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公共服务与减贫

第一章 贫困的概念与测量方法

什么是贫困？

Nanak Kakwani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贫困中心）

　　减贫已成为发展政策关注的主要问题。为了服务于政策，贫困研究一直关注以收入或消费为基础的贫困测量方法。但是，目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贫困是多维的，包含了所有重要的人类需求。贫困现在被广泛地定义为能力的被剥夺状态。

　　收入方法把贫困简单地理解为缺少收入（或消费）。当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收入微薄，不足以满足通常所定义的基本需求时，就会有贫困问题。然而，缺少收入并不是人们被剥夺的唯一形式。事实上，除了那些被定义的基本需求之外，人们在生活中还可能经历其他的各种严重的被剥夺，即便是他们对商品有充足的需求（比如健康欠佳、缺少教育等）。概念上区分不同类型的被剥夺主要源于收入不足，这一点至关重要。

　　一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他/她对商品的掌控水平就越髙。对商品（包括服务）的拥有和消费为人们更好地生活提供了手段。但是对商品的拥有究其本质，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正如森（1985)指出的“最终，关注点在于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或不能生存”。因此，人们享有的生活水平要依据个体可能实现的成就，而不是个体所拥有的、用以达成成就的手段。以此推理，森提出了关于功能和能力的思路。功能是一种实现，而能力是实现目标的才能。因此，功能直接关乎人们实际的生存状态，而能力是指人们拥有的、用以过他们所选择的生活的机会。

　　根据能力方法，穷人是缺乏基本能力的个体。那么，这些基本能力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必须适度地反映出社会优先序。对于哪些是基本能力还没有形成广泛的一致性意见，目前只可以认可其中的几种基本能力。比方说，一个人没有获得良好的营养、没有实现温饱、不能避免可预防的疾病，那么这个人就被视为缺乏基本能力。那些关乎健康、教育、住房、穿衣、营养和清洁水的能力我们有理由将其归为基本能力。

　　贫困能单纯地被看成是能力被剥夺么？举个例子，一个百万富翁身患不治之症，使其不能实现某些基本功能，尽管富翁能得到最好的医疗服务，但这肯定是一个能力严重被剥夺的案例。如果这样，我们就把这个百万富翁归为“穷人”，那肯定是匪夷所思的。从能力的视角看，贫困的产生是因为不能从市场、公共服务或者其他非市场的渠道充分掌控资源，而使得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如果仅考察能力被剥夺，我们就不能确切地识别哪些人是穷人。

　　我们需要从整体上去区分贫困和能力被剥夺。广泛意义上的能力被剥夺可 能是一系列因素造成的。而贫困只是关乎于不能充分掌控产生基本社会能力的资源。其中，收入或对资源的权利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因此，一个人可能能力被剥夺，但仍可能不是穷人。

　　从能力的视角定义穷人不能完全不考虑收入问题。我们应该关心从收入和财富推导出的能力和功能。对资源的掌控和能力，这两者之间不能割裂地看待，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远不是那么简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将他们的收入和资源转换成能力及功能的才能也是不同的。这样，不同的个体就需要不同的资源来实现其基本能力。

　　任何以收入来衡量贫困的方法最好都能从能力的角度来构建。贫困线的确立应反映出人类实现基本需求的成本。但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采用的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或2美元）的标准，与通过能力来解决贫困的方法并没有保持一致。也就是说，这个标准并没有反映出一个人在实现基本能力时对资源掌控的不充分。根据每天1美元的标准，有的人收入超出了此标准，但这并不说明他具有实现收人依赖的基本能力。如果要实现减贫目标的话，确切地说，就需要新的衡量方法来定义贫困的内容及贫困的全球分布。

　　(李琳一译）

　　参考文献

　　Sen, A, K. 1985. Commodities and Capacities,Amsterdam: North—Holland.

 

全球贫困测量的新方法

Nanak Kakwani Hyun H. Son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贫困中心）

　　摘要：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确定一个基于食物需求的国际贫困 线，以确保全球最贫困的群体摄取充足的热量（卡路里）。根据消费 者理论，本研究提出了一个以热量摄取为标准的贫困线新方法。通过 采用这个方法，按照1993年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国际贫困线估算为1.22美元。根据这个衡量标准，2001年全球约有13.7亿贫困人口。同时，本研究也提出了对全球饥俄人口的估算，以全球人口的 13. 8%计算，2001年有6.87亿人面临饥饿问题。

　　1导论

　　贫困问题的全球估算对在全球范围内监测贫困水平和变化有重要的作用。深入分析国别贫困状况对了解贫困的性质、设计减贫战略来说更为有用，而测量全球贫困状况有助于提升优先考虑减贫问题的政治意识，也为各国提供一个参照。世界银行是估算全球贫困水平的主要机构。在1990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第一次介绍了对全球贫困估算的成果。报告以1985年的购买力平价(PPP)来衡量，选择以每天1美元为贫困线。使用PPP汇率，是因为他们考虑了未在国际上交易的货品和服务的当地价格。

　　之所以选择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因为它是能够获得贫困线的低收入国家中最有代表性的贫困线。这种贫困线被看作能够提供绝对的最低生活标准的水平，低于该标准则无法充分满足基本需求。基于这个贫困线，Ravdlion和 Chen (1997)估算世界有13亿贫困人口。

　　近期，Chen和Ravallion (2001)基于88个国家的297个家庭组成的扩展了的数据库，极大地提高了对全球贫困水平的估算。他们也估算过去一段时间全球贫困的变化趋势。新的估算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以大幅完善的1993年购买力平价汇率的消费为基础。这些汇率在国家覆盖面上优于之前的标准，以1993年的价格和消费组合为基础。

　　世界银行以1993年价格为基础，确定了新的贫困线为每人每天1.08美元，这是10个国家贫困线的中位数值：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坦桑尼亚、突尼斯和赞比亚。在计算全球贫困水平时，世界银行基于这个新的贫困线（仍是每天1美元）重新计算了全球贫困人数（Chen 和 Ravallion，2001)。

　　贫困线的根本思想是它应该体现出满足人基本需求的成本。然而，每天1美元（或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并未反映出实现人的任何基本需求所需的成本。之所以这么选择，是因为它是在20世纪80年代33个国家组成样本中典型的贫困线，仅包括了10个低收入国家。因此，确实需要对全球贫困水平的估算做出修正，从而把某些基本的能力纳人考察范围内（Sen, 1999).

　　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是充分获得营养的能力。根据Upton (1998)的表述，“获取充分营养”是反映生活质量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健康、住房、教育甚至是迁移都能从营养状态上得到体现，虽然不是以直接或是简单的方式来体现。这份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根据世界最贫穷人口摄取充分卡路里的食物需求来计算国际贫困线。基于消费者理论，研究提出了以卡路里为基础的计算国际贫困线的新方法。在确定贫困线时，研究使用了19个低收入国家（4个亚洲国 家和15个非洲国家）的单位记录数据。由于不同国家的调研是基于不同年份做出的，我们选取了可以得到的各国最新的调查数据。

　　国际贫困线是以19个国家为基础，利用了100多个国家开展的450多次调查构成的数据库，覆盖了全球中低收入国家93%的人口，用于测算全球贫困水平。

　　2购买力平价

　　购买力平价（PPP)汇率是确定具有国际可比性贫困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购买力平价汇率本质上是国家间生活指数的成本，用来帮助我们对不同国家的生活成本进行国际间的比较。例如，世界银行以1993年购买力平价美元(1993年不变价格）确定出的1.08美元就是适当的国际贫困线，再使用1993年的购买力平价转换率，我们可以通过所在国当地货币在1993年的价格来估算这一贫困线的同等价值。

　　假设我们希望估算某国有家庭调査数据的2000年的贫困率，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该国2000年的贫困线。使用1993—2000年间的通货膨胀率便可以轻松估算。因此，要用购买力平价汇率和国家消费者价格指数来估算全球贫困率。对全球贫困率的准确估算取决于购买力平价比率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准确性。

　　必须强调的是购买力平价汇率并非用于比较国际贫困水平；他们主要用于对比国家账户的总量。PPP汇率是基于一组商品的价格（但这组商品不代表穷人的消费商品价格）（Rao，2003)。更重要的是，商品和服务的PPP组合权重无法充分代表穷人的消费组合。

　　世界银行确定每天1美元贫困线标准是基于1985年的PPP汇率。近期，世界银行将基数调整为1993年的水平。PPP基数的改变对于贫困线以及贫困率带来很多影响。在这份研究中，我们使用了1993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表 1显示了1993年和调査年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利用这些价格指数来确定贫困线。该表也反映了1993年购买力平价汇率。

　　3世行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是如何确定的？

　　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使用1985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测量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并在此基础上第一次估算了全球贫困水平。世界银行以样本中 33个国家的具体贫困线为基础，得出每天1美元的结论。这些贫困线数据是从世行内外各类资料来源中获得的报告声明这些数据不能被认作是来自政府或银行的“官方”贫困线数据。其中许多是来自独立调研机构的估算结果。因此，这些贫困线数据是通过各类不同方法得出的。

　　表1消费者价格指数（1993年购买力平价汇率及国别贫困线)

 

（续）

　　来源：作者收集数据。

　　一些国家拥有一种以上的贫困线。例如，如果他们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有不同的贫困线，那么将选择最低贫困线。正确的方法是使用城市和农村地区人口的加权比例计算出加权后的平均贫困线。

　　选取的国家贫困线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定的。自此之后，许多国家修订了它们的贫困线（一些甚至改变了方法）。这就意味着基于80年代中期所采用的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可能不适用于新千年。

　　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被认为是代表了低收入国家的贫困线。很明显这一标准本应该从低收入国家样本中得出。但是世界银行所采用的33个国家的样本中，仅有10个是低收入国家。它包括了许多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德国、比利时、加拿大和美国。这些国家没有绝对贫困线，他们通常使用相对贫困线。

　　世界银行试图通过跨国半对数函数来得出国际贫困线水平，以1985年的购买力平价美元将一国的贫困线与人均个人消费平均数挂钩。由于计量分析未能得出合理的国际贫困线水平，世界银行之后决定采用观察该等式的散点图来确定贫困线。这种观察方法得出每月31美元的贫困线，从而得出著名的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世界银行认为每天1美元代表低收入国家贫困线的看法，缺乏强有力的基础来支撑。

　　4将购买力平价基数从1985年调整为1993年

　　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公布1993年购买力平价汇率，从国家覆盖范围上优于之前的指标，是基于1993年国际比较项目得出的价格和消费组合。新的购买力平价转换率现在适用于110个国家，之前《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库》提供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仅适用于60个国家。

　　虽然1993年改进后的新的购买力平价受到欢迎，但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按照1993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贫困线应该是多少，才能等同于以198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得出的每天1美元贫困线？1985年和1993年间美国通货膨胀率约是50% (每年5.5%)，这意味着1985年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等同于1993年每天1.50美元。世界银行并未采用这个贫困线，因为它超出了33个样本国中10个最低贫困线的中位数。1993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得出的10个最低贫困线的国家分别是盂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 基斯坦、坦桑尼亚、泰国、突尼斯和赞比亚。计算这10个国家的贫困线中位数为每天每人1.08美元。因此，世界银行按照1993年购买力平价美元得出新的国际贫困线是1.08美元，仍以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来代表这一水平。

　　许多批评人士指出世界银行降低了实际的贫困线。等价于1993年购买力平价得出的贫困线应该是1.50美元，而非1.08美元。世界银行反驳称无法通过简单地剔除1985年和1993年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变化来更新贫困线，因为购买力平价从1985年至1993年间，相对于美国来说，贫困国家的购买力平价出现贬值，这主要是由于出现新的可用价格数据以及计算购买力平价比率的方法得到完善。如果这种解释成立（还未提供充分的解释），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估算贬值幅度，再以1993年购买力平价来确定等价的贫困线。因此，1993年购买力平价得出的1.08美元不等于198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出原先的每天1美元。

　　每天1. 08美元是33个样本国中贫困线最低的10个国家的中值。它不能被看作低收入国家典型的贫困线；具有最低贫困线的国家不一定是收入最低的国家。例如，按照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突尼斯是相对富裕的国家，人均消费在8美元，但突尼斯也被纳入这10个国家之列。同样的，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也不是低收入国家。

　　5新的国家贫困线编制

　　正如之前章节所述，世界银行编制的国家贫困线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制定出的。从那之后，许多国家修改了他们的贫困线（一些国家甚至改变了测算方法）。这意味着基于80年代中期各国贫困线得出的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可能不适用于新千年。因此，调整国际贫困线十分重要，从而能够有代表性地体现近期低收入国家的贫困线水平。

　　为此，我们对样本中的19个低收入国家的国家贫困线进行汇总，样本包括15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4个亚洲国家。我们获取的国家贫困线来自于世界银行各类贫困评估报告。大多数贫困线的采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们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汇率，将国家贫困线从当地货币转换为购买力平价美元，参见表1。这些贫困线是表1的最后一行。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19个非洲和亚洲样本国中，大部分国家的贫困线都高于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出的1.08美元。只有三个国家——布基那法索、印度和尼日利亚的贫困线低于世界锒行的贫困线因此，每天1.08美元不是贫困国典型的贫困线。

　　在我们19个非洲和亚洲国组成的样本中，计算出的贫困线中位数相当于1.50美元（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因此，我们将1.50美元看作低收入国家典型的贫困线。世界银行1.08美元的贫困线显然是过低的。而且，世界银行使用的贫困线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定的，我们是根据90年代以后更近期的数据来确定的贫困线。

　　采用1.50美元的典型贫困线（TPL)后，我们基于世界银行的分类将6 个地区贫困人口的占比和总数加以统计，这种估算被称作是典型贫困线(TPL)估算。根据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水平，2001年10.98亿人处在贫困状态，但是TPL估算显示2001年贫困人口有18.65亿。因此，以更典型的低收入国家贫困线为基础，世界银行的估算与我们新的估算之间有很大的分歧。

　　表2 2001年各地区贫困人口的占比和数量

　　(续）

　　注：（1)世界银行的估算是基于每天1.08美元（1993年购买力平价）f (2)估算基于20世纪90 年代末期低收人国家的典型贫困线，

　　来源：作者收集数据。

　　6建议的基于消费者理论的方法

　　贫困线描述了所在社会每个人应该享有的最低生活标准。定义最低生活标准并非易事。但一个明显的方式是从一个普通人对既定商品和服务消费中实现的效用。假设存在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国际最低生活标准，由u﹡指代效用水平。任何人对效用的实际享受水平如果低于u﹡，将被认定为贫困。如果u﹡适用于所有国家,那么这种对贫困的估算将很明显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我们可定义如下的效用函数：

　　（1）

　　式中，qf和qn分别代表消耗食品和非食品类的数量向量；r是一个国家消耗卡路里的平均需求，n是用来衡量一国一些其他基本需求。对于存在极端气候的国家，n可能是额外的非食物需求，如更多对衣服和取暖的需求。

　　从公式（1）中明显发现如果所有国家的u﹡水平固定不变时，由办和 分别指代的食物组合和非食物组合将在不同国家中有所不同，因为由r和n衡量的各国基本需求存在差异。如果所有国家的基本需求不变，那么就存在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单一贫困线。

　　我们无法从住户调查中直接估算公式（1)的效用函数。然而，我们可以 间接对它的规模做出判断。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基于消费者理论制定了模型，帮助获得具有可比性的国际贫困线。附录中详细讨论了该模型。

　　在模型的帮助下，我们展示了基于食物购买力平价美元得出的卡路里成本是人们享用效用的单调递增函数。结果表明了引理1的陈述（附录介绍了对结果的验证）。

　　引理1:如果两个国家的人们拥有同样的卡路里成本（以食物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那么他们将享受同一水平的效用。

　　这个引理有重要的启示。它告诉我们如果在所有国家采用恒定的卡路里成本（以食物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来确定各国的食物贫困线，我们可以获 得具有国际可比性的食物贫困线。因此，一个国家卡路里需求乘以食物的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得出的卡路里成本，从而得出具有国际可比性的食物贫困线水平。各个国家获得的食物贫困线体现不同国家人们享受同样的效用水平。

　　我们在附录中示范的模型也说明，可以通过消费者理论引导出的食物和总体支出函数，获得非食物贫困线。用这种方式估算出的非食物贫困线在各国具有可比性，因为非食物贫困线反映了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个体的同一水平的效用。可以通过将食物和非食物贫困线相加，计算国际整体的贫困线。我们采用图1来描述这个过程。

　　图1的横轴表示效用水平，纵轴表示支出。图1画出食物支出函数和整体支出函数，从而说明消费者分别需要多少食物和非食物支出来获得既定的效用水平。这些支出函数是效用上的单调递增函数。C点是对应食品支出函数的食物贫困线。与C点相对应，我们获得X轴的B点，说明存在于食物贫困线的效用水平u﹡。在这一点，消费者将享受最低基本生活标准，并将满足卡路里需求。

　　与X轴的B点相对应，我们获得总体支出函数上的D点，得出BD是与效用水平u﹡相一致的整体贫困线。那么，很显然CD是非食物贫困线。从中获得的非食物贫困线将与标准的消费者理论相一致。注意这种计算非食物贫困线的方法与Ravallion (1998)采用不同方法得出的高贫困线相当。

　　Ravallion (1998)也建议测算非食物贫困线，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全部收入仅是达到最低食物标准，此人在非食物上的任何支出将被看作是基本的非食物需求。根据这种想法，非食物贫困线是家庭总体支出等于食物贫困线时家庭的非食物支出。在这一点上，家庭的收入仅够购买营养充足的食品组合，导致家庭在任何非食物上的支出都是绝对必要的。

　　在这个图中，E是总体支出等于食品贫困线时的点。在这点上，是非食物贫困线，将总是少于CD。非食物贫困线对应效用水平u﹡，而食物类贫困线对应效用水平u﹡。因此，食物类和非食物贫困线并不是体现同一水平的消费者效用。因此，我们认为Ravallion的方法与标准的效用理论不一致。我们建议使用CD作为非食物贫困线。



　　图1 非实物贫困线的确定

　　7测算基于营养标准的国际食物贫困线

7. 1卡路里需求

　　我们使用基本需求方法来确定食物贫困线。这种方法需要获得个人的卡路里需要（或需求）。必须强调的是这些需求取决于诸如年龄、性别、体重、气候条件和活动水平等诸多因素。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是主要关注世界上营养不良测量问题的机构，它给各国提出了卡路里要求。我们汇总了19个样本国的每人每天平均卡路里需求，表4的第一列即每人每天的卡路里需求。

7. 2卡路里成本和食物贫困线

　　一个家庭的食物贫困线由家庭卡路里需求乘以卡路里成本来决定。我们在第二节中介绍过，卡路里成本与效用水平是递增关系：效用水平越髙，卡路里成本越高。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知道了穷困人口的卡路里成本，也就得出了贫困人口的效用水平。在我们不清楚哪些是贫困人口的时候，如何确定他们的卡路里成本？我们采用以下的步骤：

　　首先，我们要确定卡路里成本如何随着以家庭人均消费来衡量的生活标准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我们按照家庭最终人均消费情况将人口分为五分位。最终消费定义为所有净现金和非现金支出的总和。我们为每个分位确立一个食物篮。

　　住户调查为我们提供了家庭中消耗各类食物的支出和数量。我们确定出五分位各类食物的平均支出和平均数量，我们得出五类食物组合（五分位各一种）。我们也能够获得转换卡路里的数量，这为我们提供了从这些组合中获得全部卡路里的数量。由于我们知道五分位总体的食物支出和食品组合获得的卡路里总数，通过将全部食物支出除以卡路里总数来计算出五分位的卡路里成本。表3给出了盂加拉国的卡路里成本。

　　表3孟加拉国每1000千卡的卡路里成本

　　来源；作者计算得出。

　　在孟加拉国，属于第一个五分位的人们要获得1 000卡的热量需要购买 7.62塔卡的食物。孟加拉国的卡路里需求是每人每天2080卡，所以孟加拉国家的平均食物贫困线是7.62×2080/1000,相当于每人每天15.85塔卡。这是孟加拉国的食物贫困线。

　　值得注意的是，卡路里的成本从较低五分位向较高的五分位有所增加。这个结果适用于所有国家。这支持我们模型的结论，即卡路里成本是生活标准的递增函数（由人均总消费来衡量)。

　　要对比各国的卡路里成本，就要把以本地货币计价的卡路里成本转换为购买力平价美元，用表1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汇率很容易完成换算。 孟加拉国第一个五分位中人们卡路里成本是41美分（以1993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由此推出孟加拉国食物贫困线是0.41×2 080/1000 (以1993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相当于每人每天85美分。在这些计算中，我们判断第一个五分位是合理的参考群体。对参考群体做出判断至关重要。采用第一个五分位作为参考群体表明每人每天85美分的食物贫困线是孟加拉国对食物绝对的

　　最低需求，低于这一水平将不可能满足基本的营养需求。

　　表4基于新的营养标准的贫困线（1993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

　　注：*每人每天„

　　来源：作者计箅。

　　在确定不同国家的食物贫困线时，模型显示我们应该对所有国家都采用同样的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卡路里成本。这就要求确保所有国家的最低生活标准都一样，表明食物贫困线在国际上具有可比性。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对贫困率进行国际比较，那么我们应该使用代表全世界水平的卡路里成本。这就需要计算世界各国的卡路里成本并计算卡路里成本中数。很明显，这个任务超越了目前的研究范围。在我们看来，这也是非常没有必要的。我们可以使用某典型低成本国家的卡路里成本。在我们的研究中，选择孟加拉国作为标杆国家。这种选择，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其他低成本热带国家详细的食物组合。因此，表4中19个国家的食物贫困线（以1993年购买 力平价美元计算）是通过各国卡路里需求乘以每1000卡路里41美分卡路里成本计算得出的。

　　8测算全球饥饿状况

　　我们对家庭饥饿的定义是该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满足基本食物需求。由于食物贫困线确定了家庭的最低基本食物需求，可以说如果人均总消耗低于食物贫困线，那么该家庭处于饥饿状态。而且，我们假设如果一个家庭处于饥饿状态，那么其所有成员也处于极度饥饿状态。在这些假设下，我们可以计算出处于饥饿状态人口的比例。

　　食物贫困线中位数是每人每天87美分（以1993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我们采用这一贫困线来衡量处于饥饿人口的比例。表5是估算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13.28%的人（即6.8578亿人）在2001年处于饥饿状态，挨饿的大部分人来自南亚和非洲地区。

　　表5 2001年处于饥饿人口的比例和数量

　　来源：作者计算。

　　9非食物贫困线

　　在第六节中，我们提到如果知道了食物贫困线，就可以利用消费者理论来测算非食物贫困线，从而考察各国具体的非食物基本需求。

　　消费者理论的基本需求是我们确定出非食物贫困线的某一点，在这点上家庭人均食物消耗等同于食物贫困线。我们利用以下非参数方法来计算各国的非食物贫困线。

　　首先计算家庭人均食物支出与100倍的食物贫困线的比例。当家庭的人均食物支出与家庭人均食物贫困线相等时，该比率将等于100。

　　（1）根据食物贫困线比率（i）使用家庭调査数据，按照升序对家庭排列。

　　（2）选择食物贫困线比率在95和105的家庭.

　　(3)计算这些家庭个体的平均非食物贫困线。

　　通过上述步骤得出以当地货币计算的各国的非食物贫困线。为了对非食物贫困线进行国际对比，我们需要将他们转换为购买力平价美元。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和购买力平价汇率将很容易完成，如表1所示。表4中列出了非食物贫困线（以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

　　10整体贫困线和贫困率

　　将各自的食物和非食物贫困线（以1993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相加,得出19个国家的整体贫困线。计算的19个低收入国家贫困线中位数等于每人每天1.22美元，从布隆迪的1.05美元到科特迪瓦的1.63美元不等。

　　表6采用以营养为基础的贫困线确定的贫困人口数量及比例

　　来源：作者计箅。

　　我们使用这个新的国际标准来测算全球贫困水平。测算结果见表6。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全球人口的26.43% (即13.65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生活在南亚地区。

　　11结束语

　　每个社会对最低生活标准都有其理解。严格地讲，我们不能对贫困率进行跨国比较，因为几乎不可能就各个国家都认同的普遍的贫困达成一致意见。

　　尽管如此，全球贫困测算的确在监测全球贫困水平和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估算可以作为强大的工具来提升公众对战胜贫困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意识。

　　世界银行基于国际可比标准对全球贫困进行估算的努力值得称颂。遗憾的是，世界银行在完善形成这一标准的方法方面关注不够。我们在本文中阐述了世界银行所采用的方法存在漏洞。为了确定最初的国际贫困线而制定的各国贫困线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而确定的。许多国家修改了这一标准，有的甚至改变了计算方法。因此，制定一种能够代表最接近低收入国家贫困线的国际贫困线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在研究中通过收集来自15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4个亚洲国家共19个低收入国家样本，来弥补这一缺憾。相对于世界银行1.08美元的标准，我们得出1.50美元的贫困线标准。采用这种贫困线，我们预计2001年全球大概有19 亿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这一数据也大大超出世界银行公布的11亿贫困人口。我们的估算是基于90年代中期在低收入国家普遍采用的更为典型的贫困线。

　　然而，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基于食物需求计算出国际最低贫困线，确保世界最贫困的人口摄入充足的热量。基于消费者理论，本研究提出新的方法，即以卡路里为基础的国际贫困线。采用这种方法，我们计算出1.22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根据这个新标准，2001年世界上有13.7亿人处在贫困状态。

　　本研究也对全球饥饿状况作出了估算。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满足基本的食物需求，那么则被定义为处于饥饿状态。根据此定义，6.87亿人受到饥饿困扰。很明显，这项估算对致力于实现减少全球饥饿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国际发展机构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的计算淸晰地表明必须努力完善估算世界贫困人口数量和比例的方法。事实上，要想更为准确地反映新千年全球最贫困人口的状态，世界银行亟须调整他们的贫困测算方法。

　　(李琳一译）

　　附录：建议的模型

　　本附录介绍了帮助得出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贫困线的模型。

　　假设pf和pn分别是消耗食物和非食物类的价格向量；之后，基于对待消费者的传统选择，我们求出效用函数最大值

　　（A1）

　　取决于预算限制

　　（A2）

　　这里x是消费者可以实现的全部支出或收入。假设所有国家都有如（A1) —样的效用，但是有不同的r和n。

　　求出最大值的过程是分别推导出食物和非食物需求的函数A(3),A(4)

　　(A3)

　　(A4)

　　这些等式是Marshalliam需求函数（Marshall，1930年），

　　将（A3)和（A4)代入（A1)，推出支出函数

　　(A5)

　　然后求在既定食物和非食物价格下，购买个人效用的最低成本。

　　接下来，将（A5)代入（A3)和（A4)推导出Hicksian食物和非食物需求等式(Hicks,1957)：

　　(A6)

　　(A7)

　　通过将u=u﹡(A6)代入（A6)和（A7)得出食物和非食物贫困线，分

　　别是

　　(A8)

　　(A9)

　　式（A8)和（A9)给出当国家的个体享受同一水平的效用u﹡时的食物和非食物贫困线。这些贫围线具有国际可比性，因此他们在各国保持同样的效用水平。问题是：我们如何定义u﹡以下是我们建议的方案。

　　食物贫困线应该满足摄入卡路里等于卡路里需求的条件。假设C是食物数量向量qf转换为卡路里的向量。C对各国来说是固定的，取决于该国人口正消耗的食物种类。C×qf是从食物组合qf获得卡路里数量，应该等于卡路里需求r。因此，使用（A6)，我们获得

　　(A10)

　　如果该等式适用于所有由外在确定的r，pf，n和pn，那么函数gr(u﹡， rpf , npn )应该不包括rpf和npn，它应该仅取决于u﹡。（A8)的食物贫困线将由以下得出

　　(All)

　　由于食物贫困线也可以写作卡路里需求和卡路里成本（是每卡路里食物的支出）的乘积，（All)即推导出卡路里成本函数，即

　　(A12)

　　因此，一国的卡路里成本取决于两个因素，食物价格和效用水平u﹡。卡路里成本是以该国本地货币计算。

　　购买力平价是将一国的当地货币转换为美元计算的价格。假设是国际食物价格的向量，购买力平价转化率k从以下公式得出：

　　(A12)

　　(A13)

　　其中ccost﹡= ccost/k《作是以食物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的卡路里成本。由于是国际食物价格（所有国家都一样），且是u﹡的单调递增函数，从（A13)中，以食物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得出的卡路里成本是人们享受效用的单调递增函数。这验证了第二节的引理1。

　　引理1:如果两个国家拥有同样的卡路里成本（以食物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那么他们将享受同一水平的效用。

　　正如第二节指出的，推理1告诉我们，如果在所有国家采用恒定的卡路里成本（以食物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来确定各国的食物贫困线，我们可以获得具有可比性的国际食物贫困线。因此，一个国家卡路里需求乘以食物购买力平价以美元计算得出的卡路里成本（CCOW )，从而得出国际上具可比性的食物贫困线水平（由P来指代)。

　　由于F﹡是购买力平价美元和食物购买力平价比率，我们可以以各国本地货币确定食物贫困线，由F指代。将F代入（All)，我们求解u﹡，即是食物贫困线所产生的效用水平，并且在各国保持固定值。而且，将u﹡代入 (A9),我们可以求解非食物贫困线NF，即以各国货币计算的非食物贫困线。采用非食物购买力平价转换率，我们得出了以国际美元计算的非食物贫困线。用这种方法估算的非食物贫困线具有国际可比性，因为他们为居住在不同国家处在贫困线的个体提供同一水平的效用。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的总和为总体的国际贫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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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银行.1990，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剑挢：剑桥大学出版社，

 

第二章有刺于穷人的经济增长与贫困

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概念与测量及国别研究案例

Nanak Kakwani

　　(国际减贫中心主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高级经济学家）

Shahid Khandker

(世界银行，华盛顿）

Hyun H. Son

(澳大利亚Macquarie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本文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使用利贫增长的概念，测量了贫困人口从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多大的益处。首先，我们用多种标准来鉴定各种定义和测量利贫增长的方法。选择测量利贫增长方法的一条重要标准是它要满足单调性原则。所谓单调性原则，就是指贫困随着利贫增长而按比例单调性地下降，即贫困的减少是利贫增长的单调递增函数。本文提出的利贫增长测量方法就满足这样的单调性原则。这个测量方法被称为“贫困等值增长率”，它既考虑到发展的程度，也考虑发展带来的利益如何在贫因和非贫困人口之间分配，并满足单调性原则。在争取快速减贫的过程中，应该力求贫困等值增长率的最大化，而不是单纯增长率的最大化。我们把本文中提出的测量方法应用到三个亚洲国家，韩国、泰国和越南，以实例说明。

　　1引言

　　目前，发展最重要的目标是减贫，它可以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来实现。自20世纪90年代，发展政策的重点转移到了如何让穷人在发展中获益。

　　人们逐渐达成共识，发展本身对减贫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个好办法，除了经济增长，收入与资产的再分配政策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强调分配与减贫或许可以带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均衡的同步提高。的确，发展、不平等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和相互关联的。

　　主流发展经济学家广泛持有的观点是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可以在社会各领域自动扩散。这就是著名的滴漏假设，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主流观点。用相似的方法，最近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总的来说可以减少贫困。这些研究中，Dollar和Kmay (2002)的论文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篇文章基于跨国回归的数理方法，只描述了发展与贫困间的一般规律。当国家间的巨大差异被忽略时，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在一般规律下隐藏了不少至少在短期内随着经济增长国家反而更贫困的例子。这些具体情况在回归分析中是无法体现出来的。

　　增长与不平等的关系被广泛争论。Simon Kuznets在1955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中通过跨国分析发现了人均收入与不平等之间呈倒U形的关系：人均收入增加，不平等状况开始恶化随后好转。主要的推动力量被认为是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从贫困、生产效率低下的传统部门转向生产效率更髙更现代

　　的部门。这个假设得到了大量的研究支持包括Kravis (1960), Oshima(1962), Adelman 和 Morris (1971)，Paukert (1973)，Ahluwalia (1974, 1976)，Robinson (1976)和Ram (1988)。但是，当用质量更好的数据模型 对单个国家进行测量时，Kmzmrts的倒U形模型受到了挑战，似乎并不存在 (Anand 和 Kanbur, 1984； Fields, 1989; Oshima，1994; Deininger 和 Squire，1996)。例如Deininger和Squire (1996)对假设进行了全面的检验，而后证明在单个国家不存在倒U形曲线的证据。

　　总之，增长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也会受到不平等的程度和变化的影响。利贫增长与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增长、贫困和不平等。对于 如何定义及测量利贫还没有达成共识，这个问题吸引了学者和发展工作者大量关注的目光。利贫增长的讨论来源于分配优先的讨论，该讨论于20世纪70年代由Chenery 和Ahluwalia 提出。Chenery和 Ahluwalia (1974)“增长的再分配”模型被认为是对于整个利贫增长讨论的开端，以及对滴漏假设讨论的髙峰。近来，利贫增长的理念也体现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有广泛基础的增长”一词中。由于那时尚未定义过这个概念，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项目中它被冠以“利贫增长”的名称。

　　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贫困等值增长率（PEGR)”的测量利贫增长的方法，它不仅考虑了发展的范围，还考虑了贫困人口从增长中获得的利益。它反映出部分减贫是PEGR的单调递增函数，PEGR越大，减贫的程度就越大。 因此，将PEGR最大化表明减贫效果最大化。本文从一系列加总可分解的贫困测量法中得到PEGR包括 Foster-Greer-Thorbecke (1984 )和 Watts(1968)的测量。

　　本文由九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从实践的角度提供了从各种不同的途径定义和测量利贫增长。它讨论了不同途径定义和测量利贫增长的优点和缺点。第三部分描述了加总可分解的贫困测量方法。第四部分主要谈了 贫困等值增长率这一概念的正式起源。第五部分分析讨论了为什么不同国家间的减贫情况不同。第六部分解释了如何计算新的利贫增长测量法。每七部分列出了数据来源及本文中使用的概念。第八部分说明了韩国、泰国和越南的经验。第九部分包括了一些结论。

　　2利贫增长的分类

　　国际机构通常认为，利贫增长是一种有益于穷人的，并且给他们提供了改善经济条件机会的发展，可这个定义模糊并且对测量减贫或政策效果几乎没有指导意义。虽然对利贫增长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没有达成共识，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和发展工作者中引起了广泛关注。近来，一些研究试图定义并测量利贫增长。包括 Kakwani和 Pernia (2000) , McCulloch等（2000)，Ravallion 和 Chen (2003)，以及Son (2003)。这些研究都有各自的优点和局限。

　　这些测量方法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区别：①使用利贫增长的广义定义还是狭义定义；②在严格方法下使用相对方法还是绝对方法；③是否要求一个确定的贫困线和贫困量（部分还是完整路径）；④是否满足“单调性原则'

　　狭义定义与广义定义

　　世界银行对利贫增长的定义是广义的。它的定义是如果增长导致了贫困的减少就是利贫增长（不论减贫的程度有多么）（Ravallion，2004)。在这一定义下，贫困人口可能只得到了增长带来的一小部分益处，但它仍被称为利贫增长。在本文中，如果贫困人口比非贫困人口获得的利益少，就将这种情况描述成滴漏。从字面上看“减贫”应该是贫困人口获益更多，而不是比非贫困人口获益少。世界银行的定义太宽泛了，将大部分增长都归于利贫的。

　　其他对于利贫增长的广义定义更奇特，它强调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减贫的同时不平等的减少。研究包括McCulloch和Baulch (2000) , Kakwaani和Pernia (2000)以及Son (2003),它们都要求对利贫增长的测量应考虑贫困的减少和不平等状况的改善。

　　本文中使用的狭义定义进一步将利贫增长分为相对的和绝对的。当经济的增长使贫困人口受益比非贫困人口更多，即使用相对的概念。这里还包括一层意思，当增长减少了贫困时，也改善了相对不平等状况。这个定义可以看成是从相对的角度，因为它包括了相对不平等的减少。反之，如果贫困人口受益的绝对量等于或髙于非贫困人口的绝对量，则利贫增长是绝对的。在这个定义下，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绝对不平等会减少。事实上，这是实现减贫的最髙要求，因此被称为是“超级减贫战略”。

　　当增长是消极的，贫困发生率普遍会上升，但是，也有可能消极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减贫的效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不平等状况改善产生的效果大于消极经济增长对贫困产生的负效果的时候。消极增长情况可以被称作是“强减贫效应”。当消极增长提高了贫困发生率时另一种发展情形发生，这被称作是“不利贫增长”。尽管在增长的过程中不平等状况得到了改善。进一步地，如果贫困和不平等在消极增长中变得更糟糕，这种不利贫的情况被称为是“非常不利贫”。

　　局部方法还是完整方法

　　局部方法是一种在没有划定贫困线和贫困量的情况下来判断增长是否利贫 的方法。Ravallicm和Chen (2003)提出的测量方法就属于这一类，他们的利贫增长的定义部分基于一阶优先条件。相似的，一个由Son (2003)提出的利贫增长测量方法，也可以被归为局部方法的，因为这其中增长是否减贫（或不利减贫）是由随机优势曲线决定。这种路径的局限性表现在如果一阶占优条件没得到满足，人们就无法判断一个发展过程是利贫的还是非利贫的。所以这种从一阶条件派生出的路径称为“局部方法”。在这个局部方法下有时无法对发展的模式下结论。另一个局限是局部方法并没有对减贫的程度提供答案。换句 话说，局部方法没有告诉我们一种发展过程比另一种发展过程的减贫效果好多少。

　　全面方法总能告诉我们一种增长方式是否是减贫的。McCulloch和Baulch (2000)、Kakwani 和 Pernia (2000)、Ravalli on 和 Chen (2003)的研究都是基于全面方法的。与局部方法不同，全面方法对发展的过程进行了完整的划分。全面方法下增长的过程是根据利贫增长的比率或指数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曲线。为了完成全面方法，尽管需要划出贫困线和贫困的测量方法。在选择贫困线和贫困测量方法时不可避免地需要价值判断。本文中PEGR法可以认为是全面方法。

　　单调性条件

　　单调性原则表明减贫的程度应该是利贫增长率的单调递增函数。由于减贫 有赖于经济增长和在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之间进行分配利益，增长本身对减贫而言是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这表明在增长与减贫之间没有单调性关系。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能和减贫建立直接联系（或者是单一性关系）的测量方法来表明减贫不仅要考虑增长还要考虑如何在社会各个人之间如何分配。满足了单调性原则的测量方法才能建立减贫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McCulloch和Baulch (2000)为利贫增长提供了一个测量方法，称之为偏向减贫的增长（PBG)。由Kakwani (2000)提出的对称贫困分解的方法中有一项是测量不平等程度的，PBG就来源于这一量度的负值。PBG并不总是满足单调性原则。PBG的值越高并不意味着减贫效果更好，因为贫困总是由增长的效果决定。因此，PBG只有在假设增长效果恒稳的前提下才能满足单调性原则（这是不太可能的）。

　　Ravallion和Chen的利贫增长测量法也违背了单调性原则。因为在初始阶段他们假设利贫增长测量使用了数字整合以达到贫困人口比率（见附表)。最后，他们的测量方法并没有使用贫困率。

　　Kakwani和Pemia (2000)提出一个测量减贫程度的指数。这个指数称为 利贫增长指数（PPGR)，它源于整体减贫和分配中性的减贫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个关系可由贫困弹性来表示，当增长利贫时，弹性会大于1。PPGR的值在增长存在滴漏和贫困严重化时分别定义。与PBG相似，PPGR仅仅是个并不强调单调性的指数。

　　虽然PPGI测量了增长带来的收益在贫困与非贫困人口之间分配，但它并没有考虑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在本论文中提出另一种利贫增长测量方法，称为“贫困等值增长率”（PEGR)，它解决了 PPGI测量法的局限性。而且PEGR满足单调性原则。它的正式推导方法在第四部分中写出。

　　3加总可分解的贫困测最方法

　　贫困可以定义为人们受到绝对剥夺的概念。一个人如果无法享受到社会上其他人都能享受的最低标准的生活条件，那么他就受到了绝对剥夺。假设个人x收入是一个由分配函数F(x)决定的随机变量。z表示用于测量社会最低生活标准的贫困线。如果一个人的收入比z低，那么他就受到了绝对剥夺。如果他的收入大于等于那么他就没有受到任何剥夺。H=F(z)是受到绝对剥夺的人口比例，因为他们的收入比社会最低生活标准要低。H测量了社会中贫困发生率，被称为“贫困人口率”。

　　贫困人口率是对贫困的粗略测算。它假设每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受到的剥夺都相同，它没有考虑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要衡量贫困程度，笔者定义个人收入为x的人受到的绝对剥夺程度为

　　如果x﹤z,如果 x≥z      （1）

　　其中P(z,x)，为z和x的（0）齐次函数，P、z、x须满足以下

　　条件：



　　一阶条件为负，表明剥夺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二阶条件为正值则表示剥夺程度的下降速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单调增加。社会的贫困程度由全社会平均受剥夺程度决定，社会贫困指数可表示为

　　（2）

　　其中f(x))为收入分布的密度函数,θ即为加总可分解的贫困指标的一般形式。

　　(3)

　　将等式（3)替换到等式（2)中，就获得了 Foster, Greer和Thorbecke (1984)提出的一系列加总可分解的贫困度量指标的一般形式。其中α表示度量不平等的参数。

　　已有贫困文献中大量的贫困测量方法都可以看做是等式（2)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其中Watts (1968)提出的贫困测量法与Theil(1967)的不平等测量方法直接相关，满足了一个完备的测量方法应具备的所有条件。它可由以下等式表示：

　　(4)

　　其中考虑了贫困人口受剥夺的严重程度。

　　4贫困等值增长率

　　经济增长如何影响减贫？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测量对减贫产生影响的因素。减贫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经济增长速度，增长越快，减贫效果越好。增长的同时还伴有不平等方面的变化；不平等的状况的增多，增长对减贫的效用会下降。为了测量这两个影响，我们将等式（2)变为

　　（5）

　　由假设P (z，x)=0可得：如果个人收入等于贫困线，他就不会受到任何剥夺。

　　假设x (p)是p%人口的收入水平，等式(5)可以写成

　　（6）

　　其中是在p百分位的人口的收入水平。假设L（p）是洛伦兹函数，它表示如果将收入由低到高进行排列其中处于最低的人口所拥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根据Kakwani (1980),我们可以写成

　　(7)

　　式中，表示社会上的平均收入，L,(p)是洛伦兹函数的一阶导数。对等式（7）取对数，并求微分，得到



　　直接得到

　　g(p) = r + dln(L,(p))   (8)

　　式中r= dln(μ)是平均收入下的增长率。将（8）代入（6）得到

　　H

　　(9)

　　其中

　　(10)

　　是贫困对增长的弹性Kakwani (1993)，即在增长不影响收入分配的前提下（即在增长的过程中，社会中每个人分享的利益份额相等），平均收人每增加一个百分比所带来的贫困变动的百分比数，弹性通常是负的。

　　等式（9)两边同时除以r，得到

　　(11)

　　其中是总贫困弹性，并且

　　(12)

　　测量减贫对不平等的影响，它告诉我们增长过程中不平等的变化如何影响贫困。如果增长过程中不平等变化减少（增加了总体贫困，则增长是利贫的 (或不利贫困）的。因此，如果贫困的总弹性比贫困对增长的弹性大（或小），则增长是利贫（或不利贫的）。 

　　现在是时候引入贫困等值增长率了 (PEGR)。所谓贫困等值增长率就是变量r﹡的一个特定的取值，称为r﹡。在增长速度是广的情况下，不管增长有没有带来不平等格局的变化，减贫的程度都是一样的。减贫的实际比率由δr决定，其中5是总的贫困弹性。如果增长是分配中性的（不平等状况没有发生变化），增长速度r﹡所引起的那部分贫困变动百分比ηr﹡应该等于δr，因此PEGR用r﹡表示为

　　（13）

　　式中，是利贫困指数（pro poor index) (Kakwani 和 Pernia， 2000)。这个等式表示当r﹡比r大（或小）的时候，增长是利贫的（或不利贫的）。若r﹡处于0-r之间，则虽然在该增长过程中贫困人口不断减少，但同时该社会中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当贫困人口得到的利益比非贫困人口少则这种情况称为滴漏过程。

　　进一步的，增长可以被定义为“超级利贫”如果，当增长的利益由社会中每个人平等分享，是贫困对增性, 。

　　在这种情况下，利贫增长被定义为绝对的，贫困人口获得的绝对利益比非贫困人口多。在这一方法下，在增长的过程中，绝对不平等会下降。为了实现利贫增长，这种绝对方法需要设立最强的要求。

　　但是，当r﹡是负数时，在增长的过程中贫困率上升。在增长过程中，严重的收入不均等对减贫工作的负面效应超过了增长对减贫的正面效应。Bhag- wati(1988)称之为贫困化增长。他举了一个例子，较富裕的农民得到了新种子，提高了产量，降低了价格。相比之下，较贫困的农民无法得到新技术，他们的产量无法提高，收入下降。因此，绿色革命可能加剧贫困。但这种情况可能很少，因为从长期看来，贫困农民也能获得这项技术。更常见的情况是，贫困的农民也会从增长中获益，只是比富裕人群获得的少。

　　在经济衰退时，r<0，贫困率一般会上升，但是如果不平等状况改善，贫困也可能会下降，这时r﹡>0，我们将其称为强有利于贫困人口的经济衰退。如果r﹡处于0〜r之间，衰退是减贫的，在这种情况下，贫困人口增多，但贫困人口比非贫困受到的伤害小。如果7处于0〜r﹡之间，衰退是不利贫的，在这种情况下，贫困人口增多，贫困人口比非贫困人口受到的伤害多。

　　PEGR提出的是均衡增长率是怎样的。进一步的，可以发现减贫成效是r﹡的递增函数：r﹡越大，减贫的效果越好。因此，r﹡最大化，减贫的效果就能实现最大化。这表明一个国家的表现应该由减贫等值增长速度的基础决定而不是由经济增长速度来决定。

　　为了使我们的表述更清晰，假设一个国家总贫困弹性是贫困对增长的弹性 的2/3。由等式（13)，我们发现这个国家虽然经济增长9%，与减贫等值的增 长速度只有6%，减贫有效的增长速度与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相差3%,该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利贫的。如果总贫困弹性比贫困的经济弹性大20%，那么该国实际经济增长9%时，减贫等值增长速度是10.8%，这表明增长是利贫的，因为减贫的有效增长率比实际经济增长率髙1.8%。

　　根据等式（6)和（10)，(13)可以写成

　　(14)

　　这表明PEGR是对收入增长率在每个百分点的加权平均，权重由测量贫困使用的方法决定。因此r﹡可以用于计算任何贫困测量。Foster，Greer和 Thorbecke的贫困测量标准，当时由以下等式决定

　　(15)

　　当α=1,我们根据PEGR得到贫困距比率是



　　它表明每个贫困人口分得的增长r﹡的比重与他的收入相一致。这表明广在贫困人口中与收入分配完全无关。

　　PEGR对Watts贫困测量法使用等式代入等式(14)，得到

　　（16）

　　事实上是由Ravallion和Chen (2002)提出的利贫增长指数。他们用另一种方法推导出了这一指数，它只与Wans的贫困测量法有关。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围绕所有的加总可分解的贫困测量法。

　　5如何计算贫困等值增长率

　　前一章我们对贫困变化的多种情景进行了事前分析。在分析中，我们用了一条假设，那就是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在洛仑兹曲线所有的节点上都表现为等比例的上升。但是洛仑兹曲线实际上可以发生无数变化，所以这样的假设是没有普遍性的。如果有前后不同两个时期的家庭住户调查的数据，我们可以进行事后分析。这一章我们讨论怎样用任意两个时期的单位数据来评估PEGR的方法。

　　通常使用的贫困指数θ可简单表示为一个由一系列自变量，如贫困线z平均收人μ以及洛伦兹曲线L (p)决定的函数，即



　　假设收入分布在最初和最后的年份分别有平均收入μ1和μ2和伦兹曲线 L1(p)、L2(p)。对总贫困弹性可以被假设为



　　式中，可以由决定，是对平均收入的增长率的 假设。

　　对PEGR由以下公式估计 (17)

　　是贫困的增长弹性，需要满足等式（11)

　　(18)

　　是对减贫的不平等效果的估值。Kakwani (2000)贫困分解方法可以用于计算和，用以下公式：

　　（17）

　　和

　　（18）

　　能永远满足等式（18)，这个方法可以用来估算等式（2)的整个贫困测量法PEGR。

　　贫困的部分减少等于，等于（19)式的命。由于一般是负的（除非），减贫的范围是的单调递增函数，越大，两个时期的减贫程度越大。因此，最大化相当于将减贫的程度最大化。

　　6数据来源以及概念的使用

　　韩国的数据来源于一项被称之为家庭收入支出调查（FIES)的国家级家庭调查，这项调査每年由韩国国家统计办公室完成。这些家庭调查都是单元记录的数据，主要服务于1990—1999年的研究。这些调查包括城市地区超过 2000个的样本家庭中有关收入及消费的信息。我们利用了由1994年韩国医疗及社会事务（KIHASA)研究所开发的一揽子最低生活成本(Minimum Cost of Living, MCL)作为贫困线。我们还计算了首尔和其他城市的不同生活成本，从而改进了这条贫困线。通过利用首尔和其他城市的独立消费指数，其他年份的贫困线进行了改进。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我们利用了韩国的一条特殊的贫困线，这条贫困线测量了韩国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所以，这里计算的贫困是不能够和其他国家的贫困发生率相比较的。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分析韩国贫困的变化以及经济增长是如何影响贫困的。

　　泰国的数据来源于1988—1998年的社会经济调查（SES)。这些SES数据都是单元记录的数据，每两年由泰国国家统计办公室公布一次。这份调査是一份国家范围内的调查，包含了所有的私人住户、城市地区永久性非机构性住户 (non-institutional households residing permanently in municipals)，医疗区域以及村庄。但是，它并没有包含那些暂住在旅店、合租房、寄宿学校、军队、寺院、医院、监狱或者其他这类型机构的人口。SES包含了从1988—1998年 的超过17000户的住户信息。

　　在估算贫困方面，这篇文章选用了泰国的官方贫困线。这条贫困线考虑了特殊物价指数，以及由于家庭规模和组成的不同而造成的个体需求差异。

　　越南案例主要是利用的是1992/1993—1997/1999年间越南生活标准调査 (Vietnamese Living Standard Surveys, VLSS)的数据。不同的是，1992/ 1993年的越南生活标准调査包含了4800个样本家庭，1997/1998年的调査访问了5999个住户。以上这些构成了生活标准测量调査（Living Standard Measurement Surveys, LSMS)，该调查提供了每户家庭的总消费信息。这份研究中所利用的是贫困线分别是1992—1993年的人均年收入1 160. 842越南 盾和1997—1998年的1793.903越南盾。在估算韩国、泰国、越南的贫困时，我们采用的是人均福利消费支出，这里的人均消费支出表示人均总消费支出与人均贫困线的比率。.

　　1三个国家的案例

　　正如表1中所示，在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贫困等值增长率总体上大于实际增长率，尤其是在粮食危机以前。例如，贫困等值增长率在1996—1997年为9%，但是当时的实际年增长率仅为1.8%。这反映了什么？这表示，在危机之前，正如减贫的结果所显示的那样，受益的穷人比没有受益的穷人高出很大的比例。韩国的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39.6%下降到1997年的8.6% (Kakwani和Son, 2000)。1996—1997年的这种快速下降主要得益于两个方 面：第一个因素是，韩国那时的经济增长率大约是每年7%〜8%;第二个因素是，韩国的不平等逐渐下降，这种下降促进了减贫，并且使得经济增长向正面发展。

　　表1韩国贫困等值增长率（PEGR)



　　图1韩国贫困等值增长率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1997—1999年的实际增长率变得比PEGR高。这说明，危机对穷人的负面影响要比对非穷人的影响大。这种结果是可以预测的，因为穷人在这种不可预测的危机面前更加脆弱。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建立一种持久性的社会安全网络，这种制度可以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保护社会中的脆弱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1999年，经济出现了一个复苏的迹象，贫困人口率从1998年的19%下降到了1999年的13.4% (Kakwani, 2000)。除了这个好的迹象，我们的结果显示，增长的过程并不利贫。从1998—1999 年的正向增长中分离出的福祉来看，流向非穷人的福祉确实比穷人的比例髙。 更加有趣的是，我们的结果指出，与非穷人相比，穷人整体上很少在复苏阶段受益。在穷人中，极端贫困者受到的利益稍微多一些。这并不是违背逻辑的，因为针对危机，韩国政府迅速通过社会福利项目采取了相应措施，还包括公共就业项目以及临时性的生计保护。由于极端贫困者在经济危机期间大量失业，所以，公共就业项目对于极端贫困者的作用尤为明显。类似的，这些临时性生计保护措施（基于收入经济情况调查）的实施对这些极端贫困者同样重要。

　　表2泰国贫困等值增长率（PEGR)



　　图2韩国贫困等值增长率

　　泰国在1990年代的增长经验是什么？ 1988—19犯年，泰国的增长并不是利贫的（表2，图2)。在这一阶段尽管有接近于10%的年经济增长率，与非穷人相比，增长的过程并没有使穷人受益。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在那时期，不平等的上升所引发的负面影响与经济增长正面影响相互抵消，实际上，它超过了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1990—1992年，流向极端贫困者利益比例要比流向穷人的少得多：PEGR变小，这是因为，贫困测量对于最穷的人所享受的福祉更为敏感。

　　1992—1996年，当PEGR超过实际增长率时，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所以，1992—1996年的增长被认定为是有利于穷人的，因为，受益的穷人比非穷人多。这种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源于高速增长的正面作用以及这一时期的不平等下降。

　　1996—2000年，泰国的经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如预期的一样，危机造成的经济社会影响极为负面：当人均福祉增长以年均近1%的速度下降时，贫困发生率从1996年的11.4%迅速上升到2000年的16.2% (Son, 2002)。正如表2所示，这场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延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在1998—2000年，它对极端贫困人口的影响更为严重。与韩国不同，泰国政府在危机中并没有对极端贫困人群和脆弱人群采取果断的保护政策。

　　虽然，泰国政府几乎没有实施建设社会安全网的项目，但是，金融危机已使政府清楚地认识到现行的社会体系应如何在危机中发挥作用。从这次危机中看，政府应该针对国家社会安全网的建立及发展直接作用，并且需要相当大的努力。因为传统的家庭支持系统，尽管在危机之初是有弹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弹性会由于源源不断的经济社会变化以及城市化进程所引发的需求增加而逐渐减弱。传统家庭的应对机制与非正式的安全网络在这种大的危机中是有局限的。

　　表3越南的贫困等值增长率：1992/1993—1997/1998

　　表3列出了越南的实证结果。在1992 —1997年，PEGR始终高于人均消费的年增长率（总实际增长率为5.02%)。这表明，越南在这一阶段的增长是利贫的，受惠的穷人比非穷人多。贫困强度指数的PEGR高于贫困距率及贫困发生率的PEGR。这表明，在1992—1997年越南的增长，对极端贫困的人群是有利的。类似的，城市与农村的增长都是利贫的。这是因为，根据基尼系数的估算，城市和农村地区在享有高增长率的同时，不平等也是下降的。城市的基尼系数从1992/1993年的35.07%下降到1997/1998年的34.17%，农村的基尼系数同样呈现出下降趋势，从1997/1998年的28.86%下降到1992/1993年的 26.42% (Son,2003)。

　　在过去的20年中，越南成为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结果显示，越南1992/1993—1997/1998年的经济发展过程是利贫的，即受惠的穷人大于非穷人。这主要来源于8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改革，被称之为DoiMoU改革最早发生在农业领域，GDP增长的近40%与就业的70%归功于这些改革。最初，国家的改革重点是为集体农场减负，通过长期租赁的形式重新分配土地给小农户，停止对商品及服务的价格管控。这样，商品及消费的补贴消除了，公共领域也规范了（Dollar和Litvack，1998; Weinns, 1998)。此外，改革的作用还包括了稳定通胀及推行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 (Dollar, 2002)。这一系列的改革为国家在1990年代的髙速增长铺蛰了道路， 同时也使减贫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8总结

　　本文提出了一种测量利贫增长的方法，这种方法被称为“贫困等值增长率”。贫困等值增长率作为一种加总可分解的测量方法——包括FGT及瓦特测量。这种测量不但考虑了增长的量级，也考虑了增长的利益在穷人及非穷人中的分配方式。本文认为，新的测量符合单调性原理，贫困成比例的减少是贫困等值增长率的单调递增函数。因为，贫困等值增长率满足单调性的条件，于是，为了得到快速的减贫效果，应追求贫困等值增长率的最大化而非实际增长率的最大化。

　　贫困等值增长率采用了一种严格的定义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的方法，这种方法考虑到了增长过程中不平等的改善及贫困的减少。更多的是，作者利用相对、绝对的方法对贫困等值增长率进行分类。本文已经正式推导出这些相对、绝对的测量方法。当不平等下降时，受益穷人大于非穷人，这时相对的概念就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与非穷人相比，穷人的收入也许会快速增加，但是，他们的绝对收入仍旧很低。相反，绝对概念发生在穷人得到的绝对利益等于或大于非穷人的绝对利益时，在这种概念下，绝对不平等有望在增长的过程中下 降。事实上，绝对方法在衡量增长是否利贫上是要求最高的，所以被称为“超级有利于穷人”。

　　这篇文章使用的方法已经能够在一些亚洲国家开展，包括韩国、泰国以及越南。总体而言，韩国和越南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出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模式，而泰国的增长则不利于穷人。另外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显现于一些实证分析。第一，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韩国和泰国都经历了金融危机，从这场危机中看，国家需要在建立并长期发展社会安全网方面做持续的努力。虽然，韩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迅速展开了一系列建立社会安全网的活动，但是，这场危机显示出一种需求，那就是，社会安全网需要在持久性的基础上才能展开。这场危机使人们意识到，家庭应对机制以及传统的家庭支持系统并不能将人们从这样大规模的危机中隔离开来。第二，正如越南经验所显示的，一种“再分配增长”战略在实现强增长及减少贫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再分配政策，例如土地改革，需要设定经济及政治条件以保证接下来的经济增长不会高度不均衡 (Adelman, 1975)。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包括韩国及处于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的台湾地区。

　　(刘安、张晓颖译）

　　附录

　　在这一节的附录中，我们使用一个假设的例子，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证明了 Ravallion和Chen的（2003)关于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假设将违反他们的基本公理1: 公理1:测量需要与贫困转变的方向一致，因为，正（负）利贫增长率显示了贫困的减少（增加）。

　　违反公理表明，减贫的量级并不一定是利贫增长的减函数。

　　Ravallion和Chen的估计如下：

　　（A1）

　　其中，Ht-1表示在t-1期内的人口比率，这一指数来源于以下等式：

　　（A2）

　　其中，W表示瓦特贫困测量

　　为满足公理1，时须

　　其中



　　而以上等式并不一定总能成立，因为等式（A2)并不可得等式（A3)

　　(A3)

　　所以，Ravallion和Chen(2003)的利贫指数估计将违反公理1，这表明，减贫的量级并不一定是利贫指数的减函数。

　　表A1是一个假设的例子，其中给出了 20个人的福利水平。假设贫困线是100。从表中可知，穷人的比例从50%下降到35%,但是瓦特测量从20.3%上升到了22.8%。Ravallion和Chen所计算的利贫增长指数为11.3%，这说明，Ravallion与Chen的指数相悖于基本公理1。这同样表明，Ravallion与Chen的指数最大化并不一定导致减贫的最大化。这种单调性属性通常能被利贫增长测量所满足。

　　表A1 —个假设的例子

　　注：R-C利贫指数：Ravallion Chen利贫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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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减贫：初始条件的重要性

Hyun H. Son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经济学系）

Nanak Kakwani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减贫中心）

　　摘要本文重点考察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关系如何随经济发展及不平等的初始水平而发生变化。本研究借助贫困弹性的思路，衡量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影响程度，并通过一些命题阐明经济发展及收入不平等的初始水平对减贫具有显著影响。同时也论证了增长和不平等的初始条件可以用来解释发展和不平等之间的均衡问题。文中还推导了理论弹性，并用其计算出了需要实现使贫困发生率减半这个千年发展目标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增长率。

1  前言

　　减贫巳经成为发展的中心目标，它可通过经济增长和/或收入分配的方式实现。如何让穷人从增长中受益的议题巳成为20世纪90年代制定发展政策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目前被普遍认可的是单纯的增长并非减贫利器。重视增长的同时，收入和财产二次分配等政策日渐变得更为重要。同时关注分配和减贫的政策方针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平等都具有促进作用。

　　有证据表明提高人均收入可以全面减少贫困（Fields, 1989； World Bank, 1990；Roemer和Gugerty，1997)。近期一些研究试图利用贫困增长弹性的思路进一步量化贫困对经济增长的反应。贫困弹性衡量了人均收入每变化1%所引起的贫困变化的百分比。关于这一点，Ravailion和Chen (1997)以 62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做了国家之间的回归分析研究。研究表明，平均而言，人均收入每增加1%会令生活在惯用贫困标准（每天1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下降3.1%。此外，他们还发现如果用更低的贫困线水平增长弹性将会更高，意味着增长可以使所有穷人受益，但是极端贫困人群比一般贫困人群受益更甚。其他采用不同方法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包括Deininger和 Squire (1996), Rormer 和 Gugerty (1997), Timmer (1997)，以及 Gallup、Radelet和Warner (1998)。

　　然而，增长与贫困的关系不像利用国家数据回归分析中描述的那样简单。而且，增长贫困弹性不仅在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同时还取决于回归估计中的贫困测量方法。这也许可以通过不同国家具有不一样的初始条件这个事实来解释。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及收人不平等的初始水平各不相同。初始条件如何影响减贫程度？ Bouguignon (2002)近期尝试将贫困增长弹性与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初始水平联系起来以回答这个问题。他的分析基于收入分配或者支出服从对数正态分布的假定。

　　本研究在Bouguignon (2002)的推动下，得出了关于衡量经济增长对减贫影响程度的贫困弹性的一些分析结果。研究通过几个命题证明了经济发展及收入不平等的初始水平对减贫有显著影响。同时证明了增长和不平等对于贫困的平衡考虑可以用发展和不平等的初始水平来解释。文中还推导了理论弹性，并用其计算出了需要实现使贫困发生率减半这个千年发展目标的亚洲国家的增长率。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导出有关经济发展及不平等初始水平的各种贫困弹性；第三节研究发展与不平等的均衡如何随发展及不平等的初始水平变化；第四节对关于第二节的结论进行经验分析；第五节选择一些亚洲国家展望了其至2015年贫困状况的前景；最后一节总结本论文的主要结论。

　　2贫困弹性和初始条件

　　本文的分析是基于Foster-Greer-Thorbecke (FGT)(1984)提出一种常用的贫困测量方法：

　　(1)

　　其中，a为不平等规避参数。注意x是个人生活水平的量值，z是贫困线。

　　贫困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平均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当平均收入增长减少了贫困时，不平等程度增加则加大了贫困。当不平等程度恒定时，贫困对平均收人变化的反应可以通过贫困增长弹性衡量。贫困的衡量可用如下的公式表



　　'其中，是社会平均收入，是衡量相对收人分配的劳伦茨曲线。是总人口最低端的100xp人群所享有的那部分收人的百分比。贫困的 增长弹性定义为：

　　（2）

　　是在给定用劳伦兹曲线衡量的收入不平等水平的情况下，贫困对增长率变化1%的百分比响应程度。增长弹性始终是负值。

　　衡量贫困增长弹性的量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够告诉我们，当不平等 水平不变时，增长对于减贫的影响程度。这个弹性在各国之间差异很大 (Liptcm和RavalHon，1995),什么原因可以解释这些差异？原因之一就是国 家的经济发展初始水平。

　　命题1:对于所有类型的贫困测量方法来说贫困增长弹性 (除贫困发生率之外）随经济发展初始水平单调递减。

　　这个命题的证明见附录。这个命题有重要意义。说明倘若在增长过程中不平等不变，那么经济发展初始水平越高，给定增长率的减贫效果就越好。这也就意味着减贫在较富裕的国家比在较穷的国家容易得多，即使这两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相同。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因为增长弹性具有衰退性质，所以在不平等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可以提升减贫速度。

　　接下来，我们想知道经济增长对极度贫困的影响是否与对一般贫困的影响不同。极度贫困的人是那些收入远低于贫困线的穷人。附录给出证明的命题2回答了这个问题。

　　命题2:贫困增长弹性随α单调递减。

　　这个命题意味着a值越大，给定增长率的减贫程度百分比越大。随着a值增大，收入远低于贫困线的最贫困人群得到的权重越大。这会导致减贫的比例更大。因此，减贫过程中极端穷困人群能相对于一般穷人获得更多的由增长引致的益处。也就意味着如果增长是对穷人有利的，那么该增长对极度穷困人群会更有利。

　　命题1突显出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增长是减贫的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倘若劳伦茨曲线测定的收入不平等不随增长而改变，那么经济增长会让贫困减少的百分比日益增加。然而，经济增长也同时伴随着不平等的增大或减小，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的变化会在解释增长与贫困相互关系时起到重要作用。

　　测量不平等对贫困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因为分配中的不平等可能有无限多种情况。不可能得到把所有不平等的变化（例如基尼系数的变化）加总起来的简单公式。为了探讨不平等对贫困方面的影响，我们需要在劳伦茨曲线中设定 更精确的转换。

　　Kakwani (1993)做出一个简单的假定，即整个劳伦兹曲线是根据一个差 值的恒定比例而变化的，即总收入纳入到每个阶层的实际收入份额与均等收入份额的差值。这导致贫困Pa对于基尼系数的弹性测量在分析中是可处理的，也许可称之为贫困不平等弹性。

　　命题3:贫困不平等弹性&只有当贫困线低于平均收入时才是正数。

　　直观地，如果平均收入不变，随着不平等增加，贫困也增加。正如命题3 显示的那样，这个条件只有当贫困线低于平均收入时才能满足。如果贫困线比平均收入髙，我们可能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即不平等增加也可能减贫。这种结果的直观解释如下：

　　当任何从低于平均收入的人群到髙于平均收入人群的收入转化发生时，不平等加剧。因为贫困线是髙于平均收入的，这样的收入变化将导致如下情形，即一些人可能跨越贫困线而导致贫困减少。

　　这个结果意味着贫困线永远不应该超过平均收入。对于大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每天2美元标准的贫困线以1993年的购买力水平计算，转化为当地货币后超过了人均消费水平。因此，一天2美元的贫困线在许多的发展中国家不适用。

　　贫困不平等弹性如何随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变化？命题4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命题4的证明见附录)。

　　命题4:贫困的不平等弹性随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单调递堆。

　　命题4意味着给定基尼系数增量的情况下，平均收入的初始水平越高，贫困的增加越多。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如果同时伴随着不平等的增加，则可能导致贫困增长的比例逐渐递增，正如增长不会导致不平等水平发生变化一样。因此，更快的增长可能会导致减贫更慢，甚至贫困加剧，这都取决于不平等上升了多少。

　　如果某种增长可以减少不平等从而使穷人获益相应的比富人多，可称之为利贫增长。参考命题4，如果可以实现利贫增长，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较为温和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减贫速度加快。

　　对比一般的穷人,不平等的增加如何影响极度贫穷的人？命题5来给出答案（命题5的证明见附录）。

　　命题5: 随α单调递增。

　　这个命题意味着α值越大，对于给定的不平等增加值，贫困增加的百分比就越大。这就意味着不平等增加对极度贫困的人的伤害要比对一般穷人多。也就意味着利贫增长让极度贫困的人受益大于一般的穷人。

　　接下来，我们评估不平等初始水平在研究减贫时的重要性。

　　命题6:贫困增长弹性随不平等初始水平单调递增。

　　命题6 (证明见附录）说明不平等初始水平越髙,增长弹性的绝对值越小。因此，在增长时期，对比不平等初始水平高的国家（如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国家)，减贫在那些不平等初始水平低的国家（如大多数的亚洲国家）效果会更好。这个结论与大量的研究结果一致，包括RavalUon的研究（1997)和 Timmer的研究(1997),这些研究都表明了国家的减贫增长弹性随基尼系数 初始值减小（增大）而变大（变小）。这些观察结果说明较高的不平等不利于减贫。增长与贫困关系的相笑结论是基于增长过程中不平等不变这样一个假设。如果不平等发生变化，增长与贫困的相互关系就更加复杂。

　　命题7:贫困不平等弹性随不平等初始水平单调递减。

　　命题7 (附录给出证明）说明不平等初始程度越高，由不平等增加而导致的贫困增加则越小，由不平等增加而导致的贫困减少则更大。这多多少少是让 人有些意外的结果。也就意味着一个不平等初始程度高的国家即使是采取利贫增长政策，也可能无法实现快速减贫。同时也意味着当国家不平等初始程度高时，不平等增加对贫困的负面影响会很小。因此，如此糟糕的髙不平等初始水平在某种情况下也许不算太坏。通常，较低的不平等初始水平对减贫更有益。

　　总贫困弹性用来衡量当不平等也可随增长发生变化时增长对贫困的影响。也正是总贫困弹性才真正衡量着经济增长对减贫的作用程度。总贫困弹性究竟与增长弹性和不平等弹性有何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把贫困的比例变化写成如下形式：

　　（3）

　　除以平均收入增长率得出如下的总贫困弹性：

　　(4)

　　其中，

　　同时，

　　测量增长率每变化1%时贫困变化的百分数，而λ测量增长率每变化1%时基尼系数变化的百分数。当λ是正值时，增长过程中不平等增加；当λ是负值时，增长过程中不平等相应减少。按照Kakwani和Pemia(2000),如果λ是负数，增长是利贫增长，若λ是正数，则是利富增长。方程式4说明我们可以如下定义一个利贫系数：

