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与减贫——基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实证研究

1  研究概况

1. 1研究背景和意义

　　过去较长时间以来，国内对于贫困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农村，瞄准低收入或温饱问题，对于贫困涉及的其他诸多方面的研究则不足。实际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随着各个国家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贫困已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或区域性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国际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影响。

　　众所周知，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经济增长又是解决贫困的重要途径。研究表明，虽然不能确定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能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但至少对发达国家是有利的。然而，自本轮经济危机以来，发达国家为了恢复本国经济、解决失业问题，频频出台阻挠贸易自由化的措施，而发展中国家却在积极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进贸易自由化。因此，人们需要重新思考贸易自由化与贫困的关系，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影响。 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那么从长期来看，这一自1+1贸易区的建设对于双方的经济增长和减贫又有什么潜在影响？这也成为中国和东盟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目前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各种贸易壁垒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只有更深入了解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影响机制和途径，才能更好地制定相关的贸易和减贫政策，使贸易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能更好地为贫困人口服务，使更多的贫困人口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因此，有必要就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影响机制、途径和程度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1. 2概念界定

　　（1）自由贸易（Free Trade）和贸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之间商品和劳务交换的活动，是各国之间分工的表现形式，反映了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它是伴随着国际分工的出现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国际贸易也将日益活跃。

　　自由贸易是指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和障碍，取消本国进出口商品的各种优待和特权，对进出口商品不加 (或少加)干涉和限制，使商品自由进出口，在国内市场上自由竞争的贸易。自由贸易是相对于“保护贸易”而言的。在实际中，自由贸易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对进出口贸易的管理和关税制度，而是根据外贸法规以及有关贸易条约与协定，使国内外产品在市场上处于平等地位，展开自由竞争与交易。

　　贸易自由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指一国逐渐取消或降低 外国商品（和服务）进口的关税和非关税等的限制措施，为进口商品（和服务）提供优惠待遇的过程。推进贸易自由化是当代贸易的一个趋势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

　　(2）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和经济一体化（Economic Integration）。简单来说，经济全球化即指世界经济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它是指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 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全球范围的经济整体。经济全球 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同一个意思，但经济一体化除了指经 济全球化（即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外，还包括地区经济一体 化，自由贸易协定（FTA）就是地医经济一体化的直接体现。

　　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受科技的进步和各国社会分工的细化 与深入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实行自由贸易，即经济全球化使各个国家相互依赖，进而要求各国互通有无、自由贸易，从而推动贸易自由化。

　　（3）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FTA是独立关税主体间以自愿结合的方式，就贸易自由化及其相关问题达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目的在于促进经济一体化。其目标之一是消除贸易壁垒，促进产品与服务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近年来，为了绕开WTO多边协议谈判的困难，同时也为了另外开辟途径推动贸易自由化，各国遂渐从实践中探索出了FTA。在WTO文件中，FTA与优惠贸易协定（PTA）和关税同盟协定（CUA）都纳入地区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的范围。

　　目前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已建成的FTA有9个， 包括：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区、亚太贸易协定、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区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为此本项目以2010年全面建成的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为案例，分析自由贸易区建立对中国和东盟十国贫困的影响。

　　（4）贸易自由化和减贫。贸易自由化和减贫均为动态概念，是一个时期内的动态过程，通常用关税的降低或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或取消等表示贸易自由化，而减贫的结果通常用贫困人口的减少来反映。

　　与之相对应的是“贸易和贫困”，贸易和贫困则均为静态概念，两者均指一种状态，贸易即指商品或服务的进出口，贫困即指能力和机会的缺乏、收入的低下等。

　　在研究贸易和贫困的关系时，通常都从动态的角度考察贸易自由化对减贫的影响。

1. 3研究目标和内容

　　本书的主要研究目标是：深人探讨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的机制，实证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中国贫困的影响，系统分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对双方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影响，为政府减贫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具体目标包括：①综述贸易自由化发展和贫闲问题的新特点；②总结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的机制；③实证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中国贫困的影响，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恃别2001年加入WTO以来，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减贫的影响；④深入系统分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双边及各国的潜在影响。

　　围绕上述目标，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研究背景和意义。本部分主要总结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历史，归纳贸易自由化各阶段、各类国家的发展特点。同时，分析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贫困现象的新特点，包括地区特点、人群特点和贫困的脆弱性等。最后说明贸易自由化和贫困关系研究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贸易自由化和贫困之间的影响机制。本部分通过对贸易自由化和贫困关系的研究综述，总结和评价以往关于贸易自由化与贫困关系的相关理论、方法与基本结论，并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探讨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的途径和机制。宏观角度的分析视角是：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再影响贫困。包括：①贸易自由化通过价格变动、要素流动、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②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 响。微观角度主要是从就业、收入和消费等方面考察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包括：①贸易自由化通过就业对贫困的影响；②贸易自由化对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③贸易自由化通过消费对贫困人口的影响。

　　第三部分，贸易自兩化和贫困：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本部分是重点内容之一，主要从宏观经济和微观农户两个角度，对入世以来中国贸易自由化和贫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由于中国地域面积广大，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不同，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区域差异性，项目将首先通过区域对比，分析贸易自由化通过经济增长对不同区域贫困的影 响。主要运用分省的资料，通过统计描述，进行直观说明，具体内容包括：①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特点及比较；②三大区域贸易、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③居民收人和贫困的区域对比。在此基础上，利用宏观经济数据（分省的截面和时间序列混合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贸易自由化通过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

　　其次，以广西和河北为例，利用住户调研数据结合部分统计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贸易自由化通过价格、就业、消费等途径对贫困的影响。

　　第四部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其成员国贫困的影响。本部分将重点考察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与贫困关系问题，主要运用国际上常用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GTAP),设定不同的方案进行模拟。主要内容包括：①东盟国家贸易、经济增长与贫困概况。主要进行东盟各国背景情况的介绍，是后面各节的基础；通过统计描述,介绍贸易、经济增长和贫困的直观关系。②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进程。重点介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过程和双边的经贸发展。③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双边的总体影响。运用 GTAP模型对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中双边承诺的条 款设定模拟方案，模拟分析协议执行后对中国和东盟（各国总体）生产、消费和社会福利等的影响。④中国一东盟自由 贸易区对主要国家的影响。本部分将结合GTAP的模拟结果，研究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对主要国家的影响。⑤主要行业影响的案例分析。将以农业和制造业为例研究贸易区建设对双边的影响；最后是结论与相关的政策建议，总结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的机制，总结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影响，通过总结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减贫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如何通过政策调整使贫困人口能够更好地分享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好处。

1. 4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涉及文献回顾、统计分析、计量模型检验和政策模拟，下面对主要分析方法进行简单介绍。

　　(1）统计对比分析法。本书中在很多地方都涉及统计对 比，其中两个部分又尤为重要。第一，在分析贸易自由化对 中国贫困的影响部分，主要通过划分东中西部，对比三大区 域贸易发展、经济增长和贫困变化，说明贸易对贫困影响的 区域差异性；第二，在分析中国和东盟贸易区建设对双边的 影响时，分别对东盟十个国家的情况进行分析，也是一种统计对比的分析方法。

　　(2）计量模型分析方法。为了分析贸易对中国减贫的影 响，本研究运用2000—2008年分省的数据，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检验。模型包括4个方程组9个方程的系统：方程组1：贫困方程；方程组2：生产力、工资和就业方程；方程组3：收入分配方程；方程组4：政府支出、投资、价格和贸易方程。对所有方程都采用双对数函数形式，并用System估计法进行估计。

　　(3)一般均衡模型GTAP的模拟。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双边影响的分析部分，将主要运用美国普渡大学开发的GTAP模型，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影响进行模拟。主要的模拟方案是考虑2012年和2020年双边执行协议减税后，各国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以及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

1. 5研究框架

　　本书将力图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全球更广的范围内考察贫困问题，一方面总结贸易与贫困的关系，探讨贸易自由化对减贫的影响，另一方面从中国人世以来市场开放的经验，总结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对贫困的影响，最后重点研究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双边减贫的影响。具体的技术路线见图1-1。



　　图1-1 本书的基本研究框架

　　本书的核心是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结合有关贸易与贫困的理论，提出贸易对贫困影响的假设，构建起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的机制。其中主要涉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即贸易通过就业、收入和生产（供给）影响到经济增长，同时通过工资、价格和政府的税收及转移支付影响到收入分配，从而影响到贫困。

　　由于自由贸易区是目前贸易自由化的典型形式之一，因而本研究中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双边及各成员国减贫的影响。主要是基于对东盟十国经济增长和贸易分析的基础上，顺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逻辑和基本框架，通过GTAP模型模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双边减贫的影响。

2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和贫困的新特征

2. 1贸易自由化的快速发展

2. 1.1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及其特点

　　贸易自由化是一个艰难但不断推进的过程，在实践中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在交替中不断发展（表2-1〉。

　　贸易自由化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该理论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仅在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上进行专业生产是有利的，而且在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进行专业生产也是有利的。在此理论指导下，19世纪英国主要实施自由贸易，废除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律，减少应税商品数目，降低关税税率，取消贸易垄断，下放贸易经营权，建立多边优惠贸易关系。

　　然而以比较优势学说为基础的自由贸易理论在推行和传播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实际上早在15、16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保护主义的主张就已出现。这主要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使贸易利益不可能在世界各国之间均衡分配。基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需要，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为了保护国内的幼稚工业，大力倡导并推行保护贸易；而那些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国内市场的垄断价格和夺取国外市场，也总是打着贸易自由化的旗帜，实行严厉的保护贸易政策。

　　表2-1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的发展



　　注：①早期重商主义完全限制进口，禁止黄金白锒外流；鼓励口.换取黄金白银。

　　②超保护贸易主要强调政府保护发达的垄断企业，并非保护弱者。

　　③新贸易保护主要强调政府管理贸易成为常态化。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贸易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贸易得到较快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率；二是组成区域性贸易集团，在贸易集团内部取消关税，实行自由贸易；三是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普惠制税和特惠制税制度，给予进口关税的优惠待遇；四是放宽进口数量限制，增加自由进出口商品的数量，放宽或取消外汇管制。

　　战后贸易自由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主要国家具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自由化的范围更加广泛，美国成为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同时，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各种国际经济贸易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此阶段贸易自由化主要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益加强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极不平衡。

　　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在这个时期各国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更加激烈，保护贸易的理论和政策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它的主要特征包括：“公平贸易”成为贸易保护政策的新理念，在公平贸易的幌子下实际上推行的是贸易保护；贸易保护制度法律化，比如美国实施的采购国货法等；贸易保护政策综合化、贸易保护措施多样化，不仅仅是市场准人的关税和非关税政策，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也得到较快发展；贸易保护从单边政策的保护发展到多边贸易体系下的保护；贸易保护政策隐蔽化，保护的商品范围更加 广泛。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乌拉圭回合各项协议的生效和WTO的成立，贸易自由化得到新的发展。以WTO为主导，各国逐步开放本国市场，施行贸易自由化。这一时期，欧盟各个成员国已经形成了 “单一内部市场”，发行统一欧洲货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形成自由贸易区，北美 自由贸易区、南锥体、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也日益加快，这些区域经济组织的发展，为贸易自由化在全球范围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世纪以来，中国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积极推动者。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市场日益对外开放，国内的市场化改革也日益加快，中国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的关税总水平从2001年的15.3%降低到2009年的9.8%。同时，中国还积极同许多国家或地区开展自由贸易谈判。2010年，中国对原产于东盟十国、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韩国、印度、斯里 兰卡、孟加拉国等国家的部分进口商品实施了比最惠国税率更优惠的协定税率。中国在自身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入世十年来中国的出口规模增长了4.9倍，进口规模增长了 4.7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倍多。

　　2006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由此引发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即使在欧美等很多国家出台贸易保护措施（包括歧视性的政府采购等〕以刺激其国内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中国仍然积极倡导自由贸易，并赴欧美等国进行政府采购，在推进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作出了很好的表率。总之，21世纪以来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中国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

2. 1.2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发展

　　FTA和经济一体化是贸易自由化的直接表现。在贸易自由化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地区经济一体化”开始成为大家关注的重要形式。

　　(1)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区经济一体化出现了两次髙潮。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1958年欧洲共同市场建立；1960年欧洲自由贸易区建立，同年还建立起中美洲共同市场和拉丁美洲自由贸易联盟；1961年成立了东非共同体；1965年，阿拉伯共同市场成立；1968年，建立加勒比自由贸易联盟。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1980年，南非发展协调会议（SADCC)成立；1991年，南锥体共同市场 (MERCOSUR）成立；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成立；2002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TA)早期运行。

　　据WTO相关统计，1948-1994年的46年间，向GATT通报的与货物贸易有关的自由贸易协定数目为123个，而1995年WTO成立至2009的14年间，又有超过300个自由贸易协定生效。

　　表2-2为全球签订FTA大于两个的国家和地区，由此可以看出欧共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为最活跃的地区，截至2009年其签署的FTA分别为25和15个。欧共体从早期的 1971年直到2009年其FTA的签订一直比较活跃。土耳其共签署10个自由贸易协定，但除了与以色列在1997年签署外，其他主要是在2000年以后签署的。乌克兰共签署了9项FTA，主要也是在WTO成立以后签订。美国最早于1985年与以色列签署FTA协议，后来主要也是在2000年后签署。

　　表2-2 向WTO通报的签订大于两个的国家和地区情况



　　（续）



　　注：根据http: /rtais. wto. org/UI/PublicMainUiinRTAHonie. aspx整理。

　　其中EIA指经济一体化协议（Economic Integration Agreement），国家后面的年份为与该国所签署的FTA生效时间。

　　(2)全球自由贸易协定实践的发展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自曲化推进的形式是多边和双边齐头并进的，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双边及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主的区域贸易安排发展势头强劲，而且有一些新的趋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数量上，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快速增加。据WTO相关统计，如果考虑已经生效但没有向WTO通报的、已经签署但还未生效的、目前正在谈判的以及正在申请准备建立的FTA协定，截止到2010年FTA协定约360个。

　　二是在广度上，自由贸易协定逐渐突破地域限制，开始跨区域发展。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往往在相互毗邻的国家之间签订，成员国间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经济水平也比较相近。 而现在，这种传统的地缘关系已被突破，例如美国、智利、新西兰、澳大利亚及新加坡五国成立自由贸易区等，均表明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向跨区、跨大陆、跨大洋的趋势发展。

　　三是在深度上，自由贸易协定内容向贸易之外的领域渗 透。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主要是对货物贸易的关税进行削减和 取消，以及对非关税壁垒的禁止和限制。而近年来，自由贸易 协定不仅包括传统的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正迅速向与贸易相 关的领域渗透，如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劳工标准、贸易与环保、知识产权保护等。在多边贸易体制里，这些议题是很难解决的，但在自由贸易协定里却比较容易实现。

2. 1.3全球自由贸易协定兴起的原因

　　自由贸易协定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原因。

　　首先，经济因素。自由贸易区内部实行零关税，同时减少和取消非关税措施，将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区域内生产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有利于成员国经济福利的提升。并且，通过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能够降低成员国之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几率，减少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自由贸易协定为区域内投资提供便利，通过推动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吸引投资，带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第二，政治因素。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不完全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量，更多的时候则是希望通过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以一种有法律约束力、有吸引力的合作机制，巩固和加强双边政治外交和安全同盟关系。与关税同盟相比，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在经济主权上的让步较小，政治负担较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到自由贸易协 定的实践中，通过区域合作机制，在某些议题上达成一致，结成同盟之后，参与国际谈判的时候，就能够在与发达国家的磋商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第三，各国将自由贸易协定作为目前多边贸易体制困境下的出路。WTO的多哈发展议程很长时间以来毫无建树，多边贸易体制举步维艰。相对于WTO多边谈判而言，双边或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相对较低的谈判难度。在多边贸易自由化受阻的情况下，许多国家把締结自由贸易协定作为维护市场准入机会的一条途径，并且 积极推动双边或区域性的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世界主要FTA多数是在WTO成立〔1995年）后签署的。

　　第四，自由贸易协定自身具有向外扩张的倾向。自由贸易协定一旦生效，就有向外扩张的趋势。一方面，自由贸易协定促进了区域内贸易，扩大了成员国及该地区的生产规模，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必然会增加对区域外产品和生产的需求，这时，区域内经济就需要跨越区域界限与区域外经济交流，通过扩大区域化的范围以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通常会引发贸易和投资转移， 这对非成员国家的政治经济形成较大影响。为了避免被边缘化，该区域的非成员国也会要求加入，使得贸易区不断扩大，并出现跨区域的经济组织。

2. 2 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贫困现象的特点

2. 2.1地区待点

　　按世界银行绝对贫困线标准计算，全球贫困人口主要聚集于低收人国家和经济增长缓慢的中等收人国家。从地区分 布来看，南亚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占全球贫困人口 的43%；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占28%；居世界第三位的是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占23%（表2-3）。各地区贫困人口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分布有所不同，亚洲和非洲地区80%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于农村，城市贫困人口只占20%，拉美和东欧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占40%，城市贫困人口占60%。

　　表2-3日均支出低于1.25美元的人口比例（2005年）

　　单位：百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 //data, world bank, org/data – catalog， 可获取的最新年份为2005年。

　　从国家内部地理环境看，发展中国家大多数贫困人口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荒漠和沙漠地区。这些地区资源贫乏，生存环境退化，非农就业机会缺乏，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旱涝成灾，自然条件极为恶劣。

　　从贫困程度看，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世界各地区间收入差距拉大。从趋势上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由于连年自 然灾害肆虐、经济发展滞缓、人口增长过快以及战争等原 因，经济增长一直缓慢，贫困程度也是最大的，该区域日均 支出低于1.25美元的人口占到50.9%，高于南亚国家的 40.3%。东亚地区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人大幅度提高；南亚经济虽增长较快，但人口增长率相应也很高，其人均收入增长滞缓。

2. 2.2人群特点

　　无论从性质、规模还是程度看，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都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点。发达国家的贫困基本上是结构性原因，如分配不公等造成的。发展中国家则存在两类贫困，一类是结构性贫困，另一类是匮乏性贫困。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同人口增长过快，经济发展滞后，债务危机，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等因素有关。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一般不存在温饱问题，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则面临着生存问题，许多贫困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表现为如下特征：

　　(1)人均收入水平低，但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人均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南亚国家人均GDP十分低下，2008年其人均GDP分别为618和673美元〔2000年美元不变价)。这些国家的多数居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2008年以2000年美元计中国人均为1964美元。但相对于其他区域而言，亚洲一些贫困国家的基尼系数较低，社会收入分配较为平等，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在0.3〜0.33之间，这些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偏低。东亚的一些国家相对不平等程度较低，但有加重的趋势，如韩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就有加重的 趋势。

　　(2）消费水平低，恩格尔系数较高。对于贫困国家和贫困家庭来说，微薄的收入只能维持最低基本生存消费的需求，有的甚至难以维持。这首先表现在消费结构上，家庭绝大部分的支出用于食品消费。如孟加拉国、越南、印度、老挝等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在；35%〜65%之间，贫困地区恩格尔系数则更高，有的甚至高达80%〜90%。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7%，农村居民为41.1%，而发达国家恩格尔系数不到20%。其次，贫穷地区居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营养不良现象十分普遍，饮食消费单一，主要以植物性食物消费为主，动物性食物消费量极低。

　　（3）教育水平低，文化素质差。一般来说，教育水平与贫困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教育水平低者的贫闲发生率要远远高于教育水平高者。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为文盲或半文盲，尼泊尔、几内亚、冈比亚等国家的成人文盲率在70%以上。由于文化素质差，缺乏必要的劳动技术和技能，不能适应现代生产和经济结构变化的需要，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回报率低，所得的收入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并且，每当出现经济不景气或发生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转变，需要减少或精减人员时，那些没有足够文化技术水平者首先面临着失业和贫困的威胁。

　　(4)卫生条件差，健康状况不能保证。贫困的重要表现之一是生命和健康得不到保障，卫生条件差，缺医少药。在贫困国家中普遍存在着婴儿死亡率高、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多、预期寿命短的问题。目前，高收入国家婴儿死亡率平均为5‰，低收入国家平均为60‰，而大部分非洲国家在10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在130‰〜180‰之间。预期寿命，高收入国家平均为77岁，低收人国家平均为63岁。卫 生条件方面，低收入国家的安全饮水率（即饮用安全水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6%，卫生设备拥有率不到30%，有的国家仅为10%左右，贫困者的卫生条件更差。

　　(5)自然生存环境恶劣，社会基础设施差。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荒漠和沙漠地区。这些地区资源贫乏，生存环境退化，非农就业机会缺乏，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旱涝成灾，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盂加拉国、印度等南亚国家几乎每年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加上社会基础设施差，抗自然灾害能力低，每年造成大批的贫困人口。

　　（6）贫困人口具有明显的结构特征。人均收入最低的家 庭往往是人口众多的家庭，贫困家庭儿童死亡率高，子女从事劳动的起始年龄低，父母年老时需要子女养老，得到计划生育服务的机会少。在穷人家庭中，儿童和妇女的境况更为悲惨。统计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在性别上，单亲女性家庭的贫困发生率高于男性家庭，在年龄构成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贫困发生率高于年轻人，约1/3的65岁以上居民为贫困人口。发达国家情况有所不同，年轻人的贫困发生率要高于老年人。

2. 2.3贫困的脆弱性

　　在学术界逐渐采用脆弱性来理解贫困发生和发展的同时，世界银行也开始采用脆弱性的概念来衡量生活水平。世界银行对脆弱性的定义是：脆弱性是指个人或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并且由于遭遇风险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的水平之下的可能。从世界银行关于脆 弱性的定义可以看出，脆弱性包含两个方面，即受到冲击和 抵御冲击的能力。脆弱性是两者相交的结果，一般的，当受 到的冲击相同时，抵御能力强的脆弱性低；当抵御冲击的能 力相同时，受到的冲击越大则脆弱性越高。

　　在中国存在着一定的返贫现象，且不容易彻底解决。例 如，在2003年中国有1460万贫困人口脱贫，却同时有1540万人返贫。再如，据国家统计局贫困监测数据， 2001—2009年，西部地医贫困人口比例从们61％增加到 66%，民族地区八省从34%增加到40.4%，贵州、云南、甘肃从29%增加到41%。再如，2008年的贫困人口中有66.2%在2009年脱贫，而2009年3597万贫困人口中，则有62.3%是返贫人口，这反映了贫困人口的脆弱性和致贫因素的复杂性。所以，在中国，既存在数目庞大的“准贫困”群体，也存在严重的返贫现象。在发生重大事件，比如大病治疗、子女上学、失业等，或者宏观或地区经济发生变化时，收入下降，消费水平下降，家庭陷入贫困，从而表现出很强的贫困脆弱性。

　　有关研究将贫困的脆弱性分解为三个方面：贫困导致的 脆弱性、系统风险带来的脆弱性和非系统风险带来的脆弱性 (Ligon Schechter，2003)。①贫困导致的脆弱性即由于贫困带来的效用损失。②系统风险带来的脆弱性即系统风险带来的效用损失。系统风险，指对整个农民群体的风险，通常包括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制度变迁、气候环境变化、重大事件以及对农村农民有显著影响的各项政策的变化等。③非系统风险带来的脆弱性即非系统风险带来的效用损失。非系统风险，指对外部环境以及自身状况的变化对农户个体的风险，例如，重大疾病暂时失去收入能力、有子女上大学或盖房买房等重大支出使生活消费能力减弱，等等。

　　以山西省为例，运用山西农调总队数据〔年份为2003—2004年和2007—2009年、我们对其贫困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山西省农户总体的平均脆弱性数值为0.3148，即在目前的资源分配方式下，农户的效用比消除了不平等和完全规避了风险的情形下降低了31.48%。其中，贫困导致的脆弱性为0.1143，即贫困使农户效用比在消除了不平等以及没有风险的情况下降低了11.43%；系统风险导致的脆弱性为0.459，非系统风险导致的脆弱性为0.0536，即系统风险使农户效用降低了 45.9%，而非系统风险使农户效用降低了 5.36%。另外，未测量到的因素（比如中国农户规避风险的措施等）和测量误差使脆弱性降低了0.3121。

　　在本研究的结果中，非系统风险相比于其他风险给农户带 来的效用损失较小，同时未测量到的因素和误差使脆弱性降低，是比较合理的。农民作为中国的弱势群体，一直承担着二元经济带来的低收入和由于缺乏保障而可能带来的较严重变故，非系统风险的长期“伴随”使农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险规避办法，以尽量减少风险带来的损失。同时，在没有发生风险事件的情况下，中国农户也不会很大地增加消费支出，“居安思危，以备荒年”的思维方式和较高的储蓄意愿也使农户长期以较低的生活消费支出维持生计。再加上新世纪以来，随着“三农”问题被党和政府倍加关注，农民收入持续提高，也使农民在应对风险事件的时候展现出更好的能力。所以，非系统风险带来的效用损失较低是比较符合现实的。

　　导致脆弱性的冲击的种类很多，最常见的大范围冲击有自然灾害、环境危机、经济波动、政府政策改变、种族冲突等；对于家庭和个人而言，疾病、失业、突发事故等冲击都可能导致家庭财富的损失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农村地区由于其生产和生活环境更加复杂多变，遭受各种冲击的可能性也更大，一般而言，农村地区比城市更加脆弱。

　　此外，社会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对于降低由自然灾害和环境危机带来的脆弱性也有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由市场体系不完善而引起的农村脆弱性也得到了关注，这些不完善包括农村金融体系的弱化及其对农户造成的影响和由收入分配政策的不合理造成的贫困人口无法享受经济增长的收益。

　　对山西贫困农户的实证研究还表明，①相对山区家庭而言，平原或者丘陵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好、交通更为便捷、同时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家庭拥有较低的贫困脆弱性。②在家庭特征中，家庭人口的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和重大事件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最大，也更为直接；家庭人口及其结构、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和饲养的牲畜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较小；而住房面积和土地面积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最小。③在以上家庭特征中，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重大事件的发生、家庭住房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更多的家庭，其贫困脆弱性更低。而家庭人口的健康状况较差、家庭人口较多、饲养牲畜较多和土地面积更多的家庭，其贫困脆弱性更高。其中，饲养牲畜的因素，因为样本农户饲养的规模过小，产生这样的结论是合理的，而如果饲养规模进一步扩大，商品率提高，当饲养牲畜作为一种重要的收入来源后，饲养牲畜是有利于降低贫困脆弱性的。④外出务工人数，由于样本数据中外出务工的情况较少，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而事实上，外出务工，作为农民增收的一种重要手段，对增加农民收入，降低贫困脆弱性是十分有帮助的。 有研究证明，中国西部山区农户的外出务工收人增加可以降 低因农业收入损失所导致的贫困脆弱性（邰秀军等，2009〉。

　　综合来看，能够起到抵御冲击作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政治经济制度、人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实证研究中，人的能力的指标通常从人力资本的角度选取，也就是说，人的能力被理解为两个主要方面：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

2. 2.4贫困的新特点

　　从贸易自由化角度来看，特别是21世纪以来，贫困问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包括：

　　(1）贫困问题的全球性。虽然目前贫困问题仍然主要在一些区域发生，但由于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的依赖程度日益加强，其经济增长和贫困问题也日益相互联系和影响。理论上，贫困在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经常项目的商品（服务〉贸易，二是资本项目的资本流动。通过商品（服务）贸易影响就业、经济增长和收入；通过资本流动（特别是直接投资，FDI)可以增加流人国的就业机会，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收入。

