拉姆，Pwani，坦噶和莫罗戈罗地区）接近于零。这是贫困最少，就业机会最多，致贫最少的地区。而在其他依赖农业和自然资源的地方无法阻止大量的持续脱贫。但是暂时脱贫或致贫与有更多依赖危险的自然资源的区域相关，特别是干燥的中部地区，以及偏远地区—南部地区和南部高地。这些地区也是粮库，但缺乏储存设施和作物保存技术导致收获后损失严重。它们也远离潜在市场。除了农业之外，人们依靠小规模采矿、采石或捕鱼。因此，坦桑尼亚的贫困动态具有明显的地理分布。

    定量分析清楚地说明了全国持续脱贫的情况。这不是我们在开展这项研究时预期会发现的—我们预期坦桑尼亚的持续脱贫将低于埃塞俄比亚或卢旺达，因为这两个国家有较高的增长率和有力的政策框架。如果贫困线越高，持续脱贫的程度可能就越低，而长期贫困人口的比例则明显更高。这通过使用1.90美元的贫困线（Ruhinduka等，2018），这一相当极端的方式阐释。未来使用现在发布的2014-5 国家平行调查数据的研究中，必须更加注意调整国家平行调查数据中的贫困线，以便分析更符合从HBS得出的分析结果。


     

    图7：2008-2012年坦桑尼亚的贫困动态


    资产对持续脱贫非常重要：土地规模，资产积累，牲畜积累均可降低暂时脱贫风险。但是，对于女性户主的家庭而言，拥有的资产数量与临时而非持续性脱贫有关。妇女的资产更容易遭受亲属盗窃和掠夺，这在某些生活史中表现显著。因此，如何保护妇女的资产是政策和实践的主要问题。

    受过初级以上教育并拥有非农商业对持续脱贫也很重要。虽然小学教育对于消除贫困仍然至关重要，但单靠增加穷人的经济流动和摆脱贫困的机会似乎已经不够了。户主更高的教育水平，特别是中等和高等教育，与更好的创收机会和显着降低的贫困水平相关（世界银行，2015年）。

    在坦桑尼亚农村，非农职业仍然很少：只有6%的家庭报告说与非农部门有一些关系。

    和在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一样，定性研究努力想出大量的家庭持续脱贫。一部分原因是只有一个地区（莫罗戈罗）小的子样本因为这项工作的资源可用性而被允许。这些资源是为补充而设计的，但是现在已经太晚，无法纳入研究结果。然而，下文介绍了多多马和辛吉达地区进一步研究的初步结果。

    定性研究表明，那些设法维持脱贫或弹性保持非穷的人可以获得大量有用的资源，例如大量的土地，并将农业活动多样化地转向更盈利的作物，例如洋葱和豆类。他们也多元化经营，虽然多样化可能与农业没有太大的距离：作物贸易、仓储、剪裁、塑料袋制造和碾磨企业在莫罗戈罗以各种组合提到。在多多马，多样化也涉及牲畜和拍卖牲畜，牲畜肥育，尽管没有兽医服务是一个限制因素：每个病房的一名畜牧官员可能已经预先执行关于肉质的规定，而不是与生产者合作。有组织的牲畜盗窃（一箱猪）也可能致贫。

    人们也多元地进入货币市场，充当中间商的代理人，并利用中间商的进预付款购买农作物。良好的夫妻关系可能有助于多样化—在一个例子中，丈夫为他的妻子开了一家商店。

    作物市场的商业使用使那些能够将作物运到遥远且付费较高的市场（如Kibaigwa的玉米市场）的人获取很大好处，但收集他人的作物出售也可能导致潜在的剥削，因为中间人可能获得大部分利益。手机是有战略地出售作物的一种辅助手段—农民能够在不同的地方给中间商打电话并询问价格。

    持续脱贫的家庭也有渠道获得良好的基础设施，如市场、仓库和道路—改进的道路吸引更多的作物买家并带来价格上涨；他们能够商业贷款；他们受益于社交网络和人际关系，特别是稳定的家庭和夫妻之间的良好合作，努力工作的夫妻能够提供相互支持并承受冲击；在大家庭中有正式工作的人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提供稳定的收入和抵押贷款的基础。

    令人惊讶的是，持续脱贫者似乎并没有从政府或其他发展项目中受益。例如，能够通过优惠计划获得肥料的是非穷人。如果有受益的话，政府的项目和政策对致贫案例更有帮助，例如下文提到的土地没收问题（专题8）。储蓄是持续脱贫的关键部分—可能以现金、物资或牲畜的形式。获得信贷可能是持续脱贫的一部分，但也存在对没有稳定的收入来偿还贷款的担忧，所以贷款对弹性的贡献并不是很多。多多玛的小额融资和SACCOs几乎没有伴随持续脱贫的事例：利率据说很高，而还款期短—例如三袋化肥的借款需要偿还40袋马铃薯，使贷款非常昂贵。例外情况是非政府组织（例如莫罗戈罗的ECLOF）有更有意义的信用产品，以及更详细的借款人培训。在多多马，合作社为农作物贷款实施的商业农村发展银行贷款计划设计得很好，首付为20%，然后是一年80%。受欢迎的VICOBA（乡村银行）也可能管理不善，一些受访者对此很清楚。

    有趣的是，在进行田野调查的农村社区，教育在脱贫或持续脱贫和抵御能力方面的表现并不强烈。


    专题8：弹性的多元化

    另一位研究参与者提到，他的家庭参与了各种生意，包括剪裁和制作用于包装水（称为滴水）和本地制作冰淇淋的小塑料袋，销售二手衣服（mitumba）以及在主要道路旁烘焙木薯（kuchomamihogo）和玉米。在主要道路旁卖二手衣服（mitumba），烤木薯和玉米是丈夫在事故发生前做的小生意。然而，事故发生后，这项生意停止了，事故导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直到2015年，他恢复并重新开始制作塑料袋和剪裁生意。据了解，由于妻子继续从事这些业务，该家庭的生计并未受到事故的严重影响。


    但是，研究发现似乎一些在2012年持续脱贫或者持续不贫困的家庭在2017年的实地调查中变得贫穷，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或支付医疗和服装费用。这些故事揭示了坦桑尼亚农村日常生活中贫穷因素的多样性和强度。

    被报告的致贫因素包括：突发性事件，如政府没收土地，腐败支持，以及造成负担家庭生计的人残疾；更单调但不平衡的经济关系和减少的货币流通的不良影响（专题9）；以及残疾，被继父遗弃的妇女的子女，负担家庭生计的人死亡以及在当地一家制糖厂工作的兄弟的就业减少，而这家制糖厂因畜牧场的牲畜侵入农场而限制了生产。这个突发性的故事在莫罗戈罗以及其他地区都非常突出，并说明了气候变化如何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在Kibaigwa，来自Manyara和Kitetwa的农民在那里定居，导致与牧民们发生冲突，牧民们声称这块土地已被用于牧地。

    没有建立制度来管理在牧区定居的农民冲突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贫困动态产生强烈的影响：现在有一些号召对此类问题进行基本的重新评估和更有参与性的方法。再次，这个问题与腐败有关，因为牧民为能够轻易贿赂官员以支持他们的利益而感到自豪（Kessy等，2018）。自2015年选举以来，政府一直在采取严厉措施打击腐败，并多次解雇官员；但牧民农民冲突问题仍尚未得到解决。

    在2012年进行的第三轮平行调查中持续的脱贫在几个案例中没有维持脱贫到2017年，或者是至少停滞的。实现进一步向上发展的最大限制，除了多多马的干旱，似乎是最近政府的各种政策引发了经济萧条。其中包括：纳税义务的广泛执行导致交易商购买农作物时竞争减少以及价格下降；在一个案例中—多多马的木豆，许多农民在扩张主义者的鼓励下进行多样化生产—由于一个贸易商入狱，向印度出口的市场萎缩。坦桑尼亚银行的公共部门机构储蓄的集中化降低了流动性，因此商业银行的贷款导致进一步收缩货币流通。再次影响交易商购买农作物。

    后面的章节提出了更通用的政策影响。坦桑尼亚具体的政策影响包括：

    农业：

    •国家农业投入凭证计划（NAIVS）：代理商向农民交付的时间不及时，投入太贵。受益的是主要是富裕的农民。

    •农产品市场存在的问题：农民没有组织起来（不同于牧民），所以商人主宰市场，农民得到的价格很低。农业支持项目仍然缺少强大的市场成分。（与政府主要农业市场方案没有互动—市场基础设施、增值和农村财政支持项目（MIVAEF）。

     


     

    专题9：两个致贫案例

    “我们，被迫离开的一群人，向区官员投诉说当我们被迫外出时，有人入侵该地区并且继续进行农耕活动，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甚至试图去找莫罗戈罗的森林经理，但她只是说他们会努力的；但到目前为止什么也没有发生……”（ILH，Difinga村，Mvomero区，2017年2月）。

    事件的顺序如下：土地没收，这也与政府官员的腐败有关，道路交通事故以及未能从VICOBA（乡村银行）获得资金贷款。

    Modest[匿名]的家庭陷入贫困据称是由于多种因素的结合：作物产品价格低带来的币流通不畅，以及家人暂时患病而需要大量的金钱去获取治疗。这些人的生计取决于农业；因此，作物价格的下跌使他们面临意料之外的财务动荡。有人指出，由于货币流通不畅，他们从富人那里拿到的工资较低。Modest抱怨因为出售大米的不公平而陷入贫困，因为他以亏损的价格出售—5万先令出售一袋大米（如果他等一会儿，他能以9万先令的价格出售），用来支付他生病的母亲接受治疗的费用，并且因为雇佣他监管一个洋葱农场的老板没有支付给他每月的10万先令工资。他解释说，自2016年10月至收集数据时（2017年2月），Ruta没有支付他的工资。他声称第五届政治制度下的生活如此艰难，他声称：

    “Ruta（我的老板）和农作物买家正在剥削我；我们在农村是无能为力的（wanyonge），我们不能强迫商人赞同我们的价格，因为你发现自己处于困难的境地，孩子生病并且快死了，那么你就不得不按照他/她的价格出售”（ILH，Mvumi村，Kilosa区，2017年2月）。

    他补充道：

    “如果有钱人正在为困难而哭泣，那么底层的人，穷人则正在困境中，所以我们什么也得不到，也没有工资。美好的生活始于富有的人，并缓慢传向穷人”（ILH，2017年2月，Mvumi村，Kilosa区）。

    此外，生活困难是由于货币流通不畅，这与一些商品的稀缺有关。例如，2015年每公斤糖卖1，800先令，但2017年3月的售价是为2,800 先令。因此，通货膨胀和家庭收入的微薄影响了他承担一些糖之类的普通家庭商品。


     


    土地：

    •未能解决牧民入侵土地的—被牧民贿赂的地方和地区政府官员。

    •森林土地保留没有缓解导致土地流失。

    社会保护和金融包容：

    •PSSN（TASAF）—有一些好处（对于长期贫困，对与市场接洽），但也目标错误，而老年人和残疾人则不是目标对象。

    •VICOBAs：难以获得收益：穷人没有能力提供日常储蓄，该计划的管理不善，或担心还款体系。


     

    三、比较分析

    在比较我们的三个案例时，我们将仅以平行数据分析为基础再增加三个案例，以检查新出现的结果是特殊的还是典型的。肯尼亚农村和乌干达是可与上述三个案例比较的农业经济体。南非高度城市化和工业化，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村经济，这是非常不同的，而且预计结果至少会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比较的目的是探讨贫困动态模式的共同点和差异，以及与模式相关的因素。这首先使用平行数据完成，然后可能通过定性研究引入更多的理解，差别和因果分析。这一分析还将使用就这一主题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开展的其它定性工作。

    ž 贫困轨迹

    在5个三波数据集的国家（卢旺达仍然只有两波）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以下观察结果（表3和图8）：

    •调查涵盖的时期包括金融危机和/或紧随其后的时期。除南非之外的所有国家的增长良好，即使没有和危机前的增长一样高，而南非在2004 - 2007年之后的增长率仍然很低。

    •持续脱贫的范围在样本的5％至12％之间—注意这些严格来说并不与贫困线相当；尽管埃塞俄比亚的减贫和政策纪录良好，但它的低水平反映了埃塞俄比亚人经历的风险水平，并且由于“从来不穷”的低水平而得到加强。坦桑尼亚的最出色表现可能可以通过它的贫困线来解释，但也可能反映了至少在2015年之前“自下增长”的相对良性的政策环境，缺乏实施条例和大多数农业产量的一定程度的竞争，以及大量储蓄团体和其它基层金融中介机构的存在。

    •在这段时间内，暂时脱贫的比例超过持续脱贫，除坦桑尼亚以外的所有比例均远高于1。这是一个进一步令人惊讶的发现，证实了2014年长期贫困报告中首先提出的问题，并开始了本文。我们必须在减贫的普遍庆祝中保持疑问，特别是在贫困线如此之低的情况下。第一次将暂时脱贫者加入到贫困者中并与持续脱贫进行对比，比例是1.65：4.6；即使在坦桑尼亚，比例也将近一半（表4）。

    •长期贫困人口在三波中的比例显著不同。埃塞俄比亚和南非的长期贫困水平和比例高于其他轨迹；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贫困线有更多的变性。这表明埃塞俄比亚和南非相比于其他国家的贫穷结构性。

    •致贫率也有所不同。如果你在南非或坦桑尼亚是不穷的，那么你不可能变穷。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变穷的可能性更大。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的高致贫水平表明这应该成为政策的优先事项。

    ž 贫困动态的驱动因素

    接下来的部分将考察这些模式的“驱动因素”，以观察各国之间是否存在趋同或分歧。这种分析是基于对每个国家数据集的回归进行比较，主要侧重于家庭的资源、属性、能力和活动以及他们所经历的冲击或重要事件。各国之间趋同和分歧的领域被确定，趋同领域显示更广泛的趋势和解释因素。然后，此分析整合了定性研究的结果，这是可行的，结果可以涵盖定量分析中揭示的相同问题，但也会出现其他问题；并且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含义。


    表3：使用国家贫困线的贫困动态轨迹

    轨迹

    南非

    乌干达

    肯尼亚农村

    坦桑尼亚

    埃塞俄比亚

    卢旺达

    暂时脱贫人口

    10.93%

    9.02%

    8.29%

    1.70%

    7.59%

     

     

    贫困人口

    3.58%

    12.97%

    17.22%

    3.40%

    13.64%

    陷入贫困人口

    9.52%

    持续脱贫人口

    8.77%

    8.07%

    6.92%

    11.80%

    4.56%

    脱离贫困人口

    14.75%

    反复贫困人口

    2.25%

    4.28%

    5.47%

    5.40%

    5.08%

     

     

    长期贫困人口

    49.02%

    6.51%

    13.03%

    2.00%

    44.47%

    长期贫困人口

    27.59%

    从未贫困人口

    15.34%

    47.58%

    33.79%

    71.10%

    13.33%

    从未贫困人口

    48.14%

    其他人口

    10.11%

    11.57%

    15.29%

    4.60%

    11.34%

     

     

    专题10：这会成为持续脱贫吗？

    在进行的ILH访谈中，莫罗戈罗城市中只有一个人属于PPN类别（贫穷、贫穷、非穷人）。这次访谈发现这个人过去经历过赤贫。她有8个孩子，3个死亡了，她的丈夫是一个酒鬼，这意味着她是唯一一个负责照顾她的孩子的人，特别是喂养和带他们上学。丈夫去世后留下5个孩子由她照顾。由于这种经历，Ashatu认识到，如果她想摆脱贫困，她必须努力工作。以下是使她能够脱贫的重要因素，尽管她是一个要照顾5个孩子的寡妇。

    •土地可用性：土地可用性使研究参与者能够毫无障碍地开展农业活动。据她的故事透露，她的丈夫给她留下了三块土地（1.25亩用于种植玉米； 1.75亩用于种植水稻；第三块4亩的土地用于种植玉米和蔬菜）。

