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研究

西藏和四省藏区西藏即西藏自治区，四省藏区包括：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以及青海省的诸多藏族自治州。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藏族地区的内在差异性也较大，这里讨论的仅仅是一般情况而已。是藏族居住的主要地区，都属于连片特困地区，本文将其简称为藏族地区。在其他贫困地区，实践也已证明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能促进减贫，这在藏族地区也不例外。与中东部地区相比，因藏族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有其特殊性。探讨其特殊性，有利于寻求更有效的发展路径，以促进藏族地区扶贫事业的发展，提高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较之于中东部地区，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扶贫、教育功能更为突出。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困窘的经济根源在于农牧民生活方式相对更为自给自足、农牧业生产剩余有限、农牧业生产与市场间的距离相对较大、农牧民市场意识相对淡薄。但是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发育、发展过程中，也有其内在的促进因素，主要包括其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济贫惯习、合作惯习，如自组织供给社区公共产品等。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更依赖于政府的强力作为。总之，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一如藏族地区的发展，需要嵌入其文化结构中。
一、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功能的特殊性
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不仅拥有在其他地区所拥有的功能，还拥有更为重要的扶贫功能和教育功能。
一般说来，专业合作社主要具有为社员提供比较优势、作为保护性组织、扮演社会公共角色、探索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四大功能。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与中东部地区专业合作组织相同，既具有上述功能，也有很强的经济功能。除此而外，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具有很强的扶贫效果和教育意义，其社会功能远胜于经济功能。
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很强的减贫功能，农牧民在专业合作组织中面对市场，获取收入，减少贫困。我们在下文的相关故事、个案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此外我们在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调研时发现，该县斯俄乡9村农机专业合作组织成立于2009年，注册资金为15万元，由5人组成，带动农户43户，主要从事农业机械租赁、维修与作业。该农机专业合作组织至今运转良好，惠及村民，使得该村不再特别贫困，参与该合作组织的农户的年均现金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很强的济贫功能，这基于藏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及现有的社会结构。“在藏区的专业合作社并不是小商品生产者的联合体，当地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赋予了它‘相互依靠开展商品生产的共同体’的内涵。在这里，宗教文化的社会观念将合作社实现小生产者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功能削弱了，而另一方面却放大了合作社的相互扶助的社会功能和学习提高的教育功能，尤其是还另外附加了济贫的功能。”齐莉梅：《藏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独特性——以日喀则市农村合作组织为例》，《中国农民合作社》，2010年第5期。
藏族地区农牧民在面向市场的合作组织中所学习到的是多方面的，总体说来包括新思想、新技术、新观念等。如果论及与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具体相关的，则藏族农牧民在合作组织序列的可能还包括现代市场组织的运作方式、藏族地区人民与其他地区人民的交往方式等。
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之所以有突出的教育功能，源自于藏族自身特殊的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即藏族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农牧民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不得不不断地适应或服从于现代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其准则，不得不连续不断地世俗化、市场化。可以认为，以市场交换为主要存在缘由的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便是农牧民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其准则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合作社扶贫，可以帮助藏民转变观念，逐步融入到市场经济中来……一些集体企业从成立到现在一直都采用实物工资制度，给职工发粮食和生活用品，担心发了钱村民全部用光。目前合作社对那些帮扶的贫困户也采取这样的办法。应当看到，这些年村民收入水平提高得很快，许多贫困户的实际收入甚至达到了当地中等收入的水平。可是，由于这部分人中不少人不会计划生活，有了钱就乱用，或者都捐到寺庙里，让他们加入到企业或合作社，他们可以耳濡目染地学些生产技术、了解些市场销售和企业经营方法，直接参与市场经营，否则他们总也适应不了商品经济社会，会越落越远。”齐莉梅：《藏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独特性——以日喀则市农村合作组织为例》，《中国农民合作社》，2010年第5期。