　　（5）

　　这个利贫系数是总贫困弹性与贫困增长弹性的比值。当>1时，增长是利贫增长，意味着穷人受益相应的比富人更多，也就是，增长结果的二次分配有利于穷人。这将是最优的结果。当0<<1时，尽管增长仍是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但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利贫（也就是，增长结果的二次分配不利于穷 人)。这样的情形可称为“涓滴”增长。如果<0时，经济增长实际上会 导致贫困增加。这样的情形可称为“贫困化”增长（Bhagwati,1988)。

　　命题8由方程式（2)和命题1、4直接推导得出。

　　命题8:假如埔长是利贫的，总贫困弹性随经济发展初始水平单调递减。

　　命题8说明假如增长是利贫的，是减少不平等的，那么经济发展初始水平越高，减贫的作用就越大。这也暗示了较富裕的国家减贫效果要比较贫穷的国家好很多，即使这两个国家实现相同的增长速度和相同的不平等减少量。如果增长不是利贫的，那么可能减贫和经济发展初始水平之间就不存在单调关系。

　　命题9由方程式2和命题6、7推导得出。

　　命题9:假如埔长是利贫的，总贫困弹性随不平等初始水平单调递增。

　　命题9指出假如增长是利贫的，那么不平等初始水平越高，减贫的作用就越小。这个命题意味着髙不平等初始水平的国家要比低不平等初始水平的国家减贫效果小，即使这两个国家能够实现同样的增长率和相同的的不平等减少量。如果增长不是利贫的，那么减贫和不平等初始水平之间可能不存在单调关系。这个引理指出采用利贫政策不但对减贫有短期影响，同时也有长期影响。在短期影响方面，因为利贫增长使得贫困弹性的绝对值更大，所以直接影响着减贫。从长远来看，它在国内减少了可使贫困弹性绝对值增大的不平等水平， 从而获得更大规模的减贫。

　　3增长和不平等的均衡与初始条件

　　第2节阐明了不平等变化对贫困的影响。我们已经证明如果增长的过程中不平等增加，那么这种增长就不是利贫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当平均收入保持不变时，贫困会增加。

　　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多少增长来抵消不平等增加对贫困产生的不利影响。这涉及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均衡。在本节中，我们试着用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初始条件推导出一些与增长不平等均衡相关的命题。

　　在方程式（3)中，最右边的项衡量增长对贫困的影响，右边第二项考察 基尼系数变化对贫困的影响。令贫困变化百分比总量为零，得出Kakwani (1993)提出的增长与不平等均衡指数（）。

　　（6）

　　指数表示为平衡基尼系数增长1%所需要的平均收入增长的百分数。这 意味着增长不平等均衡指数越大，采用那些降低不平等的利贫政策的收益就越大。

　　命题10: 随α值单调递增。

　　命题1.0 (证明见附录）说明，对比于对一般的穷人，利贫政策对极度贫困的人更有益，因为随着a值增加，那些收入远低于贫困线的人就获得了更大的权重。

　　命题11:增长与不平等均衡指数随经济发展水平单调递增。

　　附录里有这个命题的证明。该命题说明使不平等减少的利贫政策对于那些具有较髙经济发展初始水平的国家更有效。对于这个命题合理的解释是随着平均收入增加，不平等弹性相比增长弹性会以更快的速率增加，也就表明了利贫战略可以更好地促进减贫。

　　命题12:增长与不平等均衡指数随不平等初始水平单调递增。

　　这个命题（证明见附录）说明当不平等初始水平较高时，使不平等降低的政策在实现减贫方面更有效。Limdberg和Squire (2000)发现了这样的政策，包括贸易开放、良好的政府财政政策、土地平等分配，这些政策不仅有利于增长，同时有利于减少不平等。如果一个国家有很高的不平等初始水平，那么通过采用减少不平等政策获得成功的概率更髙。

　　4贫困弹性的经验估计

　　在先前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与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的初始水平相关的多种类型的贫困弹性。在本节中，我们给出这些弹性的经验估计值。目的是了解这些弹性随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初始水平变化的速度有多快。在计算这些估计值时，我们假定收人分配符合双参数对数正态分布（Aitchison和Brown,1966)。

　　表1显示了用贫困发生率、贫困差距比和贫困强度比衡量的贫困估计值。产生的这些估计值用来作为基尼系数和平均收入的替代值（平均收入用贫困线的百分数表示）。

　　正如表1所显示的，基尼系数越小，减贫速度就随平均收入变化越快。图 1显示，基尼系数从30K增加到50%可以给减贫速度带来显著变化。这预示着较高的不平等初始水平可以极大地降低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影响。对于给定的平均收入水平，贫困发生率通常随着基尼系数增大，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即，当平均收入是贫困线的80%时，随着基尼系数从20%增加到40%,贫困发生率从78.9%减少到74.9%。这一结果可以看作是与直觉相反的。因为在给定的收入水平，贫困预期随着不平等的加剧而上升。此外，如前所述，当贫困线超过了平均收入，这种情形就可能发生。因此，应当强调指出，贫困线绝不能超过平均收入。

　　表1不同平均收入水平及不同基尼系数初始值下的贫困水平

　　(续）

　　图1贫困发生率对应的平均收入和基尼系数初值

　　表2显示的是贫困增长弹性。增长弹性随平均收入递减，随不平等递增。这样的结果表明一个低平均收入初始水平的国家有可能减贫过程更加缓慢。比如，当平均收入初值是200 (这时贫困线是平均收入的2倍）、基尼系数是30%时，贫困发生率的增长弹性是2.8。当平均收入初值升髙到300时，增长弹性减小到-3.9%。因此，我们可以说国家越穷（平均收入初值低），减贫越困难。

　　快速而持久的经济增长会增加国家的平均收入，反过来会降低贫困增长弹性，从而导致更快速的减贫。因此，假如不平等初始水平低，并且增长过程中不平等水平不发生任何变化，那么减贫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加速。

　　表2贫困的增长弹性

　　表2也显示出贫困增长弹性随着不平等的初始水平快速增加。比如，当基尼系数从30%增加到50%时，增长弹性仅变化了-1%。因此，当不平等初值增大时，减贫增长的效果会快速下降。



　　图2贫困发生率的增长弹性

　　这个增长弹性是偏弹性，它衡量分配不变时增长对贫困的影响。为了把分配的变化考虑在内，我们需要计算不平等弹性，即当不平等变化1%时贫困变化的百分数。表3报告了这个弹性的估计值。

　　表3显示出不平等弹性随着平均收入初始水平单调递增：国家越穷，不平等弹性越小。如果经济增长同时伴随着不平等的增大，较为富裕的国家受到的不利影响将较穷国更多。然而，增长过程若是利贫的，也就是增长的同时不平等下降，较富裕的国家将会比较穷的国家实现更大程度的减贫。

　　表3贫困的不平等弹性

　　(续）

　　表3也显示了贫困差距比的不平等弹性大于贫困发生率的不平等弹性，小于贫困强度比的不平等弹性。这意味着利贫增长对极度贫困的人比对一般的穷人更有益。也同时意味着利富增长对极度贫困的人的伤害也比对一般的穷人更严重。

　　不平等弹性随着不平等的初始水平快速下降：不平等初始水平越高，不平等弹性对贫困的影响越小。当增长过程同时伴随着不平等增加时，那么最好是有较髙的不平等初始水平。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较髙的不平等初始水平可能害处没那么大。然而，如果增长是利贫的，那么对于同样的增长程度，不平等初始水平低则减贫更快。

　　因为增长弹性和不平等弹性受经济发展与不平等初始条件影响不同，我们不得不考虑总贫困弹性，以此衡量增长对贫困的全部影响。

　　正如公式（3)所示，为了能够计算总贫困弹性，我们需要知道；λ值（即平均收入的不平等弹性）。我们不能以推理为基础说出λ的符号和大小。增长和不平等的相互关系已经被大量的研究论述过。增长与不平等的讨论可以追溯



　　图3贫困发生率的不平等弹性

　　到众所周知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在赛门•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1955年那篇著名的文章中，他以国家截面数据为基础，发现了在人均收入与不平等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即随着个人平均所得升高，平等状况先变坏，然后再变好。推测其主要驱动力，可能是因为劳动力从一个贫穷的产量较小的传统的生产部门转移到产量较大的、有分工的现代部门而发生了结构变迁。虽然大量研究支持了他的假说，但近期关于增长和分配发展的著作倾向于拒绝先前关于均衡的研究结论。比如，1996年，Deininger和 Squire进行了一个综合性假说检验，使用了包含108个国家关于基尼系数的682个高质量的观察结果数据，就单个国家并没有证据证明倒U型曲线的存在。

　　还有研究，比如Dollar和Kraay (2000)，表明通常增长是分配中性的，减贫是由增长而不是由不平等的变化所驱动的。也就意味着增长并不会伴随着不平等程度的变化（λ值为0)。从公式（3)我们可以证明贫困的变化是取决于贫困增长弹性的大小。如果确实这样，那么增长会以适当的上升速度减少贫困，因为随着增长增加了国家平均收入，贫困增长弹性变小，从而反过来加速减少贫困。因此，即使很小的增长速度最终也能够快速地实现减贫。但这样的情形还没有发生过。许多国家尽管有着相当好的增长速度，但高贫困发生率仍 在持续。这该如何解释？对于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就是多国样本分析只是揭示了平均趋势，而单个国家的经验可能相差极大。增长与不平等的关系不显著并不意昧着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分配中性的。

　　方程式（3)显示出不平等对贫困总量的影响是由λ和的乘积决定的表明即使λ很小，也有可能对贫困有很大的影响，要取决于的大小。为了理解它的大小的含意，假设λ= 0.5，计算总贫困弹性，结果显示在表4中。

　　表4非利贫播长时的总贫困弹性

　　很明显，增长在减贫方面的效果减小了很多。贫困弹性不随平均收入的初始水平单调递减。而是在平均收入等于200 (占贫困线的百分比）之前一直减小，之后开始增大。因此，增长并不是以逐步增加的速率减少贫困。随着不平等初值变为40%或者更大时，弹性的绝对值变得非常小。基尼系数较大时，弹性甚至变为正值。

　　表4显示，总贫困弹性对于收入和不平等的初始水平相当敏感。因此，发现具有相同增长率但减贫速度差别极大的现象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不一样的不平等水平。国家层面回归分析仅得出了弹性平均值，而隐藏了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真正需要的是详细的国别案例研究，这些研究能够揭示增长的本质（不管是利贫的，还是利富的），以及揭示如何使增长有利于穷人而实现快速减贫。



　　图4非利贫增长时的总贫困弹性：贫困发生率

　　5至2015年的贫困前景展望：选定亚洲国家的国别研究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问题是在未来的15年间，一些亚洲国家的贫困前景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5年贫困减半是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内容之一。实现从1990年到2015年贫困减半需要的年度经济增长率是多少？取决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初始水平。这个增长率在不同国家会有很大变化，这也是本节我们最感兴趣的部分。

　　表5显示了部分亚洲国家1900年时的贫困支出指标。常用的贫困线是把当地货币支出数据转换成美元，并经过购买力平价修正得到的每天1美元和每天2美元的线。使用贫困发生率衡量贫困，也即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因为不同国家的初始条件非常不一样，所以各个国家的贫困弹性也差异很大。要计算实现减贫目标所需要的增长率，则需计算每个国家的贫困弹性。这些计算基于人均消费符合双参数对数正态分布的假定完成。如果我们有每一个抽样家庭的人均消费记录数据，那以上的假设就不是必须的了。

　　表5选定亚洲国家1990年的贫困指标国家

　　来源：Chen 和 Ravallion (2000) 0

　　因为试图得到在接下来15年内需要达到的增长速度，我们就需要长期的贫困弹性。计算长期弹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随着经济增长，每个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逐年都在提高，一方面使得增长弹性下降，另一方面不平等弹性上升。因此，我们要利用增长弹性下降和不平等弹性增加的比率来计算总贫困弹性。表6中显示的是长期总贫困弹性的估计值。

　　表6贫困弹性：贫困发生率

　　(续)

　　我们在三种情形下计算了这些弹性值：第一种情况是增长为分配中性，也就是增长过程中不平等程度不发生变化，从而使社会中每一个个体从增长中获得同样 比例的收益。利贫情况是增长速度每增长1%，基尼系数减小0.3%。反过来说，利富的情况或者说非利贫的情况是增长速度每增长1%，基尼系数增加0.3%。

　　可以看出，对于不同的情形贫困弹性值差异很大。利贫情况得到了最大的贫困弹性。比如，在利贫增长情形下，韩国的弹性值是-9. 8，在利富情形中却变成了-1.3。国家越富裕，不同情形下的贫困弹性差距就越大。

　　表7显示出每个国家为了实现贫困人口减半这个千年发展目标所必需的增长速度。正如所见，这些增长速度不是特别高，尤其是在利贫情况下。应该强调的是这些是25年的长期增长速度。许多国家也许不能实现长期的持续增长率。就拿印度来说，40年间平均年度消费增长率仅为0.4%。如果不平等相对于增长率以更大的比例增大，那么所需要的年度增长率将大出很多。

　　表7至2015年实现贫困减半所需要的埔长率

　　6结论

　　我们分析论证了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初始水平对减贫的重要性。说明了贫困的增长弹性随初始发展水平单调递减。也就是说，在分配中性的假定下，对于给定的增长速度，较高的发展初始水平可带来更大的减贫效果。因此，可以说在不平等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将会由于贫困增长弹性递减的自然属性而导致贫困按递增的比例减少。如果增长过程像一些国家间回归分析研究中指出的那样，是遵循分配中性的，那么即使很小的增长率也将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大幅度地减贫。这在现实中还没有发生过。很多国家尽管有着很好的增长率，但大范围的贫困仍在持续。这意味着增长与减贫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由此而论，我们的研究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另一些国家具有相似经济增长表现，却成功地实现了更成功的减贫。

　　本文的重点是测量不平等的变化对贫困的影响。直观地说，假定其他条件保持不变而不平等程度提升，那么贫困也应该增加。本文解释了这个结论只有在贫困线低于平均收入时才成立，因此表明贫困线永远不应该超过平均收入。对于大多数低收人发展中国家，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按1993年购买力平价转换成当地货币后，超过了个人平均消费。因此，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在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不适用。

　　本文也说明了对于一个给定的基尼系数增加值，平均收入初始水平越高，贫困增加也越多。这说明较快的增长可能导致贫困减少得较慢、甚至是增加，这取决于不平等上升多少。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实现利贫增长（也就是可以减少不平等的增长），那么即使是较为温和的经济增长，也一样可以加速减贫。这表明与具有较高增长率但却是非利贫的增长相比，利贫增长即使速度温和，也可能对减贫有更大影响。这些与减贫过程中增长和再分配的争论有关，其重要性经常被忽视。本文的方法帮助我们在不平等加剧的快速增长和不平等改善的较慢增长之间做政策选择时，理解争论的深刻含义。

　　令人惊讶的是文中显现出来的结果是不平等的初始水平越髙，当不平等继续增加时，贫困增加的程度越小，而降低的程度越大。这个结果的含义是具有髙不平等初始水平的国家即使采用利贫政策可能也无法实现较快的减贫。但也意味着当国家的不平等初始水平高时，不平等增加对于减贫相反方向的影响也会很小。虽然通常较低的不平等初始水平对减贫更有益，然而在某种情况下高不平等初始水平可能也不算太坏。

　　最后，还用文中推导得出的理论弹性计算了选定的一些亚洲国家为实现从1990年到2015年贫困发生率减半这个千年发展目标所需要的年度增长率。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所需的增长率并不高，尤其是在利贫情况下。这些是25年期的长期年增长率。很多国家长期面临实现快速增长的问题，对于这样的国家较 好的政策选择可能是瞄准长期持续增长率（即使是适度温和的增长率），这样可以让穷人受益至少与富人一样多。

　　(武黎明译）

　　附录：命题的证明

　　命题1:对于所有类型的贫困测量方法来说贫困增长弹性圮（除贫困发生率之外）随经济发展初始水平单调递减。

　　量值的增长弹性已由Kakwani (1993)推导得出，表述如下：

　　（A1）

　　因为是α的单调递减函数，对于所有a>0的情况，>都成立， 所以当a>0时，等式右侧始终为负数。

　　式（A1)中对的求导可得



　　根据命题2，该结果为负数。命题1得证。

　　命题2:贫困增长弹性随α单调递减。

　　容易写出



　　由于对于所有a > 0的情况，>，也就意味着对于所有a， < 都成立，所以始终为负数。命题2得证。

　　命题3:贫困不平等弹性只有当贫困线低于平均收入时才总是为正。

　　根据Kakwani (1993)，如下给出所有类型贫困Pa对基尼系数的弹性

　　a=0

　　，   a≥1（A2）

　　仅当> z时，才始终为正。命题3得证。

　　命题4:贫困的不平等弹性 (对于α>1的悄况）随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单调递增。

　　式（A2)中对的求导可得



　　鉴于命题2，≥z时，结果始终为正。命题4得证。

　　命题5: 随a单调递增。

　　由方程式（A2)可得，

　　由于对于所有α≥1,都有->0成立，因此可得，-结果为正值。命题5得证。

　　命题6:贫困增长弹性咖（对于a ≥1的情况）随不平等初始水平单调递增。

　　式（A1)中对G求导可得



　　根据命题5的结论可知结果为正。命题6得证。

　　命题7:贫困不平等弹性随不平等初始水平单调递减。

　　同样，式（A2)中对G求导可得

　　公式可以写成，



　　根据命题5的结论可知结果为负。命题7得证。

　　命题10: 随a值单调递增。

　　在公式（6)中套用公式（A1)和（A2)，得出FGT贫困测量法对应的均衡指数，如下：

　　（A3）

　　公式可以写成，

　　结果始终为正。这证明了命题10。

　　命题11:增长与不平等均衡指数队随经济发展水平单调递增6

　　式（A3)对求导可得

　　结果可被证明始终为正。命题11得证。

　　命题12:增长与不平等均衡指数随不平等初始水平单调递增。

　　最后，式（A3)中对基尼系数求导可得



　　根据命题5的结论，对于所有a ≥1的情况，等式结果始终为正。命题12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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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贫式增长、社会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关联：

巴西近年来的经验

Nanak Kakwani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贫困中心）

Marcelo Neri

(FGV社会政策中心；IBRE和EPGE)

Hyun H. Son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贫困中心）

　　摘要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本文对相关研究做出了两个贡献。

　　一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益贫式增长衡量方法，它将平均收入增长率和收 入不平等联系了起来。在这种联系下，如果因为不平等缓减（或加 剧）使增长率获益（或受损），增长就可界定为是益贫（或反贫）的。 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一个考察增长模式、劳动力市场绩效和社会政策 之间各种关联的分解方法。经过分解，人均收入增长可由劳动力市场 四个因素来解释：就业率、工作时数、劳动力参与率以及生产率。我 们还估测了各种非劳动收入对不同模式增长的贡献。之后，用所提出 的方法对巴西1995—2004年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本 文以人均收入为基础，考察了巴西相关社会指标的变化，揭示了劳动 力市场的负绩效与社会政策改革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目标现金转移 支付项目的推广和更具益贫性的社会保障福利金项目的实施。

　　1导言

　　在结构改革方面，巴西的情况一直都很独特，特别是贸易自由化，启动比较晚，几年前才展开。其他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就启动了开放市场的进程，而巴西却是在90年代初期才开始。抑制通胀方面也是如此: 墨西哥在80年代中期就实施了各项稳定经济的措施，阿根廷是90年代初期，而巴西成功稳定物价是1994年以后。

　　1960—1995年，巴西通货膨胀全球最高。自80年代初起，遏制通胀成为巴西公共政策的核心。从那时起，巴西陆续实施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并建立了三项稳定经济的支柱：1986年的Cruzado计划、1990年的Collor计划以及 1994年的Real计划。其中，仅有Red计划在遏制通胀方面成功发挥了作用。Real计划属于一种“汇率主导型稳定”计划，这一类型的计划旨在促进消费繁荣，遏制衰退。然而，为稳定经济而髙估货币币值增加了巴西应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如墨西哥危机（1995)、亚洲危机（1997)和俄罗斯危机（1998)，等等。

　　1999年，巴西货币贬值，诱发了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重大调整，到目前仍可看到其影响。例如：①采用浮动汇率制；②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③实施财政责任法，约束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及类似机构，但税负规模有所增加，从199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10%上升到2005年末的38%。这里要注意，髙实际利率和公共支出膨胀导致巴西公共债务持续增加，达到国内生产总值50%的水平，并减缓了增长的进程D

　　在社会事业方面，1995—2004年，最低工资实际增长75%，到2006年，增长100%。最低工资同时也是各项现金转移支付政策的基准单位，标定了各项福利金及其获取资格的标准，特别是社会保障福利金。1995年，社会保障支出已占巴西社会支出总额的50%和国内生产总值的11%。1998年，社会保障收入政策发生了变化，进行了累进收益调整，但并没有引起特别关注，因为它并不需要作出任何结构性改革。2000年以来，随着减贫基金的设立，巴西逐步实施了一些从中央政府扩展到人类发展指数水平较低的市县政府的项目。目标和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如Bolsa-Escoki项目以及当前实施的 BolsaFamilia项目）的推广，是要将补偿性成分和结构性成分结合起来。2001年以来，各种安全网的建立和推广在许多方面产生了益贫效果。不过，新一代收入政策的社会效应并未得到充分评估，因为社会保障福利金改革的通过并未引起关注，而且目标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的推广是逐步进行的，相对较晚。

　　在过去25年中，以人均收入为基础衡量的各种社会指标（如不平等、贫困和社会福利）的变化反映出巴西宏观经济环境显著的不稳定性：直到1994年，不稳定性仍在加剧，相继采取的稳定经济的各种努力也未奏效。尽管1995年以来的不稳定主要由外部冲击的到来（和消退）所造成，但同期逐步推广的目标现金转移支付缓减了经济剧烈波动和增长缓慢带来的社会后果。

　　如人们一般所认为的，巴西的减贫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增长能否带来显著的减贫效果取决于很多因素，如通胀、外部冲击、失业、最低工资以及社会政策，等等。其中，一个受其他所有因素影响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有研究表明，在收人和资产分配更平等的情况下，贫困对增长更为敏感。由此，社会越平等，增长就会越快。长期以来，巴西因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而在全球范围内颇受非议（英国国际发展部，2003；Li等，1998； Psacharopoulos, 1991)。在20世纪60年代短期内急速攀升后，1970— 2000年，巴西的不平等一直居高不下（Langoni，1973；Bacha和Taylor，1978；Hoffman, 1989；Bonelli等，1989; Barros等，1992; Ramos, 1993；Barros等，2000)。然而，在近些年，该国不平等程度逐步下降。长期严重的不平等实际上可能阻碍了巴西经济的更快增长。这里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有机结合将会带来更快且效果更显著的减贫。

　　本文提出并在巴西应用了一种增长与益贫式增长的核算方法，该方法可解释劳动力市场因素如参与率、就业、失业、生产率和教育回报变化的状况。我们测算了这些因素对各种增长模式（由人均收入水平和分布所反映）的影响。同时，还用这一方法测算了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査各项收入的增长模式，特别是社会保障福利金和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我们计算了研究期内实现益贫式增长而拓展相关重要公共现金转移支付项目额外的财政成本——收益率，从而最终揭示上面所讨论的各种劳动和非劳动收入对总体人均增长和益贫式增长的贡献。

　　我们的实证研究集中于价格相对稳定但外部冲击频繁的1995—2004年这一时期，我们认为，对这一时期进行研究，其结果更具代表性且更可靠，已有研究对此涉及较少。在1995年之前，常见的短期急速通胀的同时发生名义收入通缩的状况相当复杂且难以预测。选定价格指数、权重及滞后期往往是武断的决定，会影响平均实际收入。因为要对在不同时间点进账和官费的收入进行名义调整，所以通胀会影响不平等的衡量，从而产生错误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考虑解释1998年和1994年巴西通胀与不平等峰值同时出现的因果关系，还要关注测量误差。

　　1995年开始的这个时期没有出现Real计划稳定经济后见到的劳动力市场繁荣与贫困缓减(Neri,1996; Rocha,2003；Barro等，2000)。但是在这一时期的2001—2004年，巴西的收人不平等有所缓减，降至过去25年间的最低水平(Neri, 2005； Ferreira 等，2006；Soares, 2006)。20 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失业高峰过后，劳动力市场有所恢复，尤其是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各个因素对人均收入的水平及其分布变化的影响将在本文后面分析。我们要研究的另一重要问题是一个新的收入政策体系的建立与推广，它没有推翻旧体制，而且以由中央政府资助的新的目标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为基础。

　　本文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导出经不平等处理后的益贫增长率；第三部分列出使用家庭调査计算益贫增长率的实证步骤；第四部分提出一个将益贫式增长与各种劳动力市场因素联系起来的分解方法；第五部分将展示增长、不平等和贫困的变化；第六部分将讨论巴西经济制度及社会事业方面的变迁；第七部分和第八部分将分别展示益贫增长率及其分解分析的实证结果，以夏普里分解为基础；第九部分将考察各关键因素对不同增长模式的贡献；第十一部分将讨论巴西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第十二部分将得出结论。

　　2益贫增长率

　　假设x是个体实际收入，属随机变量，密度函数为/Cr)。由此，总体实 际收入均值可表示为：



　　一个国家在提高平均生活水平方面的绩效可通过增长率γ来衡量，见下式：

　　(2)

　　经济增长对不同个体的影响不尽相同。Kakwam和Pernia的研究显示，如果穷人从增长中获得了比富人更多（或少）的收益，那么这种增长就是益贫式（或反贫式）增长。据此，一个益贫的增长会降低不平等程度，而一个反贫的增长则会加剧不平等。增长的模式可由两个因素来反映：①平均收入的增长率，记为γ;②不平等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要制定减贫政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考察分配维度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不仅是平均收入的增长。

　　要了解经济增长的模式，我们必须要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变化情况联系起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声确定一个社会福利函数，它要赋予穷人比非穷人更大的效用权重。假设u(x)效用函数，它随x的增长而增长，其图形是凹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界定一个总体社会福利函数：

　　(3)

　　式中，w(x)是赋予收入为x的个体的效用权重。这个社会福利函数的主要问题是它相对于效用函数的正线性转换而言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根据 Atkinson (1970)公平分配等值收人的概念，我们可从（3)式得到一个用f 表示的货币度量社会福利函数：

　　(4)

　　式中，x﹡是公平分配等值收入。在个体给定情况下，它会导出与实际收入分布相对应的福利水平。

　　为分析益贫式增长，我们需要确定u（x)和w（x)。最常见的效用函数形式是对数效用函数，即，它随x增长而增长，其图形是凹的。在本项研究中，我们采用对数效用函数，不仅在于它的通用性，而且还因为它具有一些好的特征，如增长率可按劳动力市场因素分解。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这种分解方法。

　　加权函数应反映穷人相对于非穷人所遭受的相对剥夺感：对于一个收入为的个体而言，如果其剥夺感更大，那么赋予其的权重w(x)应更高。由此，w(x)应该是x的一个递减函数。此外，所有个体权重之和为1，也即：

　　(5)

　　反映相对剥夺感的一个简单方法是假定某个个体的相对剥夺感取决于生活状况比他或她好的所有个体的数量。这种赋权的方法如下：

　　(6)

　　式中，F(x)是分布函数。它表示某个收人为的个体所遭受的相对剥夺感与比其富裕的个体的比重成比例。可以证实，（6)式中的w(x)是工的递减函数，且满足式（5)。

　　将和（6)式中的w（x)代入（4)式，得出社会福利函数:

　　(7)

　　它是本文实证分析的基础。将（7)式再作调整：

　　(8)

　　其中，

　　(9)

　　I是不平等的一种新的衡量指标。对（8)式进行差分处理，得:

　　（10）

　　这里，，是货币度量社会福利的增长率；是平均收入的增长率；，是由I衡量的不平等的增长率。这一方程反映了一种将平均收入增长率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联系起来的增长模式。

　　是本文所介绍的益贫式增长的衡量指标。如果g为正，就是一种伴随着不平等加剧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表明由于不平等加剧，给增长率带来了损失。如果g为负，就是一种伴随着不平等缓减的增长。在这种情况 下，，表明由于不平等缓减，给增长率带来了收益。如果增长率有所收益（或损失），这种增长就可界定为是益贫（或反贫）的。

　　3运用家庭调查计算益贫增长率

　　本研究采用了巴西1995—2004年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每一个调查都包含一个称为赋权系数的变量，它是每一户样本家庭所代表家庭的数量。所有样本户赋权系数的总和为该国家庭总数。家庭规模与赋权系数的乘积构成人口权重变量。所有样本家庭人口权重变量总和为该国总人口的估计量。据此方法估计，巴西1995年人口总数为1.4811亿，到2004年增至1.7371亿。

　　使用人口权重变量，人们很容易计算出与每个样本家庭所对应的相对频 率。假设尺是第j个家庭在i年的相对频率。如果巧是第）个家庭在i年的人均实际收入，那么i年所有个体的收入均值可估计为：

　　(11)

　　我们对1995—2004年期间每年的收入均值都照此进行了估计。之后，我们按如下公式估计了t年收入均值的增长率：

　　(12)

　　要计算(7)式给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我们需要估计概率分布函数F（x)。在对各个家庭按照人均实际收入巧升序排列后，第j个家庭t年F（x)的无偏估计为：

　　（13）

　　将（13)式代入（7)式，可得出货币度量社会福利的一致估计，即：

　　(14)

　　它给出了 t年益贫增长率的估计，即：

　　(15)

　　如果大于（或小于）, t年的增长就是益贫（或反贫）的。

　　4建立益贫式增长和劳动力市场因素之间的联系

　　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査还包含了劳动力市场因素的数据。利用这些信息，我们可测算如下家庭变量：

　　•人均实际劳动收入（);

　　•人均非劳动收入（）;

　　•家庭人均就业人数（e）;

　　•人均劳动力参与率（l);

　　•人均市场工作时数(h)；

　　•家庭人均受教育年数(s)。

　　使用这些变量，我们可就进一步计算出如下变量:

　　•就业率：；

　　•每一就业人口工作时数：；

　　•生产率：。

　　将这些变量替代（11)、（12)、(14)和（15)式中的人均实际收入，我们可计算出各个变量均值的增长率和益贫增长率。这些增长率能让我们判断出劳动力市场各因素是益贫的还是反贫的。比如，我们可对这样一些问题作出回答：与非贫困人口相比，增长所创造的就业是否更有利于穷人？增长是加剧还是缩小了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失业率差距（工作时数表示)？增长是在扩大还是缩小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之间生产率的差距？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 劳动力参与率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

　　我们可以确定人均劳动收人增长率与各种劳动力市场因素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它可通过下式反映：

　　(16)

　　使用这一表述，很容易看到，人均劳动收入的增长率可由劳动力市场各因素增长率加总得出，即：

　　(17)

　　这一方程显示：人均劳动收入的增长可用劳动力市场四个相关素来解释，它们均可为正或负。第一个因素是就业率。如果它为正，表明就业率上升，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相同的解释可用于其他因素。最后一个因素是生产率变化对人均劳动收入增长率的贡献。

　　再将（16)式中的恒等式代入（14)式，很容易发现，人均劳动收入的益贫增长率也由各种劳动力市场因素益贫增长率的加总得出，如下所示:

　　(18)

　　上式表示孭四个劳动力市场因素的益贫增长率来解释人均劳动收入的益贫增长率。用（18)式减去（17)式，可得出以四个因素表示的总收人不平等增长率的分解，即：

　　(19)

　　如果大于（或小于）0，劳动收入的增长率就是益贫（或反贫）的。这一方程反映了不同劳动力市场因素对人均劳动收入变化引起增长率获益（或受损）的贡献。例如，如果为正（或负），意味着某个经济体所创造的就业降低了人均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类似的解释也可用于其他因素。

　　教育是影响生产率一个主要因素。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髙，生产率(或每小时劳动收入）就越高。由此，受教育年数增加应会提高生产率。不过，受教育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受教育年数变化也可能伴随着教育回报的变化。在不同家庭之间，教育回报会因年龄、地点、职业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同，回报的增长率也不会一样。

　　这里用表示第j个家庭的生产率，公式为：

　　(20)

　　式中，是第j个家庭人均劳动收入，是第j个家庭人均劳动力市场工作时数。假设为所有劳动力每一教育年平均小时回报，则为第j家庭受教育每一教育年平均小时回报。由此，第j个家庭的生产率可表示为：

　　(21)

　　其中

　　(22)

　　对式（21)两边取对数，我们可得：

　　(23)

　　采用每一变量均值并对其进行一阶差分，上式可变为：

　　(24)

　　它显示的是：平均生产率的增长率可被分解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教育年数均値的增长率，第二部分是每一教育年平均回报的增长率。

　　将（23)式代入（14)式，可容易看出，生产率的益贫增长率与三个因素之和有关：

　　(25)

　　用（25)式减去（24)式，可发现，生产率不平等的增长率能够按三个因素分解：

　　(26)

　　(26)式中的第一项与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受教育年数增长的分布有关。如果大于（或小于）0，那么受教育就是益贫（或反贫）的。第二项经常会为0，因为F对所有家庭而言都一样。第三项是不同家庭之间回报率再分配的效应。如果大于（或小于）0，教育回报率的变化将对穷人（或非穷人）更为有利。这一分解可用来分析教育对增长和不平等的影响。

　　5增长、不平等和贫困的趋势

　　在本研究中，我们以人均实际收入作为一个福利指标。人均实际收入指经过价格处理后的人均名义收入，它因地区和时间不同而异。这也可以通过人均名义收入除以人均贫困线用一个百分比的形式来表示。本文使用的贫困线考虑了地区生活成本（Ferreira 等，2003; Neri, 2001)。

　　图1展示了1995—2004年人均实际收入和货币衡量社会福利的估计。人均社会福利指标显示的是考虑了不平等的人均收入。当考虑不平等时，人均收入明显减少。人均实际收入和人均社会福利之间突出的差距表明，巴西在这一时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不过，好的一点是两个指标之间的差距近年来有所缩小。这表明巴西的不平等程度在过去几年间有所下降。

　　表1展示了人均实际收入和人均社会福利的增长率。结果显示，在1995—2004年，人均实际收入一直以年均0.63%的速度在下降。从中可看出，人均实际收入实际增长率几乎维持不变。人均实际收入的低迷表现在2001—2004年甚至更差，年均下降幅度为1.35%。



　　图1人均实际收入和福利

　　来源：作者基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

　　表1人均实际收入和社会福利的增长率

　　来源：作者基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査数据的计算。

　　不过，如果增长用经过不平等处理后的社会福利来衡量的话，这一悲观情形似乎不再存在，这种情景在表中被称作益贫增长率。就评估一个国家提高生活水平的绩效来说，这是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概念。在第一时间段，1995—2001年，益贫增长率虽为正，但也仅为0.10%，不能被认为表现好。但在第二个时间段，2001—2004年，增长率增至3.07%，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好成绩。

　　表1中的最后一列是益贫增长率减去实际增长率的结果。增长率有收益表示不平等在缓减，而损失则表示不平等在加剧。在第二时间段，增长率的收益尤为显著。2000年以来，由于不平等的下降，增长率的收益达到年均4.42%。与之相比，在第一时间段，收益仅为年均0.40%。由此判断，在第二时间段，穷人能够从增长中获得比第一阶段大很多的收益。这一增长模式使巴西不平等程度有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下降。



　　图2人均实际收入和社会福利的增长率

　　在考察了增长和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后，我们现在转向分析1995—2004年期间贫困的变化趋势。表2列出了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估计值。结果显示，1995—1998年，脱贫人口的比重显著增加。

　　表2贫困估计

　　来源：作者基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査数据的计算。

　　亚洲金融危机诱发货币和利率波动，对减贫造成了冲击。在巴西，穷人的比重从1998年的27. 83%增至1999年的28.81%。不过，自1999年以来，贫困程度一直在下降。这里要注意的是，2000—2001年，巴西的实际最低工资增至最髙点，为9.1%。提高最低工资似乎是巴西减贫的一项重要举措，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最低工资提髙的正效应会因失业增加而被削弱，因为成本增加了。在巴西，最低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一直在上扬，而同时，失业率也在上升，2001年几乎达到了10% (世界发展指标，2004)。这说明，巴西提高最 低工资正的减贫效应被90年代不断攀升的失业率部分抵消。

　　总之，巴西的经验展示了人均实际收入增长和贫困之间一种有意思的关系模式：在人均实际收人不断下降的同时，贫困也在缓减。这个案例很有意义，它并不支持那个先验认识，即一个正（负）的增长会导致贫困的缓减（或加 剧更重要的，就穷人的收人增加而言，巴西1995—2004年期间负的经济增 长是益贫的，虽然整体平均收入有所下降。这样，这一期间不平等的急剧下降抵消了负增长对贫困的消极影响。

　　6经济、制度和社会波动

　　我们之所以将研究限定于1995—2004年这一时期，是因为要避免在这一时期之前经常出现的通胀与通缩交替发生带来的不准确性。问题还不只是选择特定价格指数时要做出一个会影响实际收入均值的武断的决定。首先，通胀波动会影响对不平等的测量，因为名义收人是在不同时期发生的。其二，由于实际收入并非都是在支付日期花费出去的，这就产生了通胀税的问题，它在现金消费时发生，特别是穷人，他们没有指数化的金融账户，而这一效应在标准的家庭调查中并未反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当名义收入调整不同步进行时，月收入（巴西传统上使用的一个指标）的不平等在通胀上扬时会向上有偏。鉴于上述种种，我们决定以1994年为实证分析的开端，这里，我们要描述一下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

　　在Real计划启动后，通胀率当即从每月45%下降至每月1%以下。Real计划与以前的各种计划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主要不同。第一，通过建立完全按通胀进行指数处理的短期账户单位，成功实现“去指数化”；第二，它是在经济大幅开放以及货币髙估程度很小的情况下推广的。Real计划属于一种“汇率主导稳定经济”型计划，这类计划促进了经济繁荣，避免了衰退。汇率发挥了一种可贸易品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因此，相对价格发生了不利于可贸易品部门的变化，而有利于不可贸易品部门——这使低收入劳动力获益。不过，为稳定经济而高估汇率的要求使巴西经济在面对内外冲击时变得更加脆弱，这些冲击给巴西带来了类似墨西哥（1995)、亚洲（1997)、俄罗斯（1998)以及巴西 (1999)曾经出现过的影响。

　　1999年，城市家庭人均劳动收入年均下降了 4.5%,而其他地区保持稳定。1997年12月，在利率急剧攀升后，失业率（尤其是城市长期失业）上扬2个百分点，这是每一次危机后为防止资本外流而出现的恢复性调整。直到2000年末，失业率仍保持年均8%的水平，即臭名昭著的“失业危机”(Neri, 2000；Ramos和Brito，2003)。尽管平均总收入有所下降，但全国的贫困有所缓减。劳动力市场在1996—1999年表现不好，但社会保障网络缓减了历次危机对最贫困人群的冲击（包括1998年东北部的旱灾）。

　　1999年货币贬值危机引发了巴西宏观经济社会体制的重要变化，直到今天仍然能够看到。比如：①采用浮动汇率制；②采用通胀目标制；③实施财政责任法，约束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④在社会事业方面，从1998年起将社会保障收人政策调整为累进福利金制；⑤推广目标和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如 Bolsa-Escola。

　　到2000年，劳动力市场逐步复苏。这一时期，与Real计划的初始繁荣不同，汇率贬值有利于出口部门，正规就业率开始回升。2001年4月，一个新的危机突然爆发，摧毁了据报道高达4%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这次危机源自三个方面：电力能源配给、阿根廷经济崩溃及美国经济衰退。2002年，可能还可看到虽然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是由担心宏观经济政策变化而引起）但贫困程度有所缓减的现象。

　　新一届政府于2003年初给了市场一颗定心丸，主要是在遏制通胀和汇率贬值的同时继续维持宏观经济体制的三个重要机制，再次诉诸提高实际利率。新政府上任之初发起的零饥饿项目是后来逐渐推广的各种现金转移支付政策的前奏。社会政策缺乏调整的净效应与宏观经济调整的社会成本两者共同导致了 2003年的滞涨和贫困加剧。

　　2003年10月，政府出台了一个新项目，即Bolsa-Familia (家庭补助金项目)。它遵循了往届政府所实施项目的脉络，并在几个方面作了改进，扩大了受益者数量，提高了扶持的平均水平：增加对最贫困人群的扶持，加强项目整合，建立统一的受益人注册平台，强化透明度和责任机誧。2004年，巴西经济进一步好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5%，贫困状况持续缓减。这里要注意一个重要的情况，即：尽管巴西在2001—2004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稳定，但同期不平等程度却在持续下降，特别是2003—2004年。

　　7益贫式增长的模式

　　本节我们将用各种劳动力市场因素对益贫式增长进行解释。人均总收入可划分为劳动收人和非劳动收入两块。表3列出了1995—2004年人均劳动收人增长率。与人均总收入增长率一样，劳动力市场的收人在同期表现也不好。1995—2004年，人均实际劳动收入年均下降1.49%。第二时间段甚至更糟，劳动收入增长率变成了年均一2. 05%。不过，人均社会福利增长率变为正，第二时间段年均0.97%。由此，因为不平等下降，增长率获得了3.02%的收益。这表明，自2000年以来，相对于非贫困人口而言，贫困人口劳动力市场环境更好。图3显示，近年来，尤其是2003—2004年，劳动收入使贫困人口获得到了比非贫困人口更多的收益。更有意思的是，经过对同期益贫式增长模式解释后发现，劳动力市场因素（如就业和生产率）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一问题将在第八节讨论。

　　表3人均劳动收入的增长率

　　来源：作者基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



　　图3人均劳动收入的实际和益贫增长率

　　接下来，我们考察的是巴西1995—2004年非劳动收入的概况。非劳动收入显现的情形与劳动收入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表4 展示了非劳动收入的情况。人均非劳动收入在1995—2004年年均增长2.64%。与第二时间段增长率降到年均1.02%相比，第一时间段，也即1995—2001年，非劳动收入的增速要快得多。

　　从益贫式增长维度来看，非劳动收入的表现甚至比实际增长还要好。有意思的是，在对非劳动收入进行不平等调整后，其增长率在第二时间段要比第一时间段髙很多。这可从1995—2001年和2001—2004年年均益贫增长率分别为5.20%和9.14%得到佐证。因此，非劳动收人的增长在2001—2004年之间更有利于穷人。更重要的是，非劳动收入的高益贫性是第二时间段不平等程度下降趋势得以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可从图4中清晰看到，益贫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在第二时间段比第一时间段拉开了一些。在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将考察何种收人在总劳动收人高益贫性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表4人均非劳动收入的增长率

　　(续）

 

　　来源：作者基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



　　图4 人均非劳动收入的实际和益贫增长率

　　总体来看，总收入的增长在第二时间段益贫的程度要比第一时间段大很多。这主要是因为非劳动收入带给贫困人口比非贫困人口更多的收益。与非劳动收入相比，劳动收入的益贫性在整个时期相当小。图5汇总了这些发现。



　　图5增长率的收益和损失

　　8劳动力市场与益贫式增长的关联

　　本节，我们将考察劳动力市场各个因素在决定巴西益贫式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采用前面章节所提到的分解方法，我们考察劳动力参与率、就业率、每一就业人口工作时数及生产率等因素的影响。下文在展示分解结果之前依次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分析。

8. 1劳动力参与率

　　劳动力参与率是就业人口或失业人口的比例。对其进行家庭规模调整后，可得到人均劳动力参与率，它会因家庭不同而异。表5显示，十年间，人均劳动力参与率实际增长相当缓慢，年均仅增长0.73%。与第一时间段相比，在第二时间段，即2001—2004年，情况有了很大改观。

　　第二时间段不仅在实际增长率方面表现相对较好，而且在穷人人均劳动力参与率的增长率方面也比前一阶段表现好得多。不过，虽然劳动力参与率总体上一直对穷人不利，但2000年以来情况有些许改观。当经济活力不足以吸纳市场劳动力时，人们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力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有可能受挫。然而，在经济复苏时，劳动力参与率会增加。这可解释巴西穷人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

　　此外，图6反映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劳动力参与率的益贫增长率比其实际或市场增长率更不稳定。这表明，穷人的劳动力参与率受经济周期影响更大。当经济处于衰退时，穷人的劳动力参与率一般会比全国平均水平下降的幅度大。当经济恢复时，穷人的劳动力参与率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上扬快得多。

　　表5人均劳动力参与率的增长率

　　来源：作者基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査数据的计算。



　　图6人均劳动力参与率的实际和益贫增长率

8. 2就业

　　就业率是人均就业与人均劳动力参与率之比。如表6所示，1995—2004年，巴西总就业增长为负。第一时间段年均—0.66%的就业增长率到第二时间段变为正，年均0.07%。这表明，劳动力市场总体就业增长在1995—2004年期间相当低迷。穷人的就业增长在整个时期很低迷，总体上是不利于穷人的。不过，在第二时间段变得益贫了。图7显示，就业增长的益贫性在2001— 2002年期间比较显著，但2002—2003年却又走向反面。

表6人均就业率的增长率

　　来源：作者基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箅。



　　图7人均就业率的实际和益贫增长率

8. 3每一就业人口工作时数

　　每一就业人口工作时数是人均工作时数与家庭人均就业人数之比。表7展示了每一就业人口工作时数的实际和益贫增长率。结果显示，尽管在整个时期每一就业人口每周工作时数一直在下降，但它总体上一直是不利于穷人的。这 些发现表明，在1995—2004年，巴西存在就业不足的问题。与第一时间段 (1995—2001年）相比，第二时间段（2001—2004年）就业不足更加严重，对穷人产生了突出的影响。整体来看，虽然穷人的就业和劳动力参与率在2001-2004年有所增加，但他们的工作时数却在下降。

　　表7每一就业人口工作时数的增长率

　　来源：作者基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査数据的计算。



　　图8每一就业人口工作时数的实际和益贫增长率

8. 4生产率

　　在本研究中，人均生产率被定义为每一工作小时人均劳动收入。表8显示，在整个研究期，巴西人均生产率一直在下降，尤其在第二时间段，下降幅度更大。不过，人均生产率一直是有利于穷人的，从第一时间段的年均 0.18%增至第二时间段的0. 56%。生产率的益贫性在整个时期对不平等的缓减有正效应，尤其是2001—2004年的第二时间段。如图9所示，人均生产率在2003—2004是髙度益贫的。

表8人均生产率的增长率

　　来源：作者基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



　　图9人均生产率的实际和益贫增长率

　　教育是人们积累人力资本的途径。一般而言，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强了人们赚钱的潜能。表9显示，家庭就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数在第一时间段，1995—2001年，每年增长2.34%。在其后的时间段（2001—2004年），受教育年数增长率为年均4.04%。这表明，自2000年以来，巴西就业人员的教育得到了明显改善。更重要的是，按受教育年数计算的社会福利的增长率在同一时期为年均 6.47%。这表明，教育的发展一直是对穷人有利的。换句话说，教育不平等一直在下降。有利于穷人的教育发展总体上会有更髙的生产率，尤其是对穷人。

　　表9就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数的增长率

　　来源：作者基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箅。

　　生产率和教育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单调关系。如果教育的拓展伴随着教育回报的下降，那么生产率也可能会下降，在巴西的确如此。图10显示，自1996年以来，每一学年平均回报一直在下降。教育回报的下降抵消了平均受教育年数的增长。教育回报的下降可由劳动力市场需求低迷来解释。



　　图10家庭就业人员每一学年平均回报率

　　另一个能影响生产率的因素是相对教育回报的变化。所有家庭在相同教育水平下并不具有相同的回报率。相对回报随时间的变化也会影响平均收入的增长率和收入不平等。相对回报的变化对增长和不平等的影响在下节中测算。

8. 5分解分析

　　到目前为止，我们依次考察了影响人均劳动收入益贫增长率的四个因素。现在，我们要利用本文前面所提出的新的分解方法将它们整合起来。分解结果在表10至表12中列出：

　　表10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的解释

　　来源：作者基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

　　在1995—2004年整个期间，人均劳动收入年均下降1.49%。造成这一下降态势的三个因素是就业率、工作时数和生产率。就业率和工作时数对增长率下降的贡献分别是0.34%和0.25%。生产率下降是增长率下降1.63%的主要贡献因素。虽然劳动力市场疲软，但劳动力参与率却年均增长0.73%，这对相同幅度的增长产生了正效应。

　　巴西劳动力教育水平不断提髙也显而易见。劳动力受教育年数在1995—2004年期间年均增长2.99%，这促使生产率以相同幅度增长（2.99%)。在教育不断发展的同时，平均教育回报率却下降了4.62%。这表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长期低迷且工资率的增长跟不上受教育年数更髙的劳动力的供给增加。

　　当我们考察1995—2001年和2001—2004年两个时间段时，也可看到了同样的情形。不过，在考察2003—2004年的变化时，情况有所不同。在该阶段，人均劳动收入增长了3.28%。其中，生产率仍是增长的一个主要贡献，贡献了正的1.86%。劳动力参与率增长1.06%，而就业率增长0.79%。这意味着，人均就业率（也即劳动力参与率与就业率之和）增长1.85%。从这些发现中，我们可得出劳动力市场在2003—2004年期间强劲反弹的结论。尽管劳动力受教育年数的增长较快，为4.49%，但教育回报率的下降却慢得多，仅为2.63%。

　　表11货币衡量社会福利益贫增长率的解释

　　来源：作者基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

　　表11展示了货币衡量社会福利的增长率。人均社会福利增长率在第一时间段（1995—2001年）为-0.97%,在第二时间段（2001—2002)增至0.97%。在第二时间段对增长有正贡献的因素是劳动力参与率、就业率和生产率。生产率0.56%的增长率又进一步按三个因素进行分解：①受教育年数，它为生产率增长率的增加贡献了6.47个百分点；②平均回报率，它为生产率的下降贡献了 6.71个百分点；③相对回报率，它为生产率增长率的增加贡献 0.81个百分点。

　　不同家庭每一学年回报率并不相同。这一差异由很多因素所造成，包括家庭有收入者的年龄、性别、数量和就业部门及其受教育水平，等等。同样，相对回报率也因诸多因素影响而有所不同。相对回报率的差异不会影响平均劳动收入的增长率，但会影响对分布相对变化敏感的社会福利。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相对回报率变化对社会福利增长率的增长贡献了0.81个百分点。相对于教育回报率减少所导致的福利下降，这个贡献比较小。

　　表12显示了益贫式（和反贫式）增长所带来的增长率的收益（和损失）。 劳动收入在2001—2004年髙度益贫，为增长率贡献了3.02%的收益。2003—2004年，增长率的收益增至12.97%，这表明不平等大为缓减。由此判断，巴西的劳动力市场在2003—2004年具有很高的益贫性，生产率是增长率8.9%收益的最重要的贡献因素，教育为增长率贡献了大约3个百分点的收益。教育相对回报率也髙度益贫，为增长率贡献了 5.85个百分点的收益。

　　表12增长率收益和损失的解释

　　来源：作者基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

　　除了生产率之外，其他一些劳动力市场因素，如劳动力参与率、就业率和每一就业人口工作时数，也对2001—2004年不平等的大幅下降做出了贡献。

　　9各种收入来源对增长的贡献

　　对人均总收入按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划分使我们能够考察总体增长各种模式的主要来源。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1995—2004年总收入平均增幅为—0.63%,而劳动收人年均增长—1.49%，非劳动收入年均增长2.64%。不过，要考察不同收入来源对总收入的贡献——如我们对劳动力市场各因素所作的一样——仅测度各种成分比率的增长率是不够的。还需考虑每一项收入在 总收人中的比重。这一考虑也在对社会福利从益贫式增长和不平等维度进行 的考察中加以运用。上述两个概念的高度非线性和各项收入可加性特征之间 的交互作用带来了一些麻烦。因此，我们采用夏普里分解来获得每一项收人 对益贫式增长的贡献，该分解方法详情见附件。总的来讲，某项收入对一个特定社会福利概念总体增长的贡献与其初始的比重和其在同一时期的相对增长率正相关。表13列出了总收人及其劳动和非劳动成分的增长率及对增长率的贡献。

　　1995年，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82.1%，而非劳动收入仅占17.9%。然而，增长的主要来源，尤其是益贫式增长的来源，主要是后者。如表13所示，1995—2004年期间总收入年均-0.63%的下降可分解成劳动收入年均1.17%的负贡献和非劳动收入年均0.54%的正贡献。

表13各项收入的增长率及其对增长的贡献

　　来源：作者基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

　　如表13所示，依次来看，年均益贫增长率的差异要小一些：总社会福利增长0.73%，劳动收入下降0.73%，非劳动收入增长6. 30%。在刚开始的1995年，劳动收人占社会福利的比重高达83.9%，甚至高于平均总收入情况下的水平。在整个时期内它对社会福利总增长的贡献是年均-0.60%，约为其对平均收入增长贡献的一半。相反，社会福利增长的非劳动收入份额为年均1.33%,这使其成为一个决定1995—2004年社会福利正增长的重要因素。

　　如果考察单个时间段，劳动收人对年均增长的贡献从1995—2001年的-1.02%变为2001—2004年的_1. 59%。劳动收入对益贫式增长的贡献要优于其对增长本身的贡献：1995—2001年为-0.74%, 2001—2004年为0.61%.同样，益贫式增长的非劳动收入份额在两个时间段也超过了其对平均收入增长的效应。要注意，1995—2001年非劳动收入对益贫式增长的贡献从每年0.84%增至2001—2004年的年均2.46%。

　　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人都促进了总体不平等的下降。1995—2001年，劳动收入对不平等缓减的贡献较大：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分别为0.28%和0.12%。整体上，不平等的下降相当于增长率仅获得0.40%的收益。在第二时间段（2001—2004年），不平等下降给增长率带来了 4.42%的收益，远高于第一阶段（1995—2001年）。在4.42%的收益中，2.20%是劳动收入贡献的，2.22%是非劳动收人贡献的。由此看出，非劳动收入对不平等缓减的贡献稍高于劳动收入，尽管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要远高于非劳动收入。这表明非劳动收入在第二时间段一直比劳动收入更有利于穷人。

　　10非劳动收入贡献的分解

　　本节将通过对各项非劳动收入效应的分解来评估其对不同概念社会福利总增长的贡献。

　　这里特别关注了那些受社会政策直接影响的收入，如社会保障福利金和其他包括社会项目现金转移支付与资本收入在内的非劳动收人，这些在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查中被低估。非劳动收入还有一些来源，如租金和私人转移支付 (外出务工汇款、捐助及儿童抚养补助等它们属于非社会收入的一部分。

　　表14各种非劳动收入的增长率

　　来源：作者基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

　　表14展示了各项非劳动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尽管社会保障在1995—2004年加剧了不平等，但其他收入——包括其他非劳动收入和非社会收入——却在同期缩小了不平等。有意思的是，2001—2004年三种非劳动收入都对不平等的缓减做出了正贡献。

　　表15解释了每项非劳动收入对各个增长模式和不平等缓减的净贡献。这些结果可从附件介绍的夏普里分解法中获得。该表显示，其他非劳动收入在1995-2004年一直是不平等缓减的主要贡献因素，在2001—2004年其净贡献特别髙。与非社会收入没有有效缓减不平等不同，社会保障的净效应却一直很显著。在第一时间段（1995—2001年），社会保障的净效应加剧了不平等。它对不平等的净贡献髙于其他两项收入。不过，其他两项收入的净贡献抵消了社会保障的净贡献。结果是，第一时间段非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小幅下降了0.12%。

　　表15各项非劳动收入对埔长率贡献的解释（采用夏普里分解法）

　　来源：作者基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

10. 1非社会收入

　　非社会收入在1995—2004年年均下降2. 43%,第二时间段降幅要比第一时间段的1.23%更大，为3.69% (表14)。虽然呈下降趋势，但非社会收入却在十年间促进了不平等的缓减。与第二时间段相比，它在第一时间段对不平等缓减的贡献要大得多：前者（1995—2001年）为5.64%，后者（2001—-2004年)为1.72%。

　　然而，在既定增长率水平下，非社会收人对总增长绩效的净贡献相当小。如表15所示，非社会收入在1995—2004年对不平等缓减的净效应仅为0.11%。同时，该效应从1995—2001年的0.16%下降至2001—2004年的0.07%。

10. 2社会保障福利金

　　社会保障是巴西社会收入的主要成分，在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査所收集所有收入来源中仅次于劳动收益，居第二位。在2004年，它占到了所有收入的 19.55%和社会收入的92.5%。社会保障福利金包含缴费的现收现付模式和不缴费福利金模式，二者都由政府收人政策所左右。1995—2004年人均社会保障福利金的平均增长率为每年3，25% (表14)。第一时间段社会保障的平均增长率（4.69%)要远大于第二时间阶段（0.86%)。然而，社会保障的快速增长加剧了巴西1995—2004年间的不平等，第一时间段它使不平等加剧了 2.13%。然而，社会保障收入对不平等的影响在其增长速度下降后得以逆转：在第二时间段，它使不平等缓减了3.04%。这一情形在表15的结果中可看到。

　　鉴于公共转移支付在这一收人集合中的主导性，考察益贫增长与总增长贡献的比率很有用。这可视为一种弹性，反映了诸多公共资源（用它们占总收入比重来衡量）转化成社会福利的方式，是一种成本一效益分析。益贫增长关于总增长（二者均可用社会保障来解释）（也即它的财政成本）的弹性从1995—2001年的0.45上升至2001—2004年的2.82，表明社会保障福利金对巴西最贫困人群的瞄准程度显著增强。1998年以后，政府采取了新政策，对较低水平的社会保障福利金设定了更高的调整比率。在整个1995—2004年期间，弹性达到了0.74。这个弹性使人们能够对不同公共转移支付项目瞄准穷人的程度进行比较。

10. 3其他非劳动收入

　　其他非劳动收人包括很多截然不同的收人类型，从诸如Bolsa-Familia这样的现金转移支付到诸如政府债务利息收入这样的资本收入。可以预见，这些收入的益贫性差别很大，尽管二者既受公共政策选择影响又受政府支配。利息收融入被全国住户抽样调査大幅低估，因此，这一收入概念可在很大程度上被公共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如Bolsa-Familia来解释。

　　从表14可看出，其他非劳动收入在整个1995—2004年一直在以年均5.77%的比率增长，但不同时间段的增长差别很大。在第一时间段，1995—2001年平均增长0.73%，而在2001—2004年增速显著加快，达到12.6%,这反映了条件现金转移项目在逐步拓展。

　　表14也评估了其他非劳动收入对不平等缓减的影响。该项收入在1995—2004年使不平等下降了24.17%,对不平等的这一有利影响可用现金项目瞄准最贫困人群来解释。不过，该项收入缓减不平等的效应在逐步下降，从 1995—2001年的24.77%下降至2001—2004年的21.95%。这说明，现金转移支付在第二时间段的益贫性有所下降。

　　正如我们巳经看到的，要测量2001年以来现金转移支付项目逐步拓展的贡献，仅测量其相对很高的增长率是不够的。反过来，它在各项非劳动收入中的相对分量也要加以考虑。表15显示，其他非劳动收人对年均总增长的净贡献在 1995—2004 年、1995—2001 年和 2001—2004年分别是 0.06、0.01 和 0.16这表明，现金转移支付解释收人增长的作用很小。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收入对财政预算赤字的影响也相对教弱。

　　表15显示，其他非劳动收入对不平等缓减的净贡献超出了其他两类收入成分。在整个1995—2004年，它对不平等的缓减贡献了 0.82%。同样，在 1995—2001年，它的净贡献是使不平等下降了 0.37%，而后增至1.84%。这表明，其他非劳动收入仍是巴西不平等程度下降的决定性因素。

　　某个特定收入转移支付对益贫式增长的贡献相对于其对总增长贡献的弹性对巴西各项政策瞄准最贫困人群很重要。其他非劳动收入的相应弹性在1995—2004年为14.66，这比社会保障福利金的弹性要大很多。与社会保障福利金相比，政府转移支付占其他非劳动收人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使其他非劳动收入的益贫增长比社会福利金高出19.8倍，这一结果与在巴西和其他地方所进行的关于现金转移支付的评估一致（Lindert等，2005; Barros,

　　j Hoffman, 2005 ；Soares, 2006; Bourguinon 等，2003; Skiyfias 等，2001；Coady等，2004； Suplicy, 2002)。

　　总之，其他非劳动收入在假想的益贫式增长模式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尽管其对总增长和财政账户的贡献很小。情况似乎是，政府现金转移支付的一个微小增长就会带来显著的减贫效应。

　　11人口结构变化趋势

　　社会收入方面的主要转移支付，如社会保障和现金转移支付，瞄准的是特定年龄群体。原则上，社会保障福利金是要平滑生活消费，尤其是老年人，而巴西新一代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大多则关注的是儿童和青少年。劳动收入也主要由非老年人赚取。然而，其他非劳动收人中的一些现金转移支付项目是例外，它们对其他年龄群体进行扶持，比如针对老人和残疾人的持续援助福利金或让大多数人受益的失业保险。非社会收入的受益者是组际差别很大的人口。更为复杂的是，这些项目与不同的收入概念搅和在了一起。一种考察总收入如何对不同收人档次各年龄群体产生影响（包括影响的大小以及对趋势的影响) 的途径是对这些群体人均增长率与其各自的益贫增长率进行比较。

　　我们将所有人口分为三个年龄组，分别计算下面所列各变量的水平和变化：

　　•家庭中人均0〜15岁儿童和青少年数量；

　　•家庭中人均16〜64岁成年人数量；

　　•家庭中人均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

　　表16人口结构变化趋势（％)

　　来源：作者基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箅。

　　表16显示，在1995年，家庭中儿童和青少年比重平均为34.7%,经过不平等调整加权处理后，升至39.3%。这表明巴西人均收入最低家庭有儿童的可能性要比其他群体大。此外，1995—2000年，巴西1.5岁以下人口年增-1.96%，而经不平等调整处理后则变为-1.64%。这表明，户均儿童数呈下降趋势，但贫困家庭下降的速度要慢很多。另一方面，家庭成年人数量一直在增加。这些发现表明儿童现金转移支付应进一步推广，因为巴西劳动人口数量在增长。

　　老年群体在所有方面与此相反。它占总人口的比重要高于经不平等调整加权处理后的数字，而且这一差距在过去十年中有所扩大。经不平等处理后，1995年户均家庭人均老人的比重为3.6%。1995—2004年，人均老人数年增长率是1.66%，不平等调整后的增长率为-0.67%。总体上，巴西的老年人在增长。这一趋势反过来增大了老年人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的压力。不过，好消息是穷人中的老人增速似乎慢于非穷人中的老人。因此，长期来看，老年人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瞄准战略，让贫困老人从这些项目中获得比不贫困老人更大的收益。

　　12结论

　　就方法论的视角而言，本文为相关研究做出了两个重要贡献：一是提出了一个测量益贫式增长的新方法。这个新方法揭示了平均收入增长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关联下，当不平等缓减（或加剧）带动增长率升髙（或下降）时，增长就被界定为是益贫（或反贫）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一个分解方法，旨在探索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增长模式、劳动力市场绩效和社会政策。通过分解，人均收人增长可由劳动力市场四个因素来解释：就业率、工作时数、劳动力参与率及生产率。我们同时还考察了各种非劳动收入对增长模式的贡献，尤其是目标现金转移支付的推广和更益贫的社会保障福利金的出台。这些成分都转化成了人均收入均值增长和经不平等调整后的收入。本文提供了一个测算增长和益贫式增长的练习过程。

　　实证分析中，本文采用了巴西1995—2004年的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文中以人均收入为基础分析了巴西社会指的变化，揭示了劳动力市场负绩效与社会政策改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目标现金转移支付的推广和更加益贫的社会保障福利金的出台。对社会指标的分析从两个维度展开：①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和社会政策的改革影响了谁？特别是，这些变革在多大程度上对巴西最贫困群体更有利？②与各种其他收入如政府现金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福利金或私人收入相比，危机对劳动收入的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

　　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巴西髙上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受经济危机影响最大。尽管人均收入在1995—2004年有所下降，但它并非“贫困危机”。虽然劳动力市场受到很大冲击，但从社会保障和其他政府转移支付所获收入在缓减宏观经济冲击后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巴西最贫困群体。

　　(张慧东译）

　　附录：

　　解释各项收入对益贫式增长贡献的夏普里分解法

　　假定我们有四项收入：

　　：t年人均劳动收入

　　：t年人均社会保障收入

　　：t年人均现金转移支付收入

　　：t年人均非社会收入

　　t年人均收入为上述四项收入之和，记为：



　　假定为t年社会福利对数（以人均总收入为基础计算得来），它可用公式（14)计算。由此，t年社会福利增长率为：

　　(Al)

　　夏普里分解可*用来计算每一项收入对由人均收入计算得来的社会福利的增长率的贡献，即：

　　(A2)

　　其中，是第i项收入对总福利增长率的贡献，i取值1〜4。由此，(A1)是这里所推荐的分解方法，它可用来分析每一项收入对福利增长率的净贡献。这一方程也可用来分析每一项收入对总不平等加剧的贡献。使用夏普里分解法，我们可按如下方程计算每一项收入对总福利增长率的贡献：



　　同样，我们也可计算每项收人对人均总收入的贡献：

　　(A3)

　　用（A2)减去（A3)，可得每一项收入对人均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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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全球有利于穷人的增长

Hyun H. Son Nanak Kakwani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贫困中心，巴西）

　　摘要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呈现1984—2001年80个国家237个增长区间段中，有利于穷人增长的跨国分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应用了一种新的有利于穷人增长的测量方法——根据因消费分布的变化而导致的增长率的收益和损失。增长率获得收益，意味着增长是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率损失则意味着增长是不利于穷人的。文章中统计检验表明国家的区域位置与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有着显著的关系。文章还试图考察增长方式与那些被经典文献证明对增长和不平等有决定性作用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变量中，本文主要关注四个，即通货膨胀，农业在GDP中的比重，贸易开放程度，法律制度。

　　1导言

　　本文比较分析了 1984—2001年80个国家237个增长区间内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有利于穷人的增长被定义为增长使贫困人口获利大于非贫困人口。如果增长率是负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是指增长给贫困人口带来的损失小于非贫困人口的损失。应用该定义，甄别我们选择的80个国家的增长是否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本研究包括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

　　本文建立了一种新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的测量方法，该方法计算由于消费分布的变化导致的增长率的收益和损失。增长率产生收益，表明增长是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率产生损失表明增长是不利于穷人的。运用收入分布的分组数据产生的指数具有可操作性，这一指数在世界银行的网站上可以得到。

　　本文的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国家区域分布对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有显著影响。而且，本文还试图检验增长方式和一些变量的关系。在一系列的变量中，本文关注四个变量，即通货膨胀、农业在GDP中的比重、贸易的开放程度和法律制度。本文发现，较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对（不利于穷人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有显著影响。因此，高通货膨胀率对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是有害的。然而，我们没有发现其他的政策变量，如农业在GDP中的比重、贸易的开放 程度或法律制度对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有显著影响。

　　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在增长周期内，44. 7%的人均增长都是负的。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正的或负的增长？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当增长是负的或正的，一些变量诸如农业在GDP中的比重，贸易的开放程度和法律制度等和增长的正负值有显著关联。

2  —种新的有利于穷人增长的测量方法

　　假设一个人的收入x是一个随机变量，概率分布函数为F（x)。当个人的收入是上升的，表示收入水平在第p个百分点。劳伦兹曲线L（p),描述了最底层的百分之（p ×100)的人群分享的收入（支出）百分比，

　　(1)

　　其中，

　　(2)

　　表示社会的平均收入。劳伦兹曲线满足下列条件（Kakwani，1980)：①当p=0，；②当p=1时，;③并；④对于0≤P≤1，L(p)≤p。当L(p)=p时，收入为完全均等的分布。

　　根据Kakwani和Pernia (2000),如果穷人分享增长的比例大于非穷人，经济增长可以称为有利于穷人的。在这种情况下，在增长的过程中不平等也同时降低了。劳伦兹曲线的变化表示不平等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或降低了。因此，如果整个劳伦兹曲线向上移动，对于所有的p，≥0，增长是否有利于穷人就不确定了。

　　μL(P)叫做一般化的劳伦兹曲线。当整个一般化的劳伦兹曲线向上移动，我们可以认为新的分布是原有分布的控制曲线。为此，一般化的劳伦兹曲线也可以成为第二位的控制曲线。Atkinson (1987)提供了一个第二位控制和贫困变化之间的有用关系。为了表明这种关系，我们首先考虑一个一般的附加的贫困测量：

　　(3)

　　其中f（x）是收入x的密度函数，Z表示贫困线，而且

　　,> 0，P(z,z) = 0 ⑷

　　其中P(z，x)是一个在z和x中的零度的同质函数。

　　运用Atkinson (1987)关于第二控制与减贫关系的理论，我们可以表明，如果对于所有的p；≥ 0，那么对于所有的贫困线和在（3)中的贫困测量方法，≤0。这表明，当整个一般化的劳伦兹曲线向上（或向下）移动，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贫困减少（增加）了。这一结果适用于所有的贫困测量方法和贫困线。

　　从劳伦兹曲线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到：

　　(5)

　　公式（5)是最底层的p%的人口分享的收入，其中由下式得到

　　(6)

　　是最底层p%人口的平均收入。对公式（5)两端取对数，得到

　　（7)

　　由公式（7)的差值，得到

　　(8)