    •在农场努力工作：尽管丈夫去世后人力资本下降，但她从未放弃；她不断努力耕作和销售他们在农田中收获的东西。这使她能够继续送她的孩子们去接受初等教育。

    •在新住宅区购买一块土地：通过努力赚得的钱，她能够购买土地并建造了一栋有水泥地面，砖墙，铁皮屋顶，两间卧室和一间客厅的新房子。

    •储蓄：由于她的储蓄习惯，个人能够摆脱贫困。这些储蓄使她能够购买铁皮等建筑材料，并建造了一间有三间卧室和一间客厅的新房子，以适应家庭规模。

    •农业中的儿童参与：使她的孩子从事农业活动增加了农场的劳动力。

    然而，有人指出，改善作物生产需要农业投入，尤其是肥料，并使研究参与者进一步高于贫困线。她说：

    “如果我能够获得肥料，我相信我会提高作物产量并收获更多。但是我一直面临的问题是，当他们宣布补助化肥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没有钱支付它……当我试图筹集资金时，时间流逝；等我筹到钱时已经晚了……”（ILH，Madanganya Street，Morogoro Urban，2017年2月）。


    图8：参考国家贫困线的贫困轨迹（饼图）

     

    表4：贫困轨迹比率，国家贫困线

    比率

    南非

    乌干达

    肯尼亚农村

    坦桑尼亚

    埃塞俄比亚

    卢旺达

    TE:SE

    1.25

    1.12

    1.20

    0.14

    1.66

     

     

    I:SE

    0.41

    1.61

    2.49

    0.29

    2.99

    D:E

    0.65

    TE:I

    3.05

    0.70

    0.48

    0.50

    0.56

     

     

    CP:SE

    5.59

    0.81

    1.88

    0.17

    9.75

    CP:E

    1.87

    TE+I:SE

    1.65

    2.72

    3.69

    0.43

    4.66

     

     

    TE+I+CP:SE

    7.24

    3.53

    5.57

    0.60

    14.41

    D+CP:E

    2.52

    ž 人口统计资料和两性关系

    较大的家庭和较高的抚养比率通常是负面的—增加了长期贫困的风险，但对于流动性更强的家庭来说，不断增长的家庭可以成为持续脱贫的资产。

    家庭中有老年人可能会因为养老金（南非）而对脱贫有积极的贡献，但这些家庭更有可能经历长期贫困或暂时脱贫。坦桑尼亚是个例外，那里更多的有老年人的家庭与长期贫困有关，但也有持续脱贫的家庭。累积的生产资产，包括牲畜和获得养老金可以解释脱贫与老年之间的关系。但养老金在坦桑尼亚不是全面覆盖的。而且，最近的定性数据中唯一的例子就是一位老人在收到他的三个女儿的出嫁彩礼后脱贫。他投资并且脱贫。然而，当他变老后，他将自己累积的财产留给了挥霍一切的儿子，而他在本研究进行时又回到了长期贫困。

    女性户主家庭也可以脱贫（专题10）。但更多的时候，她们可能会经历长期贫困，只能暂时脱贫。当他们积累资产时，至少在东非，他们的风险会增加—丈夫的亲属在分居、离婚或守寡方时抢夺财产及盗窃财产（请参考下面的风险管理）。这可能是为什么长期贫困和暂时脱贫是女性户主家庭的主要模式的原因。

    丈夫和妻子建立合作关系并努力工作的定性数据一直支撑持续脱贫。在卢旺达，这特别适用于那些拥有一些土地和资产的人，而这在其他地方也可能适用。这与以前的发现结合后表明，关于预防婚姻破裂和赡养家庭的男性过早死亡的问题的政策可能比目前的政策更重要。卢旺达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0%，这说明医疗保险对于脱贫的重要性；坦桑尼亚即将投资比目前更严格的计划，肯尼亚也在考虑这一计划。正如埃塞俄比亚定性工作文件中所建议的那样，埃塞俄比亚也可以这样做。

    相反，增强婚姻和谐在所研究的国家中通常不是一个政策问题。然而，调查结果的一致性表明在这几个国家，婚姻破裂可能导致脱贫不持续，然而，它应该是持续的。卢旺达已立法并正在努力实施更高的权利，使妇女在分居时能够继续获得资产，这种做法正在开始产生好的效果，但也需要采取补充措施。其他国家可以效仿这个例子，尽管它们可能没有卢旺达实施机制的强度。

    例如，在艾滋病毒/艾滋病背景下开展基于夫妻的咨询（Kennedy等，2010），并在年轻母亲及其丈夫的生殖健康方面开展咨询（Sarkar等，2015年）。可以对这些工作的结果进行评估，以期可能扩大到预防婚姻破裂的问题，从而避免造成女性成为家庭户主而致贫。

    ž 交叉不平等

    虽然总体来说，多重冲击通常会导致贫困，或使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但残疾是一种例外情况—残疾人在家庭中的存在或出现往往足以致贫—例如在卢旺达（Simons，2018年）。但是，残疾人可以与贫困抗争（专题11）。一般来说，慢性贫困或致贫更为典型（专题12）。

    有趣的是，在乌干达有残疾成员的家庭不太可能经历暂时脱贫，尽管在南非更有可能。在乌干达的意外发现可以反映出残疾的严重程度；特别是，如果个体有生理上的困难（看、听、行走、记忆、自我照顾、交流）总是或有时限制了他们在家、学校或工作的行动，则将其定义为残疾。当将定义限制在那些“一直”有困难的人群中时，我们观察到穷人中残疾的发生率较高，这在统计上非常重要，但在比较暂时与持续脱贫者时不重要。

    孟加拉国的其他关于残疾和贫困动态的研究发现，贫穷的残疾妇女面临“三重歧视”，因此很难摆脱贫困（Diwakar，2017；Shepherd，2017）。这项研究还观察到严重残疾与贫困之间的密切关系（Sen，2017）。

    ž 中等教育

    中等教育（或在埃塞俄比亚受教育年限更长）总是伴随着持续脱贫（与暂时脱贫或长期贫困相比），并且在卢旺达和南非具有统计显着性。这是持续脱贫的一个关键特征。没有普遍的统计意义表明传播机制不直接—这可能反映了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薄弱联系，以及技术和职业教育和培训机会或学徒制度的普遍缺失，这些可能对进入劳动力市场有更直接的影响。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是政策发展的重要领域。

    相比之下，小学教育的结果却非常复杂：一方面，完成小学教育往往不足以支持持续脱贫，因为劳动力市场已变得更具竞争力而更多的人完成了小学教育；另外，存在的质量问题足以大大降低初等教育在减贫方面的成效。

    在定性数据中，教育几乎没有什么特点，除了必须满足的费用之外—能够满足费用并保持儿童入学的特征几乎是地位的标志，是家庭减贫的标志。它在成年人的生活故事中缺失也许是因为现有的学术教育并没有明显或专门使人们为工作、企业或种植做准备。在肯尼亚，教育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持续脱贫的故事；但中学也被认为是主要花费，家庭必须制定策略并有时出售资产。新政府对免费中等教育的承诺引发了这一广泛关注。


    专题11：Grace，残疾，未合法结婚也没有丈夫的支持，贫穷但脱离赤贫

    Grace现年57岁（LH 39，Gakenke）因儿时感染小儿麻痹症，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她的家庭是基本不参与市场的自给农民，只有两头奶牛和两只羊。那时他们的幸福水平在3+至4-水平之间。她家里没有人受过教育。家里有两头牛和两只羊。房子是用砖瓦砌成的。由于她的残疾，她在家里的工作是做饭，而不是和她的6个兄弟姐妹一起挖土（农场）。

    1984年，她的一个朋友使她怀孕，他们未婚生下了五个孩子（最后一个是在1996年）。Grace说，她的孩子的父亲并没有帮助她抚养孩子，因为他有另一个女人。他只提供了一张羊皮用于在背上拉紧孩子。这是他承认孩子的标志。每隔四年她就会因同一个男人再次怀孕。Grace和父母一起生活，祖父母抚养孙子（4-级，或3级）。

    现在20多岁的孩子们很穷，因此离开了她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她独自住在一个新村庄里有砖瓦的小茅草屋里（有一个女儿住在她附近，但她说自己已经结婚了，不能帮助她？）。

    她的兄弟于1996-98年战争中去世后，她的父母也去世了。2000年，她和她在世的姐妹们分了父母的土地。Grace获得了一块（20米x30米的土地和一间由所有姐妹共享的房屋。她没有太多的土地。（幸福水平估计为3-级）。在这段时间里，她的孩子们为她挖地种植。

    她是ubudehe的第一类，她可以从政府支持的健康保险获得福利。在2016年，她获得了政府5万法郎的直接支持，她用这笔钱购买了2只山羊。现在可以说，她几乎升到了第3级。但Grace觉得，现在她独自住在她的房子里而她的孩子们都不在，没有人可以为她挖地。她表示，如今家庭资产继续减少，因为她没有任何资源来增加收入去改变或增加她家中的生活必需品。另外，由于食品价格非常高（豆类在700法郎/公斤），像她这样的穷人无法获得这些食物。此外，人口众多导致资源竞争。人们没有肥料所以很难使土地高产。

    关于残疾人的特别政策，她说：政府给第一类人群的支付帮助她获得了健康服务，但保护方案缺乏对残疾人的支持。我们有直接的支持，我们也需要保护。吉林卡改变了她所在地区的人民生活，但残疾人没有得到任何奶牛。ubudeh类别1的人们无法获得肥料，这会影响那些有小块土地的人。乡村化：Grace作为一名残疾女性，很喜欢近距离的服务，因为她残疾（一条腿较短），这样与医疗中心，市场等的距离更短。值得注意的是，Grace说，这个地区的工作人员很高兴，因为学校的健康中心，市场很近，这使他们有机会节省时间完成工作。

    专题12：因残疾和遗弃致贫

    Betina [匿名]在长期受苦后变得耳聋，于2002年在Bwagala医院接受治疗。她无法继续上中学，2004年她与一个最初答应和她结婚的男人有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但在2007年她怀第二个孩子7个月时，这个男人羞辱和抛弃了她。她与她的母亲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且他们在农场努力工作。2010年，她因另一个男人第三次怀孕，男人在意识到她怀孕后，很快抛弃了她，支持她的母亲于2011年去世了。她的母亲曾支持着她和她的孩子。母亲去世后，她在Mtibwa糖厂工作的兄弟帮助她支付租用拖拉机的费用，她得以继续农业活动。通过这种支持，她维持脱贫。不幸的是，由于牲畜在Mtibwa甘蔗农场造成的破坏，甘蔗糖生产量下降，工厂不得不减产，这影响了工厂的雇用能力。结果，她在Mtibwa糖厂工作并支持她农业活动的兄弟不得不减少了工作时间。结果，贝蒂娜无法单独继续耕作活动；她最终陷入了粮食短缺的困境，并因为她陷入贫困而无法满足她家庭的基本需求。

    ILH，Mlumbiro村，Mvomero区，坦桑尼亚


    专题13：汇款和持续脱贫：埃塞俄比亚

    来自Tigray的一个家庭在丈夫移民去沙特阿拉伯之前经历了多年的贫困，丈夫移民并改变了他的家庭的生活。妻子证实：“三年前我们很穷。我们住在一间租用的私人房屋里。2016年，我们的家庭在我的丈夫因工作移民去了沙特阿拉伯之后摆脱了贫困。我们用他寄给我们的钱买了土地。后来，我们建了一所房子用于生活和出租。今年，我们开始通过租房获得收入”（Selemawit，32岁，妻子，Tigray中心）。她现在从事贸易和家禽养殖。这个家庭正在创造更多的收入，并在经济上有所改善。


    ž 生计战略

    以转入城市为基础的活动（上文专题3）和/或接受移民汇款是埃塞俄比亚持续脱贫的重要因素（专题13），并且在其他地方也越来越重要。

    强有力和持续的定性证据支持这样的想法，即农场里作物和牲畜的多样化，或进行非农生产或工作可以帮助增加摆脱贫困的机会。农业和农业多样化一直在定性研究中出现，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风险管理都非常重要。虽然非农职业和移民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所有国家的非农职业或商业的比例仍然很小，大多数农村家庭仍然依靠农业和/或其它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行业，高风险是固有的。例如，在卢旺达，已有研究表明，2.6%的农业增长带来0.9%的非农经济增长，这种关系可能在大多数农业国家中保持不变，但在南非除外，其资本密集型大规模农业占主导地位，“在RNFE地区缺乏由当地农业主导的增殖，不能像公共部门的薪水和国家社会（福利）补助那样维持农业。”（Neves and Hakazima，2015）。

    然而，平行数据显示了经济活动与贫困轨迹之间关系的更多变化情况：表明非农企业也可能存在风险以及下行和上行的根源。有时候，这可能是因为非农企业的准入门槛低，只要求低水平的资本，竞争非常激烈，回报率低，或附带高商业风险（例如未结算账单、不当传统习惯、商业资产盗窃）。市场规模有限，人们迅速进出市场，而不断变化的规则可能导致商业的崩溃（专题8和9，Scott，Diwakar和Okech，2016年）。如在乌干达，这些风险对妇女而言可能特别高（出处同上）。

    与这些变化相关的是农场和非农资产和牲畜的重要性。资产积累对于区分持续和暂时脱贫一直非常重要，但不出意外，资产积累的类型是多样的。土地是一个高水平的背景驱动因素：对土地的依赖会是一个风险因素（肯尼亚农村），或者会是持续脱贫的一部分（乌干达）。在埃塞俄比亚，土地是相对丰富的资源（例如在SNNP中），它在人们的持续脱贫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在人口较密集的地区的作用稍小。坦桑尼亚大部分地区更像SNNP，而卢旺达人口密集。非常小的土地所有仍可作为安全网，对于租金收入或小规模面向市场种植很重要。正如关于卢旺达的定性工作所表明的那样，非常小规模的以食品生产为导向的土地所有也可以在脱贫和保持脱贫中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这些结果并不像最初看起来那样明晰—移民和非农经济对持续脱贫的重要性—政策影响更为明晰。虽然农业政策往往得到大量的重视和预算分配（一些非洲国家目前正在达到或接近非盟采取的10%的预算目标，包括本研究里的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对农村非农经济和使城市发展对移民友好的投资水平是滞后的。非洲国家可以学习亚洲发展的移民支持计划，也可以从鼓励“自下增长”的更广泛的城市化进程中学习。农业政策的影响也很明显：即使在土地持有量变小的情况下，农业仍然是许多持续脱贫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农民通常只获得很少的外部支持，然而有些干预措施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比如使用牲畜粪便给小块土地施肥，这减少了作物生产中的变化，并且可以增加小部分剩余用于出售。使农产品市场为这些小生产者良好运行也很有帮助。

    许多受访者强调努力工作是持续脱贫的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核心的部分（专题14）—有趣的是，运气很少在原因中出现。

    总而言之，尽管政府有理由将重点放在吸引可为移民提供机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中小企业上，但穷人主要通过“自下增长”—农业和非农业增长的组合及移民到城镇工作或企业发展。

    ž 风险管理

    正如之前在长期贫困方面所发现的（Baulch，2011），组合或顺序经历一次以上的冲击推动了致贫。一次冲击可能通常更能应对。现在我们知道残疾可能是这种模式的一个例外（参见Shepherd，2017，上文）。

    不健康和环境冲击是最常见的冲击，尽管盗窃在东非也正在变得普遍。尽管灾害风险管理（DRM）政策可能会对环境冲击做出反应，但这些政策可能质量不同（Shepherd et al，2013）。所有在此被研究的国家都有机会在2013年改进DRM响应。

    然而，缺乏处理特殊冲击的资源以及支持性政策和方案，特别是不健康（卢旺达除外），盗窃和文化义务是显著的。正如已提到的，健康保险的发展正在加强，坦桑尼亚正在为此积极计划，肯尼亚正在考虑这一举措。相比之下，对盗窃、作物、商业资产或牲畜的影响的关注少得多。这可能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在那些已经巩固的农村以及农田很远的地方。没有或很少有政策或方案响应此问题。