　　（2）贫因根源和减贫工作的综合性。贸易自由化和国内市场化往往是同步进行的，也即随着贸易自由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传统的关于贫困的根源主要考虑资源的匮乏，而目前随着各国贸易的开放、资源的开发、经济的增长，贫困的原因更加关注能力的匮乏、机会的不足，因此教育、社会保障等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各国都逐渐从以下几个角度更广泛地关注贫困：①城市贫困和相对贫困日益被置于重要地位；②除政府扶贫外，企业和农民组织也逐渐纳人社会减贫的视角，目前日益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也是企业扶贫的重要体现之一；③贸 易对贫困的影响也日益受到重视，这也是本项目研究的重点。

　　（3）贫困的不确定性。在新的形势下，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贫困问题既面临国内的多方面的因索，又面临国际因素的更直接的影响。特别是这次全球经 济危机以来，全球贫困人口增加了1亿，更加使各国意识到 贫困问题面临的不确定性。除了这些外部的经济冲击外，还有自然灾害（比如环境、海啸、气候、地震等），有些自然灾害也和贸易、人类活动有重要关系，比如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已成为共识。与过去相比，这些经济、自然等的冲击都明显呈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频繁性。

2. 3小结

　　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同时，贸易自由化会影响到贫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具有正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则没有统一的定论。一些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可以改善贫困 （Dollar，WKraay，2002；Devarajan，2000），他们认为贸易可以通过改善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或者通过提高非熟练工人工资、技术传播等途径最终使得贫困人口福利得到改善。然而，也有经验研究持相反观点，认为贸易自由化尽管可能给整个国家带来福利改善，但是贸易自由化有可能剥夺低收入人群进入市场的机会，影响粮食安全，给低收入人群带来更多不稳定性或风险，从而最终可能恶化贫困人口福利( Lundberg, Squire, 2003; Friedman, 2000; Rodrik, 2000) 。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标志 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已兩政策性开放阶段转向制度性开放阶段，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也进入一个新时期。依据协议，加入WTO后中国实行更为自由的外贸政策和内贸政策，生产要素流动和产品流通将更加自由。WTO对“三农”的潜在影响引起广泛关注，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农产品市场表现出较好的整合度（武拉平，2000；都阳，2003；黄季焜等，2002〉，也就是说入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将触及全国广大地医。还有一些研究表明，中国人世给中国的不同地区带来的发展机会也并不是均等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将更容易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贫困地医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中受益机会将可能低于经济发达地区，甚至可能导致贫闲的加剧（黄季焜等，2002；卢锋、梅孝峰，2000。这便对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提出新的要求，未来中国的农村扶贫政策须基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背景。

　　因此，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背景下，中国的农村贫困状况究竟如何变化？是得到改善还是恶化? 这些影响在各个地区是否有差异？贸易阁由化是否有助于中国缓解贫困？这些问题在后面的实证研究中将给予回答。

3贸易自由化和贫困之间的影响机制

3. 1贸易自由化和贫困关系研究综述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人们的世界性难题。减少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为了使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摆脱贫困，政府、机构和个人都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影响贫困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个人因素、资源因素、社会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等，也包括贸易政策。关于贸易和贫闲的关系，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贫困是多维度的，贸易对贫困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除了绝对贫困外，还有收入分配、风险与脆弱性等方而，本研究主要关注贸易自由化对减贫的传导途径。

3. 1.1有关理论综述

　　贸易对贫困的影响属于国际宏观经济学的范畴，它涉及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两个领域，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有直接关系。贸易、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各自的理论均较多，其中涉及贸易和贫困关系的理论主要有：

3. 1.1.1贸易与经济增长

　　Dennis Robertson (1940)曾指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经济增长一直以来也都被认为是减轻贫困的重要途径。因此以经济增长作为桥梁，分析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

　　正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国家之所以开展贸易，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与国之间存在资源和技术上的差别，各国生产自己擅长的产品；二是规模经济（或是边际收益递增）使每个国家在一些有限的产品和服务上具有专业化生产的优势，并由此形成了比较优势理论、资源差异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已有研究从多个角度都论证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包括：

　　规模经济、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Krugman和Help-man (1990)指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对外贸易通过出口扩大产量、降低成本推动经济增长。Ethier (1982), Keller (1997, 1999)以及Romer (1990)分别论述了贸易自由化通过扩大市场广度、可利用的中间产品的范围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本方面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当代贸易理论的“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模型〔克鲁格曼模型〕。本模型：①假设世界由本国和外国组成，各国拥有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另外每个国家都有两种行业——制造品和粮食，其中制造品是相对的资本密集型行业；②假设本国具有更高的资本一劳动比率，即本国是资本充裕的国家；③假设制造业是由数家厂商组成的垄断竞争行业；④假设两种产品生产规模报酬不变，边际报酬递增。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本国资本充裕，将净出口制造品，净进口粮食，如果产品无差异，则本国和外国之间仅存在行业间贸易；如果产品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则本国和外国之间既存在行业间贸易，也存在行业内贸易。克鲁格曼从这一模型的分析中得出了重要结论。首先，垄断竞争企业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扩大市场、增加消费人口来 扩大生产获得规模经济，降低平均成本和产品价格。其次， 每个消费者对某种产品的消费量会有所减少，但消费品的种 类则大大增加。消费者通过产品种类的增加提高福利。

　　人力资本、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增长。一些研究还从人力资本和科研投入(R&D)角度研究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Lucas (1988)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比较优势的产生是人力资本积累不同的结果。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每个国家生产适合自身人力资本的产品，积累技术，加强其初始比较优势，促进经济的增长。Grossman和 只Helpman (1991)构造了一个动态的贸易与增长模型，他们认为由只R&D所产生的比较优势会影响贸易模式和产业政策进而决定长期的经济增长率。Coe和Helpman (1995)，Eaton和Kortum (1995)，Keller (1997)的研究均指出贸易对国际技术扩散十分重要，而后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

　　制度创新、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从制度技术的角度对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有些学者从制度创新角度分析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诺斯认为制度创新促 进经济增长，而贸易可以通过“边干边学”效应和“外溢” 效应促进制度创新，同时可导致市场和经济规模扩大，交易费用降低，企业竞争强化，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3. 1.1.2贸易与收入分配

　　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要素流动和要素报酬方面。代表性的理论是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又称要素比例模型），这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赫克歇尔在其1919年发表的《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一文中，提出了建立在相对资源禀赋情况和生产中要素比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产生闰际贸易的前提条件可概括为相互交换的国家之间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 (即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不同产品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不同比例，从这一点出发，赫克歇尔又进一步推断出贸易对要素价格的可能影响：“如果所有国家的生产技术都是相同的话，……贸易就必然继续发展直到各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 素的价格出现均等化”。赫克歇尔的学生俄林在赫克歇尔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资源禀赋的贸易学说。他在1933年出版的《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论》中周密地论证了资源禀赋差异所产生的贸易和国际贸易对收人分配的影响，从而更全面地阐述了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框架——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该理论假设两个国家都只生产两种商品，且两国的技术水平相同，每种产品都使用两种要素——土地和劳动，要素的供给是有限的，可以相互替代，且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中自由流动。产品的生产规模报酬不变，边际报酬递减。其结论是，贸易会促使各国倾向于出口国内充裕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同时会导致各国产品的相对价格趋同，产品相对价格趋同又导致了土地和劳动的相对价格趋同。一国中充裕耍素所有者可以从贸易中获利，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则会因贸易而受损。在利用该模型进行分析时，一般认为自由贸易协定带来三方面的影响，分别是贸易创造、贸易转移和贸易条件的变化。

　　在此理论基础上，特定要素模型则进一步考虑了特殊的情况，其基本假设是一些要素只用于某些特定行业，不可在行业之间流动，但其他要素可以在行业间流动。比如土地只用于粮食生产部门，资本只用于机器设备的生产，这两者为特定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而劳动力可以在不同行业间流动。在生产规模报酬不变，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贸易会使出口部门的特定要素所有者受益，而进口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损，贸易对劳动力的影响不确定。这一模型的基本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哈伯勒（Haberler，1936〕，哈罗德（Harrod，1939），俄林 (Ohlin，1933)和维纳（Viner），但真正建立模型并进行系统分析的是萨缪尔森和琼斯。在7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尼瑞（Neary）和马萨（Mussa）又作了进一步分析，并将 “特定要素模型”看做是短期内某些要素不能流动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后来，由斯托尔珀（Wolfgang Stolper〉和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提出了“斯托尔珀一萨缪尔森定理”，认为在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本国的充裕要素）的报酬提高，在进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 (本国的稀缺要素）的报酬降低，而不论这些要素在哪个行业中使用。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不仅指出了国际贸易对本国各种要素收益的可能影响，而且分析了这种影响的大小，认为，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会超过产品价格的变动，因此具有一种放大效应。由此可以看到贸易对要素报酬的影响是显著的。

　　在贸易和要素收入关系的理论中，英国经济学家罗勃津斯基（T. M. Rybczyski）提出了 “罗勃津斯蕋定理”（ Rebczyski Theorem），认为在商品相对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某种生产要素的增长会使密集使用该要素的商品生产扩大，相反，使密集使用其他要素的商品生产缩小。琼斯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产品价格不变时，如果一种生产要素相对另一种要素增加，那么密集使用这种要素的产品生产会以更大的比例增长，同时另一种产品的生产会相对于其密集使用的要素下降。这就是所谓的罗勃津斯基定理在经济增长中的放大效应。

3. 1.1.3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

　　对于经济增长与贫困间关系，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通过发展生产力、积累物质和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转型减轻贫困（UNCTAD，2004〉。发展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还提出“涓滴理论trick - down)”，认为，通过资本积累实现的经济增长利益将对穷人起“涓滴”作用，即使在没有任何减贫手段和措施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也会提升国内经济活动，增加财政税收。前者会为贫困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后者为增加政府支出包括针对穷人的转移支付提供足够资金，这两个方面都会对贫困减少起到重要的作用。有些研究人员形象地将经济增长喻为分享蛋糕的增力口，在人口和收入分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蛋糕越大，人均蛋糕份额也将增加，按收入计算的绝对贫困将会因此而减少（李石新，2008〉。

　　但是有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有的学者认为增长是否能改善穷人的生活水平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是否发生在贫困地区，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性质”，即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参与者的构成、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导向。所谓经济增长的利益会自动向穷人“扩散”的观点是不成立的，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能保证较低的贫困发生率。

　　Bouguignon (2002)认为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减轻贫困的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Hyun和Kakwani (2004) 的研究还表明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即经济发达程度）也是经济增长影响贫困的决定性因素。

3. 1.1.4国际价格传导和彩响机制

　　在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中，价格处于核心地位，通过国际价格波动的传递也会影响到贫困。货币主义开放经济模型对此进行了研究，这一理论既考察了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各国之间通过商品贸易发生的影响，也讨论了各国间通过资本流动的相互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哈里，约翰逊、罗伯特，曼德尔、雅可布“弗兰克尔、大卫·莱德勒和亚历山大·斯沃博达。货币主义者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价格波动可从一国传递到另一国，这种国际传递机制主要有：

　　一是通过各国进出口产品价格的变动在国家间传递，即通过国际贸易从一国传递到另一国。莱德勒在《货币和通货膨胀论文集》（1975）一书中，把商品划分为可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品和不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品两类，他认为，前一类商品的价格受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易于随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而波动，然后又影响到后一类商品价格的波动，这样也就把价格的波动从国外传递到国内来。这种价格波动在国家间的传递渠道，也被称为“商品贸易效应”。

　　二是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渠道传递。根据约翰逊和斯沃博达的研究，价格的国际传递既与国际贸易有关，又与国际资本流动有关。这样在一个开放经济的国家，其国内利息率因国际资本流入或流出而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利息率水平的过程中，价格波动也就被传递到国内来。价格在国家间的传递渠道，也被称为“资本流动效应”。

3. 1.2研究方法

　　在实证研究中，选用何种研究方法，怎样设计模型参数，对于结果有很大的影响，有时甚至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在做研究之前，需要先对已有的研究方法种类、各自的特点及其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做一简单的回顾。

　　McCulloch等（2001）对贸易自由化与贫困联系起来的研究模型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总结，把已有文献按照研究层次分为三大类，分别是住户或社区层次模型，国家层次模型以及全球模型。Jeffrey J. Reimer

　　(2002）对已有研究方的归纳总结则更加全面。他将以往关于贸易与贫困文献的研究方法分为四大类：跨国回归分析、局部均衡/生活成本分析、一般均衡模拟和微观一宏观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对四种方法的特点和代表性文献进行了评述。这里采用其综述框架，并将最新的一些成果也纳人其中，具体如下。

3. 1.2.1跨国回归研究方法

　　主要是在国家层面上检验贸易、增长、收入、贫困、不平等之间的关系。Reimer (2002）认为它的优点在于：首先，它使用传统检验方法对结果和假设进行检验，而不仅仅是做出预测；其次，与一般模拟模型的结果相比，国家之间回归分析研究所得的结果更具有普遍意义；再者，国家之间回归分析可以解释其他静态模拟分析所忽略的贸易改革动态方面问题。当然这类方法也受到不少批评，估计贸易、经济 增长、贫困和不平等之间关系不仅严重依赖于寻找相关变量 的合适度量工具，还面临识别漏掉变量、处理内生性等问题。鉴于此，此种方法只能作为模拟分析的补充形式，而不能替代模拟分析。Dollar和 Kraay(2000)的研究为使用此类方法的代表性文献，他们按照贸易量和关税率把发展中国家分类为Globalizer和Non – Globalizers，并进行统计检验。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实行贸易岗兩化的国家没有恶化不平等趋势，但是与非贸易自由化国家相比，有更髙经济增长率，从而得出开放经济有利于经济增长、改善贫困状况的结论。

3. 1.2.2局部均衡/生活成本分析法

　　主要是基于住户调查数据，关注个人或住户的行为，分析一个或有限几个市场变化对贫困影响的作用，经常被视为微观模拟模型。这类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在于仅关注住户某一方面的行为，如仅关注消费或仅关注就业，忽略了对贸易改革中其他方面的分析。使用此类方法的代表性研究中，Levinsohn, Berry 和 Friedman (1999)着重分析了印度尼西亚经济危机时期贸易自由化通过消费对住户贫困的影响，但是Reimer (2002)认为该研究没有抓住重点，因为此阶段工资的上升要远高于一般消费品价格的上涨。Minot和Goletti (2000)从就业的角度分析了越南大米市场贸易自由 化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国际大米市场的贸易商由化，提高了越南国内大米市场的价格，从而增加了劳动需求并促进了工资率的提高，Reimer（2002）认为该研究中不应固定劳动力需求和工资率，虽然作者对此也做了相应的解释。

3. 1.2.3 —般均衡模拟分析法

　　主要是使用宏观经济数据对贸易改革中产品市场、贸易条件、要素市场的变化如何影响贫困展开分析。此种方法是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和住户行为的基础上，数据时间跨度较长，使市场达到了均衡。目前此类方法使用较为广泛，多用于评估经济冲击的跨部门、跨地区甚至是全球的影响。Lofgren (1999）对摩洛哥减少贸易保护对贫困的影响是使用此种方法的代表性文献，此研究很好地解决了收入的内生性问题，但是却假定收人分配是既定的，大大影响了结果的解释力。Reimer (2002)认为Lofgren (1999)

　　在分析时忽略了投资和创新、风险和调整成本等重要因素，从而可能会低估短期调整成本和长期收益。值得一提的还有Cogneau和Robilliard (2000)的研究，该研究主要是针对不同经济增长战略对福利和贫困的影响。它将一个劳动力分配计量模型纳入到总体分析框架内，结合微观模拟和一般均衡模拟，提高了结果的解释力。但是Reimer (2002)认为该研究工作量较大，并且对资料有较高要求，模型髙度概括，忽略了重要的宏观经济特征。

　　20世纪90年代后模型在研究中使用越来越广泛。虽然都是使用CGE模型，但由于模型的设定不同，结果也不同。RobVos (2007)对CGE模型的设定问题进行了讨论。他首先总结了现有文献的结论，得出虽然大多数的研究认同贸易自由化能够增加总福利，但是总福利的增加较小且分布不均，另外在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的定量分析中，结果对基本模型和参数设定高度敏感，相同的数据如果参数设定不同，可能会导致结论相反。作者认为在模型设定方面，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关键设定：①Armington假设，包括弹性的假设，财政闭合规定(Fiscal Closure Rule)等；②劳动力市场的假设，如不同部门的工资是否一样，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是否能自由流动，劳动力是否完全就业等；③宏观闭合假设，实际汇率是否固定，贸易平衡是否内生等；④动态学；⑤过渡期和波动；⑥不平等的分析，对收入分配函数的假定。Marie - Helene Cloutier等（2008)对多个使用模型的研究，对政府补偿机制和宏观条件的设置、模型的结构、影响分解、行为模拟以及最后的结果进行了讨论和比较。Nabil Annabi, John Cockburn, Bernard Decaluwe(2008)主要讨论了各种弹性的来源、估计方法和数值大小，并对发展中国家研究贸易与贫困关系中使用模型的方程形式和参数选择给出了指导性建议。

　　Savard(2003)对贫困研究中使用的CEG模型进行了分类和比较。他认为已有的研究中，使用的CEG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单个的代表性农户模型（RH)，多个农户模型（MH），微观模拟加模型的微观模拟模型(MS)。①对于单农户模型而言，作为传统方法，已经广泛 使用，其主要缺点是限制了收人分配结构不变。②对于多农户模型，允许在模型中使用多个农户的数据，如Cockburn (2001)，在研究尼泊尔贸易对贫困影响时使用了3373个农户，Cororaton  和Cockburn (2005)在研究菲律宾的政策变化对贫困的影响时使用了 24979个农户，Rutherford等(2005）使用了 55 000个农户来研究如果俄罗斯加入WTO对贫困的影响，Annabi等(2005)对塞内加尔的研究使用了3278个观察对象。该模型的缺点是数据校正有些困难，模型的大小成为一个制约因素。③对于第三种情况的模型，其主要优点是：不需要大规模的微观经济数据；可以在模式容纳更多的家庭。然而，Savard (2003）指出，该方法的模型之间缺乏一致性，因为通常都是从模型运行到微观仿真模型，它们之间没有反馈。

　　除此之外，Savard (2003）还提出了另一种方法，通过引入双向链接将农户和宏观模型进行融合。它比第二种方法具有以下优点：①不必使用大规模的农户数据，不用平衡收入和支出；②产业部门和农户的数量不再受到限制；③表示农户微观经济行为的方程自由度很高。与第三种方法比，其将农户的反应反馈回CEG模型，但是它也有缺点，第一是该方法处理起来不是很简单，第二是需要找到合适的方程对农户微观经济行为进行模拟。

　　John Cockburn, Bernard Decaluwe Veronique Ro-bichaud(2008)给出了发展中国家使用模型研究贸易与贫困关系的一般框架和方程。在其框架中，对住户的分类有三种，分别是按收入水平、按社会经济群体或使用微观方法。如果是研究贸易对贫困的影响途径，需要选择社会经济群体的分类，即按照不同的收入来源和消费模式将住户分为四类：农村无地农户、农村有地户、城市未受教育者、城市受教育者；对于收入来源可以按照生产要素来分，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产业则可以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公 共部门。他们建立的CEG方程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生产、收入和储蓄、需求、价格、国际贸易、平衡的条件和闭合、扩展，共包含131个方程，131个内生变量和25个外生变量。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对孟加拉国、贝宁、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塞内加尔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比 较，关注贸易改革的具体特点、初始关税结构、贸易格局、相对要素禀赋、生产模式、收入来源和穷人的消费模式。实证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和福利的影响很小但是是正向的积极的，总体而言，工业部门和城市居民相对于农业和农村居民来说收益较大。

3. 1.2.4微观一宏观综合分析法

　　主要基于住户调查资料，在一般均衡模拟的同时考虑某些后模拟分析。一般来说，首先运用一般均衡分析取得受外部冲击影响的商品和要素价格，然后把其引入后模拟框架内进行分析，并引入各种贫困衡量标准考察冲击或风险的分配效果。该研究的缺点在于住户对消费品和要素价格变化的反应不能反馈回一般均衡模型。Robilliard等(2001)关于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对贫困人口的影响的研究是使用此类方法的代表性文献，他们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非正式自雇佣部门的收人水平、劳动力市场获取工资和自就业人员的比例以及消费价格将一般均衡模拟和微观模拟联系了起来。在另外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中（Hertel et al.，2001），使用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模型生成要素和商品的价格，然后把这些价格代入后模拟分析框架。该研究不仅充分考虑了产品市场和贸易条件，还重点考察了要素市场。Reimer认为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住户之间的区别在于收入，因此生产要素市场才是贸易与贫困之间的重要联系途径。

　　除了以上四类主要方法外，在对贸易与贫困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方法。如杨小凯、张定胜(2004)使用的一般均衡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并发展了一个内生专业化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不同的国家间和同一国家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易条件不同，具有较好交易条件的个人会首先卷入分工和贸易，此时二元结构出现，不平等增加。随着后来者的赶上，二元结构缩小时，不平等减少，当领先者达到一个更高的专业化水平时，二元结构又出现，不平等又增加。如此往复循环，这个平等和不平等间的锯齿状过程产生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波动。运用此方法，假设个人集是连续的、偏好是严格增加的和理性的，考虑具有局部增加报酬和不变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的模型，分析得出：随着同一类型中不同人群组或不同类项的个人逐渐地选择较高水平的专业化，二元性程度是波动的。它的增加将增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它的减少将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因此，随着交易条件的改 进，不同的个人逐渐地卷人分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是波动的。它既不是单调增加的也不是单调减少的。不平等和人均实际收入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倒U曲线关系。如Kakwani(2000)提出的贫困分解方法，将贫困变动分为两部分，即“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前者是指在收入分配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后者指当平均收入不变时，收入分配变动对贫困的影响。目前多数研究均认为，贸易对贫困的影响，可以分为收入效应（通过经济增长，使收入提高）和分配效应（通过收人分配减少贫困）。

3. 1.3实证研究

　　由于贸易和贫困的关系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相关研究也较多。然而对贸易与贫困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比较困难，主要是由于：①不同的关税限制和非关税壁垒的存在，导致对贸易开放度的衡量较困难；②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很难确定，经常用来衡量贸易开放度的进出口额与GDP的比值和一些贸易政策具有内生性；③如果考虑长期的影响，则还要考虑其他政策如鼓励投资、解决当地冲突、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变化。有关经济理论认为从长期和平均来讲贸易自由化能减少贫困，大部分的实证经验能有力地支持这一观点，但是也有部分实证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对贫困有不利的影响。目前，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一般性的结论 (Winters et al.，2004〕。

　　面对众多的研究，已有一些学者对贸易与贫困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比较有代表性的有Winters等（2004)，Goldberg和Pavcnik (2004)，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有关贸易与贫困的文献进行了归纳总结，但这些都是针对2004年之前的文献而进行的综述。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经济理论的发展和计量方法的完善，催生了很多新的关于贸易自由化与贫困的研究。本节主要针对2004年之后的贸易自由化与贫困的实证研究，也简单介绍2004年之前比较典型的分析，既关注结果差别，也关注方法的不同。借鉴前人的经验，本部分将按照宏观（国家层面）、微观（部门、行业层面、住户层面）进行分类总结。

3. 1.3.1 总体宏观的研究

　　从宏观角度来看，贸易主要通过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从而影响该国的贫困。多数研究均认为出口能够显著拉动经济增长。相对而言，有关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存在分歧。幼稚工业保护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处于幼稚阶段时，进口对该国经济增长是不利的，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该国工业，则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超保护贸易理论则认为进口贸易会降低有效需求水平，而且对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产生 “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下，通过限制进口，可以改变市场结构和环境，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使本国企业获得更多的垄断利润或租金，促进经济增长。相反，有学者认为进口与出口一样发挥着比较优势的作用，体现为进口相当于增加国内供给，从而突破经济发展的供给约束。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进口能通过技术和知识“外溢”推动经济增长。制度经济学认为进口贸易有利于建立起有效率的制度，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杨晶，2008〉。

　　目前，关于贸易丨自由化对减贫的影响存在着很多争论。 一些学者从外贸对经济增长的静态和动态正效应出发，认为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有利。传统贸易理论强调外贸的静态效应，认为它能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则强调外贸的动态正效应，认为它有利于获得新投入品和先进技术，提升整个经济的生产力，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学术界对这两种效应进行了一定的实证检验。Irwin和Tervio(2002)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髙的国家人均收入也较高。Klenow 和Rodriguez Clare (1997）运用CEG模型对外贸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外贸的动态正效应是纯贸易利益的四倍。世界银行(2002）的研究也表明，自1980年以来，贸易最开放的国家（其进口关税平均降低了34%)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最快；而人均收入基本上没有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兄降低了11%的进口关税. 因此这些学者得出贸易自由化对穷人有利的结论。

　　然而，与此持相悖的研究观点表明，外贸利益大都被富人掌控，贸易自由化不利于贫困减少。观点主要有：①贸易自由化的静态效应在短期中是不确定的。Agenor和 Aizenman〔1996)认为，短期内国际贸易会降低国内企业竞争力，当劳动市场存在刚性时，将阻止劳动在非贸易部门和贸易部门间的合理流动，从而增加失业和贫闲。②规模经济和干中学效应在发展中国家也很难在短期内发挥作用。

　　Matsuyama (1992)指出，外贸开放对先进技术的引进需要一个转化时期，在该时期内它对增长和贫困的作用是有限的。 ③贸易自由化因扩大工资差距而恶化失业和贫困。因为它降低进口资本品成本，增加其使用量而减少非熟练劳动需求。Beyer，Rohas 和 Vergara（1999）表明，当按贸易占GDP的百分比计算时，20世纪80—90年代智利熟练和非熟练劳动的工资差距迅速扩大。④贸易自由化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积累人力资本，从而限制其贫困人口提高收入。Findlay和Kierzkowski (1983)的完善资本市场模型显示，在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会使国外相对便宜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增加，从而降低其国内价格以及与之相关的教育报酬率，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表3-1是关于贸易自由化是否有利于减贫的主要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多数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减贫。对于主耍研究，先分别综述如下。

　　(1)贸易自由化促进减贫。支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贸易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能减少贫困。Ahluwalia等发现，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能有效地减少贫困，20世纪80年代一些国家的负增长伴随着贫困的增加。Fields结合世界银行对贫困、平等和增长的政治经济的研究项目，分析认为经济增长越快，贫困减少得越快（陈怡，2008）。

　　为了定量分析，很多学者使用贫闲的经济增长弹性来研究贸易与贫困的关系。Ravallion和Chen (1997)利用6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计箅出人均收入每上升1%，贫困率会下降3.1%，即贫困的增长弹性为-3.1。对经济增长弹性的估计，多采用家庭调查的平均收入（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标准。李芸用最新数据对60个发展中国家 (地区)贫困的经济增长弹性进行了估计，所有国家的贫困 增长弹性系数均为负值，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然而，Bhalla（2002）认为利用收入（消费）均值衡量经济增长会严重地低估贫困的经济增长弹性，建议使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指标，并得到估计值约为-5.0。为了进行验证和对比，Adams (2004)使用了两种指标估计60个发展中国家（地区）贫困的经济增长弹性。结果表明，当用调查平均收入（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时，贫困的增长弹性为-2.79，而当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经济增长指标时，估计弹性为-2.27，且统计上不显著，反驳了Bhalla的观点〔李芸，2006）。总的看来，大多数增长弹性的研究都证实了经济增长能减少贫困，且经济增长每增加1个百分点，贫困就会下降2〜3个百分点。