　　其中

　　表示当个人由人均收入（支出）排序时，p%最底层人口的平均收人的增长率。表示在0〜1范围内p的函数，叫做贫困增长曲线（Son，2004)。根据Atkinson理论和公式（8)，对于所有的p如果> 0 (< 0 )，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贫困在这两期之间增加（减少）了。我们还可以判断，当贫困增长曲线向上（向下）移动，贫困减少（增加）的更多。这表明，贫困增长 曲线下边的部分可以用来测量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因此，我们由下面公式得到一个新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率指数

　　(9)

　　公式（9)也可以写成

　　（10）

　　其中

　　是整个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率，G*由下式求出：

　　（11）

　　(11)式是一个新的测量不平等的公式。公式（10)中的第二部分测量了不平等的变化率。如果由G*测量的不平等在一定时期内降低（增加）了，那么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率将比平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更髙（更低）。因此，由于不平等的变化，增长率就会有收益和损失。增长率有收益，增长就是有利于穷人的，如果增长率有损失，增长就是不利于穷人的。

　　如果我们知道任何两期的收入排序和平均收入，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率可以很容易地测量。由于世行的跨国数据提供了这些信息，本文得以用以上建立的方法估计全球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估计结果将在第3部分讨论。

　　3估计全球有利于穷人的增长

　　表1显示了所有低收人和中等收人国家的统计结果总结。结果显示，在所有237个增长区间段中，106个（44.7%) K间段是消极的增长率，131个(55.3%)是积极的增长率。在131个增长率是积极的区间段中，55个(23.2%)的增长是有利于穷人的，76个是反贫（32.1%)。在106个消极 增长率的区间段中的53个，贫困的发生很大程度是因为相对于不贫困群体，贫困群体的消费有了大幅下降。为了快速减贫，一个国家需要实现积极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似乎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表1 有利于穷人的增长一80个国家的结果汇总　

　　来源：作者计算。

　　表2显示了不同分类国家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的百分比。结果表明，对大多数国家而言，经济取得正的增长率是非常困难的。在东欧和中亚（ECA)国家，在所有的增长区间内仅有33.3%的增长是正的，其中仅有12.3%是既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又是正的增长。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国家正经历1990年的转型期与此对比，东亚和太平洋国家（EAP)总的经济期中74.3%是正的增长，但仅有17.1%既是正的增长又是有利于穷人的增长。这一结果表明，东亚地区贫困的减少主要是因为较高的实际的经济增长率，而不是有利于穷人的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低收入国家的贫困发生率最高，但有20.8%的增长既是增长也是有利于穷人的增长。而且，中东和北非（MENA) 35.7%的增长是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同时也是正的增长。

　　我们目前讨论的利贫增长是指总量的水平。现在我们需要知道，国家组(收入和地区分组）和增长方式（正的或负的增长，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或不利于穷人的增长）之间是否有重要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采用的方法是用二维列表分析（Crossbreaks)。二维列表分析用来总结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我们采用卡方分析（CM-Square)，来检验二维列表分析统计上的显著性。卡方分析经常用来检验二维表格的统计显著性。采用其他的适合的检验，来得到拒绝或接受假设的置信区间。

　　表2有利于穷人的堆长——按国家分组的结果汇总

　　注：表中的数据为百分比（％), 来源：作者计算。

　　表3检验了根据收入组划分的不同国家之间，正的/负的或利贫的/不利穷人增长的关系的强度。我们的卡方检验表明这种关系非常弱：卡方值在0.05或0.10的统计水平上不显著。换句话说，如果根据收入水平分组，则国家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较弱。这对于正的/负的或利贫的/不利穷人增长模式都如此。

表3增长方式和根据收入划分为三个集团的国家

　　注：表中的数据是百分比（％)。虽然此表中的数据为百分比，但运用了发生频率或增长区间的数 量来求卡方检验值。在此分析中，自由度是2 (2d. f.)，卡方在5%置信水平上楚5. 99，在10%置信水平上是4. 61。

　　来源；作者计算。

　　与此类似，我们对增长模式和K域分类进行了卡方检验。如表4显示的结果，按照地区分类，正的或负的增长与国家乏间有非常显著的关系。这是由卡方检验得到的结果，卡方值为22.02，这在5%和10%概率上都具统计上的显著性。因此，能够推断，在1984—2001年，在东亚和太平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南亚地区的国家取得了较多的正的增长,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国家更多的是负的增长。

　　表4增长方式和6个区域的国家

　　(续）

　　注：表中的数据是百分比（％)。虽然此表中的数据为百分比，但运用了发生频率或增长区间的数 量来求卡方检验值。在此分析中，自由度是5 (5Af.)，卡方在5%置信水平上是11. 07,在10%置信 水平上是9. 24。

　　来源：作者计算。

　　在表4的下半部，我们得到在区域和有利于穷人的或不利于穷人的增长之间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联系。因此，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区间段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更普遍，而不利于穷人的增长区间段在东亚和太平、东欧和中亚国家更普遍。在其他地区，有利于穷人和不利于穷人的增长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

　　应该说明的是，在附录中的A.1表中，我们详细列出了有利于穷人增长的估计。表1和表2的结果就是根据表A.1中80个国家237个区间段的数据加总获得的。等式（10)表明，增长率的收益和损失源于不平等的变化。我们定义了一个极端损失的区间段，由于区间内的不平等的增加，导致增长率损失每年度超过10%。由此，根据表5显示，我们区分了9个极端损失国家和7个极端收益国家。这些国家分布于东欧和中亚、拉丁美洲、加勒比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大体上，这三个地区的收益和损失的波动较大。特别的是，在1984--2000年的区间内，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收益和损失更加稳定。较大的收益和损失的波动是由于不平等的变化，这反映了增长方式的不稳定。

　　表5极端损失和获得的国家

　　(续）

　　来源：作者计算„

　　4什么决定了有利于穷人的增长？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主要围绕对新的估计有利于穷人增长的指标。现在，我们将扩展讨论，考察可能对有利于穷人增长产生影响的因素。本文主要集中研究四个变量，即通货膨胀率，农业在GDP中的比重，贸易的开放程度和法律制度。尽管有多种其他因素也影响一个国家的增长模式（如政府消费在 GDP中的份额，教育和健康指标等），对其他变量的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可以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讨论。

4. 1通货膨胀

　　在近几年，政策制定者已经越来越关注价格的稳定。货币政策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向较低并稳定的通货膨胀率靠近。考虑到通货膨胀的成本，人们普遍认为，价格稳定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另外，人们也观察到当通货膨胀较高而且难以预测时，会给商业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通货膨胀的成本方面已经有大量的理论研究。例如，Briault (1995)的研究为这个专题提供了很好的评论。然而，就经验结果而言，并没有被充分的证明。当一些人争论说通货膨胀有害于增长时（Banro，2001; Fisher, 1995; Dollar和Kniay，2000)，另一些人发现通货膨胀不是真正的问题（Agenor，2002; Epaulard, 2003; Pasha 和 Palanivel，2004)。因此，进行额外的经验研究去探索通货膨胀和经济表现或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

　　在本文的研究中，通货膨胀率是指物价指数在每个增长区间段上的年度增长率。我们根据世界银行2004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消费价格指数计算了年度通货膨胀率。我们把年度通货膨胀率划分了三个水平：高（每年度超过20%); 中（每年度介于10%〜20%);和低（每年度不高10%)。表6表明了在这三个水平上，正的增长和负的增长及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对不利于穷人的增长在各区间段的百分比。

　　表6通货膨胀和增长

　　注：表中的数据是百分比（％)。虽然此表中的数据为百分比，但运用了发生频率或增长区间的数 设来求卡方检验值。在此分析中，自由度是2 (2 d. f.),卡方在5%置信水平上是5. 99，在10%置信水平上趙61。

　　来源：作者计算。

　　表6的结果显示，通货膨胀和正的或负的增长间没有什么显著的联系；但在通货膨胀和有利于穷人的或不利于穷人的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联系。卡方值分別为1.43和14.69，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后一个数值在5%〜10%的水平上显著。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低水平的通货膨胀与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相联系；而高水平的通货膨胀则与不利于穷人的增长相关。这项研究与Dollar和 Karry (2000)，Barron (2001)和 Fisher(1993)的研究结果一致。然而，我们的结果与Epaulard (2003)和Agenor (2002)关于通货膨胀与增长率无关的研究结果不同。如果我们考察通货膨胀与正的或负的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一争论也许会得到支持。但遗憾的是，本文的统计结果不足以证明是否正的或 负的增长与低的或髙的通货膨胀相关。

4. 2农业在GDP中的份额

　　关于传统部门重要性的经济生产结构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潜在的决定因素（Chenery和AhluwaUa，1974)。基于此，我们将农业在整个GDP中的份额作为增长方式的一种决定因素纳入我们的研究。我们用世界银行2004世界发展指标，得到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如表7所示，我们将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区分为5个部分。

　　表7农业份额和增长，积极和消极的增长

　　注：表中的数据是百分比（％)。虽然此表中的数据为百分比，但运用了发生频率或增长区间的数 量来求卡方检验值。在此分析中，自凼度是4 (4d.f.),卡方在5%置信水平上是9. 49，在10%置信 水平上是7. 78。

　　来源：作者计算。

　　严格来讲，我们发现农业产值占整个GDP的比重与正的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这可以从卡方值看出，卡方值为6.38，在5%的水平上不显著，在接近10%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客观地说，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在农业产值占GDP份额处于20%〜30%之间，两者表现出正的关系。在其他范围内，二者则没有明显的关系。尚增长被定义为是有利于穷人的和不利于穷人的增长，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结果表明农业产值占GDP的份额与有利于穷人的或不利于穷人的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4. 3贸易的开放程度

　　经常有争论说，全球化提升了一个国家的整体收入（Dollar和Kraay，2000; Frankel和Romer，1999)。在这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利用一个国际贸易开放程度的指标，即估算进口加上出口和占GDP的比重，验证了这一观点。如表8所示，我们将贸易开放程度分为三类：低（少于20%);中等（处于 20%〜40%之间）；高（40%以上）。表的上半部分检验了贸易开放程度与积极/消息增长之间的显著关系，下半部分则在表明了贸易开放程度与有利于穷人的/不利于穷人增长的关系。

　　表8贸易开放程度与增长

　　注：表中的数据是百分比（％)。虽然此表中的数据为百分比，但运用了发生频率或增长区间的数 量来求卡方检验值。在此分析中，自由度是2 (2d.f.)，卡方在5%置信水平上是5. 99，在10%置信水平上是4. 61。

　　来源：作者计算。

　　然而，表8的结果并不能支持上文的假设，即贸易开放程度对增长有利。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发现低水平的贸易开放程度与正的增长有关系，而高水平的贸易开放程度与负的增长有联系。中等的贸易开放程度，即20%〜40%之间，不存在清晰的模式。较髙的卡方值(8.58)证明了这些结果。当贸易开放程度被限制在低水平并且按区域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在贸易开放程度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反向关系。这个结果与Fmnkel和Romerd的研究结果(1999)相反^即使从有利于穷人的和不利于穷人的角度来看待增长，我们的计算结果也不支持赞成全球化的意见。较低的卡方值表明，贸易开放程度与有利于穷人的增长之间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关系。

4. 4法律制度

　　Kaufmann, Kraay和Mastruzzi (2005)已经为一些国家总结了一盤国家治理指标体系，其中包括法律制度。本文对各国的研究采用了法律制度指标。最初指标范围设定在-2.5至+2.5之间，+2.5表示最好。后来指标被标准化为-1至+1之间，-1表示法律维持在较坏的水平，+1则意味着最好。这些指标总体上，是通过考虑法律实施的有效性、合同保护和其他影响产权安全的状况，来估计一国投资环境的吸引力（Kaufmann, Kraay Mastruzzi, 2005)。

　　通过检验任何一种现有的法律规范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后，我们发现两者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不论增长定义为正的或负的，有利于穷人的或不利于穷人的，结果不变。因此，我们的研究并不支持良好的法律制度将有助于增长的假设。

　　表9法律规范与增长

　　注：表中的数据是百分比（％)。虽然此表中的数据为百分比，但运用了发生频率或增长区间的数量来求卡方检验值。在此分析中，自由度是1 (ld.f.)，卡方在5%置信水平上是3.84,在10%置信水平上是2.71。

　　来源：作者计算。

　　5结论

　　本文建立了一种新的指标，来测量经济增长是有利于穷人的还是不利于穷人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可以被定义为增长使穷人受益大于对非穷人受益。这种新的指标基于一种新的测量不平等的方法——测量根据因消费或收入的分布而导致的增长率的收益和损失。这种研究方法被应用到80个国家的237个增长区间段，覆盖了 1994一2001年间。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整理的一些国家的居民收人分布调查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在237个增长区间段，106个（近45%)存在人均收入负的增长率。这意味着在很长时间内，平均生活水平降低了。在131个增长区间段中，当增长率为正时，仅有55个区间段是有利于穷人的（占23.2%)，而76个（32.1%)是不利于穷人的。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减贫，很多国家需要实现在大多数区间段是有利于穷人的正的增长率。根据这篇文章的研究结果，这似乎还没有发生。

　　此外，本文还考察了一些可能影响增长方式的变量。在众多可能影响一国增长方式的因素中，我们集中讨论四个变量，即通货膨胀，农业在GDP中的份额，贸易开放程度和法律制度。我们检验了这些变量与增长方式（正的或负的增长，有利于穷人的和不利穷人的增长）之间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关系，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低通货膨胀率与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有显著的关系。

　　•当增长被定义为正的或负的，其他变量——包括农业在GDP中的份额，贸易开放程度，法律制度——倾向于与增长有显著的关系。然而，我们的研究不能得出这些变量与有利于穷人的增长之间有显著关系。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仍需完善。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讨论其他诸如政府在GDP中的消费份额、教育和健康指标等变量的影响。

　　还应指出的是，从跨国分析中得到的结论并不臬隹健的。它描述的仅仅是平均的状况，各个国家的情况可能差别较大。因此，在没有进行深入的国别研究的情况下，仅由跨国分析得到的政策建议不应该应用于个别国家。

　　(徐丽萍译）

　　附录

　　表A1 80个国家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估计

(续）

(续）

（续）

（续）

(续）

(续）

(续)

(续）

(续）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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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与減贫

黎巴嫩的贫困、增长和收入分配

Heba Lai thy

(开罗大学统计学教授）

Khalis Abu-Ismail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阿拉伯地区资源研究所，

宏观经济与减贫顾问）

Kamal Hamdan

(黎巴嫩经济咨询研究所主任）

　　摘要 本项国别研究是根据黎巴嫩全国贫困状况报告而写，是第 一篇使用货币来衡量家庭消费支出的贫困状况的报告。该报告对黎巴 嫩贫困特征进行了全面概述，评估了黎巴嫩贫困以及不平等的程度。 报告结果发现，约28%的黎巴嫩人处于贫困状态，8%的处于极端贫 困状态。报告最重要的发现是，黎巴嫩贫困状况的地区差别显著。例 如，尽管首都贝鲁特的贫困率并不高，但在北方省城市Akkar却非常高。一般来说，北方省比全国其他地区要落后，因此它的贫困率也更高。南方省的贫困率也高于全国平均值，但并没有想象的严重。此外，有三个主要结论对黎巴嫩的减贫项目有重要意义。首先，毫无疑问的，采用测量人的剥夺感的方法，如采用基本需求无法满足的方法，通常与用货币衡量的家庭消费支出的方法得出的结论相似。第二，将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成本是可接受的，它仅占国家庞大外债的一小部分。但是，如果不平等的情况恶化（即如果未来的增长是不利于穷人的），这个成本将会急剧增加。同时，整体减贫的成本将会更高。第三，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失业人员和无技术的工人，而后者主要集中于农业和建筑业。因此，包容性经济增长方式可以促进这些行业的就业。基于以上发现，本报告提出将公共投资投向贫困家庭的一般性政策建议。首先是引导资源流向省级以下贫困地区，如聚集了黎巴嫩三分之二贫困人口四个“贫困市”。但是，这份报告还指出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应该重新构建，以使作为主要减贫项目的社会安全网和社会服务的公共投资项目，能获得更多的财政资金的支持。

　　1简介

　　这篇国别研究是2007年“黎巴嫩的贫困、增长与收入分配”年度报告的概要。该报告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别办公室以及黎巴嫩社会事务部与统计局资助。

　　国际贫困中心出版这篇国别研究旨在帮助传播黎巴嫩贫困和不平等状况的最新信息。整个国家报告总结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几项调查和研究的结果，这些调查和研究得到了黎巴嫩社会事务部和统计局以及UNDP的支持。

　　社会事务部意识到没有强大的统计数据作为基础，减贫将难以实现。根据统计数据可以描绘人口的生存状况，并发现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状况的措施。

　　本文相关的第一个主要的调查是“生存状况的地理描述”，该调查提供了1997年的数据。它在卡达层级（the kada level)识别剥夺率，并提供了贫困的地理分布情况，证实了在黎巴嫩中心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偏远地区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2006年的研究“比较1995年和2004年生活状况的地理描述”，使用了 2004/2005年度由“全国生活状况和住户预算调查”提供的数据。这项研究分析了在第一次贫困状况地理描述研究之后，黎巴嫩十年间剥夺水平的变化。

　　2007年的国家报告“黎巴嫩的贫困，发展与收入分配”是第一次在黎巴嫩进行此类研究。它用货币衡量贫困状况并根据家庭消费水平计算出全国的贫困线。根据2004年5月全国调查的消费数据，这份报告对贫困人口的特征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并估计了贫困差距以及不平等的基尼系数。

　　这份报告期望对2007年1月举行的巴黎第三届援助大会上黎巴嫩政府提出的改革进程有直接的帮助。政府的中期改革项目包括：在社会活动规划中，第一次将减贫目标和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作为改革进程的核心。社会活动规划集 中于探索部门间合作机制的方法以提高效率，使成本效用最大化以及扩大社会 服务的覆盖范围，包括为受剥夺程度最深和脆弱性最大的人群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社会安全网。

　　同样重要的，该计划要求详细地制定一个全面长期的社会发展战略，能加强部门内和部门间的协作，为实现减贫和区域不平等的目标而共同努力。这种努力应该是为实现包容性和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公正和公平这一更大战略的一部分。

　　2主要的结论和预测

2. 1消费水平和不平等

　　本项国别研究采用家庭消费支出测量福利。在2004年5月，年人均名义消费支出达到3975000黎巴嫩镑（约为2650美元)。考虑到地区间的价格差异，我们发现年人均消费额比名义值低一个百分点，是3935000黎巴嫩镑（表1)。

　　表1各省人均名义和实际消费支出的均值和中值（2004年5月）

　　来源：作者根据Cas, UNDP和MoSA生活状况和家庭预箅调查做出的测算（2004年5月）

　　贝鲁特人均消费支出最高（比全国平均水平髙1〜1.5倍)，而北方省最低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4)。北方省、南方省和贝卡省人均实际消费支出低于全国

　　居民间的消费分布非常不平均。最贫困的20%的人口消费只占黎巴嫩总消费支出的7%，而最富有的20%的人口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43% (是前者的6倍多）。但是，在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也有类似的不平等状况。作为对不平等状况的标准化测量的基尼系数，用名义消费支出估计的结果是0.37，而用实际消费支出估计的结果是0.36。

　　黎巴嫩的不平等状况与MENA国家的平均水平类似（他们的基尼系数是0.37),比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低很多（那里的平均基尼系数是0.55)。相对平等的分布达到50%，也预示着在任何消费贫困线下都聚集了大量的人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黎巴嫩有20%的人口处于低（极端）贫困线与较高(―般）贫困线之间。



　　图1消费比例

　　来源：作者根据CAS, UNDP和MoSA生活状况和家庭预算调查（2004年5 月）做出的測箅。

　　在黎巴嫩，省内的不平等占了全国不平等很大比重。大约92%的消费不平等都是源于省内不平等，而只有8%的不平等是由各省之间的不平等引起的。

　　尽管北方省的人均消费支出最低，但与其他省相比不平等程度最髙（基尼系数为0.37)。相比之下，纳巴缔亚的人均消费水平排名第三，但它的不平等程度最低（基尼系数为0.29）

2. 2贫困与增长：1997—2007年

　　大约有8%的黎巴嫩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下（也就是在“低”贫困线以下）（见图2)。症意味着大约有30万黎巴嫩人无法满足基本食品和非食品的需求。以美元计的低贫困线（按照当前官方汇率转换）是每人每天2. 4美元 (框1中有相关技术性问题的讨论）。



　　图2贫困与非贫困人口的分布（2004年5月）

　　来源：作者根据CAS, UNDP和MoSA生活状况和家庭预算调查（2004年5月）做出的测算。

　　用一个更“标准”的贫困线的定义，即世界银行提出的“更高的”贫困线标准，黎巴嫩按人头计算的贫困率达到28,5% (大约100万黎巴嫩人）。因此，根据消费水平，20.5%的黎巴嫩人处于极端贫困与一般贫困之间。按照目前的汇率，较高的贫困线是每人每天4美元。

　　框1基于家庭构成制定的黎巴嫩贫困线

　　大部分传统的测算贫困线的方法都会遇到以下三个问题中的一个或几个：

　　（1）它们忽略了地区间存在的消费模式和价格的差异。

　　（2）它们没有考虑到不同的家庭成员“基本需求”是不一样的（年轻人和老年人，男性和女性）。

　　（3）它们忽略了家庭的“规模经济”效用——事实上非食品的东西可由全家人共同分享（如电和房粗，它们在家庭内具有非竞争性，因此一个人从中受益并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其的消费）。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大家庭能接受给定的较低人均消费标准生活。

　　这篇研究采用的测算方法试图解决上述问题。设定的贫困线考虑了地区间的价格差异，生活需求以及贫困家庭的规模和年龄结构。

　　根据满足基本需求所需成本的方法，使用2004/2005年的原始数据划分绝对贫困线。每一条贫困线都是单个家庭所独有的，并且是食品贫困线和非食品需求之和。

　　对于样本中每个家庭来说，本研究构建了适合他们的食品贫困线，在这条贫困线以上可以满足各家庭成员不同年龄、性别和地区的最低营养需求。为了定义这条界线，需要确定“一篮子固定食品”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性别和活动量的人群的热量需求（使用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表格）。食品贫困线根据需要的热量确定，它与样本2/5的人群（平均）实际需要的热量相一致。2/5人群的“一篮子固定食品”根据各地区食品的不同价格确定。在构建贫困线时考虑了贫困人口（这里指的是收入最低的2/5人口）摄取的相对食物量和价格。

　　非食品消费所占的比重根据恩格尔系数中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确定。在食品贫困线的基础上增加非食品消费产生出两条可能的贫困线。对于总消费等于食品贫困线的人而言，“较低的”贫困线加上食品贫困线确定了他们非食品消费的比重。“较高的”贫困线加上估算出的那些人非食品消费比重，他们的食品消费额等于食品贫困线。

　　对于极端贫困，贫困差距指数（P1指数）——用于测量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差距——在2004年5月是1.5%。贫困严重指数（P2指数），用于测量极端贫困的不平等程度，只有0.43%。以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看这是非常低的。

　　但是，考虑到总体贫困状况，P1指数上升到8.1%，表明有大量的 贫困人口的消费支出远低于较髙的贫困线。在贫困人口中消费水平也非常不平等，因为P2指数是3.3%。这个水平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非常髙。

　　山区省和北方省两个省从1997年到2004年5月（图3)人均消费支出(与总平均水平相比）下降很大。但是对于北方省来说下降幅度更显著（平均值从0.8降到0.6)。因此后者的人均消费（从1997名列第三到2004年5月排名最后）排名大幅下滑。贝鲁特、南方省和贝卡省与其他三个省相比人均消费支出有了显著上升。

　　国家统计数据显示自1997年以后，实际人均消费以年均2.75%的速度增长。但是报告的预测表明各省间的增速非常不平等。贝鲁特的人均消费增长速度最快（每年5%)。因为该地区在1997年以后创造了大量的投资和就业机会。此外，纳巴缔亚省、贝卡省和南方省的消费增速高于平均值（大约4%)。 但是，北方省和山区省的情况刚好相反，北方省的消费增速并不明显 (仅 0.14%)。

　　由于政治前景的变化，自2003年以来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受到了影响。



图3各省人均名义消费支出（相对于人均消费支出）（1997年和2004年5月）

　　注：为了更好地进行数据比较，将南方省和纳巴缔亚省的数据都归于南方省下。

　　来源：作者根据CAS, UNDP和MoSA生活状况和家庭预算调查（2004年5月）和家庭生活状况调查（1997)做出的测算。

　　从2004年开始，GDP增长停滞。2005年，GDP的年均增长率降到1%。根据政府报告，2006年的七月战争可能已经使GDP增速下降1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从预期6%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5%。由于无法承受巴黎第三届援助大会的结果，政府官方预测2007年同样会十分困难。预测2007年GDP的反弹增幅已经从4%下调到1%。这些变化毫无疑问会影响全国的贫困发生率。

　　由于缺乏对1997年和2004年5月家庭调查的比较，所以我们无法对家庭消费的变化做出准确的测算。但是，图4显示出的趋势和贫困状况的巨大变化，可以由宏观经济的发展来证实。从上文描述的实际人均消费的增长可以推 测出总体极端贫困已经从1997年的10%下降到2004年5月的8%。但根据保守估计，自2004年以来极端贫困率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2006年七月战争造成人均家庭消费减少，假设这种减少正好与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相一致。

2. 3减贫的融资需求

　　全国报告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宏观模型，用来计算到2015年将极端贫困人口减半所需要的总投资额，它考虑了三种收入分配模式,人口增长和货币贬值速度。这个投资需求与全国计划的储蓄率比较，假设计划的储蓄率与过去相一致，两者之间的差额必须由外部发展援助或借款来弥补（表2)。



　　图4黎巴嫩极端贫困状况的演变

　　注：完整报告里对模型和假设有详细解释。对1997年保守预测的主要假设是黎巴嫩的人口 规模从1997年到2004年5月保持不变。对2007年，主要假设是人均消费额的任何变化都 与GDP的变化同步。在这两种情况下，假设收入分配保持相对稳逛。

　　来源：作者根据CAS, UNDP和MoSA生活状况和家庭预算调查（2004年5月）和国家 统计局提供的1997—2004年间的统计数据做出测算。

　　表2为使2015年极端贫困数额减半所需的投资和资本差额的估计一一在三种不同的增长模式下GDP)

　　来源：作者根据CAS, UNDP和MoSA生活状况和家庭预算调查（2004年5月）数据测算。 1997-2004年国民账户的数据來源于总理办公室的国民账户统计组。

　　如果增长使非贫困人口受益比贫困人口多（即不利于穷人），那么将极端贫困人口减半所需要的投资和增长的人均融资缺口将会大大增加。当增长是有 利于穷人的，只需要每人每年108美元的资金量，但是如果增长模式是“中性分配”和“不利于穷人”的，需要的资金量则分别增长到年人均213美元和 485美元。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于黎巴嫩有400万人口，在“不利于穷人增长模式”下需要增加15亿美元，才能取得“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模式下的减贫成就。

　　为极端贫困补偿或“填补”平均贫困缺口的成本很低。报告测算出只需每年花费每个黎巴嫩人12美元就可以使所有贫困人口摆脱极端贫困。填补生活在更髙贫困线下所有家庭平均贫困缺口的费用将明显增加，每个黎巴嫩人每年需花费116美元。

　　为了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2015时将极端贫困人口减半，需要多少财政资金投资额度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七月战争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以及随后政治陷人困境后，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

　　由于需要时间使经济从衰退中恢复，这些因素可能会使黎巴嫩的情况远比 2006年更坏。但是每人每年12美元的费用使黎巴嫩消除极端贫困是非常合理的，这笔花费只占全国每年巨大外债的一小部分。

　　3区域差距

　　表3和图5描绘了 2004年5月各省的极端贫困与一般贫困的发生率。主要发现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贝鲁特的极端贫困（1%以下）和一般贫困（6%以下）的发生率很低。

　　•纳巴缔亚和山区省的极端贫困率（2%〜4%)很低，一般贫困率（近 20%)低于平均值。

　　•贝卡省和南方省的极端贫困发生率（10%〜12%)高于平均值，贝卡省的一般贫困发生率（29%)等于平均值，南方省的一般贫困率（42%)高于平均值。

　　•北方省的极端贫困和一般贫困的发生率都很高（分别是18%和53%)。

　　•尽管纳巴缔亚的人均消费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但该地区比其他地区的分配更公平，因此一般贫困发生率（19%)低于全国平均值。

　　•使用P0与另外两个贫困测量方法（P1和P2)得到的各省的排名一致。由此可见，北方省的贫困家庭不仅占人口的比例很大，而且他们的总体消费水平远低于贫困线。因此，该省人均贫困状况比黎巴嫩全国平均水平高2.4倍 (表3)。而且使用分配敏感测量时，北方省的一般贫困率上升，表明在该地区许多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

　　表3 2004年5月各省的贫困测量值

　　來源：作者根据CAS, UNDP和MoSA生活状况和家庭预算调査（2004年5月）做出测算。

　　北方省有黎巴嫩20.7%的人口，但是有46%的极端贫困人口和38%的一般贫困人口。南方省和贝卡省的极端贫困家庭比例同样也远远超过了它们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南方省中等贫困家庭（消费水平位于较高和较低贫困线之间)也超过了它的人口比例。



　　图5 2004年5月各省的极端贫困率与一般贫困率

　　注：P0较低贫困线由左侧的纵轴测景，P0较髙贫困线由右侧纵轴测量。

　　来源：作者根据CAS, UNDP和MoSA生活状况和家庭预算调査（2004年5月）做出测算。

表4 2004年5月各省贫困人口的群体分布

　　来源：作者根据CAS, UNDP和MoSA生活状况和家庭预算调査（2004年5月）做出测算。

　　从图6可以看出各省内的贫困人头指数，即不同城市的贫困状况。但是，这里得出的结论应该谨慎解释，因为生活状况和家庭预算调査设计时没有考虑以“城市”来计算贫困发生率。因此，接下来为了丰富分析，主要对各省内部差异程度进行排序，而不是为了提供不同城市的确切的贫困发生率。



　　图6 2004年5月各市人头贫困发生率

　　来源：作者根据CAS, UNDP和MoSA生活状况和家庭预算调查（2004年5月）做出测算。

　　•在北方省内贫困有着显著的差异：Tripoly市和Akkar/Minieh — Den-nieh市的一般贫困发生率最高。相反的，“Koura/Zgharta/Batroun/Bsharre” 市（同样也在北方省）的贫困发生率却很低（即一般贫困发生率是24.7%，见图6;它的极端贫困发生率在图中没有显示，是4.5%)。

　　•全国的贫困现象主要集中在四个市：Tripoly、Akkar/Minieh - Den- nieh, Jezzine/Saidat和Hermel/Baalbek。尽管它们占了黎巴嫩人口总数的比例还不到三分之一，但是却有黎巴嫩三分之二的极端贫困人口和一半的一般贫困人口。

　　图7绘制出了各市无法满足基本需求（UBN)的贫困人头指数，该指数是根据生活状况和家庭预算调查得到，是一个综合性指标用于测量生活状况的剥夺感。因此，很容易指出人类剥夺感比基于收入的人头指数贫困更严重的地区，反之亦然。这个点图同时从市和省份的角度绘制（在图中前者用菱形表示，后者用圆圈表示）。



　　图7 2004年5月未满足基本需求贫困率和一般贫困率(在较高贫困线以下的比例）

　　来源：作者根据CAS,UNDP和MoSA生活状况和家庭预算调査（2004年5月）做出测算。

　　这个图根据国家整体平均无法满足基本需求（UBN)值和整体人头指数 的贫困率划分成了四个象限。右上方的象限是最差的，整体贫困率和UBN值都很高。相反的，左下方的象限最好，UBN值和收入贫困率都很低。由该图主要可得以下两个结论：

　　(1)生活标准的剥夺程度通常与基于收人的贫困相对应（由回归线的斜率表示，全国平均UBN值和人头贫困发生率的交点大约在同样的水平）。

　　（2）如果把纳巴缔亚省和它所属市剔除，两项指标的相关性变得非常显著 (R2从0. 4上升到0. 8)。纳巴缔亚的收入贫困率很低可以由以下因素来解释，包括不平等的程度低，外部移民和汇款多。但是后一项假说有待进一步社会研究来证明。

　　各省之间不仅是人均消费水平、不平等测量和贫困测算不同，而且给定增长率能减少多少贫困或者减轻不平等状况能减少多少贫困都不一样。北方省整体贫困率和贫困差距的平均消费弹性最小。这表明即使增长的速度相同，增长对消费产生的影响与其他省相比会更小。例如，对极端贫困而言，北方省的收入增长1%，整体贫困率仅下降2.4%。

　　但是如果北方省的不平等状况改善，贫困率也会下降。以基尼系数测量的不平等状况每下降一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就会下降但是在其他省，不平等同样也是一个问题。类似的，贝鲁特的不平等状况每下降一个百分点，贫困率就会下降28%。

　　4贫困的相关因素

　　黎巴嫩穷人的失业率很高。此外，大部分有工作的穷人都是非技术工人。性别同样会影响失业率，尤其是对贫困家庭的妇女而言。四分之一的贫困家庭的妇女是失业的，南方省和山区省的妇女失业率更高些（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贫困妇女失业）。

　　贫困使年轻人的失业状况恶化。失业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同时又是贫困的表现。极端贫困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即15〜24岁，有高中文化）有一半没有工作，三分之一的极端贫困大学毕业生是失业者。与这种情况相对比，只有五分之一的非贫困大学毕业生是失业者。接受过高中教育的非贫困人口的失业率是极端贫困人口失业率的一半。

　　因此，即使一个穷人可以从缺少教育和贫困的恶性循环中摆脱，他也很难得到与他较高教育水平相称的工作。

　　受到一系列不利因素影响的家庭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贫困。例如，个人的家庭住址和他的劳动力市场情况相互作用，在不同的人之间会产生不同的福利效果。

　　对非贫困人口来说，有薪水的雇佣相比其他雇佣形式占主导地位（占黎巴嫩所有非贫困人口的53，7%),但是工资按周计或按小时计或按件计等结算形式的工人大多是穷人，这类工人占全部有工作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有工作的穷人是自我雇佣。

　　无薪水的受雇者陷人贫困的风险最高，每6个工人中就有1个变成穷人。这种情况在所有省份都如此，尤其是贝卡省和北方省。无薪水受雇者的贫困率在贝卡省是31%，在北方省是21%。

　　如果根据所处的经济部门对工人进行分类，农业和建筑业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最大。图8显示了极端贫困发生率与户主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农业中极端贫困工人超过了 12个百分点，建筑业的极端人口超过9个百分点。在北方省，1/4的农业工人贫困，1/5的建筑工人是贫困的。



　　图8以户主经济活动测量的极端贫困率（2004年5月）

　　来源：作者根据CAS, UNDP和MoSA生活状况和家庭预算调查（2004年5月）做出测算。

　　户主的教育程度在小学以下的家庭占总贫困家庭的45% (图9)。这表明贫困家庭可以部分地由一家之主的受教育程度来识别。另一个结论是改进教育机构的项目——尤其是提供技术培训和帮助孩子上学的计划——表明社会投资项目有潜在的长期髙回报率。

　　一个地区越发达，缺少教育对人们生活水平的影响就越大。贝鲁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里贫困人口文盲的比例最高（38%)。相比之下，在北方省受教育程度与贫困的关联程度并不大，因为那里主要是农业生产，而农业对教育程度的要求并不高。

　　贫困与人学率密切相关。贫困儿童注册、人学的可能性更低；从小学到初中、髙中，贫困和非贫困人群的入学率差距逐渐变大。每两个贫困儿童中只有一个上初中，每四个贫困儿童中只有一个上高中。



　　图9以户主的教育程度测量的极端贫困率（2004年5月）

　　来源：作者根据CAS, UNDP和MoSA生活状况和家庭预算调查（2004年5月）做出测算。

　　非贫困人口相对应的比例是3/4受过初中教育，1/2人受过高中教育。北方省的贫困儿童教育方面最不具有优势：12〜14岁的儿童只有1/3上过初中。初中和更高层次教育的不公平表明，需要更多的公共干预以提髙对贫困学生的教育产出。

　　单亲母亲的家庭更容易贫困。在贫困人群中寡妇带着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贫困程度可能更高，他们在贫困人口中所占比重是他们占总人口比重的5倍。寡妇带一到三个孩子的家庭贫困程度也比较高，即比平均值高5个百分点。

　　因此，当户主的性别及婚姻状况与孩子的个数组合在一起，家庭之间福利水平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一个结论是：减贫应该优先考虑的是户主是寡妇，同时又带着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

　　本研究使用多元分析方法，分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贫困影响因素的变化对家庭成员贫困的影响概率，并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第一，家庭规模会影响贫困。新生儿会严重影响一个已经处于贫困中的家庭（整个家庭的消费对每个成员的弹性是-0.5)。第二，家庭规模和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家里的自我雇佣人员，无薪水成员或者从事贸易活动的成员越多越可能贫困。相反的，家中成员有雇主或有薪水时，贫困的可能性会下降三分之一。第三，贫困会受到家庭住址的影响。住在北方省的家庭与住在贝鲁特的相比（其他因素不变）， 前者遭受贫困的可能性是后者的四倍。后一项因素表明地区产生的重大影响(经济回报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贫困发生率的不同。

　　5减贫战略的要素

　　黎巴嫩完全有能力实现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即在2015时将极端贫困人口减半。也可以取得巨大的进步以减少地区间和地区内的贫困不平等。

　　考虑到黎巴嫩的贫困状况很复杂，一个全国性的减贫计划既要全面又要灵活。它要同时考虑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的28%人口的需要，也要考虑8%甚至无法满足基本食品需求人口（即极端贫困）的需要。

　　对黎巴嫩而言，一个好的方面是极端贫困程度相对较浅。正如前文所述，为极端贫困家庭填补平均贫困缺口费用不高：只需花费每个黎巴嫩人每年12美元就可以使人们摆脱极端贫困。但是，平均贫困缺口对于所有生活在较高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而言，费用要增加到每个黎巴嫩人每年U6美元。

　　要解决贫困问题，国家战略同样也应该优先解决地区间和地区内的贫困不平等问题，不平等制约了在某些省和市提髙收人的机会。最后，为了使贫困家庭能分享经济机遇的好处，黎巴嫩的减贫计划应该集中力量建立适龄劳动者的人才储备库。这能使贫困家庭的劳动成员获得更多工作机会。

　　本篇国别研究试图提出适合黎巴嫩减贫战略的主要政策建议^进一步的研究将对每一个特定项目和政策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就是我们提出的五个主要政策建议。

　　（1）包容和持续的增长。强调执行一个经济计划，该计划既是以就业、生产力和收入为基础的持续增长，又能使穷人直接受益。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明确的政策，将扩大公共投资，鼓励更多私人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重要的是，应该明确公共投资所需的融资渠道，或为私人投资提供更多激励。

　　(2)扩大教育机会。应该采取一致行动确保贫困人口，不论男女都能上学并完成学业。这对他们将来能获得更好的社会和经济机会是必要的。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黎巴嫩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必要的。

　　(3)推进区域更平衡的发展。本项研究描述的贫困状况表明，应该投入更多的力量改变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如收入、机会和服务。一些地区，如北方省的发展明显落后，所以才会有大量的贫困人口。

　　(4)向贫穷家庭集中资源。在黎巴嫩各省内不同市之间生活水平存在巨大差别，但这些差别可以测量，这表明以地理位置为基础的瞄准政策在减贫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我们所描述的“狭义的基于地区的喵准”（换句话说，在市一级层面）更有可能有效地减少覆盖面小和遗漏的错误。而且政策制定者能减 少福利通过减贫项目流向非贫困人口，消除福利流向收入已经很高的人，比如雇主（即雇佣其他人的自雇者），或者使用准家计调査来识别有资格的人。广义瞄准法也可以用来将更多福利直接导向农业和建筑业工人，他们当中大部分 是临时工和非熟练工。这两种职业的贫困人口占38%。

　　(5)监测产出。为了使任何减贫项目都能成功，应努力提髙数据搜集的质量和频率，监测产出，尤其是在区域和次区域层级的产出。不断更新信息使减 贫战略与黎巴嫩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相适应是很重要的。从这个角度考虑，一个重要的建议是在下一次家庭预算调査设计时，应该对市一级的家庭生活和消费状况有更准确的反

　　6目标战略

　　本篇国别研究主要针对贫困家庭公共支出的一般性政策。其他政策对黎巴嫩减贫战略的成功与否有待讨论，如促进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将会在进一步的研究和报告中进行详细说明。

　　如果减贫的干预可行并且有效，他们必须是基于已证实的能够瞄准贫困家庭，并且对贫困家庭有帮助的机制。尽管许多干预的明确目标是减贫，但它们更可能使非贫困人口获益。由于这类项目的资金有限，必须采取措施使有限的资源更有效地瞄准最需要的人群。

　　直接瞄准法基于清晰地识别贫困家庭或个人（即识别他们的收入低于贫困线）。如果直接给贫困人口提供帮助不可行，那么根据贫困人口的特征进行干预是必要的。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为“特征瞄准法”。例如，如果穷人集中于某个地区，可以增加该地区的公共服务。

　　但是，特征瞄准法有两个潜在的缺陷。第一，一些非贫困人群也会显现出与贫困人群相同的特征，从而获益（我们称之为“溢出”）；第二，并不是所有的贫困家庭都会表现出符合资格的必要特征，因此政策可能达不到这些人口 (我们称之为“覆盖不足”）。特征瞄准法的成功有赖于项目设计者尽量降低这两个缺陷的能力。

6. 1瞄准的两种方法：广义的和狭义的

　　瞄准减贫的项目针对一部分特定群体，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很直观，但同样也会产生很多困难。直接瞄准法将家庭区分为贫困或非贫困，直接给贫困人群提供优惠，并尽量将他们与非贫困人群区分开。这种特定的瞄准法有赖于政府识别穷人的能力。

　　如果受益者能从家庭或个人的层面进行识别，可以用转移支付或其他形式的直接资助以降低他们的脆弱性。例如，给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食品或医疗服务，为明显营养不良的家庭或有特殊需要的个人，如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提供帮助，都属于直接瞄准资助的形式。但是，影响直接瞄准法的严重问题是用来识别穷人的方法，例如他们的收人水平，执行起来成本很髙。

　　在实践中，根据收入直接瞄准穷人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瞄准消费的方式，称为“广义瞄准”。这种方法不直接针对贫困人口个人。取而代之，通过瞄准对穷人来说更重要的消费方式，来取得项目的预期成果。对基本社会服务的支出，如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就是一个例子。因为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农村，将资源用于支持农村发展，是另一个例子。第二种方法是瞄准特定人群。 这种方法被称为“狭义瞄准”，直接使特定人群受益。例如，给那些在没有充 足食品社区生活的母亲发食品券，或者针对农村无土地妇女的创新型微型金融 计划。在黎巴嫩，户主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的占所有贫困人口的45%。因此根据户主的受教育程度瞄准贫困是有效的。普遍瞄准女性户主可能没用，但直接将资源提供给有三个或三个以孩子的单亲母亲家庭会更有效。

6. 2狭义猫准的分类

　　狭义瞄准项目基于以下两个原则中的一个或两者的结合。第一是指示瞄准(也称为分类瞄准)。这种方法识别贫困人口的特征，这些特征与低收入之间有很高的关联度，但是不用测量收入就能很容易、成本更低地观察出来。这个指标代替收人来瞄准贫困人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个地区被划为贫困地区。例如，可以用土地拥有量、性别、营养状况、残疾或家庭规模指标来瞄准受益者。

　　在黎巴嫩极端贫困人口中46%、贫困中36%生活在北方省。因此将更大比例的公共资源投向北方省能使国家的减贫项目产生巨大成效。但是更狭义的地理瞄准，如在市一级瞄准会更有效。

　　例如，在北方省的一些市，如Tripoly和Akkar/Minieh —Dennieh，极端贫困和一般贫困的发生率都很髙。Akkar/Minieh—Dennieh人口占全省人口的10%,但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的25%。Tripoly，Akkar/Minieh — Den­nieh,Jezzine/Saidat和Hermel/Baalbek的贫困人口占黎巴嫩全国贫困人口的 2/3。

　　第二条狭义瞄准的方法是自我瞄准。与依靠管理者选择参与者不同，该方法通过激励受益者自我选择，促使穷人参加项目。

　　例如，公共雇佣计划使用工作的资格标准剔除非贫困人群，同时补贴支持那些只有穷人可以消费，而富人不可以消费的项目。在黎巴嫩，公共雇佣计划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计，例如给贫困人口众多的农业工人和建筑工人提供兼职。其他剔除方法主要是通过等待时间、公示和低质量“打包”的产品和服务来阻止非贫困人口使用。

　　两种类型的狭义瞄准法可能会避免两个常见的瞄准错误：①福利向非贫困人口溢出，该溢出用非贫困受益者与全部受益者的比例表示；②贫困人口覆盖不足，该项不足由贫困受益者与全部贫困人口的比例表示。

　　指标瞄准法的一个缺陷是并不是所有贫困都能用相同的指标来表示。例如，尽管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贫困，但并不是所有的穷人都住在那儿，也不是所有的富人都生活在其他地方。因此，地理瞄准法常常会使一些富人受益，而忽略——甚至可能向一些生活在富裕地区的穷人征税 (Datt 和 Ravallion，1993 5 Ravallion, 1995)。

　　以乡村或城市社区为层级的狭义地理瞄准法，可以减少福利流向非贫困人口，因为同样的农业气候或社会经济条件下，大多数乡村或城市社区家庭生活标准是相似的。这些农村家庭常常有同样的收入来源，也会受同样因素的影响，如道路条件，去最近的城镇的距离，是否有公共卫生设施、教育和水的供给。

　　常用的评估方法会使狭义瞄准的一些潜在的受益情况变得模糊不清。用地理瞄准法评估受益情况提供了一个例子。一些研究已经测箅了通过分配事前确定的最适各地区的预算，将会对贫困产生潜在影响。但是这种分配的静态收益通常都是适中的，从本质上反映出贫困具有多样性。

　　最近的研究测量了项目产生的潜在的动态效果，表明了静态评估可能大大低估了长期收益。在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对生产的私人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性，使收益可以随着时间推移扩散并增强。

　　测量这种动态效果是很难的，所需要的数据很难获得。在一项评估发展项目随时间推移取得的效果的研究中，瞄准的地理区域为中国的贫困地区，Jalant和Ravallion (1998)发现优惠政策对贫困人口覆盖不足，而对富人有溢出作用。但他们也发现项目对目标地区的增长率有积极的影响。在这个例子中，贫困人口的长期收益髙于短期。

　　对黎巴嫩数据进行全面测算以建立一个综合的减贫政策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但是本文对黎巴嫩贫困状况的描述，为描述贫困特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这些特征可以用来识别最有效的机制，从瞄准开始，例如瞄准全国最贫困的市，将资源引向贫困家庭。

　　但是，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应该修改，以便使资源流向更需要的公共支出领域，如对社会安全网和社会服务的公共投资。为了执行这些社会政策，国家政策制定者将要识别出具有广泛基础的、包容性增长的经济政策，以提髙这些地方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平和当地的经济状况。

　　(刘安译）

　　参考文献

　　Datt, G. , and M. Ravallion. 1993. Regional Disparities, Targetings and Poverty in India. In Michael Lipton and Jacques Van Der Gaag, eds. , Including the Poor. Washington D. C. : The World Bank.

　　IMF 2007. Use of Fund Resources - Request for Emergency Post - Conflict Assistance - Staff Report and Press Release on the Exeuctive Board Decision. Country Report No. 07/177, Washington D. C. *. IMF.

　　Jalan, Jyotsna, and Martin Ravallion. 1998. Are There Dynamic Gains from a Poor - Area Development Progra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7 (1): 65 - 85.

　　Kakwani, Nanak and Hyun Son. 2006. How Costly Is It To Achieve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of Halving Poverty between 1990 and 2015? Working Paper # 19, May, Inter­national Poverty Centre, Brasilia.

　　Ravallion, M. 1995- Growth and Poverty; Evide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1980. Economic Letters, 48：411-417.

 

巴西有针对性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

持续福利金与家庭补助金

Marcelo Medeiros

(国际贫困中心与应用经济研究所）

Atiana Britto (国际贫困中心，访问学者）

Fabio Veras Soares

(国际贫困中心与应用经济研究所）

　　摘要我们描述了巴西两个最重要的有针对性的现金转移支付项 目——持续福利金（BPC)和家庭补助金（Bolsa Familia)——的若干特点。我们探讨它们的机制、长期可持续性、受益人及瞄准水平。 我们也讨论了对限制条件的需要、转移支付对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影响，以及所谓“安全出口”涉及的内容。我们的结论是，一方面，这两个项目正在实现它们设计时的初衷，即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并将成本控制在巴西预算能力以内；另一方面，这两个项目不会对劳动和养老金制度缴费的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据此，我们认为这些项目应该保持，如有可能，可在不久的将来进行推广。

　　1引言

　　近期，巴西针对弱势群体的现金转移支付的政策有了极大的发展。目前，该国正在实施的此类项目主要有两个：持续福利金（即BPC，葡萄牙语为Beneficio de Prestacao Continuada)，以及家庭补助金项目。尽管两者的主要前提都是将现金补贴直接转移给受益对象，但他们有很多本质差异，诸如他们的覆盖范围、法律框架、准人标准、瞄准程序、发放额度、管理结构和限制条件等。

　　本文旨在描述这些差异，探讨关于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的有效性、持续性以及消极影响等争论中最常见的部分问题。基于原始数据和现有研究，我们认为，总体上，这些项目正朝着它们设定的目标迈进，尤其是在贫困和不平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对比拉美其他国家的实践，这两个项目在将成本控制在巴西预算能力以内的前提下，表现得同样出色。此外，我们认为，这两个项目不会对工作激励和养老金系统缴费的动力产生消极影响。

　　2持续福利金和家庭补助金制度：概述

　　持续福利金制度是指任何年龄段的重度残疾人士以及65岁以上老年人，且家庭人均收人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1/4 (参照2006年10月标准，在这两种情况下均为每月87.50雷亚尔），每月可以无条件获得现金补贴。该项目启动于1995年，是在巴西政府对缴费型和免缴费型社会保障政策实施的统一管理。如今，尽管社会发展部（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MDS)负责协调此项目，但补贴申请由国家社会保障研究所各分支机构实施。至于残疾人补贴， 受益对象由医生通过评估申请持续福利金的残疾人员的就业障碍和独立生活障碍后做出决定。

　　家庭补助金项目是2003年底启动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是对已有的一系列条件性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的统一。它直接面向每月人均收人低于60雷亚尔的家庭，有孕妇或哺乳期妇女的家庭，以及儿童和人均收人低于120雷亚尔 (参照2006年10月收入标准）的15岁以下未成年人。市政当局借助其社会援助部门承担选择受益对象的任务。社会发展部负责项目管理。Cmxa联邦储备银行（一个联邦金融机构）开展转移支付。根据受益家庭的人员构成，该项目向补贴接受者提出了教育和健康方面的限制条件，主要是入学、出勤率，儿童免疫疫苗的接种，及产前、产后的护理等。

　　3法律和政治状况

　　持续福利金和家庭补助金具有不同的法律框架。前者在1988年被写人宪法，此后普通法律也出台了相关规定；后者源自总统临时措施，随后被转化为法律规定。两者在行政法规和指导文件中都有运作根据。

　　持续福利金显然是一项宪法权利，任何符合准入资格的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补贴。而家庭补助金的立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受益对象的筛选受制于预算拨付额度以及市政当局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协调。有鉴于此，符合准入资格并不能确保获得家庭补助金项目的补贴。

　　持续福利金的宪法性质决定了该项目重要的政治独立性。宪法赋予的社会权利具有永久的保障，不易受行政决策的影响。相反，由于家庭补助金制度是 总统颁布的一项措施，它必然受到政府的直接影响。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一方面，政府在持续福利金项目的管理上可能不会贏得直接的政治褒奖，但另一方面，家庭补助金项目的政绩却能够立即获得认同。

　　政治褒奖是巩固管理和扩展项目的激励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在宣传和推广家庭补助金项目上所做的努力比对持续福利金项目的关注要多的原因之一，不光政府如此，媒体和公众亦然。在过去很多年中，从来没有哪届政府愿意像保护自己的项目那样将它的政治努力投人到持续福利金之类的独立项目之中。

　　此外，不同的法律和政治框架导致项目财政独立水平的差别。持续福利金制度的基本原则不会随政府意愿而更改。项目设计和执行上的轻微调整，例如受益对象的准入和筛选标准相关的调整，可以通过普通的立法程序得以实现。 但诸如基于最低工资设定补贴额度等内容的修改，则必须通过复杂的程序获得国会批准后对宪法进行修改。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即使这是对行政灵活性的约束，但考虑到长期可持续性立场，它在项目开支免受外界冲击方面起到了保护作用。也就是说，持续福利金项目在应对行政决策、预算削减、紧急情况和其他短期措施时，不会像家庭补助金项目那样脆弱。目前对家庭补助金项目的保护没有主导性的法律渊源，而是政治渊源。因此，政治舞台的任何波动都会影响其持久性或未来的推广。

　　4目标瞄准

　　这两个项目瞄准不同群体，在识别和筛选受益对象方面具有不同行政机制。两者都被批评有瞄准错误的嫌疑。批评主要是一些传闻轶事，没有确凿的实证证据。具体而言，这些评论大多局限于挑出几个收人高于所属项目准人门槛的受益家庭，以及基于这些偏差对两个项目的整体运作情况做出的推断。

　　然而，个案不能作为评估一个覆盖1 400万户家庭项目的合理证据。识别出确实获得了补贴的人群，对于评估项目目标实现的程度以及如何改善项目是至关重要的。《2004年全国住户抽样调查年度报告》（PNAD，葡萄牙语为 Pesquisa Nacionalpor Amostra de Domicilios)的公布为首个在国家层面具有典型性的课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然而，这些数据尚有很多缺陷。自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开创以来，巴西国家统计局（IBGE)将这些资源划入“其他收入来源”科目。这类收入来源还包括金融投资利润、分红和失业保险。《2004年全国住户抽样调查年度报告》中关于现金转移支付的特别补充没能改变这种划分，因为所采用的补充调查问卷是与住户调查问卷关联的，并不提供给个人。另外，也没有条目表示转移性收入提高，并认为不可能识别出有资格获得补贴的人群，或者无法从“其他收入 来源”直接拆解出转移性收入。Soares等人（2006)设计出一种能够实现类 似的拆解的方法，以便评价：①采集转移支付的调查的容量；面对面的行政登记；②他们的瞄准结果。

　　虽然它不能复制家庭补助金项目下各类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行政登记的绝对数值，但相对而言，它确实重新显示了受益对象的区域分布和他们的特征。总的来说，对持续福利金的阐述也是相对的，而非绝对描述。例如，从行政数据来看，全国住户抽样调查高估了东北地区持续福利金受益老年人的比例，低估了东南地区这一人群的比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受益对象或住户问卷的调査对象的混乱，以及持续福利金和其他社保津贴之间的混乱联系，这些都由国家社会保障局负责应对。因此，持续福利金的很重要一部分可能被包含在 缴费型养老金的相关条目中。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一份关于项目在人口中分布情况的分析报告指出，持续福利金和家庭补助金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实现它们的目标。图1显示了转移支付项目在不同人口阶层的分布。值得注意的是，持续福利金和家庭补助金都很大程度地瞄准了贫困人群。

　　但根据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结果似乎可以推断，很大比例的受益对象的收入高于项目设定的门植——持续福利金准入标准为最低工资的1/4 (2004年9月为65雷亚尔，全国住户抽样调查参考月份），家庭补助金准人标准为50或 100雷亚尔。实际上，38%的持续福利金收入发放给了人均收入髙于65雷亚尔的家庭；与此同时，21 %的家庭补助金收人发放给了家庭人均收入高于100 雷亚尔的受益对象。这是否应被认作是一种瞄准错误？若如此，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尽可能地规避这种错误？虽然这些疑问不能轻易破解，但他们揭示出任何瞄准机制都有局限性。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考虑两个因 素：一是家庭收入随时间的波动，二是瞄准项目在筛选受益对象中的内在缺陷。

　　家庭收入波动背后可能有多种原因。工作不稳定、收入的季节性因素、积极和消极的外部冲击、家庭组成的变化，以及其他原因，都可以导致随时间变化的人均收入偏差，特别是对于那些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人。不断更正所有受益家庭的收入既不可行也不可取，因此可以理解的是，部分受益人口收入虽然高于准入门槛，但他们被纳人项目时是符合所有要求的。



　　图1净收入水平标准下获得补贴人口的收入发生率（不包含补贴）

　　注：由于从持续福利金项目获得的收人不算人家庭补助金项目的家庭人均收入，此发生率分析在持续福利金和家庭补助金的计算中使用了同一净收入值。

　　来源：Soares等人的报告（2006)。

　　将收入超过准入门槛的受益家庭从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中排除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对工作的抑制作用就是很清楚的例子。被排除在项目之外的家庭的成员，只有当工作报酬髙于转移支付所得时，才有动力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项目应该设定一个髙于准入门槛的退出收入线，并制定逐步退出的机制。同样，新收入的可持续性也应被考虑进来。项目能够确保收入的稳定，然而大多数工作都不能保证。当选择要不要接受一个新工作时，人们必须考虑很多因素，包括将稳定的转移性收人换成一份收入不稳的工作所冒的风险。在这些情况下，不宜对其停止发放补贴，因为这种排除的规则可能会抑制受益对象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

　　此外，我们要考虑到，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的大部分申请都要经过家庭收入评估这样的程序。就巴西的这两个项目而言，这个程序是以登记时家庭人均收入为基础。同其他评估一样，它也容易受那些无法控制的缺陷的影响。

　　每种瞄准程序都有难以避免的固有缺陷。这些缺陷的很大部分反映出标准选择上难以回避的权衡取舍：如果标准太严格，一些本该获得补贴的家庭将被排除在外（覆盖或排除差错）；如果标准太松，一些不应该获得补贴的家庭将被纳入进来（纳入错误)。很多这类偏差和覆盖缺陷都是由筛选程序的固有缺陷引起的。

　　尽管在有效瞄准最贫困人群方面还有困难，在项目的起始阶段，当覆盖水平降低时，转移支付项目很容易瞄准到没有超过准入限制的家庭。而当覆盖面扩大、最贫困人群被纳人时，一些收人略微高于准人水平的家庭被纳入的现象 就越来越难以避免。然而，纳入这些略髙于限制条件的家庭只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毕竟出现这种差错的概率很低。实际上，主要的问题是由于远远高于准 人门槛的家庭的进人，使潜在受益对象有可能被排除在外

　　回到图1,可以看到，受益对象持续高于福利金和家庭补助金门槛的发生率很高。然而，偏差主要集中在那些略微髙出收入限制的家庭。换句话说，虽然偏差发生率很大，但偏差程度很轻。大幅偏差现象很少：2004年，仅有不足12%的家庭补助金收人和20%的连续现金收人发放给了人均收入高于130雷亚尔的受益对象。

　　在持续福利金的具体案例中，必须指出的是，过去几年中司法判决允许家庭人均收入髙于项目限制的人获得补贴。其原因是，宪法对持续福利金的规定依据关于基本生存需要的一般性原则。而操作中准入标准的界定则依据普通法规和行政指令。其中一些法规和政令被认为与宪法原则的最新司法解释不一致。争议最多的是将持续福利金的限制条件由原来最低工资的四分之一提高到一半，因为后者是巴西公认的贫困线，或者批准同意在计算家庭收入时扣除处方药相关开支，从而辨析不同的需求。这种在持续福利金和家庭补助金之外可 选择的方法完全能够实现。

　　此外，还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释持续福利金项目中存在收入略高的受益对象的现象。持续福利金中“家庭”这个概念不同于家庭补助金采用的概念（甚至与全国住户抽样调查也不同）。持续福利金采用了与养老金制度一样的“家庭”定义。如果领取养老金者去世，他/她们的合法继承人有资格获得这笔养老金。继承人和一级亲属被认为是领取养老金者的“家庭”。然而，一些家庭成员并未包含在这个家庭中，例如假设有25岁及以上成年子女的话。由于一些未被解释的原因，持续福利金采用相同的“家庭”概念来计算人均收入。当然，目标完全不同，在计算家庭人均收入时不列入成年家庭成员的收入也是讲不通的。因此，持续福利金的这种算法使收入较髙的家庭也被纳入项目中（目前项目正在修改）。

　　瞄准程序也会造成偏差，起因可能是使用了不恰当的瞄准工具，或者是对这个系统蓄意进行欺骗。更好的工具无疑将有助于改善项目的瞄准。这些好的工具有，改进的申请调查表，以及对参与持续福利金和家庭补助金受益对象筛选的社工、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做出的评估进行验证的地方研究。另一方面， 对于欺诈，应建立一套反复核査机制来查证注册受益对象的其他信息，例如核 实他们的社保补贴的收据，对照项目数据库与雇主登记信息、定期审査以及在 适当情况下对违规者进行处罚。

　　有证据表明程序控制和选择机制有明显的改善。在这些方面，家庭补助金项目似乎比持续福利金项目进展更快，已经建立了一套审核登记信息一致性的常规流程，并调整了申请表格（这个表格工具在不久将被纳入持续福利金项目中使用）。2005年建成的由多家公共机构参与的公共监督网络将是打击项目欺诈行为的重要措施。同样，参与机制的精细设计、市政当局的社会控制以及受益对象或潜在受益对象与家庭补助金项目管控权之间建立的直接沟通渠道，都有助于宣传信息和减少覆盖差错。

　　尝试并获取更多准确资料是可能的，采用更加成熟的瞄准工具也是可能的。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还没达到合理的瞄准水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将巴西项目的成绩与其他国家被认为成功的案例进行比较。图2 (选自Soares等人的报告，2007)采用了智利和墨西哥相似项目的资料做这样的对比。



　　图2每百个净人均分配的现金转移支付发生率

　　来源：Soares 等，2007。

　　从图2得出的结论是，巴西项目的瞄准结果与邻国的同类项目收效相近，常常被视为最好的做法。墨西哥和智利采用广泛而深入的调查问卷来识别受益对象所达到的效果与巴西高度分散化的瞄准程序效果相似。值得注意的是，集中且复杂的程序会减少项目社会控制的有效性，一套极为严格的瞄准体系和更短的补贴审査周期通常会耗费更多的行政成本。

　　不可否认，巴西的项目还需要不断完善，特别是在减少瞄准差错方面。但这些努力应该遵循有据可循的成本一收益分析，以及尽量减少把有权利参与项目的受益人排除在项目之外。

　　5瞄准的成本

　　持续福利金作为一种有针对性的项目并不存在很大争议，无论是看它的类别（老年人和残疾人），还是看它的收入标准（贫困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另一方面，家庭补助一直被批评只对最贫困人群提供援助。部分原因是巴西国内对普惠型现金转移支付持不同看法之间存在着争论。这种政策将会向所有公民转移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不管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何。

　　争论与哲学原理相关联，而哲学原理是以争辩双方所持的合理的前提假设为基础。对于瞄准，既有赞成意见也有反对观点，辩论涉及的内容从只惠及穷人的项目的政治脆弱性，到普惠型项目对消除不平等的有限作用。反对瞄准的主要观点之一与宣称的所需承担的髙成本有关。这对于有针对性的政策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反对意见，但却是最容易分析的意见之一。假设可以启动一项普惠型转移支付项目，那么富裕的人将会得到与穷人同样数额的金钱。如果项目瞄准相对贫困的一半人口，那么转移支付的数额就可能是普惠 型项目的2倍。从平等主义的视角看，由于这个项目对不平等有更大的抑制作用，因而它是更好的选择方案。但由于这种方案的瞄准成本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如要遵照平等主义的观点，瞒准成本将超过项目总成本的一半。

　　举例来说，假设家庭补助金的瞄准和筛选程序每隔一年进行一次，项目每月向每个受益家庭转移支付一笔60雷亚尔的补贴（约为当前补贴额度的平均值）。那么，每个受益家庭两年将得到1 440雷亚尔。再假设瞄准和筛选程序由待遇较高的社会工作者开展，再加上其他行政成本，以每月20个工作日计算，每月的成本是5760雷亚尔，折合每天288雷亚尔。即使这位社会工作者每天只完成两次访问，每次访谈的成本将占转移支付额度的10%。但社会工作者的报酬通常并不髙，工作效率也比我们假设的高，每天能够完成的访问不止两次，现实中的成本可能会低很多。因此，我们不能断定家庭补助金的瞄准 成本过高。

　　至于对最贫困家庭收入的影响，尽管也有筛选成本的问题，但观点都集中在了瞄准问题上。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区分资源水平和资源分布。一个有针对性项目的选择度可以改变资源分布，而非当前的资源水平。

　　作为一个有针对性项目，家庭补助金惠及1110万个家庭。而巴西的家庭总数至少四倍于此如果项目每年的预算固定不变，将它变成普惠型方案意味着要将转移支付的资金数额除以四，即平均补贴由原先的每月60雷亚尔减少为15雷亚尔。如果我们慷慨地假设项目的预算变为原先的三倍，且项目仍然有针对性，那么转移支付给最贫困人群的金额由60雷亚尔提髙到180雷亚尔。尽管如此，如果把它变为普惠型项目，转移支付的额度也会从原先的60雷亚尔减少为49.5雷亚尔，其中已经加上了可以节约的10%筛选成本。坦率来说，对于最贫困人群，提供60雷亚尔补贴的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项目优于拨 款资源是其3倍的没有针对性的项目。记住，这还没有考虑到，如果有针对性的项目获得3倍的资源，它转移支付的额度为180雷亚尔，而不是普惠型项目49.5雷亚尔的补贴额度。

　　人们普遍认为，应将与收入相关的资格标准运用到社会政策中去，而不是针对减贫（例如健康、教育等)。此外，争论可以从多个视角论述有针对性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的局限和不足，但无可争辩的是，瞄准的成本并不是赞同普惠型转移支付的合理依据。

　　6限制条件

　　家庭补助金项目最重要的创新之一，与其前身一样，是将两个重要目标联合起来，即通过现金转移支付达到短期减贫的效果，并通过设定限制条件引导家庭投资人力资本，从而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此外，限制条件，也叫“家庭共同责任”，是推动社会服务需求的动力。这些社会服务包括健康和教育，并通过大力普及和改善这些服务使最贫困人口能够享受到基本社会权利。

　　家庭补助金最有名的限制条件是对儿童人学和出勤率提出的要求。该项目要求受益家庭的儿童出勤率达到85%以上，并建立了一套从市政当局延伸到联邦政府的监督体系，从而使政府在发现限制条件未被执行时做出处理。这当然是一项创新之举，因为法律对学校出勤率的要求是不低于75%，而且这种管控措施的受益者就是学校自身。

　　从成果来看，限制条件在巴西的需求和影响颇具争议。自从教育限制条件的监督体系建立以来，观察到的学校出勤率达到95%以上，完全符合要求。然而，很难断定这是限制条件控制的直接结果还是一种独立的发展趋势。

　　近期的一项效果评估显示了家庭补助金项目对教育产生的初步影响(Cedeplar, 2006)。结论指出，受项目援助的儿童缺勤的可能性低于相同家境下没有接受援助的儿童。此外，受益儿童银学的几率也更低。然而，不设限制条件的项目可能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因为有证据显示，单有收入的增加不会对儿童出勤产生影响。Carvalho (2001)指出，当老年人的收入增加，免缴费 型和非条件型农村养老金对于家庭中儿童的人学率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 12〜14岁女童。这些孩子的辍学率降低了20%。基于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Reis和Camargo (2007)估测，无条件退休和养老金的重大影响是青少年学校出勤率的提高。

　　在大多数情况下，健康和教育方面的附加条件只是强化了父母需要做的事情——法律和社会要求做的事情：送他们上学、接种疫苗、关心他们的健康。因而，这些限制条件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过分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做法不带有过多的强制色彩。

　　如果这些限制条件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那么保留他们与否与控制和监督机制消耗的成本息息相关。在全国范围对限制条件进行即时有效的监测需要一笔庞大的行政开支，联邦政府要分担小部分，余下的大部分成本由负责提供信息的市政当局承担。然而，对全国统一的控制体系的效益和成本进行仔细检査依然很有必要，以便于更好地了解其带来的便利。限制条件的监督除了能确定服务供应的缺口，还可以像工具一样生产健康检査和出勤率方面可能遗漏的信息，提醒政府识别最脆弱的家庭和最需要关注的人群。总的来说，限制条件的必要性、操控成本和他们带来的好处还不明确。

　　如果健康和教育方面的附加条件本来就是父母的责任，不管有没有补贴，那么为什么他们在项目的辩论中如此重要？或许因为关于限制条件必要性的辩 论具有政治和道德原因。限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这样一种看法：如果不予以直接的回报，那么谁都不能白拿国家的补贴，穷人更是如此。限制条件应该相当于一种“合理的汗水”。如果没有这种象征含义，项目有可能失去社会的支持。这一特征并不是家庭补助金项目的独创，其他国家实施的很多项目都是如此。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的实施，都以教育、健康或者还有工作方面的限制条件为前提，而不顾外界对于设定限制的成本一效益的客观评 价。关于将家庭补助金转变为没有限制的项目还是保持它现在的设计特色的争论，应该尽量避免政治原因。

　　7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家庭补助金主要瞄准那些参与或可能参与到就业市场、但收人一直很低的家庭。因此，项目经常被批评抑制就业。这些批评是基于一种非常合理的猜测，即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人们趋向于减少工作量，甚至辞职。