    卢旺达健康保险计划显然对预防贫困产生重大影响。正如定性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可能还需要解决操作问题，但这个计划代表了政府的一项重大成就。

    ž 地点

    贫困轨迹中的城乡差异普遍重要—在城市地区持续脱贫的可能性更大，教育在城市的影响更大，特别是那些环境或安全风险较小的地区（乌干达中部和西部，南非西北部）。重点在于减少农村地区和最贫困地区的风险来源。

    ž 弹性

    早期的研究未能找到恢复阈值的量化指标，结论是如果它们存在，则它们可能是多维度和特定背景的。对此进行的分析仍在收集数据集。然而，定性研究在其分析中纳入了弹性。在卢旺达和坦桑尼亚，这是显而易见的—“5级”家庭被认为具有恢复能力（不会陷入贫困，能够应对普通的冲击）。在卢旺达，持续脱贫并达到恢复水平的家庭少，对此的定义为：具有足够的资产（如资产，社交网络）以防止相对于总体生产性财富的显著下行，并也许为农场雇用少量劳动力或参与小规模贸易。那些确实在土地上进行了大量生产性资产投资（专题6的Mary），牲畜和房产出租；在儿童教育方面，中学特别是大专的孩子可以由此从事薪资/专业工作，由此父母可以期待以后来自孩子的财产转让。其他人则在工薪阶层—例如教师，护士，或者拥有高度多元化的生计和商业收益—因此巨大的商业冲击使他们在整体财富方面损失较大—但他们仍然处于第5级。


    专题14：一个努力工作和坚持不懈的案例

    努力工作，创收活动多样化，尽管很少人能够做到，但灌溉在改善一些家庭的经济地位方面发挥了作用。据报道，来自SNNP的Meri家庭在第一波和第二波中表现不佳，但在第三波中，它表现为非穷。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家庭拥有了很多拥有资源，其中包括土地（用于养殖和放牧），3头牛，其他牲畜和储粮（20公担豆，20公担小麦）。他们在2016年建了一座波纹板房子。同年，他们开始灌溉和种植不同类型的蔬菜和水果，如洋葱、咖啡、卷心菜、番茄和胡萝卜。他们也种植和销售恰特草。妻子也从事家禽饲养。他们的经济改善始于一家之主的父亲，他在他们结婚时给他们一块土地。然而，努力的工作是他们的财富变化的背后的原因。这个家庭从2000年的生产安全网络依赖变成了2016年的模范农民，并在同一年当选为Kebele管理员。


    专题15：通过财产和儿童教育实现的城市弹性

    Vedeste在二手衣服交易方面有着成功的生意，并且早期进入了交易者合作社（他帮助形成了这个合作社），入股一直在增加，这使得他可以大量投资他的5个孩子的每个人的中等和高等教育，以及除他自己的城市房屋之外的出租财产。

    因此，当二手衣服交易被禁止并严厉执行没收股票和材料时，他最近遭受了严重打击，再加上生病带来的冲击—他通过投资房地产和儿童教育持续脱贫，他仍然没有陷入贫困，他通过贷款来使年幼的孩子受教育。


    卢旺达的一个复杂因素是健康保险。恢复水平在理论上可能低于有大量社会保险情况下的第5级水平—并且有证据表明，对健康服务和有目标的社会保护的投资—对贫困老年人（不包括那些非贫穷亲属）和残疾人的直接支持（2万法郎）防止了他们下降到卢旺达的极端/严重贫困。

    在坦桑尼亚有相似的定义，四个生活史在之后的基洛洛和孔瓦地区研究中有多样化特征，并大量地投资于生产性资产。这与从正规银行获得大笔贷款有关（请注意，这是一笔大额贷款，而不是来自SACCOS或高利贷者的小额贷款）。这些人已经在各种业务上投资并重新投入利润。鉴于我们农村的样本性质，农业也是关键。一个生活史是进行作物种植的多样化（当然他也进行销售）—种植树木—通过出售树木赚取现金，但也继续与他的其他业务。

    更广泛来说，恢复能力在于持续和暂时脱贫之间的差异，所以上面列出的因素是最能区别家庭恢复能力的因素。


    四、结论和简要的政策影响

    本研究广泛地满足了引言中给出的期望框架。穷人脱贫所面临的风险是多重和剧烈的：摆脱贫困绝不是易事，对于很多人来说保持脱贫也不是易事。机会就在那里，尽管机会在本文关注的国家里并不充裕，但它们难以识别并且竞争可能很高。一些资源正在减少，尤其是土地，因此越来越需要将贫困与农业结合的替代途径。能力往往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可能会有不匹配的情况。结论进一步分析了这些期望，并确定了普遍的政策优先事项。

    ž 风险

    阻止持续脱贫的最大或最普遍的风险包括：不健康，环境冲击（洪水和干旱），通货膨胀，包括农业投入品价格和老龄化。在卢旺达和坦桑尼亚，土地流失也是一个主要风险—掠夺分居，离婚或丧偶的妇女的财产；以及坦桑尼亚的牧民和定居农民之间的冲突。这些风险可能单独运作，有些风险可能足以造成暂时性而不是持续性的脱贫。在埃塞俄比亚，这些风险并没有体现在分析中，反映了土地获取的方式已经改变并使妇女受益。

    我们知道一些风险本身足以导致显著的下行。本研究发现残疾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尽管来自南非的意外结果需要进一步调查，但残疾津贴可能有助于预防这些影响。

    老龄化可以产生相似的效果，特别是在孩子无法或不能照顾父母的情况下。许多持续脱贫的案例（例如在肯尼亚）随着年龄的增长已降为了暂时脱贫。在坦桑尼亚，康瓦区的一名老人在获得和投资彩礼后摆脱贫困，但在他的儿子投资管理不善后又退回了贫困。在本研究进行时他仍然很穷。全面覆盖的养老金将有助于防止这种下行变动。

    ž 机会

    最好的机会在于正规就业，但这些机会很少，可能是在公共和私营部门。除此之外，它是“自下发展”—非农和移民，搬到城镇，有时是由明确的技能发展支持。但这些几乎总是与农业进步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即使在农田面积较小的情况下—卢旺达的土地以平方米进行度量。

    如果土地可以扩展，风险可以管理（例如通过灌溉）以及市场运作良好，农业本身仍然可以提供持续脱贫的机会。投入价格通胀可能是对此的制约因素。当然，成为一个专业从事农业活动的富裕农业家庭是有可能的。

    ž 资源和能力

    为了利用机会和管理风险，需要合适的资源和能力。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但初等教育通常是不够的……劳动力市场的技能对于青少年通过多元发展持续脱贫来说特别重要。情况也可能是当他们结婚时继承土地。依靠无技术或农场雇佣劳动力往往是不够的。尽可能地调整教育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很重要。

    金融包容支持了许多机会。小额贷款只能满足小部分需求，许多人用于消费或支付学费。免费的小学后教育使小额贷款的一部分余出来用于生产性活动。来自大型机构的更大额的贷款可以带来更多的收益，但当然风险更大，并且普遍存在担忧。有一些证据显示人们离开小的金融机构前往大的金融机构。这些系统可以结合起来并使其更加结构化。同一地区的不同规模的机构可以相互协调。信用参考将有所帮助。

    家庭劳动力是影响因素的关键部分。增加的家属可能会致贫，但如果一个家庭处于上升轨道，而这些家属变得富有生产力，他们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收入来源为持续脱贫做出贡献。关于家庭规模的选择仍然复杂，但小家庭通常与更少的贫困相关。

    土地仍然是一项重要资源，但使其多产的方法也很重要。这些方法包括粪肥，灌溉，可负担的投入和市场准入。方案和政策的重点往往放在投入上，现在也放在市场准入上，粪肥和灌溉被相对忽视—卢旺达的Girinka方案是前者的一个例外。

    电气化将大大支持多样化，这也可以支持灌溉和教育。令人惊讶的是，这在定量或定性分析中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特征。鉴于所有政府正在对电气化进行投资，这值得进一步调查—这些系统只是还没有覆盖足够的人，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增长效果？

    ž 比较结果

    预期是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的增长加上良好的减贫政策和实施意味着我们将看到比坦桑尼亚更多的脱贫现象。然而，这一预期并未得到满足，尽管并没有直接比较这三个国家的动态。如果这不仅是不同国家贫困线的人造物，我们需要一个解释。比较合适的一个解释是，坦桑尼亚为“自下增长”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尽管政府大力减少最贫困人口面临的风险，埃塞俄比亚依然是非常危险的环境。由于土地非常少，卢旺达对许多人来说也有风险，但政府条例的严格执行和要求良好公民的有条件的方案也是原因。坦桑尼亚的更好的增长环境可能包括：市场运作更好，尽管受访者们对此有很多批判，不同能力的金融机构有更多的可用性，以及政府监管干预较少。

    2015年之后，坦桑尼亚的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定性研究表明，政府实施税收和反腐措施—可以说是非常必要—已经引发紧缩，至少导致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繁荣停滞不前。下一次家庭预算调查将显示效果。

    埃塞俄比亚的环境风险表明需要采取新的措施来降低风险：定性研究表明需要投入特殊的冲击预防措施，包括健康保险以补充现有的以干旱为导向的PSNP；这一综合建议了探索对付有害的社会规范和义务的新方法。这些方法需要辅以措施，以促进自下增长—相关的多层次金融机构的增长，包容的移民友好型城市化，农业和非农业发展的平衡方式，以及农业内部向更多和更少的商业化农户，这些更多是跨国的担忧。

    在卢旺达和坦桑尼亚，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扶贫政策来取得更好的整体成果。这将包括一般性政策以及具体的反贫困政策和方案，并且需要考虑采取缓解措施以防对脆弱人群造成伤害。卢旺达政府有可能以其快速的学习机制和文化奖词纳入考虑范围。

    在坦桑尼亚，作出有所作为的政策决定的需要似乎受到新政权的赞赏：2017年下半年实地工作时，关于社会保护和医疗保险政策的决定已经接近完成。让系统去实施这些政策将是下一个挑战，因为坦桑尼亚竞争性的庇护主义为严格的政策或方案实施提供了很小的空间，选举动态将再次接管今天的更加决定性的管理基调。

    在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取得主要影响的政策已经在健康、教育和社会保护方面得到认真执行。尽管埃塞俄比亚的土地和性别改革为平等奠定了基础，卢旺达的性别改革也开始实施，但制定和实施能够改善贫困动态的成功的经济政策已被证明更加困难。促进小农业，农村非农经济和金融包容的努力似乎充满了困难。

    来源：长期贫困咨询网络


    印度的经济增长、城市化与减贫

     

    Gaurav Datt   Martin Ravillion  Rinku Murgai


    摘要

    本文使用我们最新构建的数据库重新考察了一些长期存在的发展问题。该数据库涵盖了印度包括1991年改革开始以来这二十年的连续六十年数据。我们发现，尽管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贫困测算结果从1970年开始存在下滑趋势，并且在1991年后加速。减贫加速与更高速、更为利贫的经济增长息息相关。1991年后的数据表明部门间有了更强的联系：城镇消费增长也为城乡贫困人口带来了益处；而三次产业的增长构成已不那么重要，因为所有三个部门都对减贫作出了贡献。


    一、引言

    此前有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贫困效应的思考十分注重人口城镇化的重要作用。在Lewis（1954）和Kuznets（1955）经典论文的基础上，迁移过程的标准理论公式假设人口分布在农村与城市部门均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分布的一个代表性群体，在人口从农村迁移至城市地区的过程中成为了城市地区的一个代表性群体。这一模型所提出的“库兹涅茨假设”经常在发展政策讨论中得到引用。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一假设证实了这样的预期：穷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平等程度上升，但最终不平等程度会开始降低。在理论中，只要农村贫困测算结果高于城市，总体贫困测算结果就会稳步下降（Anand和Kanbur，1985）。随着农村居民从事更为有利可图的城镇工作岗位，经济总体将一定会增长。很显然，城乡两部门内的分布中性是一个很强的假设。实际上的城市化过程可能是极具选择性的，会引发城乡人口分布的显著变化。例如，相对不那么贫困的农村工人可能会迁移并获得收益，但却成为目的地城市部门相对较贫困的人口；有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存在这一模式（Ravallion等，2007）。城乡两部门的贫困情况究竟会受到何种影响，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判断结论。

    即使没有城镇化，部门内的经济增长过程也对贫困结果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多类发展文献都考察了这些因素。有一类文献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农业增长的过程真的有助于农村贫困人群吗？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没有土地的。而另一些文献则认为农场生产力提高会通过更高的工资率传递其收益。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同样备受争议——其增长究竟是否真正帮助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者，还是仅仅使城镇精英阶层获益？

    过去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依靠跨国比较，常常使用单一截面数据（例如对库兹涅茨假设的众多检验论文），但有时也会使用面板数据，尽管其典型的短时间序列特征意味着跨国多样性在研究中有着重大影响。研究者很容易就能获得各国年度经济增长数据，但是监测生活标准的家庭调查数据往往达不到如此高的频率。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我们急需获得足够长时间序列的调查数据；过于短的序列在推断趋势的过程中可能具有欺骗性。

    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有着最长序列的国家级家庭调查，适合用于追踪居民的生活条件。这一调查在各期具有合理的可比性，因为其基本调查工具和方法在各期改变很小（尽管我们还是设法注意到，并且解决了一些可比性问题）。因此，印度提供了丰富的时间序列证据——在发展中国家里独树一帜——用于检验并定量地研究宏观总量与贫困人群生活标准之间的关系。

    一般的发展文献中关于增长和贫困的所有实质性问题，在有关印度的文献与政策辩论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众所周知，印度在独立后的战略设计者希望该国基于城市的工业化进程能够为贫困人口带来长期的收益，这其中的机制包括农村劳动力的吸收。然而，这种希望在很大程度上被印度独立至1980年代之间减贫速度缓慢的证据打破了。为了解释这一点，许多观察者认为吸收农业部门劳动力的缓慢速度，以及这一时期更为内向型、资本密集型的发展路径是减贫速度缓慢的原因。

    印度的城市人口比例一直在稳步上升，从1950年的17％上升到今天的31％。然而，印度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城市人口的比例增加速度）却落后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南亚地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尤其落后于中国。1958-1991年之间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净值（NDP）增长趋势率低于每年2%，但这一趋势率在1992年之后增长超过了一倍。印度国家样本调查（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积累的证据表明：印度的经济增长在事实上具有减贫效应。Ravallion和Datt（1996）得出1958-1991年间，印度平均家庭消费贫困发生率弹性为-1.3。考虑到这段时期的缓慢增长率，印度取得这一成就的关键在于成功防止了1990年代前国内不平等程度的上升。

    许多观察者认为，经济增长幅度过低是印度减贫进展缓慢的原因。然而，对数据的深入探索表明，各部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起到了作用。Ravallion和Datt（1966）使用更新至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数据，发现农村经济增长对于减贫的作用更大，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和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部门相对于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和建筑业）部门的减贫效应更显著。他们还发现，部门间的溢出效应加强了农村经济增长对全国减贫的效应。城镇经济增长和第二产业部门增长有着相反的分配效应，减少了城镇贫困人口的收益，且城镇经济增长对农村贫困人口几乎毫无助益。减贫进展的缓慢，既反映了总体经济增长的疲软，也反映了经济增长的部门特征并不有利于贫困人群。

    印度曾经满怀希望：20世纪90年代早期真正开始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更快的减贫效果。然而，在改革后的时期却出现了不平等程度上升的迹象，这无疑让人们怀疑，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所带来的收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贫困人群分享。

    2000年左右以来印度劳动力市场的改变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农村临时劳动力市场收紧，真实工资率提高，城乡工资差缩小（Hnatkovska和Lahiri，2013）。这其中有三个因素发挥了作用。第一，学校教育扩张，减少了非熟练劳动力供给，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第二，女性劳动参工率减少（Klasen和Pieters，2015）。第三，印度掀起了建筑热潮，尤其是在（城乡）基础设施领域，这一领域在此前长期不受重视。在1993-94年，建筑部门仅占到农村男性就业的3.2%，到了2011-12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13%。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至非农部门的速度开始增加。转移的方向主要是建筑业、服务业，其次是制造业。Jacoby和Dasgupta（2015）提出，建筑业劳动需求的上升使得农村地区非熟练工人工资相对熟练工人提高，同时也使得农村工人的工资相对城镇工人提高。