　　表3-1有关贸易自由化是否有利于减贫的主要实证研究

　　（续）

　　对于反对者提出的贸易自由化导致不平等的扩大，该理论的支持者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对不平等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因为收入分配通常不随时间变化而发生太多的改变。根据Deininger 和Squire的研究，1985—1995年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增长了26%，而在同一时期内世界的基尼系数则每年只变化了 0.28个百分点（郭熙保，2008)。为了验证此观点，很多学者使用跨国的多元回归方 程，分析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世界银行报告（World Bank，2002）对73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跨国数据回归分析后发现，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并且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与全部人口平均收人的增长等比例增加，即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减少发展中国家的贫困。

　　Dollar (1992)，Sachs 和 Warner (1995)都利用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和跨国数据得出贸易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呈正向关系。Dollar 和 Karry (2000,2004)改进了对贸易自由化度量的指标，采用标准的增长回归模型结合Caselli（1996）提供的方法得出回归方程，该方法为解决遗失解释变量和增长引起贸易额增加的反因果关系提供了工具，结果仍然显示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系。在研究经济增长与贫困的关系的问题上，Bruno, Squire Ravallion(1998), Dollar和Karry (2000)，利用跨国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贫困人口的收入与人均收入水平成比例地增长。

　　Lundberg和Squire(2000)，White和Anderson (2001)将收入分配的效应和经济增长的效应同时融人模型中，研究显示开放程度与贫困人口的收人水平的增长有关，但前者指出这种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提高的正向关系对髙收入水平人群而言更加明显。

　　（2）贸易自由化不利于减贫。持此观点的学者强调收入分配的作用，认为贸易自由化对贫困没有影响，或是增加了贫困和不平等，总之对减少贫困是不利的。作为自由贸易的反对者，Chenery认为，发展中国家过去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对其1/3的贫困人口很少有利，甚至完全没有好处。Adelman和Morris的研究指出，在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利益 不能自动地对最贫困人口产生涓滴效应；相反，作为增长的结果，穷人的绝对状态将趋于恶化（陈怡， 2008)。同样，Cashin等。(2001)对多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也显示贸易自由化与贫困人口福利改善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然而他们所选择的跨国数据和研究方法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

　　很多学者都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仅有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来说是不够的。经济增长是持续降低贫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虽然经济增长不一定就能减少贫困，但是要减少贫困，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是必需的(Rajan and，Bird,2002)。如蔡昉和王德文 (2002)等指出，能否发挥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Bouguignon (2002), Hyun和Kakwani( 2004)的研究分别指出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在经济增长减轻贫困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amos Mabugu和Margaret Chitiga (2009)总结了使用CGE模型对南非国家的贸易与贫困关系的研究，按照动态CGE模型、静态CGE模型和微观模型进行了分类，认为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结果不同，但总体来说，使用具体和详细的微观数据得出的结果都表明，贸易自由化恶化了贫困，不平等上升。

　　支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增长对穷人的涓滴效应是不能自动发生的，它受到一系列条件和环境的影响,括经济环境、自然条件、文化风俗习惯、制度安排等。例如，如 果收入分配不平等按比例恶化，它将抵消经济增长，然后绝 对贫困将不会减少。同样，如果人口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即使有利于平等也不可能改善绝对贫困。当这一些因素负向地影响穷人的经济行为时，它们就会堵塞涓滴作用发生的渠道，因而使得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无法达到穷人那里。所以经济增长的利益会自动向穷人“扩散”的观点是不成立的，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能保证较低的贫困发生率（郭熙保，2008)。Kakwani (2004)的研究证实了上述观点，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不同，韩国和越南的经济增长有利于贫困人口，而泰国的经济增长则不利于贫困人口。Rodrik等（2004)认为在控制了制度和地理的因素后，贸易对收入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Heshmati (2005)认为全球化带来的收人效应影响比分配效应大，而Kalwij和Verschoor (2005)对六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全球化（主要是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不确定，主要取决于收人分配的现状。Heshmatt (2005)则进一步证实全球化带来的收入效应影响比分配效应大。另外，Easterly (2005)综合利用要素禀赋理论和增长理论进行分析，他将全球化对贫困的影响分为要素禀赋效 应和生产效应。如果两国生产力水平相似而要素禀赋不同，导致人均收入差异，那么同Stolper-Samuelson定理分析一样，全球化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工资，降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即导致更低的收人不平等，有利于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相反，若人均收入的不同是由于外生的生产力水平差异导致的，那么全球化可能对贫困没有影响，或者可能恶化贫困（因为资本可能从生产力低的国家流人到生产力高的国家）（杨晶，2008)。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具有阶段 性。如Agenor (2004)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是贸易自由化和FD1)对贫困的影响具有阶段性，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倒U关系和“门槛效应”。在贸易自由化初期，进口替代部门的产出会下降，由此导致贫困人口收人水平下降。不过，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出口部门扩张，总产出增力口，有利于贫困人口收入增长。但是Liang (2006)认为 Agenor (2004)的研究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其回归方程中包含了一个全球化指数的平方项。事实上，即使假定全球化与贫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但其形式是多样的，并且存在多元均衡的可能；二是其使用的数据质量较差，特别是样本观察值较少；尽管如此，Uang (2006)对中国农村面板数据的研究也发现自由贸易与中国农村贫困之间存在倒U关系。

　　由于贫困人口的波动较大，很多贫困人口在脱贫后很容易返贫。近年来，人们更加关注贸易自由化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如Ligon (2005)通过对34个国家50年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虽然全球化（主要是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提髙收入，但是也提高了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贫困人口的脆弱性，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金融危机。张全红等 (2007)对中国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增长有利于减贫，但是 增加了贫困人口的脆弱性。Montalbano等（2005)指出全球化除了严重增加贫困人口的冲击外，还加大了经济的波动性，导致经济增长减慢，社会福利恶化。Shubham Chaudhuri等（2002)对印度尼西亚1998年贫困脆弱性进行了分析，并将贫困脆弱性分解为消费水平和消费波动，其结果表明不同阶层的脆弱性来源不同。对于农村住户和低教育者而言，脆弱性主要来源于低平均消费前景；对于城市居民和高教育水平者，主要是由于消费波动。Luc J. Christi- aensen和Kalanidhi Subbarao (2004)对肯尼亚农村的贫困脆弱性研究表明，降雨影响干旱地区贫困的脆弱性，疟疾是非干旱地区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能够从事非农行业的农户消费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脆弱性也相对较低，特别是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3. 1.3.2地域与行业的研究

　　使用跨国数据的研究，把一个国家看成一个整体，很容易忽略一国不同地区和不同收人层的影响，从而忽略了对贫困人口的影响，因此被认为不太适用于对贸易与贫困关系的研究。为了更详细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影响和影响途径，很多学者从行业、地区、部门的层面研究了贸易与贫困的关系。另外，该层面的研究，对 政府政策的制定也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大都聚集在农村地区，因此很多学者研究贸易与贫困的关系，都会区分贸易对农村和城市、农产品和制造品、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影响。如John Cockburn (2001)对尼泊尔农户数据的研究表明，城市住户在贸易自由化中获益最多，因为最初农业部门的关税最髙，削减也最大。城市的贫困人口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增加，特别是中度贫困增加。Nwafor Manson等(2006)认为，尼日利亚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在贸易自由化中得到了发展，因此资本收入提髙，而土地和劳动力的收人减少。这就 造成在长期和短期内，依赖资本收入的梂市居民收入增加，贫困率降低，而依赖土地和劳动力的农村居民，收入下降，贫困率提髙。Ravallicm (2004)的一般均衡模拟结果表明，加入WTO对平均家庭收入、不平等性和贫困程度只有很小的影响，农村家庭往往受损，而城市家庭往往受益。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贸易改革提髙了城市居民的福利，减少了城市贫困，降低了农村居民的福利，增加了农村贫困，如 Epiphane Adjovi 等(2008)对贝宁、Rizwana Siddiqui 等(2008)对巴基斯坦的研究。

　　但是也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如同样是对尼泊尔的研究，Prakash Raj Sapkota，John Cockburn (2008)的结论表明，贸易自由化降低了城市生产要素的名义收入，导致城市居民收入降低。由于在消费方面，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差别很小，福利变化微不足道。所以，贫困的降幅由高到低依次是农村Terai地区、农村山区、城市地区。Sabine Daude (2004) 对比了加人和不加入WTO对越南南部地区贫困农户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如果越南仅对农业进一步开放，而不加入WTO，那么越南南部的贫困农户将会受到不利影响。如果越南加入WTO,南部地区的农村住户会得到更多的益 处。Pinelopi Koujianou Goldberg, Nina Pavcnik (2007)对哥伦比亚的研究，也表明贸易自由化可能增加了城市贫困。

　　Goldberg和Pavcnik (2004)认为虽然城市贫困和失业、非正式部门的就业以及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收入之间高度相关，但是回归结果未发现哥伦比亚的贸易自由化和城市贫困之间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贸易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也不相同。Thomas W.Hertel 和Roman Keeney (2009)使用修正后GTAP分析15个发展中国家（4个非洲国家，5个亚洲国家，6个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改革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改革倾向于减少贫困，而非农改革倾向于增加贫困。在农业改革中，提髙农业劳动力的价格和非熟练工人的报酬是减少贫困的主要途径。另外，在不同的商品中，谷物和食品行业的自由化对减贫的贡献较大。Akarapon Houbcharaun (2009)对东南亚10个国家的研究也表明农业贸易自由化对减贫有正面的影响。Mohamed Abdelbasset Cheminggi 和 Chokri Tha- bet (2008)对突尼斯的研究表明，其作为农业的净进口国，农业贸易自由化能减少从事农业人口的贫困。

　　Cororaton和Cockburn (2005)就菲律宾签订多哈协议对贫困的影响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多哈协议会导致菲律宾贫困人口稍有增加。这主要是由于，签署协议后可能会减少世界对菲律宾农产品出口的需求，增加其制造业的出口需求，从而导致制造业扩张，农业收缩。制造业扩展，会使在制造业使用密集的生产要素，如资本的收益率提高，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下降；农业收缩，则使很多农民失业或是收入降低，总的来说，会使贫困增加。如果实行完全自由化，虽然能降低贫困发生率，但是会增加贫困的严重程度和拉大贫富差距。Peter Warr (2009)和Warr (2010)使用相同的模型，分别对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全面的贸易自由化和仅对农业实行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进行了模拟。由于两个国家在农业贸易的结构和农业保护等方面十分不同，模拟的结果也不同。虽然单边的贸易开放都有助 于两国贫困发生率的降低，但由于泰国的产业援助政策发挥的作用，使得开放提髙了泰国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在全面贸 易开放的条件下，泰国的减贫效果更显著；由于印度尼西亚 的贫困人口更多地依赖农业生产，因此其他国家的贸易开放 对印度尼西亚的减贫影响更显著。仅对农业进行贸易自由 化，都减少了城市贫困发生率，提髙了农村贫困发生率，总的来讲，降低了印度尼西亚的贫困发生率，而泰国的总贫困发生率略有提高。

　　同一个国家内，各省份的开放程度对贫困也会产生影响，此类研究多是以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的。Hanson (2004)对墨西哥1990—2000年开放程度高的地区与开放程度低的地区贫困人口进行对比，发现开放地区的人均收入增 加率高于封闭地区，因而贸易开放有利于贫困发生率的下 降。Topalova (2005)对印度的研究也发现，印度农村贫困发生率与关税显著负相关，这主要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 限制阻碍了经济的自我调整过程，因此劳动力流动性较高的 地E贸易政策对农村减贫的负面影响要小得多，甚至完全消失。而在印度城市贸易自由化和贫困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 CAO Xuan Dung (2004)对越南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 促进了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但是增加了收入差距。也有研究与以上的结果不同，如Marta Castilho等（2009)对巴西、McCaig(2009)对越南的研究都表明，越是开放的省份，其减贫和不平等减少的就越少。这也说明贸易对贫困的影响机制是比较复杂的。

　　很多学者都认为，贸易自由化对女性贫困者是有益的。 Qian (2005)对茶叶产区女性劳动力的研究表明，贸易自 由化使农户可以多生产些经济作物而不用生产粮食作物，从 而使妇女从贸易自由化中受益，最大的表现就是茶叶生产K 女性的死亡率大大降低。Seguino和Grown (2006)也指出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妇女的就业机会，而性别不平等的转变仍然不令人满意，没有资本管制而扩大国家在公共物品和社会保障的投人难以实现（米增渝，2008)。

3. 1.3.3收入和消费的传导研究

　　在贸易对贫困的所有影响渠道中，两个最基本的途径是收入和消费，Bardhan (2005)指出经济开放对贫困人口的影响与贫困人口的身份有关，即生产者、消费者、公共服务的接收者以及公共资源的使用者。Balat和Porto ( 2004) 利用赞比亚的数据分析了贸易通过收入和消费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和经济改革对赞比亚农村有利。Porto (2004)的研究发现，通过劳动力市场渠道，阿根廷贸易自由化与城市贫困的减少相关联，而消费渠道却增加了贫困。但是，前者的影响总体要大于后者，因此贸易自由化减少了阿根廷的贫困。也有研究表明，由于大量进口降低了粮食作物的价格，作为农产品的净消费者的墨西哥最贫穷的农民从中受益，而以农产品销售为主要收人来源的中等收入农民，福利水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Aisbett et al.，2005)。NabilAnnabi等(2005)使用CGE模型对孟加拉国的研究发现，多哈谈判对孟加拉的宏观经济、家庭福利和贫困有负面影响。贸易条件恶化，消费品价格特别是食品价格增幅超过家庭名义收入。世界自由贸易也有类似的影响，而且规模更大。国内贸易虽然在短期内对福利和贫困的影响是负面的，但从长期看，通过投资调整，使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率上升，有利于减贫。Ariel Barraud (2005)研究了贸易开放通过贸易品和非贸易品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阿根廷的贸易开放减少了贫困，其主要是通过非贸易部门实现的。

　　在收人和消费中，相对于消费而言，收入往往更易受到人们的关注。Vos等(2006)对拉丁美洲16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单边或多边的贸易自由化对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增加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收入的不平等。罗良文（2003)通过分析贸易深化对就业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发现贸易深化对经济增长进而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杨晶，2008)。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贸易改革或是关税的削减可能会对就业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可能是企业为了增加竞争力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削减部分生产成本的原因（Rob Vos, 2007)。在出口和进口部门，贸易对就业的影响不一样。Goldberg和Pavcnik (2004)研究了哥伦比亚关税下降对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认为进口竞争部门的失业率提高，工资下降，因而贫困加深；而出口部门的情况则相反。

　　Gurleen K.Popli(2010)对墨西哥的自主就业人员的研究表明，前10年的贸易开放，促进了其不平等和贫困的增加，随着经济稳定增长，不平等有所下降但是贫困仍然增长。劳动力能否在各部门之间进行自由流动影响贸易的减贫效果。

　　贸易开放意味着关税降低，从而影响到了政府收入，为了平衡财政收支，政府会通过其他渠道增加收入，如所得税等，另外，政府也可能减少对贫困农户的转移支付，因此除了收入和消费，贸易还通过政府的收支影响贫困。虽然是贫困的间接影响途径，但在一些国家，该途径的影响可能会超过收入和消费对贫困人口的影响。Basanta K. Pradhan, Amarendra Sahoo (2008)对印度的研究表明，关税削减使贫困减少，城市居民相对收益高于农村居民。如果选择间接税替代关税，对国内消费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会导致贫困的增加；削减农产品和食品的配额会大幅减少贫困，尤其是农村贫困。Bazlul Khondker等(2008)对孟加拉国关税削减进行了模拟，当完全模拟取消关税并增加生产税税率和所得税率，以确保收人中立时，农村住户的福利随着税率减少而减少，城市住户的福利随税率减少而增加；在该国实际关税改革的方案下，城市住户的福利随税率减少而增加是明显 的，但是农村住户的减少是模糊的。

3. 1.4有关中国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发展经济、减少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很多学者都对中国的贸易开放与贫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Chen和Ravallion (2002)利用lanchovichim 和 Martin提供的仿真模型和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85000城乡居民住户样本，分析了入世后的收入分配和减贫问题。他们将GTAP模型分析的结果用于住户，考虑了对居民购买消费物品和中间投入的支付价格，以及他们销售物品、劳动力和其他要素供应时的价格影响。研究发现大多数城镇居民，特别是那些相对较贫困的城镇居民将会从人世中获益。然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情况不同。贫穷的农村居民将经历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有可能超过7%的下降。这一方面是农村工资率的下降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主要消费物品价格上涨所致。Chen和Ravallion还考虑了一种重要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废除户口制度并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限制。结论是这些限制的取消将会对经济整体有益，特别是对农村居民。城镇非熟练劳动力则在面临来自农村劳力日益增长的转移竞争压力下，其工资报酬将会有所下降。

　　陈少华和Ravallion (2004)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加入 WTO对平均家庭收入、不平等性和贫困程度只有很小的影响，农村家庭往往受损，而城市家庭往往受益。而Hertel等（2004)使用CGE模型分析了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加入WTO将使所有的家庭受益，尤其是城市居民家庭的受益将会最多。因为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都将从人世中得到工资的极大提高。Hertel和Zhai(2006)的研究表明，由于促进劳动力流动要素市场的改革，加入WTO可以使农村住户大大受益。

　　翟凡、Hertel和王直（2002)利用广东、辽宁和四川住户调查数据建立了中国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The CGE Model of China),并模拟了中国人世的宏观影响、部门影响、住户影响、采取配套政策影响、减少交易成本等。结果表明：几乎所有居民都将从改革中受益。但是城镇居民的受益程度要远大于农村居民，并且在农村内部，有多种收人来源的农村居民将比主要倚赖于农业收入的农村居民受益要大。受贸易自由化负面影响最大的地区将会是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依赖于饲料粮生产的纯农户将是最大的利益受损者。不过，贸易自由化对西部贫困地区并无显著影响，可是当地居民却不可能获得与其他地区居民同等的收入增长。此外，他们的研究同时还考虑了其他许多配套的政策改革，研究发现如果不废除户口制度以及改革教育提供机制，将会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恶化。

　　Anderson, Huang 和 lanchovichina (2002)在考察人 世后农业市场中更激烈的进口竞争将使中国农村人口陷入贫困同时，考虑到即便某些（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者价格下降了，其他（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价格却有可能会上升。另外，取消对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限制可以推动乡镇企 业的发展，因此即使对农业劳动力的总需求下降了，农村地区非农业工作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也有可能会上升。作者运用GTAP模型模拟得到有关加入WTO可能带来的农业和 其他产品价格变化的新估计值，用经验性的方法考查了中国加入WTO之后可能获得的要素收益。结果表明，中国的农业和非农业收入之间以及西部和东部收入之间的不平等很可能会扩大，但农村和城市收入之间的不平等则不尽然。

　　Diao、樊胜根和张小波(2003)使用中国1997年SAM 构造一般均衡分析，把中国分为7大区，包括28个部门，其中15个农业部门。研究结果发现，伴随市场开放，总体福利得到改进，但地区收入差距在扩大。如果仅开放农产品市场，则农业部门将成为受损部门。如果全面开放，将在全国水平上改善农户整体福利，城市居民福利比农村住户得到更多改善，城乡差距因此恶化，欠发达地区农户获益很少，甚至恶化了福利。这个观点还得到蒋庭松（2002, 2003)的经验支持，他讨论了这种贸易自由化的收人效应，特别是加入WTO后的地区收入不平等问题。尽管中国加入WTO 后，各地区农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人和福利水平平均会有所提髙，但由于较富的东部地区获益较多，地区不平等和城乡差距仍将会继续恶化。

　　比较例外的是McCnUoch和Cao(2003)使用中国四川省1991 一 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Panel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开放粮食市场改善了粮食净销农户的福利水平，而粮食净消者会受损。

　　黄季焜等（2005)运用CAPSIM模型，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业的总体影响利大于弊，但对贫困农户的不利影响要大得多，贸易自由化有助于一些地区缓解贫困，但会恶化另一些地区的收入分配，同时会加剧地区内部农户收入不均现象。Xiaohe Liu等（2007)使用GTAP模型，研究表明，由于关税降低了中间投入品的价格，推动了本国产品成本降低，有利于外向型产业发展和出口的增加。农业产出下降，工业和服务业产出增加，影响了主要依赖于农业生产的农村住户收入。真正大幅削减关税，能提高大多数家庭的收入，但会带来不平等略有增加。陈少华和王燕(2004)对1990—1999年间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的关系趋势进行了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显著促进了贫困率的下降，而同时不断增长的分配不均又使贫困率上升，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获益少于富人，人力资本储备上存在着严重的地区不均衡，从而负向地影响了农村贫困的减少。Fern Zhai和 Thomas Hertel (2009)衡量了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农产品价格的扭曲情况，并指出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改革、中国的土地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都有利于减少贫困，但是单边的贸易自由化导致贫困略有增加。

　　郭熙保和罗知（2008)则使用省级数据进行了分析，其回归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髙了贫困人口的收入；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数据回归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内陆地区贫困人口收入提髙的边际作用更大。同样使用面板数据，杨晶（2008)利用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不利于城市贫困，FDI有利于城市贫困。综合来看，经济开放有利于城镇贫困的减缓，且存在“门槛效益”。当经济开放程度较低时，收入分配的负效应较大，经济开放不利于城镇贫困人口，而当经济开放程度较高时，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更大，经济开放将减缓城镇贫困。目前中国贸易自由化不利于城镇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贸易自由化程度不够髙。

　　李石新等（2005)的研究发现，在中国贸易与贫困的关系呈倒“U”形，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贸易自由化加剧了农村贫困，而在那之后，又有利于减少农村贫困。陈立中和张建华（2009)以贫困的收入增长偏弹性和贫困的 收人分配偏弹性的性质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分析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减贫进程之间关系的统一框架，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的初始值不同，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与收入不平等的贫困效应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因此，减贫进程就会出现波动性和复杂性（李石新，2008)。张茵和万广华(2006)考察了全球化对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化（主要是贸易开放）能促进贫困人口的收入的增加。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围绕就业和工资间接讨论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Sicular和赵耀辉(2002)利用1989年、 1991年、1993年和1997年四年中国营养卫生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居民在提供劳动力时所面临的选择和收人反应方程 (Income Generation)。他们发现劳动力供给对于农业和非农就业的相对工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对于非农副业或非农就业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对农业活动是显著的负面效应。其研究还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农民从农业部门向其他部门转移面临较大困难，因而不能够抓住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机会。此外，他们还发现城乡居民间在收入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一部分是因为劳动者自臭的素质和其他的原因，然而更多的却是因为他们提供了同样的资源但却得到不同的收入——这个发现与目前城乡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大量障碍相吻合。这些障碍对贫困居民的影响尤其大，由此导致他们不仅收入水平低，而且还难以适应各种变化了的经济机会。

　　另外，还有大量关于贸易自由化与就业的研究，由于假设、数据来源、模型参数的设定等不同，相关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n李善同等（2000)研究表明纺织品和服装部门将创造约540万就业机会。《2002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考虑生产率差异，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优势不太明显。服务部门非技术劳动力和技术劳动力分别增加3.9%, 0.4%,而蔬菜、水果生产部门分别降低7.7%和 8.3%,家畜和畜产品市场分别增加5.3%和4.7%。

3. 2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机制

　　根据经典贸易理论，贸易自由化本身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通过广泛开展国际贸易允许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供给方面的规模经济，利用在供给和消费方面的互补性，提高贸易国家的总体福利。各种不同贸易理论试图对贸易利益做出解释，这一问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贸易利益的产生或创造；二是贸易利益的分配或实现（任烈，1995)。而贫困可以分解为给定分配状态下平均消费水平的变化，即收入效应（或增长效应），以及围绕平均水平的消费分配变化，即分配效应（Datt，Ravallion, 1992).现有宏观层面的研究（Dollar，WKraay, 2000 ；Rodriguez, Rodrik, 2000；Comia，1999； Milanovic, 2002)都是基于以上两个理论的基础上，因此，贸易自由化 对贫困的影响就集中在贸易自由化的利益创造和分配是否有利于贫困人口。

　　对于众多有关贸易与贫困关系的研究，Winters等 (2004), Goldberg和Pavcnik (2004)已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2004年前的有关文献进行了综述。下面将主要对其后的文献进行综述。

　　Banister和Thugge (2001)认为贸易主要通过以下6个方面影响贫困：①进出口物品价袼变动和获得性；②要素价格、收入和就业；③政府财政收人和扶贫计划（如转移支付 ④投资和创新激励（这将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并间接影响贫困）；⑤外部冲击，尤其是贸易条件；⑥短期风险和调整成本。在此基础上，Winters等（2004)按照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机制，从经济增长和稳定、家庭行为和市场、工资和就业、政府收入和支出4个方面对已有的文献进行了总结。首先是经济增长渠道。在理论上，自由贸易可能通过提高生产率、促进竞争和加速技术扩散等渠道来促进经济增长。其次是就业和工资渠道。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世界贸易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能够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水平，从而减轻贫困。第三是物价水平渠道。贸易自由化一方面通过消费品价格的变化改变穷人的预算约声和消费集来影响贫困，另一方面还通过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变化，改变穷人的收入水平，或诱导穷人改变生产计划来影响贫困。这两方面的作用方向和效果取决于价格变化是否会传导给穷人，以及穷人对价格变化如何反应。最后是政府收支渠道。该渠道主要表现为自由贸易是否会减少政府财政收入，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是否损害了穷人利益。

　　GoWberg和Pavcnik (2004)主要侧重在国家层面利用住户或企业微观数据进行研究，认为贸易对不平等的影响途径有4条：①高级技能的提高，主要是技术密集型职业报酬的变化，斯托尔珀一萨缪尔森效应，全球生产、FDI、资本与劳动的互补，技术变革等；②行业工资的变化；③非正式部门规模的变化；④其他一些途径，如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U”型理论等。贸易对贫困的影响途径有3条：一是劳动力途径，主要是失业、非熟练工人工资的变化、行业工资规定、劳动力市场规定、童工等；二是居民消费和生产途径；三是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包含劳动力市场和消费两种途径的影响。

　　结合最新的有关文献，下面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梳理和总结，虽然这里区分宏观和微观，但实际上在这一影响机制中，这些不同的宏观和微观因素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

3. 2.1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机制的宏观分析

　　从宏观角度来看，贸易自由化主要是通过贸易和投资的传导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包括：①贸易自由化通过价格变动、要素流动、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②贸易自由化通过资本流动（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到技术进步、就业和要素配置，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③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至于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的具体情况，要视经济增长的特点而定，如果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贫困地区则有助于减贫，或者如果经济增长是就业增加型的，或者贫困人口能够积极参与到市场中，那么往往有助于减贫。

　　宏观层面的传导机制主要基于贸易的规模经济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和国际价格波动传导的货币主义开放经济模型。

　　规模经济理论：重点研究一国通过扩大出口，使其出口行业的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效率提髙，从而获益。这时由于出口行业规模扩大，进口行业的规模缩小，使资源配置更趋合理，因而要素收人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贫困。

　　内生增长理论：重点考察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即国民收入和个人收入的增长，从而缓解贫困。