如果从现代经济组织的角度看，藏族村民的专业合作社是不合格的，因为，它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过强，会影响组织的壮大，特别是附加的济贫功能更是会拖累组织的发展。然而，应该首先清楚地看到藏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特殊性，那里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利益摩擦的背后，还牵扯着藏汉两大文化融合过程中的矛盾冲撞。而专业合作社通过更大程度地发挥其特有的相互扶助的社会功能，使藏族村民能够比较平和地进入市场，或多或少地减轻了轰轰烈烈竞争带来的恐惧、退缩、排斥的心理障碍程度。另一方面，专业合作社突出的教育功能可以使藏族村民在学习商品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的过程中，逐步接触和理解汉族文化，能够或多或少消除文化差异的摩擦。从这个角度上看，正因为藏族的社会文化从别样的角度塑造了合作社的机体，赋予它不同于其他文化区域的功能，才使得专业合作社在生存条件不理想的地区开展起来，并且发挥出市场减震器和缓解民族文化矛盾的独特功效……此外，若想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避免藏汉民族矛盾的冲突，则需要当地人与外来人建立广泛的各种层面的合作关系，尽量避免对当地人生存领域侵蚀现象的发生。齐莉梅：《藏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独特性——以日喀则市农村合作组织为例》，《中国农民合作社》，2010年第5期。
我们以西藏泽当镇贡桑禽类养殖合作社的运作来考察其扶贫功能、教育功能。个案：西藏泽当镇贡桑禽类养殖合作社的扶贫及教育功能
2009年8月14上午，笔者曾经到贡桑禽类养殖合作社参观养鸡场，并与养殖场主人益西卓嘎座谈。2014年7月，笔者回访了贡桑禽类养殖合作社，并与益西卓嘎座谈。
第一，养殖规模。2009年1—7月贡桑禽类养殖合作社的产值：出售31万只鸡，每只平均价格35元，大约1085万元。每只鸡的纯利润大约6元，纯利润大约共计186万元。2009年8月，养殖合作社还有7万只鸡。2014年养殖合作社上半年出售35万只鸡，利润有200多万。
第二，经营过程。2003年、2004年经营亏本，2005年开始盈利。2005年盈利40万元左右，填补了前两年的亏损，2006年盈利70万元，2008年盈利160万元，2009年盈利超过160万元。2010年至今，由于新养鸡场建成后，规模为年产出60万只左右，每年盈利都在200万元以上。
第三，养殖场地及其雇工。贡桑养殖合作社的老养殖场有4亩、新养殖场有30亩。目前，两个养殖场一般雇用45位工人，专门雇用贫困户的劳动力，益西卓嘎家有2人进入养殖场工作。
第四，养殖合作社带动的养殖户。到2009年，该合作社带动的养殖户大约有1300户，主要是乃东县人，外地(主要有加查县、琼结县等)的人较少。2010年以来，带动的养殖户不断增多，到现在大约2000户。
第五，参加合作社的收益。2009年8月有10户养殖户参加合作社，2009年年底增加到20户。现在大约有36户。养殖户参加合作社的主要收益如下。
① 合作社供给鸡苗以及部分饲料。由贡桑禽类养殖合作社(益西卓嘎)负责发给合作社社员鸡苗，并保证鸡苗质量。等鸡养大并出售后，社员把鸡苗、饲料的成本付给益西卓嘎。2009年8月，益西卓嘎赊给社员鸡苗、饲料的价值达到60万元。2008年，益西卓嘎以12元/只的低价卖给社员1万只正在生产鸡蛋的母鸡。这1万只鸡中，政府补贴社员6元/只，当时，正在生蛋的鸡的市场价格35元/只。也就是说，农户只出6元即可从益西卓嘎那里买到一只正在生产鸡蛋的母鸡。2010年后，类似的运作方式继续下去。
② 作为合作社一员，社员共同分享国家给予资金支持等。
③ 益西卓嘎负责向社员提供疫苗、预防药，并免费治疗病鸡。
④ 益西卓嘎负责销售。鸡养大后，由益西卓嘎负责统一销售，社员可不担忧销路。
⑤ 组织社员到中东部地区考察。例如2009年8月底，由乃东县农牧局牵头，组织合作社的社员到武汉考察。2010年后，年年都组织合作社社员(甚至外县的)去中东部地区参观、学习。
第六，合作社对社员的教育作用。益西卓嘎跟我具体描述合作社的教育意义有以下四个。
① 经过这么多年的养鸡合作，合作社社员基本掌握了养鸡过程中的一系列技术，例如：如何选择相对强壮的鸡苗；养鸡过程中的防疫和治疗，也就是给鸡打针、吃药等；如何科学搭配鸡饲料等。
② 不断到中东部地区参观学习，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他们不得不不断培育新品种，而新品种的培育更多是结合他们所在藏族地区特有的鸡种，如引入藏马鸡、生产藏马鸡二代等。
③ 不断改变着观念，例如惜杀惜售。
④ 部分外地的成员学习到技术，具备与市场“打交道”的能力后，在当地复制贡桑禽类养殖合作社的模式，例如加查县的巴登在贡桑禽类养殖合作社那里工作、学习一段时间后，回到加查县后，也办起了养鸡合作社，并且也很成功。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减贫功能非常突出，遗憾的是，其发展状况不尽如人意，发展过程中既有促进因素，也有不利因素。
二、藏族地区农牧民合作组织发展窘境及其原因
(一) 合作社发展的窘境
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有其特殊性：数量少，作用有限。藏族地区农牧民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相对滞后，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如藏族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农业生产剩余有限，农牧民商品化程度低以及市场意识相对淡薄等。
总体说来，较之于经济更为发达、市场发育更为充分的地区，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少、覆盖面小、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小，与此同时，近几年来，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农牧民，都希望通过建立生产合作组织来发展藏族地区经济，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在未来一段时间，藏族地区农牧民生产合作组织较少、作用有限的现实状况与发展需求膨胀之间的张力，已日渐成为藏族地区农牧民生产合作组织可能不断扩展的内在动力。