    非熟练劳动力的较低供给和建筑业、交通业和其他服务业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上升相结合，很可能是临时工资在农业和非农部门同时上升的推动力之一，并因此压缩了城乡工资差距。我们尚不清楚这样的变化到底能持续多久。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印度（像中国一样）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然而，这只是猜测，因为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在农村仍然就业不足的情况下推高工资水平。但如果当前的建筑热潮难以为继，我们就可以预期这一势头会发生暂时性的逆转。

    在印度近期经济变革的历史背景之下，本文考察了经济增长率提高与经济增长模式对贫困的影响。如果联系经济增长与贫困的模型未发生变动，那么在农村和农业部门对减贫贡献最大的情况下，印度改革后经济增长的部门不平衡性对减贫的影响就格外引人关注。然而，Datt和Ravallion（2011）的研究发现印度经济增长进程有改变的迹象，这一改变使城市经济增长在2005-06年之后变得更具利贫性。确证这一情形是否在更为新近的数据中仍在持续十分重要——从而使我们能够评估，随着农村经济更为多样化，城市经济增长与农村减贫的强烈联系是否在继续维持。

    为了本文的目的，我们编制了一个涵盖60年的关于贫困和其他相关数据的新数据系列，扩展了过去其他研究的分析时期。借助近20年的1991年后数据，我们相信已经拥有了足够数据来测试1991年后印度改革后时期的新增长率和增长方式对贫困的影响。将所有变化归因于改革是有问题的，但从减贫的角度，对不断变化的增长过程的新兴特点进行审查显然十分重要。

    1991年后NDP（国民生产净值）增长的部门结构、人口城镇化的作用，包括过去普遍认为在穷国经济增长中富有分配效应的库兹涅茨过程，都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们根据NDP各部门，提供了对减贫的分解，该分解方法通过区分一贯的部门内分布（库兹涅茨过程）和变动的部门内分布，使我们能够识别出人口城镇化的影响。

    这项调查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有力的证据，表明经济增长不仅使印度绝对贫困的发生率降低，而且1991年后减贫进程的速度也开始加快。新的增长方式对印度的贫苦人群带来了更大的好处。尽管农村和（尤其是）城镇不平等程度上升了，部门内的经济增长仍为贫困人群带来了足够的收益，以保证贫困测算结果的下降。人口城镇化起到了作用，但并不是按照库兹涅茨过程所预设的方式。我们发现的结果是城镇化伴随着部门内的分布变动；在1991年之前的时间中，这一变化是利贫的，但1991年后就不再是如此了。另一个不同点在于，NDP增长的部门特点在1991年之前对减贫的影响更大，在1991年后其影响有所减少。

    二、数据

    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对印度在1951-2012年间的城乡贫困，给出了一个新的、一致的时间序列测算结果。这一测算结果基于国家样本调查组织（NSSO）51轮家庭调查的消费分布数据；起始于1951年8月至11月的第3轮，结束于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的第68轮。为了描述需要，我们使用了整段时期的数据。早期的一些调查样本规模较小，涵盖期限也较短。较短的期限也使得NSS轮次与全国年度账户数据匹配不准确。因此，在我们的主要分析中，我们舍去了部分早期的NSS轮次，这些调查轮次的涵盖期限远远短于一年。我们在本文中用于贫困回归的第一个观测值，来自1957-58年的第十三轮调查。出于计量分析的考虑，我们将研究时期局限于1957-2012年（NSS第11轮调查至第68轮调查），共使用41轮观测值，包括1991年后的18轮。这一序列显著提升了当前普遍使用的印度贫困测算结果的时效性。

    遵循当前在印度和其他地区较为成熟的作法，一户家庭的生活标准以人均真实消费支出来衡量。基准NSS数据并不包含收入，因此我们主张现金消费是生活标准更好的指标。此外，这一测算方法很难捕捉到许多“非收入”维度的生活水平指标，因此我们对其他维度的指标如何就经济增长发生变化不予置评。

    尽管NSS调查按照国际标准执行，各期之间可比性很高，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轮次中仍存在可比性问题。尽管多数调查轮次都对所有消费项目使用30天的单一回顾期，1991年后有七轮调查使用了混合回顾期（MRP），对于某些项目（主要是非食品）使用了更长的回顾期。在对数据进行初步考察时，我们发现使用混合回顾期增加了均值，降低了不平等程度，使贫困测算结果降低。我们在下文中的所有回归中，包含了一个MRP调查轮次的控制变量。

    贫困线和价格指数：我们报告了使用两种不同贫困线的结果。遵循Datt和Ravallion（2011）的作法，其中一种贫困线是由计划委员会（1979）最初定义的，并由计划委员会（1993）年确认。这一贫困线是根据常规营养需求来确定的，农村地区每人每天2400卡路里，城镇地区每人每天2100卡路里，分别对应的农村与城镇人均月支出为617卢比和922卢比（2011-12年价格）。第二种贫困线对应的是国际贫困线规定的每人每天1.25美元（2005年PPP）的生活标准，分别对应的农村与城镇人均月支出为732卢比和1115卢比（2011-12年价格）。因此，第二种贫困线标准比第一种高出约20%左右。

    1968年8月之前，我们使用工薪阶级消费者价格指数，因为CPIIW指数尚未建立；我们对劳动局的农业劳动力消费者价格指数（CPIAL）序列中的柴火固定价格作了修正；我们在城乡区域均使用了再权重链式价格指数，来更好地估计贫困人群消费篮子中食物的比重。我们最终使用的城乡价格指数是月度的指数均值，分别对应确切的NSS调查轮次。

    贫困测算：我们使用了三种贫困测算方法：人头指数（H），根据生活标准低于贫困线的家庭人数比例计算；贫困差距指数（PG），根据全部样本人口与贫困线水平的平均差距占贫困线水平的百分比计算得到，这其中，非贫困人口的贫困差距计算为0；贫困差距平方指数（SPG），与PG定义类似，但使用的是贫困差距的平方值。与PG不同，SPG对贫困人群内部的分配十分敏感，因此其符合贫困测算的转移公理。特别地，为了节省行文空间，我们在此处仅报告高贫困线的三类指数，低贫困线则仅报告H指数。

    t时期总贫困水平可以使用人口权重进行可加的分解。我们感兴趣的是t期总测算结果的城乡分解：

    Pt=nutPut+nrtPrt  (t=1,…,T)  (1)

    其中nit和Pit是城乡部门i=u,r的人口比例和贫困测算结果。时间t代表T调查的时间顺序，与真实时间并不相同，因为调查的时期并不是均匀分布的。

    人口学数据：人口估计基于人口普查总数，并假设城乡地区在历次普查之间有恒定的增长率。我们使用的是NSSO的城乡分类。在如此长的一段时期中，一些农村地区会变成城镇地区。随着成功的村落转化为城镇，如果农村（非农场）经济增长能够帮助构建一种新的城乡分类，这一进程可能会使我们对农村贫困变动对农村经济增长（绝对）弹性的估计结果产生一种向下的偏误。而城镇弹性受到的影响则并不确定，取决于新城镇区域与旧城镇区域的相对情况。然而，除了使用NSSO普查分类外，我们别无选择。对农村和城镇人口的估计也使用NSSO调查时期的中点数据。

    国家账户：国家账户统计数据（NAS）中，我们使用了私人最终消费支出数据、国内生产净值和部门构成数据。为了将NAS数据和NSSO贫困数据进行网格化处理，我们将年度国民账户数据线性插值到不同轮次的调查期中点。

    NAS和NSS的消费总量差异随时间扩大。从当前讨论的视角来看，值得注意的是NSS序列并没有完全发映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NAS数据所表明的消费均值的大幅增长。NSS-NAS消费比从1957年的70%降低至1991年的60%，到2011-12年直线下降至39%。

    我们不清楚这一差距中有多少源自NAS和NSS消费测算方法的误差。数十年来，NSSO的方法似乎都没有太大变化。这对于可比性来说或许是好事，但是我们不得不怀疑它们的作法是否能够跟上国际上最优实践的脚步。然而，值得一提的是NSS的MRP轮次有助于缩小NAS和NSS在消费总量上的差距。以NSS均值对数的一级差分（∆lnμt）对NAS人均消费对数的一级差分(∆lnCt)、MRP轮次的虚拟变量作回归，我们得到：

    ∆lnμt = 0.692 ∆lnCt + 0.067 ∆MRPt   

    MRP变量的显著正系数表明，NSS的调查设计至少部分导致了两个数据源之间的差异。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两个数据源消费总量之间的差距并不一定意味着NSS高估了贫困。差距的一部分源自NAS消费数据的误差，由印度商品层面的产出减去其他国内吸收部分计算得到。两个来源对消费的定义也不一样，NAS消费定义中的某些商品，通常不会用于测算家庭的生活水平。报告者一定程度瞒报，或对NSS随机指派数据的选择性合作，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们可以预期这一问题更多影响的是对富人生活水平的估计，而非穷人。我们会对NAS和NSS之间日渐增长的差异对使用NAS增长变量的回归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考察。

    三、统计分析

    印度的城市人口在60年中稳步上升，每年上升幅度约为1%。贫困发生率在1970年之前没有明显趋势，在1970年之后开始下降。1991年后，经济增长率和减贫速度都有增加。

    1991年后的快速增长主要发生在印度经济的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和贸易业。1991年后，第三产业人均NDP增长率翻了一番，从1991年前的3.1%增长至6.4%。第二部门也开始迎头赶上，每年从2.9%增长至4.5%。第一产业也是如此，但是增长程度较低；1991年前，第一产业的人均NDP年均增长率仅为0.2%，在1991年后增长至0.8%。如一般预测的那样，第一产业NDP的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55%降至2012年的15%。

    基于调查结果的真实消费增长加速十分显著——从1991年前的年均0.6%增长至1991年后的2%。城镇和农村的趋势揭示了全国层面上的趋势，尽管在整体经济的两个部门之间确实存在差异。1991年后NSS均值消费增长率明显更高（是前者的近两倍），且在城乡两部门皆是如此。

    1991年后更快的增长率也伴随着城镇地区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农村地区的不平等上升情况则稍好一些。注意到，当我们增加MRP轮次的控制变量后，农村地区在1991年之后的不平等程度也上升了。在1991年前的时期中，农村基尼系数存在减少趋势，而城镇基尼系数则没有明显变动趋势，而1991年后两部门均出现明显的不平等程度上升趋势。与此同时，部门间不平等程度也普遍地上升了。城镇均值与农村均值的比值自1970年以来也开始上升（早期的观测值略不稳定，或许应该打些折扣），尽管自2000年后开始出现稳定和下降迹象。控制了MRP轮次之后，城镇对农村的真实消费均值比在1991年前后的时间变动趋势也相似，两段时期的比值均上升了0.14%左右。因此，1991年后的高增长率伴随着消费不平等的普遍上升，在部门内尤其明显，在部门间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

    Datt和Ravallion（2011）还发现1991年后的时期中有着更高速的减贫趋势，但这一差异仅在使用H指数作为贫困指标时才具有统计显著性（全国以及城镇地区）。我们的新序列在两种贫困线标准下，均为1991年后的减贫加速进程提供了统计稳健的例证。在超过55年的时期中，指数趋势减少速度（高贫困线的情况）为每年1.3%（使用H指数），如果使用PG指数则为2.3%，使用SPG指数则为3.0%。1991年之前，使用H、PG、SPG三类指数计算的年平均减贫趋势分别为0.6%、1.4%和2.0%，相应的1991年后的趋势则为3.6%、5.2%和6.3%。1991年前后的趋势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我们还发现1991年后城乡两部门的减贫速度均有加快，这一结果使用在所有三种贫困测算下均显著。

    我们还可以选择除取对数以外，另一种定义贫困测算水平趋势的方法。这再一次确证了1991年后增长和减贫的同时加速。换句话说，1991年后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均有了更大的年均减少幅度，而年均贫困严重程度的减少速度则保持不变。如上所述，两种贫困线、所有贫困测算方法均表明1991年后减贫比例增大。

    历史上，印度农村地区的贫困测算结果一直比较高。然而，城乡贫困测算结果存在收敛的趋势。直觉上看，由于消费均值增长率在城市地区略高，城乡地区的贫困收敛就成为了一种分配效应，部分源自城市区域内部不平等程度上升的事实，部分则源自农村不平等程度起初较低，使得增长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Ravallion，2007）。因此，农村增长率对贫困的影响比城市更大。

    收敛的过程开始于1980年，在2000年之后显著加快。这与城乡工资差距缩小的相关证据相一致（Hnatkovska和Lahiri，2013）。进一步，部门贫困收敛表明库兹涅茨过程对总体减贫的贡献很小，甚至可能会增加贫困。下一节将会更深入地考察城乡增长模式和减贫，以及库兹涅茨过程所发挥的作用。

    上述发现的一个进一步解读是，印度的贫困经历了显著的城镇化进程。在1950年早期，14%的贫困人群住在城镇地区；到2012年，这一数字上升至35%（高贫困线）、32%（低贫困线）。这与其他国家的模式相一致（Ravallion等，2007）。2000年后贫困的城镇化也有加速的迹象。

    四、贫困与总体经济增长

    所有实践中使用的贫困测算均可以写成调查均值相对贫困线标准和相对收入分布（以洛伦茨曲线为代表）的函数。当贫困线固定为真实值时，给定任意相对分布，所有此类测算均是均值（μt）的减函数（尽管弹性差异可能很大，取决于起始均值和洛伦茨曲线）。更高的增长率所引起的分布变化，可能利贫，也可能非利贫。在辨识增长对贫困总体影响的过程中，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允许分布变动的情况下增长对贫困的总体效应，而不是保持分布不变的情况下对贫困的偏效应。我们将这一效应称为“增长的减贫弹性”或简称为“增长弹性”。

    我们使用对数人均消费（ln μt）对贫困测算的对数值（ln Pt）在所有可得时间序列中进行回归得到的系数，来估计国家层面的增长弹性。在上述回归中，我们允许自相关和异方差的情况。只要此类回归的解释与被解释变量都估计自同一个调查数据，那么出现偏误的可能性就会上升，原因是调查的测算误差会同时传递至解释与被解释变量；例如，当均值被高估时，贫困就可能被低估。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变量估计量，在其估计过程中排除了任何来自与被解释变量同一调查数据的变量。我们的估计量也控制了混合参考期、NSS其他轮次等因素。

    我们使用三类贫困测算结果得到了弹性结果，并且分别对应了三种经济增长的不同测算：（i）NSS数据的人均消费；（ii）通过NAS和人口普查所估计得到的人均消费；（iii）人均NDP（简称“收入”），同样来自NAS和普查数据。在所有情况中，弹性结果估计自对数消费或收入均值对贫困测算结果对数值的回归。我们还计算了一个“调整后”的估计结果，增加了一个控制变量，是消费者物价指数与国家收入平减指数比率对数值的一阶差分。我们增加这一变量是要允许由于国家账户与贫困线使用的物价指数差异而引起的增长弹性估计偏误。

    在整个1957-2012年时期中，三种所有测算结果下，国家贫困测算结果均有显著的反应。用于处理调查测算误差（当然也有可能在被解释与解释变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IV估计量略低于对应的OLS估计量。使用NSS消费均值估计值得出的（绝对）弹性较高，使用国家账户得出的则较低。使用人均收入得到的弹性最低。这其中有一些可能的原因。期际消费平滑可能使贫困（以消费衡量）对于短期收入增长的反应不如对消费增长的反应大。NSS和NAS数据之间时间段的非完美契合也可能使NAS数据得到的弹性更弱。NAS消费和收入数据得到较低弹性结果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与NSS和NAS数据消费均值增长率之间的分歧有关；NAS均值增长速度显著快于NSS均值，这一差异反映在了前者所得出的较低弹性结果中。