　　转移支付对劳动市场参与性的抑制水平使这种批评不攻自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这个主题的可靠研究成果，但是仍有可能来讨论一些初步的结果，并推导出基本理论。家庭补助金向每个低收入家庭转移支付18〜112雷亚尔不等的补贴。尽管项目对改善受益家庭生活条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意味着他们的收入提高近11% ,但平均60雷亚尔左右的补助不足以使受益者辞去工作，除非他们的工作待遇极低，不稳定，甚至危险。

　　转移支付会降低敬业度吗？或许，效果正好相反。因为项目为穷人提供的资源使他们克服劳动市场优势行业的进人门槛。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以个体工作者为例，比如一个街边小贩。妨碍他拓展业务和纳入自己的家庭成员以壮大队伍的瓶颈是无法获得用于扩大储备的贷款。如果这个小贩的家庭获得补贴，那么这笔钱就相当于一笔小额贷款——当然，这是不要求偿还的。事实上，如果政府在收人分配之外减免税收，降低贷款汇率，或者向创业 者提供贷款，那么他们还会成为找不到工作的无业游民吗？ 一般来说，答案是不会。我们将看到，这些身无分文的“小创业者”与富有的创业者有同样的表现。因此，转移支付最终可以提高工人的工作水平和他们的敬业度。

　　认为转移项目抑制就业的观点是基于偏见，而非实证证据。全国住户抽样调査近期数据显示，家庭补助金项目的受益者与相同人均收人人员的工作量，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也会是一样的。来自受益家庭的成员在劳动市场的参与率分布的第一个十分位为73%，第二个十分位为74%，第三个十分位为76%;而不在项目覆盖范围的住户，劳动市场参与率的三个十分位分别为67%、68%、71%。

　　个别劳动群体偶尔出现的劳动供给下降不应笼统地被视为消极表现。为了维持生计，极度贫困的家庭不得不让妇女、儿童和未成年人投身就业市场，通常他们的工作岗位既不安全，也没有很好的报酬。在这些情况下，如果这些人因为拿到家庭补助金项目的补贴而减少了在就业市场的参与，那么这应被视为积极现象。

　　根据性别和家庭地位（户主或配偶）分解经济活动人口（年龄在18〜65岁之间），可以看出一些差异。通过分析2004年全国住户抽样调査和概率模型评估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选取前三个分布十分位，即最贫困人口的30%，以及对年龄和家庭结构（家庭中儿童和老年人的人数）影响的掌握就可以推测出，家庭补助金只对劳动供应的四种模型组合（女户主、女配偶、男户主和男配偶）之一会产生消极影响。只有领取补贴的女性户主会比没有领取补贴的女性户主更有可能减少在就业市场的参与（在统计上十分显著）。至于其他三种组合，转移支付项目的受益者与对照组比较，劳动供给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按照同样的思路，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区域规划和发展中心（CEDE- PLAR)2006年发布的关于家庭补助金的影响评估报告显示，项目对劳动供给产生了积极影响。根据调査数据，家庭补助金受益家庭成年人的就业市场参与率比相同条件下非项目的成年人参与率高此外，女性的参与率（4%) 比男性（3%)更髙。项目也使女性雇员辞职的几率降低了6%。

　　这些数据表明，现有研究不能证实转移支付对就业有抑制作用。那些在就业市场上看似参与率很低的人，与相同状况者相比，实际上是处在较富裕的分 布十分位的人，以及那些获得的收人被全国住户抽样调查归人“其他收入来源”一类的人。在这个分配层面，这一类收人通常是金融投资的利息和分红。显然，这种抑制作用对收入分配上层的影响比对底层的影响更大。

　　8有保障的社会

　　家庭补助金经常被理论者批评对就业产生抑制作用，而持续福利金则被批评鼓励逃避社会保障缴费。批评的意见是，持续福利金用援助补贴代替部分缴费性质的社保补贴。这种批评的理论依据是，如果个人从持续福利金项目获得的补贴与普通养老金数额相同，那么他们就没有必要向社会保障体系缴费。

　　这样的批评主要是一种推测。巴西还没有关于社保体系缴费动因的严密而全面的研究。因此，期望得到持续福利金补贴与养老金系统潜在捐助者的粗心大意行为有关联的想法是没有支撑依据的。此外，即使这种影响存在，它或许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关系。因此，这种批评的可信度不能仅凭这种冒失行为的存在，还要看它的数量程度

　　这种批评的前提假设有一定道理。但它是否合理呢？社会保障费用并不是递增的。因此，在福利方面，即使富裕者与穷人都是按照他们工资的一定比率缴费，社会保障费用的负担对穷人来说更重。换句话说，同样缴纳工资的10%，穷人的负担要比富人重得多。的确，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承担社会保障费用意昧着放弃一部分对他们而言相当重要的一笔收人。而经济条件较好的人群，这笔支出是预期中的，不管现在还是以后，都不必要依赖工资收入。如 果这个负担足以弥补现在一部分收入的损失，它将有利于设立公共或者私人储蓄账户，以备失业时生活所需。

　　社会保障储蓄账户主要是向有正式雇佣关系的工人征收的社会保障费用。而低收入的非正式雇员或者个体劳动者自愿缴纳的比率非常低。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92—2005年非正式雇员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缴费比率从6%上升至11%，与此同时，个体劳动者的缴费比率由原来的20%下降为15%。如果我们只考虑贫困线以下的非正式雇员和个体劳动者，我们会发现一种相似的模式：前者对社会保障缴费的比率由2%上升至4.5%，后者的这一比率由6%下降到3%。

　　如果持续福利金的转移资金真的会诱导人们逃避支付社会保障费用，那么我们看到的现象应该是：大部分非正式雇员和个体劳动者逃避自愿缴费。同理，还会出现的现象是：非正式岗位大幅增加以逃避缴费负担。然而，1992— 2005年间非正式岗位有缓慢减少的趋势——1992年非正式岗位比例为 51.9%，1998年达到峰值53%，随后在2003年回落至51.7%，到2004年只有50.4% (根据Ramos的研究数据，2007)。这些数据并不能推断持续福利金对社会保障缴费没有影响，但也不能证明有影响。

　　如果缴费减少，也不意味着它会对预算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持续福利金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效益或许能抵消其系统运行所需承担的成本。例如， Reis和Camargo在2007年所做的研究显示，养老金和转移支付（包括持续福利金）提供的补贴对15〜21岁的青少年的入学率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比让他们退出就业市场和接受培训的影响更大。这种结果对长期减贫意义重大，可能也会减轻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

　　总的来说，并没有证据表明持续福利金对社会保障缴费产生普遍抑制的影响，也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抑制对预算的影响是否显著。除非有更多的研究可以证明，否则针对持续福利金的批评应当仅仅视为一种臆想猜测，而关于这一问题的存在和真实程度的假设是没有可靠的科学依据的。

　　9财政限制

　　据估计，巴西在2001—2004年期间的收人不平等处于下降通道中，23%应当归功于现金转移支付（根据2006年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持续福利金和家庭补助金总共覆盖了1 300万低收入家庭。它们的成效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它们的成本呢？

　　2005年，巴西现金转移支付通过持续福利金和家庭补助金项目运作的成本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8%。作为对比，联邦公共债务利息的支出同年占GDP的比重为6.7%。这说明，直接援助1300万低收入家庭所花费的成本仅仅略高于公共债务利息开支的十分之一，这是由让少数人直接获益的货币政策导致的但很难确定受益者人数少到何种程度，因为全国住户抽样调查不仅严重低估了利息、分红和盈利的收人，并将这些信息列人单独的收人类别。然而，如果我们从全国住户抽样调查中分解出“其他收人来源”，就像 Soares等人的建议（2006)那样，可以粗略估计出50%的此类收入被3%的最富裕人口获得。

　　显然，货币政策的间接影响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包括从宏观经济的稳定中获益的穷人。采用货币政策措施来比较两个社会项目显得过于简单，只能被看作一种例证。真正重要的是要清楚：巴西的财政限制不能归咎于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项目；在认为转移支付项目给政府预算带来过重的负担的观点下，限制转移支付项目和评判它们的可持续性也是不合理的。初步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足以证明，这些项目在财政调整中应该受到保护。

　　由于政府的运行要遵守不可争辩的财政限制，那么把资金用于转移支付一定不如用于投资吗？该国的公共投资利率可能会更髙，但这并不是最恰当的问题。如果预算是固定的，或者说如果只能在转移支付和投资之间选择一种方式，那么这个问题是讲得通的。

　　事实并非如此。公共预算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预算分配的重大调整在短期内很难实现，但的确有空间实现一些小幅度的分配调整。事实上，财政分配是政治力量博弈的直接结果，而穷人在这场博弈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穷人不是大部分公共支出的主要直接受益人。然而，这并不意昧着他们不应该在预算中获得特别关注。对这种状况的视而不见暗示着这种已经在巴西实行了数十年的策略将永久持续下去，而这种战略，即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来减贫，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

　　对转移支付和投资的反对意见忽视了他们相辅相成的可能性。毕竟，转移支付提高了受益家庭的消费水平，消费的提高会促进投资的繁荣。如果人们愿意购买更多的商品，商家就会生产更多。这种良性循环在基础设施投资的带动下会进一步增强。因此，转移支付和投资可以齐头并进。究竟他们是不是相辅相成的，这个问题依然有待验证。

10  “安全出口”

　　现金转栘支付提高了受益家庭的购买能力。显然，如果转移支付的补贴中断，他们的购买力也立即受约束。至少在短期内，这些由于转移支付才得以脱贫的家庭依赖转移支付的补贴才能维持他们的消费水平。由此引发的批评是，转移支付并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良策，因为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观点认为，家庭补贴是一种开通“入口”的设计，但没有设置“安全出口”。或者说，受益对象会对项目产生依赖，无限期地徘徊在贫困状态。而家庭补助金的理想状况应该是一种临时的减贫机制，根本的解决途径是让贫困者获得稳定的 工作。

　　在贫困问题解决方案的争论中，有很多观念混乱和价值冲突。在这场争论中，一种天真的道德主义观点认为，工作是摆脱赤贫唯一的“安全出口”，因 此解决贫困问题是穷人自己的责任。按照这一思路，最重要的应该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摆脱贫困的关键在于教育和信贷。

　　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避免今后重犯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专家一致认为，为了从长远角度消除贫困、摆脱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必须改善社会财产分配，调整人口就业结构。改善财产分配意味着，不仅要调整个体生产能力的分配 (主要涉及教育），还要调整所有权和机会的分配。

　　然而，这些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很多结构上的调整几年内都无法实现。教育是一项长期投资。假设在一个“完美”的学校系统中，学校教育全面、优质，且不出现任何重复和错误，依然需要十年以上时间才能充分培养一个孩子。在成年人中，改变工人的教育背景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这是因为提髙工人素质要经过持续的正规教育。特定的职业培训尽管有一些作用，但效果有限，不会带来长期的改变。素质教育需要一天的几个小时专注学习，并要延续多年时间。已经就业的成年人的时间被三部分内容占据：家务琐事、工作和休息。如果让他们花时间在学习上，就得有补偿措施或免于劳动作为条件。全职工作与学习不容易兼顾。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要禁止雇佣童工和规范雇佣青年劳动力。

　　教育分配的调整短期内难以实现，但信贷上可以做出让步。因此，信贷调整被认为是一项短期措施。事实上，就投资而言，现金转移支付可能与长期小额信贷产生相似的效果。而小额信贷的区别主要在于偿还要求。偿还要求是激励就业的重要手段——由于必须还清债务，获得的钱不能用于购买消费品。然 而，这种观点只有在缺乏就业动力导致贫困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简单地说，这一观点认为穷人的懒惰和不努力导致了他们的贫困。

　　然而，同社会所有阶层一样，并非所有贫困人群都有能力利用好信贷。此外，即使我们不考虑经营事业的良好能力，宏观经济态势也将极大地影响新事业的成败。因此，尽管将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扶贫机制非常重要，但不应将它视为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受益者摆脱贫困的万全之策。尽管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限，但可以推断，小额信贷如果分发给没有合适技能的人使用或者没有良好的经济环境，则无法在短期内发挥重大作用。

　　由于就业市场上存在着大量非技术工人，在短期内解决贫困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显著提髙对非技术工人的雇佣需求，从而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增加非技术工人的用工需求意味着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发展，这种方式不仅能够使非技术劳动力减少，也能够使具有一定技能的失业者找到工作，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容易获得报酬较高的工作岗位。

　　总之，大力减少教育不平等不能立即影响收入分配-信用贷款虽是一项积极措施，但它的效果仅局限于部分人口。为大量没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口创造就业岗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说明，长期行动，特别是教育和穷人创收方面的长期措施，必须与短期和中期行动互相补充。长期行动是避免未来出现更多贫困人口的必要措施，中、短期行动意味着对这个相对富裕社会中存在的有违道德伦理的贫困现象立即采取应对措施。采纳这种方案以消除巴西贫困需要克服这种想法，即让家庭长期参与现金转移支付项目。

　　11结束语

　　现金转移支付政策已经成为巴西社会保护体系重要的一部分。尽管受到一些批评，或者执行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种政策下的两个主要项目——持续福利金和家庭补助金，在过去几年中覆盖范围大幅扩展，对该国的贫困和不平等指数产生了积极影响。

　　尽管他们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但两者依然有着显著差异。在转移支付数额和对受益对象的影响方面，家庭补助金被设计为一种收入补充项目（假定受益对象除补贴外还有其他收人来源）。而持续福利金则假设它的受益对象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尽管无需证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两者补贴额度有显著差异的原因。持续福利金提供的补贴远远高于家庭补助金的补贴。因此，尽管家庭补助金在每个受益对象上的成本较低，但持续福利金使受益家庭的生活水平高过贫困线的效果更好。然而，不能因为这种差异就认为应该增加家庭补助金的额度，因为这两个项目有不同的目标。

　　对贫困的代际传递的关注是这两个项目的差别。家庭补助金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并通过预设限制条件来促进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而持续福利金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它的瞄准对象的特点，并不需要任何行为上的妥协。然而，调查结果显示，仅凭转移支付带来的收入提高，即使不附加任何限制条件，也已经对受益家庭的青少年入学率产生了积极影响。从道德角度看，对这些家庭的限制条件无非就是他们的法律责任，因而持续福利金不能被指责为对私人生活的干预，而是法律（和社会）的要求。从成本一收益关系来看，事实上，这些限制条件的必要性和管理成本现在依然不清楚。

　　这些项目在瞄准受益人群上有各自的行政机制。这些机制的成本似乎并不是其可持续性的障碍物。住户调査中关于瞄准精确度的可査信息显示，大部分受益对象都高于项目设定的准人标准，但仍然低于贫困线。因此，这些都是低强度的瞄准错误。与拉美其他国家的同类项目相比，巴西通过这种更为分散性的程序在锁定目标群体上同样有效。瞄准的结果可以并且应该有所改善，但还难以确定这对于现在的状况能够带来何种程度的重大进步，因为观察到的一些偏差可能与家庭收入的循环波动有关，也可能与瞄准程序的内在错误有关，改善需要极高的成本。

　　关于现金转移项目所谓的“安全出口”的争论，即受益家庭彻底从贫困中解放出来，无疑意义重大，但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一个事实：改变就业市场结构和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社会项目来说，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因此，转移支付应该被视为一种临时的解决方案。如果巴西下定决心消除贫困，他们或许还要坚持很多年。

　　项目的积极成果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是显著的。其消极的一面却并非那么清晰。首先，没有证据表明转移支付对参与就业市场产生了显著的（令人不快的）影响；恰恰相反，由于某些有待深入研究的原因，受益者的参与率比非受益者更高。第二，没有可靠证据表明转移支付对社会保障缴费产生消极影响，也没有证据说明这种影响对社会保障体系是有意义的。如果有逃避缴费的现象，那么它对预算的影响也是极小的。最后，有针对性项目的预算负担并不重。转移支付惠及巴西四分之一的家庭，而成本仅约占GDP的1%。

　　(贾丽杰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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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os, L. 2007.巴西就业市场近况：趋势、典型事例和分布类型，工作论文，第1.255 期，IPEA.

　　Reis, M. C. & Campbell, J. M. 2007.包括退休金在内的住户收人对青年人接受教育和就业的决定作用.工作论文，第1.262期，IPEA.

　　Soares, S.等.2007.巴西、智利、墨西哥的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对不平等的影响.国际贫困中心工作论文.

　　Smith, F. V.等.2006.巴西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对不平等的影响.工作论文，第1.228 期，IPEA.

 

巴西、智利、墨西哥：有条件现金

转移支付对不平等的影响

Sergei Soares

(应用经济研究所，IPEA)

Rafael Guerreiro Osorio Fabio Veras Soares，

Marcelo Medeiros, Eduardo Zeped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贫困中心）

　　摘要本文运用解构基尼系数的组成因素的方法，对基尼系数的 变化进行分析，旨在调查有条件现金转移（CCT)在南美的三个国家——巴西、墨西哥和智利能否减少不平等。文章的主要发现是CCT项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00年代中期之间确实有减少不平等的作用。CCT所占总收入的比重非常小：在墨西哥和巴西约为0.5%，在智利只有0.01%。在本文调查的时间范围里，巴西与墨西哥的基尼指数都降低了 2.7个百分点。由于CCT项目的针对性非常强，它贡献了该降低部分的21%。在智利，尽管不平等的减少微乎其微，只占到0.1个基尼点，但其15%要归功于CCT项目。智利项目规模较小，墨西哥与巴西项目规模相对较大，是造成上述区别的原因。

　　1简介

　　在拉丁美洲，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CT)对下述两者正越来越有吸引力:一种是雄心勃勃希望见到成效但财政方面尚有困难的政府；另一种是多边和双边的合作机构，这些机构一直想摆脱“繁冗的官僚体系、工作难以惠及穷人”的名声。与其他社会项目不同，CCT项目卓有成效的一点在于，可以帮助上述两者根据严格的进程与影响力评估的结果来实现他们的许多目标。但是，现在就评价其对发展的长期影响还为时过早。有关CCT评估的文献非常 丰富：包括其对就学、健康、婴儿死亡、童工和贫困的巨大影响与其他项目一样，CCT也开始在原来并没有被明确要产生影响的领域激发人们的期望， 尽管这些影响也许应该早就被预见。其中一个方面就是长期侵蚀拉美社会的高度不平等。

　　对于拉美高度不平等的历史渊源及其对经济发展日益消极的影响向来就不缺少论述。该地区曾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殖民者建立了“掠夺的制度”，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非洲奴隶制和对土著的奴役。这些制度的遗留影响自去殖民化时代以来已经极大地阻碍了该地区的发展。许多作者认为，除非不平等被完全消灭，拉美将永远是后殖民时代的一潭死水，对全球经济根本谈不上有所贡献。当然，这就使得CCT原先并未被看好的减少不平等的作用比其他许多预期目标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历史上，拉美国家无论在发展战略、增长方式和分配结果上都具有高度一致性，但近几十年来，各异性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智利、墨西哥和巴西在19世纪60年代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以实施工业化，但从1974年开始他们就步上了不同的轨道。智利实施的是经济开放政策，高度依赖于有限的几种产品，因此经济快速增长但不平等也日益加剧。墨西哥直到最近才实施经济开放政策，其进口量大，出口产品虽多元化但出口目的国较单一，在此基础上墨西哥经济合理增长，不平等有所下降。巴西则实施贸易自由化，进口与出口多元化，因此经济增长乏力但不平等却大幅降低。由于在上述国家收入初次分配演 化过程中出现的异质性趋势，CCT看来已成为少数几种能在拉美（从北部的布拉沃河流域到南部的火地岛）普遍适用的减少不平等的可靠政策工具之一。

　　本文旨在运用简单的解构方法来阐明CCT如何在拉美三个大国减少了不平等。我们也希望本文的成果能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政策分析有所启示。

　　2有条件先进转移支付（CCT)项目如何起作用？

　　下面我们将详细阐述CCT项目在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的历史并指明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之后，我们再来解决数据和方法的问题。

2. 1巴西：BOLSA FAMILIA (家庭补助金项目）

　　2003年10月之前，巴西已经有四个联邦CCT项目。第一个项目Progra-ma de Erradicagao do Trabalho Infantil (PETI)于 1996 年设立，该项目旨在消除童工。其现金转移支付对象十分明确，即那些7〜15岁的从事（或很可能从事）危险或有辱人格活动的儿童。农村儿童可获得25雷亚尔（按购买力平价（PPF)为37美元)，城市儿童可获得40雷亚尔（59美元PPP)，此外市政当局可获得额外拨款，通过建立被称为Jornada Ampliada的课外活动来延 长学生的就学时间。这一现金转移支付的条件即规定了这样一种承诺：年龄小于16岁的儿童不得工作且学校出勤率要达到75%。PETI项目由（联邦政府） 社会援助秘书处实施。

　　2001年，联邦Bolsa Escola项目诞生了。其条件规定了来自人均收入低于90雷亚尔（97美元PPP)家庭的学龄儿童（6〜15岁）的学校出勤率。儿童人均可得15雷亚尔（16美元PPP)的转移支付，最髙可达45雷亚尔（49美元PPP)。项目管理者为教育部。第三个项目为Bolsa AlimemacSo,条件为孕妇的产前检查、产妇的母乳喂养和幼儿的免疫接种。转移支付给儿童（最大为6岁）人均15雷亚尔（16美元PPP)，最髙45雷亚尔（49美元PPP)。项目由卫生部实施。2003年，第四个CCT项目CamoMmentacao上马，转移支付50雷亚尔（54美元PPP)给人均月收入低于最低工资1/2的家庭。这一补贴持续半年时间，其中一个条件是补贴必须用于食物。

　　每一个项目都有自己的资金来源、实施机构、前提条件和信息机制。由于实施机构并不交换信息，其结果是有的家庭可以获得全部四种转移支付而也有同样贫困的家庭却什么也得不到。几种转移支付的金额缺乏协调性，导致联邦政府不能一碗水端平，给同样境遇的人支付的金额并不一致。与此同时项目的实施机构间也毫无协调可言。

　　2003年10月，Bolsa Familia项目成立，开始整合名目繁多的CCT项目，其基础则是自2001年开始实施的统一的信息系统Cadastro (mico。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低50雷亚尔（42美元PPP)]，如果是BolsaFa- milia的受益者，无论家庭的组成如何，都将获得每月50雷亚尔（42美元 PPP)的补助。如果家庭中有一个儿童或孕妇，则将额外获得每月15雷亚尔(13美元PPP)的补助，但每个家庭最多只能有3个儿童或孕妇享受这一额外补贴。也就是说，Bdsa Familia项目最多只能向每个极度贫困家庭转移支付 95雷亚尔（91美元PPP)。

　　对中度贫困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0雷亚尔（42美元PPP)到100雷亚尔(85美元PPP)之间]而言，只有家庭中的儿童或孕妇可享受每人每月15雷亚尔（13美元PPP)的补助，且一户限于3人享受。因此，中度贫困家庭每月获得转移支付的限额为45雷亚尔（42美元PPP)。项目的条件是学龄儿童出勤率达到85%，儿童（最大为6岁）不断更新免疫接种卡，哺乳期妇女和孕妇定期去医疗中心检查但对于那些既没有孩子也没有孕妇的极度贫困家庭来说，前提条件则比较宽松，只需要参加一些培训项目。

　　我们的数据来源于巴西全国住户抽样调査（Pnad)。该调查在2004年9 月启动之时，先前的各种CCT项目也开始被整合到BoUaFamilia中去。大多数通过独立信息系统登记的家庭，当时仍然能够获得先前各种条件不同项目的不等金额的转移支付。为便于统计，我们假定所有获得联邦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的家庭，无论是通过哪个项目，都开始享受BobaFamilia的支付，当然这 一假定在不久以后就成为现实。

　　Bolsa Familia的受益者确定过程有些复杂。巴西是个权力分散的联邦国家，以CCT为例，其政策制定的职责在联邦政府，许多实施的细节则要依赖市政府和州政府。分权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条件的核实。巴西的联邦政府既未开办小学也未运行初级医疗保健机构，所以核实相关条件履行情况的职责就落到了各市及各州，尤其是前者的肩上。总的来说，这样一种体制削弱了对限制性条件的控制，尽管定性研究的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目标家庭确实履行了规定的条件。

　　第二项关键的任务是对潜在受益者的初步识别并提供其相关信息。尽管信息必须记录在独立的联邦信息表格上，但甄选潜在受益者并填写其相关信息的任务却落在市政社会工作者身上。2004年，候选受益者人数要多于政府能提供的补助的人数，这一情形随着项目的扩大而有所好转。鉴于受益者选择的唯一依据在其收入，而社会工作者了解这一情况，他们在事实上也决定着谁能被选中成为受益者。但本文所要呈现的结果却表明，社会工作者已经在这一选择过程中聪明地运用了他们的决定权力。

2. 2智利：Chile Solidario (智利互助项目）

　　Chile Solidario于2002年建立，是针对极度贫困人群的社会保护体系。目 标是援助由智利全国住户抽样调査行动CaSen2000统计出来的生活在极度贫困 中的22. 5万户家庭（智利人口约为1 600万）。上述调查也是我们的数据来源之一。Chile Solidario包括三大部分：①家庭支持和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 (Bono de Proteccion a la Familia-Programa Puente)；②现金补助：Subsidio unico Familiar (家庭补助），饮用水补助，残疾人与老年人非缴费型养老金 (PASIS)；③对其他社会保护项目的优先享受权。

　　Chile Solidario的入门项目是Puente。各家庭应邀参加此项目，项目基于从FichaCAS-2表格得出的分数，能够产生一个多维度的排名指数。分数越高，家庭未获满足的基本需求越多。这些基本需求分为4大类别：住房条件、 教育、工作和收入。Pueme项目提供两年的家庭支持，一个社会支持者或者类似的专业人员将到访家庭并帮助制定家庭在若干年内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获得公共服务、身份识别（身份证）、健康救助、就业及家庭暴力。Puente项目由国家政府与市政府合作通过FOSIS(社会团结投资基金）实施。

　　除了家庭支持，受益者还能享受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即Aporte Soli­dario或者是Bono de Proteccion a la Familia。诙转移支付与家庭支持持续时间相同，支付对象以女性户主家庭为主。想要获得Bonode Pro teccian的支付，该家庭就必须履行限制性条件的相关活动，从而完成与政府签订合约中所规定的目标。Bono de Proteccion旨在帮助家庭购买最基本的一揽子商品、生活设施和服务。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消费不起，该家庭就会被视作受社会排斥了。24个月之后，该家庭将继续享受资金支持，即Subsidio unico Famil­iar，并且将获得其他社会保护项目的优先享有权，或者也可以要求未来三年继续接受原来的补助，以助其脱贫。如果该家庭提前两年就达到合约中设定的目标，在指定给家庭的社会支持者核实相关条件的达成情况后则自动退出项目。

　　Chilean Bono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的金额在两年内顺减。2003年，项目头6个月的补助金额为每月10 500比索(33美元PPP) ； Subsidio unico Fa­miliar 在项目的最后6个月补助金额只有每月3 716比索（12美元PPP)。

2. 3墨西哥：Oportunidades (机会项目）

　　在国际上，机会项目（Oportunidades)是知名度最高的CCT项目。该项目原名Progresa，于1997年塞迪略（Zedillo)政府(1996—2001)时期上马，取代了之前萨利纳斯政府（1989—1994)时期极具争议的Solidaridad项目。Progresa项目最初只覆盖30万户家庭，到2000年覆盖范围扩大至250万户。在实施的最初几年，项目主要针对居民少于2 500人的贫穷农村小镇，这些小镇也需要拥有学校和医疗机构来履行项目规定的条件。福克斯政府（2001—2006)将项目改名为Oportimidades，2004年将其受益者扩大至500万户，并 在2001年将居民数在2 500〜14 99人之间的小型城市居住地也纳入覆盖范 围，1年以后则覆盖了所有城市地区。

　　受益人的选择分三步。第一步，选择市镇的依据是一个边际性指数，分为5类——很高、较高、中等、较低、很低。第二步，在人选市镇中选择家庭，依据是运用判别分析法的社会人口学研究。边际性指数较髙的市镇大约有90%的住户人选；这一百分比在边际性指数很低的市镇里则降为6%。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包括从社区获得反馈以检查人选者的资格。从一开始申请成为项目受益者到第一笔资金的转移支付大约需要5个月时间。

　　该转移支付包括三大部分，其中两部分是有条件的，剩下一部分是无条件的。Oportunidades的受益家庭中每个老年人能获得250比索（32美元PPP) 的无条件转移支付。此外，受益家庭可获得189比索（24美元PPP)的食物支持，其条件是必须参加营养和健康方面的培训课程。更具实质性意义的转移支付则是给3至12年级在校儿童和未成年人的补助金。补助金获得的先决条件是出勤率和健康检查的参加情况；学校对出勤率作出证明，医疗诊所则对健康检查作证明。

　　补助金的金额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增加，总体来说女孩比男孩髙。小学补助金的起点金额为120比索（15美元PPP)，到了12年级一个女孩则能获得760 比索（98美元PPP)。总体来说，如果一个家庭只有小学学生和中学学生的话，他就最多能获得1095比索（141美元PPP)的补助金；如果一个家庭既有初中生又有高中生，其补助金限额则髙达1855比索（239美元PPP)。补助金和食物补贴每两个月以电子方式支付给当家的女性。给老人的转移支付始于2005年，直接将现金交到老年人手中。

　　3数据和方法

3. 1收入数据

　　为调查CCT项目对巴西、智利和墨西哥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我们将直接根据总收入的构成来解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此，我们需要计算人均家庭收入在各百分位的平均数，以及其中每个分项的平均数。我们需要两个时间点上的信息，即在CCT项目实施之前和之后。最后也是关键的一点，无论国家和时间如何，我们都需要标准化的信息。

　　数据的最后一个必须的特性使得我们只能选择收入的使用，而不是消费情况，因为虽然我们可以获得关于支出的信息，但是其来源和我们获得CCT数 据的来源并不一致（唯一的例外是墨西哥）。时间上的可比性不是大问题，因 为我们对同一住户展开了好几轮调査来获得收入数据。在我们研究的时间段 里，调查方法也没有大的改变。对三个国家来说，CCT项目实施的始点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年或1996年，而实施的终点也很接近，为2003年或2004年。

　　我们尝试设定一些对所有国家都尽可能简单的收入变量。第一步就是要设立家庭总收入，由所有家庭内部单独的收人相加得到，无论其来源是什么。然而，我们遵循许多统计机构的标准流程，既不计算家庭雇工和其亲戚的收入，也不计算寄宿者或房客的收入。之后用家庭总收人除以家庭规模（收入未被计算的净人口数），得出的结果就是人均家庭收入。

　　我们将家庭总收入分解为四大类：①劳动收入；②社会保障收入；③CCT收入；④其他收人。劳动收入就是所有通过劳动得到的收入，包括劳动所得的非货币收入（实物收入）的货币金额估算值。社会保障收入就是所有能被归类为养老金范畴的收入，但也包括一些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CCT收入是一个经过审核的收人部分，项目所登记家庭才能接受这一收入。但这一 收入部分只在2003—2004年才有。“其他收入”则包括调查得到的未被列入其 他三项收入的任何形式的收入。这一部分的主要构成是租金收入、投资收益以及私人转移支付（捐款、国内和国际汇款）。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经过审査后也列入“其他收入”。

　　这一四大类收入分类法运用于住户调査收集的原始收入信息，以获得上述的收入组成部分。之后住户的每一类组成部分分别相加，其和除以家庭规模，我们就得到了每一类收人的人均收入，这四大类人均收人相加也能得到人均家庭收入。最后，我们运用每个国家在两个时期的总体消费价格指数将前一时期的收入实际价值调整到与后一时期的价值相一致。

　　尽管运用这一理论模式来从原始数据中获得各类组成部分并不困难，但是每类收入的具体内容却因国家而异。其原因是各国住户调查处理劳动收入的方式非常类似，但处理非劳动收入的方式却各异。这也是虽然收入可以分解为更多类别但我们只选择了四大类的原因。幸运的是，在三个国家里，占总收入比重最大的都是劳动收入。这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国别比较质量。

　　在将原始的收入各组成部分汇总到我们的四大类结构中时，我们面临三大主要挑战。第一大挑战与收入组成部分的收入信息细节的程度和类型有关。例 如在墨西哥和智利，CCT收入已经和其他收入类别分开单列，有自己的变量，或者其登记方式有助于计算。在巴西，CCT收入与其他收入相混合，因此我们必须运用Soares等（2006)发明的方法来将其与其他收入分离。

　　第二大挑战与各国信息发布机构对实地收集数据所作的调整有关。在巴西的调査中，我们能够直接获得已被收集的信息。同时由于巴西有专门的代码，我们能够轻易地识别未报告收入的人。我们只需要删除那些至少有一个成员拥有未知或隐藏收入的家庭的所有成员。通过这一方式我们将样本规模缩小了2%0在智利和墨西哥，隐秘的收入是被推算出来的，因此我们就无法区分开有推算收入的人和没有推算收人的人。

　　智利还对收人变量进行另一项调整，以使调査所得的总数据与国家核算相符合。调整的因数随收入类型而异。对劳动收入来说，这一因数又随着接收入的类型而变（例如，是雇佣工还是自给性人员）。智利数据库里的可用信息使得任何想要矫正这一调整的努力变得异常困难。同时，这样一种调整也无法为另外两国复制。

　　第三大挑战与总收入的构建有关。这里包含着什么应当被计算什么不应当被计算的问题。在智利和墨西哥，人们习惯将推算自有房屋的租赁价值并计入家庭收入。以墨西哥为例，其他一些与房屋相关的支出也会被推算。但是我们并不推算任何类似收人项目；相反，我们选择只处理那些申报的收入，同时，鉴于很难判断在怎样的情况下收人会被推算，我们保留那些虽未申报但已纳入数据的推算收入。

　　当我们努力构建各国的总收人以便进行合理比较时，我们也必须接受一种情况，即我们对于不平等的估算并不一定总与官方估算或者被广泛认可的国家估算相同。在墨西哥，官方统计与我们所带来的统计差异巨大。这主要有两大原因。首先，我们已经提到过，与官方估算的方法不同，我们并不推算与房屋相关的价值；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既不计算实物捐赠的货币价值也不计算用于自我消费的家庭生产的货币价值。鉴于最贫困的人群往往容易接受捐赠并只为自我消费进行生产活动，不推算上述项目将更有可能增加不平等程度。然而，尽管我们不计算那些非劳动报酬的实物项目，我们仍然严格地遵循墨西哥贫困测量技术委员会处理收入变量数据的方法。因此，货币收入是以六个月收入观察期中的经过价格调整的平均数计算的。

　　在每一个国家，我们使用的所有调査都覆盖或基本覆盖了全国范围，其来源与我们处理不平等问题的数据来源相一致。巴西的数据来自1995年和2004年由巴西地理与统计研究所（IBGE)开展的年度通用住户调査Pnad。智利的数据来自1996年和2003年由规划部（MIDEPLAN)实施的国家社会经济特征调査Casen。墨西哥的数据则来自1996年与2004年由墨西哥国家统计所(INEGI)进行的收入支出调查(Enigh,1996，2004)。

3. 2基尼系数的解构

　　Kakwani (1980)和Shorrocks (1982)表示，基尼系数可以根据因数组成很容易地被解构。由此带来的表述仅仅取决于每一部分的集中系数和其在总收入中的比重。等式（1)就是这一表述：

　　(1)

　　式中G是基尼指数，代表与总收入相关的因数K的集中系数，是因数K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差分等式（1)我们得到：

　　(2)

　　求和的第一项代表结构效应，第二项代表集中系数的变化效应。如果我们记得变化总数在所有因数中的权重都是0的话，我们就能够从上述方程式中减去总和：

　　(3)

　　重新排列后，我们得到下面的表达式：

　　(4)

　　方程式（4)的优势在于清楚地表明了，如果收入组成部分没有基尼系数集中，那么不平等就是减少的，反之则增加。这一结果既直观又非常有用。说它直观是因为它合理地陈述了如果收入组成部分集中度降低，或者一个集中度为负的项增加到已有的收入分配中去，不平等将会下降；反之不平等则会升高。说它有用是因为它使我们可以判断任何一种收入来源对不平等变化的贡献。

　　对此因数解构法的一种批评是它缺乏反事实的解释。换句话说，如果收入来源K消失的话，并不一定能代表变化后的基尼系数，因为分配中个体的顺序有可能改变并且也会带来基尼系数的改变。虽然这一批评是有据可循的，但我们认为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结果，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反事实，而是解构变化。

　　4结果

　　在计算每个CCT对不平等的影响之前，我们在讨论中首先回顾了三个项目的事前目标定位，以决定它们在惠及穷人方面的效力。我们并没有检验受益者是按照怎样的比例分布在收人分布的每个百分位上的，相反，我们检验的是 在CCT条件下净流人各个百分位的比例。换而言之，我们计算CCT收入的集中系数，而CCT收人对个体的排序依据是劳动、社会保障及其他收入总和而不包括CCT收入自身。这样做是因为，如果CCT收入很高，将导致个体向收入分配上端移动，从而创造一种表象：转移支付的瞄准性看起来没有实际的好。必须注意的是这一事前集中系数并不增加基尼系数因此也不能用来解构不平等的变化。



　　图1人均纯收入分配的CCT发生率在各百分位的情况

　　来源：Pnad，2004；Casen, 2003；Enigh, 2004。

　　图1显示，平均来看，60%的CCT资源流向了最穷的20%人口。Bolsa Familia项目看起来对10%的低收入人群是一个在瞄准性上稍强些的项目。智利SoUdaHo项目貌似很好地瞄准了底部的10%人群，但其表现随着我们向分配上端移动而变差。鉴于曲线横向表现了三个项目，我们无法认定其中一个项目在瞄准上肯定比另外两个要好。然而，我们能够利用CCT转移支付的事前集中指数（如上所述）作为瞄准的一个量度。根据这一量度，巴西的BolsaFamilia是瞄准最佳的项目，其集中指数为-0.59紧接着是智利Solidano项目，指数为-0.57，墨西哥的oportunidades排最后，指数为-0.56。这里所提供的最相关的信息是这些项目在各自国家都非常好地瞄准了最穷的个人。

4. 1收入不平等的演变

　　我们进行分析首先要比较各个国家在两个时期的住户人均收入分配，一个是在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成立前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是在项目完全建立起来之后的21世纪00年代中期。

　　三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过去和现在都很高。运用不平等的数值量度——基尼指数，我们就能够检验三个国家总体不平等变化的幅度。表1显示了巴西和墨西哥的基尼指数分别变化了-0.027 4点和一0.027 1点。这一变化相当于两个国家的总体不平等都减少了5%。但是，智利的基尼系数是比较稳定的(只下降了 0.001点）。

　　表1基尼系数及其解构——集中系数、毎项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重

　　注：所有值均四舍五入；为得到数据，将除以适当的基尼系数。 来源：Pnad, 1995，2004; Casen, 1996, 2003； Enigh, .1996，2004.

　　我们认为，尽管墨西哥与巴西减少不平等的成功源于很多其他的非转移支付因素，但很明显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有效瞄准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这种支付项目大规模地惠及了穷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们认为智利项目覆盖范围的极度缩小以及转移支付相对较低的金额阻碍了其影响不平等的效力。

4. 2收入类型的份额及分配

　　表1显示了每种类型收入（劳动、社会保障、其他收入及CCT收人）的集中系数和每种收人来源在总收人中的比重。当一种收入源的集中指数高于总收入的基尼指数时，我们就认为这一收入来源将会增加不平等性，反之亦然。用一种收入来源的集中指数乘以其比重，我们就得到了这一来源对总体不平等性的贡献值，总体不平等性由基尼指数来衡量[等式（1)]。将这一结果除以基尼指数则能得到该收人源对总体不平等贡献的百分比。

　　在我们的研究中，劳动力收入是三个国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它在总收入 中的份额最低为72.6% (巴西，2004)，最高有89.1%(墨西哥，1996)。然而，正如表1所示，其重要性随时间递减。降低的轨迹国与国不尽相同。在巴西和墨西哥，这一趋势主要和社会保障收入份额的提高有关；在智利，由于劳动收入比重的变化微乎其微，这一趋势主要由社会保障和其他收入整体份额小幅增加有关。

　　政府的直接转移支付——这里包括CCT和社会保障——是三个国家第二重要的收入来源，其份额随时间迁移均有所增加。如果我们分解这些支付就会清楚地发现，社会保障性转移支付的比重要比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的高得多。后者低于总收入的1%。在巴西，社会保障包括缴费型和非缴费型——占到总收入的1/4。在智利和墨西哥，社会保障份额分别达到7.9%和5.0%。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收入”的一部分也包括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

　　表1中的集中指数让我们知道每种收人类型如何在人口中分配。鉴于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收人指数在每个国家基本上可被视为基尼系数的复制。只有在智利，社会保障性转移支付在两个时间点都减少了不平等性；在巴西和墨西哥，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的高度集中推动了不平等性的增加。与此相反，在所有三个国家，CCT带来的收入是集中度最低的收入源。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检验了每种收入来源在总收入中的集中指数或者比重。通过每种来源在总收入中的份额来给集中指数加权，我们就能通过基尼指数的测量得知每种收入来源是如何影响整体不平等性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00年代中期，智利的劳动收入集中度升高，这种变化推髙了不平等性，但这一影响又被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份额的减少而削弱。与此相反，巴西和墨西哥的劳动收入集中度降低，但其占总收入份额的大幅缩减——巴西尤甚——阻止了不平等性继续降低。较低的集中指数加之占总收入较小的份额导致劳动收入对整体不平等性的贡献度降低：在墨西哥这一贡献度从89. 8%降至85.6%，在巴西则由81.5%降至71.6%。

　　由于社会保障收人在总收入中份额提高，我们可以推测这一来源对整体不平等性的贡献度将增加。此外，这一收入来源集中指数的大幅提髙也使得上述两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对总体收入不平等性的贡献度提高。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智利社会保障收入集中度的降低却足以抵消其在总收入中份额的增长，使得该来源对不平等性的贡献度保持恒定。

　　在分析不平等性的变化之前，有必要看一下每个国家收入组成部分的集中度曲线。我们没有在图2中使用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s)是因为它们很难和劳动收入的集中度曲线区分开来。图2中的斜线代表理想的平等性。

4. 3巴西

　　巴西显示出其他两国所没有的两大特点。第一点是1995年的“其他收入”源比墨西哥和智利要集中得多；同时也比社会保障和劳动收入的集中度要髙。其原因基于两大事实：①被分类为转移支付的收入——私人的和公共的——构成了“其他收入”的一小部分；②财产性收入——例如房租、分红和利息——所占份额相对较大。2004年“其他收入”集中度大幅降低。这是由于1995—2004年9年间实施了一个大型的审査性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Beneficio de Prestacao Contirmada。



　　图2巴西收入来源集中度曲线 来源：Pnad，1995、2004。

　　第二大特点是社会保障收入的集中度曲线与劳动收人的非常类似。

　　图2中面板2的CCT集中度曲线证明了Bolsa Familia项目的有效瞄准：巴西40%最穷人口接收了项目分发的80%的金额。

4. 4智利

　　智利与另外两个国家相比有两大突出特点。第一是社会保障收入在2003年集中度降低了，但对处于分配底部的人群的覆盖性仍然很低。第二则是“其他收入”对分配底部人群的覆盖性较好。

　　图3面板2中的CCT集中度曲线显示，与Bolsa Familia项目一样，智利Solidado项目的瞄准性也很强：2003年智利40%最穷困人口接受了80%的项目分发金额。



　　图3智利收入来源集中度曲线

　　来源：Casen, 1996、2003。

4. 5墨西哥

　　墨西哥的收入来源演变过程与巴西近似。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劳动收入集中度降低了。但是，和巴西一样，这一集中度的降低主要体现在最穷的40%人口之上的人群。换而言之，劳动收入集中度的减少对最穷的人群没有影响。第二，社会保障收入集中度有所增加，但这主要归功于收入最高的百分之几十的人群的受益，收入在中流的人群受益很少，而最贫困的人口再一次被抛弃在受益范围之外。而与巴西相反的是，墨西哥的“其他收入”集中度提高了。

　　最后，图4面板2的CCT曲线描述了 Oportunidades的集中度，显示出很好的瞄准性。与巴西和智利CCT的记录类似，Oportunidades 80%的金额为墨西哥40%最贫困人口享受。



　　图4墨西哥收人来源集中度曲线

　　来源：Enigh, 1996, 2004。

4. 6不平等变化的解构

　　从表1中我们知道巴西和墨西哥的总体不平等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00年代中期大约下降了 但智利只下降了微不足道的0.2%。带来这一变化的因素国与国又各有不同。表2中我们展示了各个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3/2004年不平等变化等式（4)的因数解构。这一解构指出了份额的变化（结构效应）以及每种收入来源集中度的变化对基尼指数变化的贡献度。将每种因素变化的贡献度除以基尼指数的变化，我们就能得到这一因素对不平等总体变化贡献度的百分比。

　　劳动收入在三个国家都是不平等水平背后的主要推动力。这很好理解，因为劳动收人占总收入的份额最大。更具体一点，就是劳动收入集中度的变化是导致不平等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尽管我们观察到劳动收人比重的变化，但这一结构效应对巴西和墨西哥不平等降低的贡献却很小。在智利，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份额下降所带来的变化为19%;然而，智利不平等的下降却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19%的变化只带来了基尼指数0.0002点的下降。

　　社会保障性收入对不平等的变动也有重要的贡献。这一收入在巴西和墨西哥推高了不平等，在智利情况则不同。在巴西和墨西哥，社会保障性收入集中度提高、占总收入份额也增大，这抵消了1/6墨西哥劳动收入分配改善所带来的平等效应，抵消了1/4巴西劳动收入分配改善所带来的平等效应。但在智利，社会保障性收入集中度降低、占总收入份额提高，这对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来的趋势产生了反作用力。智利社会保障性收入对减少不平等的贡献抵消了超过一半的劳动收入增加不平等的效应。

表2基尼系数的变化及其解构（包括集中系数的变化，每种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重的变化）

　　注：所有数值均四舍五入。

　　来源：Pnad, 1995、2004} Casen, 1996, 2003; Enigh, 1996、2004。

　　正如先前所陈述，“其他收入”项的内容因国家而异。在巴西，其他收入集中度的降低和其份额的增加与Beneficio de Prestacao Continuada项目的大幅扩张有关。这是一个审查性的大规模无条件转移支付项目，对象是老人与残疾人。虽然这一收人来源包括房租、利息、分红及私人转移支付，但其对我们所研究期间（Soares等，2006)的收入分配的改变并未产生影响。在墨西哥，“其他收入”包括无条件针对性的现金转移支付，如ProCampo、公共的和私人的补助金、非政府组织的捐赠、资本收入及国内国际汇款。在智利，“其他收入”也包括重要的无条件转移支付（PASIS)、资本收入及其他收人项目。 现有证据表明，审査性的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对降低智利和巴西的不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为本文的关注点是CCT项目，我们暂将上述无条件转移支付项目对不平等的影响这个问题留给未来的研究者。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被证明在3个国家均是减少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在墨西哥和巴西，其重要性仅次于劳动收入。但如果从其占总收人中份额很小这一点来看，这种支付对不平等降低的贡献度则非常髙。CCT占总收入的份额在巴西和墨西哥都是0.5%，在智利则更低，但其对巴西、墨西哥和智利不平等降低的贡献度却分别达到了 21%、21%和15%。在墨西哥和巴西，尽管 CCT占总收入的份额与社会保障性收入占总收人的份额相比很小，但它的影响却足以抵消社会保障性收入集中度升高产生的效应，这就让我们不难看出CCT对不平等的相对影响。

　　在智利，现金转移支付收人瞄准性很好，但由于占总收人份额太小，其对不平等降低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事实上，在智利减少不平等的所有因素中，现金转移支付是最不重要的一个；社会保障性收入的作用比CCT要大30倍还多。鉴于CCT在三个国家的瞄准性相当，如果CCT的份额在智利大些的话，我们就可以推测，其所产生的影响也应该与巴西和墨西哥相当。

　　这些结果使我们能够识别在三个研究对象国里不平等的变化模式。巴西和墨西哥的故事基本相同。不平等的下降主要源于劳动收入集中度的降低，同时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也是重要的原因。另外一方面，社会保障性收入的集中度在上述两国都在增加，又阻碍不平等继续降低。在智利，劳动力市场推动不平等上升，但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列入“其他收入”范畴的非缴费型养老金 和无条件的针对性转移支付）正好抵消了劳动力市场的负面作用。CCT项目 对智利不平等的变化进程所起的影响很小。如果CCT在总收入中的份额提高， 那么其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将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5结论

　　墨西哥、巴西和智利都是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髙的国家。然而情况并非一成不变。其不平等的水平和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一些收人来源占总收入的份额提高或减少了，一些收入源分配的集中程度或升或降。这些变化带来的结果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00年代中期，总体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智利相对稳定，但墨西哥和巴西是显著下降了。

　　我们的结果标明，劳动收人在墨西哥和巴西是推动收入平等分配的重要力量，在智利则是不平等的推动力量。收入的第二项重要来源社会保障在智利与在巴西和墨西哥的表现也不同。智利的社会保障抵消了劳动收入带来的不平等增长的2/3。在巴西和墨西哥，社会保障在总收人中的份额增加了，集中度也提高了，因此带来的增加不平等的效应又抵消了劳动收入带来的减少不平等的作用。最后，“其他收入”项的构成在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但在巴西和智利都包括一个政府的有针对性但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在巴西是Benefido de Prestacao Continua da,在智利是PASIS。但只有在墨西哥“其他收入”才具有增加不平等性的效应。

　　三个国家都实施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三个项目转移支付的总金额仍然很小，其份额在总收人的份额：智利的智利Solidanode为0.01%，巴西的Bolsa Familia和墨西哥的Opotunidades都是0. 5%。这些数字与社会保障 系统转移支付的份额相比非常微不足道。然而，CCT收入进行了很好的分配，尽管占总收入的比重很小，还是对墨西哥和巴西不平等的降低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两个国家，CCT是1996—2004年间不平等减少的第二大决定因素。唯独在智利，由于它的份额小到可以忽略不计，CCT没有对不平等的变化产生相关影响。

　　本文的分析有一些明显的局限性。最明显的一个是我们将社会保障体系看作一个单纯的系统，而事实上它囊括了不同的项目。如果将缴费型和非缴费型养老金项目、社会援助项目集中起来并对社会保障的整体影响下个结论，我们就无法明确其中的社会援助项目对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同样，鉴于我们所说的“其他收入”也由不同性质的元素组成，我们也就无法单列出不同类型的或私人或公共的转移支付对不平等的影响。尽管我们认识到区分开不同的收入来源对我们这个特殊的研究并不一定可取，但我们认为如果在国别基础上进行本文的分析，一个更加细化的分类将更有益。

　　我们的研究结论还不足以使我们提出关于再分配政策的具体建议。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些结论，它们对那些旨在减少不平等的发展政策有所启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00年代中期，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三国不平等演变的推动因素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即便如此，三者还是拥有一些共同的特性。三国共同显示的一个方面就是，CCT是一种成本很低的减少不平等的途径，并且该途径可以为许多其他国家所复制。即使在CCT项目已经通过整合而覆盖了很大一部分人口的国家，该项目仍然可以继续扩大，只要不带来过重的财政负担。

　　但CCT并非万能灵药，也不能无限制地扩张。项目扩展有其政治、管理和预算的限制。此外，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性收入是上述国家和一些其他国家不平等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因此，要大幅降低不平等程度，必须对就业政策加以足够的重视并扭转社会保障体系中那些增加不平等的偏倚之处，否则目标很难达成。

　　(徐进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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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家庭补助金项目的作用评估:

比较视角下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

Fdbio Veras Soares

Rafael Perez Ribas

Rafael guerreiro Osorio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贫困中心）

　　1引言

　　家庭补助金项目（Bolsa Familia)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CT)项目之一，惠及家庭达1100万户左右。这个项目每月向那些拥有15岁以下儿童家庭或者孕妇家庭提供现金转移支付。并且无论家庭成员构成如何，那些极端贫困的家庭都将每月获得这一转移支付。尽管巴西并没有官方的贫困线标准，但是这个项目设定了受惠家庭的标准，极端贫困家庭为人均年收入60巴西雷亚尔（约33美元），贫困家庭为人均年收入120巴西雷亚尔（约 66美元）。

　　只有那些极端贫困的家庭能接收到58巴西雷亚尔（约32美元）的基础补助。无论贫困还是极端贫困家庭的每名孕妇或者儿童（最多三人）都能接收到18巴西雷亚尔（约10美元）的补助。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极端贫困的家庭来讲，最多可以接收到112巴西雷亚尔（约61美元）的补助，而对于那些贫困家庭而言，最多能得到54巴西雷亚尔（约30美元）。

　　2004年，随着联邦政府对有条件或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的兼并整合,家庭补助金项目建立。这个项目整合了四大项目，分别是：Bolsa Escohi，一项有关基础教育的最低收入赠款；Fome Zero和Bolsa Alimentacao,两项关于食物保障的收入赠款；ValeGds，一项关于帮助贫困家庭购买燃气的补助。从项目建立到2006年末，家庭补助金项目共惠及1100万个家庭。

　　由于合并了不同的项目，家庭补助金项目缺乏一个定义明确的目标。但是，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其目标是：①减少贫困家庭的收人损失；②打破贫困在代与代之间的传递。

　　第一个目标通过收入转移支付实现。第二个目标通过一些制约性的教育与健康类条款强制执行。这些制约性条款包括：①6〜15岁儿童必须保证85%的学校出勤率；②6岁以下儿童都要确认接种疫苗情况，孕妇必须定期接受产检。

　　家庭补助金项目的执行情况、瞄准方式、对消除贫困与不平等的作用和预期外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劳动力参与程度的影响都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份评估报告中，我们总结了一些由国际贫困中心（International Poverty Center)与应用经济研究院（IPEA)在近期公布的研究报告中的重要发现，同时也吸收了由米纳吉拉斯（Minas Gerais)联邦大学发展及区域规划中心所作的项目影响评估报告中的一些新证据。

　　2家庭补助金项目受益人群的瞄准方法

　　家庭补助金项目使用了由地方层面提供的未经核实的家庭经济调査(means-testing)结果来选择受益人群。由于该项目的规模较大，如使用检验过的家庭经济调查或准家庭经济调查（proxy means-testing)来识别合格的项目家庭将大大增加成本。该项目这种未经检验的选择方法是备受批评的，因为这种髙度分散的过程可能导致选择结果的扭曲，比如特权介入和漏入。

　　虽然证明是否有特权介入需要更深入的调査，但我们当下就能够利用传统的测量项目效果的方法来评估漏人以及其他的有关受益人群瞄准的问题。表1给出了一些家庭补助金项目的瞄准指标。作为对比，我们也提供了墨西哥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机会项目（Oportunidades)的相同指标，这一项目的官方名称是Progresa。

　　墨西哥统计数据来源于2004年的ENIGH，巴西的统计数据来源于2004年的PNAD。两者都是全国范围的年度住户调查。

　　表1中的排除性误差（Exclusion Error)代表了没有受益的贫困人口占全部贫困人口的比例：它代表了遗漏率（under-coverage)。接纳性误差（Inclu­sion Error) 代表漏人率（leakage)，它等于受益的非穷人除以总受益人口的值。接纳瞄准率（Inclusion Targeting Rate)等于受益穷人占全部穷人的比例。排除瞄准率（Exclusion Targeting Rate)是没有受益的非穷人占全部非穷人的比例。

　　这种测量的结果取决于贫困线的选择。对于墨西哥，我们使用的是2004年官方中等“能力”贫困线，即城市地区为909.71比索，农村地区为651.77比索。对于巴西，我们利用的是2004年家庭补助金项目入选资格中的截点，即100巴西雷亚尔。

　　表1家庭补助金项目与机会项目遗漏率与漏入率

　　来源：作者基于PNAD 2004与ENIGH 200<1的计算。

　　当我们比较家庭补助金项目与机会项目时，我们发现，在表格的最后一列，他们的排除瞄准几乎是相同的，也就是说，都大于90%。由于这两个项目的规模都很大，所以这两个数字都很高。

　　但是，与家庭补助金项目相比，机会项目的遗漏率与接纳瞄准率都差一些。机会项目中的没有受益的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口的比例为70%，而家庭补助金项目为59%。此外，家庭补助金项目的受益穷人占总穷人数的41%，而机会项目仅为30%。

　　相反的，家庭补助金项目的接纳误差较机会项目高：在家庭补助金项目中，49%受益者是非穷人，而在机会项目中，这一比例为36%。

　　这一组形成反差的结果说明，该类型的现金转移项目必须在扩大覆盖率与提高瞄准率之间做出权衡。墨西哥项目比巴西项目的瞄准更加有效，但代价是所覆盖的贫困家庭较少。事实上，既要扩展一个已经设定好瞄准对象的项目、又要防止漏入率升髙是非常困难的。

　　Coady等人提出了另一种测量瞄准表现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比较累积的转移支付的分配与累积的转移前收入分配。主要是通过选取分配中两个特定截点的比率得到。

　　如果瞄准是有效的，这一指数将在处于分配较低端的穷人处升高。例如，如果指数在低端20%时为4，那么就表示，80%的转移支付流向了最穷的20%的人手里（80/20)。表2显示了一些特定百分点的瞄准测量结果。

　　我们同样在表2中展示了转移支付的集中指数，这一指数充当整体分布的一个瞄准测量方法。指数负值越髙，项目的效果越好，即有相对多数的钱流向更穷的人。

　　表2家庭补助金项目、智利互助项目和机会项目的瞄准表现

　　来源：作者计算，基于 PNDA 2004，EN1GH 2004, CASEN 2003。

　　为了便于项目之间的对比，我们在表2中增加了智利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智利互助项目，这一项目的统计数据来源于CASEN 2003年的调查(第二行)。这个项目的目标群体是极端贫困家庭，而巴西家庭补助金项目以及墨西哥机会项目则努力覆盖所有的贫困家庭。表现指数表明，这三个项目都很好地瞒准了目标群体。根据Coady等人报告中的排名，这三个项目可以排进122个被分析项目的前10名。

　　在最穷的10%人口中，互助项目和机会项目比家庭补助金项目表现好，(3. 6〜3.7 : 3.3)。但是，家庭补助金项目在第20个与第40个百分点的表现与其他两个项目相似。

　　当考虑整体转移支付分布的时候，集中度指数显示家庭补助金项目的表现是最好的。原因是，它在较高百分点的误入率较低（见Soares等)。对于巴西的这一项目，它的指数是-58.9，而另外两个是-56. 9和-55.8。但是，我们并不能归纳出这些目标瞄准的结果，因为，这三个项目的发生曲线相互交叉。这就是说，我们的结论取决于我们在分析中所选择的贫困截点。

　　3对不平等与贫困的影响

　　由于现金转移支付对总收入分布的积极影响，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它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即使在设计之初并未预期这样的结果。另外，这种影响对贫 困也发生作用，因为，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贫困对不平等方面的变化比对平均收入方面的变化更为敏感。

　　Soares等发现巴西的基尼指数（Gini Index)从1995—2004年下降了4.7%。这一下降的21%归功于家庭补助金项目。鉴于转移支付仅占巴西家庭总收入的0.5%，因此对减少不平等而言，它就成为继劳动力收入以后的第二大重要因素，这点令人印象深刻。机会项目对墨西哥不平等的影响也是类似的，墨西哥1996—2004年基尼指数下降5%，其中21%的贡献来自机会项目。

　　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同样对减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减少极端贫困。如在巴西或者墨西哥，对于人口中最穷的5%而言，转移支付占他们总收入的10%甚至更多。所以，贫困底层敏感测量法（Bottom-Sensitive Measure of Poverty)比贫困人口率显示的影响更大。比如，在巴西，贫困距测量 (Poverty Gap Measure)显示，贫困率下降的12%归功于家庭补助金项目，而贫困强度测量（Poverty Severity Measure)显示，家庭补助金项目造就了19%的下降。

　　4家庭补助金项目的基线影响评估

　　这一节总结了Cedeplar发表的家庭补助金项目基线影响评估报告中的一些发现。这份报告基于ATBF家庭补助金项目报告。AIBF家庭补助金项目报告是Cedeplar于2005年受社会发展部（MDS)委托完成的一份在国家及地方层面的代表性抽样调查（Representative Sample Survey)。

　　这份报告估算出了项目对家庭行为的一些重要方面的影响，即:①总消费及其构成；②教育产出；③医疗保健；④营养；⑤劳动力的参与。鉴于这份报告仅使用了一种截面估算框架（Cross-sectional Estimation Framework)内比较选定变量的基线评估，因此，应慎重使用这项研究中所描述的结果。

　　这一影响的评估是通过倾向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完成的。这种方法主要是测量接受家庭补助金项目的家庭与没有接受该项目家庭的平均差异。两组的共同点就是都有被选择为受援对象的可能性, 即：有可能被选中接受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对照组没有接受任何的现金转移支付，其人均年收入在100巴西雷亚尔以下（2005年的准受资格标准）。

4. 1消费支出

　　该评估发现，家庭补助金项目并没有对家庭消费总体水平产生很大的影响。其影响与厄瓜多尔的团结会项目（Bono Solidario)类似，但是与墨西哥的机会项目以及哥伦比亚的家庭行动项目（Familias en ACCi6n)反差较大。

　　然而，家庭补助金项目影响了家庭在食物、教育、儿童穿衣上的支出，从而最终影响了家庭收入花销在这些项目上的份额。在受惠家庭，食物、教育、儿童的穿衣月均花销分别增长了 23.18巴西雷亚尔、2.65巴西雷亚尔、1.34 巴西雷亚尔。与之相反的是成人健康及衣着开销，这两项的月均开支分别下降了6. 8巴西雷亚尔和0.74巴西雷亚尔。

　　家庭补助金项目对于儿童衣着开销方面的影响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项目的影响相似，并且与受惠家庭的认知相联系，这些家庭认识到转移支付应该是用来满足儿童最切身利益的补贴。这样一种认知也解释了家庭教育开销的增长。但是，该评估也表明，项目对其他一些家庭重要消费项目并没有显著影响，甚至在卫生、儿童的健康方面也是如此，尽管转移支付在健康体检方面有限制条款。

4. 2教育

　　家庭补助金项目对学校的出勤率也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根据调査前最近一个月的数据，参加项目儿童的缺勤率要比一般儿童低3.6个百分点。同样，他们綴学的可能性也比那些项目外的儿童低1.6%。类似的，墨西哥的机会项目也为学校的出勤率上升和辍学率下降做出了贡献。它还使得那些失学很 久的学生重新回到课堂。

　　但是，家庭补助金项目下的儿童大约比那些没有参加项目的儿童多4%的留级率。在墨西哥，升级率的提髙是现金转移支付的一个正面影响，但是，学的成缋却受到了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可以归咎于不达标的学生人数增加了。因为这些学生已经辍学很久（或者从来没有上过学），所以，与那些一直在学校的孩子相比，他们的学习困难更大。

4. 3卫生保健：免疫及体检

　　Cedeplar的评估报告显示，家庭补助金项目并没有对儿童的免疫情况产生影响，尽管项目对此设立了制约性条款。相反的，哥伦比亚的家庭行动项目提高了两岁以下儿童接种疫苗的可能性，并且，四岁以下儿童体检的履行率同样增加了。在墨西哥的有条件转移支付项目下，乡村公共医疗服务中免疫及营养监测的利用率提髙了。在智利，由于互助项目的作用，农村六岁以下儿童的就诊率提高了。

　　因为家庭补助金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人们对利用公共卫生服务以及给孩子接种疫苗必要性的意识，所以，家庭补助金项目对•儿童免疫没有造成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可能是来自于供应方的障碍。即，医疗卫生服务不足是项目受益者无法享受健康保健的制约因素之一。但是，评估并没有涉及这一方面。

4. 4营养

　　为了评估家庭补助金项目对慢性营养不良（身髙生长迟滞）以及严重营养不良（消瘦）的影响，AIBF家庭补助金项目采集了人体测量的数据。身髙生长迟滞主要是测量与年龄标准身高的差距，消瘦主要是测量儿童的体重与同高同年龄的标准值之间的差距。不幸的是，这项影响评估的结果还没公布。

　　现在仅有的结果来源于一项所谓的“Chamada Nutricional” (Nutritional Call,营养的呼唤）调查。这是一项由半干旱地E医疗中心的MDS完成的评估调查。这项评估显示，家庭补助金项目对减少6〜11月龄儿童的身髙生长迟滞问题以及0〜5月龄儿童的消瘦现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是，这个项目并没有对12〜36月龄的儿童产生影响。这一时期对于儿童的营养脆弱性而言是个关键阶段。因为，儿童在这时需要摄取大量的营养素：该影响的缺失，可能与研究人员无法通过医疗中心的体检来按期监测儿童生长情况，尽管，这种常规体检也是项目的制约性条款之一。至于免疫接种，根本的问题是缺乏医疗服务，而不是父母不愿意让孩子接种疫苗。

　　在Chamada Nutricional的评估结果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份报告的样本选取的是那些在“国家接种日”到健康中心的儿童。文章的作者并没有采用一些技术手段纠正选择样本时的误差，在分析时，也没有控制样本儿童的最初营养情况。因此，这些分析结果很可能是有偏差的。

　　墨西哥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对12〜36月龄儿童的身高产生了极其正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正面影响是来源于项目提供的营养补充品还是现金转移支付尚不明晰。

　　相比之下，在不提供食品补充的情况下，哥伦比亚的家庭行动项目对2岁以下儿童的身高、体重都产生了正面的影响。这一结果可以从家庭增加了访问医疗中心的次数以保证对儿童成长的监测及向父母提供防止儿童营养不良方面的建议等方面得到证实。

4. 5劳动力

　　家庭补助金项目的批评者认为，该项目对劳动力的参与情况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评估发现，在劳动力市场上，项目家庭的成年劳动力参与率较非项目家庭髙出2.6个百分点。这种影响还存在性别差异，受惠女性的参与率较男性高4.3个百分点。

　　虽然这种影响是有益的，但是，尚不能确定在成年劳动力参与率增加的同时是否会伴有童工的增加。虽然MDS的研究报告中有一段提到了童工，但是该报告并没有对此提出一些具体的结论。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对于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因国家而异，但是总体来讲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对劳动力参与率并没有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一项重要的结果。具体来看，哥伦比亚的家庭行动项目以及墨西哥的机会项目没有对成年劳动力的参与率产生影响，智利的互助项目X4农村的劳动力参与率产生了正面且重要的影响。

　　尽管家庭行动计划没有对成年劳动力的参与情况产生影响，但它略微降低了10〜13岁儿童的劳动参与率，甚至减少了这些孩子承担的家务活。在墨西哥，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对减少儿童参与的任何形式的劳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5总结

　　家庭补助金项目以及其他拉丁美洲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如智利和墨西哥的项目，在瞄准目标群体方面表现都很好。虽然它们采取了不同的瞄准方法。但是，这些项目应该对其瞄准进行持续的监测，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减少对那些潜在的应受益者的排斥，尤其是对那些极端贫困家庭的排斥。例如，在 所有建立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的国家，大量的应受益家庭未被项目覆盖，如巴西大约有60%，墨西哥约为70%。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瞄准的效率，加之项目的大规模，使得家庭补助金项目、机会项目能够通过一种实质性的较经济的方法来消除收入不平等，尽管这种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并不是项目的目标。这些项目同样对减贫起了很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极端贫困。对极端贫困家庭而言，转移支付在他们的家庭总收入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但是，家庭补助金项目并没有对总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它仅对家庭总预算中一些特定项目的分配产生了影响，例如食物的开销、教育以及儿童衣着的预算是增加的。本来对食物消费的增加应该是能够改善儿童营养状况的。但是，这种增加并不一定能带来儿童及成人营养状况的提髙，因为营养状况的提 高取决于家庭饮食的质量以及医疗工作者为监测营养不足而提供的预防措施。

　　家庭补助金项目与其他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项目一样，在提高学生的出勤率和降低辍学率方面很有成效。但是，辍学率的降低也产生了副作用：它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后进生。这一发现更加证实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项目作为一种需求方的干预，并不能独立地对一些教育产出产生正面的影响。

　　同样地，如果教育政策不能相应地改变这些孩子在学校的表现，那么有条件现金转移并不一定能阻止贫困向这些弱势儿童传递。这一问题正强调了社会应重视提高教育质量，尤其应给学校内不达标学生以特别的关注。

　　营养的呼唤（Nutritional Call)调查中显示，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对减少新生儿身高生长迟滞及消瘦有积极地影响，但其针对1〜3岁的儿童并未产生显著效果，其实这些儿童更加脆弱。此外，调查结果有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因为调查是在健康中心进行而不是从住户中随机取样。

　　AIBF的调查报告显示，大量的贫困儿童（23%〜25%)或者没有或者无法提供他们的疫苗接种卡。这说明，他们很可能没有去过健康中心。另外，受益儿童更新疫苗接种卡的可能性并不比非受益儿童高。这也许指出了一个来自于供应方的问题，那就是，医疗健康服务很难覆盖到穷人。

　　家庭补助金项目对成年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是正面的，尤其是对妇女。所以，接受现金转移并不像有些批评若认为的那样，会导致人们放弃工作。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调查现金转移支付对童工的影响。我们需要证实，在执行现金转移项目时，学校出勤率这一项限制条件是否成功地将儿童从工作中解脱了出来，还是这些儿童事实上是一边上学一边工作。

　　巴西的消除童工（Eradication of Child Labor，PETI)项目，目前巳经整合进了家庭补助金项目。增加学生的在校时间来解决童工这一问题。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受益儿童在学校表现差的问题，同时也阻止了他们在上学时间工作。

　　在没有获取AIBF微观数据的情况下，本文提供的一些关于巴西项目的解释并不能进一步深入。所以，公开一些AIBF调查中的原始数据，能够帮助研究人员更加深入地研究目前的这些初步成果，从而在结果和项目间建立一种更加清晰的因果关系。数据的公开是有利的，比如在机会项目中。此外，后续的影响评估调查将验证我们这里提到的初始结果是否可靠。