　　货币主义开放经济模型：重点考察国际价格波动传导的商品贸易效应和资本流动效应，通过这两个效应从而使经济波动、价格波动在国家之间进行传递，从而影响到国家之间的贫困。

3. 2.2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机制的微观分析

　　微观角度主要是从就业、收入和消费等方面考察贸易自由化对贫闲的影响。包括：①贸易自由化通过就业对贫闲产生的影响；②贸易自由化对贫困人口收入（包括政府转移支付）的影响；③贸易自由化通过消费对贫困人口的影响。

　　微观层面的传导机制主要基于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斯 托尔珀一萨缪尔森定理等。

　　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该理论认为贸易会使各国之间的要素价格区域相等，因而国内外劳动力工资将趋于相等，从而对贫困问题产生影响。

　　斯托尔拍—萨缪尔森（Stolper - Samuelson)定理：在出口行业的要素（本国的充裕要素）报酬提髙；进口行业的要素（本国的稀缺要素）报酬降低。因此，劳动力等要素发生流动，从而使不同行业的贫困劳动力受到不同的影响。

3. 2.3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机制的综合分析

　　从广义上来看，贸易自由化包括商品（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两个方面，从实际中来看，它涉及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经济活动的开放。图3-1为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机制的示意图。



　　图3 -1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的传导机制

　　注：①图中实线表示价值的流向，是重要的影响，而虚线表示间接的影响。 ②理论上讲，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机制主要是基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并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个渠道而传递和影响。经济增长体现在企业生产和农户作为张产者的生产两方面，收人分配体现在初次分配的居民要素报酬和作为西分配的政府税收的转移支付方面。

　　图3-1所示的传导机制涉及国际市场（贸易）、政府、企业和居民（贫困人口），具体传导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经常项目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本项目的直接和间接投资开始，这是整个传导机制的起点。而汇率是影响此两个传导渠道的重要因素。贸易自由化的直接表现是：①商品（和服务）进口方面不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出口方面减少出口补贴、实行公平的出口竞争；②直接和间接投资方面，为资本的流人和流出提供更自由的条件，这主要体现在资本项目的开放、资本流动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因此，除汇率外还受利率的重要影响。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署往往也主要规范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投资自由化等，因而 FTA是贸易自由化最直接的综合表现。

　　（2）本传导机制的终点是贫困的变化，这一结果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①作为要素所有者的贫困人口，通过向企业提供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获得报酬；②对于一无所有的赤贫群体，通过政府或企业的转移支付获得其收入来源；③农业生产者销售农产品获得收入，而作为消费者又要进行一定的消费，从而受到市场和价格变化的影响。

　　（3）在上述起点和终点之间是不同的传导渠道，其中，商品（和服务）贸易渠道是影响贫困的最重耍途径，而间接和直接投资渠道则是通过企业生产而间接发挥作用的，因为对于贫困人口而言，间接投资（主要是股票债券等）并不会对其形成较大影响，直接投资如设厂、创办企业主要也是通过就业影响到部分贫困人口的收入。

　　（4）对于商品（和服务）贸易渠道，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出口补贴等出口竞争政策的作用下，国家价格被传导到口岸价格，然后再影响到国内的批发、零售和收购等，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经济增长效应），进而影响到劳动力就业等要素的报酬（分配效应）。

　　（5）农户的两重性，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不可分性，使农户面临两种市场：作为消费者，价格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其购买力和生活的水平与质量，且这种影响是负向的；作为生产者，其收入（消费）与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又是同方向的。最终影响要看这两者相互作用的净效果。

　　（6）政府与贫困人口之间主要是通过税收的转移支付进行扶贫，从而减少贫困。当然，这种转移支付的具体形式可能是直接的现金或食品的提供，也可能是教育和就业技能培训等。

　　贫困的传导过程也可能受到外生因素的冲击，包括经济危机、自然灾害等。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就使全球贫困人口增加了约1亿人，而每次地震、洪水、台风等也都会加重贫困问题。

3. 3小结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贸易自由化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以及其他渠道对贫困形成影响，但影响的方向如何、程度多大，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对一些国家可能是正向的，对另一些国家可能就是负向的。从表3-1可以看出近年来多数实证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减贫。对于中国来看，总体情况是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减贫。

　　具体地讲，贸易自由化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投入和资本，促进规模经济，有利于转型国家的市场化改革、限制政府腐败等，从而提髙一国的技术水平，促进更合理的生产要素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贸易双方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收入分配对贫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通过收入分配一部分人获益，而另一部分人可能受损。通过前述分析可以看出，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减贫的条件包括：

　　（1）如果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引进技术、实现技术型经济增长，那么当技术替代劳动力而使收入降低幅度（这主要由收入的就业弹性决定）小于食品等消费支出降低幅度（这主要由食品等消费品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决定）时，贸易自由化将有助于减贫。原因是：一方面在技术型经济增长，特别是劳动替代性技术增长的情况下，贫困劳动力的收人将会降低，从而贫困会增加。但是，技术替代性增长又会提高生产率、增加产量，使产品价格趋于下降，从贫困人口购买食品等消费品的角度来看，贫困程度会降低。最终的净效果将由收人的就业弹性、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决定。

　　（2）如果经济增长是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即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率较低）实现的，对于某些劳动力相对较多的国家，会拉动就业数量的增加，从而有助于减贫。

　　（3）如果一国的贫困劳动力主要在出口行业，那么贸易自由化有助于贫困劳动力收入的提高，从而有助于减贫；如果一国的贫困劳动力主要在进口竞争行业，那么贸易自由化对减贫的效果还要视就业收人的减少和消费支出减少的幅度而定，详细参考上面第一种情况。

4贸易自由化和贫困：基于中国分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贸易发展和农村减贫 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贸易和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78-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约8%的速度增长，2000—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达10%以上。同时，中国的农村贫困也有了显著缓解。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0年的9 422万，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0.2%，到2009年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到3597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8%。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也迅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年均增长率接近15%，2001年加人WTO后增长更为迅速，2001—2009年间平均增长率接近25%，2009年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对外贸易增长率有所下降。在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的同时，农产品贸易也得到较快增长。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迅速减少和农产品贸易额的增长在时间趋势上呈现出了高度吻合的态势，本部分将重点分析中国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农村的减贫。

4. 1分析框架

　　对世界各国的实证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既可能有助于减贫，也可能增加贫困。那么，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影响效果如何？现实中，至少有两类贸易自由化效应可能引起贸易与贫困间联系的非线性，一是产出效应，Greena­way、 Morgan和Wright (2002)认为它是J形的；二是相对工资效应，Harrison和Hanson (1999)认为这种效应是U形的。由此可知，贸易与贫困间的联系在不同情况下会存在符号差异，因而本部分将区分进口和出口来考察农产品贸易与贫困间的这种不确定性关系。

　　对于减贫，多数研究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效应角度来分析，但从实际操作角度来看，减贫可以区分为市场减贫和政策减贫。从经济增长和市场角度考察，影响贫困和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有很多，如收入、产出、价格、工资和非农就业等，忽略了这些重要变量将导致对贫困和不平等的估计出 现严重偏差；而从收入分配和政策作用的角度讲，某些经济变量从若干渠道影响贫困和不平等比如，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不仅仅通过促进农业生产增长促进减贫，还通过改善工资和提高非农就业机会减贫。因此，仅仅通过单一方程分析不同的效果是很困难的。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Shenggen Fang等（2002)建立的联立方程组模型，扩展了收入分配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影响，提出了一个新的联立方程组模型来估计贸易、政府财政支出通过不同渠道对产出、供给、就业、收入分配和贫困的不同影响。分析框架图见图4-1。



　　图4-1 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农村减贫的理论框架

4. 1.1模型建立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下面建立了一个包括4组9个方程的系统，分析各主要因素对贫困的影响。

　　方程（4-1)为贫困方程，用来量化各变量对农村减贫的贡献。模型中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单位劳动力农业GDP、非农就业率、农村非农就业工资率、农产品相对价格、农村通货膨胀率、农村内部收人分配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农产品贸易。引入单位劳动力农业GDP主要反映农业生产的增长对减贫的作用。在贫困落后地区，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非农收入是中国农村居民的重要收人来源。工资水平和非农劳动力人数是比较好的非农收人的替代变量。另外，这两个变量还可以反映非农部门工资变化和就业人数变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对农村减贫工作有更好的政策指导意义。如果提高农村工资比增加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减贫效果更显著，那么政府就应关注提高农村工资水平，反之则应该用在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上。农产品相对价格主要用来考察农产品价格相对于非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如农村贫困人口是农产品净购买者，农产品价格上涨会使其受损。但如果是农产品净卖出者，农产品价格上涨则使其受益。然而从长期来讲，农产品价格提髙会促使政府和农户增加农业生产投资，从而使供给曲线外移。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反映农村贫困程度，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反映农村相对贫困程度，通货膨胀率反映经济环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农产品贸易区分为农产品出口和进口。方程中各个变量的含义见表4-1。

　　PI =  f(AGDPPC, INF I AT ,WAGE, NAGEMPLY,INEQ, ATT, TRADE) (4 - 1)

　　表4-1模型变量及其解释

　　其次，对于农业生产函数方程（方程4-2)，因变量是单位劳动力农业GDP，自变量包括：单位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基本投入，技术、基础设施和教育（这些有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供给曲线外移的变量），当期以及滞后的农业科研推广公共投资，种植面积灌溉率，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成灾面积，水土流失面积，单位劳动力农业用电，农村机械总动力情况，农产品贸易（贸易对农业生产产生影响，并通过产出影响农村减贫）。

　　AGDPPC = f(SCHY,ALAND ,AK ,RDE ,AMACH, IRR ,FERTI,ELECT, WATERD, IANDQ,LANDD,AIMP,AEXP) (4-2)

　　方程（4-3)和（4-4)是农村非农部门工资和就业方程。这两个方程是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下供给和需求方程的简化形式。劳动力和工资是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劳动生产率反过来是资本/劳动比率以及引起生产曲线外移的一些因素的函数，如改善基础设施和教育。自变量是单位劳动力资本、基础设施（水利、电力、教育、培训、灌溉）、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以及上期的农业GDP。农村非农资本投资能促进非农产业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提高亦能提高劳动者工作效率。农村电力发展亦有利于农民创业，提高非农业生产率以工代赈形式的农村水利工程对农村的非农就业和工资有较大影响。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期的农业产出决定了非农生产的原料来源。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直接影响了经济环境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是决定农村非农劳动和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对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贸易对农村非农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WAGE = f(NAEMPLY,SCHY,NAK ,AGDPPC,UGDPPC,EMPLOY,AIMP,AEXP) (4 - 3)

　　NAEMPLY = f (WAGE，SCHY,NAK ,AGDPPC，UGDPPC，EMPLOY,AIMP,AEXP)(4  - 4)

　　方程（4-5)是反映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方程。影响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变量主要有农村人口的单位劳动力产值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农村与城镇的单位劳动力资本拥有量、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比值、城镇化进程、城镇失业率、国内外贸易和财政的城乡转移支付等。同时，农村内部收人差距也是影响农村贫困的重要变量，但是，由于数据的限制，计算农村内部基尼系数有很大的困难。影响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主要有：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情况、城镇化进程、国内外贸易情况和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INEQ = f(NAGDPR ,NAKR ,CPIR, ATT,AIMP ,AEXP ,EMPLOY)     (4 - 5)

　　总之，在方程（4-5)中主要考虑：单位劳动力农业产值/单位劳动力非农产值、农村人均非农资本与城镇人均资本比、农村CPI与城镇CPI的比、农产品相对价格、城镇失业率、进出口等。

　　方程（4-6)、（4-7)、（4-8)是反映各种投资的存量水平与政府历年支出之间的关系.方程（4-6)是反映种植面积灌溉率与政府历年灌溉支出之间的关系。方程（4-7)反映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政府历年教育投资之间的关系。方程（4-8)反映了农村用电量与政府电力支出之间的关系。

　　方程（4-9)是贸易条件方程。方程（4-9)中主要是从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角度考察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的相对价格水平。农业GDP的增长增加了农产品供给，农产品价格下降；城市GDP的增长增加了农产品的需求，使农产品的贸易环境更好。生产的增长也会通过全国市场的作用使粮食价格下降。工业产值的迅速增长，伴随着农产品的需求大幅度提髙，形成供需缺口，从而有利于农产品与工业品的贸易条件。

　　IRR =  f (IRRE , IRRE-1,…, IRRE-j)            (4-6)

　　SCHY =  f (XEDUE,EDUE-1, …,EDUE-n)   (4-7)

　　ELECT =  f (PWRE,PWREE-1 ,…,PWREE-l)   (4-8)

　　ATT =  f (AGDPPC, CGDPPC, UGDPPC)   (4-9)

　　联立方程的模型估计中，需要区分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具体的区分情况见表4-1。

　　为了了解特定地区的固定影响，地区虚拟变量也被包括在内，通过地区虚拟变量的引入，我们可以计量和比较东、中、西不同区域贸易自由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对经济增长、减贫和不平衡的边际效应通过对方程求全微分，可以得出各种边际效应和各种政府支出对提高农业及非农生产率、减少地区不平衡及农村贫困的弹性。

　　关于增长效应的分析。举例来说，t-i年的研发投资对t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边际效应可以表示为：



　　方程度量了研发投资对农业生产率增长的直接影响。通过加总滞后期内政府支出的总效应，可以得到任一特定年份的总边际效应。其他类似。

　　关于贫困效应的分析。t-i年的政府农业研发投资对t 年的贫困的影响可以表示为：



　　方程右边的第一项表明，政府研发投资通过增产技术，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减少贫困产生效应。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通过非农工资与就业及相对价格的变化影响着贫困。同政府的农业研发投资一样，政府灌溉投资也是通过提髙生产率、农村工资与非农就业以及相对价格而起作用的，其他的影响类似。

　　t-n年的政府农村电力投资对i年的减贫的影响表示为：



　　可支付的及可靠的电力供应提髙了生产率，从而直接对贫困产生影响,方程右边的第1项度量了这种影响。第2、3、4项度量了通过非农工资、就业及价格变化而提高了的生产率的间接效应。第5、6项度量了政府电力投资引起的非农工资提高及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对贫困的直接影响。我们可以类似地推出电力、水利及教育投资增加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4. 1.2变置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各省的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査司《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部《中国农业年鉴》、各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公报、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统计资料。此外，学者们已有的研究资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些数据资料。这里分析使用的数据主要是各省的时间序列数据 (2000-2008),通过各省份的加总可以获得全国层面的数据。

　　（1）贫困。对于减贫的测算，首先要明确贫困的测度指标这一变量。目前，贫困测度指标有很多，如，贫困发生率(Headcount, H)、贫困缺口（Poverty Gap，PG)贫困缺口的平方、Sen贫困指数、CHU贫困指数、FGT贫困指数。在这里，作为因变量，我们选择贫困发生率（Poveny Inci­dence) 作为贫困测度指标变量，用P表示。这一选择主 要是出于数据的可得性方面的考虑。无论是官方公布的数 据还是其他各种渠道所取得的数据，对贫困的测度大都是提供贫困发生率，即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这一指标的缺陷是测度了贫困的广度，但不能反映贫困的深度和强度。关于中国农村贫困的数据有很多估计。官方统计表明，到200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数下降至4007万（国务院《中国贫困监测报告》，2009)。世界银行的估计结果 (世界银行，2000)与中国官方统计结果相似。第三种估计基于更高的贫困线（Ravallion，Chen, 1997),表明有 较大比重的人口仍处于贫困之中，1978年和1995年的贫困率分别为60%、22%，即使基于更高的贫困线，估计结果仍显示农村贫困降低趋势十分明显。另外，Khan (1997)使用全国家庭调查的样本，得出1988年的贫困率为35.1%、1995年为28.6%，尽管这些贫困率比官方统计的髙，但不同的方法都显示出中国农村贫困率下降趋势明显。

　　本项目研究农村贫困的发生率是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提供的每年的国定贫困标准，按照各省统计年鉴中提供的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数据测算的分省的贫困发生率。测算的方法是，在贫困线已知的情况下，凡是低于贫困线的收入组都归入到贫困人口中，然后以贫困组人口数量除以调查的总人口数量的比例表示该省份的贫困发生率。有必要说明的是，由于各省年鉴中提供的收入数据不能十分精确地按照贫困线来确定各省的贫困人口和发生率，本研究只能在最接近的情况下测算各省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按照这一标准测算的贫困发生率，一定程度上略高于国家统计的贫困发生率，但并不影响中国农村减贫的趋势。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省份都提供了农村居民的收人分组数据，对于没有提供收入分组数据的省份的贫困发生率的计算采用以下方式计量: 一是根据世界银行估计的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情况；二是按照樊胜根（2002)的研究使用的官方省级贫困数据来估算。本项目测算的2000—2008年分区域和分省农村贫困发生率情况见图4-2和附表1。

　　全国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11.06%下降到2008年的 4.17%，东、中、西各个区域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迅速。分各年看，2003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出现反弹，特别是东部和中部地区2003年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上升幅度较大。原因在于2003年是中国自然灾害大规模发生的年份，水灾和旱灾频发都对中国农村减贫形成了挑战。



　　图4-2全国和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变化情况

　　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仍集中在西部地区。2008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贫困人口分别是223万、1004万、2649万和131万。其中，66.1%分布在西部地区，西部的贫困发生率为7.97%，远髙于东部和中部的 0.64%, 3.32%。

　　多数省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不断下降。2008年农村贫 困发生率在1%以下的省份为7个，在1%〜5%之间的省份 有15个，5%以上的有9个。贫困发生率持续走高的为甘肃省，该地区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一直位居中国首位。其中，多数省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快速下降态势，其中降幅在 10个百分点以上的省份有13个。

　　（2）农业和非农生产率。多数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在减贫上取得的显著成就主要归因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辐射作用。这里用农村劳均农业产值和非农产值来反映。经济增长 对中国农村减贫的贡献在改革之初是较大的，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恶化，经济增长对农村贫困减少的作用越来越小。因此，农村贫困减少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为了使分析简便些，假定经济增长速度与农村贫困变化之间的关系是二次的。因此引入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另一变量，即劳均产值的平方。这种变量选择是合理的，因为贫困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表明，经济增长对贫困变化的一阶导数必须为负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下降，而单位劳动力AGDPPC的二次方程恰好能做到这一点。

　　各部门的名义和实际GDP增长指标都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中获取。分省的三大经济部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GDP在《中国统计年鉴》 中可以获取。名义和实际增长率在统计年鉴的指标中都可以 找到或者折算出来。本书中运用折算后的实际GDP数值。对于非农业产值通常采取两种方式处理：一种是参照樊胜根等（2002)的《中国农村公共投资在农村经济增长与反贫困中的作用》一文中的计算方法，运用农业总产值和增加值的 固定比例进行推算；另一种是按照统计年鉴中提供的农林牧 副渔产值减去第一产业产值计算得来，同时比照乡镇企业的 产出水平确定农村劳动力的非农产值的可信度。此处我们采 用第二种方法进行计算，也就是按照统计年鉴中提供的农林牧副渔产值减去第一产业产值求得的。

　　（3）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城乡人口。农村劳动力数量可以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查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减少起着主导作用。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增加了收入，大大地降低了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因此， 非农就业是分析中国农村贫困减少的一个重要变量。我们在 这里主要就非农就业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例进行分析。农村 非农就业数据用农村总就业人口减去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计 算。城乡居民比例变化既是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的结 果，同时也对经济发展起着推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对 农村贫困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我们在自变量中引入城乡居民比例的变化，以研究这种比例变化对贫困变动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分省的城乡人口数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4）城乡收入差距。居民收人分配差距是影响中国农 村变化的主要因素，它通过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对农村贫困产生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这里采用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人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比来表示，这两个数据均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取。对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反映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情况，可以按照各省统计年鉴中的五等收入分组数据计算各省的基尼系数来衡量各省和地区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情况，遗憾的是，只有部分省份年鉴中提供了五等分的收入分组数据。关于计算的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见图4-3 和附表2。

　　图4-3全国和地区城乡收人差距情况

　　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全国平均城乡收入比从2000年的2.82增加到2008年的3.12。从东、中、西三大区域来看，西部的平均城乡收入差距最为显著，相反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城乡收人差距没有那么明显，中部地区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已经成为影响农村贫困的重要因素，同样成为了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5）农产品贸易与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扩大对中国农村贫困变化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对于进口和出口而言，两者的影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有必要区分进出口分析外贸扩大对减贫的影响。各省的农产品进出口金额见附表3和附表4。从全国范围看，中国农产品的进出口总额在逐年增加，而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在逐年降低，可以直观判断，农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程度的提高，对于缓解农村贫困 是有利的，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农产品贸易额占全国农产品贸易量的大部分，这些地区也是农村贫困发生率最低的地区，同时也是农村贫困减少最快的地区。

　　（6）资本存量和资产投资。农村地区的农业和非农部门的资本存量，可根据总资本积累及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得到。总资本积累为已获得的固定资产及存货的价值减去已处理的固定资产及存货的价值。为了从资本积累数据中构造一列资本存量，我们定义第t期的资本存量等于第t-1期的存量加上投资，再减去折旧：



　　这里的Kt是第t年的资本存量，It是第t年的总资本积累，δ是折旧率。研究中不考虑资产折旧的情况。为了得到资本存量的最初价值，本研究使用类似于Kohli (1982)的方法，即假定实际投资以稳定的速率r增长，且等于各年实际GDP的增长率。因此，



　　利用2000—2008年期间各省历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可以得到农村工业和服务业资本存量的估计值。城市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等于工业总资本存量减去农村工业部分（按照国家统计局划分的第二产业）。同样的，城市服务业的资本存量也可从整个服务部门中减去农村服务业的资本存量后得到（按照国家统计局划分的第三产业）。最后,农村企业的资本存量被视为农村工业和服务业资本存量的 总和。

　　（7）科研投资。农业科研公共投资纳入国家科学技术财政预算。农业科研投资来自于不同的政府部门。由国家各级 科学技术委员会给国家级、省级和地方科研机构发放事业费。科研机构将这部分经费主要用于支付科研人员的工资、福利及管理费用。项目经费主要来自于其他渠道，如农业部、科研基金以及国际资助等。最近，商业性活动收入已经成为科研机构的重要收人来源。本研究中的科研投资只包括用于农业科研的支出D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农业部内部统计资料及《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8）电话等通讯支出。农村的电话台数被用作农村通讯发展的变量各省农村的电话台数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以及《中国交通年鉴》（交通部）。

　　（9）电力及电力支出。各省农业生产及农村居民的电力总消费量可在2000—2008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及《中国农业年鉴》（农业部）中查取。用每千瓦时的单位成本计算农村电力支出。

　　（10）化肥施用量和农村机械总动力。化肥和农村机械的使用对农业产出有很大的影响。化肥施用量和机械总动力的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及《中国农业年鉴》。

　　（11）教育及教育支出。本研究使用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估计平均受教育年限，把它作为教育变量，并假定“0”年表示文盲或半文盲，“5”年表示小学教育，“8”年表示初中教育，“12”表示高中教育，“16”年表示大学或以上教育。人口普查和教育部都报告了分省7岁以上人口受教育 的情况。《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上均有农村劳动力中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数据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上各期资料。

　　（12）土地。土地指耕地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本研究用播种面积作为土地指标估计农业生产函数。

　　（13）灌溉及灌溉支出。耕地的灌溉面积可以从《中国 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农业年鉴》上査到。灌溉支出是指政府用于建设水库、排灌系统、防汛抗旱系统及其维护的财政支出。

　　（14）除涝面积、水土流失和成灾面积。农业除滞有利于农业产出的提高，水土流失和成灾面积不仅影响农业产出，同时还会恶化农村生态环境，不利于农村减贫的可持续发展。除涝、水土流失和成灾面积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年的数据。

4. 2计量回归结果

4. 2. 1模型估计

　　联立方程组中的方程根据变量形式的调整采用双对数的函数形式。其他更多灵活的函数形式，像超对数函数 (translog)或者二次方（quadratic)，它们对估计参数的限制较少，但是由于存在多重共线性，存在许多交互作用，模型中的变量系数统计上则不显著。另外，模型也对样本期间的微小变动或者删除不显著变量很敏感。双对数函数对参数有所限制，减少了估计参数的个数，提高了估计的自由度以及估计系数的可靠性。本研究利用EVIEWS6.0软件，采用完全信息最大似然法（ML)进行迭代估计，并且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大，ML的估计量是渐近无偏的。

　　本研究参照樊胜根（2002)《农村公共投资在经济增长与反贫困中的作用》中的方法，利用茫调整法来确定滞后期，利用“多项式滞后期分布”（PDLs)方法来模拟系数的值。设定多项式滞后期分布的次数d为2，以减少计算量，利用二次多项式滞后期分布以及每一种公共投资的滞后期最佳长度估计联立方程组相应变量的系数。

4. 2.2估计结果

　　（1）贫困方程的结果分析（方程4-1)。从全国的角度来看，贫困方程（4-1)的估计结果（表4-2)拟合优度较高，统计学和经济学意义显著。结果表明，中国农村经济 的快速增长对于农村减贫起到了积极作用。AGDPPC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在控制住收入和收入分配的前提下，农业的快速增长将较大地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提髙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从而有利于减少贫困。但需注意的是，AGDPPC的二次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单位劳动力农业GDP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贫困发生率的下降速度会有所减慢，这一点也被现实所证明，2003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不减反增，以后各年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也逐步降低，这也意味着收入分配状况对农村减贫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表4-2贫困方程（方程4-1)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从分区域来看，结果也表明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于农村减贫起到了积极作用，不同区域的农业增长对农村的减贫作用效果有差异，其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产出和增长的减贫系数最高，说明西部地区农业的增长对农村减贫影响较大，这也与西部地区农户的收人主要以农业为主相符合。中部地区农业增长对农村减贫系数介于东、西部之间，东部的系数值最低，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实际情况相一致，随着经济实力 的增长，农村减贫依靠波业发展越来越弱。即使在划分区域的情况下，AGDPPC的二次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单位劳动力农业产值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贫困发生率的下降速度会有所减慢，但东中西部的系数也有明显的不同，说明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在不同区域间有差异，不同区域依靠农业发展减贫的“拐点”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另外，收入分配状况对农村减贫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内部分配 与区域分配的问题值得关注。

　　农村通货膨胀变量（INFIAT)在全国和东中西部的模型中其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说明物价波动对农村贫困的影响不明显，原因可能是贫困人口的市场参与度较低，因而物价的波动对其收人和支出影响较小。全国和分区域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工资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估计系数为负，且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和非农就业对农村贫困的减少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同区域的系数高低顺序依次分别是：西部、中部和东部，说明农村非农工资和就业对不同区域的农村减贫弹性有明显的差异，西部和中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更有利于其农村减贫。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工作收入一般包括：外出务工收入、非农性经营收入和以工代赈的收入。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参与非农劳动，为缓解农村贫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全国和中西部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反映出随着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对农村的减贫进程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更加恶化了农村的相对贫困程度。这一结果不仅符合理论预期，而且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它表明，即使在其 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向有利于农村的方向倾斜，会进一步降低贫困发生率。而东部地区城乡收人差距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在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对缓解农村贫困具有正的意义，东部省区的实际城乡收人差距结果显示，诙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要远小于中部和西部地K的城乡收入差距。