    当以1991年为界，分为两段时期考察时，我们发现贫困弹性指数在1991年后的时期中明显更高；两段时期估计得到的弹性差异在统计上显著。1991年后弹性估计结果更大这一趋势在使用所有贫困测算方法、贫困线，以及在OLS和IV估计量情况下，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相比之下，我们发现，使用H指数时，基于NAS的人均收入、消费增长都在1991年后有着更高的（绝对）弹性；在使用SPG时，两段时期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使用PG时，只有人均收入增长弹性是显著的。此外，引人注意的是，1991年后，基于NSS消费增长率得出的弹性与基于NAS增长率得出的弹性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基于调查的弹性在绝对意义上达到了基于国家账户得出结果的两倍。NAS得出的显著较低的弹性，反映了1991年后的所谓“NAS-NSS漂移”（即NAS相对于NSS得出的增长速度显著更快）。

    我们的结果对于贫困测算方式的选择在数量上是稳健的。然而，我们注意到使用SPG得到的增长弹性最高，PG次之，H指数最低。使用PG比使用H指数得到的增长弹性更高，表明贫困深度（体现为平均贫困差距与贫困线标准的相对比值）也因为增长而减少了。相似地，SPG得出了最高的弹性表明，贫困人群中的不平等程度（表现为方差系数的平方值）也因为增长而降低了。因此，增长在部门内和部门间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贫困线附近的家庭。

    总结而言：当我们使用调查数据测算时，1991年后贫困对于增长的反应普遍更大。当我们使用H指数作为贫困测算方法，使用来自国家账户的增长测算方式时，其反应也是如此。但是当我们使用两项贫困差距指数（PG和SPG）时，两段时期的增长反应是相似的。

    五、贫困和城乡增长模式

    我们在测算部门增长构成是否重要的过程中，需要使用间断时间序列的贫困与增长数据，估计以下回归方程：

     

    此处D为间断时间差分算符，situ=nitμit/μt是第t轮调查中部门i在消费均值中所占的比重。μit是部门i的消费均值。π是需要估计的参数。为说明这一检验回归式，我们注意到，在原假设下，πu+πr+πn=π，因此（2）式就退化至：

    因此，在原假设下，总增长率才是影响的关键，其构成并不重要。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我们需要考察增长的构成是否也有影响。如果原假设被拒绝，即不同构成也会造成不同影响，那么参数πu和πr就会被解读为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相应影响系数，πn则表示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影响。

    我们同时也要检验一个部门的经济增长是否对其他部门的分配产生交叉效应。我们将（2）式中的平均贫困增长率分解为三个部分：

     此处sitP=nitPit/Pt，其中i=u, r，而πj=πuj+πrj+πnj，j=u, r, n。因此，加总（4.1）、（4.2）和（4.3）式，得到式（2）。（4.1）式表明了增长构成与人口转移对城镇贫困的影响。（4.2）则表明的是对农村贫困的影响。（4.3）则给出了△logP中人口转移部分所受到的影响。我们会估计（4.1）和（4.2）式。（4.3）式不需要单独估计，因为其参数可以由（4.1）和（4.2）式的估计量，使用加总约束推断得到。如前所述，由于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比较改革前后的时期，我们允许π参数在两段时间发生变化。

    我们对（2）式、（4.1）和（4.2）式进行了估计，总结了消费增长的城乡构成对贫困的影响，测试了增长城乡构成是否具有影响以及人口转移效应是否显著。此外，我们还考察了贫困对于城乡增长的弹性。我们分别使用了国家贫困测算方法，以及分别针对城乡地区、两类贫困线作了实证检验。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1991年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的破坏。几乎所有情况下，相等参数的原假设都被拒绝了。从全国水平的结论开始，我们确证了Ravallion和Datt（1996）关于1991年前的发现，即1991年前增长对减贫的效应主要来自于农村消费增长，城镇增长的贡献很小，人口城镇化进程则也对减贫作出了贡献。

    我们同时也确认了Datt和Ravallion（2011）的结论，即改革后经济结构破坏，减贫模式显著变化。在1991年后，农村增长仍然对减贫起到显著作用，但已不像1991年前那样是减贫的主要驱动力。最显著的变化是，城镇增长开始对减贫起到显著作用。因此，使用最近的数据和较高的贫困线标准，我们就能够确证城镇消费增长对全国贫困所产生的显著作用，并将此作为1991年后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人口转移效应符号的变化，在1991年前，人口转移具有减贫效应，而在1991年后则转为增加贫困。由于这一效应的估计是以城镇和农村消费均值增长作为条件进行的，我们能够推断，此处是部门内再分配效应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共同造成的影响。

    我们解析了这些使用国家贫困测算方法对城乡分别进行考察而得到的变动模式。从定性角度上看，1991年前后城乡增长对城镇贫困的影响似乎没有发生太多变化，两段时期内的城镇贫困都显著受到城镇消费增长的影响，而对农村增长不太敏感，唯一的例外是1991年前使用PG和SPG测算方法的结果。两段时间内的城镇贫困所受影响的主要变化是定量的。1991年后，城镇增长对城镇贫困的效应明显加大。

    相比之下，农村贫困所受影响在定性和定量层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最引人注意的变化是1991年前，城镇增长对农村贫困几乎毫无影响，在1991年后却开始起到显著作用。农村增长则持续对农村减贫发挥积极作用。

    这些结论共同表明，改革后城镇增长对国家减贫的重要作用是由城镇贫困对城镇增长更为敏感的变化来驱动的。除此之外，更重要的驱动因素则是农村贫困对城镇增长的显著反应。

    了解城乡增长和人口城镇化的不同且持续变化的效应之后，大多数例子中关于城乡增长构成无关紧要的假设被拒绝就不再令人惊讶了。对于城镇贫困来说，这一假设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被拒绝了。

    我们注意到，各估计量与城乡增长比例加权的贫困效应相联系。在（2）、（4.1）、（4.2）式的估计框架中，贫困对城乡增长的弹性实际上并不是常数。它们取决于城乡部门在全国消费和贫困当中所占的比重。观察1991年前后两段时期上述弹性在均值比重情形下的水平，结论引人注意。城乡增长弹性的相对值发生了逆转。在1991年前，城镇增长弹性在绝对意义上低于农村，而1991年后，城镇弹性大于农村，尽管城镇部门在全国消费和贫困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小。事实上，除去使用H指数和较高贫困线的情况，农村贫困对城镇增长的弹性甚至高于对农村增长的弹性。

    统一分解：比例赋权增长的边际效应，或称增长弹性，其本身并不会告诉我们增长不同组成部分，以及人口城镇化，在改革前后，对我们观察到的减贫效果的相对贡献。为了评估这些贡献，我们现在结合分析方法与基于回归的分解方法，来对减贫的不同来源做进一步的考察。

    我们的一个出发点是注意到（2）和（4）式中的人口城镇化效应与各部门中的固定均值有关。在发展文献中，库兹涅茨效应指在城乡两部门内，保持水平分配（也即贫困水平）不变时，人口城镇化对总体不平等程度所产生的影响。因此，（2）和（4.1）式中的人口城镇化效应结合了带有与城镇化相联系的部门内分配变化与城镇化过程的“库兹涅茨效应”。我们现在将两种效应区分开来——以观察库兹涅茨效应如何对印度的减贫作出贡献，及其相对于部门内分布变化和部门内增长的重要性。这需要实施一种统一分解，结合分析方法与基于回归的分解方法。

    回到等式（1）并取差分，贫困测算变化的分析性（精确）分解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等式右边前两项代表部门内贫困变动的贡献，第三、四项代表人口变动（城镇化）的贡献，最后两项代表部门贫困变动与人口迁移的交叉效应。注意到第一项已经在（4.1）和（4.2）式中估计过了，因此可直接带入（5）式。

    接下来，根据库兹涅茨效应的观点，假定贫困测算结果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不变，允许城镇化水平发生变化。这就给出了库兹涅茨效应：

    因此，库兹涅茨效应相当于（5）式中的第三和第四项。当然，人口城镇化也能致使各部门内发生分配变化，但是这些效应已经反映在了（4.1）和（4.2）式的人口转移项中了。结合这些项，我们可以在控制各部门均值的情况下定义下列人口效应，并以此代表部门内分配变动：

    （4.1）和（4.2）式允许我们得到消费均值在两个部门的增长所造成的效应：

    代入（5）式，对数贫困测算结果的期望变化（由（4.1）和（4.2）式误差项的分布形成期望）由下式给出：

    此处：

    It是贫困变动与各部门人口变动的交叉效应。

    总结而言，贫困变动可以被分解为四个组成部分：

    Gr和Gu代表城乡消费均值增长的效应；

    N是人口迁移的效应，来自回归模型，控制了城乡部门消费均值的增长；因此，这一项收集了所有部门内人口城镇化的效应；

    K是保持部门内贫困水平不变情况下人口迁移所造成的经典库兹涅茨效应；

    I是贫困变动与各部门人口变动的交叉效应。

    如引言中所述，当库兹涅茨效应减少贫困时，部门内的分配何时改变，在控制均值变动的情况下，任何按照标准方法测算的贫困会受到何种影响，在理论上都是较为模糊的。其结果部分取决于农村转化为城镇人口的那部分分配情况，部分取决于他们在城镇分配中位于何种位置。然而，即使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例如假定转移到城镇地区的全部是农村非贫困人群，其对不平等的影响在理论上也难以确定（Korinek等，2006）。

    （9）式中的四个组成部分在1991年前后的值就此可以计算得到。通过加总（5）式改革前后两期，并除以两段时期的长度，就可以获得改革前后减贫年均速度及其构成。K和I可由（5）式最后四项计算得到，而Gr、Gu和N可由前文讨论过的（4.1）和（4.2）式的估计量评估得到。

    统一分解结果显示，在1991年前，在允许部门内分配变化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减贫效果均来源于两个因素：农村消费均值的增长（45%-46%）和人口城镇化因素（N）（48-52%）。库兹涅茨效应仅占到全部减贫效果的3%，城镇增长则贡献了6%或更少（使用H指数的情况下，这一数字小于1%）。对比之下，1991年后大不相同，城镇增长起到了远更为重要的作用（占到了全国贫困减少的63%-84%），而农村增长仍旧十分重要（占到47%-70%）。与这些效应相对，部门内分配变化增加了贫困（幅度占到总变化的23%-33%），而库兹涅茨效应在数量上并不具备重要性。

    贫困与净国民生产总值的部门结构

    我们的兴趣还在于了解贫困与全国产出之间的关系如何随时间变化。通过将NDP增长率分解为不同部分，我们能够考察NDP增长的各组成部分如何影响减贫。国家账户并不必然存在“城乡”分解，因此这一维度是潜在的。

    我们将人均NDP，yt分为k个源头，yt=Σki=1yit。对时间求偏导，我们可以写下NDP的增长率，作为k个来源的增长率的赋权加总，例如△ln yt= Σki=1Sit-1△ln yit，其中Sit= yit/ yt，是第i个来源的NDP比重。由于NDP数据是年度的，我们现在可以考察增长效应滞后一年的情形。我们通过估计以下形式的回归式，允许部门间有不同的增长效应：

    此处，i=1，2，3，分别对应三次部门，X代表控制变量（以下深入讨论）。在π0i=π0、π1i=π1的特殊情况下（i=1, 2, 3），上式就退化为NDP增长率、其滞后项和其他控制变量对减贫率的简单回归式。就此，我们检验原假设H0：πji=πj，（j=0, 1），各次产业的结果将告诉我们增长的构成是否重要。我们同时也允许π参数在1991年前后发生变化，允许我们分别测试两段时间增长构成的效应。

    我们对（11）式的估计结果中，并没有迹象表明NDP增长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因此我们舍去（11）式中对应的滞后项。同时给出无约束的模型形式和施加与数据一致约束的模型形式。再一次地，我们控制了该轮调查使用的是统一或混合的回顾期，以及消费者物价指数与NDP平减指数之比的变化。

    与城乡增长的结果相似，两段时期对比明显。使用所有三种贫困测算方法，我们均发现NDP的部门增长构成对1991年前的减贫有很大影响。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具有减贫效应，但第二产业却并非如此。我们注意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系数大小相似，但方向相反。这意味着，两部门的增长率之差才会真正对贫困产生影响。考虑到1991年前第二产业从业者的生活境况可能比第三产业从业者要好，上述模式可以被解释为对减贫的一种不平等效应，也就是说，第二产业部门增长相对于第三产业更高就意味着更高的不平等程度和贫困程度。

    相比之下，我们发现这一模式在1991年后的时期并不起作用；取而代之发挥减贫作用的是总体增长率。换句话说，最为显著的变化在于第二产业开始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这段时期劳动密集型建筑部门在快速增长。

    NSS-NAS漂移：1991年后贫困对于部门增长率的中性结果，需要面临一个潜在的实证挑战。如第二节提到的那样，由NAS获得的消费序列与NSS的序列之间存在一个逐渐增长的漂移，这一增长势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为显著。如果这一漂移对部门是合理中性的，那么我们的主要结论将不会改变。然而，从漂移可能反映调查中“丢失”增长的意义上说，很有可能这个丢失的组成部分在最快增长的部门有着最高幅度，例如说，1991年后的第三产业。因此我们有理由担心，如果不对漂移作任何控制，部门中性的结论可能是受到与第三产业增速相关的漂移所影响，存在偏误。

    为了检验这一可能性，我们对（11）式进行了重新估计，增加了一个关于NAS和NSS消费均值漂移的控制变量。我们对此的解释如下：设定贫困与增长变量的真实值带有上标*号。那么，根据真实数据写下的回归设定（简写部门项）是：

    真实值与观测到的值△ln Pt*=△ln Pt + vtP，以及△ln yt*=△ln yt + vtP。NAS与NSS的消费均值差异被作为测算误差的指标，因此对于i=P，Y，vti = δi△ln（Ct/μt），此处δi<0，C和μ分别是NAS和NSS的消费均值。如果忽略（C/μ）滞后项（即使不忽略，其影响也微乎其微），那么被估计的模型就会化为以下形式：

    由这一论点驱动，我们对（11）式的修正版进行了估计，包含了一个对△ln(C/μ)t的控制变量。我们在此对结论仅作简单总结。这一修正模型给出了略微较高的第三部门增长。我们同时也发现NDP增长比（11）式有着更强的滞后效应。然而，我们还是无法拒绝增长的部门构成在1991年后不具有显著影响的原假设。我们的主要发现是，1991年后增长对贫困效应的部门中性，在控制NSS和NAS序列之间的漂移之后仍然显著。

    尽管增长率对贫困的效应具有部门中性，部门增长对贫困测算结果的弹性仍然各不相同，因为这些弹性取决于各部门在NDP中的比例。使用所有三种测算方法，在两段时期中，第三部门都有着最高的（绝对）弹性，部分反映了NDP中第一产业部门比重的快速下降。两段时期间最显著的变化发生于第二部门增长弹性，后者从改革前的正值转向了改革后的负值。在这一变动之外，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增长弹性在改革后有着类似的幅度。

    按部门分解：如前所述，边际贫困效应和弹性都没有告诉我们各部门的增长如何对两段时期内观察到的减贫效果作出贡献。例如，某一具有较高（绝对）弹性部门的增长对减贫的贡献会很低，如果该部门的增长幅度较小。然而，我们可以对两段时期贫困增长做一次核算，使用我们对（11）式的估计结果，根据部门产出增长对观察到的贫困作出分解。与城乡分解类似，这一分解通过对（11）式的两段时期进行加总，并除以相应时期长度来实施。但是有一处不同，注意到（11）式中的yit是根据全国人口数（Nt）一般化后的部门产出。因此，我们在这一模型中没有关于部门间人口迁移的类比。有鉴于此，识别各部门产出总量（而不是人均量）增长的贡献很有意义。注意到△ln yit = △ln Yit – △ln Nt，部门产出总量贡献通过使用 π0isit-1(△ln yit +△ln Nt)这样的项估计得到。