　　(张晓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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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安全网到社会政策：有条件现金转移

支付在拉美福利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Francesca Bastagli

(伦敦经济和政治科学学院社会排斥分析中心，CASE)

　　摘要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将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 (CCTs)作为其减贫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与其他社会援助领域的发展一道，CCTs使各国有机会建立一套全面和包容性的社会政策。与此同时，特定的CCT也会产生使得安全网更加不完整和不连续的风险。吸取了拉美6个国家的经验，本文描述了 CCT设计和实施的差别以及近期的发展趋势。在回顾的基础上，本文认为，CCTs可能有 助于将缺失或最小的安全网转化为相互协调的社会政策体系。

　　1前言

　　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拉美国家将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CCTs)作为其减贫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CCTs有三个共同的组成部分：现金转移支付、瞄准机制、条件。总而言之，CCTs向穷人转移支付资金，前提是这些穷人按要求开展规定的活动。

　　本文分析了6个国家CCT的经验，它们是首批采用这些政策措施的国家(表1)。在对拉美地区正规福利体系的概况进行说明之后，本文对实施CCTs的不同原因进行了探讨，并对各种政策参数进行了比较，包括现金转移支付、 瞄准机制、条件、期限及退出、成本及资金来源以及机构安排。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随后讨论了与规定CCT特征相关的风险和可能性以及从最低安全网转变为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可能性。

　　本研究表明，尽管特定的CCT参数有进一步抬升现有安全网的不完整性的风险，但这并一定是事实。在某些国家厂CCT内容设计和实施的情况反映 出对于建立一个完整和包容性的干预系统的关注。本文认为，这些努力可以被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员所考虑，从而保证CCTs与其他社会援助领域的政策一道被进一步发展，以促进不完整的，保底性体系转变成为包容性的社会政策。

　　2争论

　　在历史上，拉美正规福利体系的特点是以社会保险政策为主导，而社会援助部门很薄弱或在很大程度上缺失（Mesa-Lago, 1991)。社会保险主要由雇主、雇员及政府来分担成本，向正规部门雇员来支付保险金，从而形成与就业保障紧密相连的福利体系。根据Barriemos (2004)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 代的改革之前，拉美福利多元组合一般可被描述为“保守一非正规”，在正规政策设计方面依赖于社会保险，在实践方面主要依靠非正规安排

　　这一体制安排与其他不合理的安排一道，使很大一部分人被排斥在正规社会保障范围之外。由于很大一部分穷人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2006; Lindert等，2006),正规社会保险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覆盖低收入群体，而对于正规保险转移支付的依赖加上社会援助干预有限，使主导地位的“被删减了的”福利国家的情况更为严重，即在这些国家，正规保障在分配中占有较高比例，并且存在着“在收入分配五等分位数的第二和第三之间或者第三或第四之间存在着明显断裂”（Fiszbein，2005)。

　　20世纪80年代，拉美遭受了严重经济危机，这使得现行福利安排在提供最基本保障网方面的不足更加突出。该地区贫困率的相应提高（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1997)使得人们明显的政策的失衡和空白表示关注。部分是为应对这些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末，直接瞄准低收入和脆弱被排斥群体的干预措施被采用。这些措施包括实物性的转移支付和食品供应计划（Rogers和 Coates, 2002)、社会基金（Reddy，1998)、工作福利计划和无缴款直接现金转移支付计划。

　　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些努力使得CCTs被引进，这一项政策工具迅速受到了欢迎，并被区域内各国所采用。表1对本研究所涉及的6个国家CCTs 的概况进行了描述。

　　明确瞄准穷人的措施引发了各方极大的兴趣及期望，一方面是关注这些政策对福利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是关注这些政策解决前面所述的政策失衡和空白的能力。

　　关于福利效果，对20世纪80年代末建立社会援助早期工作的评估显示，这些工作产生了良好结果，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然而对制度性影响的分析是指向干预措施的建立，这些干预措施与当时的社会保护措施之间的协调很薄弱，并且总体上不完整，只是临时性地和有限地瞄准穷人。

　　关于新的干预措施的总体定位，Hszbem (2005)描述了从一个“被删减的”系统向一个“双重性”系统的转变。对于后者，政策发展成为两个独立的子系统，整合性差，彼此缺乏一致性。虽然社会援助领域的发展有助于克服现行主导体制的一些缺点，但Fiszbein认为，新体制为“中产阶级的保护提供了充分的资金保护，却为穷人提供了资金不足并且经常是侍从主义（Cliemelistic) 的保护”（Fiszbein, 2005)。

　　通过对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体制向“自由”体制转变的观察，其他一些 分析家对本地区福利国家近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描述。Barrientos (2004)对 20世纪90年代广泛社会保障改革的描述是，这些改革有助于“保守一非正规”的体系向“自由一非正规”福利多元组合的转变。在反贫困政策领域及社会援助领域，“自由”体制意味着占主导地位的是有限瞄准、按平均标准认定的干预措施，这些措施瞄准的是被认定具有脆弱性的或应当干预的特殊社会群体。按此假设，社会援助方面近期的发展将导致建立一套保护狭义定义的具体特定的措施，并最多提供一个保底性的安全网。

　　许多分析特定早期反贫困干预的文献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有关社会基金的研究，尽管承认社会基金对于参与性和受益人产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强调，这些基金有可能批评社会政策是短期的基于项目的补偿性干预 (Reddy,1998；Tendler,2004)。的确，早期许多计划被认为是潜在地分散了制定常设性和普遍性政策的努力。此外，由于要建立管理和实施这些计划的平行机构，并且会避开现行的机构，这些措施可能会对制订普遍性的计划产生威胁(Huber, 1996)。

　　制定社会援助措施的早期努力有许多共同特点，如短期干预措施、建立平行机构等。这些特点是由于“发展组织的‘项目’和‘微型化’的运行模式(Tendler, 2004)”、对风险的狭义定义以及对作为政策制定依据的减贫成果的关注（de Haan, 2005)所造成的。

　　许多拉美国家近期采取CCTs如何促成其福利体系的建立？从目前的经验来看，CCTs是否反映了社会安全网的更加不连续和不完整性？反过来说，这些更加广泛的努力是否有利于制定包容性和协调性的社会政策？

　　是否支持采取CCTs —部分取决于政策评估的结果，评估结果应突出计划所实现的良好政策成果。关于瞄准领域的表现（被认为是某个计划将资源集中用于低收入群体的能力），与其他公共现金转移计划相比，CCTs表现良好 (Lindert等，2006)。此外，对CCT的影响评估文件也显示，在一些情况下，CCT有助于改进消费/收入贫困措施以及中期教育和卫生指标（Lomeli，2008；Rawlings 和 Rubio，2004；Ribas 等，2008)。

　　除了这些得到认可的成就之外，CCTs不断提高的普及度被认为是建立不 完整的保底性安全网的一种延续。根据这种观点，以狭义瞄准措施和对受益人 的行为要求为重点，更加广泛地体现了社会政策发展的特点（Mkandawire， 2005; Townsend, 2004),这为旨在整合各种最低的安全网而设计特定的 CCT内容提供了依据。

　　本文以两种方式来促进相关讨论。首先，在第三章对多种CCTs进行详细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多种CCT参数设计方案进行了说明，显示出CCT在转移资金的数量、范围、瞄准机制、条件以及机构设置如何在实践中发生变化。政策讨论经常是建立在广泛政策设计特点的基础之上——瞄准的补贴相对于普遍的补贴、有条件的转移支付相对于无条件的转移支付。实际上，政策选择更为具体(Atkinson, 1995)。例如，在瞄准方面，一些国家CCTs的扩大也伴随着这样的呼声，即要求在狭义识别目标人群过程中，对瞄准进行微调和严格执行有关资格条件的规定。在实践中，CCTs瞒准的设计和管理会产生不

　　同的覆盖率和资格限制。与些相似的是，资格条件的设计和实施也各不相同，反映了对于受益人行为和处罚违反规定行动关注程度的不同。第三部分清晰地表明了有着不同CCT参数的广泛的政策选择。

　　第二，在比较评述的基础上，本文在第四部分反映了CCT特点的不同及社会包容性与机构发展政策目标的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和可能性。CCT参数设计和实施具体情况的变化带来了一些有关这些活动的社会和管理成本及政治经济影响的问题。围绕社会和管理方面的问题，第四部分讨论了CCT参数影响推进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多种途径，并提出了在CCT评价过程中需要更加谨慎地考虑CCT具体参数设计的理由。

　　3拉美各种CCT的比较分析

3. 1政策原理

　　所有的CCTs均具有减贫的共同目标。但如何事现这一目标的重点却并不相同。从本文所研究的6个国家所实施的CCTs之中，可以发现有4项主要动因(见表2)。

　　在一些国家，实施CCT的主导原则是普遍性，其目标是，使被排斥在现行政策之外的人受益，并建立起全国性的最低水平的共同规则和受益水平。巴西“庭津贴计划”（BolsaFamilia)即为一例，该计划于2003年实施，目的是通过特定措施，保障极端贫困人口的最低收入并推行国家级标准和规则。巴西的改革将现有的针对穷人的4个国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整合到一个国家转移支付项目之中，包括增加补贴标准和实施一项无条件转移支付的内容，任何人只要宣布其收入低于极端贫困线都可获得资助，与其家庭构成或其他因素无关。

　　在另一些国家，实施CCTs是为了帮助未被现有的安全网所覆盖的最贫困人口，其目标是将这些人口纳人到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智利的Programa Puente-Chile Solidario (桥项目一团结智利，Programa Puente 意思是“桥项目”）即为这种情况。“桥项目”为受益人提供了各种个性化服务，以帮助这些人克服贫困陷阱。项目重点是建立充分的激励来改变受益人的行为，这来源于智利所存在的一种普遍认识，即预先存在的社会转移支付所产生的激励是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Cohen和Villatorio，2006）。

　　—些国家，CCTs的实施原来是被作为一种补偿措施，针对的是最贫困人口，这些人受到调整期的不利影响。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即为这种情况。哥伦比亚的（家庭在行动）计划原来是被用来作为该国最严重的一次衰退 (1996—1999)的应急反应措施，并且是作为组成“哥伦比亚计划”的社会支持网络（RAS)的一部分。其设计参数——紧急情况过渡措施、目标人群及目标区域的选定，仍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实施这项计划原来的动因，尽管“家 庭在行动”已转变成为哥伦比亚体制的一个长期性组成部分。

　　同样，洪都拉斯于1990年实施了“家庭津贴计划（PRAF) ”，以此作为一种过渡性计划来减轻宏观经济调整对穷人带来的负担（Cohen等，2006b)。实施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对贫困家庭因调整期而造成的收入减少进行补偿。1998年进行的“家庭津贴计划”调整反映了计划目标的改变。目前的目标是解决贫困的根本原因而非短期缓解贫困：在第二期项目，“家庭津贴计划”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一些激励措施来鼓励贫困家庭对家庭教育和卫生进行投资，以提高入学率和就医次数（Glewwe和Olinto，2004)o “家庭津贴计划”将重点转移向穷人的人力资本的积累，使我们了解到CCTs的第四个主要动因。

　　CCTs所确定的主要目标也可以是促进穷人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些穷人面临着被排斥在基本教育和医疗服务之外的危险。墨西哥于1997年实施的“教育、卫生、营养计划”（PROGRESA)即是如此。目前该计划被称为“机会”，旨在改善穷人尤其是儿童及其母亲的卫生、营养和教育。计划伊始，“教育、卫生、营养计划”的设计就是要使无法获得基本教育、卫生和营养的家庭受益。在实施“教育、卫生、营养计划”的同时，墨西哥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政策改革。一般性的食品补贴逐步停止，并且进行了行政改革，以提高政府各种计划的整合程度（Levy 和 d Rodriguez，2004)。

3. 2政策设计和实施

　　各种CCTs—般被归入一个政策类别。的确，所有的CCTs具有三个共同的内容：现金转移支付、瞄准体制和条件。然而，与CCT的时限和退出战略、成本和资金来源、机构设置等一样，这些内容的设计和实施会有很大变化。本文下面的章节对6个案例的有关内容进行比较。本文报告的末节的表1至表7对各类CCT参数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说明。

　　现金转移支付：覆盖范围和金额

　　—些CCTs惠及总人口中的一大部分，而另一些的受益人群则小得多。一些计划的目标是所有穷人或大部分低收入人口，而另一些则是瞄准穷人中有限的一部分人。

　　总的人口覆盖率在巴西（24%)、墨西哥（20%)和洪都拉斯（15%)较高。然则，一些国家CCTs瞄准的人口比例较低，如智利（22. 5万个家庭，6%的人口）、哥伦比亚（5%)和尼加拉瓜（3%)。在巴西，“家庭补贴”计划为所有极端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补贴，并向有幼儿或学龄儿童并且收入介于极端贫困和贫困之间的贫困家庭提供补贴。在洪都拉斯，PRAFR所瞄准的是收入分配中最贫困的25%的家庭。其他一些CCTs覆盖面更窄，所针对的是贫困人口中特定的人群。智利的“桥计划”针对所有极端贫困人口，尼加拉瓜“社会保护网”（RPS)计划覆盖极端贫困人口的10% (2005年）。

　　转移支付的设计因国情差异而不同，并且取决于优先目标人群。一些CCTs由若干瞄准许多不同类型人群的现金转移支付所组成，而另一些最多由一或两种类型的转移支付所构成。本文所述的所有CCTs中，儿童、怀孕或育儿期妇女为优先群体。但对这些群体的重点也各不相同。例如在墨西哥，“教育、卫生、营养计划”以面临失学或母婴死亡高风险人群为重点，受益家庭必须有在小学或中学就读的8〜18岁孩子，和/或4〜24月龄的婴儿，2〜5岁的营养不良儿童、或孕期或育儿期妇女。这些案例中，CCT为分类支付，仅收入贫困一项无法使一个人有资格受益。

　　相反，巴西的“家庭补贴计划”旨在为所有极端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转移支付保障。在我们样本中，仅有的为所有贫困家庭提供现金资助的另一个国家是尼加拉瓜，其RPS与受益家庭的组成无关。在该案例中，无偿提供的粮食或食品券被分配给所有极端贫困家庭。

　　一些国家近期CCT的发展情况是实施了额外的转移支付。例如，墨西哥 于2001—2002年实施的“机会计划”在其现行的转移支付计划中增加了新的 转移支付内容：针对中学生的转移支付。自2003年，通过实施向完成中学学 业的学生和向70岁以上的老年人支付补贴，该国扩大了现金转移支付的范围。 与此相似的是，在尼加拉瓜，二期RPS增加了向完成新的教育和就业培训课 程的成年人转移支付的内容，只要学员完成培训课程，他们就可获得一张“劳动质量券”，用以购买开展经济活动的设备和材料。

　　关于转移支付的设计，CCTs可包括一个供给方的内容。根据设计，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CCTs包括面向服务提供者的转移支付，如医疗中心和学校 (Glewwe和 Olinto，2004；Largaespada Fredersdorff,2006)。其他的 CCTs 包括对负责CCT管理的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巴西即是这种情况，社会发展部向市政府转移支付管理成本补贴。

　　转移支付的金额占受益人的收人和支出的比例不同。在墨西哥和尼加拉瓜，支付额相当于受益人家庭年支出的20%左右（Malucdo, 2003)。在巴西，“家庭津贴计划”占受益人月收入的10%左右（Bastagli，2008a)。在其 他国家，转移支付金额在受益人的资源中所占的比例较小：智利的Sdidario占该计划所覆盖家庭总收入的6 %〜7 % (Galasso, 2006)；洪都拉斯的RPAF占受益人消费额的4%。

　　对CCT转移支付金额的规定也会发生变化，这取决于支付金额是否被调整或有提髙标准的规定。在洪都拉斯，PRAF一期的实际转移支付值下降了30% (Cohen等，2006b)。在PRAF二期，支付额度以通货膨胀为指标。在尼加拉瓜，RPS的实际支付值仅是在实施期的第一年就下降了7%(Malucdo,2003)。自2003年实施以来，“家庭津贴计划”的补贴额在2007年首次提高 (Bastagli, 2008a)。墨西哥的“机会计划”转移支付额以通货膨胀为指标(Cohen等，2006a)。

　　最后，转移支付额可包含逐步退出计划。例如，尼加拉瓜的“社会安全网”计划中，食品安全转移支付的价值在三年中被降低。在智利，“桥计划”下的bono de proteccion (保护券）的价值在受益家庭有资格享受转移支付的两年中每半年就会下降。在巴西，只要受益人有资格，就可全额享受“家庭津 贴计划”计划转移支付。

　　瞄准

　　CCTs有赖于多种瞄准机制的结合，以确定一个国家人口中有资格的受益人群以及重点区域。依靠确定资格的参数、核实信息质量的程序以及复核受益人的频率，瞄准机制或多或少地包括一些严格和复杂的信息收集和分析程序。表5概述了各CCT的瞄准标准和技术。

　　地理瞄准的目标是保证资源被用于特定区域或行政单位。在哥伦比亚，Familias en Accion在人口数量低于10万人、有一个银行和充足教育和卫生基础设施的贫困社区中实施（Attanasio等，2005)。与此相似，在尼加拉瓜，RPS开始是在满足最低行政管理和基础设施要求的部门实施，这些设施包括医疗站和学校（Maluccio和Flores，2005)。巴西也采用了地理瞄准，通过估算每个社区中贫困家庭的数量，来确定每个市可分配的“家庭津贴计划”受益人名额。这些名额作为搐导计划实施的标准，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实践中，一个市的受益人数可以髙于估算名额数。在选择CCT受益人过程中，本文所述的所有计划，除“家庭津贴计划”外，都采用多种方法组合来确定受益人资格，包括直接和代理经济情况调査。墨西哥的Oiiorumidades使用三阶段的瞄准机制。

　　按照地理瞄准程序，根据居住地区的不同，选择受益家庭依靠两个单独的程序。在农村地区，社会工作者走访每个家庭，进行人口普查。这样就获得了有资格家庭的名单，然后名单被提交给社区大会，由其负责对名单进行最后批准。在城市地区，潜在受益家庭提交其社会经济情况的多种数据汇总，用以计算各家庭的分值。随后，一名社会工作者会走访合格家庭，以核实其申报的信息（Orozco和Huben，2005）。伦比亚，对生活状况的评价是依靠“社会开支受益人选择系统（SISBEN)”来进行。在开始阶段，各市确定需要调查的农村和城市贫困地区。在第二阶段，各市将“社会开支受益人选择系统”

　　的调查问卷发放给选定地区的所有居民，为每个家庭计算出一个“社会开支受益人选择系统”指数。这样就获取了四个方面的信息（住房质量和拥有耐用品情况、公共事业服务、人力资本水平、家庭人口状况）。CCT资格通过“社会开支受益人选择系统”分值得到确定（Castaneda，2005)。

　　在巴西，受益人资格是根据自我申报的家庭收入来确定的。“家庭津贴计划”申请人向当地市登记办公室申报其收人及有关家庭组成的信息。信息被录入到国家数据库中，数据库由负责选定受益人的巴西联邦公共银行——联邦储蓄银行（Caixa)管理。与其他CCT不同，受益人由联邦储蓄银行集中选定，由银行对每个申请人所申报的收入与国家设定的资格标准进行对比。

　　支付条件

　　支付条件要求接受现金转移支付的受益人遵循特定的行为要求。对6个CCT的支付条件进行分析表明，这些支付条件在三个方面存在着差异：对于CCT实施的重要性、对行为要求和目标人群的定义、应对不遵守者的规定。

　　支付条件对于CCT的操作启动十分重要，届日寸要进行第一次监测和检查，并且在随后要进行补贴的支付^智利和墨西哥即是这种情况。在Programa Puente计划下，当受益家庭按要求首次提交行为标准材料后，bono de proteccion才开始支付（Silva，2004) „ Oportunidades计划中，只有在对受益 人遵守支付条件情况进行检查之后，才能支付补贴（Cohen等，2006a)。在其 他国家，在受益人加入计划之后，转移支付立即进行，对受益人遵守条件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在稍后进行。

　　在拉丁美洲，使用CCT支付条件一般是在教育和卫生领域，针对的是幼童（0〜6岁）、怀孕及育儿期妇女、在校儿童。在教育领域，支付条件一般要求儿童人学并且在校期间每周要达到最低学习时间。支付条件可能还包括其他要求。例如在尼加拉瓜，RPS原来还要求学龄儿童要通过升级考试。在卫生领域，典型条件是要求受益家庭要确保其幼儿和怀孕或育儿期妇女定期到医疗中心并更新其卫生和免疫手册。智利的Programa Puente包括其他行为要求。受益家庭要签署协议，并同意满足被认为是克服极端贫困所必需的53项最低条件。这些家庭被要求参加一些活动，包括接受促进就业的个性化服务和家庭动态。对于不遵守支付条件的家庭，各CCT的反应机制也不相同。在一些国家，如不遵守支付条件，将会直接导致计划款项项被停止支付。智利的 Programa Puente即是如此，如果一个家庭不能兑现其承诺，即被停止支付 bono款（Silva，2004).在其他国家，在发生不遵守条件的行为的起始阶段，就会此发一系列的分步反应。

　　以参加墨西哥Oportunidades计划的家庭为例，如发生不遵守支付条件的 行为，最初会被暂停支付补贴款。如仍不遵守，就会被长期停止支付补贴（受益家庭可以重新加入项目），并且最终被永久停止支付（受益家庭不能重新加入项目）（Steta，2006)。在哥伦比亚，如连续3个月未能遵守各项支付条件，或在12个月中，有4个非连续月未能遵守某一项支付条件，受益人会被停止 Familias en Accion 补贴(Nunez 和 Cuesta，2006)。

　　在巴西，受益人未能遵守支付条件被认为是“脆弱性的体现”，对不遵守者最先的反应是调查不遵守的原因，受益人有权从市政府部门获得更多的支持和个性化的服务（MDS，2006)。如果仍不遵守支付条件，受益人才收到社会发展部发出的通知。随后，补贴会被暂停，到最后阶段，支付被终止。

　　期限、退出及毕业

　　参加CCT有一个最长的期限，即设定一个具体时期，然后就退出计划，不论当时受益人的社会经验状况如何。另一方式是，CCT可以设定一个毕业战略，来对受益人因其社会经济状况发生变化而退出CCT计划的条件进行规范。表7提供了各个CCT计退出和毕业规则的详细情况。

　　智利的Programa Puente和尼加拉瓜的RPS都设定了最长期限。在智利，bono de proteccion的支付期限是24个月（Silva，2004)。在尼加拉板，RPS现金补贴的支付期为3年，而提供服务的期限为5年。与此相似，Famil- iasen Acd6n在哥伦比亚开始实施时，其最长期限为3年，这是根据当时可获得的资金状况所确定的期限。这一期限后来被延长，受益人目前没有时间限制(Nunez 和 Cuesta，2006)。

　　如果参与CCT计划的受益人没有时间限制，典型的做法是，该计划会设立一个再审査和再评价程序，通过这一程序，来对确定受益人资格的信息进行核实。在墨西哥，对受益家庭每3年进行一次重新审核。如果这些家庭仍然合格，其资格会被延长。如果其社会经济状况已得到改善，并且不再符合资格条件，他们就会被转人Esquema Diferenciado de Apoyos (EDA,区别支持计划）。该计划于2003年实施，向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4〜6年的额外支持（Co­hen 等，2006a)。在巴西，“家庭津贴计划”相关法律规定，对受益家庭每2年要进行一次重新评价。

　　只要这些家庭申报的人均月收入满足收入标准，就可以继续接受转移支付资金》由于CCTs计划所提出的目标，其退出毕业规则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考虑到儿童成长的时间和教育周期，最长3年的期限可能会严重制约计划的潜在影响（Veras Soares和Bri-tto, 2007)。短的时限与为低收人家庭提供最低收入的设想相互抵触。在一些案例中，时间限制是由CCT的筹资机制所决定的：如果一个计划完全依赖于外部资金并且需要与国际金融机构继续签供资协议，计划的时限一般与确定的供资期限一致。这些所产生的影响会在下面的部分进行讨论。

　　成本和筹资

　　CCTs的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约0.1% (哥伦比亚和智利）至0.2% (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和0.4% (巴西和墨西哥）。尽管这些计划被认为“不太昂贵”（世界银行，2004)，但在许多国家，CCTs是由外部来提供资金的。在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CCT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国际金融机构。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的国家CCTs计划资金主要来自其国家预算。

　　依赖于外部资金会对CCT的设计和可持续性产生何种影响？获取外部资金可能对安全网措施的实施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一些公共财政薄弱的国家更是如此。外部资金帮助项目立项，并且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支持监测和评价来为CCT的发展提供信息。然而，外部资金只能保证一定时期的需求，并且取决于重新谈判，因而完全依赖于外部资金也会对CCT的可持续性和自主性产生额外的影响。

　　—些评论人士认为，哥伦比亚完成依赖于外部资金导致了 Familias en Acd6ri初期设计与项目在执行一段时间后的调整无法匹配。根据Nvinez和 Cuesta的观点，由于与多边银行的长期谈判，造成Familias en Accion缺乏即期资源，使该计划的实施被延误。Familias enACCi6n最终作为一项临时性措

　　施被批准和实施。此后，该计划得到延期，并且成为哥伦比亚安全网的一项核心部分，同时保留了其原来的补贴重点。

　　筹资机制也会使人们对计划的可持续性的担忧。在洪都拉斯，PRAF原来计划的期限为2年，以符合原来所计划的外部资金的期限。后来计划得到延期，部分原因是由于获得了有利的评估结果。然而，目前该补贴支付计划的期 限取决于能否续签外部供资协议。与此相似，哥伦比亚的Familias en Accion和尼加拉瓜和RPS开始时是试验性项目。由于获得了美洲开发银行（IDB)和 世界银行的资金，这些计划后来得以延期，但仍然有赖于政府与国际金融机构能否续签筹资协议。

　　本文中所讨论的经验中，由本国财政预算资助CCTs的国家，也是更加努力地将这些措施整合到其国家社会保护网的国家。在墨西哥，CCT的发展伴随着现行的实物支付的逐步退出，也伴随着对提供CCT转移支付和服务的政府机构的投资（Levy和Rodriguez，2004)。在完全依赖外部资金来开展CCTs的国家，尤其是初期，CCT主要是被作为单独的额外计划来实施的，与 现行的政策和机构间的协调薄弱。在尼加拉瓜，在第二期项目期间的2002年 后期，将RPS整合到该国更广泛的社会保护系统中的努力受到了抵制。由于被广泛认为该计划主要是由出资方主导，并且被普遍认为国家主导权薄弱，人们对此感到紧张，这使得RPS继续被逐步分解(Moore, 2009)。

　　机构安排：参与者及职责分工

　　CCT协调和实施机构间的职责分工是这些措施在一个国家社会保护体系中所处位置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这些措施对国家发展潜在影响的一项重要指标。协调职责由主管部、总统或为协调CCT实施特别设立的政府机构以外的单位承担。在巴西、智利和墨西哥，协调职责被赋予主管部：“家庭津贴计划”的协调单位是社会发展部的一部分；桥计划/团结智利的协调由计划部负责，机会计划由社会发展部协调。

　　在哥伦比亚，家庭在行动计划的协调职能由总统承担，负责机构是总统社会行动及国际合作行动局。该机构于2003年设立，以整合所有由国内和国际资助的针对脆弱群体的行动（Nunez和Cuesta，2006)。通过2002年创立的社会保障部，家庭在行动计划仍然直接由总统协调，并且负责协调和实施该计划的多个机构未与负责社会援助措施的机构整合。

　　在洪都拉斯，为开展协调工作，设立了一个家庭津贴计划特设机构，该机构在机制上和实体上均与现行的各部及政府机构相分离。在尼加拉瓜，第一期RPS由“补充社会基金（FSS)”执行，该机构被授权负责协调所有反贫困计划。2002年，第二期RPS的协调职能被转移至家庭部，其目的是使该计划在部委中得到制度化（Regalia和Castro，2007)。如前所述，将职能转移至一个联邦么、共机构也会受到抵制，这使得RPS未能获得新的资金。

　　CCT的实施通常会涉及不同政府部门（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和不同层级（联邦、州、市）的各种机构。在一些国家，计划还涉及非政府组织 (NG0)和私营部门（见表4)。这些不同的机构间必要的协调尽管为机构和管理能力建设提供了机会，但也会面临着需要用不同方式来解决的许多挑战。

　　Lindert等（2007)详细描述了伴随着“家庭津贴计划”改革的多种公共管理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实现提髙计划实施质量并加强管理能力和协调。这些措施包括市、州及联邦政府间达成的共同管理协议、审计系统、对各市采取的与绩效挂钩的财政激励机制。尽管计划实施存在着困难，并且仍然存在着能力和协调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但对联邦政府向市政府提供行政补贴以支付“家 庭津贴计划”行政开支的早期评估显示，这些措施促进了那些管理能力较弱的较贫困市的“追赶”效应的实现（Bastagli，2008a) 0

　　在一些国家，提供公共服务机构被认为能力低下，这些国家将改进提供卫生和教育服务能力作为CCT实施的一个部分，这促成了公共和私营机构和/或非政府组织间的协作。在尼加拉瓜，提高卫生部向社会安全网受益人提供额外服务的能力被认为是不可行的，RPS依靠与政府签约的非政府组织来实施（Rega­lia 和 Castro， 2007)。尽管采取这项措施是为了帮助确保有一个有效执行机制 (Malucdo和Flores，2005)，但在实践中，却造成了大量的机构间摩擦。

　　Moore (2009)报道了卫生部和RPS人员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与此相伴的是，这些服务提供者所获得了薪水比卫生部人员的要髙。此外，从机构角度来看，CCT的实施涉及定期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在一些国家，数据需求与瞄准和支付条件的执行相关联，并且与从一开始就与CCTs所特有的影响评估相联系，这种数据需求刺激了对信息的需求以及改进数据收集和管理系统的努力。举例来说，在对墨西哥社会发展部的社会计划监测和评价系统的发展的分析中，Hernandez (2005)认为，1997年实施教育、卫生、营养计划及其所计划的评估，对于促进一个“新评估文化”和新问责体系的发展至关重要。

　　4从社会安全网到社会政策？

　　本文将拉美国家福利体系的特点描述为向正规安排演变，这种安排突出特点是“双重性” (Fiszbein, 2005)和“自由性” (Barrientos, 2004)。这些分析表明，该地区的社会安全网与其他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不佳，仅仅有限地瞄准穷人，并具有不完整的特性。采用CCTs是否反映出对社会安全网的这些特点的加强？前面部分所述的CCT结构设计及实施的差异和近期趋势对CCTs在更加广泛的政策制定中的定位意味着什么？

4. 1现金转移支付

　　关于覆盖范围，CCTs确定了一些重点人群，这些人群一般被排斥在现行的社会保护系统之外。此外，在一些国家，一段时期内CCT覆盖范围的趋势是扩展的。在CCTs初期被限定于特定地理区域的国家（如墨西哥），CCTs已扩展到原来被排除在外的区域。在一些国家，原来CCTs是发起于地方层面(如巴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家政策层面的国家性法规。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CCTs将人力资本的积累作为重点关注领域，仍然限制对满足特定人口学特点的贫困家庭（通常是有幼儿的家庭）的覆盖。在针对那些无法满足这些人口学条件人群的替代性社会计划未建立起来之时，这会造成对低收入和弱势群体的持续性排斥。

　　现金支付数额被确定，以满足彼此相互竞争的政策重点的要求。减少目前的收入贫困可能比降低不利于成年劳动力参与的潜在负激励更为重要。尽管低水平的转移支付额度在原则上会弱化对成年劳动力的激励，使劳动力供应减少，但却指责CCTs是一种不完整的社会援助。这种风险更伴随着无法经常性地修正转移额度，导致其真实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侵蚀。

　　CCTs有限的期限反映出这些措施的重点仍然被作为一种短期的缓解贫困措施或补偿性措施。例如，尼加拉瓜RPS的最长期限为3年，尽管在短期可能提供了有益的支持，但限制了促进人力资本产出和提供基于资格的长期援助的可能性。

　　—些国家CCTs的发展提高了补贴金额占受益人收入的比例（巴西），并使得补助升级措施得以实施（洪都拉斯）。哥伦比亚修改了计划的最长期限。

4. 2瞄准

　　CCTs瞄准的是人口中广泛的各类人群或若干特定人群。瞄准方法的复杂程度各有不相同。一些CCTs依靠一个资格标准或数量有限的资格标准，并且对信息需求也是适度的；而另一些CCTs需要量若干指标，并且有选定受益人冗长的审核程序并经常进行重新审核。瞄准机制也会发生变化，这是由于对受益人收入提髙或代理经济调查分数高于资格线的补贴支付规则不同，自动停止转移支付的规定会导致100%的补贴提取率。

　　瞒准多种人口群体和依赖于大量信息需求和审核程序的政策会对造成干预措施被分散化的风险，以至于使政策覆盖变得“支离破碎”或相互重叠（De-vereux, 2002)。与经济调查相关的管理及社会成本（Besley,1990)风险随着瞄准的日益复杂而不断增长，这会对获取补贴造成障碍（Hernanz等，2004)。此外，一些转移支付所造成的高边际税率会造成负劳动力供给反应 的风险(Atkinson, 1995)。

　　关于总体瞄准系统，在一些国家，CCT的实施与瞄准工具的改革先后进行。这使得受益人登记和资格审核规则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统一。这些改革承诺要推动管理的简化，并且要保证在全国实施最低标准程序。

　　在多数国家，CCT受益的选定依赖于代理经济情况调查s，这种方法要求有大量的信息。本文所述所有CCTs都是如此，巴西的“家庭津贴计划”除外，该计划是依据自我申报的收入。对代理经济情况调查s的广泛依靠一部分是由于人们认为其具有保证目标产出的优点，尽管比较证据表明，采用简单平均简单经济调查的计划的瞄准效果与采用代理经济调查的计划的瞒准效果一 好甚至更好（Coady等，2004)。以“家庭津贴计划”为例，与我们样本中 的其他最佳CCT—样，团结弩利计划具有同样的精确度（Lindert等，2006; Soares 等，2007)。

　　评估结果同样清晰地显示出各个CCT的瞄准方法的社会成本，例如对更深的社会分裂的认识。例如Adato对墨西哥PROGRESA的研究，凸显了教育、卫生、营养计划瞄准机制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其形式是由受益人和非受益人之间的差别所产生的不安和怨恨。

　　与传统的瞒准性干预模型的预测相反，目前所得到的CCTs的证据无法证明CCT会产生负劳动力供应效果（Bastagli, 2008a； Skoufias 与Di Maro，2006), 即使刻意使CCT出现100%的补贴提取率。这种结果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在实践中受益人收入增长与自动停止支付补贴之间的联系很弱。在CCT实施的早期，由于主管部门未能进行定期的受益人再评价和严格执行收入资格标准，同时潜在的受益人关于收入资格水平方面的知识有限，造成了这种弱的负激励效果。

　　上面所述的有关瞄准成本的讨论和证据，为认真考虑保持增加补贴集中度的收益与替代性瞄准方法的管理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平衡提供了支持。随着CCTs 经验的增长，如何对瞄准进行微调的讨论将从对广泛的替代方案进行思考中受益，在目前CCT瞄准评价的基础上，在关注这些措施所产生的管理和社会成本的基础上，执行更加严格的收入限制和资格审核程序的建议将会得到谨慎的处理。

4. 3支付条件

　　尽管同样具有基本的一般性定义，但由于对计划实施的重要性不同以及应 对不遵守条件者的措施的不同，各个CCTs的支付条件也不相同。在一些计划中，支付条件与旨在改进供给服务的供给方干预相伴。在另一些计划中，执行支付条件的主要重点是受益人的行为。

　　当能否参加计划取决于需要事先遵守条件并且不遵守条件会导致自动停止支付补贴时，大们会担心支付条件的设计与实施可能会造成对贫困家庭的排斥，并可能会负作用于计划的目标实现。在这些案例中，贫困家庭满足条件的困难最大，那些由于缺乏资源和获取服务能力有限而面临髙机会成本的人，存在着被排斥在计划之外的更大的风险。在对墨西哥教育、卫生、营养计划由于不遵守支付条件而退出教育、卫生、营养计划的受益人所开展的研究中，Alvarez等（2006)发现，那些有产生更大不平等可能性的土著人群和极端贫困社区被排斥出计划的可能性更大。其他研究也开始关注支付条件可能会给不同的家庭成员带来不均衡的负担，额外的责任主要落在母亲头上（Gonzdlez de la Rocha,2005; Molyneux, 2006)。

　　各国采用了各种设计和实施方案，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排斥风险。在巴西，“家庭津贴计划”对不遵守者的应对系统包括一个确定不遵守原因和向不遵守规则的受益人提供额外服务的程序。在一些国家，CCT需求方转移支付伴随着向提供服务者付款的供给方支付，其目的是改善服务供给和质量。尽管在一些国家（如洪都拉斯)，这些转移支付在计划的早期是有限的，但改进获取教育卫生的途径和质量的努力对于保障支付条件作为促进人力资本产出的工具而非额外的歧视性措施十分重要。如果被排斥的区域无法被其他替代计划所覆盖，将计划实施限定在可提供充足服务的地区的方案会带来将脆弱群体排斥在外的明显风险。

　　人们会对CCTs支付条件定义和目标的理解（误解）也会产生支付条件成本以及预期之外的行为效果[122]。在尼加拉瓜，第一期RPS计划的支付条件之一是儿童增重。如果他们两次低于预设的增重指标，其父母就可能受到暂停补贴 的处罚。Adato(2008)报告了这种要求如何导致儿童在称重前被过度喂食。 在教育领域，RPS条件要求小学生通过升级考试，这使得一些学校提前让孩子升入下一年级，即使这种升级不符合规定（Maluccio，2003)。在巴西，对教师的访谈显示，将儿童缺勤划为出勤的作法广泛存在（BastagU, 2008a)。老师们的解释是他们不愿意进一步处罚贫困儿童，这表明他们对“家庭津贴计划”支付条件的理解与官方规定的支付条件差别很大。

　　除了定期监测受益人行为并采取措施应对不遵守规定者以外，定期向管理者和潜在的申请人发布有关支付条件的原理和定义的信息是实施支付条件的重要内容。这些活动会产生管理开支，在评价是否和如何将支付条件纳人转移支付时，应考虑这些开支。Caldes (2004)对“教育、卫生、营养计划”、“家庭 津贴计划”和“社会安全网”的各CCT活动的成本进行了估算。研究显示，这些活动所占的开支比例随着项目实施的强度和成熟度的变化而改变；当监测活动加强时，支付条件开支在总的活动开支中所占份额就会提高。

　　CCT影响评估对支付条件对结果的影响进行估算，这种评估对支付条件的设计和实施产生了额外的影响。根据De Brauw和Hocidinott (2007)对PROGRESA的研究，对支付条件的监测会对升入中学儿童的入学率产生影响，但对于继续在小学的儿童却没有可测量的影响。关于支付条件的实施，影响评估（De Brauw 和 Hoddinott，2007； Schady 和 Araujo，2006)表明，共享支付条件信息和对各阶段进行初始监测对于中期指标（如入学率）会产生预期的影响，这与定期行为监测和处罚不遵守行动无关，至少在实施早期阶段是如此。根据对支付条件的认识和效果的早期研究，各国都已采取措施，以修订支付条件的定义和实施。

　　这些措施包括停止一些特定要求（尼加拉瓜），实施培训计划来向地方管理者和公众提供支付条件的定义和目标的相关信息（巴西）。不同阶段支付条件的全面实施在许多国家仍然十分薄弱，随着CCT计划的成熟，管理工作得到了增强。这样就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机会，来认真评价在实践中替代性支付条件的设计细节可能带来的好处和排斥风险。

4. 4机构安排

　　在多数国家，实施CCTs是为了应对机构的缺陷。然而，本文论及的各种经验的重要变化是，在一些情况下，CCTs已直接解决了这些缺陷，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至少在起始阶段，是通过特别设计来避免这些不足。巴西、墨西哥以及智利的改革明确表明了其管理目标，并且从中期和长期的视角出发，努力地进行政策重组和机构的重新设计。对于那些在紧急情况下建立CCTs以解决灵活性缺乏和效率低下的国家，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此情况下，协调和实施 CCTs的职责被赋予正式公共机构之外的单位。

　　尽管这种机构设置在短期内应对危急情况（在危急形式下，CCT被贯彻实施）是有效的，但也会影响到CCTs未来的发展，有可能使它们并入到其他的安全网。在尼加拉瓜，试图对机构进行重组以整合家庭部的RPS协调职能 未能获得成功，项目也未得新的资金。

　　在一些国家，CCT的实施也导致了新的机构整合及更好的交流和问责机制（De la Bri6re和Rawlings，2006)0在服务供应领域，CCT供方转移支付(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和对地方政策提供行政补贴（巴西）的目标是改善服务的获得途径和质量。尽管对洪都拉斯PRAF供方转移支付的早期评估显示，计划对于产出有适度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补贴部分的实施程度有限(Glewwe和Olinto，2004)。果在计划实施的同时，进行旨在改进服务（尤其是服务薄弱的地方）的干预并促进机构协调，CCTs的实施也会有可能改进服务利用及人力资本的产出。

4. 5从社会安全网到社会政策？

　　多种转移方式、有限的转移金额、狭窄的瞄准方法、惩罚性条件可能会引发社会分裂和排斥，这些问题在一些国家已得到解决，并为CCT改革提供了参考。扩大现金转移支付以覆盖更大比例的人口以及定期对金额进行调整，是向此方向的迈进。在瞄准领域，一些国家已采取措施，使资格条件标准化并且将排斥差错降低到最小程度。与此同时，CCT瞄准活动的特点是对信息和管理有高度需求，同时要求更加严格地执行资格条件，但这也会产生增加管理成本和产生负激励效果的风险。支付条件的设计和实施在一些情况下被重新研究，以考虑预料之外的行为效果并促进服务的供给，这与立即对不遵守规定的 受益人进行处罚的作法不同。在一些地方，支付条件仍然成为额外负担，并且—旦发生不遵守规定的行为即导致自动处罚，这些都会产生排斥程序被强化的风险。关于机构安排，在一些地方，CCT发展的特点是操作标准化、对于现行的相互分割的计划进行重组、努力协调现行的政府机构，这些地方的CCT有希望推动向更加一体化的社会政策的转变。

　　5结论

　　与其他社会援助的发展一道，CCTS的扩大为一些国家解决其政策空白提供了机遇，这些国家传统上缺乏社会保护，也为一些国家解决政策失衡提供了机遇，这些国家社会的保护主要是依赖于社会保险。这些发展是否有助于建立最低安全网或包容性的社会政策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根据拉美六国的经验，本文重点论述了决定CCT性质的各种政策方案，并对这些不同方案在促进包容性社会政策方面的优点和缺点进行了讨论。存在着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转变目前对于社会政策目标普遍的理解。拉美许多安全网相互分割的性质与主导性的观点相关，这种观点认为这些干预措施应解决与经济变化和市场缺陷相关的社会成本问题（de Haan, 2005； Solimano, 2004)。将政策分析的重点放在风险和风险管理狭义的概念之上和受益人贫困产出之上，这会导致所制定的是一些短期的、瞄准范围狭窄的措施，这些措施回避了需要更加关注的机构改革。

　　第二，在重点转移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相互协调的政策需要严肃地重新考虑CCTs在社会保护体系中的定位^除了广泛的社会政策目标和设计问题之外， 还需要对筹资安排进行讨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CCTs在一些国家得到实施，原因是在财政方面和政治方面，CCTs的成本相对较低，国家可以负担这种成本。如果这些计划被转化为永久性的社会政策，其挑战是社会保护体系需要保证这些干预措施在更长期是可持续的。在一些社会开支占GDP份额较小的国家，社会开支重点是提供基本的社会援助，希望在这一领域的行动会将提供充足财政和社会保险安排的计划纳入其中，以提供政策所需资金。在本地区一些体制更为发达国家，其特点是社会保护开支占据了GDP很大的份额，主要用于社会保险，但社会援助较弱，发展应解决税收和社会保护体系之间的失衡问题。

　　最后，关于CCTs作为特定的干预措施，本文所强调的是，“魔鬼在细节中”，即要促进包容性的社会政策，CCT参数及配套措施的设计细节必须将排斥风险降到最低。如本文所述，可以调整现金转移支付覆盖面和金额、瞄准方法以及支付条件的设计和实施，以反映对于包容性和长期机构改革发展的重点关注。

　　(卢立群译）

　　表1 CCT的名称、起始年、覆盖范围及成本

　　来源：作者根据官方文件和法律汇编而成。

　　表2 CCT的原因

　　来源：作者根据官方文件和法律汇编而成。

　　表3 CCT补贴种类和金额

　　（续）

　　来源：作者根据官方文件和法律汇编而成

　　表4 CCT机构设置

　　（续）

　　来源：作者根据官方文件和法律汇编而成。

　　表5 CCT瞄准机制

　　来源：作者根据官方文件和法律汇编而成。

　　表6 CCT条件描述及应对不遵守行为的措施

　　(续）

　　表7 CCT的退出和毕业

　　来源：作者根据官方文件和法律汇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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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共服务的递送与减贫

谁来保证公平地获得基本公共服务？

Degol Hailu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贫困中心）

　　公共服务提供的现实实践是，公共服务企业的运营管理尽管可以私有化，但政府保留着企业所有权，并且负责对企业进行资本投资。这种状态能够保证平等地获取水、电服务吗？

　　确保平等地获得公共服务需要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初始投资进行资助。私人公司很少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原因是当前的利润不能得到保证。例如，一家英国的公司在津巴布韦撤销了供水合同，宣称说：公司的客户太穷，支付不起水费。供水、电的合同容易引起争议，在一些情况下会被中止，如在冈比亚、肯尼亚、几内亚、莫桑比克、尼日尔和南非。

　　过髙的费用导致了公众的拒付。赞比亚的一家私人供电商提交了 10多次修改电费的申请。消费者在能源管理委员会举行的三次听证会上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尼日利亚供电部门私有化后，电价飙升了800%。最近，这个国家经历了大停电。在几内亚，供水部门私有化后，水费几乎升倍。在拉丁美洲，接通电的成本上升到家庭收入的20%。

　　期望的绩效收益并不总是很明显。尽管费用增加幅度大约仅占总成本的四分之一，但在一些国家的供水连接点仍正在发挥作用。在其他一些案例中，水消耗量保持在40%。在喀麦隆和布基纳法索，电网系统几乎覆盖了市区中心。公共事业的私人管理与维护失败、停水、断电有一定关联。南非的人权法案保证了给贫困家庭供水，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有这样法律规定。

　　政府给私人合同人的待遇包括购买服务保证和30年的减免税优惠。私人公司获得100%的保证：政府以固定的汇率价格购买其产品。事实上，私人公司对公共服务的提供不太感兴趣，因此使用一些诱惑是必要的。然而，经营特许权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常把用于社会方面的资源挪作他用。

　　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率是很低的。把这个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与英国和美国的相比很有启迪作用，而在英国和美国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比较成功。在英国，供水私有化在1984年被提出。实际的资产转换发生在1989—1990年。供电私有化开始于1989年，那时供电行业分离出来很多公司。在美国，供水私有化从1988年以后开始得到强化。

　　当这些国家把供水服务私有化后，他们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率达到 100%。在英国，人均电消费量达到4 683千瓦时。美国人均电消费量髙达 9 862千瓦时。作为比较，到2004年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获得洁净水的人口比率仅为56%。其中，大约83%的人口为城市居民。2004年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人均电消费量仅为美国1980年时人均电消费量的6% (见表1)。

　　表1必需的公共服务的获取

　　來源：世界发展指数（2008年4月）。

　　很明显，讨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私有化时，一定要考虑公共服务的低获得率。公共部门能够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做得更好吗？记录说明不了问题。公共管理公用事业有时也表现出如下特性：维护不善、浪费、坏账和一费制（不考虑家庭收入水平）。然而，也有成功的例子。博茨瓦纳公用供水公司增加了管输水服务人口的比例。改组的纳米比亚供水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足够的服务。巴西市政当局成功地提供了公平的卫生和供水服务。

　　经验教训是：在私有化开始时，越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获得，私有化就越成功。在着手全面私有化之前，必须通过重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来实现公共服务获得率的最低限度目标。当考虑私人提供公共服务时，适当的管理环境支撑是必须的。这些管理环境支撑包括：执行合同的合法制度框架以及能代表穷人消费者的谈判能力。

　　（张德亮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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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和商业化是否能

促进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评估

Kate Bayliss

(英国苏塞克斯郡独立顾问）

Tim Kessler

(墨西哥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助理）

　　摘要对减贫和改善生活质量来说，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是必要的。本篇工作论文重点关注健康、教育、能源和水等公共服务。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有利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时，它们也是自身的目标。二十多年来，这些基本服务的供给方式遭到了很多来自政策方面的争论，引起了公众对这些公共服务部门能否有效交付公共服务提出了广泛质疑。于是，一些人提出了市场导向的解决办法，目的在于克服国家提供公共服务所带来的显见约束。

　　尽管在一些国家和地方，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存在缺陷，但本篇工作论文主要讨论依靠私人部门提供公共服务将不能解决公共部门交付公共服务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而且，私有化过程会产生一种对国家供给可以买到并且能支付得起的公共服务的责任和能力起破坏作用而不是起强化作用的激励。此外，本篇文章认为采用成本加成政策可能严重影响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这篇文章不完全否认私人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或者对用户进行收费。但是，文章指出市场导向的政策不能促成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而且常常会降低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强化国家承担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的主要责任，有利于纠正公共服务市场化或商业化能解决问题的看法。

　　1引言

　　在2000年9月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共有189个联合国成员国采纳了千年宣言其中，147个国家元首直接出席此次会议。这个宣言的签字者承诺到2015 年要实现一系列减贫目标（联合国千年宣言，2000)(见框1)。这些千年发展目标（MDGs)是有时限性规定的定量目标，目的在于从多方面（如收入、住房、医疗和教育）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同时兼顾性别平等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而且，其中的一些目标，如有水喝和有房住，可能被认为是基本的人权问题。在2005年联合国的峰会上，各缔约国政府领导人再次确认了对这些目标的承诺。

　　不幸的是，这些目标仅取得有限进展。监测减贫目标进展的2005年社会观察报告推论，如果按照当前的进展趋势，到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发展援助机构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持比较乐观态度，但他们承认，举例来说，如果绝对贫困减半的目标能够实现，那完全归功于亚洲的减贫成效。尤其是对非洲撒晗拉沙漠以南地区国家来说，千年发展目标宛如一个正在消逝的梦想。按世界银行的估计，挣钱少于1美元/天的非洲人，他们的人均日收入从1981年的64美分下降到2001年的60美分（世界发展指数，2005)。

　　框1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千年发展目标

　　有效交付基本公共服务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来说至关重要，提供公共服务既作为自身的目标又作为投入以实现其他目标。贫困是多维的，需要跨部门的综合应对措施。这篇文章提到的基本公共服务对贫困有直接影响，且相互作用以促进具体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电能够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减贫；电也能够通过减少户外污染和呼吸疾病（用生物质取暖和做饭导致的）来改善健康。电还能通过让学生在夜间学习并且让孩子免于负担收集生物质来促进教育发展。

　　获取水和卫生条件的改进本身就是一项具体的千年发展目标，即2015 年，不能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的卫生条件的人口减半。通过减少与水相关疾病和降低与水相联系的儿童死亡率，提供水和基本卫生条件能够最直接地促进健康。较好的健康反过来又能导致较高的生产力和减少贫困。有电、有水能够把孩子（尤其是女孩）从家庭杂务中解放出来，能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有水也是性别平等的一个必要要素，可以减轻取水的负担，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照顾生病的孩子。便捷的卫生设施也降低妇女和女孩遭受性侵扰的风险。

　　第二组千年发展目标是到2015年为所有的孩子提供完整的初等教育。初 等教育通过提高生产力和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而减少贫困。教育也与避孕和 产后护理相联系，能够降低母婴死亡率。识字项目总体上改善卫生知识，降 低艾滋病感染风险和促进适当用药。

　　最后，医疗护理是三类千年发展目标中的最基本的一类，包括降低孩子死亡率、改进母体健康、减少艾滋病、痢疾和其他疾病的感染率。另外，可获得的医疗护理的改进也能够减少贫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护理能够降低疾病被拖延和早熟死亡的可能，这些疾病可能对家庭收入有破坏性的和持久的影响。通过提高学校参与（包括学生和老师），医疗护理也促进了教育发展和注意力集中。

　　来源：联合国千年发展指数数据库，2006，详见 http: //millenniumindicators* un. org/unsd/mi/mi _ goals. Asp.

1. 1争论的变化

　　这篇工作论文考察了市场导向的改革政策对基本公共服务交付的影响。人们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需要高效和公平地交付基本公井服务，特别是水、电、医疗护理和教育等。政策的选择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上世纪90年代，要求公共服务商业化和私有化的观点占了上风，因为人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去克服国家提供公共服务所凸显出来的弊端。最近几年，那些最支持改革的人，尤其是支持私有化的人，甚至承认私有化政策面临着一些问题。现在，主要的争论不在于市场导向的手段是否会引致风险（实际上，的确带来了风险），而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对改进传统公共部门的服务交付进行投资，或者建立起一套政策框架以减少因选择公共服务交付私人化和商业化后而引致的风险。

　　下面的分析基于两个假设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对公共服务改革的争论需要关注减贫。强调这个前提不代表否定对改革方案起支配作用的效率原则和财务规定，也未必完全否定对用户进行收费或者私人部门参与。诸多案例显示，服务提供商能赚更多的钱，政府能够节省开销，同时现有的服务质量能够提高。然而，穷人却获得不了或分享不到这些进步带来好处。

　　第二个假设前提是，减贫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作出明确承诺（包括相应的资源），保证为所有国民提供最低水平的公共服务。不同国家政府所提供服务的最低水平并不需要相同：贫困程度深的国家比起资源富集的中等收入国家所提供的水平可以低些。然而，如果国家不对最低可以接受服务的范围和政府提供最低限额服务的责任给出界定，那么对公民来说就很难追究其国家政治领导人的责任。

　　把争论焦点聚焦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上能够确保么、共服务改革的优先成果是公共服务改革对穷人生活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对具体公共服务绩效指数产生的影响。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方法使用的分析原则和一些常规的政策分析原则是一致的，特别是与对穷人的公共财政支出最大化和增加服务提供商对用户的责任的原则是一致的。但是，一种以千年发展目标为核心的方法也使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由于商业化和私有化所导致的实现减贫目标所遇到的一些基本挑战。

　　这种方法并非把财政节余就看为固有的好事，它关注何种对公正的权衡被引人用户收费政策以及政策将如何影响承受能力。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千年发展目标的一个焦点是，质疑支付意愿调査的政策相关性。支付意愿调查显示，穷人愿意使用它们收人中相当大的部分去支付公用的社会服务（水和卫生项目，1999)。低收入人群宣称，当国家不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时，他们愿意为基本的公共服务支付商业费用，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对他们的生活和生存来说很重要。然而，支付商业费用不可避免地需要穷人去削减其他方面的消费，如食物、衣服以及其他的商业服务。事实上，人们可以为生存作出牺牲，但这并不证明一种强迫他们为生存作出牺牲的政策是正确的。

　　千年发展目标的一个焦点是检查每个部门存在的相关挑战和约束，并通过一套详细权衡私人部门供应和公共部门供应利弊的“宽泛（umblinkered)”方法，着力解决这些挑战和约束。在考虑了么、典部门和私人部门不同的增加税收能力情况下，很有必要对每种方法所需要的财政支持作出平衡分析。然而，私人部门可能更易获得国际资本资助，也就是说，私人资金常常比政府资金付出更高的代价。这样，在一些情况下，强化公共部门的提供可能就成了较好的选择。

1. 2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中发挥的作用

　　千年发展目标表面上看是减贫，但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它们代表着一项努力以界定政府与公民间存在的一张最低限度可接受的社会契约。这项契约的核心反映了“广泛提供”公共服务的进展。这些基本公共服务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是个人实现其潜能的前提条件。然而，就政府将如何履行这个契约或哪个机构应该负责提供这些基本的公共服务而言，千年发展目标则是无声的，没有具体规定。

　　这篇工作论文考察私有化、商业化和政府交付如何影响公共服务交付契约中的具体条款和条款被履行的程度。一种极端情况是，完全市场导向的方法可能把“广泛提供”定义为任何能买得起公共服务的人所获得的服务水平。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有足够的收入才能获取么、共服务的途径，商业化方式获取公共服务违背了 “广泛提供”的精神。另外一个极端情况是，国家可能承诺公民能够获得一系列广泛的服务提供而没有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强加一项定量的配给机制。

　　虽然第一种方法是对广泛提供公共服务作了一个嘲弄，但是第二种方法因资源稀缺而注定要失败。在缺少定量配给标准的情况下，社会和政治因素通常不适当地把公共服务分配给都市精英或分配给与政府有社会和政治联系的特定人群。按照这种配给方式，这项崇髙的“广泛提供”主张可能在现实中以变得高度退步而告终。

　　虽然所有人都需要水，但是他们都需要一个家庭连接终端——庭院水龙头(yard tap)或靠近社区水塔吗？所有人都需要教育以开发他们的潜能，但是需要多少年教育以及如何开发呢？所有人都需要医疗护理，但是医疗护理服务的范围很宽，从基本的疫苗接种到复杂的病理治疗。要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可能服务于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理想。然而，除非这些权利被定义得很明确，并且有相应的财力资源支持，否则就没有理由去期望这些权利能够使公民们受益，尤其是那些通常被排除在公共服务受益者之外的公民。

　　国家应该负责为每个人提供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最少在原则上来说，这种理念已被社会广泛接受。回到几十年前的发展中世界（其中一些国家现已成为发达国家），把公共服务的提供直接界定为政府的责任。这些服务被公认为公共物品，其成本由中央政府资金来支付。然而，20世纪90年代，在发展组织和政府中，市场改革十分盛行，国家的责任被重新界定，政府成为私人部门提供者的管理人。公共服务日益被看作个人和家庭所增加的收益，因此需要用户缴费，所缴费用远远高于公共服务的生产成本。

　　政府角色的转换与服务用户身份的转换类似，即用户身份从公民转变为消费者。通过选举和政治动员，尽管公民认为领导人应该承担责任，但是，通过个人消费决定，消费者认为服务的提供商应该承担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如果服务的质量或价格不能被接受，则责任将被转移给服务提供商（有可能的话）。改革派通常认为，政治领导人能够规避责任。他们得出推论：尽管公民拥有很少的政治资源，但通过在市场上发出价格信号，消费者能要求得到更好的服务。

　　然而，市场导向的解决责任问题的方案最少受到三个问题的困扰。第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消费决定约束着服务提供商，低收入群体因为买不起服务，而遭到排挤。由于他们支付不起服务价格，通常穷人甚至不能变为消费者。第二个问题是，消费者发出的最强信号（即他们决定改换供应商）不能应用手公共服务，因为这些服务（如水、电等设施）的提供属于自然垄断，没有其他供应商可供选择。最后一个是，公共服务由私人提供需要国家制定有效的管理制度，然而，国家常常只有无力的治理制度并且缺少监测或执行复杂合同的经验。

　　最终，国家需要对促进广泛获取必要的公共服务负责。但是，这样做的话，国家需要资源。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政府在短期内不可能向每个人承诺获得必要的服务。然而，政府可以提出逐步实现“广泛提供”的目标，并拿出这样做所需的资源。这也是千年发展目标被提出以鼓舞人的原因。

　　对于世界上的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从有抵制情绪的和高度贫困的市民那儿筹集足够的税收是一个主要障碍。毕竟，人们有什么动因会把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缴纳给不能提供基本服务的政府呢？即使拥有良好意图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也会面临政治困境：需要征收更多的税以改善公共服务和扩大公共服务提供范围，但改善的公共服务和扩大的公共服务范围需要证明增加税收的正确性。这样，可能导致税收和公共服务逐渐减少，且处在螺旋形下降通道里。

　　国际捐赠者通过捐款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将对公共服务的提供起到帮助作用。然而，要使公共服务广泛交付具有持续性，国家必需最终承担支付经常性成本的责任，理想的方式是通过常规税收。就某一种公共服务的消费来说，也可以通过用户付费来实现。使用税收来扩大公共服务的可获取性并且为被排挤的和被忽视的人群提供实实在在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 就有充分的理由来为征收较高的税率进行辩护。然而，对资源的获取仍是十分必要的。很多发展项目显示：一种十分糟糕的情况是花费或借巨额钱财来生产公共服务，这样随后会导致不可收拾的结局。

　　在这篇工作论文的剩下部分，我们尝试去讨论很多主题。第二部分叙述了与公共服务提供市场化改革相关的诸多选项。第三部分分析了商业化和市场化改革的弊端，尤其是对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影响。第四部分对私有化和商业化缺乏实证支持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回顾了提供必要公共服务可以使用的潜在资源。第六部分考察了公民承诺在加强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角色。第七部分给出了结论。

　　2市场导向的改革：选项的种类

　　过去二十多年，政策关注的焦点逐步转向国家无效率这类问题上来。最近改革公共政策的努力寻求缩减国家的角色，途径是通过缩减财政支持或者是谈论政府提供服务的直接角色。然而，这类改革的性质和范围差别很大。尽管市场导向的公共服务改革有诸多种形式，但其中有明显差异的两种形式是商业化和市场化。

　　广义地说，商业化是把一项交易转化为商业活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货物或服务需要货币估价。在这种方法中，服务提供商直接要求个人或家庭支付服务的主要或全部成本。补贴的削减和取消在商业化过程中很常见。最低限度，商业化仅需要基本运营和维护成本得到足够来自消费者收入的补偿。一种更为宽泛的方法是通过资产贬值来补偿替代成本。商业化成本最宽的定义包括用于扩张的资本费用和更新联络用户的网络或者建设新设施所进行的基建投资，还包括借用资本的偿债成本（Revels，2005)。

　　—种更具争议的改革是私有化，在此情况下，私人公司承担起部分或者所有的运行责任，同时能得到来自用户缴费或政府支付的服务费用的补偿。私有化改革（是否有利润可赚依靠用户支付的费用而定）就其本质而言，使商业化成为必要。政府对私人服务的监管主要聚焦于公司为赚取合理收益要向用户收多少钱。为了产生竞争（尤其是当市场仅有政府一家提供公共服务时），逐渐增加私人部门运营商的数量也算是一种私有化。如果政府能够确保有资质的服务（为穷人所用）提供商之间存在浓厚的竞争氛围，人们可能就相信改革改进了服务质量和降低了服务的价格然而，如下边讨论的那样，关键基本服务的垄断特性是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竞争的一个因素。而且，即使当竞争状况存在的情况下，有效的规则将仍是必要的。

　　为何这些政策巳被采纳

　　市场导向的改革为何被推动和采纳有几个原因。尽管服务提供方式改革政策差别很大，但它们受到来自公共管理（新公典管理）领域中智力运动的启发。新公共管理从公共选择经济学中借鉴了很多东西，如前提假定，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因为“委托代理”问题而失灵。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政治和官僚领导们控制信息和资源，使他们能够追求个人的目标和野心，而不是追求在公共利益领域好好经营。新公共管理的支持者认为，当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运营时，也就是说，当提供商对市场激励做出反应时，公共服务能够变得更好追究责任和有效。

　　潜藏在商业化和私有化政策背后的争论是相似的，但不相同。广义地说，商业化解决的是税收问题，而私有化解决的问题是长期投资约束或者是治理缺陷，或者两者兼备。在一些情况下，私有化可能被采纳作为实现商业化的工具，即弥补由于公共补贴而导致的财政损失。市场导向方法的盛行主要是由于日益增长的对政府作为服务提供商效率的不满。然而，如下文所讨论的那样, 国际公共机构在施压借用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采纳新公共管理改革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从千年发展目标的角度来看，市场导向的改革实践辜负了其促进者的期望。

　　商业化

　　商业化通常显示为减少财政赤字或产生为服务提供更多财政资源所作的努力。它常常能阻碍挥霍滥用（例如供水部门）。商业化被看做解决资源稀缺问题的经济解决途径。财政部门通常力推商业化来大量削减补贴。财政压力可能非常强烈，以致于通过卖掉财务上可维持下去并且运行良好的公共设施而获取一大笔一次性政府收入。当政府决心要把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私有化时，第一步改革方案就是增加用户收费，让企业的经营在潜在私人所有者看来更有吸引力。

　　在一些情况下，公共服务原则上要向所有用户提供，包括向非穷人，方式包括免费提供或者以高补贴提供。有证据显示，对公共服务进行补贴有利于中产阶级（世界银行，2002a; Gwatkin, 2003)。对于没有正规公共服务设施连接的城郊居民和远离政府资建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农村贫困人口来说，公共服务设施的匮乏使他们享受不到国家的诸多补贴。用户付费因此通常被看成为一项分配累进式改革，此改革能够增加收入，并且能把增加的收入引导到穷人使用的服务和项目上。然而，就公共事业而言，而不是就医疗卫生和教育而言，用户付费的根本原因基本上是相同的。

　　私有化

　　私有化的根本原因可能包括财政约束，但是通常超出对资源的需求。改革派常常把无效率和公共部门服务的低质量看作为进行所有权改革的理由。他们把引入私人部门参与看作是对不良治理的制度解决方法。在公共服务供给的记录中，从一些方面对不良治理进行描述：官僚惯性、变革惰性、在所有级别公共服务交付的低技术和低管理能力，对消费者缺乏责任心、缺乏对公共服务交付执行人员的激励，解雇绩效低和富佘人员的政治约束，以及寻租和腐败等。简而言之，私有化的制度原因能够刻画出私人部门的特征，即比起公共部门，私有部门能力更强、更富改革动力和更有责任感。

　　私有化的支持者常常宣称私有化最令人信服的论点是减贫。与贫困相联系最初的逻辑思路是有利于穷人项目财政空间的潜在增加。政府通过取消对“产生亏损”的公共基础设施给予的补贴，引导资源（销售公共设施产生的一次性收入）进入更加值得经营的公共服务部门，特别是医疗、教育和基本的社会安全等。然而，如果把对私有化实际上能打开多大的财政空间所产生的质疑先放在一边的话，就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在政治上被忽视数十年的穷人将突然成为增加收入的主要受益人。

　　近来，私有化的支持者认为，私有化与减贫有直接联系。尤其是就那些缺少基本公共设施连接的穷人而言，一些私有化人士宣称私人部门的参与仅通过扩大公共服务的获取范围就能够帮助穷人（Birdsall和Nellis，2002)。有证据表明，私有化后，穷人对公共服务的获得得到改善。然而，如下文讨论的那样，公共服务获得范围扩大的根源典型地与传统的公共资源有更多的相关性，而不是与私人部门提供商所作的投资。

　　私有化也能够在弱政府的情况下自发出现。在缺少足够的国有公共部门提供的情况下，公民们被迫去使用私人提供商。例如，在那些缺乏管输水或者自然水源的地方，人们通常为提供一单位瓶装水或桶装水的私人商贩支付很高的价格。社会服务也不例外。例如，尽管印度从理论上说有一套非常发达的基本卫生系统，但实际上，医疗服务的获得通常受到医务人员高缺席率、常常面临不足的物质供应和糟糕的基础设施所制约。这导致了大多数人口转向求助于私人提供商（UNMP)。

　　世界银行的角色

　　发展中国家政府私有化公共服务主要是因为那些支持私有化政策的国际捐 赠者的劝说和强势。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国际机构中，世界银行是最具政策影响力的机构，而这些政策最终影响到公共服务的交付。世界银行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捐赠人，而且它也开展研究，研究的数量和范围是其他机构所不能望其项背的。通过金融资源、与大量顾问签定雇佣合同，和它自封的作为世界知识库的角色，世界银行借助于政府和学术界来影响很多地区和双边发展机构的政策议程。

　　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就在基本的服务部门中逐步推进市场导向的改革。伴随着2002年4月通过私人部门发展（PSD)战略，服务交付私有化变为世行推进发展的主要手段。私人部门发展战略为世行的其他部门战略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此战略指明，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等作为私人投资的前沿部门。在2004年的世行发展报告中，世行指出，政府在基础设施部门的角色应该总体上被限定在规则制定和有利于穷人的补贴上，宣称“政府自己提供基础设施服务没有什么益处……”。

　　正如另外一个例子一样，世行在1997年的医疗部门战略中宣称“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私人部门有效处理管理问题的能力低下通常导致政府过多卷人对医疗服务的生产”（Abbasi，1999)0相应的，“世界银行用大量贷款去支持医疗改革计划把公共医疗机构转变为私人经营或者私人所有的医疗机构” (Iriart 等，2004)。

　　世行对私人部门的资助机构国际金融公司（IFC)，开展了大量推广和担保项目，把私人投资引向基本的公共服务领域。世行的医疗改革规划从2000年的资助15个公司扩展到2005年的32个公司，相应的资助金额从6700万美元增加到220 00万美元，金额不包括对药物的资助。这些资助活动内容包括贷款和促进少数民族平等的项目（包括建设综合和专业医院、开展诊断服务，如实验室和拍片)、血液透析、移动医疗护理和看护护理等(Ellena, 2005)。

　　在教育方面，国际金融公司考虑了私人部门发起人提交的意向书，意向书瞄准发展中国家大范围的学校改革项目。国际金融公司当前控制着5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大量的供水和污水处理项目。世界银行私营的基础设施数据库，能够提供3200多个私人资助的项目信息，这些项目涉及能源、水、电信和交通（见表1和表2)。

　　表1世界银行按照地区和投资年份对供水和污水处理项目的投资  单位：百万美元

　　来源：世界银行和PPIAF在公共设施方面的私人参与，可在网站获得。http: //ppi. worldbank. org/ explore/ ppi _ exploreSecton aspx? sectorID=4。

　　如表1显示，在1991—2005年，世界银行动用大量资源支持供水和污水处理方面的私人项目，即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几乎达到90%。大约9%的投资用在欧洲和CIS国家的经济转型上。然而，世界银行在19%—2000年对这些部门的资助达到峰值，此期间提供了大约267亿美元。到2001—2005年，世界银行对这些部门和地区的投资下降到92亿美元。

　　表2世界银行按照地区和投资年份对能濂项目的投资   单位：西万美元

　　来源：世界银行和PPIAF在公共设施方而的私人参与，可在网站获得。http: //ppi. worldbank. org/ explore/ppi _ exploreSector. aspx? sectorID= 2.