　　农产品相对价格反映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农产品相对价格高，农户参与市场时处于有利的市场地位，那么市场作用将有利于农村贫困的缓解。值得注意的是，模型中回归的年份是2000—2008年间，在此期间，中国逐步加大了对农产品的价格保护，消除了农工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歧视，因此，回归结果表现出了相对价格有利于农村贫困缓解的一面。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国内贸易条件的回归系数的差异，再一次说明了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对农业的依赖和收入来源仍以农业为主的事实。

　　（2）农业生产方程（方程4-2)的结果分析。变量农业劳动生产率（AGDPPC)进入贫困方程（方程4-1)中，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方程的各个变量估计结果间接影响着农村贫困发生率。从全国的结果来看（表4-3)，单位农业劳动力拥有的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村电力消费量、教育、农业科研等系数均显著，这说明合理使用化肥，改善农业科研与推广，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强化农村电气化进程，可以显著地促进农业增长，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农业机械化相关的变量系数为正，这说明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用耕地的除涝有利于提髙农业的产出率，而耕地的水土流失面积和成灾面积对农业生产率起到了抑制作用。从侧面反映出，旱灾和水涝灾害等大型自然灾害，在影响浓业产出时，对农村的贫困缓解起到了重大的阻碍作用。

　　分区域来看，首先，不同E域间的农村受教育水平情况不同，东部的农村受教育水平髙于其他两个地区，农村受教育水平反映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东部的人力资本情况明显更优，也即人力资本的提髙更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农业生产率，但在中部地区并不显著。对于人均耕地面积而言，只有东部地区显著，但系数较小，说明耕地面积对于农业生产的边际贡献已经很小。农村单位劳动力农业资本拥有量（农业资本劳动比）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积极的作用，东部的单位劳动力农业资本拥有量较高，西部的农业资本劳动比较低，对于西部地区来说，资本劳动比的边际农业产出弹性更高。不同区域的农业科研、农业机械总动力、水利、化肥施用量、农村电力等回归系数和结果没有明显的K别。

　　外贸扩大在农村贫困减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察期内，中国的贸易与贫困之间的联系并不具有倒J型特征。2000年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人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贸易自由化也促进了经济的较快速增长，资源配置也得到了不断优化，穷人从 外贸扩大和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因而贫困逐步下降。

　　（3）非农工资方程的结果分析（方程4-3)。农村非农工资水平主要是由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市场决定，受农村非农劳动力的单位劳动力非农资本拥有量（非农资本劳动比）、上期农业产值、上期非农业产值及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影响。 从全国来看（表4-4)，其相关系数均达到5%以上显著水平。非农业产值的增长促进了非农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同样，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农业产值的增长促进了非农业的发展，提高了非农就业的工资水平；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越高，工资水平越高。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失业率，对农村非农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具有负面的影响，主要原因是，二者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形成竞争关系，城镇失业率越高，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吸纳农村非农劳动力的能力越弱。农产品贸易显著影响农村非农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贸易对非农工资的影响途径较为复杂，直观地认为，贸易使要素报酬呈 现逐步均等化的趋势。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一直处于世界低位，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加深，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也逐步提高，进而影响到农村非农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水平更髙，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劳动的影响程度也最高，非农劳动参与对农村非农劳动力的工资影响也最大，反映出东部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和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强的特点，中部和西部与东部比较而言，农村非农劳动参与程度、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的配置作用都相对较弱。单位劳动力非农资本拥有量、上期农业GDP、上期非农业

　　表4-3农业经济增长方程（方程4-2〉估计结果

　　续表

　　注：“*”、‘**”、“***”分别表示t值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4-4非农工资决定方程（方程4-3）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t值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产值及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影响，其相关系数均达到5%以上显著水平。就非农资本对农村非农工资的影响弹性来看，中部农村劳动力拥有的非农资本对非农工资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西部和东部，这意味着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资本的增加更能提高中部地区的非农工资。从农村非农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非农工资的影响来看，东部地区的农村非农劳动力平均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受教育情况对农村非农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影响程度也最高。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都是缓解农村贫困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本的匮乏也是目前中国农村贫困形成和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原因。

　　农产品贸易显著影响农村非农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对于农产品进口对农村非农劳动工资率有负面的影响，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为东部地区，其次为中部和西部。中国农产品进口和出口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区，因此，东部地区受到的影响也最为严重。农产品出口方面，出口有利于农村非农劳 动力市场的发育，更好地吸收非农劳动力和提髙非农工资。 农产品出口对农村非农劳动力的工资影响程度上仍以东部为最大。

　　(4)非农就业决定方程结果分析（方程4-4)。从全国来看（表4-5)，农村单位劳动力非农资本拥有量、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上期非农业产值有正向关系。但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情况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工资和单位劳动力资本大致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滞后一期的农业产出对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比例表现出了负面的影响，说明农业报酬的提高影响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程度。城镇劳动力失业率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参与具有负面影响，主要原因是，二者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形成竞争关系，城镇失业率越高，城镇劳动力市

　　表4-5非农就业决定方程（方程4-4）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t值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场吸纳农村非农劳动力的能力越弱。农产品贸易显著影响农村非农劳动力的参与比例，贸易影响非农工资，非农工资的提高，加之劳动力市场作用，吸纳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

　　分区域来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人文地理环境等的差异导致各地区的回归系数有明显不同。东部地区滞后一期的农业产出对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比例表现出了负的影响，说明农业报酬的提高影响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程度。而中西部地区农业产出对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劳动有正面的影响，产出的增加有利于提高非农就业程度。因此，中西部地区农业产出增加能够释放出多余的劳动力，而中部地区农业与非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报酬在市场的作用下，二者对劳动力的吸收已形成一种竞争关系，劳动力的流动取决于工资，简单地说，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和非农劳动力的报酬是在均衡的情况下作用的。农产品贸易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只有中部地区的进口显著影响非农就业，且其系数为正，说明进口有助于中部地区的非农就业。其原因可能主要是进口使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非农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从而非农就业受农产品进口的影响而增加。

　　(5)收入分配决定方程结果分析（方程4-5)。从全国来看（表4-6)，农业产值与非农产值比和农产品相对价格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分配，系数为正。进出口的影响也显著，但系数为负，说明进出口增加、贸易开放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农产品出口而言，其可以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收入，特别是贫闲、低收入劳动力的收入；对于进口而言，农产品的进口替代，减少了国内不具备比较优势农产品的生产，使劳动力等要素配置更向非农化方向或向更高效率的农 业部门流动，从而提高效率，增加了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表4-6收入分配决定方程（方程4-5)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t值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分区域来看，具有类似的特点，但中部情况稍有特殊，农产品进口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显著，但城乡CPI之比和城乡人均资本比的影响显著，说明中部地区的城乡价格波动，市场的变化在城乡收入中的影响较大，同时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在中部地区需给予特殊重视。

　　方程（4-6) —方程（4-8)中，反映的是农村水利、电力和教育的决定方程。影响农村水利建设的主要因素为水利投资，然而，水利的投资很难一次完成，同时水利建设对农业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样有较强的滞后作用，因此在考虑水利建设投资时选择多期滞后方式引入方程。通过技术处理，选择合适滞后期。回归结果显示（表4-7、表4-8、 表4-9),对于水利建设，滞后三期的回归结果最优，并且各个滞后变量的回归结果显著性强。对于农民受教育年限的回归，教育投资按照两期的回归结果最为显著，效果明显。对于农村电力的处理，农村电力的投资和建设周期较长，结果显示滞后五期的电力投资对农村电力使用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应该明确的是，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程度上差异明显，因此，各变量的产出弹性、减贫弹性不同。正像回归结果显示的那样，东部农村基础设施较为完备，其产出弹性和农村减贫弹性相对较小；对于中西部而言，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对于中西部基础设施的投人能够更好地起到发展经济和减少贫困的作用。因此，政府相关部门要相应加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和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表4-7农村水利决定方程（方程4-6)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t值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表4-9农村电力决定方程（方程4-8)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t值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贸易条件方程（4-9)的估计结果显示（表4-10)，城市GDP的增长（UNGDP)会拉动农产品市场发育，改善农产品贸易环境。因为农产品价格指数与城市GDP显著正相关。而农产品价格指数与农业GDP的增长指数也显著正相关，说明农业经济增长越快，农产品供给越充足，然而，农产品需求缺口增长更加快速，相对于需求供给的不足，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进而对农产品贸易条件产生有利的影响。从城市GDP的显著影响和较大的影响程度可以看出这点，反映了需求导向性的情况。这与樊胜根（2002， 2005)的研究不一致，即农业产量增加对农产品价格施加了明显下降压力，恶化了农产品贸易比价，使产出曲线外移。但需求的强势增长，更髙程度地改善了农产品贸易条件，能使需求曲线外移，价格提髙。

　　表4-10贸易条件方程（方程4-9)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t值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4. 3边际效应分析

　　根据极大似然法估计结果可知被估计模型间相关关系是强健稳定的。可按照区域划分的方程估计结果和边际收益相应的推导方程式，计算出农产品贸易的减贫边际效应和农业产出的边际效应以及各种类型的公共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农村减贫的边际收益。通过计算边际效应值有利于对比分析各因素的不同影响程度。

4. 3.1农产品贸易的边际效应分析

　　从全国范围来看（表4-11)，农产品进口的减贫弹性为—0.05，说明农产品进口增加不利于中国农村贫困的缓解。农产品进口的农业产出弹性同样为负值，说明农产品进口会冲击中国的农业生产市场。同时，农产品进口增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工资水平的影响也为负值，但对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农产品进口能够转移一部分原来从事进口农产品生产的农村劳动者，另一方面，农 业贸易的发展本身也能吸纳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劳动。对于城乡收人差距弹性而言，农产品进口的弹性为负，表明农产品进口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幅度较大，掩盖了中西部地区由于农产品进口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从区域范围看，农产品进口对农村贫困影响的边际效应大小依次为：中部、东部和西部，农产品进口对农村缓解贫困影响最大的是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大部分以农业为主，农产品进口冲击最大的也是中部地区的农户，因此，农产品进口对中部地区的农村贫困缓解影响最为严重。从农产品进口的农业产出弹性上也可看出农产品进口对中部地区的农业的影响较大，农产品对农村非农就业工资的影响东部较大，城乡收人差距上也是东部地区较大。

　　表4-11农产品进口弹性值

　　农产品出口的减贫弹性为正（表4-12)，表明农产品出口对中国农村贫困的缓解有积极作用口农产品出口的减贫弹性值为1.03，农产品出口每增加1%会导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减少1.03%;农产品出口的农业产出弹性也为正，农产品出口提髙了农户的收益，从而使原来的农户扩大生产，并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其他弹性值显示，农产品出口增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工资水平和非农就业 的影响也为正值。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弹性而言，农产品出口的弹性为负，表明农产品出口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产品出口增加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的差距。

　　表4-12农产品出口弹性值

　　从区域范围来看，农产品出口对农村贫困影响的边际效应依次为：中部、西部和东部，农产品出口对农村缓解贫困影响最大的地区是中部地区，如前所述中部地区的农民收入大部分以农业为主，农产品出口量中部地区也占有很大比例，因此，农产品出口对中部地区的农村贫困缓解影响最大。农产品出口对中部地区的农业产出的影响在三个区域中也是最大的，这主要是由中部地区的农业地位决定的。农产品出口对非农就业和非农工资而言，非农工资弹性东部地区最高，而非农就业中西部地区较高，这与中国东中西部的农村非农劳动力工资和就业水平相吻合。农产品出口对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明显。

　　综合农产品进出口，其净出口的农村减贫弹性值为正，表明农产品贸易整体上有利于中国农村减贫，贸易开放和自由化对中国农村减贫的工作进程有积极意义。同时，农产品净出口对于农业产出弹性、非农工资和非农就业以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都有正的影响。

4. 3.2各种公共投资的效果比较

　　各种公共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减贫的效果存在 明显差异。表4-13和表4-14反映了 2000—2008年各种公共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和缓解农村贫困的边际影响大小。总体而言农村教育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边际收益最髙，农业教育投资每提高1%能产生0.26%的投资回报；其次是水利投入，农村水利投资每增加1%能产生0.089%的回报；农村环境投人的产出边际效应也较高，每增加1%的农村环 境投资能产生0.022%的投资回报；农业科研和农村电力投入的边际产出弹性相对较小，每增加1%的投资能产生 0.01%左右的回报。

　　表4-13财政支农的农业产出弹性值

　　从财政支农投资的减贫效果来看，农村教育投入对减贫的边际作用效果最明显，每增加1%的教育投资可以降低64%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农业科研投入、水利投入、电力投入和农村环境投入的农村减贫效果都相对较小，分别为 0.01%、0.09%、0.01%和0.02%。总体而言，农村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及减少贫困的边际效果最为显著。因此，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人力资本的投资对经济发展和农村减贫都是至关重要的。

　　表4 -14财政支农的农村减贫弹性值

　　综合分析，农产品贸易和财政支农投人对农村经济增长和减贫的贡献很大，2000—2008年间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与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财政支农以及公共投资密切相关。当前，促进中国农产品贸易市场进一步开放，加大农村财政支农力度和公共投入，并优化城乡收入分配制度，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减贫工作取得更大成就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4. 3.3农村减贫各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比较

　　根据全国和分区域的联立系统方程，结合各个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与贫困人口数据，计算了各个地K的各个变量对农业经济增长、非农就业、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减贫的边际回报。结果如表4-15显示。

　　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内贸易条件的减贫弹性值最高为1.4，国内贸易条件反映农产品价格与非农产品价格的比例，也就是反映农产品参与市场的程度和在市场交换中的地位，市场中农产品相对价格越高，越有利于农村居民提高农业收入进而降低发生贫困的风险，农产品相对价格提髙1 %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降低1.4% ；其次影响农村减贫弹性较高的是农产品出口，其弹性为1.03，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通过弹性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户参与市场对农村贫困的缓解具有重大作用，说明市场经济的减贫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农村居民拥有资产对减贫的边际效应也较髙，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市场的开放对拥有资产较高的农户更有利，也就是此类农户更能享受经济开放和发展带来的好处；农村教育 (人力资本）的投入对农村减贫边际效应作用也较高，而其他财政支农的投入对农村贫困的缓解边际弹性值则较低。

　　表4-15 2000-2008年主要因素的减贫弹性

　　区域层次上，整体上东中西部与全国的计算结果呈相同的趋势。国内贸易条件对东部农村的减贫弹性值最大，中部和西部较低，反映了中部和西部农村居民参与市场程度低的特点；教育投人的减贫弹性，东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和西部的教育投入减贫弹性低于全国平均；农业科研的投入减贫弹性很低，特別是西部地区农业科研投人的减贫弹性为0.0001，可见农业科研投入在西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很小；而水利投入对西部农村减贫有明显的作用，西部地区水资源匮乏，对水资源的投入能够促进农业产出的快速增长，有利于西部农村贫困的缓解；西部地区的电力投入减贫弹性也高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投人的减贫弹性值高，折射出了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薄弱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减少农村贫困的重要性；农村环境治理减贫方面，中部地区的减贫弹性较高，说明中部地区农村贫困受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当前，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和非农工资成了缓解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从区域方程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非农工资和非农就业的减贫弹性值较高，从农村收入来源看，非农收入占农户收人的比重越来越高，已经成为东部和中部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西部地区更明显，差距的扩大也加剧了西部农村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从对农业产值的影响来看（表4-16)，农产品进口对农业产出的弹性为负，且对中部的影响最大，弹性为—0.0482，农产品出口对中部农业产值的影响也最大，弹性为0.1695，表明农产品市场的开放程度对中部农业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像河南、湖南等农业大省；农村教育投入，农业科研投入，电力、水利等公共投资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不同地区差异很大。教育投入、农村环境治理的贡献投入明显高于农

　　表4-16 2000-2008年主要因素的农业产出弹性

　　表4-17 2000-2008年主要因素的非农工资弹性

　　村科研投入和电力投人，农村教育投入的农业产出报酬东部最显著而中部较低，农业科研投入也是东部最大；在农村环境治理方面，中部最为显著；各区域的农业资本拥有量对农业产出的影响仍很大，提高农业资本是目前提高中国农业产出的重要措施；化肥施用量对农业产出的影响，东中部地区为正值而西部地区为负。目前关于化肥对中国农业产出的影响研究存在争论，一些观点认为化肥的施用量对中国的农业产出具有重要的增产作用，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目前中国的化肥施用量已经饱和或过量，化肥施用量的增加不但没有产出效应反而会适得其反，对土壤造成破坏，减少农业产出。本研究结果说明全国总体而言和东中部地区，化肥的产出弹性为正且较大，而西部地区则为负。最近几年自然灾害对中国农业造成了严重伤害，特别是中部地區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根据对中国近几年的自然灾害汇总发现，最近几年成为水灾和旱灾的频发期，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较大，同时对农村贫困地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除了计算各变量的农村减贫弹性和农业产出弹性外，还计算了农村劳动者的非发工资弹性、非农就业弹性和城乡收入差距弹性，见表4-17、表4-18和表4-19。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农村非农劳动和非农工资的影响较大，城镇经济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市场和空间，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了吸引农村劳动力的决定力量；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了工资水平，同时工资水平也影响着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转移也正是与城镇经济的发展相伴相生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有很多也较为复杂，本项目仅从几个重要的方面做简单处理。从区域回归结果看，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最髙，由于西

　　表4-18 2000-2008年主要因素的非农就业弹性

　　表4-19 2000-2008年主要因素的城乡收入差距弹性值

　　部农户的市场参与度较低，导致西部地区的农村贫困加深，因此，市场作用在缓解东中部农村贫困的同时，也由于市场运行中资本逐利的本能导致西部贫困农户由于缺乏初始资本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综合以上分析，农产品贸易和财政支农对农村贫困的缓解和农业产值的增长都具有较大的作用，但由于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其他因素，各个变量在不同区域的作用不同。综合比较来看，发展农村教育对农业生产及农村发展和减贫的作用最大，农村环境治理、农村水利、电力投入和农业科研对农业生产的回报率也较高，对农村减贫具有积极意义。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非农工资巳经成为东部和中部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农村的贫困的缓解贡献很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不利于农村减贫的进展。通过全国和区域的边际效应的计算和比较，财政支农和公共投人对缓解农村贫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估计结果也显示，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是农村减贫的根本动力，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髙将进一步促进农村贫困的减少。但是在市场作用减贫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市场在收入分配公平性方面的失灵和局限性，因此，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和收人分配调节也将成为农村减贫的 重要因素.

5贸易自由化和贫困：基于中国住户数据的实证分析——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对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

5. 1研究背景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已经从政策性开发阶段转向制度性开放阶段，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入一个新时期。贸易自由化意味着关税的减免以及相应非关税壁垒的消除，进出口产品数量增加，因此，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将直接导致进出口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动。中国有近8亿农村人口，生活水平低，农业收入仍占农户收入的重要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 861元，为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的 31%；农业收入1946元，占农户人均纯收入的41%;种植业收入1 427元，占农户人均纯收入的30%。特别是，同年全国仍有4 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相对于一般农户，贫困农户的收人更依赖于农业，特别是种植业。2008年全国贫困农户人均纯收人989元，农业和种植业收入分别为548元和493元，分别占贫困农户人均纯收入的 55%和50%。另外，贫困农户食物消费支出占家庭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贫困农户的恩格尔系数近6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5个百分点。因此，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对贫困农户的生活水平有重要影响。本研究的目的是 定量分析农产品价格变动对中国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一样，绝大多数中国农民既是农产品生产者，也是农产品的消费者。由于农户的收人来源和农产品消费的具体情况不同，农产品价格变动对不同收入水平、不同生产类型以及不同区域的农户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某农户是农产品A的净生产者，那么农产品A价格上升必然增加该农户实际收入；相反，如果某农户是农产品A的净消费者，那么农产品A价格上涨则导致该农户实际收人降低。因此，判断农产品价格变动对贫困农户的影响，需要考虑农户的基本特征——生产与消费的一体化。本研究将采用Deaton (1989)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侧重分析由于贸易政策调整引起的农产品价格变动对贫困农户农产品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影响。

　　关于农产品价格变化对农户福利影响的研究始于Deaton(1989)。Deaton利用衍生的农户模型（Agricultural Household Model，Singh, Squire，and Strauss，1986)的间接效用函数，推导出一个测算农产品价格变化如何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函数；然后用非参数（Non -Parametric) 估计方法测算了泰国大米出口税政策对农村住户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征收大米出口税而引起的国内大米价格下降有损于所有种植稻谷的农村住户，特别是种植稻谷的中等收入农户受损程度最大。采用Deaton (1989)的方法，Friedman和Levinsohn(2002)利用印度尼西亚1993年的 58 100个住户资料和1997—1998年价格变化资料，分析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印度尼西亚城乡居民福利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食品价格波动对城乡居民福利的影响是不同的：对城市居民来说，食品价格上涨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大于中高收人阶层；对农村居民来说，由于消费一定数量的自产农产品，食品价格上涨对农村低收人阶层的负面影响反而低于中髙收入群体。Porto (2003)、Nicita (2004) 以及 Ravallion 和 van de Walle (1991)拓展 / Deaton (1989)的方法，估计了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变化对城乡各收入阶层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需要指出是，Deaton (1989)的计量分析方法属于生活成本分析方法（Hertel，Reimer, 2005),采用这种方法主要基于住户调查资料，关注住户行为，分析一个市场的变化对住户福利的影响。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简单、关注微观经济体（住户或个人）行为，其局限性在于仅侧重产品市场方面的分析而忽略了对要素市场的分析。理论上说，农产品价格变动会间接影响要素价格的变化，特别是农业劳动者报酬的变动，进而影响农业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所以，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也会引起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变化，即有可能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然而，在中国现行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框架下，同一区域（村）内的每个农村人口具有大致相等的土地面积，另外，中国人多地少，目前仍存在约 1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可能导致农业劳动力劳动时间和强度的变化，但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可能相对小一些。短期内，农产品价格变动对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程度，基本涵盖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农村贫困人口产生的可能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将从农产品市场的角度确定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贫困农户的影响。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学术界涌现出了大批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业以及中国农村居民福利影响的文献，其中包括从农产品市场角度来研究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农户福利影响的文献。黄季煜、徐志刚、李宁辉（2005)运用 CAPSIM模型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业及不同地区农 民福利的影响。胡海军、张卫东、向锦（2007)研究了贸易开放度与中国农村贫困的关系。刘晓昀、毛学峰、辛贤 (2006)采用空间均衡模型模拟分析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各省（市、区）贫困农户实际收人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经济增长、改善了农民福利、有助于消除农村贫困，但贸易自兩化对不同地区种植不同农作物的农户的影响不尽相同，种植劳动密集型农作物的农户和沿海地区农民成为最大受益群体，从而拉大了地区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贫困的持续稳定减少。这些研究结论是模拟出来的贸易自由化对农业部门和农民福利的长期效应，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结果加以论证；另外，这些研究文献一般以一般均衡模型或者局部均衡模型作为工具，需要采用一些新计量模型作为分析工具。本研究采用Deaton (1989)的生活成本分析方法，利用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资料，分析由于贸易自由化可能导致的小麦、稻谷、玉米、猪肉、蔬菜、水果等价格变动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特别是对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

　　研究农产品价格变化对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属于政策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 Effects)研究领域。具体说，任何一项政策都会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而研究某项政策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程度，有助于准确地评估该政策的针对性和效益。因此，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而且有助于了解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村不同收入群体福利的影响，因而有助于评 估中国贸易政策和其他公共政策的实际效应。从20世纪90 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对主要粮食品种实施最低保护价格政策，研究粮食价格政策对各收入层次农户福利的影响，有助于评估粮食价格政策对提高农民收入的效益及其对增加粮食安全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同时丰富了政策分配效应研究领域的内容。

5. 2贫困农户及其特征

　　经过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和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5亿人下降到2009年的3597万人。然而，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低，不仅有相当规模的绝对贫困人口，而且存在着大量的相对贫困人口。如果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计算，中国仍有1亿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因此，提高整个农村居民的收人水平，尽快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任务艰巨。

　　中国农村贫困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虽然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范围广泛，既分布在全国21个省E的592 定贫困县内，也散落在许多非贫困县内，但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根据《2009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8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贫困人口分别是223万、1004万、2 649万和131万，中西部地E的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91%以上。西部地区贫困发 生率为7.8%，远髙于东部、中部、东北地区的0.8%、3.4%及2.0%。另外，2008年农村贫困人口在平原、丘陵、山区的比重分别是25.2%、22.9%、51.9%,即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半数分布在山区。

　　分析农产品价格与贫困农户的关系，必须要了解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家庭特征的差异。据《2009年中国农村贫 困监测报告》，贫困户家庭规模较大，2008年贫困户户均5.2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多1.2人；儿童和老人比重较高，2008年农村贫困户中12岁以下的儿童占18.1%，比全国平均水平髙6.8个百分点，55岁以上老人占18.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5个百分点；劳动力负担人口多，比全国平均水平多0.2人；贫困户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以初中及以下为主，接受专业培训的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收入来源看，种植业收人和工资收入是贫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相对于非贫困农户来说，种植业收入比例过大，工资收入比例过低。2008年贫困户种植业收人占人均纯收入的49.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近20个百分点；贫困户工资收入在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为28. 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

　　从生活消费状况看，贫困户的生活水平低，贫困人口的人均消费支出仍不足全国水平的1/3，半数贫困户人不敷出，主要依靠储蓄、借款等途径满足基本生活消费需求；自给性消费比重高，2008年贫困农户自给性消费占生活消费的比重为37.9%;以商品性支出为主，2008年人均商品性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达85.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4.4个百分点；生活消费主要用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2008年贫困农户用于食品、衣着、居住的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82.9%，其中，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达68.9%。

　　从市场参与程度看，贫困农户劳动力外出从业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贫困户中19.2%的劳动力外出从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外出从业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占70.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另外，贫困农户主要农产品商品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5-1)，说明贫困农户农业生产水平低，农业生产成果的大部分用于自己消费。

　　表5-1全国农户与贫困农户主要农产品商品率比较

　　单位：%

　　资料来源：《2009年中国农村贫闲监测报告》，第18-19页。

　　以上贫困农户数据显示，①贫困农户比较脆弱，在市场环境中适应市场和驾驭市场能力比较差，易于陷入贫困，因此，需要特殊的政策加以保护；②相对于非贫困户，贫困农户参与市场的程度要低一些，但是市场冲击还是能够传播到农村贫困群体，因此,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动对贫困农户福利会产生影响；③农业收入和外出就业工资收入是贫困农户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稳定或提高农产品收入，尽可能增加非农收入，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关键。

5. 3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基于SinghSquire和Strauss(1986)、Deaton (1989, 1997)以及 Friedman 和 Levinsohn (2002)的研究文献。另外，本研究仅限于定量分析农产品价格与农户福利（实际收人）的关系。假设农户食物消费品 (或农产品）价格（p)、农业生产利润πh)以及非农业收入υh)已知，则衍生出农户模型（Agricultural House­hold Model)的间接效用函数（％)可用下列函数式表示：

　　（5-1）

　　其中，办指间接效用函数，指农户生活消费总支出。假设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导致农产品的价格发生变化，那么农产品i的价格变动对农户福利（或实际收入）产生的影响为：