    分解结果表明第一部门产出增长对总减贫的净效应（抵消1991年前人口增长影响）为39%-44%，而第二、第三部门增长的联合贡献为58%-63%。对比之下，在1991年后，第一部门贡献降至9%，第二、三部门的联合贡献为87%。第三部门增长在改革后成为了减贫的主要来源，贡献了这段时期减贫幅度的60%以上。增长过程的变化本质和大幅度的经济结构转型（其本身也与增长过程相关），已经使第一产业部门增长成为了印度减贫的主要驱动力。

    六、结论

    我们从印度贫困、城市化和增长的扩展性核算中学到了什么？采用更近的数据，我们的分析确证了一些过去研究的发现，同时也提供了一些新的见解。印度对绝对贫困的长期抗争，在我们的研究中，通过扩展至1957-2012年仅60年的数据，展示了成果。使用较高的贫困线，全国贫困发生率年均降速为0.65%，贫困率累积降幅超过35%。在比例意义上，贫困发生率的年均降速为1.3%。城乡地区的长期减贫均成果显著，用贫困差距、平方贫困差距指数衡量时，减贫幅度更高，表明那些生活标准远低于贫困线的人境况改善。农村贫困测算结果在历史上高于城镇地区，也随时间收敛于城镇贫困，以（对分配敏感）平方贫困差距指数衡量，近年来城镇地区甚至已经超过了农村地区。在这段时期中，印度发生了显著的贫困城镇化，从20世纪50年代八分之一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变化为了今天的三分之一。

    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贫困减少的趋势，1991-1992年作为印度经济改革的基准年份，仍然凸显了其作为分水岭的特殊性。结构破坏的标记众多，即使归因于改革，其机理也尚不清楚。经济增长得到了显著的刺激，主要由第三产业带动，第二产业则起到次要作用。减贫的速度也加快了，在1991年后的时期中速度翻了3-4倍。农村减贫的加速快于城镇减贫。同时发生的，还有城乡部门内和部门间不平等程度的显著增加。而在1991年之前，农村不平等程度是下降的，城镇不平等程度则不存在显著变动趋势。

    尽管不平等程度上升，我们仍然发现1991年后贫困对增长的反应在总量上更为显著，不论使用国家账户还是基于调查的消费数据，都获得同样的结论。因此，在使用增长减贫弹性衡量利贫与否时，更快的增长率同时也具有利贫性。

    更让人惊讶的是，在贫困与增长构成的关系中所发生的结构破坏。城乡分解、三次产业分解都表明部门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某一部门的增长会将其收益传递至所有部门。

    在1991年后，城镇增长成为减贫的首要驱动力。城镇贫困受城镇增长影响显著增加，但（更为重要的是）城镇增长自1991年开始，对农村起到显著的减贫效应。这与1991年前形成鲜明对比，城镇增长在当时对农村贫困几乎没有影响。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我们1991年后的数据表明，国民生产净值的增长减贫效应是部门中性的。在1991年前的时期中，只有第一和第三产业对减贫有贡献，1991年后所有部门都有显著的减贫影响。第三产业部门有着最高的（绝对）增长减贫弹性，大约是第一和第二产业部门的两倍。这既反映了增长过程的本质变化，同时也体现了印度过去二十年的重大经济结构转型，第二和第三产业开始占到国民产出和就业的更大比重。出于同样的原因，1991年后边际贫困效应的部门中性并不一定是一个长期的结论，因为经济结构转型仍在持续。

    不同来源的增长对贫困的不同影响，通过我们对两段时期的贫困增长核算得到佐证。在1991年之前，减贫几乎完全是由农村增长和有利的分配变动所驱动的；城镇增长的贡献非常小。1991年后，农村增长尽管仍十分重要，但其在（更为快速的）减贫中的首要贡献地位已被城镇增长所取代，即使城镇增长在1991年前一度对贫困有着相反的效应。通过观察各部门产出增长，第一产业部门对减贫的贡献快速减退，从1991年前的近五分之二，降低到1991年后的不到10%。第三产业部门单独贡献了1991年后减贫幅度的60%以上。第二产业的增长对减贫贡献约为四分之一。印度自2000年以来的建筑业兴起，显然确保了第二产业增长过程的利贫性。

    我们的贫困-增长核算同时也帮助我们理解了城镇化的作用。经典的库兹涅茨过程考察了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但不改变两地分配的情况。这一过程在两段时期对减贫的作用都非常有限。这部分反映了印度城镇人口比例增长相对较慢，以及城乡贫困相对较小且仍在缩小的差距。但是人口迁移一直与分配变化有着显著的联系，而这一变动在1991年前增长较慢时是有利的，在1991年后增长变快时，情况就反过来了。因此，当我们将城镇化视为人口迁移时，其效应是混杂的。然而，如果将城镇化进程广义地解读为城镇经济增长和城镇人口增长，那么其对改革后印度的减贫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Gaurav Datt供职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artin Ravallion供职于美国乔治城大学；Rinku Murgai供职于世界银行。


     

    阿富汗将加强营养作为重中之重

     

    Michelle Mehta


    去年，阿富汗成为加入营养加强计划（SUN）的第六十个国家，SUN是一个全球性的对抗营养不良的计划。阿富汗此举，表明其在未来加强人民营养状况的决心。这一行动的时机非常关键，因为当前阿富汗有超过40%的儿童发育迟缓，或者在同龄人中身高过矮。

    生命早期的发育迟缓，是衡量贫困儿童成长与发展的重要标志，并且会严重影响他们在未来对国家发展和繁荣作出贡献的能力。另一方面，一个营养良好的孩子，通常能够完成更多年份的教育，学习效果更好，在成年后赚取更高的薪水，从而增加其脱离贫困的可能性。

    因此，阿富汗如能解决儿童发育迟缓问题，将会有极大收益，对其经济增长、生产力和人力资本发展均大有益处。

    为帮助阿富汗政府加强人民营养，南亚食品与营养安全倡议（SAFANSI）、公共卫生部（MoPH）、世界银行和UNICEF开展合作，共同决定该采取哪些措施，惠及更多儿童、妇女及他们的家庭，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营养服务，并最终减少发育迟缓和贫血。为此，全新的《阿富汗营养投资框架》工作论文讨论了扩展当前健康服务基础包裹（BPHS）的成本、影响和收益，后者是一个全国性的计划，确定并建立了全国范围内医疗保健的标准。特别地，这篇论文识别了那些能够惠及相当数量妇女儿童的营养服务种类。这其中，有一些项目要比其他项目更为容易实施。例如，母乳计划是最为经济的改善儿童发育迟缓问题的项目之一。并且，鼓励母亲们在新生儿出生后的前六个月用母乳喂养，之后逐步改为替代食物，将极大地裨益于新生儿最初的几年成长生涯。这些益处将贯穿新生儿的一生，首先是增加其活下来的几率，其次是助益其大脑发育，并免于在成年后受到慢性病的困扰。

    因此，阿富汗政府已经将扩张BPHS计划，并使其惠及更多妇女儿童作为重中之重。然而，由于设定的目标过于保守，仅仅是提供必要的营养，因而MoPH计划只能轻微地改善儿童发育迟缓问题，尽管其成本也较低。随着阿富汗健康体系的完善，设定一个更为远大的计划，将会大大有利于改善儿童发育迟缓、妇女贫血、增加哺乳喂养的新生儿和获得合理膳食的儿童人数，并拯救为数众多的生命。

    其次，这些投资有可能改变许多社区，并在健康设施之外施加影响。通常，孩子们被送到医疗设施的时候，他们已经生了病，或者已经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通过将重点转向预防，并使家庭和社区更接近必要的营养服务，能够有效预防孩子发育迟缓，使他们得以健康成长。惠及社区的政策也与其他的战略相联系，例如“早年投资”计划，以更宏大的视角，将提升民众营养的活动与其他部门相联系，例如社区发展部门和教育部门，以致力于改善新生儿极为关键的早期生涯。

    阿富汗这些起步政策尚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国家需要完善体制、健全能力以拓展其营养计划，惠及更多社区。营养投资不仅是最能用资金创造价值的发展行动之一，它们也为其他领域投资的成功奠定了基础。随着阿富汗的社区延伸到营养服务领域，这些投资将会帮助该国的未来人力资本投资，并为阿富汗的孩子提供平等的机会，以促进该国更快的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Michelle Mehta是世界银行的一位营养学专家。

    原文链接：

    http://blogs.worldbank.org/endpovertyinsouthasia/afghanistan-makes-better-nutrition-priority


     

    致力于创造儿童平等：乌干达的财政政策、多维贫困与平等

     

     

    Jose Cuesta  Jon Jellema  Yekaterina Chzhen  Lucia Ferrone

     


    摘要

    财政收益归属分析是估计财政政策分配效应最受广泛使用的方法。然而在过去四十年中，对该方法的应用缺乏一个关注儿童的视角。由于全球儿童贫困不对称发生率居高不下，财政政策针对儿童的再分配能力日渐成为受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跟踪与儿童相关的收益，将儿童转化为分析对象，并采用儿童多维贫困指标，提供了针对儿童的财政收益归属分析。该分析方法——“致力于创造儿童平等”（CEQ4C）——整合了三个分析框架：公共金融分析、财政收益归属分析，以及儿童多维贫困分析。本文以乌干达为例，对这一分析方法的概念提供了例证，包括其测算、识别，以及一套能在不同背景下使用的政策模拟工具。这一概念例证确证了CEQ4C方法相比传统财政收益归属分析，能够提供更高分辨率的财政收益归属分析结果。

    关键词：财政收益归属分析 儿童贫困平等 财政改革乌干达

    一、引言

    关于干预措施成功解决儿童福祉受剥夺与不平等问题的证据体量正在增加。对童年早期发展、提升教育质量、普惠健康保障、现金转移、保护儿童免于暴力计划的投资，是众多干预政策的其中一部分，这些政策均已经显示了减少贫困、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效果（Berlinksi和 Schady 2015；Davis et al. 2016；世界银行，2016a）。显而易见，这些干预措施在政府计划中的构成和范围，决定了它们在解决儿童受剥夺问题时的成败。同时，为这些支出融资也会产生分配效应。政府通常选择使用具有累进性的收入税，以及通常具有累退性的增值税（VATs），或是引入财产税、继承税以取代手续费的收取，这些财政措施都会产生不同的分配效应（世界银行，2016b）。

    针对公共支出和征税对贫困和不平等影响的分析并不新鲜。最早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Chenery et al., 1974；Wulf, 1975；Meerman, 1979；以及 Selowsky, 1979)。但是过去四十年的财政收益归属分析，除了对教育支出、儿童拨款的收益归属考察外，缺乏对儿童福祉的关注。基于三点原因，这一疏漏非常重要。第一，传统研究对收入、消费、财富的关注，通常会忽略儿童福祉的真实状况(Gordon et al., 2003, Alkire和 Santos, 2013)。如下文所述，乌干达儿童的货币贫困率仅为22%，这与83%的多维儿童贫困率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二，那些能够轻易与儿童联系在一起的支出类型，如教育，常常被与那些无法专门与儿童产生联系的支出类型混为一谈，如普惠健康保险计划。这使得我们很难获得关于儿童支出收益归属的高清晰度评估。第三，当前全球重新关注不平等，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确立了针对儿童的普惠任务，财政政策再分配能力对儿童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

    本文通过拓展传统财政收益归属分析中最为全面的应用方法之一，为针对儿童的公正性分析提供了视角，该方法被我们称为“致力于创造平等评估法”（CEQ评估法）(Lustig et al., 2012；Lustig, 2018)。

    本文的成果框架——“致力于创造儿童平等”（CEQ4C），以三种不同的路径为现有的财政收益归属文献作出了贡献。首先，该框架从许多不涉及儿童的效应中识别出了与儿童相关的收益，确保了儿童作为分析的单位，并且使用了儿童多维贫困指标。第二，该框架整合了三个分立的分析框架：公共融资、儿童贫困测算，以及财政收益归属分析。第三，该框架建立了一套流程，包含测算、诊断、政策模拟的全套工具。这套流程能够被应用于不同的背景和儿童生命周期的不同时点。第二节介绍了CEQ评估法和其针对儿童的拓展版本——CEQ4C方法。第三节应用CEQ4C对乌干达进行了分析，报告了构成拓展的财政收益归属分析概念证据的主要发现。第四节对这一加强的分析框架作了总结，并且指出了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二、儿童视角的财政收益归属分析

    财政收益归属分析评估公共支出在何种程度、通过何种渠道被接收，以及社会上某一群体的公共税收、缴费负担有多重。收益归属分析同时也捕捉公共收益和财政负担如何累进或累退地分布，也即收益和负担的分配随财富水平减少或增加。进一步地，财政收益归属分析试图考察税收和支出影响当前收入分配，以及最终影响贫困和不平等的能力。从方法上，这一分析框架遵循三个基本步骤(van de Walle, 1996)：首先估算一项公共服务对于消费者的价值，或是其对纳税人造成的负担——通常等于提供该服务的成本和纳税人因此而净支付的数额；第二，将受益人和纳税人根据某种既定的福利分配测算方式（如收入），在整个人口中进行排序。第三，在整个财富分布中分配公共服务的供给或使用，以计算分配给人口分布中各部分的服务比例和法定税负。常见的分析对象是人均收入五等分或十等分的代表性家庭。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财政收益归属并不说明收入、收益或负担分配的具体发生机制。例如，财政收益归属报告几乎不提供关于某个计划或政策如何影响受益人行为（相对于非受益人有何区别）的信息。收益归属分析基于较强的操作假设：个人获得的收益，通常被假定等于公共供给的成本；个人对于接受的转移支付和缴纳的税款具有相同的价值评价；此外，通常（虽然并不总是）假定生产者所缴纳的税款会通过定价完全转移至消费者。这些假设或许会造成一些偏误。例如，贫困人口可能会就读于低质量的学校和健康保障机构，从而使其获得相关服务的有效收益降低。

    致力于平等（CEQ）评估法由Lustig等（2012）、Inchauste和Lustig（2017）、Lustig（2018）创建，是财政收益归属分析最为综合的应用体现之一。CEQ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实际与反事实收入概念的定义与构建，该收入概念包含市场（财政政策前）收入（仅包括非公共的市场收入或非市场活动收入），和多种尺度的财政政策后收入，后者包含公共部门所产生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影响。例如，在构建了一个家庭的市场收入值之后，我们就能通过减去直接个人收入税，加上现金转移支付，获得可支配收入的值。在可支配收入中加上间接补贴，减去间接税，就能获得可消费收入。可消费收入加上实物转移，减去共同支付的费用和消费品用户费用，即获得最终收入。

    CEQ评估结果会给出边际贡献以确定税收和支出对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税收（或转移支付）的边际贡献通过计算贫困指标（不平等指标）在有无该项影响下的差异而得到。例如，直接税对最终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贡献，就是包含所有税收和转移支付影响的最终收入基尼系数与未包含直接税的最终收入基尼系数的差值。然而，即使是最为全面的CEQ评估，也缺乏儿童视角。提供真正的儿童视角，不仅是将评估结论分解至儿童年龄组，或是仅研究教育领域的公共支出。我们需要建立专属于儿童的财政收益归属分析框架。我们提出的CEQ4C方法，在三个方向上拓展了标准CEQ方法：在宏观层面上，刻画了特别与儿童福祉相关联的公共支出；在中观层面上，对涉及儿童的支出与收益实施政策模拟；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引入了一种测算多维儿童贫困（MDCP）的方法。详细来说，CEQ4C方法为CEQ增加了三个部分：