　　表2显示了一张世界银行在1990—2004年资助私人能源项目图片，这张图片稍微有点内容变化。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接受的投资比占总投资的大约3/4。欧洲和CIS国家次之，占11%，而南亚差不多占9%。与供水和污水处理项目投资相类似，世界银行对能源项目的投资在1995—1999年达到峰值，髙达1485亿美元。在2000—2004年下降到927亿美元。

　　就供水、污水处理和能源项目来说，世界银行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资助的私人项目金额是零。它对南亚地区供水和污水处理项目的资助也很微不足道。这显示，在比较贫困的国家缺乏私人部门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总体状况。很难去动员私人投资者把项目投放在这些国家。

　　除了创新制度机制和提供致力于私人部门发展的资源，世界银行还通过明确的贷款条件（引入或扩展私人部门参与到水和电供应中去）来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交付。在供水部门已经出现了最受吹捧的和最具政治性条件，这样就导致出现了非常具有侵略性的私有化，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私有化失败例子(ActionAid，2004； MacCuish, 2003； CCODP, 2005)。世界银行也设立了对发电和电力设施管理的私有化条件（Dubash，2003)。

　　3私有化和商业化改革的弊端——对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影响

　　私有化和商业化改革的目的在于改进公共服务交付，带来更高效率，并且使公共服务交付免于政治操纵。然而，有大量的困难与这些改革政策相关联，这些困难表现形式从政策贯彻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延伸到对国家能力的破坏性影响。而且，这些政策是以提高效率为导向的。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者退居二位。

3. 1对投资者的吸引

　　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如果投资者对正在进行私有化的领域不感兴趣怎么办？仅仅考虑市场导向激励因素，私人部门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不会对公共服务交付进行投资。低收入国家的政府为了吸引国际资本前来对公共服务交付进行投资不得不作出权衡和妥协。特别是跨国公司，他们的投资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除了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安全的自然环境和富有能力的工作团队等前提条件外，他们通常还会对税收、合同安排等作出要求，以最小化甚至消除商业风险。

　　把国外直接投资引入贫困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特别具有挑战性，因为面临着需要巨额投资、长远的投资回报期和要求减税以确保商业回报等潜在政治难题。近些年，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水和卫生方面的谈判被延后或者被取消的频率在上升，这成了很难把私人部门成功引入水供应和卫生服务供应的证据。例如，在1989—2000年，在5个拉丁美洲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交通和供水部门共签定了307个合同，但 是有一半以上的合同遭到重新协商（Guasch，等，2005)。

　　私人对社会部门的投资也是问题百出，尤其是对主要是穷人使用的服务领域。投资者对医疗部门的冷漠最值得作为宣传例子的是药物的发展（这些药物是治疗穷人多发的疾病，如疟疾或肺结核)。尽管私人部门资助一些医疗设施，但资助的目标主要瞄准在城市医院和诊所，这些医院和诊所为那些能够支付得起钱的顾客服务，而这些医疗服务通常是高度复杂的服务项目。在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几乎完全由国家和非贏利组织来提供。

　　各种各样的措施被采纳以吸引私人部门投资者参与到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行列中去。然而，这些措施运行效果与穷人利益相左。例如，在私有化过程中，服务价格被抬高。这可能使财政的可持续性得到维护。但是，在一些情况下，价格被抬升且超出生产成本，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使经营公共服务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而且是使随后的价格下降看似由于私有化带来的好处。这种情况出现在 Buenos Aires (Loftus and McDonald, 2002)和 Manila (Dumol，2002)使用的供水私有化的案例中。

　　第二，私人提供者能够被允许瞄准那些可能付得起费用的消费者和地区。具体的行政区可能是“圈地栅栏”，例如，水和医疗服务的提供。公用事业领域的特许权几乎总是开始于消费者的覆盖范围，而这些消费者有现存的服务连接点（服务终端），他们家庭典型的特征是拥有土地和较高收入。要把私人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扩展到居住偏远的群体或者低收入群体，需要承诺提供大量的公共资源来保证。

　　所谓的“采摘樱桃”，意味着留给国家的都是无利润可赚、非常有挑战性的领域或者是把那些没有赚钱渠道地区的消费者留给了国家。在电力部门的一个例子是，“在一个小经济体中，私人参与电力部门的一个可能后果是，独立发电可能把高负载的顾客从供电网络中排挤出去。这可能导致为了服务剩下的顾客而使成本上升，因此带来更多的弊端，总体上使这个经济体支付更髙的成本和系统可靠性降低” (Chiwaya, 1999)。

3. 2风险分配

　　对于私人投资来说，当他们接管了公共服务的提供时，风险是一个主要关注的因素。关于资本密集型的公共服务，私人公司由于厌恶风险，以致于他们要求明确的保证以获得长期利润。被称之为“财政支持”的一大批政策是用来吸引不确定的投资人进入风险市场的。这些政策包括现金补贴、以贷款许可、税收豁免、直接资本捐赠和免于风险（甚至不是在政府掌控之内）的保证(Irwin, 2003)。

　　为了消除投资者的担心，在设计合同时，愈加尽量把私人部门面临的风险最小化。特别重要的是，风险没有消失，只不过是，风险由发展中国家政府来承担或者直接由消费者来承担。而且，私人在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需要长期的可预测性，合同安排通常设置一个拖延期，因此私人公司考虑变化的环境后会有动机去修改投资活动。如果私人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感到不安，他们将寻求合同保证。在广泛回顾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服务交付后，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合同风险一般都转给政府，“承包人没有压力证明是髙效的”（泄界卫生组织，1998) 。

　　在能源部门，所谓的电力购买协议（简称PPAs)可能要求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在硬通货时期，不管需求和汇率的波动，都要买私人部门发电量的 100%。电力购买协议确保了私人发电厂长期的获利，同时让政府承担极大的财政风险和损失，这些在重新议定合同时是不能调整的。换句话说，电力购买协议实际上能够消除预期的商业化风险。举例来说，对孟加拉能源部门改革案例的研究得出结论，“从一个政策视角来看，这样的长期合同的职责，尤其是过于宽松的合同职责，是不足以替代一套适当的监管结构”（PURC，1999)。

　　这种对投资者友好政策的后果可能严重影响到财政的稳定性，具有讽剌意味的是，财政的稳定性是当初私人化改革的理由。尽管，私有化被假想与资本流入相联系，但是，免于风险的合同和保证需要政府在私人部门项目合同下签字。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亚洲货币贬值和经济萧条两相结合，结果导致政府面临攀升的来自电厂的账单，同时国内财政收入下降。

　　尽管一些私有化拥护者比较乐意使用国库去吸引私人部门参与到基础设施中去，但是这些事先就已研究了这个地区的财政工具的人是非常慎重的。世界银行的一位高级经济学家警告说，对风险的保证压制了私人部门进行有效经营的努力，同时可能代价高昂，尽管对保护货币波动事实上可能鼓励投资人去使用没有保证的外汇兑换率风险也有争论(Thobani, 199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位分析家已经明确地建议，向政府贷款不能够为水项目提供保证(Blan-Brude, 2004)。

3. 3管理需要信患

　　供水和能源项目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这些投入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回收。公司希望有这样的管理规章，即允许他们把价格定得足够高以赚取利润， 同时一旦投资投入后，保证政府将不干预他们的定价决定。换句话说，他们希 望确保政府管理者不要削夺他们赚钱的机会。

　　监管系统决定谁在基础设施项目中承担基本种类的风险，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设计和发展、建设、运营（成本超出限度，拖延）、融资（汇率和利率的变化)、政治策略（政府政策的变化)、影响消费的需求波动和自然环境。管理这些风险的规章可能变为私人部门参与公共设施投资的主要约束。

　　在美国，当一种公用事业要求涨价时，富有经验的管理委员会会在公众论坛上回顾评论这个要求。在论坛上，公司、消费者、工会和社区可能提出他们自己的裁决和疑问（Palast等，2003k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存在类似的处理程序，管理者有两种基本的选择来回应涨价需求：批准这种要求，这个要求可能完全不能证明其正当性；或者否决掉，因此，招致私人部门的愤怒和破坏“投资氛围”的谴责，这种“投资氛围”是国际发展机构要求贫穷国家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必须培育的。管理者总是面临着政治和社会的保持低价格的愿望与私人公司确保价格增长要与成本增长一致的要求之间的内在压力。

　　私人公司有很强的动机去限制管理者以了解他们经营的公用事业的信息。根据世界银行的基础设施研究人员：“管理的基本问题是在被管理的公司和管理机构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被管理的公司有很强的动机去滥用他们的战略上的优势，即通过不提供足够信息或者扭曲所供给的信息”（Foster，2003)。两位基础设施方面的专家详尽地说明了运行成本的计算：“如果公司使用它拥有的特定信息去定价，那么这个公司将可能尝试去改变它的一些重要产出信息以影响管理行为” (Burns和Estache，1999)。

　　一些私有化的支持者把那些不允许公司收取过高价格的政府看作不务实的。另外一位世界银行基础设施研究专家抱怨说，政府抵制私人公司赚取利润：“这不是说垄断供水服务的私人公司应该被允许去赚取他们选定的任何水平的利润。但是，政府应该务实地对待他们，要允许私人赚取利润，要承认他们私人伙伴去挣取适当的收益，同时把这个收益看作私人公司承担风险的报偿”（Brook Cowen，1997)。问题在于这种方法避开、了弱管理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他们不知道什么价格是真实的、公平的或者合理的。在中等收入国家一个现实的价格可能在一个贫穷国家就变成一个很不现实的价格。

3. 4管理需要有效的规章制度

　　消费者、国家以及投资者的利益需要由一套有效可信的管理框架来保护。这对于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者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基础设施服务的特点是巨额的投资沉淀成本；这同样对服务被提供在一个垄断市场上的消费者来说也非常重要。管理有两个主要方面，即经济维度（如定价和生产效率）和质量维度。管理规则不仅适用私有化服务提供商，而且也适用国有提供商。然而，私人部门投资者可能生成一个特殊的激励框架，即允许他们隐瞒信息和操纵成本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关于这两种备选管理类型的相对优缺点有大量文献可查。这两种类型的管理规则最明显的差别存在于“成本外加一部分费用”（或者说“收益率”）的管理与价格上限管制的差别之中。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更喜欢价格上限管制，有证据表明此管理有更大的激励去增加效率。实际上，两种管理规则有其基本的类似之处，即都需要广泛监测成本以保证有效运行（Jouravlev，2000)。此外，管理规则需要在更广的法律框架和合法政体的背景下制定。但是，有一些 通俗的参数（例如，透明、独立和责任）需要被放置在基本服务提供商的管理 规则中的适当地方。

　　不幸的是，当把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很多建议运用到低收入、弱制度管理的国家时，这些建议显得非常不切实际。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捐赠者和财务顾问的压力下）已从工业化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输入了管理体制（严重依赖信息、技术专家的意见、透明的制度规范)。几乎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状况，这样的模式就被采纳。举例来说，发展中国家缺乏高级的会计、审计和税收系统。

　　根据世界银行1998年出版物《私有化在非洲》，“在很多开展私有化改革的国家，它们都做过努力，想开发一套管理规则框架，并把它作为私有化项目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类似地，经济学家Manuel Angel Abdala在他的对拉丁美洲私有化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广为传播的私有化巳经激励着全世界的所有地区。然而，除个别例外，在私有化过程中，所有权的转换都是很匆忙的或者是在经济和政治目标强加的约束条件下履行的转换，经济政治目标倾向于忽视对私人垄断进行管理的重要性”（两段话都引自Bangura，2000)。

　　当国家不能监控服务的执行时，消费者面对过髙定价或低质量服务交付，或两者同时出现，显得很受伤害。例如，在印度，私人医疗部门在没有任何失查或协同的条件下在发展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管理状态。有几项研究显示，一部分赢利的私人部门使用了不必要的手术，例如髙的剖腹产率、未获批准的检验和手术（世界银行，2004)。在供水部门，管理者通常不能强迫公司去透漏经营绩效和价格方面的信息。然而，没有这样的信息，举例来说，那就不可能核实基于成本的价格是否是正确的。在加蓬，管理者发现很难去监管私人运营者的活动：“缺乏管理和监测的工具去执行质量监督工作……很难确定进一步改进的潜力和公司的总体效率”（Tremolet和Neale，2002)。

　　关于如何解决弱管理能力问题的方法有很多提议，其中最显眼的一个提议可能是对管理规则自身也采取外购的方式进行（Tremolet等，2004)。作为备择选项，世界银行正在探索为管理水公司组建专家小组的可能性（Shugart和 Balance,2005)。然而，这样的方法引出了一个很古老的问题，即谁来管理管理者。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必须担当起各方面的管理权威。

3. 5私有化不是竞争

　　在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导向的政策被改革者推出，主要基于竞争带来的预期好处。然而，竞争并非自发从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竞争需要相对低的进人门槛。需要花费巨额资本来启动的基础设施服务，在穷困国家不可能吸引到很多竞争者。“竞争就是有效的”的说法，通常需要有政府规章阻止共谋定价行为的前提才能成立。

　　就本篇文章所评估的基本服务而言，市场结构和市场失灵妨碍了真正竞争的实现，尤其是在弱制度环境中和缺乏机瞥的管理者条件下。尽管我们选了这个案例，案例中扩大和改善每项服务的获得对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但是各种服务部门显示出重要的经济差异，这些经济差异影响着竞争促成减贫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投资的大小和“笨拙性”影响着大量的潜在供应商。公用事业倾向于自然垄断，然而，社会服务则不然。水、卫生服务以及电力传输和分配，由于这些服务的交付通过单个网络进行，所以没有垄断的特性。尽管一些保险提供商未必有垄断特性，但一些医院、医务办公室、医疗实验室、学校和培训中心等则具有垄断特性。一个有潜在竞争的公用事业部门是发电部门，因为一些发电商可能通过同一套输电网络销售电能。但实际上，公用事业几乎没有竞争，因为投资人要求签下长期保证。

　　私有化支持者宣称所有基本服务交付都能通过增加竞争的形式得到改善。就公用事业而言，他们辩称：在投标过程中，竞争自身帮助降低公用事业向消费者收取的价格。就卫生护理、教育、发电而言，私有化支持者认为，消费者直接从竞争中受益，因为低门槛进入和有多个供应商可供选择。下文对每个服务部门的经济特性进行评估，从而评价竞争会带来好处的观点。

3. 5.1水、电事业：对市场的竞争？

　　支持公用事业私有化的人承认市场在处于自然垄断状态时不存在竞争。然而，他们争辩说，市场竞争（存在于投标者之中，因为这些投标人都想获得公用事业的经营权）仍然是改进财务绩效和质量的一只强大力量。这个想法是，为了赢得合同，公司在递交标书时承诺自己能带来高业绩和使用低价格，但是，一旦获得合同后，公司将杜绝把利益让渡给消费者。

　　对这种竞争的前提条件令人畏缩。首先，要有足够数量有资质的公司参与到投标过程之中。但是供水服务是世界上最集中的交易，例如，仅仅两家公司就占有全球私人供水服务一半以上的市场。不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大多发展中国家国内公司都没有建造或运营复杂公用事业的经验。有证据显示，在一些情况下，承担基础设施运营的跨国公司会联手贫困国家的国内公司，主要原因是考虑国内公司的政治影响而不是它们在这个部门的专业经验知识（BayUss，Hall 和 Corral，2001)。

　　另外影响竞争的因素是再投标出现的频率。根据世界银行的私人发展战略，“如果合同再投标经常出现，那么竞争（而非市场）产生的收益是最大的。”然而，这种想法对所有种类的私人提供来说是行不通的：“经常再投标可行性很小，因为私人部门需要投人巨额资本。再投标特许权类型的合同需要高度详细的关于过户、赔偿、受让人资助的资产等方面的条款规定”（世界银行，2002)0

　　世界银行的分析为建立提升市场竞争氛围的前提奠定了一个初始基础。小额固定的私人投资合同应该经常进行再投标。再投标过程自身应该是公开的，并且有可能使责任人失去合同。由于资本密集型私人投资排除了再投标经常发生可能，所以贏得新的投标的机会（例如，基于名声）成为确保从竞争中获益的最好手段。

　　最后，有大量的证据显示，特许权合同进行变更时，不需考虑当初的竞标过程。政府通常缺乏议价能力和有效处理此类合同的谈判经验。由于含糊、对资产状况竞争信息的把握，或者不合实际的基准假设（例如，关于需求或者有效收益）等因素，合同因此经常被再次协商，以有利于服务提供商。一旦一家公司贏得了合同，它就能够利用自己对信息的控制、分析和政府不太可能取消特许权等因素，去寻求一些重大变化。

　　根据世界银行研究，长期的特许权特别容易导致合同的不稳定。举例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在拉丁美洲出现了 1 000多个特许权合同，其中超过60%的合同在3年内不得不重新协商（Guasch，2000)。在拉丁美洲国家过去20年，水和医疗卫生部门74%的合同都经过重新协商。这些合同当初都主要是由私人经营者发起的（Guasch，2004)。高比例的再协商破坏了竞争投标过程的性质。然而，周期长的项目随着时间推移，项目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再协商。来自拉丁美洲的例子显示，从合同签定开始，大约2. 2年后，这个合同将需要重新再议定一次（Estache等，2003)。

　　要求风险最小化导致政府和私人公司都愿意采用短期管理合同。短期合同对政府的益处是，如果公司的表现证明是不可接受，那么负面影响将被限制在一套特定的活动中，而不是整个经营绩效都受影响，这样，可能更快和更轻易地终止合同执行。

3. 5.2医疗卫生和发电领域的竞争

　　尽管竞争带来的收益很难在公用事业服务领域实现，但市场力量可能有更 大的潜力去约束私人提供商以相对低的障碍进入这些部门。而且，私人部门大规模参与医疗卫生和教育在大多数国家中都很常见。理论上讲，这些部门的竞争可能带来切实的好处（Megginson和Netter，2001)。然而，在这两个关键的服务部门，考虑市场失灵和制度约束可能妨碍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方式显得很重要。

　　医疗卫生护理

　　私有化支持者经常把卫生护理作为例子去证明在这个领域内部的竞争既能够带来更大效率又能导致产出质量更优的服务。然而，卫生护理服务的提供异常复杂。有一系列公众、私人和混合系统，这些系统良莠不齐，有髙度成功的，也有功能失调的。与基本基础设施不同，选择卫生护理改革不是在为数不多截然不同的有明晰产权安排的模式中作出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对公共和私人提供商构造有效激励的问题。私人卫生护理是作为一个对弱政府服务所作 出的回应而出现的，而不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

　　有关私人部门能够改善卫生护理服务提供的公平性和选择多样化的声称， 受到大量关于不完全信息和市场失灵证据的挑战。而不完全信息和市场失灵产生于“服务提供商和患者之间力量严重失衡”（Biljmakers和Lindner, 2003)。一项关于合同制医疗服务供给的实证回顾，对私人部门的管理能力、真正竞争的存在性、把竞争转化为高效收益以及政府设计和执行与私人提供商签定的合同提出了质疑（Waelkens 和 Greindl，2001)。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篇文献综述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合同效率可以获得的有效证据显示，竞争甚至竞争能力所必需的条件在大多低收入和中等收人国家总体上看是缺失的”（世界卫生组织，1998)。在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护理提供领域提倡更充分的竞争，可能会恶化竞争所需条件，尤其是当付出的努力集中于市场上而不是提供足够的服务上时。

　　卫生护理服务提供由于缺乏信息特别容易导致市场失灵。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位研究人员研究：“分配不能仅建立在成本有效（主要注重效率而忽 视公平）的基础之上……市场独自不能在遭受严重市场失灵的卫生护理部门得到有效成果，因为这个部门的市场失灵是信息不对称、不完善的代理关系、进入障碍以及道德风险等造成的。”患者相对于医师来说，关于如何去消费卫生护理了解得不够多，因此医生有很大动力去诱导消费（Hsiao, 2003)。换言之，由于医疗卫生供给方面的特性，相对地很少考虑价格因素，需求因此可能受到诱导。结果是，不受严格管理的私人提供通常会出现过度供给问题。

　　健康保险

　　除了直接提供健康服务外，健康保险作为一个领域出现了，其中的竞争受到国际捐赠者和政府的鼓励。然而，在发展中国家仅有一小部分人买私人健康保险（PHI)。全球仅有11个发展中国家的私人保险费平均占总医疗保健费的10% (见表3)。对于热衷于市场的人士来说，这些数字例证了私人卫生保险还有很大的潜力。对于持怀疑观点的人来说，这些数字是赤贫的低收入国家私有化的风险共享机制内在缺陷的证据。

　　表3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私人健康保险（2001年)

　　注：私人预付计划的花费占健康总花费的百分比，不包括没有私人健康保险的国家或者不能获得 数据的国家。

　　来源：Dreschsleri 和 jutting, 2005a

　　在我们正在考察的公共服务中，健康保险是很特殊的，因为这个部门财务的稳定性依靠风险共享机制。理论上讲，按照随机和无歧视的原则，保险公司的服务对象广泛。因此，相对健康人的保险费能够覆盖少数有健康问题所花费的医疗成本。实际上，私有化的保险受到不公平问题的困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通常仅有比较富裕的人和那些参与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人买私人健康保险 (Musgrove等，2002)。也就是说，在一个低收入国家，仅有一小部分人为私人保险所考虑。

　　此外，甚至在那些有足够收入的国家，鼓励降低风险破坏着私人健康保险覆盖面的公平性。在对智利和哥伦比亚采用保险计划的一篇综述文章中，哈佛健康政策研究专家识别出几个私人健康保险的缺陷。私人保险公司采取撇油脂式定价法，使用个人信息排除有病的人和可能生病的人（Bossart，2000)。美洲开发银行在智利（拥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排行最强的公共服务提供机构）开展了一项关于私有化的研究，研究报告说，健康保险公司“尽力排除那些可能得富贵病的投保人”。政府按照保险公司提出的要求对所有政策进行更新补充。然而，保险公司“在其职责范围内找到了一个办法：他们提高了更改后的保险计划的价格，同时以原来的低价格和以类似的收益，向那些健康风险低的顾客推出新的保险计划”（Fischer等，2003)。

　　私人保险的支持者甚至也强调了这些忧虑。根据OECD的一份报告，“私 人健康保险比起其他形式的健康消费有一些优势。总体上，私人健康保险将提 供人性化的保险包和收取有竞争的保险费，尤其是适合低风险的个人……” (Drechsler和Jutting, 2005)。然而，对推广的私人健康保险的根本批判是因 为它被不成比例提供给“低风险的个人”（这些人能够用自己的收入支付保险费），把那些较贫困的人口和体质较差带病的人留给了资金不足的国家健康保健。然而，对推广的私人健康保险的主要批判是它被不成比例地提供给“低风险的个人”（这些人能够用自己的收入支付*保险费），却把贫困和生病人口留给了资金不足的国家医疗护理部门。

　　发电

　　从加利福尼亚到南亚，有很多文件都对发电领域的市场失灵进行了记载。电力的几个特征使之易于遭受价格操纵。最重要的是，电力不能被物理存储。而且，在用电高峰时期必须有足够的供应，即使这种程度的供应在每天仅保持很短一段时间。

　　对发电部门进行重组需要相当强的制度管理能力。据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关于电力部门的评论，为实现稳健竞争所需采取的措施有很多且很复杂。这个评论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有效执行这些措施能够产生可观的收益，同时能为消费者降低电力价格，但尝试这样的改革使管理制度弱的政府承担起巨大风险。“在很多地方可以开发一套完备的应对管理规则反应快的供电市场；如果不去开发市场，电力供给问题仍是一个重大挑战”。可能最重要的是，高峰时期的电力需求，髙度缺乏弹性，可能产生极端不稳的时点价格。这些时点价格通常易遭受创造机会的影响，创造的机会使供应商能单方面运用市场的力量（Joskow，2003) 0

　　创造功能健全的发电市场面临的挑战在发达国家得到充分展示。发达国家的管理制度比较成熟，并且有比贫困国家更多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根据美国国家委员会的能源政策，“美国电力行业重组已经完全停止。不需要把2003年8 月14日大停电作为强调电力行业需要重组论据，但它增强了努力找到解决方法的迫切性。电力批发市场继续慢慢地不规律地演化着，但是受到国家和联邦冲突、管理和立法的不确定性、不法行为、不良信用和完全崩溃（安然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的阻碍。”类似地，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报道了“操 纵天然气和电力市场的证据”。在西部的电力市场，此委员会发现“滥用和处理不当，例如对市场规则投机取巧、超高定价或招标以及有悖于市场的行为 ……”（Gelinas，2003)。

3. 6公平

　　联合国千年宣言要求按照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对全球挑战进行管理。平等被看作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对21世纪的国际关系来说，它也至关重要。然而，市场改革的焦点强调公共服务事业的运行效率，而不是强调改革对分配的影响。

　　以利润为中心的私人部门激励框架与扩大贫困用户对公共服务获取是不一致的。基本服务投资具有几个显著特征：即规模收益、网络的外部性和其他方面的正外部性。这些“公共物品”的特征意味着这类投资的私人供给将远低于社会最优量，当然也低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需的水平。尽管在经济体中有足够的总量投资，但提供足量的公共物品则意味着要通过公共而非私人渠道去动员资源。

　　举例来说，虽然能通过收过路费使道路项目得到资助（如果这样，投资将把大量的穷人排除在获取交通服务之外），但通过使用一般收入促进广泛免费获取公共服务仍是一条较好的途径。当然，这就假定通过这个目的能够取得一般收入。类似地，如果私人资助导致了只有有限的公众接受到免疫接种服务，那么，大规模的免疫接种带来的受益使公共资助比起私人资助更为民众所需求（联合国千年发展规划，2005)。在一项对基础设施服务私有化改革的最初期望和实际结果之间差距的评估中，世界银行的一位私有化专家有如下发现：

　　对于最贫困的群体，大多数推行改革的政府简单地确信他们将尽广泛服务 义务以避免把人口中的一部分人排除在外。然而，关于怎样资助这些广泛服务义务缺乏讨论或承诺……对于最贫困的人群……私有化条件下，服务获取率的速度已经得到改善，但仍有一些人尚未被包括在对公共事业的投资计划中…… 而且，在设计改革的过程中使用的撇油脂定价法常常把农村和城市郊区的人口从义务提供服务范围中排除（Estache，2004)。

　　从本质上讲，服务定价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然而，私有化可能推髙服务价格。在推行私有化的国家中，弱管理限制了国家决定服务成本的能力，而服务成本恰恰是要求提高服务价格的基础。在几内亚，举例来说，私有化后服务获得范围的扩大远低于预期，因为服务价格太高（Menard和Clarke，2000)。由于私人投资人期望资本投资回报以符合他们的商业目标，所以价格被推髙。举例来说，在玻利维亚柯査彭巴（Cochabamba)省，特许权合同获准后，价格上涨非常快（随后，在大规模的抗议下，价格很快崩溃）。考虑未来的投资，价格上升以及需求等因素需要确保特许权合同私人签定人有16%的资本回报率。

　　除了服务的定价，服务的获得也受到私人公司收人焦点的影响。他们最初的重点放在用很少的成本就能立即影响现金流的短期措施上。尽管乍看之下私有化可能表面上能增加服务联结点的数量，但仔细检查失去连接点的比率可能意味着很大一部分连接点是停用的。来自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私有化供水服务的证据显示，髙比例的失去连接点是因为欠费。2002年，在塞内加尔首都有高达12%的连接点没有使用服务，在首都之外甚至更髙。在科特迪瓦，私人部门的顾客因为欠费被例行地取消了服务提供，甚至通过支付系统提供一个免费时段的社会连接来阻止欠费。1997年，据估计，私人供水公司SODECI,强制断开了 17000个连接点。在一些SODECI公司运营的地方，2002年有高达20%的连接点被报道为停用的连接点（Tremolet等，2002)。

3. 7分段服务和双层服务

　　尽管由于国家提供服务的缺点使一部分公共服务提供转向了由私人部门来提供，但是分段服务和双层服务有相当多缺陷。事实上，推进双层服务是发达国家把供水服务进行国有化的初始动机的主要部分（HaU，2003)0

　　私有化和竞争的支持者认为，改革应该增加政府和私人提供商的责任。然而，他们拥护的这些政策对促进责任收效甚微。更确切地说，这些政策便利了服务用户从公共提供中退出，其中，退出用户比较典型的是高收入人群。改革政府交付服务的压力可能仅限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公民使用政府提供的服务。然而，当中产阶级和商业用户选择从国家提供方式中退出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让国家承担责任的兴趣^

　　在促进私人保险公司发展的初期，“选择退出”的趋势是很明显的。保险公司的风险厌恶激励在医疗部门的公平水平上有广泛的体现。作为撇油脂式定价的结果，有竞争力的私有化保险鼓励发展双层服务系统，在双层私人保险系统中，私人计划的受益人拥有较髙层次的服务和花费。这个结果是特别可能的，如果……雇员们将能够去“选择退出”社会保险计划，并且参与到私人保险计划中去(Bossert, 2000)。

　　在2003年的《社会观察报告》杂志刊登的很多国家报告中发现，公共教育系统受到私人学校推进的侵蚀。智利的报告说，教育改革帮助打开了给私人学校发放公共补贴的渠道，而这些私人学校能够为大多数有准备的或者富裕的学生进行自由选择。资源不足的市政当局被迫接纳收人较低的学生接受教育的责任，但教学质量很难保证，因此导致了很多学生父母抵制免费的公共教育哥斯达黎加的报告描述了私人学校的兴旺发展，把比较富裕的学生从资源日益缩减的公立学校中吸引走。该报告得出结论：“教育的角色巳经发生变化，从社会流动的机制变为社会地位和排斥的工具”。马来西亚的报告重复一个令人惊心的主题：“两个系统已经出现：富人的髙质量私人教育系统和穷人的低质量公共教育系统。”

3. 8侵蚀国家

　　传统上推动公共部门发展的理念包括公民的职责和权利、平等、代表性和公正等。广泛采纳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正在把以市场驱动的标准替换公共服务标准，而市场驱动的标准，如效率标准、生产能力标准和获利标准，正在侵蚀着公共服务的原则。这样的一个方法可能鼓励公共服务经营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生产能力上，而不是应对公民们变化的需求和期望。类似地，这样的改革与服务接受人的构成范围缩小相联系，尽管公共部门被鼓励去关注市场需求，但是公共部门却忽视了整个公民的福利（Haque，2001)。

　　新自由主义眼中的国家（国家是一个推动者而不是提供商）最终会降低这个国家满足公民需要的能力。管理活动不同于直接的经营执行活动，它让国家远离国家原本应该服务的公民。自治政府机构的产生可能减少传统的政治操纵模式。然而，管理规则永远不可能替代政治本身。结果是，建立长手臂政府可能通过被管理的私人公司来提升政府的影响力，然而却破坏了政府接受公开被审查和问责的传统系统。

　　国家的能力依靠于国家的可靠度和公众信赖公共服务的程度。反过来，

　　这又受到公共雇员自身信心的影响。Haque (2001)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证 明公共部门雇员的自信和所感受到的工作安全感已在下降，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日益增加的员工想离开公共部门。他也指出公民对公共部门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局部讲，这可能归因于长期把贬损的含义贴附在公共部门身上，公司、新自由主义政治领导人、媒体和国际金融机构等（正是他们资助了市场改革，并促成了市场改革的合法化）使这种状况一直延续 下去。

　　在国际金融机构（IFIs)发起的要求苛刻的项目下，公共部门管理也遭到很大的破坏。对管理不善不满的批评家们警告说，不要在送小钱之后再送大钱。然而，资源不足把政府陷入治理不善的恶性循环之中。没有资源的国家不能提供资源去支付当前的工资或者建立制度防止政治滥用国家部门。这导致了大规模的无效率和资源浪费（联合国千年计划，2005)。

　　为了与新自由主义严格的预算约束保持一致，对私人部门参与和商业化的广泛依赖反映了缩减或规避而不是增强国家供给公共服务的系统化努力。发达国家政府收人占GDP的40%,而发展中国家仅占20%。工业化国家政府对医疗服务的资助都多于GDP的5%，而大多发展中国家资助比例不足2.5%。几乎没有工业化国家对教育的资助少于4. 5%的GDP，但是很少有发展中国家对教育的资助金额等于这个比例的（Mehrotra，2003) D

　　除了侵蚀公共资源，国际金融公司政策的压力可能破坏国家承担任何种类项目的合法性。那些由总部位于华盛顿机构制定的政策典型地都属于没有公众参与就直接被采纳的政策，通常甚至一点立法信息都不公布。那些没经过公众对话或议会争论而被执行的政策是不可能对政府的能力和经验作出很好回应的。

　　4私有化缺少实证支持

　　总体来看，偏重支持公共服务私有化缺乏实证支持。有证据显示，公共服务与有严格经济条款限制的私人服务执行的效果是相同的，尽管私人提供商期望胜过政府提供。世界银行研究团队最近写了一篇关于基础设施绩效方面的综述，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公用事业，所有权通常不像争论的那样重要。大多跨国研究发现在公共和私人提供之间，效率得分没有显著差别”（Estache，Perelman 和 Trujillo，2004)。

　　因此，假设这个证据为真，那么用什么来解释广泛传播（报道）的认为私有化服务优越于公共服务的认知？对单个案例进行广泛差异化的解释有很大空间。对改革（如私有化）影响的实证评估通常都有缺陷，原因如下：

　　悖事实的思考

　　市场改革派通常使用“悖事实思考”。用最好的私人提供案例与失败的公共提供服务案例进行比较是普遍的。也就是说，私有化的热衷者认为，在没有他们的改革途径的情况下，现存状况（如资源不足、管理不善）将不限期地持续下去。例如，国际金融公司（IFC)认为，“在实现高效收益、扩大服务获取、实现低成本和避免大多准政府经营的公用事业的不良治理特性等方面，私人投资和管理是关键的。然而，为了吸引私人部门的参与，需要使用新的工具和途径，同时，在没有一些公共或捐赠者提供支持的条件下，私人部门的参与也不可能出现。与持续的政府拥有所有权和进行管理相比，这个结果显得比较优越”（国际金融公司，2003)。类似地，尽管世界银行的一位私人部门研究专家iUR到在水和电领域存在着由私人合同导致的问题，但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一些政府一直未能成功处理好私有化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将不能通过重新恢复公共提供来解决”（Harris，2003)g对一些拥护私人部门提供的人来说，对政府服务进行改革和改善对国家的问责机制，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被认为是一个选项。

　　不适当的指数

　　政策研究通常聚焦于参数和指标上。诸如收益率之类的参数和指标是私人提供商或金融部门优先关注的；对穷人而言，重要的不是这类指标，而是诸如可获得性和可支付性。举例来说，根据对加蓬一个私人水和电提供商SEEG的评估，“这家公司的财务盈利和利润最大化能力……对特许权安排是否成功保持主要的监测”（Tremolet和Neale，2002)。塞内加尔供水合同的特许权是创新合同设计的一个展示，导致了服务质量的改善和顾客的增加。然而，价格的大幅上涨影响了地下水位，也就是说，水源被最贫困的用户过度使用 (Brock丨ehurst和Janssens，2004) 0对服务提供的综合评估结果依赖对不同人群的影响所赋予的一个优先序。通过各种方式，私有化影响到很多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有联系的和没有联系的）、生产者、雇员和国家权力持有人。千年发展目标的关注点是对穷人交付服务。这意味着政策结果需要聚焦于负担能力、可获得性和如何对待未付款人。

　　游戏操纵

　　政策已经与特定利益相关联，而特定利益是特定改革的人工副产品，而不是其内在特性。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捐赠资金的发放以是否执行私有化改革为前提。实际上，私人部门的参与是贷款强加的一个条件，这个强加条件等同于创造一个有悖于事实的财政不作为（Financial Inaction),条件制约通常给一个陷入资金陷阱的政府一个介于有资源的私有化和继续坚持财政资金匮乏的公共服务两者之间的两难选择。此外，私有化可能伴随着大量的改善绩效的行动， 但是这些行动与所有权自身没有关系：提高非穷人的服务价格或者向以前被排除在外的地区扩展服务。作为选择性融资的结果，私有化促进者能指出大量的是由于更多资源带来的成功，如安装上更多的服务接点、改善的水压和服务的更加可靠等。

　　选择偏差

　　对私有化公用事业后的相对绩效的评估容易遭受选择偏差。私有化企业典型地能分享到某些影响随后绩效的正面特性带来的收益。举例来说，在供水部门，私有化服务的绩效与私有化取代的原公共服务的绩效特别相关。在非洲，例如，有两个国家的供水部门的私有化被认为成功的（加蓬和塞内加尔），但这两个部门在私有化之前的绩效就不错，这使他们成为比较适合的政府销售候选（Bayliss，2003)。世界银行一份对供水部门改革的政治分析得出这样结论，“在城市有可能实现供水部门的私有化，因为水价比较接近改革之初回收的成本”（Shidey，2000)。实际上，从商业的角度看，一项服务应该展示出满意的财务绩效，甚至被认为是一个适合私人部门参与的候选。

　　时段选取

　　根据被评估的时间，私有化服务的缋效评价可能变化很大。在几内亚，对富人的供水服务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但十年后租期就不再得到延续（可能是因为水价的飞涨)。尽管政策的局限，但在一些情形下，政策仍被认为是成功的 (Menard和Clarke，2000)。但是，由于合同的期限是到2000年，之后，水供应情况恶化。到2003年底，有报道说，“每天有成千上万人手里拿着容器徘徊在城市里找饮水”。因此，从长期看，私有化导致供水服务的失败。在马尼拉（菲律宾首都）的迈尼拉德（Maynilad)供水合同的特许权被吹捧为供水私有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尽管这个公司多次要求价格上涨，但是最终财务仍然崩溃了，这反映了对特许权合同的管理不善（Esguerra，2003)。在美国，新自由主义改革人士把加利福尼亚供电部门的违规拿来作为说明无约束市场的优越性。随后，几家发电公司勾结共谋和对现货市场进行操纵，最终使消费者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同时导致了一场对能源部门管理需求的全国性争论。

　　狭隘的参数

　　很难找到特定的私有化服务使穷人获得服务范围得到扩大的案例。然而，很典型地是，这些成功故事都包括来自政府和捐赠者的资金注入。对私有化影响的实证研究通常忽视了对宽泛政策背景的考虑。Galiani等的研究（2005)发现，在阿根廷很多水供给私有化的地方，贫困家庭的孩子死亡率下降5〜7 个百分点，这个结果与更大范围的水服务获得有直接联系。然而，这项研究没有告诉水服务获得的扩大是怎样资助的。在这个国家最大的一桩供水私有化行为是对Aguas Argentinas进行私有化，私有化后，增加了大量用水连接点。然而，初始投资大多来自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的贷款，贷款总量约5亿美元，足够满足前三年的资金需要（Biche，1998)。此案例有争论的地方是，如果能够获得这个数目的资金，公共部门也可能开展这项投资活动。此外，由于定死了服务价格，政府和公司之间关系从2001年开始紧张。 在这个项目中的主要投资人Suez,在2005年九月最终撕毁合同。

　　5公共服务的资助

　　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需要大量投资用于填补资本和经常性开支。根据联合国千年计划，仅仅对几个关键部门（路、电、港口、水和卫生、营养、疾病控制、教育）进行大幅度投资推动，就能使低收入经济体克服贫困陷阱（联合国千年计划，2005).尽管人们对需要更大规模投资存有共识，但对需要多少、在哪个时间段和这些投资怎样被资助尚不明确。

　　尽管做过一些评估，但是没有人真正知道需要多少钱才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Estache，2004)。由于缺乏官方统计，关于基础设施的资助金额的数据很模糊；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资助估计值也相应地变化。根据全球监测报告估计，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2005—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金额大约需要170 亿〜220亿美元，包括资本金投入和维护费用。当前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估计每年大约60亿美元，私人承诺投人大约是每年40亿美界。这样，基础设施资助的缺口是大约70亿〜120亿美元，或者是GDP的4.5% (GMP，2005)。

　　据估计，在供水部门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每年的投资额需要从90亿美元增加到120亿美元，卫生部们则需要从40亿增加到180亿美元。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大约需要总投资的1/3，在南亚需要金额占约1/3，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接近1/5 (GMP，2005)。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某些特征影响着资助问题。大部分成本是由于外汇（美元）兑换造成，同时需要使用国内货币缴纳税收，这就带来了币值波动风险。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资助水平可能远超出国内资本市场的能力。这就意 味着需要进行国际借贷。此外，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收期限可能持续20〜30年，导致了长期的不确定性和抬高了投资者要求的风险回报收益。

　　从历史上来看，大部分对基础设施资助来源于公共部门。尽管自从20世纪90年代推行私有化以来，但在发展中国家，大约70%的基础设施投资仍为政府或公用事业部门所拥有的资源，或来自非减让性的借贷。基础投资所需要的资源中，私人部门占20%〜25%，官方发展援助占5%〜10% (Estache, 2004；DFID, 2002)。在亚非较穷的国家，私人部门的投资明显少于对国外较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官方发展援助远超出私人资本流量（DFID，2002)。总之，即使在增加私人部门参与方面有些进展，但是，资助资本量仍将主要来自公共部门和官方发展援助（GMP, 2005)。

5. 1私有部门资助

　　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私人部门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持十分乐观的态度，最初表现得很有希望。然而，私人部门投资在1997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减少。在拉丁美洲，“当前基础设施的投资水平大体相当于10〜15年前投资水平的40%〜50%……” (Estache, 2004)。此外，在基础设施需求最大的地区，私人部门已经放弃去投资。在1995年和2004年，私人部门对基础设施投资有超出70%的资金投向电讯，少于3%的投资被投入水和污水处理项目（见 表4)。

表4发展中国家在1995—2004年有私人部门参与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按照部门和地区）  单位：10亿美元

　　来源：摘自 LZAGUIRRE (2005).

　　1990—2000年，供水部门每年平均私人投资额达到27亿美元；2001— 2004年，投资额下降到19亿美元。这个数值可以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供水部 门每年的估计投资额（大约为67亿美元）相比较。投资流量的减少反映了有 私人部门参与的水项目在规模和类型方面的变化。项目的平均规模从1999年 的1. 56亿下降到2004年的5 900万，但是每年平均的项目数从1995—2000 年 28 个下降到 2001—2004 年的 27 个(Izaguirre 和 Hunt, 2005)。

　　很明显，私人部门并未成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资金来源。正如一位英国前环境部长指出的那样，“私人部门的资助当然很重要，但是它主要不是用于基本服务方面……当前，私人部门的投资对于那些最需要基本水和卫生服务的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Meacher，2001)。即使那些拥护私人投资的人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关于资助供水基础设施的世界小组（其主席是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任Michel Camdessus)也承认，“与其他类型的基础设施进行比较，供水部门对私人投资人是最没有吸引力的”（Winpermy，2003)。

　　此外，有很多私人资助的投资来自纳税人或者终端用户。如前面讨论的那样，基础设施项目是由政府签字承诺并以某一价格（议定使用外汇计价）来购买一固定数量产品。在私人部门项目施工建造的地方，政府仍然要得支付，尽管支付可能被延期或归并人一个暂行预算条目中。在德里，电力分配部门的债务在私有化之前被转移给国家，因此私人公司接手了一个清白（无债务）公司 (Agarwal 等，2003 )。

　　对于厌恶风险的投资人来说，这样的资金安排是重要的，但是对于政府来 说，这样的资金安排不够灵活且代价髙昂。此外，私人部门总体上要比公共部门支付更髙的资金成本，因此私人部门参与的成本可能更高。为了使私有化是 有益的，它需要带来高效收益以抵补较高的私人部门借贷成本，同时带来“这个理论是模糊的，实证证据是喜忧参半的”结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

5. 2用户缴费

　　通常强调国家服务提供商糟糕的财务绩效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向终端用户要价太低。人们广泛相信关键的公共服务被“定价太低”。公共医疗服务的糟糕状况是捐赠者和政府要求提髙用户收费的主要原因。服务的定价最终是一个政治决策。服务可能全部由用户缴费来补偿或者说所有的成本要从用户那儿回收。但是，只要对财政资源有竞争的地方，政府就会把补贴瞄准那些最急需要的人，通过对较富裕用户的征税来补偿服务成本。

　　关于成本回收的决策应该解决两个基本的问题：哪些人应该有资格享受低 成本或免费服务，如果可能，多少服务应该受到来自一般税收的资助？（见框 2)尽管用户付费可能作为一个限制稀缺资源使用的配给工具，但是这个工具的缺点是它可能阻止穷人获得重要的服务。

　　日益增长的对用户收费依赖的支持来自“支付意愿”调查，这个调査显示贫困用户通常为服务支付的费用要远高于富裕消费者。在过去，政策制定者寻求为贫困家庭提供廉价或免费服务，但是支付意愿证据显示对低收入用户强行收取费用是正确的。

　　补贴的瞄准问题引起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关注，特别是对基本公用事业服务的补贴。尽管补贴费用使那些有服务连接点的人群受益，但是这些有服务连接点的人并非是最贫穷的人。补贴需要覆盖服务系统之外的人群。有证据显示，在水、电服务交付方面，通过对连接点收费进行补贴而不是课税，能很好地促进公平问题(Estache, 2005)。

　　从历史上看，通过对不同用户收取不同费用和把从贏利的公共服务部门收取的收入转移到那些急需补贴的公共服务部门两种方式，政府对公共服务进行交叉补贴。举例来说，用从电信和电力部门获取的利润来填补供水和卫生部门的损失。然而，捐赠者积极阻止公共部门之间的交叉补贴的做法，偏爱分类计价和严格的财务分隔。此外，私有化自身来说，破坏了交叉补贴。很难把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卖掉。能够卖的通常是能够赚钱的企业，或者是至少能够达到收支平衡的企业。潜在的可以赚钱的企业（不能成本回收）通常被重组，在重组阶段为了吸引私人投资人通过增加用户收费。等到把能够取得收入的企业全部处理以后，国家就剩下了一些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这样做可能对国家的财政状况产生负面影响。而且，留下了对预算疏忽（Budgetary Neglect)很脆弱的公共服务。

　　在一些情况下，补贴被提供给私人部门。例如，在德里，政府把补贴以从国有输电公司可以购买打折的电这种形式提供给私人电力分配公司，这种形式可避免需求的大幅上涨。这些补贴来自一般税收。德里私有化的一个好处是，通过电力购买进行补贴，但其效果不太明显。“这避免了在很多国家出现的需要政府把钱直接给私人公司在政治颜面上面临的尴尬”（Agarwal,2003)。

　　世界银行贷款条件和研究驱动着很多对用户付费的争论。世界银行非常小心，没有把用户付费描述为一个全能的解决资助服务的办法，同时，认识到补贴在保护穷人方面的作用。然而，用户付费使消费者是否能够追究服务提供商的责任也引起争论。也就是说，如果服务的质量不可接受，穷人在其他地方也能买到服务。

　　然而，“消费者力量”观点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因为它仅适用于有竞争的部门。当面临垄断时，消费者则不能从选择中受益，如医疗卫生部门，在有些情况下的发电部门（初等教育可能也被认为是竞争的，但是人们存在着一个反对在这个部门进行收费的共识）。此外，尽管世界银行同情地要求免除穷人的用户交费，但是，它对问责的关注可能很容易胜过平等原则。尽管2004年的世界发展报告认为，穷人无须为基本健康服务掏光口袋，DFID的一位研究人员抱怨道：

　　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是否能把穷人从富人中区分出来。如果答案能……接着，就可以免除对穷人进行服务收费；如果答案是不能，接着，需要决定这种服务是否在没有用户付费的情况下能够充分地被交付。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健康和教育服务短缺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用户付费服务不可能得到充分交付。基本上来说，一切照常……（Hutton，2004)。

　　世界银行的折中立场使之卷入要作出一个不可回避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可能会受到与减贫没有关系的事项（如预算平衡）的影响。什么时候公共部门问责无望？如果用户付费是正确的要求，那么政策制定者何时追求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治目标或者未能让公共服务提供商承担起责任（因此，公共提供商对其服务的民众不负责任)？不管服务供给绩效被执行的是多么差劲，也不管用户可能有多么穷，世界银行为全部成本回收创造了一个政策漏洞。

　　用户付费的争论隐含一个假设：众多的消费者有足够收人去缴纳支持服务的收费。在发展中国家，一些大城市有中产阶级和劳动大军，他们能够为基本服务支付一些或全部的成本。然而，在极端贫困的城市、低收人的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经济的实际使人们高度质疑用户付费制是否可行。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服务的扩张可能要求用户付费来满足。在有广泛服务提供的工业化国家，服务连接成本由大量用户来承担。然而，在低收入国家，服务连接成本很高。私人供水公司曾经说，在非洲的服务用户支付不起其所需增值服务的成本(Talbot, 2002) 0

　　对于贫穷的国家来说，把所有可能类型的服务要价、收费和个人捐赠加起来，还是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满足实现千年发展目标10(即不能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减半）要求的服务快速扩展要求（UNDP，2005d)。一个救济机构所执行的一项研究报告结论称，“用户付费对健康服务的资助不是一种有效的形式。就用户付费带来的收入而言，这个收入量很小，仅达到当前医疗健康服务经常性预算的5%〜10%”（救助儿童会，2005)。

　　尽管在低收入国家用户收费对服务成本回收作用不大，但是他们可能给穷人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同时直接破坏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大量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得出结论，医疗健康方面的用户收费基本不能满足高效和平等的目标，它与减少使用医疗服务直接关联，穷人和脆弱人群尤其是这样。举例来说，有证据显示，用户付费阻碍了贫穷患者在寻求治疗的过程中进行彻底治疗和导致治疗拖延（Pearson，2004； Hutton, 2004；救助儿童会，2005)。在供水部门，用户付费把贫穷消费者排除在服务之外。例如，这样的收费直接与南非Kwa Zulu Natal地区爆发的霍乱有直接联系（Cottle和 Deedat，2003)。

　　框2世界卫生组织委员会关于微观经济和健康的发现

　　自从引入用户付费，十多年巳经过去了，然而，大多数国家并没有从他们的医疗卫生资助战略用户付费附件中取得理论上的好处。因此，国际和国家政策制定者采用备选资源和机制去资助贫困人口的医疗健康服务显得尤为迫切。就近期来说，从捐赠国增加的对医疗服务的发展援助，再加上增加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医疗干涉的预算分配，看起来是一个勉强的选项。就长远而言，将需要基于健康保险的战略。从政策分析角度看，过去和当前的用户付费计划满足其倡导人预期的失败结果显示，需要重新审视对收益预测开展 的理论分析……

　　用户费用是指在使用医疗健康服务时所需要支出的现金收费。在这个意义上，用户费用超出了使这个想法具体化的范畴，这个想法是想让消费者(不考虑他们的收入）除了通过税收所作的贡献外，再为资助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作点贡献。考虑到需求和接收医疗服务的时间，用户费用描绘出作贡献的时间安排。这个关于时间安排的说明唤醒了有深刻影响的医疗服务在潜在消费者之间进行分配的市场机制……

　　如果给定因用户付费和对其他相关商品消费的减少所导致的低收入消费者的潜在福利损失，那么在这个时期政策争论的目标可能就一直是要建立不管它是否真的使用依赖用户收费的机制去高效地分配任何种类的医疗健康服务。然而，这个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执行问题上大约有20年的时间，而这个执行问题被假定认为可阻止虚幻的理论收益的实现。关键分析（关于理清理论实际上能预测出医疗健康领域的用户交费给个人或社会带来的净收益）已经不再是用户付费争论的核心……

　　用户付费的支持者们认为，在免费提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条件下，资助也主要来自公共资助，那是可能的……存在着过度使用公共设施而引致道德风险的可能。因此，为了阻止过度使用（不适当的高消费），用户付费（通常代表真实成本的一小部分）是正确的。然而，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穷困的消费者当前最可能面临非常高的价格（获得成本），这将导致医疗健康服务的最佳消费，同时增强了全球的效用函数……

　　来源：Arhin-Tenkorang (2000)。

　　与此相反，在用户付费已经被取消的地方，出现了重要的减贫证据^取消教育部门用户付费已经导致了学生入学率大幅增加（Deinitiger和Mpuga，在乌干达，医疗健康费用的消除改善了服务获得和减少了久病不医 的可能性，这使穷人特别受益。生病率的下降也带来很多经济好处，以致于人们变得更有生产力然而，重要的是，产出改善的部分归因于取消用户付费的补充措施，包括投入更多的医疗卫生资助资金和努力增加医疗卫生服务供给。

　　在供水供电部门，补贴发放都采用一个共同的方法，即按量计价，这种计价方式中，第一个“bloc”单位收到补贴最多（或者免费），随后的使用单位价格逐步上升。然而，这种方法对服务进行测量是强制的，但在非常贫困的国家可能不太实际。此外，尽管按量计价在原则上可能是进步的，但是在实际中，政府有动机去对第一单位“bloc”过于慷慨，把补贴提供给并不贫穷的人。

　　这种按量计价的方法可能也有不足，它惩罚了家庭人口多的贫困家庭或者那些共同使用同一服务连接点的人们，然而家庭人口少的中产阶级家庭由于消费相对少而受益。由于这种补贴是按照户数计量，而不是按照人均计量，所以它可能破坏减贫的努力。然而，通过较复杂的家庭特征来决定补贴，而不是按照消费水平，将需要大量调查数据，而这些数据收集的成本可能是非常昂贵的。

5. 3官方发展援助

　　自2001年以后，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开始增加，这改变了前十年每年缩减的趋势。在2001—2003年，官方发展援助增加了 12%。但是，对援助的需求增加更快，尤其是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据估计，后五年，官方发展援助至少要增加一倍才能构建足够的动能把千年发展目标向前顺利推进(GMP, 2005)。

　　尽管多边发展银行对基础设施的承诺从1996年的180亿美元下降到1999年的135亿美元，但是，他们在2002年又恢复到160亿美元（Estache,2004)。例如，在2002年，世界银行向水和卫生项目借款仅占其1993—1997年每年平均值的25%。世界银行前美国执行主任CarcleBrookins说，世界银 行对基础设施投资借款在上世纪90年代下降了 50%，而对中等收入国家和欧 洲转型国家的借款下降更快.

　　在那些资助需求超出政府国内资源动员潜力的地方，需要消费者和外部资源去瑱补这个差额。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一些国家的差距是GDP的20%〜30%。外部资助将要以赠予为基础，因为在大量投资极端贫困的国家的情况下，投资在短期内不可能产生收益。捐赠人主张，用户需要承担运营成本，但是这在一些贫困国家是不可能的。举例来说，在埃塞俄比亚，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此消费者不可能承担得起农村供水或者城市卫生的运营费用（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2005)。

　　由于对私人参与的限制在日益增加，所以捐赠人期望重新把钱投放到公共资助的基础设施上：“人们已经很清楚：无论对公共提供还是对私人提供来说，改进基础设施是很难办的，因此，世界银行小组既公开支持公共项目，同时也支持私人项目”（世界银行，2005)。水和污水处理被世界银行引证作为最可能保留在公众手里的部门。世界银行已经着手考虑向公共部门放贷，把它作为对私人部门参与面临困难的一个实际回答（世界银行，2005)。

5. 4政府开支

　　假定私人部门失败和国家接受援助异常，现在就会产生一种认识，即大量对基础设施的新投入将一定来自政府。这就要求扭转在过去十年期间大多年份对公共投资下降的趋势（全球监测报告，2005)。不过，一些捐赠人仍然对国有提供商持有疑虑，同时仍然把国家的角色看作是为私人部门提供便利。举例来说，DFID仍然在推进改善私人部门状况的政策：“伴随着受约束的公共资助，捐赠人应该鼓励政府去审视配置资金的选项以鼓励只要可行的私人投资”(DFID, 2002) 0

　　在拉丁美洲，财政收支调整导致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急剧缩减，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平均年投资额占GDP的3. 5%下降到90年代后期的1. 5%。尽管基础设施投资仅仅占全部公共支出的一小部分，但是，对基础设施投资量的减缩平均达40%。财政资助的稳步下降，反过来侵蚀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服务范围，尤其是在人口日益增长的背景下。此外，在拉丁美洲能吸引更多私人投资的国家是那些保持更高公共投资水平的国家，这显示私人和公共投资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关系（Serven，2005)。

　　公共投资的缩减可能反向影响未来收入，因为基本服务创造作为经济增长重要驱动器的资产，而经济增长在一个长的时间期限内自身会产生税收和财政空间。尝试削减对基础设施的开支是一个弄巧成拙的做法：“压缩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在广泛的背景中可能也已经与低的经济增长率和低效的减贫相联系，这反过来会导致财政搁浅，而财政搁浅是主要的利害关系，在此关系中支出削减成为必然” (Estache, 2004)0

　　尽管承认公共投资的重要性，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强调需要严格的财政约束，同时推荐使用传统的政策措施去创造更多的支出空间：也就是说，增加税收、调整预算优先序和削减不经济的花销。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认为它的稳妥的政策包仅仅对开销和赤字水平设置了限制，但是没有规定政府对哪项开支进行削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出结论：出于政治和赞助的原因，大多数政府更喜欢保持支付工资，然而，这忽视了对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Hemming 和 Ter-Minassian, 2004)。

　　政府能通过借款增加对基础设施的资助。通过增强国内金融市场的作用，来改善基础设施投资状况。以国内货币形式借款的一个好处是能够减少汇率损失。政府也能通过发行城市债券来筹集资金。在2004年，Johannesburg城市委员会发行了一期城市债券资助长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债券发行也能促进筹资方式多样化，改变以银行筹资占主导的状况，减少借贷成本和延长资金还款期限以改善城市政府的长期资产组合结构。债券发行的信用等级因有允许债券到期日延期的部分担保而被调高。然而，债券发行需要一个坚实的法律和制度框架。这个方法在其他南部非洲国家不容易被复制，更别说对于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其他国家了。

　　偏爱为私人部门提供投资资助的捐赠者不鼓励政府借贷==在发展中国家设立了很多促进私人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资助工具，例如，公私基础设施咨询机构（PPIAF)、致力于城市环境保护的公私合作伙伴（PPPUE)、私人基础设施发展集团（PIDG)以及非洲基础设施基金（EAIF)。这些基金的目标是鼓励执拗的私人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然而，上文证据显示，这等于鞭打死马。通过政府推动，而不是以私人部门为基础，实施借款来促进基础设施发展。对“财政空间”的含义有修订的余地。20世纪90年代强加的财政约束的焦点包流动性和对生产性资产的支出（而不是解决偿付能力和净值)。基础设施支出在刚开始表现为现金流出，大约可能持续长达6年。这样，流动性目标向与支持消费的投资开支相背离。关注流动性的财政约束能带来直接的财政收益，但是可能阻碍未来的能提供长期税收的经济增长。这对基础设施的影 响程度依政府支出模式的特性和有效性以及政府捕获基础设施收益的能力。 Estache (2004)建议，在平衡基础设施长期收益和短期财政稳定的前提下， 修订公共部门责任系统以创造更多的财政空间。

　　6市民参与

　　发展团体现在已经承认在经济规划和政策制定方面公民社会参与的益处。 然而，对公共服务的交付和管理的参与没有受到发展中国家相应的注意。在公共服务交付方面实现有意义的公民参与面临巨大挑战：社会排斥、缺乏制度化的公共过程、公民社会内部的信息和能力不足、精英人士的政治支配以及寻租团体的反对（Pefia 和 Solanes，2003)。

　　最近有关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研究显示，有效的参与需要一个强政府、有能力的监管制度和信息充分的公众（Goloobi-Mutebi，2005)。换句话说，参 与性制度的创造自身不能创造包容性的政治文化。举例来说，Estache (2004) 引证了宣称是参与的但由专门利益集团或精英驱动的项目证据。

　　边际团体是指这样一个团体，它最大兴趣是把贫困和平等问题作为公用事业治理的核心。大量的治理改革可能有利于克服障碍，增强这些团体的话语权。这些治理改革的目标包括：

　　透明性

　　如果民众缺少获得相关信息的渠道，参与则没有意义。对于公用事业服务来说，相关信息包括数据的质量、服务覆盖面、运行成本和新增投资等。在充分透明的要求下，服务提供合同在被批准之前，将需要公开以详细审查和评审。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学术界和公益律师能够在识别公共服务提供存在的含糊性、漏洞或者不平衡的风险分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合同签订之前帮助校正（或取消）有瑕疵的合同。在这一点上，当服务提供商希望保持信息秘密时，它应该肩负起非公开案件的举证责任。管理决策自身的透明性能够通过法令得以保证（例如，“阳光”法）。定期在大众媒体上(以通用语言）向公众发布报告是一项重要的监管责任，并能够促进问责制的建立与完善。

　　透明性对为公众提供服务执行方面信息来说也至关重要，如谁得到了服务，得到什么种类的服务，得到多少服务，以什么成本得到服务等信息。一种传播这类信息的创新机制被称作“报告卡”。它实际上是对服务用户进行的一项调查，要求被调査人按照满意和可获得性的几个方面对服务绩效进行排序(Paul，1998；联合国人居署，2004;世界银行，2001)。报告卡可能是促进责任的有力工具。然而，报告卡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把自己置身于承担向公共披露绩效信息风险的意愿，同时也依赖于一家有影响新闻媒体把相关信息传递给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不应该据文件的数量多少来对透明性进行评估，而是按照一般民众的服务可获得性来评估。有时，信息并非是力量。不希望遭到详细审查的服务提供商可能以倾倒信息的方式来回应公众的信息要求，这样做能够搞乱或者胁迫公众，使他们难以采取行动。关于公共事业服务信息的最完美形式——原始数据，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对大量的复杂数据信息进行合成、删减和解释便利了公众的参与。

　　包容性的过程

　　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将集中在民众参与的范围上。到目前为止，发展机构已经聚焦于个人消费者的满意度，它主要的制度机制是消费者权利和投诉程序。问责制被看作是对服务提供问题的修正权利，例如不准确的或不能理解的收费单、低劣的质量和间断不连续的服务。最新的方法对民众参与管理本身的概念变化进行了探究，即现在参与管理的概念内容包括对决策（如影响众多 人的定价、投资决策）的参与（Wood, 2005)D

　　参与式管理需要一个制度化的论坛平台，在论坛上不同的利益群体和机构能够相互倾听。赋权使行动（能告知管理决策）过程中的实际话语权成为必要。在一个包容性的过程中，关于绩效和定价问题，听到的意见和正式的评论是对公众公开的，同时管理当局听取来自民众代表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证据。

　　有关发展中国家服务供给的研究表明，民主过程对确保有责任的服务提供是很重要的（Oppenheim等，2003)。世界上，民众参与的案例研究显示，民众参与公共服务提供在实现社会政策目标方面既是可行的并且也是有效的 (TNI,2005)。

　　然而，建立这样制度的障碍是相当大的。要求包容（综合性强）增加了一大部分管理费用，而且会使决策过程慢下来，同时还可能需要发动组织热烈的民众争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它可能会侵蚀哪些习惯于任意决策的权威的权力。宛如在一夜之间就创造出一个自治的管理委员会一样，可能不太实际，包容性管理可能也按照自身发展阶段进行演化，考虑到官方和民众都需要时间去学习和适应更加开放的过程。

　　能力建设

　　获得信息和参与决策活动自身不能保证有意义地参与到公用事业治理中。 举例来说，有效参与供水和能源的决策需要懂一定的技术和政策专业知识。简 言之，持续的参与需要能力强的各方利益群体的代表。一些有组织的群体，例

　　如商业部门，可能独立生成这样的能力。在公民社会高度发展的地方，非政府组织可能能够代表更广的公众利益。 '

　　在城市中，从监管角度看，一个正规的权力保护办公室就是一个代表居民(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权益的机构，同时能够处理按照家庭或团体分类的投诉。这样的办公室需要公共资源（或自愿捐赠机制）来提供定期资助以保证其独立性和维持一个专业的员工队伍。

　　一个平等地给公民赋权的方法是在公民团体、政府和服务提供商之间建立起正式的伙伴关系。尽管这样的安排是实验性的，但有证据显示它们能够对服务价格、质量和服务覆盖范围进行管理，以使之更加符合穷人的需要(Tremolet和 Browning，2002)。

　　7结论

　　前述的分析已识别出公共服务私有化和商业化过程中对贫困的不利影响。尽管经过多年努力，但在发展中国家私有化未能填补基本公共服务交付中留下的缺口。而且，尽管私有化与穷人能够获得更大范围的服务供给相关联，但很大（不是全部）一部分资助是来自政府，而不是来自私人投资者。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需要政府作出资助公共服务的承诺和改进公共部门提供商对公众所负的责任。这篇工作论文已经重点强调了很多方式，在这些方式中，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可能给基本公共服务的交付带来不利影响。

　　尽管这类改革中有一些改进了财政的绩效，但是市场导向框架的采纳（在不同的程度上）把政策重点放在满足私人部门参与人的需要上，从而偏离了扩大服务获得和满足穷人需要的目标。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的局限不应该变为忽视国家提供系统局限的一个借口。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在采用改革措施时，他们应该对这些措施是否能改进低收入家庭的服务质量和是否他们能够支付得起这些服务进行优先排序。

　　然而，对这些有缺陷的政策进行描述仍不足以找到解决方案。比找出市场改革所存在的问题更为困难的是提供可行的备选方案，这些方案能够使广泛获得服务和获得可以支付得起的服务提供可能。公共服务不能满足穷人需求有三个基本原因：缺乏资源、治理不善和社会排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需要克服这三个方面的障碍：

　　资源

　　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财务资源的实际选项众所周知。然而，选择出最有效和最公平的选项可能需要政府作出坚定的政治承诺。

　　对于如公用事业这样的巨大和“笨拙”的投资，政府需要获得巨额资金。然而，用户付费不可能支付巨额的前期费用。因此，中等收入国家应该改善其在国内外资本市场筹集资本的能力。这是一个开发银行也可能促成的目标。

　　对于极端贫困的国家，有很多人可能支付不起服务费，因此，大量的国外援助可能成为重要的中期解决方案。其中一个来自官方发展援助和国际发展援助界最响亮的批评家的话很具有启迪作用，即世界银行的WUKan Easterly提出把援助资源集中在基本服务的提供上。“这样的任务包括：为疟疾感染者获得12美分一剂量的疟疾药；分发10美分一剂量的口服补水治疗药以减少由于疟疾导致的婴儿脱水死亡（2005年死亡了 180万）；为穷人获得洁净水和蚊帐，以预防腹泻病和疟疾；向学童提供教科书”（Easterly，2006)。

　　当前，世界银行、地区开发银行和双边援助机构事实上已经参与到经济发展的每个方面。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是他们待办事项的一部分。但从千年发展目标的角度看，需要提供一个案例说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应该成为核心的事项。这些机构都例行地建议把钱借给发展中国家去改进其国内预算分配的优先序排列。但是，他们可能会使采纳他们的意见（即把捐款和有条件贷款集中于 那些能增加穷人获得基本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的项目上）的那些国家最受益。

　　治理

　　这篇工作论文列举了私有化在解决为改进基本服务治理所面临的核心挑战所表现出的主要局限：要对服务用户负责。尤其是，在管理能力很弱的国家，政府面临着监测老练的私人部门提供商和与其执行合同方面存在的巨大困难。而且还指出，一些私有化帮助改进治理的方式（如对技术的投资、改善效率、构建绩效激励管理人员和工人人员的制度）与所有权本身没有关系。在有政治承诺和足够资金资助的条件下，尽管一直遭到政治忽视，但公共提供商能够显著改进效率。

　　私有化支持者的一个核心观点是驾消费者掏腰包时，他们处于一个优势地位，可要求高质量的服务。然而，在自然垄断（如公共事业）的条件下，这未必是事实，因为变换服务提供商是行不通的。更为重要的是，从千年发展目标的角度看，这个观点暗示着没有收入支付用户费用的穷人所应该享有公共服务提供的权利注定要被剥夺。

　　相比较而言，这篇工作论文认为，穷人能够以有组织公民而不是以分散消费者的身份要求问责。仅仅通过向领导人投票（这自身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行动）是不可能确保在特定领域政府所承担责任能够得以履行，这些责任包括基本服务的提供。然而，发展中国家正在快速积累经验，这些经验是用更为集中的和复杂的制度机制去改进服务交当前的挑战包括创立和维护在推进获得负担得起的服务方面以聚集和专业代表公众的利益为使命的无党派组织。

　　社会排斥

　　政治经济研究主要侧重于解释为何一些利益群体从公共政策中受益，而另外一部分被系统排斥。这不再是秘密：政治领导人倾向于忽视穷人、无组织群体和地理位置上远离都市中心人群的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增加财政资源也不能使穷人受益，反而增强了现存的特权模式。