　　（5-2）

　　农户生活消费总支出（)等于农业生产利润（）以及非农收入（）之和，因此，农产品i的价格变化对农户生活消费总支出的影响可以分解为。由于农产品价格变动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即/=0中间投入品价格一般受农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譬如，化肥、农药、良种等中间投入品价格会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提高。然而，考虑到中间投入品价格对农产品价格的滞后反应以及本研究侧重农产品价格变动的短期效应，农产品价格变动对中间投入品价格产生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由Hotelling (1932)定律导出/=，其中，指农户生产的农产品i的产量。另外，根据Roy (1942)定律，=-（），其中，指农户肖费的农产品i的数量。因此，函数式（5-2)变为如下方程式：

　　（5-3）

　　其中，指收入的边际效用。

　　收入的边际效用（）的具体数值对研究目的和结果不产生影响（Deaton, 1997)。方便起见，可以假定收入边际效用等于1。如果用B表示农户的福利（或实际收入），用福利变化值占农户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即，表示农产品价格变动而导致的农户福利变化，那么函数式（5-3)可以变为：

　　(5–4)

　　其中，指农产品i的产值占农户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指农产品/的消费比重；其中，和分别为贸易政策变化前后的农产品i的价格水平；表示农户 h的“净收益比” (Net Benefit Ratio) (Deaton, 1997)。函数式（5-4)便是本研究使用的计量分 析工具，其具体数值的大小表明农产品价格变动对农户福利 的影响程度。如果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导致某农户的净收益比 增加，则表明农产品价格波动使该农户受益；反之，则表明 农产品价格波动使该农户受损。

　　需要指出是，函数式（5-4)代表了农户福利变化值的上限，这主要是函数式（5-4）没有反映由于农产品价格变化而产生的替代或互补效应，即没有考虑农户间接效用函数的二阶展开式。虽然函数式（5-4)理论上不能够精确地计算出农产品价格变动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程度，但其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因价格波动而导致的农户福利的变化趋势。另外，利用函数式（5-4)分析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须有两个前提条件：①贸易政策调整导致的农产品进出口价格波动必须能够传导到各地的农产品市场；②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住户必须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根据刘晓昀、毛学峰、辛贤（2006)对有关农产品市场整合的研究文献的综述，中国农产品市场整合良好，即农产品价格波动能够传递到全国各地市场。而有关第二个前提条件，上文有关贫困农户及其特征部分已经进行了分析，即，相对于非贫困农户来说，中国贫困农户参与市场的程度要低一些，但是市场价格（包括产品和要素价格）的波动确实能够影响贫困农 户的日常生活。所以，函数式（5-4)可以用来分析农产品 价格变化对中国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

　　利用公式（5-4)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对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最好基于微观住户数据并采用非参数估计的方法展开，如同 Deaton (1989，1997)以及 Friedman 和 Levinsohn (2002)的研究那样。然而，由于暂时无法获得分户数据，本研究采用了变通的方法，即，根据各收入组农户的主要农产品产量、食物消费量以及生活消费支出资料，利用公式 (5-4)计算出各收入组农户因农产品价格变动而产生的净收益比，通过比较各收入组的净收益比，从而说明农产品价格变动对贫困农户福利影响的程度。在后面的实证分析时，主要是模拟了价格上涨10%的情况下，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包括贫困农户）的福利影响。

5. 4数据来源和说明

　　本研究所用统计资料来自2007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其中，农产品生产者价格等于各收入组农户平均出售金额与出售数量的比率（即单位价值），而农产品消费者价格则等于各收入组农户平均现金支出总额与现金消费的食品数量的比率。借鉴国家统计局《2008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査年鉴》有关农户的分组标准，2007年全国样本农户（即国家统计局68000个样本农户）按人均纯收入被划分成10个组，各组的收入区间及其农户数所占比重见表 5 _ 20

表5-2统计局全国样本农户及其收入分布

　　注：*此为本研究中的相对分组。

　　以上分组方法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①对低收入农户的分组过细，加上没有相应剔出组内特殊情况的住户，导致最低收入组的一些指标数值出现异常，从而影响研究成果质量。具体说，最低的两个收人组（第1组和第2组）的农户分别占全部样本户的0. 9%和1. 8%，而且包含了一些因特殊情况而暂时陷于贫困的经营大户（如养殖大户），这些经营大户的一些指标数值直接导致最低收入组户平均水平出现 异常。譬如，2007年全国最低收人组（第1组）平均每户生产431千克猪肉，而其他所有收入组平均每户猪肉产量都低于185千克。假设猪肉价格上涨10%,那么最低收入组农户的净收益比达4. 7%，而所有各收入组农户的净收益比都低于0.9% D为此，本研究在分析价格与贫困农户的关系时，用最低的三个收入组的均值来表示贫困农户的情况。②高收入组的划分比较粗，如最高收入组（第10组）农户数量占全部样本住户数量的比例达30%以上，这样高收入组内不同收入层次住户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就被掩盖了。但是，考虑到本研究的目的侧重于低收入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这种分组方法对本研究结果影响不大。

　　由于各地农业生产、食物消费以及生活水平不尽相同，农产品价格变动对北方省份农户的影响可能不同于其对南方省份农户的影响，因此，除了从全国角度研究农产品价格与农户福利的关系外，有必要从不同地域的角度研究农产品价格与农户福利的关系问题。基于此，我们分别选择了河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样本省，而且与全国标准一样，河北农户和广西农户也分别被划分成10个收入组。根据表5- 3，河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居民在农作物生产、食物 消费习惯以及生活水平方面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省份。从农作物生产角度看，河北农户的家庭规模虽然小于广西，但拥有的耕地面积却大于广西；广西农户出售的猪肉稍微多于河北农户，但河北农户出售的玉米、蔬菜、水果明显高于广西农户；另外，河北农户种植小麦而广西种植稻谷。从食物消费习惯看，广西农民完全以大米为主食，而河北省农民小麦为主食，也消费一定数量的大米；另外，广西农民消费的蔬菜、猪肉比河北农民多，消费的玉米和水果比河北农民少。从生活水平来看，河北农民人均纯收人和生活消费总支出都高于广西，而其恩格尔系数和农业收人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则低于广西，即，河北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高过广西。

　　表5-3 2008年全国、河北、广西生产、消费的基本情况比较

　　*亩为非法定计量单位，1亩≈667米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9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査年鉴》，中国统计出版。

5. 5结果及其分析

　　为了叙述方便，将最低的三个收入组，即第1、2、3组合称为贫困组，将第4、5、6组合称为低收入组，将第7、8 组合称为中低收人组，第9组称为中高收人组，最高收人组第10组称为高收入组。下面将根据估算结果分别讨论小麦、稻谷、玉米、蔬菜、水果以及猪肉价格与农户福利的关系。

5. 5.1小麦、稻谷、玉米价格变化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结果表明，当小麦市场价格上涨10%,而其他农产品市场价格不发生变化，那么所有收人层次的农户都因此受益，但不同收人群体的受益程度不同，中等收入组（中低收人组和中高收入组）农户受益最大，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农户受益程度相近，贫困组农户受益最低（见图5-1:小麦)。由于广西农民小麦消费量极少且不种植小麦，因此小麦价格的上升对消费小麦的广西农户福利有负面影响，但程度非常小。

　　同样，假设大米市场价格上涨10%，而其他农产品市场价格不变，那么所有收人层次农村住户受益。大米市场价格上涨的最大受益者为中高收人组农户，其次是高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农户，再次是低收入组农户，最低受益者为贫困组农户（图5-1:稻谷）。由于:河北省农户基本不生产稻谷但却消费一定数量大米，因此稻谷价格上升对消费大米的农户福利产生了负面影响。图5-1 (稻谷）显示，稻谷价格上涨对河北省农户的负面影响随着农户收入增高而降低，因此，河北省贫困农户因稻谷价格上升受损程度最大。与小麦和稻谷价格与农户福利的关系稍微不同，玉米市场价格上涨对全国、河北、广西的农户福利都产生了影响。

　　对全国和河北来说，玉米价格上升的最大受益者是中等收入组和低收人组，贫困组和高收人组次之；对于广西来说，玉米价格上升对农户福利影响程度要低于全国和河北省平均水平，而且各收入组农户受益程度大致相等，贫困组农户受益程度稍微高一些（图5-1:玉米）。

　　根据《2008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农户人均经营的耕地面积和农户人均农业纯收入菡本上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依次增多，因此，贫困农户和低收人农户受粮食作物价格变化的影响自然要低于中高收入农户。但是，为什么中等收入组的农户反而受粮食价格影响大于高收入组农户？解释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用来评判农产品价格与农户福利关系的标准——净收益比。净收益比是一个相对概念——某一农产品的产出价值量与消费价值量的净差占家庭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用于绘制图5-1的资料表明，当价格发生变动时，稻谷和玉米的产出价值量与消费价值量的净差绝对值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大；而小麦的产出价值量与消费价值量的净差绝对值是中等收入农户最大，其次是高收人组农户，再次是低收入组农户，最后是贫困组农户。虽然高收入农户因稻谷和玉米价格上升而获得的净收益大于中低收入农户，但相对于其生活消费总支出来说，高收入农户的相对收益就低于中等收入农户。其次，这个问题还与高收人农户的农作物生产和消费状况相关联。高收人农户经营高附加值作物（渚如蔬 、瓜果、花卉等）的比例要大一些，其用于粮食作物生产的土地面积和产量相应地受到限制。再就是，高收入组内的非农业户比重相对要大一些，而非农业户受农产品价格变化影响的幅度要小一些。



　　图5-1小麦、稻谷、玉米价格变动对不同收入组农户福利的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农户调査资料测算。

　　除了以上发现外，省级数据反映出来的净收益比绝对值要大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河北省小麦生产与消费数据计算出来的净收益比绝对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大米生产与消费数据计算出来的净收益比绝对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河北省玉米生产与消费数据计算出来的净收益比绝对值高于全国和广西平均水平u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分组资料的缺陷是一致的，由于中国粮食作物生产有区域性特点，按收入分组的全国平均数包括的没有从事某作物生产的农户的比重要大一些，价格影响被“平均”程度也自然大一些，因此，利用省级平均数估算出来的结果相对准确一些。

　　另外，比较图5-1的小麦、稻谷、玉米发现，玉米价格变动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小麦和稻谷价格变化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程度。一方面玉米主要用于饲料粮，市场率明显髙于小麦和稻谷；另外一方面，玉米产量明显髙于小麦和稻谷。因此，玉米价格的变动对农户的影响要大于小麦和稻谷价格产生的影响。

5. 2蔬菜、水果价格变动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蔬菜生产发展迅速。1978年全国蔬菜播种面积为3331千公顷，2007年达到17876千公顷，30年间增加了4倍。



　　图5-2蔬菜和水果价格变动对不同收人组农户福利的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农户调查资料测算

　　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外，蔬菜日益成为一些沿海地区出口海外的主要农产品，1994年，蔬菜出口为154万吨，2008年出口达624万吨，从事蔬菜生产已经成为中国一些地区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需要关注蔬菜价格变动对一般农户和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假设蔬 菜价格上涨10%，同时其他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那么所有收入阶层的农户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但总体看，要低于主要粮食作物价格对农户福利的影响。从全国来看，除第 2组农户福利受损外，蔬菜价格上升使其他所有收入阶层的农户受益，并且随着收入的提高，农户福利受影响的程度增加（图5-2)。

　　与蔬菜类似，水果种植是中国部分地区农民致富的手段之一，也是中国出口的重要农产品。如果水果价格上升10%，其他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那么所有收入层次的农户都受到影响，但总体上影响幅度要低于主要粮食作物价格产生的影响。水果价格上升对河北和广西贫困农户福利产生负面影响，但影响程度比较小；对高收人组农户正面影响要大一些，特别是对河北省髙收人农户的正面影响较大（图5-2:水果)。

5. 3猪肉价格变动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猪肉是中国城乡居民最主要的肉类食品，占肉类消费量的60%，是中国居民最主要的动物蛋白质来源，因此，猪肉价格的变化对城乡居民生活有比较大的影响。假设猪肉价格上涨10%而其他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所有收人组农户福利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从全国来看，如果视第1组指标值为异常，那么猪肉价格上涨对各个收入层次的农户福利都产生正面影响，而且影响程度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 加，贫困农户的影响最小，高收入农户的影响最大（图5- 3)。从河北来看，猪肉价格上升对贫困组和中高收入组农户的影响较大，对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农户的影响较小；猪肉价格波动对髙收入组农户影响幅度最大，因此，猪肉价格波动将会对高收人农户的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从广西来看，猪肉价格上涨除对最低收入层次的农户（即第1组）产生负面影响外，对其他收入组农户都有正面影响，而且影响幅度随着收入层次的提高而增大；另外，猪肉价格波动对广西农户的影响幅度明显大于全国和河北平均水平，这恐怕与广西猪肉的生产量、消费量有关联，广西农民平均出售猪肉量多于全国和河北水平，其消费量稍微低于全国水平但高于河北水平。另外，与河北情况类似，猪肉价格波动对高收入农户的影响幅度极大，值得关注。



　　图5 - 3猪肉价格变化对不同收入组农户福利的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农户调杳资料测算。

5. 6小结

　　本研究采用Deaton (1989)的生活成本分析方法，利用2007年国家统计局分组汇总资料，分析了小麦、稻谷、玉米、蔬菜、水果以及猪肉价格与农户福利的关系，特别是与贫困农户福利的关系。研究结果如下：

　　（1）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对所有收入层次的农户福利都有影响，但对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幅度要低于非贫困农户。

　　（2）相对于小麦、蔬菜、水果和猪肉，玉米和稻谷价格的变动对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幅度最大。如果玉米价格上升10%而其他产品价格不变，那么贫困农户的净收益比将达到1.5%左右；如果稻谷价格上升10%而其他产品价格不变，那么广西贫困农户的净收益比将达到0. 8%左右。

　　（3）粮食价格变动对中等收入阶层农户的福利影响最大，而蔬菜、水果、猪肉价格波动则对高收入农户的福利影响最大。

　　因此，如果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导致农产品价格上升，所有农户受益，但贫困农户受益幅度相对最少；如果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所有农户利益受损，但贫困农户受损程度相对最低。另外，由于主要粮食作物价格变动对贫困农户的影响比较大，应对农产品自由化可能导致的主要粮食作物价格变动给予格外的关注。本研究仅将从农产品市场的角度分析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贫困农户的可能影响，而没有考虑农产品价格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局限性。

 

6东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6. 1东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6. 1.1东盟十国简况

　　东盟自由贸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简称AFTA)于1992年提出，现包括原东盟6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和4个新成员国 (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共10个国家，陆地总面积 为450万平方公里，人口 5.3亿。按照人口数量，东盟十国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新加坡和文莱；按照陆地面积，东盟十国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老挝、柬埔寨、文莱和新加坡。如表6-1所示。

　　表6-1东盟各国的简要概况

　　数据来源：东盟秘书处和《中国一东盟年鉴》

　　东盟十国的物产资源丰富，既蕴藏着大量的矿产资源，又盛产多种名贵木材，森林覆盖率高。其中文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石油及天然气储量丰富，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锡储量丰富，泰国的钾盐储量居世界首位。东盟十国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及各类热带水果，农产品种类众多。其中印度尼西亚的胡椒、金鸡纳霜、木棉和藤的产量居世界首位，天然橡胶、椰子产量居世界第二，棕榈油、咖啡、香料等产量也居世界前列；缅甸盛产稻谷，有“稻米之国”之称；泰国是世界大米主产国和第一出口国。此外，东盟十国的渔业也比较发达，柬埔寨的洞里萨湖是东南亚最大的天然淡水渔场; 泰国的虾产量居世界首位。具体情况参见表6-2。

6. 1.2东盟十国的宏观经济

　　纵观2006—2008年东盟各国的宏观经济情况，由于遭遇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的GDP增长率呈现出不同趋势的变化，而且波动幅度也不尽相同，但是总体上讲，柬埔寨、老挝和新加坡的GDP增长相对强劲；緬甸、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通货膨胀率比较高，有一年或几年超过10%;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失业率相对较高；老挝、菲律宾和越南这三年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泰国在2006年和2008年也分别出现了贸易逆差。具体内容详见表6-3。

　　表6-2东盟各国主要的资源物产

　　(续）

　　数据来源：东盟秘书处和《中国一东盟年鉴》。

6. 1.3东盟十国的贸易情况

　　(1)东盟十国的贸易结构。从表6-4我们可以看到，东盟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集中在美国、日本、中国、韩国及其他东盟国家。以2008年的印度尼西亚为例，印度尼西亚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包括日本、美国、新加坡、中国、韩国等。日本是印度尼西亚的最大出口市场，占1/5的份额；中国位列第四，占8.5%的份额；位列前十的出口目的地中含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三个东盟国家。

　　东盟各国的出口商品主要包括纺织及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农产品、水产品和矿产品等资源型产品；进口商品主要包括机械和运输设备以及各种原料和组装零部件等。以 2008年的越南为例，越南前五大出口产品项目依次为原油、纺织成衣、鞋类、水产品、稻米，该五项产品出口金额约占越南出口总额的50. 4%;越南前五大进口产品项目则分别为机器设备整机及零配件、各类油品、钢铁、布料、电脑及电子零组件，该五项产品进口金额约占该国进口总额的48. 9%。 东盟各国2007—2008年主要的贸易商品参见表6-5。

　　（2)东盟十国的贸易总额。从东盟十国的整体贸易情况看，2001—2008年东盟十国的出口和进口总额均呈快速增长态势，且增长速度相当，2001年十个国家的出口和进口总额分别达到3 704亿美元和3 206亿美元，而2008年十个国家的出口和进口总额分别达到8 791亿美元和8 312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1.3倍和1.5倍。由于与2007年相比，2008年东盟十国的出口总额增幅小于进口总额的增幅，

表6-3东盟各国2006—2008年的宏观经济情况

　　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东盟秘书处。

　　表6-4东盟各国2007—2008年主要的贸易对象

　　表6-5东盟各国2007—2008的贸易商品

　　因此2008年的贸易顺差额缩小到479亿美元，比2007年减少1半多。如表6-6所示。

　　表6-6东盟+国2001—2008年的进出口总额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东盟秘书处。

　　从东盟十国和中国的贸易情况看，东盟十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从2001年的145亿美元直线增长至2008年的856亿美元，东盟十国对中国的进口额从2001年的174亿美元直线增长至2008年的1070亿美元，总体上看，东盟十国对中国的进口额要高于出口额，而且东盟十国对中国的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也要高于出口额的比重（表6-7）。

　　表6-7东盟十国2001—2008年对中国的进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东盟秘书处。

　　(3)贸易总额与GDP。从东盟各国的贸易总额与GDP 的关系中，可以看到，两者都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且运行趋势大体相同，参见柬埔寨、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具体情况。由此可以粗略判断，贸易增长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重要的影响，贸易的增长能够向上拉动经济的增长。



　　图6 - 1 2003—2008年柬埔寨贸易与GDP总额



　　图6-2 2003—2008年马来西亚贸易与GDP总额

6. 1.4东盟十国的贫困

　　2005—2009年，东盟十国的GDP总额与人均GDP总额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如表6-8所示。结合东盟十国的人均GDP和2000—2007年东盟各国的贫困发生率（如表 6-9所示）来看，新加坡和文莱两国居民的收入较高，贫困程度较低；缅甸和老挝的居民收入较低，但是有关贫困的统计数据并不完备；从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的数据变化来看，三个国家的贫困发生率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与三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密不可分。

　　表6-8 2005—2009年东盟十国的GDP总额与人均GDP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表6-9东盟各国2000—2007年的贫困发生率

　　单位:%

　　数据来源：东盟秘书处。

　　（1）柬埔寨。根据联合国千年目标指标的数据统计，2004年柬埔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以及全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均有所下降，如表6-10所示

　　表6-10柬埔寨国家贫困线以下人口比重

　　单位:%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司。

　　柬埔寨社会经济调查（CSES)由柬埔寨国家统计机构 (NIS)于 1993/1994、1996、1997、1999和 2004 年进行。 2007年开始，国家统计机构每年都进行社会经济调查。这项调査涵盖有关贫困和生活的多个领域，调查对象面向家庭和家庭成员。根据2007年柬埔寨社会经济调查的可获得数据，世界银行更新了对柬埔寨的贫困评估。报告指出，在 2004—2007年，相对于大体的贫困线来说，柬埔寨的贫困指数从2004年的34.8%下降至2007年的30.1%。这一时期的贫困人口下降从实际和数据上都明显地反映出每户家庭实际消费的增长，而驱动这种增长的是这些年来柬埔寨每年超过10%的经济增长率。

　　(2）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统计局使用基本需要的方法来衡量贫困。这种理念将贫困视为用消费支出衡量的经济能力不能满足人们的食物和非食物的基本需求。如果一个人的平均每月支出低于贫困线，那么他就被认为是贫困人口。 这种计算贫困线的方法包含两种要素，即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食物贫困线是指一个人满足其基本食物要求（相 当于每人每天最低2100千卡）的最低支出；非食物贫困线 是指满足家庭基本需要：衣服、教育和健康的最低要求。

　　印度尼西亚统计局于1984年第一次测量贫困发生率。1976—1981年的测量使用国家社会经济调查（NSES)的消费模块数据。从那以后，印度尼西亚统计局每三年发布一次城镇和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2003年，印度尼西亚统计局开始每年发布贫困发生率数据。表6-11反映了2000—2009年印度尼西亚贫困人口及贫困发生率的变化情况。表 6-12呈现了2009年3月印度尼西亚的贫困线。

　　表6-11 2000-2009年印度尼西亚贫困人口及贫困发生率

　　单位：百万，%

　　数据来源：印度尼西亚统计局。

　　表6-12 2009年3月印度尼西亚的贫困线

　　单位：印尼盾/（人/月）

　　数据来源：印度尼西亚统计局。

　　老挝。根据老挝《新万象报》〔2007.04.30— 05.07，张良民译〕，老挝衡量和划分贫困的标准分为三个层次，如表6-13所示。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当时老挝有72个贫困县，其中有47个贫困县被确定为优先解决的贫困县。这72个贫困县中有4 126个贫困村，160 592个贫困家庭。

　　表6-13老挝衡量和划分贫困标准的三个层次

　　数据来源：老挝《新万象报》(2007.04.30—2007.05.07，张良民译〉。

　　表6-14马来西亚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家庭数量

　　数据来源：马来西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表6-15 1990年以来马来西亚按民族划分的贫困发生率的变化

　　单位：%

　　（4）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绝对贫困(AbsolutPoverty)的发生率一般由贫困线收入（PLI)决定。马来西 亚的贫困线收入是基于家庭对主要要素的最低需求：食物，衣服和鞋类，其他非食物产品如燃料、电力，家具等家庭设备，医疗和健康花费，运输和通讯，娱乐，教育和文化服务 等。核心贫困（Hard-core Poverty)的概念由马来西亚政府在1989年首次使用，用来帮助识别那些收人低于贫困线收 入一半的贫困家庭。相对贫困（RelaUve Poverty)用来评 估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测量也用来进行贫困评估。

　　表6-14呈现出马来西亚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家庭数量的变化情况，其中核心贫困发生率指每月家庭总收入低于食物贫困线收入，贫困发生率指每月家庭总收入困线。按民族划分的贫困发生率变化，如表6-15所示

　　(5)菲律宾。由菲律宾国家数据协调委员会发布的贫困 数据在政策形成和目标定位等方面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菲律宾2000年、2003年和2006年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数量变化情况如表6-16所示。2003年1月，NSCB发布了第一份官方分省贫困估计数据。2004年，NSCB为了更好地满足国家和地方的计划政策制定者的需要，着手开展“基本 部门贫困数据发展”的项目，这个项目得到联合国发展项目 的资助并与菲律宾国家反贫困委员会合作。2006年基本部 门的贫困数据如表6-17所示。

　　表6-16菲律宾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数置

　　数据来源：菲律宾国家数据协调委员会。

　　表6-17菲律宾基本部门的贫困数据

　　单位：%，人

　　注：贫困发生率，括号中数据为变异系数。 数据来源：菲律宾国家数据协调委员会。

　　(6)泰国。泰国使用贫困线和人口比率来衡量贫困发生率（表6-18)。贫困线的确定使用在亚洲发展银行的资金支持下由Nanak Kakwani和Methi Krongkaew提出的方法，包含食物和非食物要素。家庭平均收入低于贫困线被认为是收入贫穷。食物贫困线按照一揽子食物的花费计算，这些食物要获得每人被推荐的卡路里数量，并且要考虑年龄和性别。恩格尔法则被用于计算非食物贫困线，一个国家使用食物贫困线和总花费比率的估计值。

　　表6-8 1998—2007年泰国的贫困发生率及贫困人口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泰国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

　　(7)越南。越南的一般贫困率通过每人每月的平均花费估计而来，GSO和世界银行对贫困线的不同标准如下：1998年为149 000越南盾，2002年为160 000越南盾，2004年为173 000越南盾，2006年为213 000越南盾。依据以上标准，按居民和地域划分的一般贫困率如表6-19所示。

　　表6-19按照居民和地域划分的一般贫困率

　　单位:%

　　数据来源：越南统计局。

6.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商谈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也是目前建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其成员包括中国和东盟十国，涵盖18.5亿人口，1400万平方公里。

　　东盟的10个成员国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其中，前6个国家加入东盟的时间比较早，是东盟的老成员，经济相对发达；后4个国家是东盟新成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双边贸易持续攀升。目前，东盟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始于1999年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三次中国和东盟领导人会议。当时，东盟刚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对金融危机的危害及经济脆弱性有切肤之痛，急需通过地区经济整合来抵御外来风险。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不仅减弱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东盟国家普遍希望中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00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得到了东盟各国领导人的积极响应。同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四次中国一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建议成立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小组，重点讨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 区的可行性以及中国加入WTO后的影响两大问题。专家组 对这个议题进行了一年的研究后提交报告。报告认为，中国 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和东盟是双赢的决定，建议东盟 和中国用10年时间来建成自由贸易区。这一决定经过中国 —东盟高层会议和经济部长会议的认可后，于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领导人会议上正式宣布，并授权各国的经济部长尽早启动谈判。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除包括自由贸易区传统意义上的有关合作外，还包括以下内容：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对东盟成员，尤其是后加人的新成员，提供及时援助和能力建设，以提高其扩大与中国贸易的能力；双方的重点合作领域包括能源、交通、文化、公共卫生、旅游、农业、信息技术、投资、人力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湄公河区域开发等。东盟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使各自在相对优势变化中，不断保持了经济活力。

　　下面以重要协议的签署和实施为主线，来对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进行描述。

6. 2.1签署《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2002年11月4日，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国与东盟 签署了《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框架 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并正式启动了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框架协议》是自由贸易区的法律基础，共16个条款，确定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架构。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1)明确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内容，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其中货物贸易是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内容，除少数敏感产品外，其他全部产品的关税和贸易限制措施都应逐步取消。

　　（2）明确了谈判的时间安排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时间框架：货物贸易谈判从2003年初开始，应于2004年6月30日前结束。服务贸易和投资谈判也从2003年开始，并应尽快结束双方应从2005年起开始降低正常产品的关税，2010年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建成自由贸易区，2015年与东盟新成员建成自由贸易区，届时，中国与东盟的绝大多数产品将实行零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双方的贸易将实现自由化。

　　（1）为使双方尽快享受到自由贸易区的好处，双方制订了 “早期收获计划”，决定从2004年1月1日起对500多种产品（主要是《税则》第一至第八章的农产品）实行降税，到2006年这些产品的关税降到零。