    明确关注与儿童有关的财政预算。一个“儿童相关”的财政预算项目包括那些专门针对0至18岁人群的公共支出或税收项目。如果一项财政预算项目包含通过对儿童发展投资直接瞄准儿童福祉的组成部分，那么CEQ4C方法就会将其定义为“儿童相关”的项目。这一标准意在确认那些旨在通过资格机制或分配方式惠及儿童的项目（例如学前教育、初级和中级教育、早期儿童发展、儿童拨款）。具有包括儿童在内的多重受益者的支出（例如涵盖青少年和青年成人的青年培训计划，以及并未直接与儿童联系，但为家庭或社区提供福利惠及儿童的项目），均被我们认定为儿童相关。后一类项目的例子是基本主食补贴和电力、供暖补贴。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对每个国家的每个项目，都会根据具体情况和适用条件，进行财政预算项目分类。这一实际操作方案也反映了围绕儿童相关财政预算项目定义上共识的缺乏（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2016）。Cummins（2016）报告了十六个国家在儿童保护、文体娱乐、公共安全与保障，以及更为常见的教育、健康保障、营养、社会转移和住房等相关项目中定义儿童相关预算的各异实践。一项最近的对乌干达的分析(Republic of Uganda and UNICEF，2016)，仅将三项社会支出列为儿童相关项目——教育、健康、供水与公共卫生支出。在西班牙，有一项分析回顾了14000个预算项目和近百项税收支出，以确定哪些项目为儿童相关项目(Garcimartin et al, forthcoming)。

    财政收益归属分析中内置的MDCP指标。除了货币与收入指标外，CEQ4C评估法还构建了多维儿童贫困指标（MDCP），并且明确地对它们进行了考察。尽管当前数种MDCP测算方法均可供使用（de Neubourg et al., 2012; Hjelm et al., 2016; Karpati 和de Neubourg, 2017给出了概念和实证比较），在研究中选择何种较优的测算方法，取决于实践需要，以及不同情形下相关数据的可得性。不论使用何种测算方法，个人将会根据MDCP指标被分入贫困或非贫困组，这将会补充任何标准财政归属分析都会使用的货币贫困指标。公共支出的收益归属(不论是否与儿童相关)以及缴税负担，也能够在人群中根据估计的MDCP状况进行定义。在这一过程中，财政收益归属将儿童作为单位对象。进一步地，CEQ4C反映了在分析多种支出类别时关于年龄的考虑，例如生物学因素（如与不同认知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年龄组，或是生命周期的前1000天等），制度因素（例如通常6岁是官方规定开始学前教育的年龄），或是政策原因（如一项新的干预政策有意瞄准青少年，而另一项则瞄准年龄更小的儿童）。

    儿童相关政策模拟。虽然政策分析需要考虑他们评估的具体背景，但CEQ4C建立了一系列可比较的政策模拟，这些模拟与儿童特定的福祉政策问题相关，这些问题在不同的背景、国家类型和儿童生命周期阶段都是共同的。这些模拟在以下普遍情况、政策设置和改革中周转运行：

    a．在一国填补投资缺口所需要的财政成本。这一政策模拟估计为那些当前未接受公共支出收益的儿童提供必要服务所需的额外成本（根据国家立法、政策目标或国际标准）。这一模拟中特定的政策目标例子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供给与疫苗接种、减少城乡差距等。

    b. MDCP作为瞄准机制。此类分析使用MDCP状态或MDCP程度来作为瞄准依据，在更一般的情形下则基于MDCP状态或程度在不同个人之见分配公共支出（或税收收益）。

    c. 有利儿童支出转移的分配效应。在此类模拟中，公共支出的构成和总量会由观测到的实际情形转移至另一种用途，转移设置的动机依赖于公正性的考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向经营状况最糟糕的集团提供的收益甚微的累退能源补贴中转出资源，转向基础教育领域的利贫、利童公共支出。此类模拟能够识别出人口中受益或受损于政策转变的群体。

    d. 财政改革对儿童的影响。政府会设计财政改革方案以增加收益，或提升财政系统的公正性，这一模拟能够根据MDCP状态的变化，估计改革对儿童的特定影响。此类模拟的例子包括将资源从补贴转移至一项儿童拨款，并且伴随选择性的VAT税率上涨。此类模拟还能够分离出财政改革组合对包括儿童在内的不同年龄组人群的各自影响。

    一套CEQ4C估计操作会采用三种不同的公式，分别用于测算、诊断和政策分析。对财政预算中与儿童相关目标的部分进行量化，和估计多维儿童贫困的财政收益归属，二者都有具体的测算目标。这一拓展的财政收益归属分析对儿童的关注，为财政政策的再分配能力提供了一个更为细致的诊断结果。上述内置于CEQ4C框架中的政策模拟套组使我们的分析能够量化备选政策对各年龄组干预的潜在效应。这些（或其他）模拟操作要求对前提假设有充分的讨论，例如受益者和非受益者的行为、向某些难以惠及的群体提供服务的额外成本等等。

    三、 CEQ4C方法的应用：乌干达案例

    我们在乌干达试验了CEQ4C的概念证据，该国是一个有着高水平MDCP、低财政支出和收益（以占GDP比例计算）的低收入国家。在政策方面，乌干达的历届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强经济增长和财政政策的包容性。事实上，乌干达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为数不多的实施利贫支出与税收政策的国家(Jellema et al., 2016)。本案例的CEQ4C分析框架基于2012-2013年乌干达全国入户调查（UNHS），并通过一些其他调查数据确证我们的估计与测算结果。乌干达的案例展现了同类分析中经常面对的取舍（下文将详细介绍）。接下来我们将详细介绍为乌干达设计的CEQ4C分析框架。

    第一步：识别儿童相关的预算

    表1提供了2012-13财年的支出概况，这是公共预算数据与现有入户调查微观数据相关联的最近年份。社会支出——社会保护、教育、健康保障、住房与城建支出——占到总支出的五分之二；基础设施占到近三分之一；国防占十分之一；其他部门占到剩余的17%。社会保险即使不直接瞄准儿童，也能通过保障风险而影响受益人所在家庭的所有成员。在乌干达，与儿童相关的所有教育支出包括0至17岁儿童的教育支出，即小学和中学费用。公立学前教育支出微不足道，而高等教育的受益人群年龄则过大。所有公共卫生支出都被视为与儿童相关的预算的一部分。该支出结合了直接指向儿童的收益，以及虽然指向其他人群但间接惠及儿童的收益。社会保险与社会援助被认为间接与儿童相关。

    乌干达的社会援助也并不直接指向儿童，但家庭规模是一些转移项目数额的确定标准，在一些其他情况下，转移支付很可能会有利于整个家庭的消费，从而惠及儿童。本文的这一CEQ4C评估唯一没有覆盖的实物社会支出是住房-城建支出，该项支出在乌干达数额很少，而且几乎都集中在首都堪培拉。国防支出、基础设施支出和补贴都不被视作儿童相关的预算项。计算结果表明，乌干达儿童相关的预算项占到GDP的4.2%，低于Cummins（2016）报告的其他相似发展水平国家的水平（4.5%-8.5%），例如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

    表2给出了乌干达2012-2013财年公共收入来源的概况。乌干达的主要收入来自间接税，如增值税、消费税（包括石油产品）和贸易税。这样的结构与发展程度相似的邻国相似，例如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Jellema et al.，2016)。直接税——按收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和多种企业收入税，包括资本所得税和预扣税——对公共收入的贡献为间接税的一半。消费税包括了法定税率为18%的增值税，扣除了包括燃料税、海关关税等税费。尽管增值税率是统一的，但有许多免税和零税率产品。此类减免政策往往瞄准于贫困人群的消费品。此类减免税的商品例子有未加工食品、农产品（小麦粒除外），以及多种农业投入品。乌干达税收占GDP的比例在2012-2013财年为11.6%，是撒哈拉以南地区最低的国家之一。实际税收缴纳在不同地区差距较大，该国缴税基础实际上较小。

    乌干达的CEQ4C评估包含大部分间接税和个人所得税，包括按收入缴纳的个税部分。由于没有足够信息，因此企业税无法分配至UNHS家庭。与此同时，缺乏足够的行政信息，也使得我们无法将社保缴费分配至各个家庭。

    第二步：从预算支出到个人收益

    图1将定义为与儿童相关的公共支出和CEQ4C包含的收益项目，与个人和家庭产生收入的过程联系了起来。乌干达的CEQ4C评估涵盖了个人收入、工资税和增值税。支出包括直接现金转移、直接近现金转移，以及在教育和健康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国防、住房领域的支出、企业税和补贴则不被归类于儿童相关。我们的分析不包含企业税和社保缴费，因为入户调查数据无法对它们进行识别。此外，尽管不被视为与儿童相关，但补贴也作为政策模拟的一部分纳入评估，即根据儿童的多维贫困状况将预算部分重新分配给儿童。

    第三步：测算多维儿童贫困

    我们提出的MDCP方法是对这一概念证明估计的一项通用措施，它根据儿童的权利确定儿童福祉的关键维度、反映当前基于SDG目标的优先事项、为上述维度选择代表性指标（这是一个由数据可得性驱动的抉择），并且识别当儿童在所选指标中未达到预定的最低阈值时，他们是否在相应维度被剥夺了应有的权益。大多数维度都涉及各个年龄段的每一个儿童，除了教育，后者仅适用于6岁及以上的儿童。表3报告了乌干达分析中涉及的维度和指标。

    乌干达案例中定义的MDCP指数并不比多维重叠剥夺分析（MODA）、多维贫困指数（MPI）等备选指标更为准确。但是我们发现，存在产生一种简化MDCP指数的可能，该指数能够被用于财政收益归属分析，同时又不需要在概念基础、指数、权重或阈值的艰难选择上耗费过多精力。同时，我们也发现，MDCP测算结果可以通过标准的家庭收入-支出调查数据计算得到，即便该调查在设计时并不旨在提供有关儿童福祉的精确情况。

    至于财政收益归属分析本身，也有需要注意之处。在健康维度刻画剥夺程度的指标——可得性、所有权、覆盖面，或是对杀虫剂处理后的蚊帐的使用——被我们所选择，取代更为常见的受助产分娩、疫苗接种等指标。这是因为UNHS并不包含关于疫苗、产妇保健或产后保健的标准信息。相似的，我们提出的营养指标并非儿童的体测结果——该信息在UNHS中并不可得——也不是卡路里摄入或其他营养变量。取而代之的变量是一项营养摄入指标——膳食多样性。在我们的实践中，膳食多样性指标覆盖了所有儿童，提供了关于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的信息，而多维指标集束调查或人口与健康调查中经常缺失这一指标。我们的目标是从基础微观数据中提取尽可能多的合理的替代指标，从而在儿童与他们生活的家庭之间提供尽可能直观的联系。

    乌干达全国MDCP估计值为83%。MDCP定义为两项及以上受剥夺儿童的所占比例（表4）。农村地区MDCP比城镇地区更高（农村地区87.5%，城镇地区63.8%）。考虑所有年龄组（0-6岁、7-12岁、13-17岁），这一结论仍成立。此外，尽管六项受剥夺的儿童在乌干达占比很稀少（在相应儿童样本中占0-1%），四、五项受剥夺的儿童却占到48%。13-17岁农村儿童组的情况就是如此。各个维度来看（表4并未显示），卫生剥夺在0-17岁的乌干达儿童中最为常见，全国平均发生率为73%，其后依次为健康剥夺（57%）、营养剥夺（53%）、住房与教育剥夺（分别为37%和35%），以及供水剥夺（27%）。De Milliano和Plavgo（2014）使用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和MODA方法，估计MDCP发生率为74%。该估计值比本文概念证据的估计值低9个百分点。然而，不同贫困测算方式之间最大的结果差距发生于货币贫困与多维儿童贫困之间，而不是发生于不同多维儿童贫困测算结果之间。实际上，当我们比较MDCP和儿童货币贫困时，差异就变得相当大了。根据世界银行（2016c），基于UNHS数据估计的2012-2013年货币儿童贫困约为22%。儿童贫困的货币指标显然无法像多维福祉指标那样以更宽的分布捕捉儿童受剥夺程度。相反，MODA和CEQ4C中使用的通用测算方法，包含了教育、住房、供水和卫生方面的相同维度和类似指标。然而，尽管对于乌干达说情况确实如此，但在其他维度、设定与国家的情形下则未必适用。

    第四步：儿童的财政收益归属分析

    与儿童相关的公共支出与税收所引发的针对儿童的收益和负担的报告以儿童作为分析的单位，我们根据MDCP指标和货币贫困指标进行了排序。收益和税收支付数据在人均基础上进行报告，也即根据每个初等教育适龄儿童，或根据每个家庭中由儿童负担的成人等价收入税。

    MDCP指标汇中与儿童相关的收益平均约为每个儿童70000-80000乌干达先令。这些收益是累进的：它们随着平均儿童受剥夺项目的数量增加而增加。然而，这种累进性极不明显也不稳定：受三类剥夺的儿童从儿童相关财政预算中收获最多平均收益，比受四类或更多类剥夺的儿童收获的要更多。受三类剥夺的儿童获得的收益约为家庭人均市场收入的7%。货币指标的计算结果映证了上述发现。

    现金转移的规模非常小，在各受剥夺类别（以及收入分位）中，仅占总儿童转移的2%-3%。某些转移类型显著比其他类型更具累进性，但是在实践中这一特点或许并没有太多意义，因为平均收益的总额相当少：少于家庭市场收入的0.2%。健康服务的收益规模要大得多。针对儿童的诊疗服务收益具有轻微的累进性：它们随受剥夺类型数量增加而增加，尽管随着儿童报告的受剥夺数量增加所上升的平均收益较为有限。然而，这些收益的分配效应比医疗服务转移更大。这些收益显然是递减的，随着儿童报告受剥夺类型数量增加而减少。这表明，受剥夺程度更高的儿童相对于受剥夺程度较低的儿童，平均使用此类服务的频率更低。

    公共教育供给中，初级教育与中级教育的隐含收益也不同。在本文考察的所有儿童相关收益类型中，初级教育收益的规模是最大的，且具有累进性：它们随儿童报告受剥夺类型数量增加而增加。平均意义上，一个受到四种或更多种剥夺的儿童，比一个不受任何剥夺的儿童，通过公共教育能够多享受85%的转移。这一结论是显著的，因为在乌干达，初级教育转移在一个受高度剥夺的儿童所获得的转移收益中占到一半以上。在未受剥夺的儿童中，初级教育收益则占到所有转移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通过公立中级教育供给所提供的福利是累退的，因为它们随儿童报告的受剥夺种类增加而下降。对于受剥夺最严重的儿童，中级教育转移的数额仅有初级教育转移收益的四分之一。然而，公立中级教育的累退性不如高等教育显著。

    在财政收入方面，我们的结果表明本分析中涉及的所有乌干达税收都是累进的。所有税种的人均税负都随儿童受剥夺种类的减少而减少。简而言之，一个儿童受剥夺越严重，其家庭的个人收入税、消费税、石油税、增值税负担就越轻。补贴是累退的。这与受剥夺程度最轻微家庭比受剥夺程度严重家庭消费更多水电的直观印象是一致的。然而，农业补贴累退性相对较弱，倾向于随受剥夺程度增加而增加。这也反映了受剥夺最严重的儿童集中于农村地区以农业为生家庭的现实。但此处农业补贴的增加并不稳定，而且没有受剥夺儿童家庭平均从农业补贴中受益多于那些受剥夺最严重的家庭，这显然意味着补贴的分化存在瞄准上的问题。