　　解决排斥问题的一个方法是挑起一场争论，这场争论要超越服务提供的一般原则。贫困国家需要更多的公用事业、医疗健康服务和教育得到广泛认可。但是，公共预算的很大一个比例流向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升级当前的供水和供电服务、建造大型都市医院或者送成绩中等的学生去上大学）作用不大的优先事项中去。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种资源分配的决策永远是错的或不公平的。这些决策完全都是合法活动，能够供应重要的公共物品和促进发展。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公共资源花费在那些倾向于为富人所使用的服务上，这代表着一个为消除贫困而努力争取优先序的机会成本：即这些资源能够被用于以穷人为焦点的目标上。

　　同时，出于经济和地理原因的考虑，把一个现代的城市供水系统扩展到偏远城郊或农村通常是不切实际的。其他的解决办法，例如社区水塔或者坑式厕所，可能能够以较低的人均成本增加基本服务的获得。政府不应该抛弃增加公民获得更髙教育的承错。但是，他们可能反复思考用一般的预算能够资助多少学生获得大学学位，同时，考虑在何种收入水平上的学生应该得到资助。他们还应该决定一个平衡的高等教育系统应该开支多少才能与减缓的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相协调。

　　最近的政策实践显示，在政府官员和国际发展专业人士中出现了一种想为内在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寻求便捷的经济解决方案的倾向。例如，公共服务的商业化已经被拥戴为实现财务自给自足的一种方式。然而，在大多数国家，甚至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定位（公众则更少达成共识），基本服务应该在什么程度上实现自给自足。很少人反对对警察、环境保护组织或者初等教育实行全额公共资助，因为人们有一个潜在共识，那就是这些服务不能仅通过市场实现促进减贫和提供公共物品的目标。这篇工作论文中提到的研究显示，受公共财政资助的其他基本服务（如公用事业和医疗健康服务）也能够获得类似的收益。

　　用户付费的支持者提供了一个正确的观点，即当服务被城市中产阶级获取时，公共财政资助不利于穷人。他们常常指出即使政府通过法律要求普及基本公共服务（如初等教育）的获得，但实际上，绝大部分的收益为社会上的特权人群所获取。然而，这些普遍的问题不妨碍对公共资助的需求。虽让他们仅说明公共支出决策可能是排它的，但这个结果是必然的。

　　本篇文章探究的另一经济解决方案是私有化，它被看作是既能最小化政客自身利益影响又能最大化竞争收益的一种手段。然而，除了私有化产生严重的治理问题以外，数十年的经验显示，私人提供不可能满足穷人的需要。然而，它重新设置了从政治到市场的社会排斥。在一定程度上，私有服务服务穷人，但公共资源分配几乎总是得不到改善。

　　因为在任何种类的服务提供安排中，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总是有强有力的诱因把穷人和无话语权的公众排除在外。没有任何其他替代品来替代把公共资源专门用于这些人群的政治承诺。可能比它们经济方面缺陷更为重要的是，商业化和私有化减少了对政府领导人的压力，要求认真对待公平地分配预算资源的要求。有助于自我融资或长期优惠的用户收费方式仅仅把责任从政府转移给了私人公司，政客们不再被追究责任。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关键是，开展一次关于政府提供必要服务的合法角色以及对于这类服务如何优先安排来自公众的具有竞争要求的公开会谈但是，仅当政府对公共资助的服务作出明确承诺后，而不是选择把责任推卸给私人部门的情况下，会谈可能才有意义。这篇工作论文认为，公共部门应该对必需的公共服务进行清楚地界定，在动员国内外资源的条件下，这些公共服务应该义务地被提供，而且逐步向人们广泛地提供。

　　(张德亮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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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和再国有化：玻利维亚水务行业的难题

Degol Hailu Rafael Guerreiro Osorio Raquel Tsukada

(包容性增长国际政策研究中心）

　　摘要本文研究了玻利维亚不同收入水平群体之间获得安全饮用水的集中度。特别聚焦于私有化如何改变贫困群体在获得水资源方面的覆盖范围、负担能力和集中度。我们对不同城市三个类别的水务管 理方式进行了绩效比较，包括私有管理（拉巴斯和阿尔多）、合作管理（圣克鲁斯）以及政府公共管理（城市科恰班巴）。我们考察了私有化之前和私有化之后的情况。密集核查式家庭调查结果显示，在私营企业获准经营水务期间，低收入消费者水资源可获得性增加。在水务管理私有化的城市，该服务对底层五分之一人口的覆盖范围显著扩大，因此用水变得更为公平。然而，该国却对公共水务设施重新实施了国有化管理，玻利维亚的水务行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答案是私有水务经营公司未能达到特许经营合同所规定的目标。运营商基于全成本回收而提高水费最终引发众怒，政府被迫终止了特许经营合同。

　　1引言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公布的《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称，全球超 过10亿人生活在极度缺水的环境中。报告还指出，“缺乏供水和卫生设施是一种对威胁生命、破坏发展机会和践踏人类尊严等剥削方式的一个礼貌委婉的说法”(UNDP, 2006)。用水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长期关注，千年发展目标(MDGs)之一就是到2015年将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降低一半。

　　获得水是一项基本权利，同时有助于实现其7个千年发展目标 (MDGS)。它能降低儿童死亡和患病的风险，同时将妇女从挑水的负担和危险中解脱出来，还能提高入学率，理由是儿童经常因为生病或帮助母亲取水而逃课。在农村地区，还可通过改善农作物灌溉而促进消除饥饿。

　　用水安全被定义为“从使用者住所周围一千米范围内经过改良的水源处，每人每天可获得至少20升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0)。这是饮用和卫生所需的最低水量限度。当包括洗澡和洗衣服时，用水最低限度需达到每天50升。

　　不仅用水量很重要，水源地的距离远近也是重要因素。大多数妇女和儿童受到取水长途跋涉和沉重负重的伤害（Costa等，2009)。例如，一个五口之家，严格按照用水贫困线和水源地距离1千米计算，每天需要挑水100 升。由于需要多趟取水，同时要付出巨大的体力消耗，这往往迫使一家人的用水量低于国际用水贫困线。此外，还限制了成年人从事创收活动的时间。因此，疾病——受教育程度低——人类发展水平落后的恶性循环一直无法打破。

　　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可获得经过改良的水源是最令人称许的目标。“改良”水源意味着数量足够、水质合理和尽可能靠近住宅。通过室内连接的自来水是最符合改良水要求的方式。来自公共设施提供商的水质最可靠，而且单位水价也比其他来源更便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6;伊斯雷尔，2007; Komives, 1999）。于公共供水设施而言，向已经联网的新增家庭供水的边际成本是极小的。在存在一个供水网络的情况下，对穷人而言供水最大的障碍通常就是入网费。

　　水务私有化已经成为拉丁美洲的一个争议话题，并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辩论、抗议甚至骚乱。[133]本文旨在通过评估玻利维亚私营企业特许经营下的水务行业表现，促进水务多样化改革的发展。我们选择玻利维亚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提前终止了私有化合约，在拉巴斯和阿尔多等城市重新实施水务管理国有化。在玻利维亚的其他大城市，水务公共设施的运作模式不同：圣克鲁斯城市采取合作的方式，而在科恰班巴则采取政府提供的方式。

　　本文的研究围绕三个问题，即私有化是否增加了玻利维亚贫困人口安全用水的可获得性？在私有化期间水的可负担程度如何？为什么私营企业特许经营合同会提前终止？

　　密集核查式家庭调査结果显示，在私营企业特许经营水务期间，低收人消费者的用水量增加，覆盖范围显著扩大，特别是对于占总人口五分之一的底层居民而言。我们显然看到用水公平状况大为改善。这些调查结果表明私有化很成功。但故事并未到此为止，在起草特许经营权合同时，政府和私营公司同意实现一个更广泛覆盖的目标，即在2001年12月前为拉巴斯和阿尔多市71 752户居民新安装供水设施，也即每年实现目标的25%。目标达到后，拉巴斯市将实现供水全覆盖，阿尔多市的供水覆盖率也提升至82%。

　　私营公司成功提高了最贫困地区的供水覆盖率，主要原因是高收入群体居住区已经拥有很髙的供水覆盖率。因此有必要扩大最贫困地区的供水服务以达到经营合约设定的目标。但是该公司还未能达到这些目标时，弥补成本的极限已经达到。那些能够支付水费和水网连接费的人们已经纳人供水范围，基于回收成本考虑，这里已失去开发更多供水用户的商业机会。当该公司拒绝履行这些限制性条件时，引发了公众愤怒。最终由于未能达到法定约束性目标和公众的愤怒，政府被迫终止了与该公司的经营合同，对供水行业重新实施国有化。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2节介绍关于水务私有化和水费定价的一般争议，并描述了玻利维亚供水部门的概况。第3节概述了实证分析使用的方法和数据。第4节分为三部分：分析收人分配曲线与供水覆盖范围扩大之间的关系；水可获得性的集中性；以及私有化后的供水开支增长趋势。第5部分的总结讨论了玻利维亚水务行业的重新国有化。

　　2水务行业私有化：争议

　　私营企业参与提供基础服务可采取多种形式（表1)。在水务行业，最流行的形式是特许经营权合同。政府保留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同时通过公开竞标程序，将一定特许经营期内的管理、提供服务和投资责任转让给私营企业。理想的情况是，当经营合同到期时，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同时包括改善后的管理体系和基础设施回到公共部门。

　　表1民营企业参与水务行业的形式

　　(续）

　　注：a该合同并没有具体的截止日期，而是在成功交付产品后完成。

　　bSS:专门服务；M：维护；0:运营；SC：基础设施具体建设；投资；R：收取营业额。

　　来源，作者整理。

　　私营企业涉足水务行业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超过预期的成本带来建设风险；关于需求的不确定性带来商业风险；高利息率和汇率剧烈波动产生金融风险；不确定的监管环境带来监管风险；最后，政局不稳和财产没收是政治风险 (Bayliss, 2009)。风险和不确定性导致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要承担比富裕国家更 髙的资金成本。私有化的支持者因此呼吁，为获得理想的回报率，私营企业要 求获得更髙的平均水费才能参与水务市场（Estache，2006)。不过，在私有化以前如果公共部门运营良好，则不需要结构调整，交易成本和风险得到最小化。特许经营之前的透明度也有助于降低预期和风险，这有助于贏得政府支持和最终消费者的信任==经验法则应该是：鉴于存在前面所述的诸多风险，倘若公共服务部门运营良好则没有私有化的必要。

　　正如Estache (2006)观察所示，拉丁美洲的经验表明，建立支持体系而不是单纯出台法令来推进改革，对于改革的有效性至关重要：没有普通民众的支持，私有化可能导致冲突。对于水务私有化的抗议活动已经于2000年在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发生过。抗议还导致了乌拉圭于2004年实施水务全民公决和修订宪法；同时在2006年加拉加斯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期间冲突也显而易见。

　　法规已被认为是达成“激励私营公同投资并有效运营水务与保护其他社会和经济团体利益之间平衡”的一个必要的讨价还价过程(Rees, 1998)。在特许经营承诺中关于供水覆盖范围扩大、投资目标和定价水平等方面，一个强大的监管者有利于降低私营投资者的风险，同时有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良好的监管法规可通过吸引更多私营竞标者而促使特许经营的竞标结果更富有竞争性。

　　私有化的支持者称，私营企业的参与改善了供水环境，因为它带来了水网 维护和扩建方面的大笔投资，并促使供水更加稳定高效。管理效率的提升来自于水费收缴的比率提高、员工人数减少以及水网损耗（自来水产量和消费量之间的水量损失）比率下降。私有化的支持者认为公营部门拥有与生俱来的低效率：①公共服务垄断地位导致他们忽略竞争和市场激励；②国营企业容易受到短期的政治干预；③他们只对自身（政府）的利益负责，而不是对最终消费者负责，而消费者表达需求的渠道很少。此外，私有化的支持者相信，倘若供水设施投资目标包括低收入和供应能力不足的地区，私有化将促进当地发展，并对供水分配产生积极影响（Kikeri和Nellis,2004) 0

　　也有质疑者担忧以利润为导向的特许经营者是否能够真正投资于扩大供水覆盖范围。除运营效率改善外，没有理由相信私营垄断能够给供水用户带来比国营垄断更好的服务。而事实上，倘若法规没有获得执行（这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较普遍），还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当私营企业面临无弹性的需求时，私营垄断企业比国营垄断企业（拥有一个社会计划机构）拥有更大的激励因素去减少供应，提高价格，削减投资和提供劣质服务。

　　而怀疑论者认为，由于缺乏市场激励，特许经营企业不会把水网扩建到通往低收入地区（Bayliss和Kessler, 2006)。对于公共服务企业而言，向穷人提供服务很难获得利润；贫民区街区的非法人网比率很高以及贫困家庭的低购买力会阻碍成本回收而降低私营企业的投资热情。公司往往倾向于退出不赚钱的地区市场。此外，政府可能会在扮演监管者的新角色时表现不佳，特别是在 没有私有化发展经验的情况下。比如，执法机制可能不足以使得私营公共服务企业遵守合同义务。此外，私营公司可能会贿赂监管机构，从而导致政府不能充分履行其监管职责。

　　私有化的另一个可能的不利影响是损害社会公平。裁员必然造成就业机会减少，受影响最大的是穷人和中产阶级(Birdsall和Nellis, 2003)。此外，私有化的公共服务企业往往会拆除“非法入网的供水管”，迫使贫困家庭失去“免费的”自来水供应。为追逐利润则需要收回全部成本，这往往会增加水费，粗暴而直接地影响到贫困群体的生活（Dagdeviren和Hailu，2008)。

2. 1供水定价和穷人

　　贫困家庭无法获得自来水供应有三个主要原因：公共水网没有达到穷人的邻近地区;无法支付人网的初始投资；他们拥有的月收入不足以支付供水服务费。

　　没有获得供水或无法人网的贫困家庭不得不依赖其他供水渠道，如送水卡车，私人水井，水站和瓶装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私人运营的替代供水市场收费过高，其单位水价比向居民供应的自来水高5〜10倍（UNDP, 2006;伊斯雷尔，2007)。对于穷人而言，水费很容易超越占总收入3%的负担能力上限。

　　私营替代市场的水供应链发展有几个阶段：在水源处收集水（通常是一根连接到公共服务网络的水管），注入瓶子或容器，向水贩子或“中间商”分销水，然后使用送水卡车、驴拉车甚至自行车将水送至郊区或贫民区的最终消费者手中，当然这种水的质量是没有保障的。

　　向贫困家庭提供安全的自来水连接有多种方式。可根据地理位置，消费者种类和消费数量设定累进水价机制。个人消费者根据自身的特点支付水费，这与所有用户使用同一水费标准的均等水价机制大相径庭。按照居住地区累计水价的机制，富裕地区的家庭为贫困邻近地区的居民水费提供补贴。髙收入消费者支付的水费髙于供水成本，而低收入群体支付的水费低于供水成本。另一个方法是消费者分类机制，根据家庭消费者，工业用户和其他类别来缴纳有差别的水费。数量机制根据用水量设定不断上升的累进水费体系（Whittington，1992)。

　　累进水价机制只有在贫困家庭实际上连接到自来水网络时才有效。倘若他们没有使用自来水，这种水费机制甚至可能会进一步损害穷人的利益。水贩子通常转卖从公共服务网络收集的自来水。在按照用水数量计算地区水费的机制下，水贩子往往从公共服务网络获得大量的水，用于储存和转售。从水贩子手中买水的穷人最终支付了很高的地区水价。高企的初始水网建造成本直接传递到穷人身上，他们还需要负担水源和最终消费者之间的供应链增值部分。因此公共服务行业的水价决定了水贩子的基准价格，并对贫困家庭产生显著影响，在没有连接到公共自来水网络时更是如此。

　　另一个问题是成本定价的可持续性。穷人受到完全成本定价机制的损害，特别是在考虑水网连接费或更高的水费时，因此妨碍了普及供水目标的实现。完全成本定价机制限制了扩建低收入群体居住区的供水网络。通常低收入群体的水需求不足，不足以弥补固定成本。只向有能力支付水费的家庭供水对于运

　　营企业而言是无利可图的，因此低收入邻近地区的供水往往不足（Brown, 2009)。倘若水务公共服务企业没有义务扩大水网，或法规执行不力，贫困家庭将依旧排除在自来水网络之外。

　　公共服务企业运营效率提升促使水费下降也不大可能令穷人受益。很少有迹象显示私有化之后水价出现下调。私营企业的股东盈利压力和逐利本性使得他们难以降低水费。通常政府会在私有化之前提髙水价，从而增加这一公共服务行业对私营企业的吸引力。实现最终用户水费最低化的一个方法是在公共行业竞标时采取低水费竞标机制。愿意按照最低价格提供水务服务的公司将被授予特许经营权。

2. 2玻利维亚水务行业：私有化和重新国有化

　　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银行和外国捐赠者的支持下，私有化被当作基础设施老化和公共财政收支失衡背景下解决公共服务行业问题的便利解决方案。水务行业私有化在玻利维亚三座大城市拉巴斯、阿尔多和科恰班巴试点实施。首份私营企业经营水务行业的合同于1997年签署。全球最大的水务集团里昂水务集团（Lyonnaise des Eaux)通过旗下公司Aguas del Illimani(AISA)获得拉巴斯和阿尔多市的供水和排水特许经营权。根据特许经营权合同，水务资产的所有权仍归政府。私营企业参与的方式是获得30年的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权竞标结果依据拟安装的新人网管线数量最高者中标的原则确定。

　　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与快速发展的临近城市阿尔多组成了该国最大的都市中心区，拥有人口超过140万。当地最富裕的家庭居住在拉巴斯南部的河谷地区，而低收入家庭居住在阿尔多和拉巴斯的lackras (陡峭山坡）地区。地形以及依据收人水平划分住宅区决定了用水服务提供特点。贫困的邻近地区通常位于山上或靠近其他恶劣地理环境的区域，难以达到，因此水网的安装和维护成本较髙。

　　拉巴斯和阿尔多市签署的私营特许经营权合同规定，入户自来水连接是唯一可接受的供水方式。特许经营企业没有义务提供其他供水方式，如社区水塔，送水卡车等。实际上，特许经营公司被要求关闭全部公共水龙头而安装带有水表的分户自来水管线。政府试图按特许经营合同规定，实现供水网络扩建的最大化以延伸至拉巴斯和阿尔多市的低收入群体居住区。特许经营合同包括每5年的水网扩建目标（扩建规定），每个期末将受到政府的监测。玻利维亚监管机构负责监测上述目标的实现情况、批准水价调整和在每五年末尾设定最髙水网连接费标准（Komives和Cowen，1999)。 

　　2005年，公众的不满导致特许经营合同提前终止。供水（及排水）公共服务行业重新实现国有化。私营公司Aguas del Illimani被市政公营服务提供商 Empresa Publica Social de Aguay Saneamiento (EPSAS)所取代。私营公司面临的水网扩建要求包括水管连接户数的绝对数量，总体覆盖百分点，根据邻近地区标准设定的覆盖范围（例如，人口密度）。1997—2001年特许经营合同规定的目标包括在2001年12月底前在拉巴斯和阿尔多市新安装水管连接 71752户家庭。此举将促使拉巴斯市供水设施的100%覆盖和阿尔多市供水设施覆盖率提升至82% (其中50%来自新连接的水管)。由于私营公共企业表现不佳，未能达到上述目标，以及调髙水费引发公众愤怒，导致特许经营合同提前终止，在其他国家，水务特许经营合同也普遍提前撤销。表2列示拉丁美洲水务行业重新国有化的例子。

　　表2拉丁美洲私营水务特许经营合同提前终止并重新国有化的例子

　　* ：Balnea rio de Manantiales. 来源：作者搜集整理。

　　而在没有实施公共设施私有化的其他城市供水状况如何？玻利维亚最大城市圣克鲁斯德拉塞拉（Santa Cruz de la Sierra)拥有119.61万居民，水务公共设施从头到尾都由一个消费者合作社负责运营。该自来水公司的体制架构包 括全体代表大会，一个管理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后者拥有对管理委员会的否决权。该合作社在透明度和服务送达方面拥有良好的声誉（世界银行， 2002）。

　　我们还分析了玻利维亚第三大城市科恰班巴的情况，该城市总人口 83.49万。科恰班巴市的水务行业于1999年实施私有化，但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特许经营合同被取消，原因是爆发反对高水价（平均上涨35%)和恶劣服务的骚乱，被称作水战。2000年供水业务重新收归科恰班巴市政水务公司运营，水价随之下调。

　　3方法和数据

　　为衡量三种不同供水方式的表现，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水的可获得性：交付（覆盖率)、公平性（集中度）和支付能力（费用）。我们使用来自玻利维亚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全国住户抽样调查（表3)数据^ 1997年供水行业开始私有化，我们的分析将围绕改革前和改革后两个阶段进行。为调查采取私营公司供水的城市是否供水情况变化多于正常比例，我们将实施水务私营的拉巴斯和阿尔多市的情况与圣克鲁斯和科恰班巴进行比较，圣克鲁斯市的供水从未私有化，而科恰班巴市除不到一年时间实施私营特许经营外，一直归属政府运营。我们选择这些城市的理由是，与其他玻利维亚城市相比，圣克鲁斯和科恰班巴在很多方面更接近拉巴斯和阿尔多市。从而拥有可获得的数据（见表4)。

　　表3数据来源

　　表4水务私有化之前的平均家庭情况（1996年)

　　注：*玻利维亚比索。

　　来源：作者根据玻利维亚国家统计（INE)数据计算。

　　“可获得水”是指通过连接室内或房屋土地上的自来水管，获得饮用、做饭和卫生所需的水。由于本文研究的范围是供水私有化，从公共自来水管接水或从其他渠道（如公共龙头、私人钻孔、水井、河流、湖泊）取水不被视作获得水的正确方式。这两种方式都不能考虑，原因是水源地位于家庭财产之外，这是一种低级的获得水的方式，既不符合就近原则，也不符合私营供水公司与政府签订的合同协议内容。

3. 1交付

　　输水状况使用总覆盖率以及人口中收入从低到高各五分之一群体的覆盖率来衡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输水状况指标，很容易从大多数家庭调査所获得的住宅状况信息计算得出。收入五分之一群体是根据家庭人均收入的个人排名计算获得，通过这种方式计算的五分之一群体代表每个城市人口的各20%。

　　由于从调查数据计算获得的点估计数据容易出现样本误差，我们使用韦尔奇t-检验来评估不同时间段内覆盖率变动的统计学意义。由于糟糕的记录无法再进行样本设计，所以尽管数据来自随机样本，仍需要进行数据检验。

　　我们在分析供水覆盖率变化时还将初始条件纳人考虑范围内。也就是说，事实上各城市供水覆盖率的起初水平不同。通过一个假想的场景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假定有两座城市，城市A和城市B拥有大致相似的地形和城镇化模式。在城市A，50%的人口进人供水网络；在城市B，95%的人口巳纳入水网供应。在城市B,未获得供水的居民居住在靠近山地的贫民区内，地下是坚固的岩石。多年以后，城市A的供水覆盖率提高至75%，城市B的供水覆盖率提升至98%;从供水覆盖率提升的绝对数和相对数衡量，城市A的表现都好于城市B。但是，尽管城市A提高供水覆盖率需要的水务总体投资额较高， 但人均水网扩建费用远低于城市B,原因是将水送达难以抵达的邻近地区需要克服诸多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B的水务公共行业表现更佳，因为他们在扩建水网方面付出更多努力。

　　因此衡量绩效时兼顾初始水网覆盖率将能够更好地比较每座城市供水服务行业的绩效。Kakwani (1993)提出将初始覆盖率纳入考虑范围的绩效评价指标，允许具体说明为提升供水覆盖率而付出努力的程度。这项指标是基于他所谓的“绩效函数”，是对原始指标的非线性转换。Kakwani的绩效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0和W是原始指标的下界（最小值）和上界（最大值）；是该指标的起点水平；X2是最终水平；ξ是设定努力程度的参数。绩效指标的一个有趣而方便的特性是它是加法可分解的，允许分阶段计算绩效值，只需要将其 数值除以每个观测值之间的时期数量。对于覆盖率的下界和上界，我们使用 0〜100%的逻辑限制。

　　参数e类似于阿特金森（Atkinson)关于社会福利函数（Atkinson，1970)中的不公平规避参数^它的价值选择是任意的，因此我们在分析中使用不同的努力评价值：0.1, 0.5和1。当ξ接近零时，绩效指标对绝对值变化的重要性超过起点水平。当ξ数值增大时，起点水平的重要性随之增加。

　　图1两种截然不同努力程度对应的绩效指标表现



　　来源：作者整理。

　　图1说明不同努力程度和起点水平0，1，2，3，…，99之间所对应的绩效指标数值。考虑到我们先前的例子，通过较低的努力程度0.1，城市A的绩效指标为0.25，而城市B的绩效指标为0.04;而在努力程度提髙至1时，城市A的绩效指标为0.15，而城市B的绩效指标达0.20。

3. 2平等

　　就平等而言，平等供水是指尽管家庭状况不同，向所有家庭提供同等水平的用水公共服务。一个社会计划者可以通过富裕家庭向贫困家庭转移资产来实现平等，或者按照比平均比例更多的数额增加对穷人的供给（扶助穷人的方式）。第二种方式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显得更为合理。平等可以通过集中度曲线或集中度指数来衡量。集中度曲线描绘了某个社区内人口累计份额与总资产 (此处指获得水）累计份额之间的关系。从原点出发45度的直线表示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各部分的个人拥有相同比例的供水机会。集中度曲线和平等线之间的距离表明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距离越大，表明在供水方面的不平等程度越髙。

　　集中度指数：当没有不平等情况时，集中度指数为0;当一个人占有社

　　图2 标准集中度曲线（Standard Concentration Curve）

　　会的全部资产时，集中度指数为1，这是完全的不平等；该相关系数通常为正值；相关系数越高，富裕家庭拥有的资产集中度越髙。如图2所示，集中度指数是45度线和集中度曲线所围面积占45度线以下三角形总面积的比率。也就是说，它是平等线和集中度曲线之间面积的两倍。在极少的情况下，会出现集中度曲线位于45度线的下方和相关指数为负值。这在贫困个体获得资产的机会比例超过富裕个体时才会发生。

3. 3支付能力

　　最后，支付能力的评估是通过家庭人均每月支出来衡量的。

　　倘若水费支出占家庭人均收人的比例超过3%，则水被他们视作消费不起的东西。1992年、2001年和2005年的消费数据是可获得的。由于缺乏1996 年的数据，因此无法做出供水私有化之前和之后的支付能力比较。因此，四个城市的家庭水费分析采用了两个时间点：分别是拉巴斯和阿尔多实施水务特许 经营之后的第4年和第8年。

　　家庭调査通常缺乏用水量的信息。在玻利维亚，家庭调查问卷会询问家庭在调查前一个月的水费金额，而不是用水量。由于每座城市水费组成的结构复杂，无法从调査获得的水费金额推算出用水量。同时还必须承认，费用分析不能完全反映供水私有化对穷人福利的影响（为此需要获得需求曲线）。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水费数据揭示家庭福利变化的方向和幅度。参见Foster等(2004)以获得类似的方法。

3. 4进一步分析：计置经济学方法

　　我们用一个概率回归模型，以进一步探讨扩大自来水供应与供水公共服务私有化之间的关系。使用倍差分析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我们设定相同的家庭生活水平和城市特性，而比较两组数据：公共服务私有化的城市家庭，以及其他城市的家庭。这些数据反映两个时间点，即私有化之前和私有化之后，模型分别比较1996年和2001年，以及1996年和2005年的情况。

　　倍差分析法能捕捉到结果趋势之间的差异，同时控制一些相同变量以确定其效果。两组数据的初始值被认为是相似的，他们只在第二个阶段存在差异仅仅只因为第一组经历过政策冲击。我们的研究中，政策冲击就是供水服务的私有化。在一个理想的实验中，供水服务没有私有化的城市家庭的一组数据应该 与供水私有化城市的家庭的另一组数据之间呈现反事实的对照结果：如果没有受到政策改革的冲击，私有化城市会怎样？倍差分析法中的第一个差分是指政策改革（供水私有化）之前和之后的两组结果差异。第二个差分是指这两组第一个差分之间的差额，这表明政策干预对各组数据造成的真正差别。倍差分析法估计的公式如下：

　　(1)

　　式中，water是指获得自来水，时间下标指b(私有化前）或a (私有化后）。政策冲击分别是P (私有化）或np (非私有化)。

　　找到一个完美的事实反例来进行影响分析通常是棘手的。对于城市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没有两个地方拥有完全相似的人口特征和经济活力。因此在一个城市没有实施供水私有化之前，不可能观察到水务私有化之后的状态。我们意识到在选择所分析城市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既然私有化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所比较的城市并非随机选择，且预期不会有相同的特征，尽管他们是在人口维度和家庭特征方面最相近的城市（见表4)。因此我们注意到，运用经济计量结果来推断扩建供水网络和公共行业改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都需要保持谨慎。

　　我们的模型将考察在实施水务私有化的城市与未实施水务改革的对照城市家庭组之间，是否在获得水方面存在不成比例的变异。如果效果相关系数δ> 0，则将证明确实存在，方程的简化形式估计为：

　　⑵

　　式中，是一个表示是否获得自来水的虚拟变量；是一个年虚拟变量，在私有化后的时期取值为1也是一个虚拟变量，用来表示水务私有化的城市拉巴斯和阿尔多。Wealth是表示家庭财富特征的控制向量(电力供应，住宅房间数量和墙体材料）。只选择这三个变量来衡量生活标准的原因是，在四年内调查问卷关于住宅特征的兼容性选项有限。我们为每个城市设置了虚拟变量，即向量dcity，以控制空间特征，并尽量减少因缺乏其他家庭特征变量造成的影响。[145]

　　我们感兴趣的参数是δ，变量effect是post和privatised的交互项。变量反应了在控制其他特征影响的情况下，私有化改革与自来水可获得性之间的关系。

4  结果

4. 1交付水

　　利用私有化之前关于供水覆盖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使我们识别两组城市：阿尔多和科恰班巴，供水覆盖率仅约76%;拉巴斯和圣克鲁斯，供水覆盖率更高一些。穷人获得的供水服务尤其缺乏。在阿尔多和科恰班巴，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的供水覆盖率1996年仅有55. 6%和63.3%。在拉巴斯，最低收入五分之一家庭的供水比率比圣克鲁斯更糟糕。拉巴斯和阿尔多市水务私有化之后的显著特征是向每个收入阶层都扩建自来水网络，令贫困群体尤其受益。1996年在阿尔多市，最髙收入20%群体和最低收入20%群体之间的供水覆盖率差距约为30个百分点（表5)。到2005年这个覆盖率差距已缩减至5个百分点，与拉巴斯的情况相类似（见下一小节的集中度分析)。

　　表5最低收入五分之一群体和最高收入五分之一群体的供水覆盖率

　　注：QI表示最低收人五分之一群体；qv表示最髙收人五分之一群体。

　　来源：作者根据玻利维亚国家统计局(INE)数据计算获得。

　　在没有实施水务私有化的城市，在此期间总体供水状况保持稳定。1996 年供水覆盖率较髙的城市多年来也没有显著的改善。在圣克鲁斯，估计供水覆盖率的变动不大，只有最高收入五分之一群体的供水比率提升了 2个百分点，从而实现富裕群体的供水全覆盖。

　　表6显示在私有化改革期间，四座城市按照五分之一人口划分的扩建供水网络的情况（详细数据请参见附录）。在水务私有化的城市，供水覆盖率显著提升，阿尔多的最低收入五分之一群体的供水状况改善尤其明显。此外较大的系数值也说明贫困群体受益的比例超过富裕家庭。对于阿尔多市的最低收人五分之一家庭来说，供水覆盖率提髙了约30个百分点，令自来水普及率从55% 左右提高到86%。而在拉巴斯，最低收入五分之一家庭的供水覆盖率从83% 的基础上提高了 13个百分点，几乎达到供水网络全覆盖。输水状况分析显示，私有化运营使供水覆盖率显著提高，而在没有实施水务私有化改革的城市，供水覆盖率的提升统计上并不显著。事实上，科恰班巴的供水状况还急剧恶化。

　　在以往供水能力不足的阿尔多市，扩建供水设施的力度更大，而且扩建供水网络更多地面向低收人的五分之一群体。这会使我们联想到Kakwani (1993)描述的绩效问题。似乎在阿尔多市提高供水覆盖率容易一些，因为这里的起点水平比拉巴斯和圣克鲁斯要低。表7分析了最低收入五分之一群体扩建供水设施的状况，表明在不同努力程度e水平下Kakwani成就曲线（AI) 的状况。

　　表6供水覆盖率的百分比变化（1996—2005年）

　　注：* *韦尔奇t校验，在5%的水平统计显著。

　　表7最低收入五分之一群体的供水覆盖率变化和成就指数

　　在私有化改革（1992—1996年）前，拉巴斯和圣克鲁斯最低收入五分之一群体的供水覆盖率提升很快。变化百分点和绩效指数都显示表现良好。虽然他们的百分点变化幅度存在差异，而供水公共服务的绩效相近，原因是两座城市的初始供水覆盖率水平不同，因此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有差异。而在阿尔多和科恰班巴，供水覆盖率的提升过程非常缓慢。

　　在私有化改革的第一阶段（1996—2001年），阿尔多市最低收入五分之一群体的供水覆盖率显著提高。拉巴斯和科恰班巴的供水覆盖率下降，圣克鲁斯市的供水覆盖率略微提升，但这个小幅变动可能来自统计方法差异。在2001—2005年期间，水务私有化改革的城市继续扩大供水覆盖率，而在其他 城市该比率则出现下降。其中科恰班巴的供水状况恶化最引人关注，主要原因 是特许经营合同与穷人的利益背道而驰，水费变得极为高昂（Hailu和Hum,2008)。

　　总体而言，拉巴斯（水务私有化）的供水最接近普遍供应，而圣克鲁斯 (水务非私有化）也达到广泛供水的水平。阿尔多市（水务私有化）的供水状况好于科恰班巴，尽管两座城市拥有相同的初始覆盖率水平（表5)。这些发现表明在供水私有化期间自来水的供应状况得到改善。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水务非私有化”城市采取与“水务私有化”相同的方式，这些城市的供水覆盖率将达到什么水平（反之亦然）？下面估计了两个反事实的场景，其中拉巴斯和圣克鲁斯的缋效表现也适用于全部四座城市。在考虑不同初始覆盖率水平的前提下，计算了期末的覆盖率水平，从而解释了在各个城市扩大供水设施方面的“艰难”程度。

　　表8不同努力程度下Kakwani绩效指数所反应的反車实绩效表现

　　(续)

　　来源：作者的计算结果„

　　反事实1显示了各个时期当所有城市都达到拉巴斯的绩效指数水平时的表现情况。将实际数据（表8，第二列）与估计数据相比较，我们发现在第二阶段（2001—2005年）和整个时期内（1996—2005年），没有实施水务私有化的城市科恰班巴和圣克鲁斯如果实施与拉巴斯类似的私有化改革，将达到更高的供水覆盖率。另一方面，反事实2表明，如果“水务私有化”的城市采取如圣克鲁斯类似的“非水务私有化”方式，每个期末其供水覆盖率将一直低于其实际水平。唯一的例外是阿尔多市在19%—2001年期间供水覆盖率略有提高。

4. 2供水分配

　　在私有化改革前一年，阿尔多和科恰班巴显然是在供水方面最不平等的社会（表9)。而在私有化实施五年后，阿尔多和拉巴斯（供水私有化）成为用水最平等的城市。在1996—2005年，拉巴斯市的供水集中指数从a 044下降至0.01，低于其他“非水务私有化”城市的初始集中度水平。阿尔多市也逐步趋向公平供水。其集中度指数为负值表明，按照比例计算2001年当地的穷人获得了比富裕家庭更多的用水机会。此外，尽管1996年阿尔多和拉巴斯两座城市的集中度指数都很髙且相差较大，2005年时都达到了相同的低集中度指数。

　　表9集中度指数

　　来源：作者根据玻利维亚国家统计局(INE)数据的计算结果.

　　在私有化之前的1992—1996年，除阿尔多以外的所有城市已经出现了供水分散化的趋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预期未来几年供水均等化尽管发展速度放缓，但趋势仍将延续。在水务私有化改革后，我们观察到了不同的分散化趋势。阿尔多市经历了急剧的供水均等化改革，而在拉巴斯和圣克鲁斯，分散化改革的势头相对温和。在1996—2001年，科恰班巴的供水局势动荡不安，但从1996年起明显出现了急剧的供水集中化路径。图3显示了1992—2005年的集中化趋势。



　　图3集中度指数；趋势（1992—2005年）

　　来源：作者根据玻利维亚国家统计局（INE)的数据整理

　　在水务私有化改革后，拉巴斯和阿尔多市都收敛向低集中度供水，且最终在四座城市中他们的集中度指数降为最低。集中来看拉巴斯的情况也比较有趣，最初该城市拥有与科恰班巴相同的集中度水平，但最后发展到相反的极端，1992—2001年，拉巴斯与圣克鲁斯的供水分散化步伐相同，后来他们的改革路线才出现了分歧：拉巴斯的供水均衡化方面行动迅猛，而圣克鲁斯在供水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集中度。

　　图4的集中度曲线描述了每座城市的供水分布情况。拉巴斯和阿尔多市的集中度趋势出现向内移动（趋近平等线），表明在不同收人群体之间的供水分配更加平等。一旦曲线自始至终并不相互交叉，简单而直接的解释就是：随着时间推移集中度在下降。在阿尔多市，最低收入的五分之一人口在私有化改革之前的1996年占全市供水连接户数的14. 6%,而在特许经营期末该比例上升至19.5%。在一个完全平等的世界中，社会底层的20%人口应该拥有总供水量的20%份额。

　　图4供水集中度的演变



　　来源：作者根据玻利维亚国家统计局（INE)的数据整理。

4. 3用水负担

　　一定水平的水费开支可以通过不同的价格水平和消费模式的组合来实现。 因此，如果水费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按照方框图的方式来粗略设定，则不可 、能通过倒推消费数据来推断出家庭用水量。尽管受到一些告诫，家庭收入还是常常用来作为消费水平的代理变量代表着相应的消费水平：人均收入髙的家庭通常拥有较高水平的消费模式，这其中包括水的消费。即使是收入和消费水平相似的居民家庭，水费开支也可能因为水价不同而但水费开支在各个城市之 间可能会存在有很大差异，虽然当地的居民家庭拥有类似的收人和消费水平。 然而在时间分析中，假定水是一种没有弹性的商品，对于多年来处于同一收入水平的家庭而言，不同年份的用水需求量应该维持稳定。收入增加时，虽然边际效用递减使水的花费增加低于收人增长的比例，但水费开支也预期将增加。因此对一座已连接自来水城市内的家庭而言，如果家庭的水费支出的增长比率超过了收人增长，表明水价可能巳经上调。同样，如果水价大幅上涨可能迫使消费量下降，尽管收人有所增长（Yepes，1999)。一些家庭通过主动节约来减少用水量以维持相同水费开支，但不可能找到在水价上涨的情况下水费开支全面降低的例子。

　　表10显示，在圣克鲁斯和科恰班巴，无论最富裕家庭或是最贫困家庭的水费开支一直都相对更髙一些。尽管圣克鲁斯的最贫困家庭的平均收入低于拉巴斯的贫困家庭（2001年两地贫困家庭平均收人分别为89. 5美元和101.8美元），前者支付的水费还多于后者。水费似乎已经成为圣克鲁斯贫困家庭最沉重的负担，2001年其水费占家庭收入的平均比重高达8.8%，2005年也达 5.9%。水费对于拉巴斯和科恰班巴市的贫困居民也是很大的负担，2001年水费占平均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7 %和4. 6 %，超过了公认的占收入比例不超过3%的支付能力上限。

　　表10使用自来水家庭的平均人均水费支出：最低和最离收入五分之一群体

　　注：*扣除物价因素至2001年可比较数值。QI表示最低收人五分之一群体；QV表示最高收入 五分之一群体。

　　来源：作者根据玻利维亚国家统计局（INE)的数据计算。

　　跨时期分析表明，除阿尔多市以外，水费占贫困家庭收人的平均比例都出现了下降。而在阿尔多市，2005年使用自来水家庭的水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为2.6%，该比例高于2001年的1.9%。阿尔多市最贫困家庭的人均水费支出平均增长了大约80%，而同期他们的收人增幅只有26%左右。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当地安装水表的自来水用户增加以及私营供水企业水费收缴状况得到改善，开始对先前可免费使用的自来水收取费用等（图5)。值得一提的是，拉巴斯和阿尔多市拥有相同的水费结构。

　　图5连接至供水网络而没有支付水费的家庭比例



　　来源t作者根据玻利维亚国家统计局（INE)数据的计算结果。

　　从水费数据中提取的最相关的信息是支付能力衡量数据。表10介绍了水费占家庭人均收人的平均比例；表11分析了最低收入五分之一群体和最高收入五分之一群体的水费支出超过公认水支付能力限度的情况n正如所料，每座城市最低收人五分之一居民中无法支付水费的发生比例最髙。城市间比较分析显示，尽管阿尔多市在人均收入和水费支出两个方面看都是最贫穷的城市，但在2001年和2005年的支付能力指标都是最好的。科恰班巴和圣克鲁斯的无支付能力比例是最髙的，2001年社会底层五分之一人口中，水费支出占收入比重超过3%的家庭比例分别高达63.9%和78.4%。

　　对多个年份支付能力的比较分析发现，在两组城市（水务私有化和非私有化）内都没有发现统一的变化特征。在“水务私有化”的城市中，拉巴斯最低收入五分之一家庭的无水费支付能力比例提高（比例从34.8%升至42.1%); 而在阿尔多市，该比例已经下降至15.1%。在“非私有化”的一组城市当中，圣克鲁斯的无水费支付能力的比例依然居髙不下（达73.1%)。而在科恰班巴市，最贫困五分之一家庭的水费支付能力显著改善（无水费支付能力的贫困家庭比例从63. 9%猛降至23. 2%)。后者可能部分得益于2000年以后科恰班巴的水费下降，该市在经历短暂的水务私有化后重新恢复为政府运营。但是这一结果不应单纯理解为是积极的，因为在此期间该市的供水覆盖率出现萎缩。有可能最低收人家庭的供水管线被切断（请注意，支付能力的计算只包括连接自来水管线的家庭），这可能是水费支付能力指标部分改善的重要原因。

　　表11连接供水设施人口的无支付能力比例：最低和最离五分之一群体

　　来源：作者根据玻利维亚国家统计局（IINE)数据的计算结果a

　　最后一个需要提及的问题是水网连接费这笔需要家庭承担的管线连接 初始费用经常成为穷人获得供水的障碍。拉巴斯和阿尔多市在实施水务特许 经营前，公共服务部门常常根据家庭的位置和每家的具体水网连接成本收取 不同的费用（包括延伸二级供水网络和安装家庭室内管线的费用）。特许经 营商则收取统一的水网连接费，只受到特许经营合同中最高收费的限制。但 家庭有权选择自己购买建筑材料进行室内水管安装，而不用支付全部的连接费（Komives，1999)。在拉巴斯和阿尔多市，水网连接费在105〜155美元，下水道连接费介于130〜180美元（1998年8月份数据）。来自特许经营商的其他激励措施包括，根据家庭的地理位置可享受为期3〜5年的连接费贷款支持计划和不同的利率水平。尽管拥有这些优惠措施，伊斯雷尔（2007)强调，“连接费上涨是导致特许经营商Aguas del Illimani遭受民众抗议的重要原因”。

　　表12回归分析结果

　　注：表中报告边际影响系数值。回归分析包括地区虚变量。

　　来源：作者计算

　　总而言之，迄今进行的输水分析表明，在发生水务私有化的城市，后私有化时期的成败与扩大供水覆盖面息息相关，特别是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分配分析发现扶助穷人显然有利于创造一个在供水方面更平等的社会。支付能力分析的结果并不明朗，在2001—2005年的水费增长趋势显示，不能支付水费的居民人数在两个小组（水务私有化和非私有化的城市）都分别出现了增加和减少。但由于数据不足，无法推断出水价上涨对每座城市的支付能力的影响。水费支出数据清晰表明，即使在没有实施水务私有化的城市中，没有水费支付能力仍是当地家庭面临的普遍问题。

4. 4经济计置分析结果

　　是否我们真能肯定水务私有化能造成更高的供水覆盖率？回归分析能指明水可获得性和公共水务设施自由化经营之间的关系。变量eHect的系数为正 (见方程2和表12)，显示水务私有化城市的家庭比没有供水私有化的城市家庭在扩大供水网络方面，出现了超越比例的变异。这个结论是在分析整个水务私有化期间（1996—2005年）所发现的。换言之，在家庭财富和地区特性受到控制的情况下，从长期来看生活在“水务私有化”的城市获得供水的可能性更大（分析了水务私有化之后9年的情况）。有趣的是，短期的影响（1996— 2001年）统计上并不显著。在供水私有化的最初五年内，当地家庭并不一定能获得更大的供水机会。这使我们想到文献中所讨论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有效供给之间的响应时间滞后问题。由于投资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如建造污水处理厂和扩大供水网络）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后才会影响供水覆盖率，对水务私有化的分析应该考虑在不同时间点的评估结果。

　　5结束语

　　我们发现在水务私有化期间贫困群体的供水状况得到改善。然而，特许经营合同于2005年终止，拉巴斯和阿尔多市的水务行业在2006年重新国有化。原因何在？

　　（1）实现目标。供水覆盖率常常被用作证明私营企业特许经营合同成败的标准。拉巴斯和阿尔多市在水务私有化后，供水覆盖率提高的幅度超过没有私 =化的城市。但是特许经营企业未能达到特许经营合同所规定的诸多目标（拉 巴斯100%供水和阿尔多的供水覆盖率提升至82%)。

　　（2）水价。这方面的分析受到了数据的制约。众所周知，拉巴斯/阿尔多市的水务特许经营竞标过程并没有将最低水价作为标准之一；而是更专注于提供最广泛的水网覆盖。此外，水务管理当局在私有化即将开始前突击提髙水价，可能导致用水家庭将水价上调与私有化改革联系起来。伊斯雷尔（2007) 提到：“水费负担可以采取绝对值和相对值的方法进行测量。从绝对累进值来看，髙收入群体的用货币衡量的负担高于低收入群体，而按照相对累进制计算，水费负担占收入的比重随着收入提髙而增加。如果对所有收入阶层按照同样的幅度调高水价，则水费支出占低收入群体的百分比将髙于高收入群体，这些无差别的普遍水价上调将是倒退的

　　（3）私营水务公司Aguas del Illimani不受民众欢迎。按照特许经营合同的要求，公共水塔将被淘汰，居民住宅将在室内连接自来水管（Komives，1999)。其中的原因是帮助政府达到普遍提供室内自来水的政治目标，这也是全国性水务发展计划所明确的。但公共水塔对于某些家庭连接自来水管而言是一种费用较为低廉的替代方式，特别是那些不能支付高额初始水网连接 费的家庭。这可能是引发部分低收入家庭不满的潜在原因，因为这迫使他们 放弃公共水塔的低成本方式，而寻求通过其他方式（通常更为昂贵）来获得供水服务。

　　（4）合同设计和水网扩建目标的执行。一个精心设计的合同和严格的监管 (定期修订水网扩建目标）被称作私营公司提供水务服务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一份成功的扶贫供水特许经营合同需要明确规定产品标准（拟提供的服务类型），质量和可靠性（在低收人地区提供高品质服务）。在拉巴斯/阿尔多市签署的特许经营合同中，似乎明确规定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目标的处罚方式，但该公司仍未能达到阿尔多市的新连接自来水用户数量的目标。当地居民抱怨城市供水压力低，第一阶段之后提髙水费，以及自来水入网连接费过髙。同时还被指责污染了Titicaca湖。所有这些因素导致民众运动的涌现，令特许经营合同提前终止。

　　这个教训是，当水务私有化的合同规定了明确的目标，特许经营企业就应该努力去达到这些目标——尽管在玻利维亚并非完全如此。然而我们知道，私有化对供水分配的影响不仅涉及覆盖率和支付能力。水务私有化还影响到资产的集中度（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财富分配），劳工报酬和就业率（大多数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如群体），资本回报率以及公共税收结构。在私有化改革背景下进—步研究探索这些问题将是大有裨益的。

　　(刘丽川译）

　　附录

　　(续)

　　注：* *显著性在5%的水平^

　　来源：作者根据玻利维亚国家统计局(1NE)数据的计算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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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南台作与减贫

南南合作：最不发达国家的潜在利益

Kamal Malhotr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马来西亚代表处）

　　1变革中的全球背景

　　一些南方国家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并在多年中保持较髙的增速。2001— 2008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增速是高收人国家的两倍。但是还有一部分国家被甩在了后面，比如那些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前景方面并非趋同，而是逐渐拉大了差异。

　　尽管最不发达国家整体上经济增长有了较大改观，因为他们的出口数量增加、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大幅流人；但如果对这些国家的总体情况稍加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相当大。其中有一半的国家经济增长未能加速，有些甚至出现经济下滑；有三分之一国家的人均GDP有所下降，或者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幅不到1%;最不发达国家的大部分非石油输出国的出口贸易往往局限在经济特区的工业产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关联度很小。此外，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最不发达国家在2002-2008年GDP强劲增长的支撑因素遭到削弱，并再次暴露了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存在已久的结构问题，也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的神话。

　　对于很多最不发达国家来说，贸易在经济总量中占据很高的比重，甚至比很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还要髙。出于结构调整和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连续贷款的附加条件等原因，这些国家通常有非常开放的贸易体制，主要表现为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经济一体化和高层次的国际贸易带来的经济发展似乎并不足以解决诸如贫困与不平等之类的根本问题。

　　最不发达国家在融人全球经济的进程中处境非常脆弱，因为他们的典型特征都是：经济总量小，生产能力有限，地形地貌较险恶，地理位置距离国际市场较远，这使他们在国际市场上成为非常弱小的角色。尽管如此，国际贸易在最不发达国家的减贫工作中能发挥非常强有力的作用，而且较之于援助，是一条更有利于长期减贫、更加可持续的途径。贸易的重要性还在于出口能够带来外汇收益，这是发展融资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出口也能促进技术转移、提高生产能力、增加就业机会和改善民生。

　　2增长中的南南贸易以及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合作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南南贸易有了相当大的增长，尽管起步时基数非常小：2008年，南南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0%，而1985年这一比例仅为7% (UNCTAD, 2009)。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格局也因此处在变化当中，这种环境也在一定稈度上决定并强化了南南发展合作的方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日益增长的发展援助，尤其是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很多新兴国家认为向周边区域国家提供援助是一种“双贏”，从中长期的角度而言有助于增加各自的贸易机会。部分出于这一原因，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热衷于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贸易、投资和其他协议或合作事宜。

　　一方面，南南贸易有了大幅增长而且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从中获益，另一方面，那些在南北贸易中被边缘化的最不发达国家在南南贸易中也越来越被边缘化。事实上，尽管最不发达国家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份额有了显著上涨，但反之并不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现在从最不发达国家进口的额度比20世纪80年代初还低。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化程度较髙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开放市场。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发展中国家全球贸易优惠制”应该被各国采纳。近年来，巴西和印度等国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贸易优惠，这种积极的发展态势应该继续深化，从而使那些经济活力较强的中等收人发展中国家能向所有最不发达国家都提供贸易优惠。

　　那些经济发展水平更髙的发展中国家也在逐渐努力使它们的南南合作行动与国际社会认可的发展目标相契合，包括在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许多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总体上有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在此形势下，这些国家在南南合作中的活动空间也更大了，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它们采取的方式可能要比富裕的工业国家提供的传统援助更适合落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随着一部分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援助中的影响有所提升，这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把南南合作行动纳入到了外交政策层面。其中很多国家认为，在与邻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间交往中，这类合作不仅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永恒的旋律。这促使它们积极参与从次区域层面到大洲层面的区域整合，同时也对它们与其他洲的南北方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构成了一定影响。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完全能够通过各自采取 适合最不发达国家特殊需求的政策行动为国际社会中最弱小的那些国家做 出巨大贡献。

　　对很多最不发达国家而言，这样的南南合作也增加了发展援助机会的范围，同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资金渠道，是对传统的外国援助资金来源的一个补充，而且合作条款也大不相同（往往没那么多严格的附加条件)。的确，日益增长的南南发展援助使北方国家传统的援助政策及实践与南南发展援助合作之间的差别更明显了，从而为受援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以支持它们的发展要求。

　　3增加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上文阐述的变化解释了，在许多新南方国家的兴起的同时，全球结构为什么会稳扎稳打地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调整，以及这种调整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种新的世界秩序被高调宣扬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诸如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这些新兴大经济体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正逐步加强，同时，其他新兴的中等收入国家，比如埃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和新加坡，也已经或将要在未来几十年内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关键的战略作用。这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崛起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对全球治理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包括制度结构以及管理全球化的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呼声已经取得了实际效果，比如世界贸易组织 (WTO)这样的国际机构就做出了权力转移的重要调整，尤其是在2003年坎 昆部长级会议失败之后。自那以后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没有印度、巴西以及新近兴起的中国的同意，就不可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达成实质性结果。

　　通过与这些国家建立更密切的战略关系，最不发达国家能从中获益的仅仅是增加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但这种处境目前还很边缘化。在全球结构变迁的形势下，通过南南合作实现的区域合作也能为最不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提供更大的潜在机会以及良好的发展平台。

　　4未来之路

　　最近几年，南南合作的普遍效益及其为最不发达国家带来的收益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了最不发达国家的重要市场，它们要么作为重要的投资方，要么作为技术提供方、普通药品生产商以及技术援助和资金援助的提供方。

　　虽然如此，新兴发展中国家还能、也应该为最不发达国家做更多事情，比如通过提供投资、贸易机会、技术援助和其他有关资源以促进最不发达国家的 减贫、培育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些国家——完全能够通过各自采取适合最不发达国家特殊需求的政策行动为国际社会中最弱小的那些国家做出巨大贡献。通过向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开放更多市场、减少债务、开展长期投资以及提供技术转移和技术援助，上述国家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必能使“贸易，而非援助”这句口号在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变为现实。

　　(邓业涛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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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高级事务办公室及土耳其政府.2008.使全球化有益于最不发达国家.纽约，UNDP。

 

南南贸易面临的挑战

Aileen Kwa

(日内瓦南方中心）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内部讨论中，南南贸易被视为神圣之物—— 不能受任何干扰，而且必须不断加强。任何可能减少南南贸易额的措施都被认为是负面的，而且几乎要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

　　不过，南南贸易如果完全依照南北贸易的规则，也就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了。因此南南贸易的管理是最重要的，要保证南南贸易具有战略性，而非遵循一刀切的模式。但迄今为止，关于如何管理南南贸易、使之有利于贸易参与国实现发展目标的讨论还远远不够。

　　本文的前提假设是，不管是南北贸易还是南南贸易，贸易增长本身并不会带来发展。各国需要将不同的发展工具结合起来，而出口仅仅是其中一项。比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报告，就记录了出口部门的“隔离化”——出口部门脱离了国家的实体经济，且未带来预期结果。

　　1奉行南南贸易

　　南方国家的出口额在近几年有了飞速增长，2006年达到了 4.5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7%。其中，南南国家之间的出口总额达到了 2.5万亿美元（UNCTAD, 2009)。

　　南南贸易一般有以下几种途径：

　　首先，努力实现区域整合。那些次区域联合起来，取消相互之间的关税壁垒，从而实现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举例来说，南非向南部非洲和整个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都出口了大量商品和服务。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某些国家不太愿意面向比它们发达得多的南非消除所有贸易壁垒，除非等它们自身也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6

　　肯尼亚则向它的非洲邻居们出口了农产品和部分商品。肯尼亚在区域范围内的贸易比起它向欧盟和美国的出口更多元化。好处在哪？对于初出茅庐的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来说，进入区域市场比国际市场要容易得多。小生产商们往往很难达到国际市场那些严格的管理标准。

　　其次，当然也有“常规的”贸易渠道。对大多数WTO成员国而言，常规 贸易渠道须遵循WTO管理规则。关税被设定了限制，不过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通常采用更低的关税。此外还有WTO的孪生姐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的贷款条件都备受指责。通常只有当借贷国 将关税降至其在WTO承诺的水平以下才能得到贷款。例如，巴西的鸡肉出口到加纳就是因为加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实行了低关税。南南贸易也 包括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廉价的电子产品、纺织品和服装。

　　最近，贸易部长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努力，试图为发展中国家实行全球贸易优惠制度注人新的活力。2009年12月2日在日内瓦会议上，部长们专门就减少南方国家之间的关税进行了谈判和磋商。

　　2南南贸易的收益和挑战

　　众所周知，南南贸易的收益主要就是市场更容易进人了。这转而会诱发工业化和多元化进程，各国会更有动力为邻国生产增值商品，即便这些商品没法在国际市场上出售=

　　这种潜在机会对非洲来说尤其如此，因为非洲地区的南南贸易主要就是初级产品。亚洲国家早已经向其他南方国家出口工业产品。拉丁美洲的情况则更复杂一些。

　　那么当前存在哪些挑战？在那些次区域内，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完全乐意接受自由贸易区域整合，包括区域贸易，应该渐进地发展，因为大部分次区域内的国家发展尚不均衡。比如，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某些国家目前就不太愿意面向比它们发达得多的南非消除所有贸易壁垒，除非等它们自身也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合作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包括南非向区域内的其他国家提供支持，帮助它们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

　　印度和尼泊尔之间已经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印度出口到尼泊尔的大米取代了当地的大米，导致尼泊尔的粮农陷人了贫困。次区域内的南南贸易也是如此。前面提到巴西出口的廉价鸡肉已经阻断了加纳家禽生产商的生路。泰国的大米则被视为导致西非米价下跌、当地农民破产的罪魁祸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南南贸易是否不应过于警惕对进口国造成的负面影响？进口国是否应该有更多政策空间来捍卫它们自己的发展问题？如果这些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敏感的问题更积极地予以回应的话，那么在全面的解决方案中降低关税的办法对南南合作而言是不是太生硬了？

　　3特殊保障机制：一个恰当的例子

　　在WTO的多哈回合谈判中，由46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G- 33集团曾经 寻求一种特殊保护机制——也就是，当进口对本地市场造成严重冲击或者进口价格过低的时候，允许提高关税。

　　尽管美国和澳大利亚是这种机制的主要反对者，但最尖锐的批判却是来自出口发展中国家：乌拉圭、巴拉圭、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巴西。这些国家的抱怨是，特殊保障机制将会影响南南贸易。它们不希望这种机制对以出口为主的小农场主们造成影响。因此当前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将这种机制最小化，最终使其成为没有实际用处的保障。

　　这些国家在担心以出口为主的小农场主时，可能忘记了西非的禽类农场和粮农，忘记了牙买加和斯里兰卡的奶农，忘记了肯尼亚的糖农，他们的生计都取决于能否进入当地市场，这可能是他们能够销售产品的唯一市场。

　　南南贸易是否会重蹈南北贸易重商主义的覆辙？抑或我们能否设想一 下，开展贸易时将我们最希望合作的贸易伙伴的种种发展需求考虑进去？

　　(邓业涛译）

　　参考文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9.使南南贸易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发动机.第八期政策简报，日内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南南合作：迈向新的援助潮流

Penny Davies

(瑞典Diakonia组织）

1  “新的发展援助方”之兴起

　　近几年，来自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以外的双边发展援助资金和活动 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双边发展援助提供者经常被称为“非DAC援助国”、“新兴援助国”或“新的援助方”，因为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叫法。

　　很多新兴援助国其实并不是新出现的，而是在提供各种援助和开展南南合作方面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很多“非DAC”国家更愿意用南南合作关系来形容它们的发展合作，而不是“援助方与受援方”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援助国”这个叫法也是有问题的。也可以说，将这些国家界定为非DAC 成员国，也是不太合适的。

　　不过，所谓的“援助结构”显然正在发生变化，那些非DAC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开展合作方面正在并且还将继续发挥更主要的作用。

　　这并不仅关系到刚才讨论的伙伴国家，也关系到传统的援助国、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从事发展工作的行为体。援助结构的变化表明，关注援助和发展有效性的国际对话有必要进行重新建构，以便能够完全反映和体现非DAC援助国超越“传统”的援助与受援关系的各种合作形式。同时它也强调在DAC成员国、非DAC国家和相应的伙伴国家之间开展经验分享与合作的需要，从而实现效益最大化，应对21世纪的全球挑战，包括反贫困。

　　2是否不同于南北关系？

　　非DAC援助国是由一群在提供发展援助方面有不同经验的国家组成，既有新兴的、较为富裕的中等收入国家，也有收入较低的国家，还有既提供援助也接受援助的国家（比如曼宁，2006)。因此很难总结成一种援助类型来概括。

　　在讨论非DAC援助国时，总体上有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两种形式。南南合作尚没有普遍认可的定义，大部分是在项目上的技术援助，有时候也会采取分摊成本的形式。南南合作并不局限于DAC界定的“援助”，因为还包括其他形式的资金流动与合作。

　　三角合作则经常表现为“北方援助国”加上“南方援助国”提供技术，然后在另一个合作国家实施。但是“三南国家”式的三角合作也开始有所发展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2008)。

　　在2008年阿克拉第三届援助有效性高层论坛举办之前，非DAC援助国与伙伴国家就已经意识到，随着合作的增多，它们正面临一•些共同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

　　•非DAC援助国越来越多的参与意味着伙伴国家能动用更多的资源来实 现本国的发展计划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这点很重要，尤其是因为很多DAC 援助国遭遇金融危机后无法兑现其承诺的援助额，援助水平也不断下降。虽然南南合作可能也会受到危机的负面影响，但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共性问题仍能起到重要作用。

　　•伙伴国家都很重视南南合作，因为很多非DAC援助国也跟其他发展中 国家一样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因此也能分享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

　　•南南合作受到拥护，还因为其较低的交易成本、更少地由援助方主导， 而且相比于很多“传统援助国”的资助，附加条件也少得多。

　　挑战

　　•在与非DAC援助国合作时，伙伴国家担心的问题包括协议的条款与条 件透明度不够、公开信息不足。发展援助协议通常都是在最高的政治层之间达成，绕过了国家援助管理体系D这限制了发展政策基础更广泛的所有权。

　　•不能完全遵守援助有效性原则，包括撤销援助、未能履行各种社会与环境标准，有时也构成了挑战D这些担忧通常被采用相关标准的援助国附和。不过，这类不佳表现同样也出现在DAC援助国身上。

　　•有些挑战则与非DAC援助国本身的能力有限相关，比如缺乏人力资源，并且/或者在发展援助方面缺乏集中协调结构。因此有必要为加强机构建设和人员能力进行投资。

　　虽然不同的援助方可能采取各不相同的援助方式，但需要强调的重点是： 这些援助国的共同兴趣在于确保所有援助都是有效的，而且在全球层面和受援国层面都有利于实现发展目标。

　　很多非DAC援助国根本没参加《巴黎援助实效宣言》的讨论，或者直到最近才参与讨论，不过现在正形成一种共识，认为宣言的原则有助于提高援助的有效性。许多非DAC援助国早已经开始采纳宣言内容，并制定了本国相应的原则，包括加强伙伴国家的所有权。

　　另一方面，在具体做法上也存在本质差异。南南合作的典型原则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相比之下，DAC援助国则习惯于在提供贷款和赠款时设定附加条件。两种方法都遭到了不同角度的批判：前者被认为无视政府范围以外的社会与环境标准，以及公众意见；而后者通过强加条件，侵犯了国家民主政治的所有权，压制了他国发展的优先选择权。

　　最终确定的《阿克拉行动议程》承认了南南合作的不干涉原则。后续还需要就两个问题达成一致：一是不干涉原则在实践方面的具体含义；二是这一原则与广泛认可的社会与环境标准及援助有效性原则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我们应该超越不干涉原则与带附加条件的援助这两者的局限性，达成一种普遍共识，以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政策方面的广泛所有权。

　　3向包容性对话与相互学习迈进

　　南南合作和非DAC援助国的作用在援助有效性中越来越重要。

　　第三届关于援助有效性的高层论坛所达成的《阿克拉行动议程》中，专门有一段文字承认“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并且提出“我们可以学习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展望未来，在全球层面和国家层面都需要围绕援助有效性展开更具包容性的对话，以吸收非DAC援助国的多元经验并促进相互学习。《阿克拉行动议程》在这方面应该被视作一种进步。在透明的机制下实现信息共享的意愿是前提条件，将有利于优势互补。

　　在实践方面，非DAC援助国、DAC和伙伴国家之间的三角合作也是《阿 克拉行动议程》中建议的发展方向之一。重要的是，这种倡议是以双方诚心相互学习的共同兴趣为基础。有时，“老”与“新”的行为体之间会出现相互猜疑，甚至是毫无建设性的相互指责，关于“中国在非洲”的争辩就是一个例证 (Davies, 2007)0我们应该跳出这种“指责游戏”，集中精力寻找有利于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这种合作不应该是一方通过自己的原则和实践将另一方同化。非DAC援助国和DAC成员国都应该立足最佳做法，以更开放的态度看待新观点。

　　合作伙伴国的主导能力在三角合作中是关键的。应该由伙伴国家根据它们的国家规划来提出需要什么样的援助。因此所有援助国都应该使各自的援助与伙伴国家发展的优先权保持一致。然而，三角合作关系不应该仅限于政府之间，还应该包括民间机构。民间机构在发展过程中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识别需求，提出建议，当事情出现偏误时能及时指出等等。民间机构参与三角合作有利于保障发展进程中基础广泛的所有权。

　　在当前的各种政策决定和具体的项目执行中，都可以开展三角合作。在倡导提高援助有效性的后阿克拉背景下，三角合作在政策空间、附加条件和不干涉原则这些主要矛盾问题中应该进一步探讨。

　　(邓业涛译）

　　参考文献

　　Davies, P. 2007.中国与非洲贫困的终结——走向双赢？ Diakonia组织、欧洲债务和发展网络.

　　Davies P. 2008.援助有效性和非DAC援助方•在非正式工作小组内关于非DAC的发展援 助方的咨询文件，参见 IPC-IG 网站：http: //www. undppovertycentre. org/publications/ southleaming/penny, pdf.

　　Manning, R.. 2006.新兴援助国能够改变国际合作的面貌吗？发展政策评论，第24 (4) 期，第371-385页.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2008.发展合作论坛背景研究报告：南南和三角发展合作的动态和趋势.纽约，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最佳实践之外

Francisco Simplicio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南南合作特设局）

　　有时候，“最佳实践”这个词的含义有所弱化，似乎只比“好点子”稍微强一点。不过这个词最初是指，从已有的成功案例中提取有用的知识和经验，以便在新环境下继续得以应用。

　　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强调最佳实践的应用能够提供一条捷径，有利于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下控制风险、提髙取得积极成效的可能性。当事态关乎人们的生活水平时，通过借鉴运用有效经验这种简单的方式，可以少走弯路、减少出错的痛苦。正因如此，许多发展组织都积极收集、探讨和分享最佳实践。

　　然而，对最佳实践的聚焦一定是好办法吗？也许不是，尤其是就现状来说。现在大量精力都花在了鉴别和记录最佳实践上，其前提假设是其他人会采取下一步行动来应用这些最佳实践。但实际上，实施下一步行动需要比鉴别和记录这个环节付出更大的努力，而且如果准备采用最佳实践的话，这些努力是必须付诸行动的。

　　就这点而言，为了生产更多财富、促进发展，提高创新应用率与提髙创新速度同样重要。这在私有部门和社会发展领域一样成立。

　　例如，在促进包容性发展方面，小额信贷已经成了最杰出的创新之一，但是真正的革命在于小额信贷的原则与方法以何种速度得以传播、采用并在全世界推广。

　　不过这个例子也可以被看作是特例。总而言之，相比于市场上的创新，人类发展的创新似乎总是以相对慢的速度实现转化和付诸应用。

　　社会创新低应用率的原因之一在于“宣传和教育”的方法。这似乎体现了“做出来，顾客自然会来”这种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互联网服务增长时期盛行的想法，当时正是所谓的网络繁荣期，后来就出现了众所周知的网络泡沫破灭。

　　人们似乎经常忘记，鉴别、记录和交流最佳实践经验仅仅是创新在传播和应用过程中的一部分。

　　创新的传播是一种决策过程，包括5个步骤（Rogers, 1995)：获取知识、劝导说服、决策、执行和验证。这个过程是通过社会系统内不同成员之间的一系列沟通渠道完成的。很重要的一点是，采用者面对竞争性方案时总是有很多选择，他们在采用过程中或之后随时都有可能拒绝某项创新。

　　创新的传播理论表明，急于说服一大群人采纳某个新观点，并不逵对资源的有效利用。所以先从一个叫做“早期采纳者”的小群体来入手会更有意义。

　　这种小群体会持正确的态度来处理传播初期出现的共性问题、风险和困扰，通常他们也能得到专门的帮助和支持。

　　人们经常说，创新的广泛应用所需要的就是资金，但这可能将创新传播过程后面的真实情况过分简单化了。

　　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产出能力取决于可用的劳动力和资本数量，还有使用这些资源要素上的创新。很多人可能都会说，在这三个因素当中，资本是最重要的。

　　实际在经济史上，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多达88% (《经济学家》， 2009)。因此在上述因素中，创新是目前最重要、最值得投资的资源。对创新在包容性发展中作用的揭示，为广泛应用创新性最佳实践创造了有利环境。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方面为何不向私营部门学习？私营部门是如何处理传播和应用创新这个复杂过程的？创新在私营部门的传播和应用，是在几种不同战略支持下实现的，这些战略既有风险投资，也有创新博览会，还包括在培养企业家才能方面的大规模投资。

　　通过特许经营模式，应用过程甚至也可以成为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在特许经营模式下，传播与应用不仅与创新实践相关，而且超越了这些实践，将系统和过程管理方面的创新也纳入进来了。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说：“市场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流形式。笼统地反对市场，几乎就像笼统地反对人类对话一样奇怪,

　　南南合作特设局的工作内容

　　目前的知识管理倡议应如何促进那些在创新性最佳实践的传播和应用 过程中融入更多独创性的行为体更多地参与进来以加快人类发展进程？

　　我们UNDP南南合作特设局相信，如果要在更大范围产生影响，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宣传最佳实践，而必须致力于建立起相应的机制来促进实践经验的转化，主要方式就是动员并支持那些能引入创造力和创新性的积极行为体，以扩大社会创新的转化。

　　对这类行为体来说，最佳实践仅仅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内容，其他 还有市场营销、案例展示和建立伙伴关系等等。

　　UNDP南南合作局正试图走出一条新路，旨在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社会与经济联系，同时分享知识与最佳实践经验以实现真正的转化。UNDP南南合作局致力于使目前的做法完成转型、得以巩固并实现制度化，进而成为多边南南合作支撑架构中完整的、相互促进的组成要素。在UN­DP执行委员会批准的 《第四次南南合作框架》的基础之上，南南合作特设局已开始搭建这一架构，其中由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平台组成：

　　（1）全球南南发展研究院（GSSDAcademy)——使发展伙伴能够系统地收集和记录各种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归档，以便应用和相互学习；

　　（2）全球南南发展博览会（GSSDExpo)——使发展伙伴能够将巳取得成功且能推广的发展解决方案以可见的形式在更大范围内予以展示，从而得到同行们的反馈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3）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系统（SS-GATE)——使发展伙伴能列出最值得推广的解决方案和技术，从而为建立合作、动员资源和实际转化奠定基础。

　　为期18个月的南南全球技术产杈交易系统在第一轮试运行中，就登记 了800多个贡献或寻求技术解决方案的提案，并促成了22对开展技术转移的合作伙伴（自2009年9月起），充分证明了以市场为导向这种方法的巨大潜力。有了这套新型架构，南南合作特设局坚信，我们正在提供一个有利于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并促进对最佳实践的投资以实现 经验转移的服务平台。

　　(邓业涛译)

　　参考文献

　　Rogers, Everett M. . 1995.创新的传播.纽约：自由出版社.