　　（2）东盟中越南、老挝、柬埔寨尚未加人WTO。为了帮助这些国家发展，中国同意给予东盟非WTO成员以多边最惠国待遇，即将中国加人WTO时的承诺适用于这些国家。

6. 2.2实施“早期收获计划”

　　2004年1月1日，自由贸易区的先期成果——“早期收获计划”顺利实施。为了使双方尽早享受到自由贸易区的好处，树立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信心，双方决定选择一些共同感兴趣、互补性强的产品，用较快的速度和较大的幅度提前进行降税，先行开放市场。

6. 2.2.1 “早期收获计划”所涉及的产品

　　早期收获计划涵盖的产品范围主要是《税则》第一至第八章的农产品，主要类别如下：第一章，活动物；第二章，肉及可食用的杂碎；第三章，鱼；第四章，乳品、蛋、蜜 等；第五章，其他动物产品；第六章，活树及其他活植物；第七章，蔬菜；第八章，水果。

　　表6-20各国具体早期收获产品的税目数

6. 2.2.2早期收获产品的降税模式

　　由于各种早期收获产品的现行实施税率不同，而按照规定，这些产品的最终税率却均要为零，为保证降税进程更为平稳，双方商定，将早期收获产品按其在2003年7月1日的实施税率分成三类，按照不同的时间表进行削减和取消关税。同时，为体现对柬埔寨、老挝、緬甸和越南4个东盟新成员的照顾，各方允许它们以较慢的速度降税，享受更长的过渡期。各国的具体降税模式如下：

　　（1）中国和东盟老成员。中国和东盟中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5个老成员的早期收获产品按照其分类服从如下的降税模式：

　　第一类产品（关税髙于15%的产品）：2004年1月1日削减为10%，2005年1月1日削减为5%，2006年1月1 日为0%。

　　第二类产品（关税髙于或等于5%但低于或等于15%的产品）：2004年1月1日削减为5%, 2005年1月1日削减为0%。

　　第三类产品（关税低于5%的产品）：2004年1月1日削减为0%。

　　菲律宾由于在2005年4月才决定参加早期收获计划，因此其早期收获产品不需进行前期降税，而应在2006年1 月1日全部降为零。总体而言，中国与东盟老成员早期收获产品的降税进程从2004年开始，至2006年完全结束。

　　越南。越南的早期收获产品从2004年开始降税，但可以享受多两年的过渡期，至2008年取消全部早期收获产品的关税。其具体降税模式如下：

　　第一类产品（关税髙于或等于30%的产品）：2004年1月1日削减至20%，此后每年削减5个百分点，2008年1月1日削减为0%。

　　第二类产品（关税高于或等于15%但低于30%的产品）：2004年1月1日削减至10%,2006年1月1日削减到5%，2008年1月1日削减为0%。

　　第三类产品（关税低于15%的产品）：2004年1月1日削减至5%，2008年1月1日削减为0%。

　　（3）老挝与缅甸。老挝和缅甸的早期收获产品从2006年开始降税，至2009年取消全部关税。其具体降税模式如下：

　　第一类产品（关税高于或等于30%的产品）：2006年1 月1日削减至20%，2007年和2008年每年削减6个百分 点，至2009年1月1日削减为

　　第二类产品（关税髙于或等于15%但低于30%的产 品）：2006年1月1日削减至10%，2008年1月1日削减至 5%，2009年1月1日削减为0%。

　　第三类产品（关税低于15%的产品）；2006年1月1日 削减至5%，2009年1月1日削减为0%。

　　（4）柬埔寨。柬埔寨的早期收获产品从2006年开始降 税，至2010年取消关税。其降税模式如下：

　　第一类产品（关税髙于或等于30%的产品）：2006年1 月1日削减至20%，此后每年削减5个百分点，至2010年 1月1日削减为

　　第二类产品（关税高于或等于15%但低于30%的产品）：2006年1月1日削减至10%，2008年1月1日削减至 5%, 2010年1月1日削减为0%。

　　第三类产品（关税低于15%的产品）：2006年1月1日削减至5%，2010年1月1日削减为0%。

6. 2.2.3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情况

　　2004年是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当年，中国与东盟全部贸易总额达到1058.8亿美元，同比增长35.3%，其中，中国进口 629.8亿美元，增长33.1%，出口 429亿美元，增长38.7%与这种良好的进出口形势相比，早期收获产品由于受到降税带来的影响，进出口贸易出现了更加喜人的局面，全年贸易总额达到 19.7亿美元，同比增长39.8%，其中，进口11. 5亿美元，增长46.6%，出口8.2亿美元，增长31.2%，增幅明显高于2003年同类产品的增长速度，也高干2004年总体贸易的 增长速度。

　　研究表明，早期收获计划实施后，获益较大、进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产品有蔬菜、水果、水产品等。

　　（1）蔬菜进出口。2004年，中国与东盟蔬菜贸易总额达到6. 6亿美元，同比增长53,5%，其中，进口 3. 5亿美元，增长77,8%，出口 3,1亿美元，增长31,8%。蔬菜进出口增速均高于全部早期收获产品的平均水平，是从早期收获计划中获益最大的产品。

　　中国自东盟蔬菜进口的特点是“品种少、数量大”，进口最主要的大宗蔬菜为木薯干（用作饲料和造酒原料），达到3.4亿美元，增长76.6%。

　　中同对东盟出口的蔬菜主要有大蒜、香菇、马铃薯、胡萝卜等。其中，香菇出口增长2.7倍，胡萝卜增长1.2倍，大蒜和马铃薯出口增长与早期收获出口平均增速基本相当。

　　（2）水杲进出口。2004年，中国与东盟水果贸易总额 达到4. 6亿美元，同比增长27.8%，其中，进口 2. 2亿美 元，增长29.2%，出口 2.4亿美元，增长25.4%。与2003 年未实行早期收获计划时水果进口增长率为10.7%、出口下降33%的情况相比，可以看出，2004年的降税对双方水果贸易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

　　中国自东盟进口的水果主要为龙眼、榴莲和山竹。其中龙眼（包括鲜龙眼和龙眼干）进口增长约3倍，山竹进口增长了98.1%，榴莲进口增长了29.7%。

　　中国对东盟出口的水果主要为苹果、梨和柑橘。其中，梨出口增长最快，达到40.4%，苹果出口增长了24.6%, 柑橘增长了12%。

　　（3）氷产品进出口。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水产品贸 易总额达到2. 7亿美元，同比增长50%，其中，进口 1.2 亿美元，增长41. 1%，出口 1.5亿美元，增长59.1%。进 出口增速也均高于全部早期收获产品的平均增长率。

　　中国自东盟进口的水产品主要为冻鱼和冻虾等，冻鱼进口增长速度最快，其中，冻带鱼同比增长了 416倍，冻鱼片增长了 293倍，未列明其他冻鱼增长了 328倍。中国对东盟出口的水产品主要为冻虾（对虾及小虾仁），同比增长 67.8%,冻鱼出口增长最快，达到84.2%。

　　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国别贸易情况看，早期收获计划实施后，中国同东盟国家的贸易状况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改善。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国与泰国在2003年10月实施了 蔬菜水果零关税安排，取消了两国间蔬菜水果贸易的关税，双边早期收获产品的贸易总额在2004年达到6.1亿美元，同比增长77.9%，高于早期收获产品的平均增长速度。

　　早期收获计划是一项全新的优惠贸易安排，在实施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一些企业，特别是中方企业对于如何申请和运用自由贸易区的优惠关税待遇还不十分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降税所应带来的实际效果。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深入和自由贸易区知识的普及，人们对自由贸易区的了解和认识将进一步加强，这些问题将得到有效的解决，企业也会从中获得更大的 利益。

　　作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试验田，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一年的情况证明，早期收获计划是一个互惠双贏的贸易安排。它不仅有效促进了中国与东盟之间货物贸易，特别是农产品贸易的增长，而且也表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一项正确选择。它的成功实施增强了中国与东盟各国建设自由贸易区的信心，为未来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协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 2.3签署《货物贸易协议》

　　2004年11月，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并于2005年7月开始相互实施全面降税，标志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全面拉开了帷幕。《货物贸易协议》是规范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降税安排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的法律文件，主要包括关税的削减和取消、减让的修改、数量限制和非关税壁垒、保障措施、加速执行承诺、一般例外、安全例外、机构安排和审议等内容。

　　（1）关税的削减和取消。《货物贸易协议》中，区分了正常产品（分为一轨产品和二轨产品）和敏感产品。其中，一轨产品和二轨产品，二者的共同点是最终税率均为零，区别是二轨产品在取消关税的时间上享有一定的灵活性；敏感产品是各方出于国内产业发展考虑，需要进行保护的产品，因此其最终税率不为零。

　　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各方按照其各自情况，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敏感产品。中国提出的敏感产品主要包括大米、天然橡胶、棕榈油、部分化工品、数字电视、木材和纸制品等；东盟国家则提出了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陶瓷制品、部分纺织品和服装、钢材、部分家电、汽车、摩托车等敏感产品。

　　对于正常产品的降税模式。《货物贸易协议》详细规定了正常产品关税减让的模式，其中，对东盟新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是协议所体现的一项重要原则。其规定的降税步骤是对中国和东盟老成员，正常产品自2005年7月起开始降税，2007年1月1日和2009年1月1日各进行一次关税削减，2010年1月1日将关税最终削减为零；对东盟新成员，从2005年7月起开始降税，2006—2009年每年1月1日均要进行一次关税削减，2010年不削减关税，2011年起每两年削减一次关税，至2015年将关税降为零。对中国及东盟老成员，应在2012年1月1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对东盟新成员，应在2018年1月1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

　　对于敏感产品的降税模式。一般敏感产品和髙度敏感产品的降税模式有所不同，一般敏感产品由于敏感程度较低，其最终税率要低于高度敏感产品，但高度敏感产品的数量也要受到一定约束。一般敏感产品的降税模式：中国及东盟老成员：2012年1月1日削减至20%, 2018年1月1日削减至5%以下；东盟新成员：2015年1月1日削减至20%，2020年1月1日进一步削减至5%以下。高度敏感产品的降税模式：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应在2015年1月1日将高度敏感产品的关税削减至50%以下，但髙度敏感产品的数量不应超过100个6位税目；东盟新成员应在2018年1月1日将高度敏感产品的关税削减至50%以下，但越南的高度敏感产品的数量不应超过150个6位税目，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不应超过150个6位税目。

　　（2）原产地规则。原产地规则是确定产品“身份”的标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规则以“增值标准”为基础。《货物贸易协议》规定，如一产品的本地加工增值不低于该产品总价值的40%,则该产品可被认为是原产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品，在进出口贸易中享受自由贸易区的优惠税率。早期收获产品由于以农产品主，

　　表6-21东盟各国对中国产品的降税日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基本上采用“完全获得”标准。少数特殊产品，如纺织品、羊毛制品等，采用了加工工序、税号改变等其他原产地判定方式。

　　（3）保障措施。为保证各自的国内产业不受到严重冲击，协议规定了自由贸易区的保障措施，允许各方在必要时采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保障措施的主要内容是：由于来自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的进口激增，使某一产品的国内生产部门受到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时，一缔约方可以启动保障措施，对来自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产品提高关税。但为避免滥用保障措施，协议同时还规定了各缔约方使用保障措施的限制性条件：①就具体产品而言，保障措施可使用的期限为从该产品开始降税之日起到完成该产品降税的5年内；②一次实施期限不得超过3年，且延长期不得超过1年；③实施保障措施的税率不得高于该产品采取保障措施时的最惠国税率；④自由贸易区保障措施不得与WTO保障措施同时使用。

　　（4）数量限制和非关税壁垒。《货物贸易协议》规定，各缔约方不应保留任何数量限制措施，非WTO成员的缔约方也应逐步取消其数量限制。同时，各方应尽快确定其仍保留的非关税壁垒，并逐步取消。这一规定对于切实保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自由化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5）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货物贸易协议》中，东盟十国明确承认中国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体，并且承诺对中国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十五条（反倾销替代国定价条款）和第十六条（特殊保障措施条款）以及《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纺织品特保条款)。这一规定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不仅为中国企业在自由贸易区内争取了公平和公正的贸易竞争环境，而且也对推动世界上其他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6. 2.4签署《争端解决机制协议》

　　2004年11月，中国和东盟各国签署《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5年1月1日正式生效。协议中明确了本协议的适用范围，详细规定了争议双方的磋商、调解或调停、仲裁程序和执行等方面的事宜。它是落实《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重要步骤和措施，是实施《框架协议》的核心机制之一，它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了《框架协议》的法律效力和社会影响，使中国与东盟间全面的经济合作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

6. 2.5签署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

　　2007年1月，双方又签署了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于2007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服务贸易协议》规定了双方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开展服务贸易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包括了中国与东盟十国开放服务贸易的第一批具体承诺减让表。各方根据减让表的承诺内容进一步开放相关服务部门。根据《协议》规定，中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5个服务部门的 26个分部门，向东盟国家做出市场开放承诺，东盟十国也分别在金融、电信、教育、旅游、建筑、医疗等行业向中国做出市场开放承诺。这些开放承诺是根据中国和东盟国家服务业的特点和具体需求而做出的，主要包括进一步开放上述服务领域，允许对方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放宽设立公司的股比限制等内容。根据《协议》规定，双方正就第二批服务部门的市场开放问题进行谈判，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盟间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6. 2.6签署《投资协议》

　　2009年8月，双方签署了《投资协议》。《投资协议》包括27个条款。该协议通过双方相互给予投资者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投资公平公正待遇，提髙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为双方投资者创造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公平的投资环境，并为双方的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从而进一步促进双方投资便利化和逐步自由化。《投资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成功地完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E协议的主要谈判，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在2010年全面建成。

7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双边贫困的影响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区域内部各国的经济发展，这就需要能够同时考虑反映多个经济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经济模型。最主要是就是考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关税削减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贸易传导到各个国家内部，影响国家的具体产业，进而影响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本研究将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7. 1研究方法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是美国普渡大学开发的包含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国家间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主要用于分析贸易政策、资源与环境政策、国内补贴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全球不同国家经济和贸易的影响。GTAP模型可以模拟国际贸易带来的各种可能影响，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能够灵活地分析关税削减、地K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和贸易及补贴政策调整等带来的国际贸易价格和数量的变化，以及各国福利变化等影响，为贸易政策、贸易制度变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分析工具。自1993年推出以来，GTAP模型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GTAP模型建立在一个完备的多国投入产出数据基础之上。模型从生产着手，对于每个国家都进行了投入产出函数设定与分析，并结合各国进出口贸易数据，能够进行任意国家（或地区）和产品的重新组合，因此使用起来极为方便 (Hertel, 1997)0 GTAP基本数据库给每一个地区都建立了生产、消费与贸易流程表。不同私人、政府和生产者面对不同的生产或需求函数，并由存款和投资解决资金平衡问题。基本数据库是GTAP最重要的资源，详细记载了国际贸易及相关产品的生产情况。本研究使用的是GTAP第7版数据，数据库中有113个国家或地区，57种产品。产品和国家分类可根据需要加总。但是，由于GTAP数据量巨大，其收集更新过程不可能很快，因此就存在着数据相对滞后的问题，最新的GTAP版本7数据库也仅仅是基于2004年的数据，在研究中需要根据不同需要进行更新。

　　GTAP模型是比较静态模型。它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生产者最小化其生产成本，消费者最大化其效用，所有产品和投人要素全部出清^每种产品的生产采用嵌套的常系数替代弹性方程，中间投人品是由国内和国外产品通过常系 数替代弹性方程复合而成，不同的国外产品按原产地进行分类（阿明顿假设），并通过常系数替代弹性方程复合为单一的进口产品。在要素市场，劳动力在国内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而土地在部门间不是完全流动的。“国际运输部门”可以平衡到岸价（CIF)和离岸价（FOB)之间差异，并通过双边贸易将世界各国联系起来。

7. 2数据及处理

7. 2.1基准数据

　　本研究基准数据为GTAP7数据库。此数据库以2004年世界各国经济运行数据和贸易流量数据为基础，包括各国投入产出表、双边实物贸易流量（根据各国海关或相关单位数据，并采用联合国、世界银行、FAO、IFS等较具有公信力的世界贸易资料来调整各国家地区资料上的差异）、服务贸易（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收支平衡表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服务贸易数据结合得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数据（主要是由法国前景研究和国际信息中心开发的市 场准入路线图数据库MAcMap构成）、农业国内支持数据 (主要是由丹麦农业、渔业经济研究所、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共同合作开发）以及农业出口补贴数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和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联合开发）、能源数据（国际能源署）。

7. 2.2数据更新

　　由于GTAP数据为2004年数据，因此需要进行递推动态数据更新以便进行分析。因为要推导2010和2015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K影响，因此需要有世界各国宏观人口、劳动力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等未来增长变化的预测数据。这部分数据主要是根据Walmsley (2000)总结并于2006年更新的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人口、GDP和劳动力变化率，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预测数据则来自于世界银行等网站的数据及运算求得。使用GTAP模型运算得出2010和2015年世界经济、贸易量的变化

7. 3国家和产品分组

7. 3.1国家分组

　　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贸易是重点考虑对象，因此各国单独分组，分别是中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緬（甸）老（挝）柬（埔寨），其中后四个国家是东盟新成员国，关税减让幅度较小，因而只把与中国贸易量较大的越南单独列出，其余三国归为一组。根据已有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分析文献，有研究认为中国和东盟分别对日本、韩国的出口形成竞争，因此需要把曰本、韩国单独列出。中国的港台地区与东盟贸易往来较多，需要单独列出。南亚国家中印度作为地区大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不可忽视，单独分组，其他南亚国家为一组。在以上各组之外，主要根据地域和经济紧密程度进行多个国家组合分组。主要有：其他亚洲国家单独分组；欧盟27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单独分组；其他欧洲国家分为一组；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东盟贸易往来频繁，归于 一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归为一组；南美洲、非洲各自为一组，其他国家为一组。由此，得到分组如下：

　　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 国、文莱、越南、缅老柬、日本、韩国、印度、南亚其他国家、其他亚洲国家、欧盟27国、其他欧洲国家、澳新、北 美、南美、非洲、其他国家。

7. 3.2产品分组

　　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是研究的重点，因此农产品的分组较为详细，具体来说，分为大米、小麦、其他粮食作物、蔬菜水果、油籽、糖类、植物纤维（主要是棉花）、其他作物、牛奶及其制品、牛马羊肉及制品、猪禽肉蛋蜜及制品、羊毛和蚕丝、林产品、水产品、植物油。对于其他产品，主要是根据其与中国贸易的大类进行分组，具体分为：能源、矿产、纺织品、服装、皮革、化工产品、其他矿产制品、金属及其制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服务。其中中国与东盟贸易量较多的一些产品，比如纺织品、服装和电子产品将是重点关注对象。其他产品，比如能源、服务等的贸易也会予以关注，查看是否能成为未来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增长点。当然，对其余产品也会适当关注，看看有没有波动剧烈的贸易。

7. 4方案设定

　　根据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实施进程，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分为四大步骤：早期收获计划、东盟老成员国2010 年正常产品关税降为零、东盟新成员国2015年正常产品关税降为零、敏感产品关税的进一步削减。根据这四个步骤，以及当前已经是2010年，早期收获计划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的事实，对GTAP模拟方案设定如下：

7. 4.1基准方案

　　假定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2015年中国与东盟国家间没有建成自由贸易区的情况，其中包括《早期收获计划》 和《货物贸易协议》都不再实施。则模拟过程即前文提到的简单进行数据递归动态更新，分成2004—2012、2012- 2020两个阶段模拟不同时期世界经济的变化。这样划分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东盟国家中分为老成员国（文莱、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新成员国 (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两个部分，其关税减让时间表存在差异，需要分开分析，其中2012是关键一年；二是在正常产品中还存在着一轨产品和二轨产品的区分，虽然一 轨产品占据绝大多数，且在2010年和2015年分别在新老成 员国与中国之间关税削减为零，但是二轨产品其中包含最多 150种（中国和老成员国）或250种产品（新成员国），只 是关税降为5%，再降为零的时间要推后到2012年（中国 和老成员国）和2018年（新成员国），考虑到模拟的方便和对2012年预测要比2010年更有现实意义，因此使用该时间分期动态模拟。

　　由于标准的GTAP没有办法对数据库进行升级，所以需要对传统的GTAP程序进行改进。因为数据库需要升级到2020年，所以，我们采用改进过的GTAP版本进行动态递归模拟，但是这需要增加一个技术进步的参数AOSCX关于这个参数的假设如下：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各部门的技术进步假设为；农业部门为1.4，工业部门为1.0，服务业为 0.5。其中中国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进行了经验的调整：大米为1.5，蔬菜水果为2.7，小麦、其他粮食作物、油籽、植物纤维（主要是棉花）和其他作物产品都为1.25，牛马羊肉及制品为0.1，鱼和猪禽肉蛋蜜及制品为54，牛奶及其制品为2，糖类为0.6，能源为2，纺织品为1.4，其他产品参数假设与其他国家相同（黄季焜，2003)。

　　此外，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将在2001—2004年履行入世承诺的基础上，继续削减关税至2012年，这主要通过利用中国人世的详细产品减让表，以及普渡大学全球贸易中心的TASTE程序，将所有产品一一对应到GTAP产品中，得到削减关税的加总数据。同时东盟内部实现贸易自由化，即东盟国家之间关税削减为零。以上是基准方案将要进行的模拟内容。

7. 4.2    2012 方案

　　在2004—2012年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关税的削减分成东盟老成员国与新成员国两个组合分别处理。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国完全建成自由贸易区，除去部分敏感商品外，所有其他商品相互关税降为零。对于一般敏感产品，中国和东盟老成员应于2012年以前将其关税削减至20%以下，此处设定将所有高于20%的关税削减20%。

　　与东盟新成员国的关税减让方案包括两部分产品，一是按照早期收获计划，对所有早期收获产品关税削减为零；二是按照正常产品降税模式，与东盟新成员国间的降税进程大都进行大半，具体见下表。一般敏感产品在2012年之前暂不减让。

　　表7-1中国东盟新成员国关税减让表

　　资料来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

　　关于敏感产品，由于各个国家设定的敏感产品不尽相同，因此需要逐一设定并进人模拟方案，具体的降税安排需要根据各国敏感产品列表具体考虑。

　　对于中国来说，敏感产品按照2001年税则有350个8位税目，263个6位税目，主要为大米、棕榈油、糖类、天然橡胶、烟草等农产品，以及成品油、化肥、汽车、彩色数 字电视机、胶卷、木材制品、纸制品等，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大米、小麦、其他粮食作物、糖类、植物油、羊毛为高度敏感产品，棉花、其他作物、林产品、能源和部分机械设备为一般敏感产品。

　　对于东盟国家来说，主要国家的敏感产品情况为：印度尼西亚349项一般敏感产品，主要为烟草、化工产品、化妆品、塑料、橡胶制品、服装、钢铁制品、机电产品、机动车辆等；高度敏感产品50项，主要为大米、糖类、塑料、汽车、摩托车等。马来西亚272项一般敏感产品，主要为水泥、化工产品、塑料、橡胶制品、木制品、纺织品、钢铁及制品、机电产品、机动车辆等，高度敏感产品96项，主要为大米、烟草、钢材、汽车、摩托车等。菲律宾267项一般敏感产品，主要为蔬菜、塑料、服装、鞋子等轻工产品、钢材、机电产品、机动车辆；高度敏感产品77项，主要为大米、塑料、摩托车等。新加坡一般敏感和高度敏感产品各1个，为啤酒和一种酒精饮料，是新加坡仅存的两种保有税率的产品，暂不列人模拟方案。泰国242项一般敏感产品，主要为蔬菜制品、轮胎、纸制品、鞋、靴等轻工产品、钢铁及制品、机电产品、玩具等；髙度敏感产品100项，主要为蔬菜、油籽、烟草、摩托车等。据此，设定各自的敏感产品见表 7-2:

　　表7-2东盟敏感产品列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与东盟敏感产品目录整理。

7. 4.3 2020 方案

　　中国与东盟完成建成自由贸易区，除去部分敏感商品外，中国与新老成员国所有其他商品相互关税都降为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和东盟六国的敏感产品均不超过400个6位税目、进口金额不超过2001年进口总额的10%， 但是由于大部分敏感产品是农产品，因此，其关税削减时间的推迟，对于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农产品贸易影响十分重要。因此，敏感产品则按具体时间表进行关税减让。具体来说，对于一般敏感产品，由于协议规定中国和老成员国在2018年削减为5%以下，新成员国在2015年将关税削减至20%以下，2020年削减为5%以下，本方案设定削减至5%。此外，对于髙度敏感产品，中国和老成员国在2015年 将关税削减至50%，新成员国在2018年将关税削减至50%以下，也进入方案设计之中。

7. 5结果分析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通过关税削减等方式，促进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从而对于各国生产和消费起到促进作用，最终增进区域内各个国家的福利，提高居民收入，减少贫困。对于全球贸易模型模拟结果的分析，也是从贸易量和贸易价格的变化着手，分析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于区域内各个国家的贸易、价格、生产和居民收入可能的影响&分析将首先考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世界经济的总体影响，然后再对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变化进行分析，研究贸易、价格、生产和收入的变化。

　　对于贸易量和价格分析，还需要注意该分析与实际贸易资料，即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所反映问题的差异。 UNCOMTRADE数据是实际贸易量的真实记录。根据对 UNCOMTRADE数据的分析，自2000—2009年期间，特别是2005年起开始实施的早期收获计划以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绝大多数产品的双边贸易大幅度增长，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产品贸易量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情况。从中国进口方面来说，中国进口印度尼西亚的纺织服装一直变化不大；中国与菲律宾的蔬菜水果贸易就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中国与马来西亚的油籽、糖、羊毛和林产品等，与菲律宾的糖和林产品，贸易量还经历了大幅上涨和下降的剧烈波动。从中国出口方面来说，对印度尼西亚的糖出口波动较大，出现下滑趋势，对菲律宾的油籽出口持续下降（另外，中国的奶制品出口大幅下滑，这主要是由于三聚氰胺事件所致）。根据 UNCOMTRADE数据，可以初步推断各个产品的贸易比较优势，可以作为分析GTAP模拟结果的基础。

　　但是，GTAP模型则主要是通过政府和私人部门间生产、消费和国际贸易各部门间的关系，通过模型运算得到关于未来贸易和生产等的预测值，更多的是提供一个方向性分析，而不是精确的数值模拟。这一数值基本上应当与实际数据相一致，但是由于数据处理的问题，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下文具体分析GTAP结果时主要使用指示变化方向的百分比进行考查，而不是使用贸易量或生产量等数 值。具体的比对方法是把方案2或方案3的2012年或2020年模拟结果与方案1的基准方案模拟结果分别进行对比，计算百分比变化，考查变化方向及变化程度的大小。

7. 5.1整体影响分析

　　从世界整体的宏观经济影响来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世界贸易量（以出口额统计，下同）在2012年和2020年分别增加了0.12%和0.36%,对世界价格影响程度很小，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从整体水平上看，自由贸易区增进了世界贸易量，同时没有对世界产品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这主要是由于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所致，对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来说，由于关税削减导致 成员国从区域内部进口的产品价格低于区域外部产品到岸价加上关税，因而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前从区域外部进口的产品会在建成之后转而进口区域内部的产品，这为成员国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产生贸易创造效应。但是对于非成员国，则由于贸易转移而出口减少，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和东盟国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关税降低的同时，仍旧对自由贸 易区外的国家保持原有关税，因而在增加了区域内贸易的同时（贸易创造效应）也减小了原来与区域外的贸易（贸易转移效应），两者相抵，贸易量略有增加，价格未变。同时，资本价格也有所上升。