    当我们将货币与MDCP测算结果联系到一起时，就会发现货币测算结果为非贫困的儿童，经过MDCP测算实为被剥夺儿童（表5）。如上所述，根据官方的货币贫困定义，乌干达大约22%的儿童处于货币贫困的状态（世界银行，2016c）。然而，约11%的非多维贫困儿童是货币贫困的。相比之下，只有26%的多维贫困儿童是货币贫困的。在受剥夺最严重的儿童中（受到四类或更多类剥夺），超过半数（59%）的儿童是非货币贫困的。仅仅观察货币儿童贫困指标，很难准确刻画儿童福祉状况。同时，可见普遍认可的假设——多维贫困的儿童，即便那些被认为最受剥夺的儿童——不可避免地也是货币贫困，是非常不准确的。总体而言，贫困儿童和受剥夺儿童在乌干达并非同等的概念，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政策瞄准、儿童投资影响、建立机制确保包容性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CEQ4C的第二项诊断领域考察了财政系统对贫困人头率、不平等程度以及其他福利测算结果的影响。举例而言，2014财年，乌干达的财政政策（社会支出、补贴和税收）减少5%的儿童贫困率，这一数字是根据市场（或财政政策前）收入与最终（或财政政策后）收入的差额计算得到的（图2，第一行）。对乌干达儿童减贫贡献最大的财政政策类型是来自健康和教育领域公共服务的实物转移。现金转移对货币贫困减少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约为0.14%（从21.91%下降至21.76%），这一结果也符合我们的预期，因为这一项政策的人均受益较低。只有在考虑实物转移之后，减贫效果才变得显著，减贫幅度超过5%（图2，第一行）。7-12岁和13-17岁组的儿童减贫效果相比更年幼的组别而言更为显著（前两组的减贫幅度为7%，后一组的减贫幅度为2%，见图2，第三行）。换言之，学龄儿童组的减贫效果好于更年幼的儿童。由于与教育相联系的福利超过其他种类的福利，我们可以准确地断言，学龄儿童享受了最大幅的减贫成果。

    市场和养老金收入的起始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为0.375）在考虑率儿童预算之后减少了0.013（基尼系数为0.361）（图2，第二行）。学龄儿童组不平等程度减少幅度最大，该效应尤其作用于初级、中级教育年龄的儿童（这两组儿童基尼系数下降0.02，而年龄更小的儿童组基尼系数仅下降0.006；图2，第四行）。出现这一结果，是因为初级教育转移尽管在规模上不是最大的（与中级教育相比），但其分布的累进性显著更强。

    增加教育自付费用将会增加贫困——幅度约为0.6%——并且无助于改善不平等程度。增加税收和消费补贴也会增加贫困，幅度约为0.15%，同时小幅减少不平等（0.013）。第一年龄组中，与净补贴相联系的贫困人头率增加显著高于更年长的年龄组。这一结果主要是源自第一年龄组的儿童不参与公共教育服务供给体系，而后者为更年长的儿童提供了较大的收益。

    第五步：政策模拟

    本节报告了乌干达五项重要财政政策的模拟结果。模拟1估计了缩短乌干达教育剥夺缺口（或是使所有当前失学的学龄儿童在公立教育机构入学）的财政影响。模拟2估计了将当前预算的构成更改为更加倾向于儿童相关的构成，会对（货币）贫困和不平等结果产生何种影响：该模拟取消了所有与儿童无关、并且显示出累退特点的补贴支出，并将这些支出的金额转移至瞄准多维贫困儿童的全新现金转移计划。

    模拟3描述了一项财政改革，取消所有VAT豁免项目（列举于2014财年的VAT规程中），并将这些此前免税的商品列为优惠VAT标准税率商品。与此同时，模拟3还增加了当前按标准税率征收VAT的商品税率。此外，公共支出按照模拟2的设定进行转变。模拟4和模拟5分别重复了模拟2和模拟3，但其瞄准依据由MDCP改为货币贫困。

    所有这些模拟都没有包含行为变化，以及额外的行政成本，例如建立一个基于MDCP的瞄准系统。模拟1包含了个人进入公共教育服务供给体系所必须缴纳的费用，从而包含了将现行公共教育体制拓展至覆盖那些当前未被纳入的人群所能创造的净收益。只有在模拟1中，才有可能同时计算货币贫困和多维贫困所受到的影响，因为教育剥夺是MDCP的一大维度。对于其他模拟，关注点在于财政政策变化对货币贫困的影响。

    由上述模拟政策变化引起的预期贫困与分配变动、财政成本，在量级与方向上都存在差异。模拟1通过拓展公共教育服务供给体系的准入覆盖缩小教育缺口，其效应——在没有附加行政成本的情况下——减少了MDCP近2.5%。也就是说，这一数字是乌干达受到两类或更多类剥夺的儿童比例在全国确保普遍教育后减少的幅度。

    缩短教育缺口的总体效应是货币贫困人头率减少1.3%。在小学适龄年龄组（7-12岁）中的减贫效果较为微小；该组个体的入学率相比模拟之前（80%）略微提高了一些。13-17岁年龄组的货币贫困减少幅度较为显著，约为14%。这一结果源自与中级教育供给相关联的大量实物转移，其规模相当于每人每年贫困线标准量的三分之二。尽管13-17岁年龄组从模拟1中受益的儿童里只有四分之一处于货币贫困状态（330万人中的81.1万人），这些人却占到了13-17岁贫困人口的88%，并且都得到了高额的转移。因此，该情形下的模拟政策并没有很好地瞄准贫困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收益由非贫困人口获得。尽管如此，这一干预政策仍然以高额的福利覆盖了13-17岁的贫困人口。

    在减少不平等方面，该模拟的总效应仅使差距减少了1.3个基尼点；7-12岁年龄组的儿童所受到的平等化影响幅度大约是13-17岁组的一半。这也是因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不全是货币贫困的人群。因此，在13-17岁的政策受益者，有四分之一本来是贫困人口，其他四分之三则并不贫困。总结而言，尽管MDCP显著减少，货币儿童贫困并未大幅减少，收入分布并未显著改变。

    即使被设计为具有累进特点，模拟2仍然只造成了较小的收益，以及贫困与不平等减少效应：贫困人头率下降了0.3%，基尼系数下降了约0.01个基尼点。这是因为在多维贫困儿童与货币贫困儿童之间存在错位，并且来自补贴的财政转移非常微小，只有1180亿乌干达先令（要弥合教育缺口，需要投入至少多出四倍的资源）。如果在支出转移中加入VAT改革（模拟3），提高VAT税率（2%）对此前免税商品（占贫困家庭消费的绝大部分）的额外效应，是在模拟2结果的基础上增加了贫困（但比基准情形下有所下降），而对不平等程度则几乎没有影响。这些微小变动的结果得自这项被设计为收益中性的VAT改革。

    模拟4和5的货币贫困减少效应更为可观，其幅度在1.5%和2%之间，其原因在于这两项模拟将政策收益瞄准了货币贫困的儿童，并且对每个儿童所提供的单位福利数额也大得多。这些模拟结果也确证了对不平等的模拟效应均令人沮丧。（模拟5中加入的）VAT改革对贫困的影响（相对于模拟4），与模拟3（相对于模拟2）相似，使贫困增加了0.3%，部分反映了消费习惯未发生大的变化，VAT税率也未有显著增加。

    最后，尽管模拟2-5中可供分配的资源（1180亿乌干达先令）远少于模拟1（弥合教育缺口，约为4480亿乌干达先令），各种情形下模拟政策减少贫困的能力存在很大差异。在上述围绕儿童货币贫困调配资源的政策模拟中，减少1%儿童货币贫困的成本是690亿-790亿乌干达先令。当使用MDCP作为瞄准机制时，该减贫成本显著上升至4000亿乌干达先令。在纳入增值税改革的影响后（模拟3与模拟5），每1%减贫成本蹿升，其原因在于VAT改革中，受援脱离贫困的人口变少了。

    4. 结论

    收益归属分析对于理解财政政策的贫困与分配效应是极为有效的工具。目前为止，并没有CEQ或其他归属分析技术关注儿童，或采用非货币贫困指标。我们提出的CEQ4C框架通过筛选与儿童相关的公共支出项目，建立多维儿童贫困指标和政策模拟情境，填补了上述空白。

    在本文的分析中，估计的乌干达儿童预算占GDP的4.2%，在相似国家中处于较低水平。儿童相关支出将人均家庭市场收入的6%转移至多维贫困儿童。尽管程度轻微，但儿童相关的预算项目确实减少了乌干达的贫困与不平等。效应较小既有支出规模小的原因，也源自支出的构成。基础教育支出显然是一项累进性的投资（随着儿童受剥夺种类增加而增加）；中级教育支出则是累退的（随着儿童受剥夺种类增加而减少），健康服务则有时累进（门诊）、有时累退（住院服务）。

    政策模拟表明，在乌干达终结儿童受教育机会剥夺的财政成本相对较小。这部分是由于在模拟中未考虑那些被政策所遗漏的儿童，以及帮助他们可能产生的附加行政成本。在不同的政策情境下，取消与儿童无关的累退性补贴，并将财政储蓄投向多维贫困儿童的作法天然具有累进性，对贫困的减少程度却低到几乎无法察觉。到目前为止，我们找到了两个主要原因：所调动的财政资源规模较小，且瞄准于MDCP，因此无法大幅改善儿童货币贫困。许多多维贫困儿童，又不属于货币贫困的范畴。当财政支出转移和VAT改革瞄准货币贫困儿童而非多维贫困儿童时，减贫幅度会增加2%。

    模拟结果强调了不同战略只有在增加总资金、提升单位收益和瞄准的情况下才会有效。瞄准MDCP的干预措施则需要更高的单位收益才会产生效果。低界估计（假设不存在行政成本和次轮效应）表明，不同政策减少1%的贫困所需要的成本在690亿到59000亿乌干达先令之间。因此，草率地将乌干达的儿童货币贫困与多维贫困等同是一种严重错误。

    虽然这一概念证据所的得出的结论十分重要，但在CEQ4C能够提供我们预期的不同政策背景、数据条件下的跨国高清分析之前，仍有数个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领域。首先，为了更好地对儿童预算项目进行分类，我们需要关于公共支出的目标、功能、本质和实施细节的更多信息。第二，当前可得数据源之间存在内在的取舍问题。我们可以从收入-支出调查中获得对MDCP的估计，该估计可以合理地与通过DHS或MICS获得的估计结果相比较。但这样做会付出精确性上的代价，在乌干达的例子中，这样做会使MDCP的估计值存在9%左右的误差。这仅是一国的例子，我们需要更多国家的确证。第三，人民行为不会随着税收或收益变化而变化的通盘假设实际上需要更多当前分析环境下的证据支持。最后，并非每一项财政政策变化都能追溯到MDCP测算结果的变化。一项CEQ4C评估——或是一项CEQ评估——在部门变动未货币化的情况下是无法将它们关联起来的，例如一项新的教育课程与对供水服务的改善。显然，我们需要首先在政策干预与MDCP之间建立上述联系。

     

    作者简介：Jose Cuesta、Yekaterina Chzhen和Lucia Ferrone就职于UNICEF；Jon Jellema就职于杜兰大学。

     


     

     

     

     

     

     

     

     

     

     

     

     

     

     

     

     

     

     

    统计附录：

     

    表1：乌干达政府支出（2012-2013）

     

    乌干达先令（10亿）

    占GDP百分比

    是否包含CEQ？

    是否为儿童类预算

    总支出

    7454

    12.1%

    4.8%

     

    国防支出

    749

    1.2%

    否

    否

    社会支出

    2817

    4.6%

    是

     

      社会保护

    344

    0.6%

     

    是（间接）

         社会援助

    84

    0.14%

    是

    使（间接）

             现金转移

    84

    0.14%

    是

     

         社会保障

    260

    0.4%

    是

    是（间接）

    教育

    1504

    2.4%

    是

    是（间接）

        学前教育

    -

     

     

    是（直接）

        初级教育

    150

    1.2%

    是

    是（直接）

        中级教育

    528

    0.9%

    是

    是（直接）

     中学后非高度教育

     

     

     

    是（直接）

        高等教育

    202

    0.3%

    是

    否

    健康

    969

    1.6%

    是

     

         缴费型

     

     

     

    是（间接）

         非缴费型

     

     

     

    是（间接）

    住房与城建

    24

    0.04%

    否

    否

    补贴

    129

    0.21%

    是

     

         农业投入品

    18

     

    是

    否

          供水

    91

     

    是

    否

          农村供电

    9

     

    是

    否

    基础设施

    2595

    4.21%

    否

    否

    数据来源：由作者根据2013年MoFPED数据计算得到。

    表2：乌干达政府收入（2012-2013）

     

    乌干达先令（10亿）

    占GDP百分比

    是否包含CEQ？

    是否包含CEQ4C？

    总收入和拨款

    9213

    14.9%

    8.2%

     

    收入

    8277

    13.4%

     

     

        税收收入

    7150

    11.6%

     

     

          直接税

    2407

    3.9%

     

     

            个人所得税

    1197

    1.9%

    是

    是

            企业所得税

    598

    1.0%

    否

    否

            企业递延税

    389

    0.06%

    否

    否

         间接税

    4712

    7.6%

     

     

     增值税（VAT）

    2353

    3.8%

    是

    是

          消费税

    1466

    2.4%

    是

    是

          关税

    753

    1.2%

    否

     

          出口品税

    0

    0

    否

     

    非税收入

    191

    0.3%

    否

     

    拨款

    936

    1.5%

    是

    是

    数据来源：由作者根据2013年MoFPED数据计算得到。

     

    表3：测算乌干达儿童多维贫困

    儿童福祉维度

    儿童福祉指标

    指标定义

    对应的年龄组

    健康保障

    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

    在调查前未睡于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中

    0-17

    营养

    缺乏膳食多样性

    如果家庭中食谱少于四大类，且其中缺少肉鱼或蛋奶，则视为受剥夺

    0-17

    教育

    入学

    年龄与年级

    未入学

    年龄大于年级两级以上

    6-12

    13-17

    住房

    过于拥挤

    家庭中大于等于四人居住于一个卧室中

    0-17

    供水

    未质检的水

    饮用水的主要来源是不受保护的泉水、河流、水库、瓶装水或其他未鉴定的来源。

    0-17

    卫生

    未质检的卫生设施

    质量较差的卫生（如厕）条件

    0-17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2014年UBS分析得到。

     

    表4 ：乌干达儿童多维贫困：一般估计

     

    MDCP非贫困

    MDCP贫困

     

     

     

     

    0

    1

    2

    3

    4

    5

    6

    全国

    3.8

    13.4

    25.9

    29.3

    19.9

    7.0

    0.9

    城市

    12.0

    24.2

    28.3

    22.6

    10.3

    2.4

    0.3

    农村

    1.8

    10.7

    25.3

    30.9

    22.3

    8.1

    1.0

    0-6

     

     

     

     

     

     

     

    全国

    5.1

    17.2

    29.4

    29.1

    15.1

    4.1

     

    城市

    15.0

    29.8

    29.1

    18.7

    6.1

    1.3

     

    农村

    2.4

    13.9

    29.5

    31.9

    17.5

    4.9

     

    7-12

     

     

     

     

     

     

     

    全国

    3.4

    13.0

    27.6

    30.5

    19.4

    5.3

    0.8

    城市

    10.6

    23.4

    29.9

    24.0

    10.4

    1.5

    0.2

    农村

    1.8

    10.6

    27.0

    32.0

    21.5

    6.2

    0.9

    13-17

     

     

     

     

     

     

     

    全国

    2.4

    7.6

    17.0

    27.4

    28.7

    14.4

    2.5

    城市

    9.2

    15.9

    24.2

    27.1

    17.2

    5.7

    0.8

    农村

    0.7

    5.5

    15.2

    27.5

    31.5

    16.6

    2.9

    来源：作者根据UBS2014分析得到。

    表5：乌干达儿童货币贫困与受剥夺状态重叠分布

     

     

    市场收入加养老金贫困率（%）

    市场收入加养老金基尼系数

    所有儿童

    22

    0.38

    CMD非贫困儿童

    11

    0.42

    CMD贫困儿童

    26

    0.32

    受剥夺数为0

    5

    0.45

    受剥夺数为1

    12

    0.37

    受剥夺数为2

    19

    0.32

    受剥夺数为3

    27

    0.30

    受剥夺数大于等于4

    41

    0.36

     

     

     

     

     

     

     

    图1： 乌干达：从财政预算到家庭、个人收入

     

     

    来源：作者根据Lustig（2018）的研究成果归纳。

     

     

     

     

     

     

     

     

     

     

     

     

     

     

    图2：儿童预算的收入贫苦与不平等效应


     


    来源：作者根据UBS2014分析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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