　　工业设计：政府能否帮助重振创新与贸易？经济学家，2009年10月1日.

 

南南合作抑或国际事务中的三边外交？

Daniel Flemes

(德国全球与区域事务研究所）

　　印度一巴西一南非UBSA)三国对话论坛是由印度、巴西和南非三国外 交部长在2003年的埃维昂八国集团会议期间经过非正式磋商后，于舀年6月 在巴西利亚正式成立的。2003年9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巴西总统卢拉和南非总统姆贝基在参加第58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创建了三国集团。

　　在WTO坎昆部长级会议上，这三个国家为促使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机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IBSA三国还一起游说联合国实行改革，以使占联合国成员国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发挥更大作用。

　　IBSA在WTO谈判和联合国改革辩论中的领导能力，对当前的等级制国 际秩序形成了一股冲击力量。印度、巴西和南非利用联合国、WTO和G8峰 会上的“发言机会”，对那些大国制定的短期政策提出质疑和反对。

　　长远来看，IBSA的软制衡战略是为了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形成多极体系。 这三个国家希望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中成为权力极。

　　人们普遍认为，南方国家的联盟有利于国际组织的发展，它通常被视作中等力量。怛IBSA对全球正义的呼吁却令人质疑，因为巴西和印度（与德国和日本一道）一直在寻求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印度和巴西邀请南非也加人这个集团，不过南非因为必须遵守非洲联盟宪章而无法独自申请候选国资格。联合国高级别小组提出了另一个更具参与性的替代方案，即建立定期轮换成员的制度，但遭到了印度和巴西的拒绝。

　　然而，联合国安理会的扩大，只对少数几个国家有益。为了实现持久的民主，联合国大会的作用也必须加强。

　　这三个南方国家的国家立场之间的分歧在多哈回合谈判中表现得很明显。印度在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TRIPs)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上的立场与巴西和南非截然不同。特别是，印度主张对农产品进口实行保护，而巴西则提倡实现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广泛自由化。

　　另外，IBSA三国的国家利益，与它们声称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些不一致。作为粮食净进口国，大部分最不发达国家对欧美国家削减有维持低粮价作用的农业补贴根本没有兴趣。

　　尽管WTO谈判在内容条款方面几乎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但巴西和印度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却有所提升。200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WTO大会上，巴西和印度受邀与欧盟、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组成G5筹备小组。2007年在德国举行的G8峰会上，巴西、印度和南非（与中国和墨西哥一起）受邀与最富裕的工业国家精英俱乐部通过所谓的海利根达姆或O-5进程进行正式对话。

　　上述这些邀请，以及G20最近在处理金融危机时发挥的作用，都反映出传统大国越来越认可IBSA (前景的）重要地位。

　　虽然IBSA的发起可能会被认为是着眼于提高其成员国的全球谈判力，但南非、印度和巴西之间的合作也关注具体的合作领域。贸易、卫生、能源安全和交通只是IBSA领域合作中最突出的问题。

　　因此IBSA既是一种战略联盟，旨在追求各自作为新兴力量在国际组织中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开展双边、三边以及区域间南南合作的一个平台。

　　IBSA的领域合作是为了在国际事务中奠定三边外交的坚实基础。不过其潜在效应尚不明确。尤其是双边和三边贸易的发展前景受到许多条件限制。

　　这些经济体的不同规模，以及融入全球一体化的不同程度，都导致贸易收益上各有不同。但是最主要的障碍在于IBSA国家的三个市场之间的互补性非常有限，因为印度、巴西和南非生产的产品很相似，在进入经合组织 (OECD)国家的市场时形成相互竞争。

　　此外，发达国家与IBSA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的不对称，使发达国家能够通过对贸易的多变性进行分头谈判，逐渐瓦解这一南南联盟。

　　但贸易仅仅是IBSA多层面行动中的一项内容而已。印度、巴西和南非并不是天然的贸易伙伴，我们应该看到它们之间在商业往来中的局限性。

　　尽管在公开场合多次都提到过三边贸易协定，但这种含糊其辞的承诺不大可能在这三个国家落到实处，严格来说它们都隶属于区域贸易集团。更现实点的选择应该是相互促进贸易，以及改善三者之间交通和基础设施上的衔接。

　　其他如卫生和能源安全等领域，似乎能提供更多合作空间。比如艾滋病问题，这三个国家的利益非常一致。印度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数量在世界上居第二位（2400万），同时也拥有最大的非专利药品产业。巴西在抗艾滋病方面实施了角色模型公共政策，并且向非洲、亚洲和拉美一些国家传授了经验。南非在这方面的需求极髙，因其拥有最多的艾滋病毒携带者（5700万），而且在普及治疗传染病的公共卫生服务上面临严重制约。

　　近年来，IBSA三国在G21场合的作用非常突出，它们成功降低了《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负面影响，因为抗艾滋病药物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专利成本非常高。2001年多哈宣言的一份解释性声明指出，TRIPs不能妨碍成员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自那以后，TRIPs提供了“强制许可”，允许政府在未征得专利所有者同意的情况下批准国内市场的药品生产。

　　2003年的一份协定则进一步放松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并且允许发展中国家将本国生产的非专利药物出口到那些被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等流行病困扰的国家。

　　能源领域是合作的另一个核心领域，2006年9月的首脑会议上，三方签署了一份关于生物燃料的备忘录。

　　巴西使用的能源有62%都来自可再生资源，其中有10%来自甘蔗提取物。2002年4月，印度和巴西签订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便在生产汽油、柴油和乙醇混合的燃料方面实现技术共享。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甘蔗产地。

　　太阳能和液化煤也是潜在的合作领域。巴西和南非对印度的太阳能发电技术非常感兴趣，因为它们的疆域很广，气候条件也适合。

　　南非拥有非常发达的人工合成燃料产业。这一产业充分利用了南非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在煤炭液化方面拥有先进的技术经验。考虑到全球能源需求不断增长，这项技术可能会实现商业化，并由印度公司进一步开发。

　　至于核技术方面的未来合作，这三个新兴国家已经表示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条款下，国家间的国际民用核能合作只要承诺遵守核裁军与核不扩散条约，就可以采取前瞻性的方法来推进，同时要保证与各自的国家责任与国际义务保持一致。

　　巴西从2006年3月开始，已掌握了一整套核燃料生产过程。巴西和南 非都属于核供应国集团（NSG)中最有影响的成员国。印度在2006年3月结束与美国的民用核能合作后不久，总理辛格就访问了比勒陀利亚，在那里，南非总统姆贝基宣布南非将支持印度在核供应国集团投标以获取一项用于民间核能项目的国际技术。虽然印度尚未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南非对美印之间核交易的支持表明南非的扩散政策有了重大变化，以前的态度是遵从规则和原则，现在则更务实。南方国家似乎决定要在核能生产方面寻求大规模的协作。

　　目前还很难估测IBSA三边关系的可持续性和未来前景，但IBSA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将主要精力放在公共卫生和能源安全这些突出的合作领域上，同时尽量避免那些可能会妨碍合作进程的争议领域。

　　IBSA目前尚未成为正式的组织，既没有总部也没有秘书处。设立共同的机构将有助于促进有效的合作，也有利于实现IBSA的共同利益。最后，三边联盟的扩大将会带来多潜在的领域合作并发挥协作效应，在全球治理机构中也必将占有更重的分量。

　　为此，IBSA可以联合中国和俄罗斯组成BRICSA，或者联合德国和日本 这两个传统的民主国家组成五国集团，同时保持自身虽小却非常有效的联盟特性。

　　(邓业涛译)

 

后自由区域主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南南合作

JoseAntonio Sanahuja

(康普腾斯国际研究所，ICEI)

　　南南合作在拉丁美洲一加勒比地区（LAC)的兴起并不是一个新现象。

　　20世纪70年代，拉美一加勒比地区的几个国家就参与了被称作“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TCDC)”项目。区域一体化方案从最开始就为中美洲的区域发展银行和安第斯集团提供了依据和制度框架。

　　20世纪80年代，尽管发生了债务危机，墨西哥和委内瑞拉这些石油出口国为了支持中美洲和平倡议，仍然通过石油出口进行软融资。

　　在过去10年内，项目总量和覆盖范围，以及参与拉美一加勒比地区南南合作的国家数量都有了大幅增长。

　　这种增长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来解释。首先，这应该看 作是新兴国家的经济政治力量均有所增长的表现，是国家利益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的表现，是它们在全球或者区域内领导力的表现，也是它们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和国际政治经济中贏得更多自主权的表现。

　　正如法里德•扎卡瑞卡（美国《外交》刊物主编）所言，这是与美国和经合组织国家相抗衡的“其他后进国家的崛起”。

　　上述因素都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找到，尤其是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还有一些积极参与南南合作的小国家，比如智利、哥伦比亚和古巴。经济增长和贸易与财政盈余也都起到了作用，我们还可以说，竞争与效法也都是新兴国家和拉美一加勒比地区国家更多地参与南南合作的原因。

　　无疑，南南合作往往都是在更明确的外交政策框架下开展的，不管是为了显示力量还是树立威望，也不管是因为意识形态还是内部的正统性，从而保持区域稳定或遵守国际承诺——例如阿根廷和巴西向联合国驻海地特派团提供文职人员。

　　最后，南南合作也应该被视为中等收入国家在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的能力有所增强的表现，它们不再仅仅是受援方，也能作为援助提供方了。上述原因都是就全球范围来说的，但拉美一加勒比地区南南合作的增长还跟特殊 的区域特征有关：随着1990—2005年实施的“开放的区域主义” 一体化战略出现危机，从2004年开始出现了“后自由”区域主义。

　　“美洲人民贸易协定玻利瓦尔联盟”（西班牙文的首字母缩写为ALBA- TCP)和“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尽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都显示出 这个区域开始走一条比以前以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区域一体化模式更全面的道路。这两个区域计划表现出委内瑞拉和巴西在区域发展愿景和领导力方面的竞争性，但都是基于发挥国家“发展的”作用，涵盖了经济和金融领域更广泛的合作，安全和危机管理，以及在能源、交通和通信设置、环境和社会发展（包括粮食安全、卫生、减贫和缩小E域内的不均衡）等领域的区域政策。

　　关于南南合作的定义和分类，向来就有争议，并且一直未停休过，尽管这种争议有用。不过，拉美一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先进的倡议和政策完全可以归为南南合作，比如巴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家银行（BNDES)可以为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成员国创建了 “南方银行”，委内瑞拉政府支持的加勒比石油公司可以提供优惠的石油贷款。

　　这些都是“后自由”区域主义战略框架下的“共同政策”，以此致力于促进发展并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建立更强大的南美或拉美区域集团。

　　拉美一加勒比地区南南合作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多元化，其丰富性是本文难以描述的。人们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制度架构、模式以及手段。通常都是拉美一加勒比地区国家之间的“横向”合作，不过也有涉及传统援助国及多边机构的“三角”合作。如前所述，区域一体化集团内部也实施了区域项目，而双边南南合作则通常更能体现出援助方的外交政策重点和/或特殊能力。

　　这种双边合作的焦点之一是技术援助，既因为其成本低、见效快，也因为它为援助方展现最擅长的能力提供了机会。技术援助覆盖了很多不同的领域，比如农业和粮食安全、基础设施、环境、公共管理、艾滋病治疗、基础社会服务、金融援助和能源合作等等。

　　最积极的援助国是那些较为发达的中等收入国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和委内瑞拉。

　　拉美—加勒比地区南南合作中的话语与身份

　　在拉美地区，围绕南南合作有一种自我辩护的强硬论调，作为该区域针对关于南南合作在国际援助体系中作用的全球性辩论的一种回应。

　　这一地区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经常宣称，南南合作的性质、目标和手段好于（并且能代替）“传统的”南北合作。

　　简单来说，南南合作被描述成“更注重发展”——也就是，能摆脱富国自私的政治、经济或战略利益；“更公平”——源于民族自主和团结一致，致力于社会公正和摒弃不透明的政府议程；“横向且更平等”——发展中国家之间这种合作关系是完全平等的，不存在南北合作那样的权力不平衡和附加条件；“更有效”——以采取经济有效的手段和资源为基础，能更好地适应受援国的发展需求和当地环境。

　　如果这些说法都完全正确（其实并不然），那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分析框架来理解国际发展合作以及国际体系。实际上，尽管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二者都能用同样的理论来阐释。

　　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大量广泛深人的研究文献，围绕国际体系的本质、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展开的更广泛的理论之争，是这些研究文献的深厚基础。基于此，我们应当记住：政治现实主义和批判理论将发展合作解释为权力政治的工具；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则将之作为达到国家利益的手段之一，主要表现为找到共同利益并以更具合法性、更经济有效的方式提供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公共产品；社会建构主义者们将之视为价值取向和集体身份的一种表达；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则认为是全球冲突的表现，这种冲突的一方致力于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另一方则要求进行重新分配，并对跨国资本主义进行管制。

　　可以说，尽管与南北合作存在差异，南南合作也仍然可以用这些关于权力、利益和理念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当然，也一定会有很多证据可以说明南南合作在所有权、合法性和成本效益等方面都优于南北合作，而且是基于对受援国的发展问题有更好的理解，能提供更适合当地环境的做法和资源。

　　诸如为加勒比小国提供石油资助、巴西为艾滋病治疗提供支持等这类项目对发展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很多针对南北合作的批判也同样适用于南南合作。如果忽视了拉美—加勒比地区的南南合作的驱动力也是外交政策目标这一观点，将是天真和讽刺的。以巴西的表现为例，它反映出巴西致力于地区稳定、安全、贸易和投资等更广泛的目标，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巴西作为地区领袖和全球行为体的愿望。

　　委内瑞拉通过“美洲人民贸易协定玻利瓦尔联盟”提供的援助是服务于地缘政治联盟和髙度意识形态化的议程。而墨西哥与中美洲国家的合作则是因为其对南方边界安全问题的担心。对于智利这样的国家，开展南南合作同样也是为了提升自己在区域发展排序上的地位。我们也不应该轻易忽视区域内较大程度的权力不均衡，不能天真地认为巴西和玻利维亚或海地、委内瑞拉与那些在 石油危机面前都相当脆弱的加勒比海岸小国之间的合作关系都是“横向的”或 者“平等的”。

　　最后，对于拉美一加勒比地区南南合作的实际范围和有效性，我们知道得极少。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提供了资金和资源的详细信息。

　　我们没有充分的数据和统一的标准，有些国家似乎倾向于将信息保密，甚至对本国公民也不公开。评估都是来自国外，而且当前对援助责任的讨论似乎被认为只是富国的事。

　　这个区域对于援助有效性方面的国际承诺(2005年巴黎宣言和2008年阿克拉行动议程）在态度上有些含糊和矛盾，这可能是因为它们认为那些议程主要都是由OECD国家控制的，但这也意昧着它们忽视了关于援助的协调、责任和有效性等重要问题。

　　事实上，南南合作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以便在讨论全球援助体系的管理是否有必要进行改革时贏得合法性，以及平衡发展中国家和OECD国家之间严重失衡的关系。

　　(邓业涛译）

　　参考文献

　　Kaul, Inge, Isabelle Grunberg Marc Stein (eds). 1999.全球公共产品：21 世纪的国际合作，牛津大学出版社/UNDP.

　　Lumsdaine, David H. 1993.道德视角与国际政治：对外援助体制1949一1989.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Morgenthau, Hans. 1962.关于对外援助的一个政治理论.载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52(2)期，301-309.

　　Riddell, Roger. 1987.重新思考对外援助.伦敦和巴尔的摩，海外发展研究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南南关系：中非交往与合作

Hayley Herman

(开普敦•非洲项目中的新兴力量）

　　中国与非洲的往来在近几年受到全世界更广泛的关注。这个亚洲巨人的日益活跃引发了政府官员、民间机构和私营部门的疑问，他们考虑的问题是，这种日益深化的关系对非洲未来的发展以及与它传统的西方捐助国的关联意味着什么？

　　中非之间的往来越来越结构化了，往来的形式包括贸易、援助与投资的流动，这些无疑都会继续发展下去。然而，随着这种关系的继续加强与巩固，双方未来的交往将势必朝新的方向发展，以使中非双方都获得更多且可持续的长期收益。

　　商业利益是中非关系的发展动力。中国已经成了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08年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068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45%。尽管非洲的大部分出口仍然是石油和矿产品（占82%)，中国2008年对非贸易逆差为 51.6亿美元。

　　对比之下，非洲从中国进口的几乎全是服装、机械和纺织品，说明非洲为中国的制造业提供了大量市场机会。非洲向中国出口的货物能否更加多元化是双方贸易关系今后仍将面临的挑战，因为原材料和矿产品一直占据出口的主导地位。

　　中国需要更多的原材料以满足国内经济增长对能源的需求。中国为此巳经与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达成一系列协议，从而能够进入并开采当地的矿产品和石油。所以说，中国国内的发展推动了对非洲资源的需求。在为非洲的基础设施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方面，中国也已经成了一个新兴角色。

　　这也帮助了非洲国家满足对铁路、水力发电和公路等基础设施的需求。据世界银行估算，非洲每年需要2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但每年都有大约1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根据世界银行同一研究，中国在2004年和2005年提供了15亿美元贷款，2006年增加到70亿美元，2007年回落至45亿美元(Foster等，2008)。中国努力通过其进出口银行为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优惠贷款。这些基础设施项目通常都是由中国企业来实施。

　　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6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 2万亿美元，这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取得的成绩。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由于陷入了经济困境，对非洲承诺的援助和项目有所减少甚至暂时停顿下来。而中国在这期间的对外投资并未停止，并且鼓励中国企业继续在非洲大陆寻找机会。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的投资总额达5.52亿美元，较2008年同期增长81%。尽管中非贸易额在2009年上半年下降了30%，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却有所增加。

　　中国确立的“走出去”政策使最近几年的投资发展尤其明显。根据这项在2001年提出的战略，中国政府鼓励企业积极在海外市场进行投资。已经有1000多家中国企业获准在非洲开拓市场。尤其是南非，它已经成了中国延伸全球足迹的重要战略伙伴。中国和印度的公司都积极拉拢南非的大型跨国企业，以争取在非洲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并收获在南非经营的经验。

　　中国最大的商业和政策性银行如进出口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非发展基金，都已经在南非设立了办公室。中国最大的一笔投资是中国工商银行与南非标准银行（非洲最大的银行）签署的一项协定。按照协定，中国工商银行收购20%的股权，并在至少17个国家参与标准银行的业务活动。可以预期的是，这笔投资将使对非基础设施项目的资助额大大增加。随着标准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公布的项目数量不断增加，这一预期也是越来越明显了，最近公布的一个项目是为博茨瓦纳的火力发电站提供8250万美元资金。这为中国企业在非洲国家开展业务提供了更多机会，同时也为了落实两大金融机构之间签署的协定。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地区的外交政策都是通过2000年设立的中非合作论坛（FOCAC)实施的。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在非开展活动的主要媒介，它为达成相互认可的目标提供了一个多边对话平台。自设立中非合作论坛后，中国在非投资额不断增长D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之后，又于2003年和2006年相继在亚的斯亚贝巴和北京举行了峰会，并分别通过了《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2006)))和《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这些行动计划都试图通过提出目标、确定承诺，对未来三年的共同利益领域进行规划。这些行动计划都为举办下一届中非合作提供了基本框架。2009年11月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又举办了一届对话峰会，并通过了《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2012)》。

　　在北京峰会召开之前，人们经常把2006年称作中国的“非洲年”，当年1月发表的白皮书则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对非政策。这份白皮书增进了南南友谊，且对中国在非洲开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做了概述。重点合作领域则是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通过的行动计划确定的。这些峰会成了为非洲提供援助、贸易和投资的主要机制。例如，在2009年的《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中，中国承诺在未来三年内：

　　•向非洲国家派遣50个农业技术组，为非洲国家培训2000名农业技术人员；

　　•为非洲国家援建2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将中非发展基金增加到30亿美元，以扩大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

　　•由中国的金融机构提供10亿美元特殊贷款以支持非洲的中小企业;

　　•向非洲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以支持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项目；

　　•给予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95%的产品免关税待遇；

　　•免除非洲所有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9年底对华到期未还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

　　•出资150万美元，支持“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在非洲实施护士及助产士培训项目；

　　•为非洲国家援助100个小型打井供水项目和清洁能源项目；

　　•为援非30所医院和30个疟疾防治中心提供价值5亿元人民币的医疗设备和抗疟物资；

　　•实施100个联合研究和示范项目，支援科学技术转移；

　　•援建50所中非友学校并为非洲国家培训1 500名校长和教师（2009 年中非合作论坛）。

　　基础设施和援建仍是上述三年承诺的主要内容，这与之前几届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基本一致。不过最近的会议开始进一步推动非洲地区的技术转移和发展。这标志着，除了过去强调的基础设施发展，非洲国家政府将有更多机会来实现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中非关系一直在不断加强和深化，但未来还应该开拓创新，以支持可持续的发展。《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提到的技术转移和技能开发，将进一步促进这种战略关系。如果中非双方都能切实获得长期收益，那么中非之间的长远关系必将实现双赢的局面。

　　(邓业涛译）

　　参考文献

　　中非合作论坛，2009.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2012).参见中非合作论坛网站：http：//www. fmprc.gov.cn/zflt/eng/zxxx/1626387. htm (2009 年12月4日内容）.

　　Foster，V，等.2008.架设桥梁：中国在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提供基础设施贷款方面日益增长的作用.世界银行网站 http: //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AFRlCA/Resources/Building_Bridges _Master_ Version _wo-Embg_with_cover, pdf (2009 年12月4日内容）.

 

塞拉利昂战后重建中的南南合作

Herbert M’cleod & Fatmata Sesay Kebbay

(塞拉利昂总统办公室）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尤其在非洲）越来越倾向与南方国家开展南南发展合作，并追求更广泛的发展。有些人认为这种发展动向将取代传统的南北合作，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仅仅是对官方发展援助（ODA)的一种补充。

　　发展领域的争论主要在于南南合作是否确实不同于南北援助，以及南南合作是否实现了预期效果。对南南合作内涵的理解将有助于受援国获得比传统援助更大的收益。

　　本文讨论的案例是越来越注重推进南南合作的塞拉利昂。

　　在经合组织（OECD)目前的援助框架下，受援国必须接受财政空间上的 限制。提供预算支持的捐赠方一般都会强调按照布雷顿森林机构提出的中期支出框架（MTEF)实行有利于穷人的支出，从而提出他们希望捐助的资金用于哪些领域。

　　中期支出框架确定了国家预算的使用方向，甚至也规定了约束条件。另一方面，南南合作很少有附加的政治条件，南方援助国基本很少与受援国政府开展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对话。所有这些都使得南南合作与ODA相比，对受援国更具吸引力。

　　南南合作的性质是它更受青睐的另一个原因。尽管南南合作的时效性和预见性含混不清，但由于经常有临时行动，以至于感觉就像是对实施计划的额外奖励。比如在塞拉利昂，由南非资助提供的30名古巴医生就像是塞拉利昂卫生服务系统得到的一笔奖金。

　　目前的南南合作形式可能也没有那么繁琐。程序上的延误和行政管理上的迟缓可能都很少出现，因为这种合作通常都是受私营部门利益的推动，而不像传统的ODA那样由公务员构成的发展机构负责。

　　北方援助所具有的官僚作风和其他负面因素在南南合作中是不是没那么明显，这点还有待观察。到目前为止，塞拉利昂的经验比较含混不清。

　　在塞拉利昂开展的大部分南南合作，尤其是在战前那段时期（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战争期间（20世纪90年代），都是在马诺河联盟、西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和非洲联盟这些区域或次区域组织的框架下开展的。

　　这些组织的目标已经逐渐转向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融合与贸易往来。在塞拉利昂的案例中，我们不能忽视这类南南合作，因为这个国家的规模（尤其是市场的规模）、政治稳定程度、降低交易成本的可能性（如人口与商品的自由流动、统一关税、条例法规和运转程序等），使它与周边邻国开展合作成为情理之中的事。

　　致力于协调境内南南合作行动的塞拉利昂对外事务与国际合作部的经验证明，南南合作以前的形式仅仅包括临时考察、派员出国培训、孤立的双边基础设施贷款及赠款等等，这些直到最近才开始有所改变。

　　根据该部南南合作处负责人所说，塞拉利昂境内的合作都是以联合委员会为基础，很分散而且缺乏协调性。援助支持以赠款的形式为主。逐渐地，很多倡导南南合作行动的谅解备忘录与大型投资项目挂钩。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南南合作从概念到实践都是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当时流行的形式是考察、在援助国接受培训以及派遣专家。

　　那时候的支援主要来自中国，国家体育馆和国家部委的办公楼都是当时援建的。其他活动则是采取任务的形式，如建清真寺、派遣医疗人员、军事培训，以及由古巴、利比亚和伊朗等国提供的补助金等等。

　　在战争期间（1990—2000年），南南合作主要是来自次区域的军事援助。战争结束后，塞拉利昂开始对发展方面的南南合作越来越有兴趣。

　　发展方面的合作之所以较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去年12月之前，塞拉利昂一直没有处理一般性援助的连贯战略， 而且只是偶尔向非传统的援助国寻求合作；

　　第二，政策层面并未将南南合作视为能替代传统援助的现实选择，因此政 府要员都只盯着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四五个主要援助国。对外事务与国际合作部 新近设立了南南合作处，但人员不足，且需要提供支持并进行能力建设；

　　第三，接受援助的制度框架主要都是面向西方国家。同样，在援助国方面，专门设立了一些发展机构，比如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IDA)和其他机构——他们在资金提供、项目的监测与评估方面都有相应的制度。直到最近有了中国、马来西亚、南非、尼日利亚和巴西支持的项目，塞拉利昂在制度方面的状况才有所改变。

　　第四，新兴工业化国家看重的是在更稳定的国家、或潜在回报很大的国家的经济机会，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塞拉利昂的内战持续了十年，当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好好利用南南合作时，塞拉利昂首先要解决的是人道主义问题，而无暇顾及发展。

　　不过，现任政府正在共同努力寻求南南合作。总统已经访问了中国、巴西、印度和阿拉伯等国家，大力鼓励在塞拉利昂进行官方以及直接投资。外交部长在这方面也同样非常积极。

　　但是，如何来保证从南南合作中获取最大收益？刚果民主共和国最近宣布了一项总额1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换取自然资源”协定，这在塞拉利昂国内引发了一场激辩，讨论塞拉利昂是否需要采用类似的办法。

　　由于传统援助国目前的贷款水平较低，同时外国企业对于投资和执行基础设施项目不太感兴趣，塞拉利昂从南南合作中获得的收益显然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

　　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带动了新兴工业国政府支持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20世纪70年代的跨国企业行为现在又在重演。

　　因此，关键问题就在于东道国现在是否有相应的制度来应对那时候经历过的挫折。对于一个战后国家而言，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目前看来存在两方面不足：

　　第一个不足在于谈判方面。塞拉利昂仍然需要创建一种制度，以确保不用浪费时间去谈注定没有好结果的谅解备忘录。最近签署的购买公共资产的协定，以及住房设施和能源生产的开发建设都体现了这一风险。

　　第二个不足是缺乏相应的政策来判断需要什么样的合作以及如何实现合作。目前的方法随意性比较大，有可能使国家偏离相关行业的发展目标。

　　在塞拉利昂的经验中，南南合作涵盖了来自新兴工业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应的，受援国要提供优惠条件。对于塞拉利昂来说，它是慈善或政治团结与纯商业或称商业冒险的结合。

　　例如，南非为来自古巴的医生提供了为期三年的资助。这是南南合作最原始的形式：团结与慈善。而当中国帮助重建一个重要的宾馆时，这是一种商业行为，相应的条款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协商。可惜的是，这点迄今都还没做到。这个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总是不得不进行艰难的谈判。

　　来自南方政府赞助的投资证明，在对外援助活动中，采取项目这种方法比预算支持的方法更有优势。

　　—个农业项目的实施不会因为没能遵守附加条件（所谓的基准线）而受到负面影响，前政权时代的一个能源项目也是如此。这种方法的一个缺点是，援助是捆绑在项目上的，贷款效果有赖于伙伴国企业在实施项目时的资金使用情况。核心问题在于，如果没能开展足够的调研，这个国家是否能接受与援助捆绑在一起的标准服务，或者能否保证自身达到国际标准。

　　还有一个生产效率问题。这个战后国家尚未建立起检查质量或产品定价的制度。中国企业的成本很难与国际价格进行比较，当东道国缺乏有效的质量监控制度时，长期效益可能难以得到保障。

　　最后，南南合作这种新形式也为东道国带来了一些意外的收益。一旦签订谅解备忘录，接下来就是实施环节；要接待的官方考察团、要进行的讨论或要提交的报告都非常少——这些都是传统援助活动的标志性活动。对于战后国家而言，节省了很多时间和资源，这点也是不容低估的。拿一个高级官员来说，这相当于每年节省了几个星期的时间。

　　南南合作很有前景，但也要谨慎看待。它巳经从最开始的技术合作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政治团结形式，逐步发展成一整套支持私有或半国有企业的体系，这些支持主要是由在欠发达国家开展活动的新兴工业国家提供的。

　　南南合作还不能代替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二者对于全面发展和可持续的增长都很重要。

　　对于塞拉利昂这样一个战后国家来讲，南南合作为其提供了希望，人们看到导致冲突的一个主要问题可以得到有效解决：政府没有能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南南合作主要集中在能源、农业和基础设施领域，这有助于改善私有部门的发展架构。反过来，它也会促进直接或间接地向人民提供社会服务。然而这种合作同样需要当局的谨慎对待和坚持不懈的谈判。否则，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跨国企业经历的那些困难将会重演。

　　(邓业涛译）

 

南南合作：老调重弹抑或新典范？

Melissa Andrade

(国际包容性增长政策中心）

　　当前很多人都议论南南合作正面临新时代，也对此寄予厚望。但我们究竟是在讨论什么？我们期待实实在在的变化还是在老调重弹？“孩子们”确实已经长大。巴西、印度和南非不再像以前那样接受指导。的确，当孩子们长大后，他们需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身份，需要证明他们可以自己走路。但是就像心理学家常说的，一个人没法拒绝自己的出身，而且成人往往都会重复走父母的老路。于是就这么代代相传，同时又充满复杂性。

　　本文要探讨的是新兴国家在追求增长的过程中所做的选择，而且质疑这场博弈是否正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从发展的角度而言，“更好”意味着包容性，也意味着更能促进长寿、健康和有意义的生活的能力。

　　首先，南南合作似乎正再次帮助国家进行角色的转变。这种态度叫“独立自主”。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以及后来2008年的经济危机，都导致20世纪 90年代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声名扫地。在普京的领导之下，俄罗斯通过支持汽车产业、对能源实行强有力的控制等措施，国家实力正逐步得到恢复。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再度推行30年前流行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政体。毋庸讳言，中国拥有最强势的政权。而印度，据《麦肯锡季刊》报道，尽管辛格总理1991年发起的改革仍在继续，其联合政府却只支持竞争性国企在“特殊理由”下进一 步实行私有化。巴西现任政府一直在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一方面要保住国家根基，另一方面又要增加国家的立足点。

　　上述国家采取的都不是北欧福利国家模式，而是尽量将普遍政策与有针对性的政策结合起来。过去十年的发展表明，可能这种方式比以前的更为有效。

　　其次，有一种观念是“我有能力选择自己的朋友”。随着各国部追求政治合作伙伴的多元化并且在南南合作中加强协作，区域集团和联盟也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最近有人倡议要成立另一个没有加拿大和美国参与的美洲国家组织，与此同时，印度一巴西一南非（IBSA)三国联盟和“金砖四国”集团的形成，都表明南方蕴含着政治组织的新能量。

　　分布在南半球或北半球南部的国家现已形成了 20多个政治经济集团组织。Penttila (2009)认为，在范围更大的多边论坛上，非正式集团在达成共识方面往往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并非总是如此。在南美地区要达成共识就很困难，因为委内瑞拉和巴西之间存在权力之争。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非的领导地位并不总是被视为合法的，非盟地位也仍然很稳固。非洲大约有9个主要的政治经济集团，但大部分都无所作为。每当会议无果而终时，人们总会质疑其有效性，举办的一些活动也常被认为只不过是清谈倶乐部而已。

　　对于国家来说，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各自的集团是很重要，但也意味着交易成本大大提髙，因为要达到政治上的协调一致就得多次进行讨论，而结果却又往往是不确定的。

　　再次，是“思考我们自己的路”的观念。自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依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诞生以来，就没再出现其他关于全球南方国家的作用、地位和演变的重大理论或分析见解。

　　在这些问题上建立新的巴西利亚、印度或者北京共识，或许将是南南合作及其言论向前发展的重要步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重视加强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构建联盟，因为二者都是实现全球共识的踏脚石。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支持拉美的独裁政权，从而得到了政治支持和市场回报。华盛顿共识证明，传播意识形态原则并辅之以后续项目的方式非常有效。美国梦贏得了全世界的心。

　　分布在南半球或北半球的南部的国家还远没有这种内聚力，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梦想是什么？ “南方梦”或者“中国梦”会有什么更好之处吗？资本主义在发展初期往往非常野蛮。沿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道路走下去，只会复制而不是取代当前的消费理念。

　　我们也不可能期望回归儒学。合成新的路子需要相当强的领导能力，同时也需要思考向前发展的最佳路径。这方面的努力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区域集团的学术论坛等，可能是探索前进方向的良好平台。

　　第四，“选择如何提供帮助”也很关键。全球南方已反复重申，希望在发展合作方面实现自治。在北方，根据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 DAC)的约定，那些国家战略有所规划并得到支持的地方，通常能直接得到援助资金。与此不同的是，南方国家实施的项目都是发展技术合作的组成部分。

　　2009年12月在肯尼亚召开的南南合作高层会议进一步强调了《促进和执行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1978)，并且承认“中等收入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以支持其发展”。这加强了三角合作的作用并且重申了南南合作应该遵从以下原则：尊重国家主权、独立自主、平等互利、无条件援助和互不干涉内政。

　　南南发展合作现在正受到激烈争论。肯尼亚会议发表了一个坚定的声明，强调“南南合作不应该被视为官方发展援助”。实际上，有几个国家巳经开始评估和修订技术合作框架了。

　　例如马来西亚，在UNDP的帮助下已经开始研究南南合作更有效的途径。这些努力将被纳入2011年启动的《第十个马来西亚计划》。要提高南南合作项目在设计、监测和评估方面的有效性，必须得创造出新的方法。

　　如果融入更广泛的伙伴国家发展前景，南南合作肯定会有效得多、并且取得更多成果。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对于新兴的南方国家而言是个挑战。

　　在三边项目中开始出现的一些教训可能会有所帮助。根据2009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所做的南南合作报告，南方提供发展援助的主要国家有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援助总额可能会在2010年达到150亿美元。这些新兴国家将不得不尽快响应发展合作的新形式。

　　南方的新兴经济体一再声明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同时既要确保国家的强盛，又要选择援助的方式，然而这些国家也面临很多国内问题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扼杀女婴仍然是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巴西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依旧很髙，腐败是南非面临的重大问题，而25%的印度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世界银行，2000年）。树立全球榜样最有可能带来变革，而新兴经济体则必须证明他们能够应对国内的发展的挑战，同时在全球发展的辩论与实践中起到带头作用。

　　环境可能是最容易向前推进的一个领域。一些南方国家正在尝试使用可再生能源，如生物燃料。哥斯达黎加宣称要在2021年前成为首个碳平衡国家，而根据Nai-Keung (2009)，中国政府已经专门拿出3万亿元（合4400亿美元）用于2020年之前新能源的开发。

　　那么，南南合作是老调重弹还是新典范？

　　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都还处于发展之中。政府一直在改善实施效果，高层政治网络正逐步形成，知识交流还刚开始。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承认面临的挑战，同时认识到有必要提出新的理论来整合已有的发展理论。还要创造出新模式。也许可以考虑将佛经或道德经的思想精华融入南部国家的新理论中。何不试试？有种观点说得好，如果新的共识还是跟华盛顿共识差不多，那么或许地球也装不下它，因为它太空洞，太难以落实。

　　(邓业涛译）

　　附录

　　非洲、亚洲和拉美/加勒比地区主要的区域集团

　　非洲

　　非洲联盟（AU);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东非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东非共同体（EAC);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CAS);萨赫勒和撒哈拉国家共同体（CEN-SAD);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AMU);政府间发展管理局（IGAD)。

　　亚洲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CAREC);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SASEC);南亚和中亚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SECSCA)。

　　拉美/加勒比地区

　　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ALADI);安第斯共同体；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SICA)；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CARICOM);南锥共同市场（Merco­sur); 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ALBA);东加勒比国家组织（OECS);里约集团。

　　参考文献

　　Nai-Keungj Lau. 2009, China and Low Carbon Economy. China Daily, 20 August.

　　Penttila,R.. 2009. Multilateralism Light* The Rise of Informal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Londo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World Bank. 2000,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nline database* Washington,DC, World Bank.

 

第六章 其他文章摘选

价格对不平等影响之衡量

——以泰国和韩国为例

Hyun H. Son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贫困中心）

Nanak Kakwani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贫困中心）

　　摘要本论文建立了一种计算社会生活费用指数的新的方法。 这些指数表明物价变化是否会对穷人的福利产生有利的（或不利的）影响。这些指数来自于两类社会福利函数。本论文所建立的方法应用于计算泰国和韩国的社会生活费用指数。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与非穷人相比，物价的变化对穷人产生了更为消极的影响。

　　1引言

　　生活成本指数理论给广泛用于计算生活成本比较的物价指数赋予了一个精准的含义。很多经济学家致力于构建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理论基础，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希克斯（Hicks 1946)波拉克，（Poliak 1983，1998)，迪沃特(Diewert 1976 年，1990 年），萨缪尔森和斯瓦米（Samuelson 和 Swamy1979) 和科诺斯Korms(1924年）。

　　大多数关于生活成本指数理论的文献关注于一个消费者在不同物价时期福利的比较。然而，只限于一个消费者的生活成本指数并不考虑物价变化对实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而后者是永远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米尔鲍尔（Muell-bauer, 1974)指出自1974年以来英国的物价变化有一种不平等增加的偏见。他利用了爱金逊（Atkinson, 1970)的不平等指数与线性支出系统来定义支出不平等的实际指数。

　　为了考虑物价变化对收人不平等的影响，我们需要建立社会生活成本指数，该指数是针对社会中的很多个人定义的。一个明显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是个人生活成本指数的简单的平均数。这一指数被称为民众价格指数（Prais，1959» Muellbauer, 1974)。

　　构建任何社会生活成本指数都应源自社会福利函数，后者包括了社会 的价值判断。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并不明确使用社会福利函数。本论文定义 了社会支出函数方面的民众生活成本指数，这来自于一些特定社会福利 函数

　　波拉克（Pollak，1983、1998)提出了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即比较价格时为使每个人达到其参考无差异曲线时所需求的总支出占参考价格时所需求的支出的比例。他将这一指数称为西托夫斯基一拉氏群体生活成本指数。普雷斯(Prais, 1959)将这一指数称为富豪价格指数。这一指数暗含社会福利函数，因为它认为社会在态度上是不平等一中立的。这就意味着指数完全不受由价格变化导致的收入不平等的变化的影响。

　　本论文提出了社会支出函数的观点，构成了定义真是社会生活成本指数的基础。这种社会支出比波拉克（1980)提出的更加普遍，而且可以敏锐地捕捉由相对物价变化导致的不平等的变化。

　　本论文根据两类社会福利函数提出了社会生活成本指数。第一类社会福利函数是功利主义的，根据这一函数，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效用函数。有一类社会生活成本指数是源于利用爱金逊（1970)提出的同位相似效用函数。富豪与民众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是源自这一类别的特殊案例。

　　社会生活成本指数的第二类源自于考虑到个人效用的相互依赖性的社会福利函数[由卡瓦尼（Kakwani，1980)提出的），即个人的效用不仅取决于其本人的消费，也取决于社会其他人的消费。这些指数抓住了不同收入水平的个人所忍受的相对剥夺感。

　　本文所提出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最重要的特征是这些指数能使我们选择社会中的差异厌恶模型的程度。差异厌恶的程度越高，社会对收入不平等的关注就越高。我们为差异厌恶模型参数的替代价值计算了社会生活成本指数。

　　本论文基于奥肯（1975)的“漏桶”实验，试图为差异厌恶参数提供一个直觉的解释。研究显示，对于同值的差异厌恶参数，阿尔金森的社会福利函数对无效率的容忍度比卡瓦尼的社会福利函数更高。

　　同时，本论文还得出了社会生活成本指数与总体不均度指标之间明确的关系。这种方法使我们能衡量相对物价变化对总体不均度指标百分比变化的影响。

　　最后，本论文还推导出最髙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这一指数校正了替代偏误。这些指标估计真正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与泰勒扩张的第二位近似值。本方法基本是Diewert (1976)单个消费者最高指数的一个延伸，延伸到了很多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本论文的方法适用于计算泰国和韩国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这两国的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有不同程度的不平等，与泰国相比，韩国的收入分配为平等。

　　2个人生活成本指数

　　假设q是n×1矢量，其消费提供了效用，效用包括与某个消费者代表相关的一切。我们假设u(p)是效用级别，消费者如果消费了矢量q就可以获得这个效用级别。传统的对待消费者行为的方式是将效用函数u(q)最大化，这受到p`g =x的制约，P在这里是n市场价格的列向量，x是收入。对这个最大化问题的解决方案产生了马歇尔需求方程.

　　在效用函数中代替马歇尔需求方程并求解了 x，于是有了支出函数

　　(1)

　　这是为了获得在价格矢量p下的效用级别所要求的最低支出。

　　假设价格矢量p变成了 p *，那么真正的生活成本指数将衡量与在原有价格p相比，在新的价格p *下购买给定级别效用的相对成本。这样拉斯佩尔指数就可以定义为（Diewert，1983)

　　（2）

　　式中，u个人收入（或总支出）为X时所享有的基准期效用级别。

　　LK（x)是个人收入为x时的真实生活成本指数。只有我们对支出函数完全理解时才能计算出来。实际上很难精确地估算支出函数。一个比较实际的 方法是假定价格替代弹性为零。用泰勒的扩张理论，并利用支出函数的特性,我们可以写出这样的等式

　　（3）

　　其中，是个人收入为x时商品的消费。因为假定 替代弹性为零，⑶式中小数的髙阶可以忽略不计。把（3)式代入（2)式， LK（U)指数变成

　　(4)

　　其中 是e（u，p )和有关的弹性，是个人收入为x时某种商品占消费的份额。这种弹性可以这样解释，如果这种商品价格增长 1%,为维持和涨价前同样的效用，个人收人为x时的消费应增长%。LK（x）是个人收入为x时的拉斯佩尔价格指数，（即收入为X的单个消费者的价格指数）。在下面一部分，我们归纳了单个人的价格指数和整个社会包括不同类个体的价格指数。

　　3社会生活成本指数

　　假设5是社会的全部福利，由社会个体所享有的效用级别相加得到。这样我们就可以定义用表示的社会支出函数，e(u,fi)是最低伙伴收入，如果给予每个人，就可以使整个社会享有在物价矢量为p时的G级别的社会福利。如果物价矢量卢变为那么为了使整个社会享有同样的（物价变化前的）福利水平，每个人应得到的最低收入是e(, )。

　　社会支出函数应有如下特性：

　　e(,p)是所有p的函数S的增长。

　　e(,p)是增长的，且对每个来讲都是凹形的。

　　e(,p)是对每个讲都是（正）线性齐次的，即。

　　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定义真正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TSCLI）

　　(5)

　　注意如果所有的价格都增长同样的比例，即，那么必须等于。这是价格指数的必然要求，同时鉴于e(,p)是p的正线性齐次，即，所以可以满足。

　　为满足以上三个特性，社会支出函数e(,p)必须是个人支出函数e(u,p) 的函数。

　　再次假定价格替代弹性为零，（5)式里真正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可以大约这样表

　　（6）

　　其中

　　（7）

　　可以被表述为社会弹性，是关于的弹性。这种弹性可解释为如果某种商品价格增加1%，那么为了维持同涨价前一样的社会福利，给社会中每个人的最低货币收入应增加中％。L可以称为拉斯佩尔社会生活成本指数。为了使该指数起作用，我们需要指定一个社会福利函数。这一步骤在下一步完成。

　　4爱金森的社会福利函数

　　为推导出,我们利用“把收入均等分”（爱金森，1970)的概念。 这样，就可以解释为收入的均等分，每个人所得到的级别将带来同样级别的时候福利。像爱金森一样，我们假定社会福利函数是功利主义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效用函数。而且，如果是基准期收入X (等于e(u,p))的每个人所享有的效用，g（x)在X中是增加的且为凹进的，那么社会福利 函数将为

　　(8)

　　如果每个人得到的收入水平为e(,p)，将为社会的平均福利。

　　显然这等于（8)式中的W。这样就有了



　　这就给社会中个人的支出函数“社会支出函数联系起来。

　　既然对于所有的x和来说，社会支出函数也将是的递增函数。这样，（8)式中定义的社会支出函数将满足上面给定的特性 (i)。鉴于假定g（x）是递增和凹函数，在p上递增和凹进的社会支出函数的特性（ii)也得到了满足。

　　第三个特性，即e(,p)对每个是（正）线性齐次，只有当假定g（x)是x的位似函数时才能满足。爱金森（1970)给定了一个类别的位似函数

　　（9）

　　其中ξ>0是相对风险规避的衡量，在这个效用函数中是常量。把（9) 式代入（8)式得到了社会支出函数

　　（10）

　　其中exp代表指数函数。注意这个社会支出函数满足特性(i)、(ii)和(iii)。ξ被称为差异厌恶模型参数，可以解释为在不同收入或支出水平上对收入转移的相对敏感度的衡量。随着ξ的增加，越来越重视分配低端的收入转移，而不特别重视高端的收人转移。如果ξ=0，这反映出差异中立的态度，在此情况下，社会根本不会在乎差异。

　　(10)式给定的和有关的的弹性可以这样表示

　　（11）

　　把（11)式代入（6)式得到了二类拉斯佩尔社会生活成本指数：（12）

　　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下这一类中的不同成员。把（12)式的ξ替换为0，

　　得到

　　（13）

　　其中

　　（14）

　　是某种商品的平均预算份额。它是个别预算份额的加权平均值，其中权重是每个个体所持有的总收入的一部分。在衡量通胀和Prais (1959)所命名的普鲁多尼克生活成本指数中，富人所给予的权重比穷人多。因为价格的变化按收入比例影响了个体，本指数对任何相对差异的变化都是中立的。本指数通常被称为拉斯佩尔指数，并没有告诉我们价格的变化是否对穷人的伤害比对富人的伤害按比例来讲更多。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用这个指数来衡量本国的通胀率。

　　把ξ=1代入（12)式得到

　　（15）

　　其中

　　是社会中个人预算份额的平均值。既然每个个体都得到与收入无关的同样的权重，Prais (1959)称这个指数为民众生活成本指数。

　　如果这样写或许会有启发性

　　（16）

　　其中风是社会一般消费者的某种商品的预算份额。一般来说与不同。如果这种商品是和食品一样必要的商品，（x）对穷人来说回避对非穷人要高。因此，对这些商品而言， >。但是，如果这种商品是奢侈品，那么<。如果必需品（奢侈品）的物价上涨速度超过奢侈品（必需品）的上涨速度，那么（16)中的第二项将是正（负）的。这样，这一项就表明物价变化是否对穷人的伤害比对富人的伤害要大。如果L(1)-L(0)是正（负）的，物价的变化对穷人（富人）的伤害比对富人（穷人）大，这就表明L(l) 对社会中由于相对物价变化导致的实际差异敏感。

　　随着ξ增加到无限大，（12)式中的拉斯佩尔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将得到如下表达

　　（17）

　　其中，是社会中最贫穷的人的预算份额。如果社会之关心社会中最贫 穷人口的福利时将会用到本指数。本指数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相一致，把所有 的关注都给予了社会中最底层的人。这也许可与视为一种极端的情况。实际上，ξ=2时可能会有一个合理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然而，我们强调ξ的选择取决于指数为哪种类型的社会所计算。如果一个社会髙度不平等，那么ξ值较高时可以被视为更加合理。

　　5当社会福利函数互相依赖时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

　　前面我们从个体的效用或福利只取决于自身的收人或消费时的社会福利函数类别中得出了社会生活成本。本部分中我们要推导考虑到个体效用相互影响时这样一类社会生活成本指数。个体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收入，还和社会中其他人的收入有关。这种社会福利函数涵盖了不同收入水平的个体所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个人所处的福利水平越低，他/她所感受到的与社会中其他人相比的剥夺感越大。

　　森（1974)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通过考虑富人的比例，涵盖了个体所感受的相对剥夺感。卡克瓦尼（1980)提出了森的社会福利函数的一般化，这可以对社会的差异厌恶程度做出判断。在这个社会福利函数基础上的社会支出函数可以定义如下

　　（18）

　　其中F（x)是分配函数，是社会中收入低于或等于x工的人所占的比例。 与有关的的弹性可以如下表示

　　（19）

　　代入（6)可以得到一类这样表示的社会生活成本

　　(20)

　　参数k可以解释为差异厌恶的一个衡量。特别是k=0时表示社会对不平等的中立态度。如果k=0，如（13)式所表示的，L*（k)等于L(0)。可以很容易地这样表示

　　（21）

　　和

　　（22）

　　其中是社会的平均收入，G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众所周知的对不平等的衡量标准，(x)= 是收入为X的个人以基准年的价格为基础在某种商品上的支出，是社会对这种商品的平均支出，是这种商品的集中指数。

　　现在我们把K=1代入（20)并利用（19)得出

　　(23)

　　其中。

　　是卡克瓦尼（1980)提出的弹性指数。如果大于（小于） 0，那么这种商品就是奢侈品（必需品）。如果必需品（奢侈品）的价格增长比奢侈品（必需品）的价格增长快，（20)式中的第二项将为正（负）。这样(23)式中的第二项符号就告诉我们价格变化是否对穷人有更大的不良影响。

　　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可以以任何值的k值来计算。K的值选的大，我们对穷人的关注越多。

　　6价格变化对不平等的影响

　　正如在前面所指出，社会生活成本指数提供了一个评估价格变化对穷人还是非穷人有不良影响的工具（或者说价格变化如何影响社会中的总体不平等)。在本部分中，我们推导出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和总体不平等变化之间明确的关系。

　　根据爱金森（1970)，社会中的不平等可以如下定义

　　（24）

　　其中

　　（25）

　　是基准期内社会的平均收入，是基准期内社会生活水平的货币 衡量。

　　假设在下一时期价格矢量P变成了，那么将是社会为了享有 同样水平的社会福利(和基准期一样的）每个人的社会支出。价格变动后的不平等可以这样表示

　　（26）

　　其中



　　利用（25)和（26)代入（5)得到

　　（27）

　　其中:T是（5)式中所定义的真正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主要右边的第一项是波拉克（1981)提出的西托夫斯基一拉斯佩尔社会生活指数。（27)式右边的第二项衡量了价格变化对分配的影响。如果价格的变化增加了总体的不平等，这一项为正；如果价格变化降低了社会的不平等，则这一项为负。如果我们假定替代偏差为零，那么价格对爱金森不平等衡量的影响可以如下表示

　　（28）

　　我们可以据此计算由于价格的变化导致的不平等变化的百分比。

　　7替代偏差

　　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在个人支出函数方面做了定义。为了使这些指数有可操作性，我们假定对所有消费者来说替代的价格弹性为零。这样做我们就假定了相对价格的变化没有导致消费者替代。尽管这种假定过于有限制性，但在实际情况中没有什么容易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方法是利用一个估计的需求方程 (Braithwait, 1980，Jorgenson 和 Slesnick，1983)来估计每个消费者的支出函数。这种方法的实施只对一小部分商品类别有合理的精确度。由于在一整套消费者需求体系中所估计的参数的数量随着商品数量的平方增加，这种方法在不可能在任何程度的商品拆散情况下都可行（Boskin，Dulberger, Gordon, Griliches和Jorgenson，1998)。而且，当我们在试图估计社会生活成本指数时，可能会涉及估计众多消费者每个人的替代偏差，这种情况下这种方法就更加难以推行。

　　一个更加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法是使用Diewert (1976)提出的最高指数。 这些指数不需要建立数学模型就可以将生活成本指数估算到第二级。本部分将讨论把这种方法延伸到社会生活成本。

　　拉斯佩尔指数L（x)利用泰勒扩张中的第一项可以估计（2)式中的拉斯佩尔一科纳斯指数LK(x)。要考虑替代偏差，我们就需要利用泰勒扩张中的第二位近似值。可以简单地如下表示：

　　（29）

　　其中(x)和是基准年和起讫年度基准和定期个人支出函数关于某 种商品价格的弹性。把（29)式代人（2)式，我们可以得到收入为x的个人的拉斯佩尔一科纳斯指数的第二位近似值，如下

　　（30）

　　如果把个人支出函数弹性用社会支出函数弹性代替，从（30)中可以推导出社会生活成本指数。这样我们就有了新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

　　（31）

　　其中

　　且

　　这些弹性可以计算爱金森和卡克瓦尼类别的社会福利函数[见（11)式和(19)式]。这样得来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将考虑替代偏差，至少考虑到第二位近似值。为了能应用使用方法，我们需要至少有两个住户调査来计算基准年和起讫年度的弹性。

　　8“漏桶”

　　在本论文中，我们利用两大主要类别的社会福利函数即爱金森和卡克瓦尼函数得到了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在爱金森社会福利函数中，个人效用仅取决于其个人的消费，而在卡克瓦尼的社会福利函数中，个人的效用不仅取决于个人的消费，还取决于在相关社会中有多少人的消费比他/她高。我们很难做出推荐两种社会福利函数的取舍。由于卡克瓦尼的函数强调了不同收入水平的人所感受的相对剥夺感，一些政策制定者认为该函数更具吸引力。然而，即便我们对函数的形式达成了共识，还有更困难的事，我们对不平等厌恶指数也很难达 成共识。我们只从两个函数中得知随着不平等厌恶参数的增加，对收入分配的较低端的收人给予了更多的权重。一个对不平等有着较高厌恶程度的社会会选择较高的不平等厌恶参数。这一信息还不足以选择单一的值，无论是ξ还是k。

　　我们试图促进基于奥肯（1975)“漏桶”试验的选择。试想一个包括两个人的假想世界：一个人比另一个人穷，他们的收入分别是50美元和500美元。要抓住社会的福利，我们可以构想一个函数，其中总体的福利是增加的，无论何时两个人的收入有增长，无论何时一个人的收入的增加并不减少另一个人的收入。这是著名的帕累托最优标准。我们可以把这个函数的第二个性质介绍一下，即任何从富人转向穷人的收入都会增加社会福利。这称为庇古一道尔顿转移原理。这一原理的基本观点是穷人获得1美元的收入对这个社会来讲比富人损失1美元更有价值。纵观来说，这些标准暗示只要社会的总收人没有减少，任何从富人向穷人的收入再分配都会增加社会福利。

　　由于穷人和富人的消费模式是不同的，任何相对价格的变化都会改变收入的实际再分配，或者对穷人有利，或者对富人有利。相对价格的变化等于穷人和富人之间收入的转移。比如，如果政府补贴穷人消费的商品，也就是基本上等于把富人的财富转移给穷人。这样，构建社会生活成本指数的主要动力就是抓住相对价格变化对穷人生活标准的影响。

　　必须指出，从富人向穷人转移钱，没有不付出代价的。钱必须从漏桶（奥肯，1975)中从富人向穷人转移：有些钱在转移过程中永远消失了，所以穷人不会收到从富人那里取得的全部的钱。这种漏损基本上代表了无效性。问题是：一个社会应该容忍多少的无效性？社会选择的不平等厌恶值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平等厌恶参数的值越髙，社会对无效性的容忍性越大。这样，漏损的比例是不平等厌恶参数的单调递增函数。

　　为了阐明两种社会福利函数如何与漏损相互作用，我们设想从富人向穷人转移了25美元（富人收入的5%)，但是取决于漏损有多少，穷人得到的将少于25美元。当社会福利变成负数时（当转移变得有不良作用时）转移将停止。表1代表了社会福利的变化变为负数，总福利减少时漏损的比例。我们称这个为漏损容忍度，因不平等厌恶参数的值而有所不同。

　　表1可容忍的漏损比例



　　图1爱金森和卡克瓦尼社会福利函数所暗示的可容忍的漏损比例

　　在爱金森社会福利函数中，假如e=l，则可容忍的漏损比例是89.5%。 换句话说，在我们认为转移有不良作用之前，我们愿意浪费90%。在卡克瓦尼社会福利函数中，当k=1 (基尼指数所暗示的福利函数）时，可容忍的漏损比例是50%。图1显示爱金森社会福利函数对每个不平等厌恶参数值比卡克瓦尼的社会福利函数有更大的容忍度。这样，沿着爱金森社会福利函数运行的社会比根据卡克瓦尼社会福利函数运行的社会对同样的不平等厌恶参数值有更髙的关切。

　　尽管我们还没有明确回答我们应选择多大的不平等厌恶参数值，以上对不平等厌恶参数的直观的解释或许有助于做出选择。

　　9方法论的实施

　　为实施前面部分所讨论的方法论，我们需要两个数据源。一个是家庭支出调查，提供每户家庭货币方面的翔实的支出，另一个是各种消费项目的平均市场价格重要的是个人消费项目的市场价格必须与家庭调査中的支出类别向匹配。

　　为了从家庭样板中精确估计社会弹性，我们需要知道给每户样本家庭的权重，使这些家庭所提供的数据扩大到获得界定人口的估算。比如，如果M是人口中家庭的数目，m是调查中选取的样本家庭的数目，这样每户家庭所给予的权重就是M/m。这个权重并不准确，因为这是基于假设人口中的每户家庭都有同样的被选取的可能性^给每户家庭的权重必须由在一个阶层内选择的 能性决定，考虑到非相应家庭而有所调整。通过利用调査中使用的样本设计来估算这些权重。大多数家庭调查都提供了这些权重。这些权重因为加起来等于人口中家庭的总和，因而被称为家庭权重。

　　由于我们对个人福利比较感兴趣，我们必须获取个人权重，通过家庭权重乘以家庭规模即可得到。这些个人权重因为加起来等于国家的总人口，因而可以被称为人口权重。假设P是某个样本家庭的人口权重，那么



　　将是以这个样本家庭为代表的总人口的份额，这样



　　假设家庭总支出包括n个个人消费项目，且每个项目的价格在基准年和起 讫年市场调查中已给出，那么如果我们知道美国消费项目的社会弹性，我们就可以从（12)式中估算爱金森的时候生活成本函数。

　　假设是该家庭对某种商品的人均消费，是该家庭的人均总支出，那么该家庭对这种商品的预算份额可以这样表达，其中，

　　对于所有的数值j=1，2，…，m。爱金森的社会福利函数的弹性可以这样估算

　　（32）

　　为计算卡克瓦尼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福利弹性，我们需要从离散数据中估算概率分布函数F（x)，这样我们就可以应用连续性校正。对F（xj)的无偏估计可以这样表达

　　（33）

　　所以这样卡克瓦尼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弹性可以利用(19)式来估算

　　（34）

　　把这个弹性代入（20)式，就得到了卡克瓦尼社会生活成本指数。

　　这里的方法论可以应用到任何与大众人口有着不同消费模式的特定人口群体，如老人和孩子。比如，老年人的总支出中健康支出的比例要更高，而有孩子的家庭通常对教育的支出更多。在这些群体中也有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他们有着不同的支出模式。考虑到这些差别，我们可以利用本论文中的方法论计算群体生活成本指数。

　　这些指数在保持弱势群体（如老人和孩子）的生活水平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在上述方法论中，我们把人均总开支作为对家庭福利的一种衡量手段。因为它假定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基本需求无论年龄和性别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是对家庭福利的一个近似测度。而且，规模大的家庭享受规模经济，这可以进一步对实证结果存有偏见。这里的方法论可以很容易地修改，通过利用成人等价规模和规模经济参数（Deaton，1998)来考虑这些革新。我们对等价规模和经济规模参数没有可信的估计，因而我们没有遵循这一途径。

　　10泰国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

　　在本部分中，我们利用本论文提出的方法论来计算泰国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指数是按年度计算的，涵盖了从1986年到1995年。本论文中的权重是利用1990年的社会经济调查的数据算出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指数是从泰国曼谷商务部商务经济司获得的。

　　泰国国家统计办公室定期进行该国的社会经济调査。调查包括永久居留在城市地区、卫生区和村子里的所有的私人非机构性住户。但是不包括居住在酒店、寄宿公寓、寄宿学校、军营、寺庙、医院、监狱和其他机构（见泰国国家统计办公室1990家庭社会经济调査报告）的人口。

　　泰国国家统计办公室给我们提供了13186户家庭各种商品和服务支出的单位记录数据。因为我们可以获取非常详细的商品分类和来源，两个来源的数据的匹配并不是个问题。

　　不同不平等厌恶参数值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和通胀率在表二和表三中体现出来。表2是基于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而表三是在相互依存的社会福利函数基础上计算得来的。

　　表2泰国的价格指数和通胀率(基于爱金森社会福利函数）

　　来源；作者的计算。

　　可以回顾一下，当不平等厌恶参数为零时，社会对不平等是完全中立的。不平等厌恶参数越高，社会对不平等给予的重视程度越高。可以在表2中看出当不平等厌恶参数为零时，1987—1988年的通胀率是3.8%。当不平等厌恶参数等于2.0时，通胀率是5.2%。这就意味着在1987—1988年，价格的变化对穷人的影响比对富人的影响更大。因此，社会的实际不平等随着价格的变化增加了。



　　如果我们看从1986—1995年的整个期间，我们就可以发现当不平等厌恶参数为零时，整体物价指数上涨了 44.3%，而当参数为2时，物价上涨了 46.2%。这就意味着1986—1995年价格的变化更有利于富人（表2)。

　　表3是基于相互依存的社会福利函数，显示出价格变化对穷人更大的不利影响。当k=3.0时，从1986—1995年间指数上涨了48.4%，而当看k=0时，只上涨了44.3%。这就意味着4.1%的通胀率是由于不平等增加了价格变化的偏见导致的。

表3基于相互依存的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基于相互依存的社会福利函数）

　　(续)

　　来源：作者的计算。

　　接下来，我们想知道价格变化对不平等的影响。不平等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衡量，主要取决于假定了什么样的社会福利函数。如果我们假定相互依存的社会福利函数型，那么不平等的衡量会随着不平等厌恶参数是的差别而有所差别；不平等厌恶参数越大，对社会中的穷人给予的权重越大。当k=1时，不平等的衡量就 是著名的基尼系数。表4给出了不同的6值所代表的不平等衡量值。1990年的数值是不平等衡量的实际值，是从1990年社会经济调査数据中计算得来的。其他年份的数值因为考虑了相对价格变化，因而是不平等衡量的真实的数值。

　　表4泰国价格对不平等的彩响(基于相互依存的社会福利函数）

　　注：*是基尼系数。

　　来源：作者的计箅。

　　根据表4，价格的年增长从总体上每年都会增加不平等，1989—1990年和1992—1993年除外。如果我们看1986—1995年的整个期间，我们发现价格变化有增加不平等的效果。比如，当k = 1即基尼系数时，由于1986—1995年相对价格的变化，不平等度量增加了 4.8%。这样，穷人就受到了价格变化的不良影响。有意思的是当k=3时，不平等增加的比例是7.3%，意味着我们给穷人的权重越髙，不平等的增加就越多。这表明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超级贫困人口较穷人相比受到了更为不良的影响。

　　11韩国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

　　本部分我们计算韩国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韩国的案例比较有意思，因为韩国对收入的分配比泰国要更平等。而且，韩国每年都进行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所以就有可能计算在第7部分中讨论的最髙级指数。

　　我们计算了1990—1999年的年度社会生活成本指数。表5和表6给出了基于爱金森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利用1990年的家庭收人和支出调查计算出了这些社会弹性。这些表格中给出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的估算并没有考虑替代偏见，是基于1990年的固定社会权重。

　　表5韩国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和通胀率(基于爱金森社会福利函数）

　　来源：作者的计算。

　　表6韩国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和通胀率

　　来源：作者的计算。

　　结果显示韩国的通胀率一般而言很高。1997—1998年，当韩国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困扰时，通胀率上涨到8%以上。韩元大幅贬值，加剧了通货膨胀。然而，在随后的阶段，通胀率下降到仅为1%多，这主要是由于合计GDP的大幅收缩。值得注意的是，如图3显示，不平等厌恶参数值的增加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年通胀率。这意味着相对价格变化对不平等的影响在韩国非常小。表7



　　图3韩国的通胀率

　　中显示的由于价格变化导致的不平等的变化也体现出这一点。还值得注意的是自从韩国1997年受经济危机打击以来，价格变化增加了不平等，这表明在危机期间价格变化对穷人的伤害按比例来讲比对富人要大。

　　表7韩国价格变化对不平等的彩响的衡量

　　注：*是基尼系数。

　　来源：作者的计算。

　　相对价格变化对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收入群体里人口消费模式变化的程度。因为韩国是一个非常单一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我们预想相对价格的变化对不平等的影响将很小这也许就是价格对不平等的影响在韩国比泰国要小的原因，在泰国不平等是很严重的。这表明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在不平等严重的国家比不平等程度较低的人口单一的国家更加重要。

　　接下来，我们计算韩国的最髙级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在计算这些指数的时候，我们要计算从1990—1999年每一年的社会弹性。结果在表8显示。可以看出从最高级社会生活成本指数中计聋出的通胀率与基于固定社会权重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并无大异。这表明最高级指数所捕捉的替代偏差是非常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些结果可以表明固定社会权重提供了对韩国通胀率的合理准确的估计。

　　表8韩国最离级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和通胀率(基于爱金森社会福利函数）

　　来源：作者的计算。

　　表9韩国最高级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和通胀率(基于相互依存的社会福利函数）

　　来源：作者的计算。

　　韩国的替代偏差这么小可能有很多原因。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最髙级指数低

　　估了真实的生活成本指数。这是因为如果偏好是同位相似的（收人弹性是单一的），那么最髙级指数是一个近似的估计。这也许是个强烈的要求。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还没有使用充分分类的商品群组。最后，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人们对商品有更多的选择，因而替代的可能性也更多。

　　12结束语

　　本论文我们提出了一个计算社会生活成本指数的新方法。这些指数表明价格变化是否对穷人的福利有着有利或不利的影响。本方法论适用于泰国和韩国的数据，显示价格变化对穷人比对非穷人有更多的不良影响。

　　泰国是一个高度收入不平等的国家，这种不平等在多多少少地单调递增 (卡克瓦尼，1997)。泰国政府髙度关注不平等的增加趋势。为了制定降低不平等的政策，重要的是知道导致不平等增加的因素。本论文提供了价格变化和收入不平等之间一个有益的链接。

　　相对价格变化对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收人群体里人口消费模式变化的程度。因为韩国是一个非常单一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我们预想相对价格的变化对不平等的影响将很小。这也许就是价格对不平等的影响在韩国比泰国要小的原因，在泰国不平等是很严重的。这表明社会生活成本指数在不平等严重的国家比不平等程度较低的人口单一的国家更加重要。

　　本论文中我们试图通过计算最高级的社会生活成本指数来校正替代偏差。这些指数可以通过利用通常的住户调查来计算，而不需要固定样本数据。

　　我们的实证结果假定所有的家庭面临着同样的商品价格。这是不现实的假设，因为无论是泰国还是韩国都存在区域价格差异。幸运的是，区域价格信息在很多国家基本都可以获取。因此以后有价值的研究的基础是要考虑到区域价格差别来扩展本论文提出的方法论。

　　(赵美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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