　　表7-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世界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

　　单位：%

　　数据来源：GTAP模拟结果。

　　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各国GDP的影响也可以看出具体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在2012年各国的GDP还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到了2020年，自由贸易区成员国GDP影响为正，增加约0.28%，但是对其他国家GDP的影响为负，减少约0.04%。

　　表7-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世界贸易和产品价格的影响

　　单位：%

　　数据来源：GTAP模拟结果。

　　具体到不同的贸易产品，2012年和2020年世界贸易量和价格的变化各有不同（表7-4)。对于农产品来说，大米的贸易创造效应小于贸易转移效应，导致贸易量在2012年和2020年都相对于基本方案有所减小，价格有所上升。在本区域内，小麦和其他粮食作物不是主要的贸易品，所受影响不大。蔬菜水果受到较大的正面影响，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2020年的贸易量增加达到1.13%,同时价格也有轻微上升。油籽和植物油是多个国家的敏感产品，关税削减幅度不是很大，但是植物油作为重要的贸易产品，特别是棕榈油是东南亚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在区域内部的贸易创造效应较大，2020年的世界贸易总量增加1.25%。 糖类也被多个国家列入敏感产品，关税降幅小，贸易量和价格同样没有较大的变化。植物纤维（主要是棉花）享受到关税削减的好处，贸易总量增加幅度较大，同时价格仍比较平稳的其他作物、牛奶及其制品、牛马羊肉及制品、猪禽肉蛋蜜及制品、林产品、水产品的贸易量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其价格波动不大^羊毛和蚕丝、纺织品和服装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主要贸易产品，受益关税削减，贸易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作为原料的羊毛和蚕丝价格有所上升，同时纺织品和服装价格有所下降。其他非农产品未列入表中，但是基本上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贸易量增加，价格波动则比较小。

7. 5.2对各国的影响分析

　　对于每个成员国而言，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影响总体上都为正，但是根据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同产业受到的影响则有正有负。总体影响主要体现在福利变化和GDP变化上，2012年自由贸易区建立对福利的影响相对于基准方案多数为正，2020年福利影响更明显，同时GDP有所增加。另外，贸易量的变化对要素价格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主要也体现在要素价格相对于基准方案的增加上。其中的非熟练劳动力价格上升幅度与熟练劳动力价格上升幅度相差不大，由于贫困人口多数是非熟练劳动力，因此，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不会使劳动力工资差别有明显的增加，也就是不会加剧贫困，部分地区甚至还会减缓贫困。同时，竞争力较强的产业出口会增加，竞争力较弱的产业则可能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受损。具体到不同产品，要取决于各个国家间的贸易比较优势，下文的国别分析将对此给予详细讨论。新加坡和文莱因为农业所占比重不大，因而没有列入分析。

7. 5.2.1对中国的影响分析

　　中国在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后受到的影响总体为正。首先 是福利和GDP逐年增加，2020年福利变化要比2012年多 出0.12%。受此影响，劳动力价格也有所上升，非熟练劳 动力和熟练劳动力价格上升幅度相差非常小，表明贫困人口(主要是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上升幅度与平均水平几乎相同，贫困状况没有恶化。土地价格和资本价格略有上升，与劳动力价格一样，2020年的上升幅度要大于2012年的上升幅度，说明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贸易量的增加带动生产，从而拉髙要素价格。这对于缓解贫困人口的收人压力具有积极意义。

　　表7-5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数据来源：GTAP模拟结果。

　　从对中国农业贸易和生产的影响来看，主要农产品和纺织服装等与农业密切相关行业的贸易量基本都表现出积极的变化趋势。在2012年，除了植物油、牛奶及制品两个产品外，其他产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出口增加趋势，特别是大米、小麦、蔬菜水果、牛马羊肉及制品、猪禽肉蛋蜜及制品和纺织品都有小幅增加，羊毛和蚕丝的出口增幅较大，说明中国 大米在东盟国家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这可能是因为，一般 来说，虽然中国普通大米没有泰国和越南大米的质量高，但是价格相对低廉，因而得益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而扩太了出口，其他产品也存在着类似的比较优势。同时，出口价格没有太大的变动，基本都控制在0.5%以内。进口产品中大米 进口量减小，这可能是由于大米价格上升造成的。蔬菜水果和纺织品的进口大量增加，说明双边贸易都增加，得到了互利的结果。蔬菜水果价格下降幅度较大，说明中国消费者得到较大福利增进。各产品国内总产量的变化波动幅度很小，基本控制在1%之内。2020年的贸易量与价格、产量变化延续了 2012年的趋势，同时表现出更大程度的福利增进。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中国来说，优势产业适度扩大出口，同时应当关注弱势产品。首先应当关注的是蔬菜水果和植物油产品。蔬菜水果双边贸易都有所增加，主要是因为中国以温带蔬菜水果为主，而东盟国家则以热带产品为主。中国的出口没有对价格产生太大影响，因而不会对东盟国家内部产业造成太大冲击，但是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则导致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这一价格下降对于与东盟国家形成竞争的广西等热带蔬菜水果产区农民收入肯定会有较大的影响，需要予以关注。植物油则主要是棕榈油，由于设定其为敏感产品，关税延期削减，因此尽管模拟结果显示该产业未受较大冲击，但是仍旧说明该产业在髙关 税保护下仍旧比较脆弱，需要持续予以关注。糖类、羊毛、植物纤维和林产品（包括橡胶）作为敏感产品在关税保护下不仅没有大量进口，出口还略有增加，说明中国该产业也

　　表7-6对中国不同农业部门的生产和贸易影响

　　单位：%

　　数据来源：模拟结果。

　　有一定和竞争力，可以逐步降低关税，增加产业适应国际市场的能力。

7. 5.2.2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分析

　　印度尼西亚在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后受到的影响总体为正。福利和GDP逐年增加，2020年福利变化要比2012年多出0.73%。受此影响，劳动力价格也有所上升，同样，非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价格上升幅度相差非常小，贫困状况没有恶化。土地价格在2012年略有下降，随后又在 2020年有所上升，但是变动幅度不大。资本价格略有上升。 要素价格的提高带来劳动力收入的提髙，同时没有增加贫富差距，对于贫困人口具有积极意义。

　　表7-7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印度尼西亚宏观经济的影响

　　数据来源：GTAP模拟结果。

　　印度尼西亚的产品贸易和生产变化总体上表现为部分产品出口大量增加，部分产品进口有一定程度增加。在2012 年，小麦、植物油、糖类、植物纤维（主要是棉花）、其他作物、羊毛和蚕丝、林产品和服装出口有所下降，其中的蔬菜水果、羊毛和蚕丝进口上升幅度较大，应当予以关注。其

　　表7-8对印度尼西亚不同农业部门的生产和贸易影响

　　单位：%

　　数据来源：模拟结果

　　他产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出口增加趋势，特别是大米、油籽、猪禽肉蛋蜜及制品都有一定程度增加。这说明在大米被列为高度敏感产品以后，印度尼西亚的大米产业得到保护并迅速发展。纺织和服装双边贸易大幅增加，且价格大幅下降，应当是产业内贸易比较多的原因。糖类尽管属于高度敏感产品受到关税保护，但是仍旧有出口下降、价格升高的趋势，说明该产业仍旧比较脆弱。各产品国内总产量的变化波动幅度很小，基本控制在1%之内。2020年的贸易量与价格、产量变化延续了 2012年的趋势，基本在同一方向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变化趋势。

7. 5.2.3对马来西亚的影响分析

　　马来西亚在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后受到的影响总体为正。福利和GDP逐年增加，总体增幅较大，2020年福利变化要比2012年多出0.72%。受此影响，劳动力价格也有所上升，非熟练劳动力价格上升幅度甚至大于熟练劳动力，由于贫困人口多为非熟练劳动力，这种情况下，贫困状况得到改善。土地价格上升幅度较大，资本价格略有上升，说明马来西亚土地要素存在一定程度的稀缺性，在贸易量有增加后产业结构调整，工业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大量增加，导致国内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转向工业产品，从而带来要素价格的提高。要素价格的提髙带来劳动力收入的提髙，同时没有增加贫富差距，对于贫困人口具有积极意义。

　　对应于生产结构的调整，马来西亚农业产业也出现了 由于价格上涨带来的农产品出口量的减少和进口量的增加。从表中可以看出，仅有其他粮食作物、植物油、牛奶及其制品和纺织品四个产品有一定程度的贸易增长和价格小幅变化，其他产品或是变化不大，或是出口价格上涨导致价格出口下降、进口增加。特别是需要关注的是大米、 油籽、植物纤维三种产品，它们的出口量下降幅度较大，且价格上涨较多，进口增加，这对于从事三种产品生产的农民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失。2020年的表现比2012年更明显。这说明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这三个行业需要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

　　表7-9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马来西亚宏观经济的影响

　　单位：%

　　数据来源：GTAP模拟结果。

7. 5.2.4对菲律宾的影响分析

　　菲律宾在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后受到的影响总体是在 2012年略有下降，但是到2020年自由贸易区完全建成后福利上升，保持与基准方案相同的福利水平。福利和GDP略有下降，但是幅度很小，2020年福利变化要比2012年多 0.15%,GDP基本没有变化。受此影响，劳动力价格上升幅度也较小，非熟练劳动力价格上升幅度大于熟练劳动力， 说明以非熟练劳动力为主的贫困人口相比于平均人口，其收入状况得到改善。土地价格甚至有所下降，应当也与其产业结构调整较慢，对要素需求没有显著增加有关。

　　表7-10对马来西亚不同农业部门的生产和贸易影响

　　单位：％

　　数据来源：GTAP模拟结果。

　　图7-11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菲律宾宏观经济的影响

　　单位：%

　　数据来源：GTAP模拟结果。

　　加入自由贸易区后，综合由UNCOMTRADE数据得到 的中国进口菲律宾蔬菜水果、糖、林产品等大幅下降的结论，就可以看出，K域内关税的削减使得其他更具比较优势的成员国出口挤占了菲律宾的出口，同时，菲律宾的服装业作为敏感产品受到保护后，产业结构调整迅速，甚至出口量大幅上升。具体来说，植物纤维（主要是棉花）出口下降非常明显，这主要是由于菲律宾加人自由贸易区后产业结构调 整有限所致。主要是纺织服装业在加人自由贸易区后得到较好的展，生产和出口都增加较多。另外，菲律宾的小麦、畜牧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而出口增加，对于从事这些行业生产的农民收入有正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把大米列为高度敏感产品，实际上大米一直是该国的配额进口产品，在加入自由贸易区后由配额导致的关税等额也没有明显下降。这种情况应当有可能在自由贸易区成立后的协调机制下有所改善，但是在模拟中仍旧采用菲律宾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模拟，因此进口量严重受限，甚至有所下降。这对于菲律宾以大米产业为生的贫困农民来说，应当说是保护了他们的收入，但是同时也削弱了他们应对国际竞争、提高生产效率的压力。

　　表7-12对菲律宾不同农业部门的生产和贸易影响

　　单位：%

　　数据来源：GTAP模拟结果。

7. 5.2.5对泰国的影响分析

　　泰国在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后受到的影响总体为正。福利和GDP增幅明显，2020年福利变化要比2012年多出 3.8.%0说明对于泰国的外向型经济来说，关税越是削减，开放幅度越大，特别是其他成员开放程度越高，泰国受益越明显。劳动力价格也有所上升，非熟练劳动力价格与熟练劳动力价格变化相差不大，对于贫困状况没有明显负面影响。土地价格上升幅度较大，说明泰国土地要素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稀缺性。资本价格随着开放程度提高而有所上升。要素价格的提高带来劳动力收入的提高，同时没有增加贫富差距，对贫困人口具有积极意义。

　　表7-13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泰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单位 ：％

　　数据来源：GTAP模拟结果。

　　在加入自由贸易区后，泰国相关产业根据其自身比较优势迅速进行调整，产品贸易和生产变化体现出较强的外向型经济特点。在2012年，蔬菜水果、植物油、牛奶及其制品、牛马羊肉及制品和纺织服装出口都有所上升，其中的植物油和纺织服装进口也大幅上升，存在较多的产业内贸易。植物油和糖类的进a增加较多，需要关注其对泰国自身相关产业的影响。

　　表7-14对泰国不同农业部门的生产和贸易影响

　　单位：%

　　数据来源：GTAP模拟结果。

　　另外，泰国大米是传统出口产品，本应在加入自由贸易区后出口大量增加，但是实际上却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其他东盟国家（主要是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没有把大米列为髙度敏感产品，没有完全放开其大米市场。这将来也可能是东盟国家内部需要髙度关注和予以解决的问题。另外，与泰国大米相比，其他国家大米价格相对较低，在泰国开放大米市场时，也可能会以较低价格进人泰国市场，这在表格中也可以看出来，但是较低的价格并没有带来进口的大幅增加，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泰国大米产业竞争力较强，对从事大米生产的农民来说影响不是很大。

7. 5.2.6对东盟新成员国的彩响分析

　　从福利变化角度来看，东盟新成员国在加人自由贸易区后福利略有损失，但是产出有所上涨，同时产业结构迅速调整。其中越南产业结构调整势头迅猛，从而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和资本价格都有较大幅度的上涨。这对于贫困人口收入的增加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应当关注的是，非熟练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幅度要小于熟练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幅度，可能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

　　表7-15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单位：%

　　数据来源：GTAP模拟结果。

　　由于这几个国家原本对外出口和进口贸易量都比较小，因此在加人自由贸易区后表现出的贸易量变化百分比也较大。贸易量变化比较明显的是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其大米、畜牧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出口大幅增加。越南的小麦、猪禽肉蛋蜜及制品和纺织服装产业也有较为迅速的发展，出口大量增加。但是糖类产业尽管是越南的高度敏感产品，但是仍旧受到较大影响，出口下滑，进口大量增加，需要予以 一定程度的政策支持。

7. 6小结

　　总体来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对于增进成员国福利、促进生产和贸易的发展都有显著的效果，但是也要特别关注对非熟练劳动力的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本分析与以往的一些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模拟分析（周曙东等，2006；仇焕广等，2007）不尽相同。主要原因在于本研究将产品进一步细化，从而能够把各国设定的敏感产品关税削减模式都考虑在内。这种考虑是有道理的，比如同为东盟老成

　　表7—16对越南不同农业部门的生产和贸易影响

　　单位：%

　　数据来源：GTAP模拟结果。

　　表7—17对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不同农业部门的生产和贸易影响

　　单位：％

　　数据来源：GTAP模拟结果。

　　员国的泰国和菲律宾就至今还在为大米贸易问题争论不休，菲律宾只是给泰国大米一定配额内的关税优惠，而配额外仍旧维持较高的关税，这种情况下，对于想要扩大对菲律宾出口的泰国来说，实际上就是设定了较高的关税水平。而各个国家设定敏感产品的原因就是这些贸易产品是本国弱势产品，需要加以保护。这样一来，模拟结果就没有出现弱势产品受到较大损害的情况。这种分析结果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以往分析中认为敏感产品需要保护的结论。

8结论和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个国家的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市场之中，各国之间日益相互影响。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区 (FTA)建立，贸易自由化不断得到发展。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包括从理论上探索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中国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系统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各成员国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影响。

8. 1主要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长期以来，全球贸易一直呈现自由化和保护相互交替的特点。每一轮自凼贸易主要是由生产力的提髙、产出的过剩等推动的结果。然而，每一次经济衰退都会引起贸易保护。20世纪以来的三次全球性经济危机都导致了多数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第一次危机是1329—1933年，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是2006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自由化的最直接体现。

　　(2)对于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观点，一些研究基于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静态和动态效果的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可以从贸易自由化中受益。然而，持相反观点的研究认为贸易利益主要被富人所控制，贸易自由化不能使穷人受益。实证研究表明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减贫。关于中国的案例研究也表明了贸易有助于减贫。

　　（3）贸易自由化主要是通过货物/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 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并进一步影响减贫。这种传 导机制包括：①通过价格变化、生产要素流动、技术变化对 经济增长产生影响；②通过资本流动（特别是外国直接投 资），影响技术进步、就业及生产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③收入分配的影响包括两个渠道，一个是贫困人口通过提供生产要素（要素所有者）可以得到回报，另一个渠道是对于那些没有任何生产要素的贫困人口，他们可以得到 来自政府、企业或非政府组织等的转移支付，从而产生影响；④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减贫产生影响。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增长的特征，如果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贫困地区(或者如果经济增长是基础就业的），那么将有助于减少贫困。

　　（4）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贸易自由化逐步深化。本研究运用省级数据建立贫困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系统，结论表明总体而言自由贸易对农村减贫有较大影响。从区分农产品出口和进口的角度，农产品出口对农村减贫有促进作用，而农产品进口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农村贫困的缓解，但就二者的共同作用结果而言，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农村减贫的净效应为正，也就是说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农村贫困的减少。

　　（5）东中西地区的结果也表明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农村贫困的缓解，但是不同区域间的作用效果有差异。具体而言: 首先，农产品贸易对中部地区农业GDP有显著影响，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农业GDP的影响都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农产品贸易在东部和西部省区都较少的原因，东部地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最紧密，但其贸易主要是非农产品贸易，而西 部地区主要是由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不是很紧密，其商业化 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其次，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农产品出口都显著促进了非农工资的提高，而进口则显著地具有负向的作用，而西部地区只有出口对非农工资的提高有正向作用，其弹性为0.110 8，进口的作用不显著；再次，农产品贸易对东部和西部地区非农就业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也主要是由于东部省区农产品贸易所占比重小，而西部地区农产品贸易绝对量和比重都小，只有中部省区贸易显著促进了非农就业的增加。

　　(6)农产品贸易等因素的减贫边际效应。总体来看，农产品进口的减贫弹性为—0.05，说明农产品进口增加不利于中国农村贫困的缓解，农产品进口额每增加1%会导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提高0.05从区域范围看，农产品进口对农村贫困影响的边际效应依次为：中部、东部和西部，农产品进口对农村缓解贫困影响最大的地区是中部地区。

　　从出口角度来看，农产品出口的减贫弹性值为1.03，表明农产品出口增加对中国农村贫困的缓解有积极作用，农产品出口每增加1%会导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减少1.03%。从区域范围来看，农产品出口对农村贫困影响的边际效应依次为：中部、西部和东部，农产品出口对农村缓解贫困影响最大的地区是中部，主要原因是中部地区的农村收入大部分以农业为主，农产品出口中部地区也占有很大比例。

　　综合农产品进出口，农产品净出口的农村减贫弹性值为正，表明农产品贸易整体上有利于中国农村减贫，贸易开放和自由化对中国农村的减贫的工作进程有积极意义。同时，农产品净出口对于农业产出弹性、非农工资和非农就业以及缩小城乡收人差距都有正的影响。

　　（7）本研究还基于中国农村住户的实证分析，考察了价格变化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结论表明：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对所有收入层次的农户福利都有影响，但对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幅度要低于非贫困农户；相对于小麦、蔬菜、水果和猪肉而言，玉米和稻谷价格的变动对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幅 度最大；粮食价格变动对中等收人阶层农户的福利影响最大，而蔬菜、水果、猪肉价格波动则对高收入农户的福利影响最大。总之，农产品价格上升，所有农户受益，但贫困户受益幅度相对最小；如果农产品价格下降，所有农户受损， 但贫困户受损程度相对最低。另外，由于主要粮食作物价格变动对贫困农户的影响比较大，对于农产品自由化可能导致的主要粮食作物价格的变动应给与格外关注。

　　（8）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世界贸易量在 2012年和2020年分别比基准方案增加0. 12%和0. 36% (基准方案为：假设2012和2020年没有建立自由贸易区），但对世界价格水平影响程度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就自由贸易区。各国来看，在2012年各国的GDP还没有明显变化，但是到2020年，自由贸易区成员国GDP增加约0.28%，但对其他国家GDP的影响为负，减少约0. 04%。

　　就不同贸易产品而言，大米的贸易量在2012年和2020 年相对于基本方案都有所减小，价格有所上升。在本区域内，大米之外的小麦和其他粮食作物不是主要的贸易品，所受影响不大。蔬菜水果受到较大的正面影响，2020年的贸易量提高1.13%,同时价格也有轻微上升。油籽和植物油是多个国家的敏感产品，关税削减幅度不是很大，2020年的世界贸易总量增加1.25%。糖类也被多个国家列入敏感产品，关税降幅小，贸易量和价格均没有较大变化。植物纤维（主要是棉花）享受到关税削减的好处，贸易总量增加幅度较大，同时价格仍比较平稳。羊毛和蚕丝、纺织品和服装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主要贸易产品，受益于关税削减，贸易量有大增加，作为原料的羊毛和蚕丝价格有所上升，同时 纺织品和服装价格有所下降。其他非农产品基本上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贸易量增加，价格波动则比较小。

　　(9)从CAFTA各成员国来看，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总体上对各成员国的影响为正，但由于各国比较优势的差异，不同产业所受的影响则有正有负。相对于基准方案，2012年自由贸易区建立对福利的影响多数国家为正，2020年福利影响则更明显。另外，各国要素的价格均增加，其中的非熟练劳动力价格上升幅度与熟练劳动力价格上升幅度相差不大，由于贫困人口多数是非熟练劳动力，因此，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不会使劳动力工资差别有明显增加。

8. 2政策建议

　　(1)贸易自由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虽然在贸易自由化 的初期贫困人口可能受益不大甚至受损，但经过一段时期后贫困人口可以逐渐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这主要是由于贸易带来的福利增加，经过要素流动和政府的转移支付等政策，在一段时间以后可以惠及所有人口，包括贫困人口。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应结合其特点和比较优势，有步骤、有目标地积极推进自由贸易。越是尽早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将越占有主动地位，也将能够更好地适应和应对全球经济的多种不确定性和影响。

　　中国的经验充分表明了这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呈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当然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积极走向世界市场、吸引外商投资、积极融入全球经济，无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简单而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依靠出口和投资两架马车拉动，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当然，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中，除了继续调整好 进出口的结构外，将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于贸易和国际市场关系的深度调整，或者说是一种质的调整，而不仅仅是量的扩张。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生产出其所需要的全部产品，同时，随着各国国内资源的日益稀缺，通过国际市场的余缺调节，解决国内某些领域的产品或服务短缺问题，是现代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必然的一种趋势。

　　为此，政府应推进贸易制度的开放和改革，为贸易自由化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从而能够更好地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

　　(2)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机制表明商品和服务贸易是主要的传导渠道，如果一个国家市场越来越开放，其进出口越来越活跃，则可以在全球更大的范围内配置资源，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更容易获取市场化和贸易带来的好处，因而政府应按照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逐步取消或削减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推进自由贸易以实现贸易的双贏。

　　贸易自由化，不仅仅停留在进口壁垒的取消和降低或出口扭曲政策的取消，换句话说，贸易自由化，不仅仅指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广义来看，它还涉及投资的便利化，即通过外商投资，通过跨国公司的作用，将本国市场、本国经济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因而，贸易和投资，日益成为双边或多边FTA谈判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通过设立多种经济特区，给予外商投资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将中国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和发达国家较多的投资，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更大的范围内很好地实现了资源的重新配置，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1992 年中国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村劳动力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流动，这样更有效地实现了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南沿海地区多数地方的乡镇外来务工的劳动力超过了本地常住人口，而沿海地区也是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比较早和比较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长期以来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业产品出口比较集中的区域。

　　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验，都说明了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腾飞。同时，“亚洲四小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在积极利用外资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因此，对于中国和东盟国家，多数面临人多、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因而通过外向型战略，促进贸易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最终将有利于减贫。

　　为此，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政府要积极为外商投资提供国民待遇，甚至为外商投资提供更加优惠的条件；第二，逐步地降低或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关税的消减比较透明，在WTO的倡导和监督下，相对也容易实现，但非关税壁垒，则要求各国政府科学地、客观地进行评估和评价，逐步降低或取消；第三，根据各国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积极、适时地进行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积极做好产品、服务和投资的“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工作。

　　（3）劳动收人是贫困人口的主要收人来源之一，政府需要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建设，推进劳动力市场有序、高效运行，以使在自由贸易中失业的贫困劳动力能够尽快找到工作。对于那些没有任何要素可以获得收人来源的贫困群体，政府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通过社会保障帮助这些贫困人口。

　　在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和山区或其他资源匮乏地区，这些地区的特点是交通不便，市场发育滞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贫困人口分布也类似。本研究和其他相关研究都表明，贫困人口越是积极参与到市场活动中来，其越容易获得市场化带来的好处。越是自给自足，其受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会越小，打破贫困、脱贫致富越困难。

　　为此，第一，要各国应积极鼓励贫困地区劳动力积极参与生产和市场活动；第二，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为劳动力就业提供保障；第三，政府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税收的转移支付的职能，对于老弱病残等特贫群体通过社会保障进行保护。

　　（4）经济增长是自由贸易和减贫的基础，政府应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贫困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逐渐消除自给自足的思想，从而以使其能够更好地从市场和贸易中获益。为此，第一，应积极加强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对于那些不能很好适应市场需求的劳动力，通过培训使其具有一技之长，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更广的市场需求，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又增加了这些贫困劳动力的收入。第二，除技能的培训外，组织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进行市场经济知识的培训和走访参观先进的成功的典型，解放传统的自给自足的思想意识，从而使其能够主动地、积极地参与到生产和市场活动中。

　　（5）收入分配是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中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现象，政府要进行适当的引导，设计合适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分区实施，特别是对于贫困比较严重的地区，通过多种减贫措施，加强政府的转移支付，帮助贫困人口。

　　减贫是一项具有很大外部性和公益性的事业，不能仅仅依靠企业和市场来解决，政府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一，政府要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帮助贫困人口，包括教育培训、小额信贷，等等。第二，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NGO)和其他相关机构参与到减贫工作中来，包括企业、协会等。对于一些大的公司企业，减贫也是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6)研究表明，CAFTA的每一个成员国都将不同程度地从CAFTA中获益，同时也要客观看待一些产业所受到的不利影响。由于比较优势的不同，每个成员都可能在一些产业受损，为此，要求各国：第一，应尽快抓紧机会调整各自的产业结构，充分利用和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扩大优势产业的出口和弱势产业的转型，避免一味的保护；第二，每个成员都应积极地携起手来，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协商机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或纠纷，共同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健康发展。同时，东盟国家和中国具有较大的互补性，这也要求各国间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合作，比如中国的热带水果可以更多地从东盟国家进口，而温带水果则可以较多地向东盟国家出口；第三，在减贫领域，各国间也具有较大的合作空间，进行定期的合作交流，可以分享各国的减贫经验，比如小额信贷，目前在中国和很多国家成为减贫的一种重要方式。减贫领域合作的具体形式，可以是投资援助、经验分享、科技培训，等等。

　　愿中国和东盟各国能够在CAFTA的框架下，寻找到更多的共同兴趣，开展更多的合作，促进各国减贫事业更好发展。

　　附录

　　附表1农村贫困发生率情况

　　单位：%

　　(续)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贫困监澜报告、世行报告和作者计算。

　　附表2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情况

　　(续）

　　数据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经作者计算。

　　附表3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按照商品代码第一类至第四类计算得来。

　　附表4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

　　单位：亿元

　　（续）

　　数据来源：按照商品代码第一类至第四类计算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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