目前，藏族地区农牧民生产合作组织发育相对不足。例如，2011年年底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达到699个，其中，在山南地区，共登记注册各类专业合作组织45家，涉及种植、养殖、加工、运输、用水、农机等方面，参加农户7588户25 483人，人均增收1302元。2012年9月底，藏族地区注册的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939个，参与农牧民达6.52万人，占全区农牧民的2.8%。2013年，农牧民注册专业合作组织数量达到1501个，出资额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6%和58.1%。西藏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总体情况是：数量较少、发展缓慢；资金来源过于单一；民主管理制度未得到有效落实等。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要强化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重点解决融资难问题，注重发展示范合作社，坚持实施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特色品牌战略等。邢莹、马玉波：《西藏农牧民合作社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2013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畜牧专业合作社已达到72个，注册资金10 966万元，入社成员3091户，辐射带动农牧户8253户，合作社出栏猪1.61万头，牛、羊2.86万头(只)，鸡、兔2.06万只，蛋0.82万公斤，鲜奶4.36万公斤，合作社增加了农牧民收入，促进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畜牧业的发展。但总体上看，甘孜藏族自治州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还存在量小质弱问题，发展还存在许多制约，主要有：农牧民积极性不高，政府支持力度不足；农牧民知识能力不足，科技人才缺乏；组织结构不完善，组织制度建设不充分；建设资金投入不足，品牌竞争力不强。发展结构与布局失衡，发展带动能力不够。例如在投入及品牌竞争力方面，目前，甘孜藏族自治州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规模小，资金投入不足，制度建设不健全，技术与人才保障不足，产品初级化、低质化；产业链短，配套产业不足，深加工的附加值不足；对生态、环保、有机、高效产品意识不强，创塑品牌的意识不足，影响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现代规模的可持续发展。李会嫱：《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策略——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我们通过对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调研，发现了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困境。“农牧业合作社发展方面，现在挂牌，内部规范做了，但是需要他们自己去找门路，还是有困难。我们这里，农机专业合作社2008年开始建，那时只有5户，现在农机合作社也在，但作用有限。要建立合作社比较难，形不成共享机制，村民有时互相猜忌，总觉得1个人去做比5个人更有效。”(访谈记录编号：20140729GZXGHB)依据人们目前的普遍认知，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困难，但需要指出的是藏族地区的许多地方的集体经济发育、发展得很好，在组织农牧民、扶贫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李雪萍：《西藏城镇社区发展与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二) 合作社发展困窘产生的原因
生产合作社较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市场的关联度有关，也与直接影响市场关联度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自然环境因素有关。
1. 生产生活的市场关联度相对较低
第一，生产方式上的市场关联度较低。我们调查发现，藏族地区农牧业生产与市场关联度直接影响农牧民是否建立专业合作社。与市场关联度低，则没有更多的需求建立农产品生产、销售的专业合作社，相反，农牧业生产与市场关联度高，建立合作社的需求和可能则相对较大。在藏族地区，牧业生产、农业生产对市场的关联度有所不同，位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与市场关联度也有所差异。一般说来，牧业生产较之于农业生产的市场关联度相对较低，远离交通干线和城镇的农牧民较之于接近城镇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的市场关联度相对较低。
就藏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而言，一般来说，已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现有的土地制度、农牧业生产方式基本相适应。牧业生产上，牧民自发合作是藏族地区等地牧业生产的重要方式，但在牧业生产尚未产业化的地区，建立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必要性相对较低。以青稞等为主产品的农产品生产，在政府指导下，实现了机械化等，有部分地区建立了农机合作社等，但农机合作社的建立更多的是市场驱动，而不是生产驱动，即购买农机的农户希望尽量减少农机闲置，通过扩大收割等，挣回农机成本并赚钱。
总体说来，例如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农牧民不是为市场而生产，而是为生存而生产，与市场关联度有限，这是掣肘该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生长发展的直接原因之一。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牧民基本上不是“货币化小农”，而仅仅是“生产小农”，远离城镇和公路沿线的农民也基本如此。靠近城镇以及公路沿线的农民逐步靠近市场，逐步演变为“货币化小农”。甘孜藏族自治州等地牧业生产尚未实现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牧民的生产不是为市场而生产，既很少在生产环节建立专业合作社，也较少在销售环节建立专业合作社。如以青稞等为主的农产品，因有一定的剩余，在销售、加工环节，逐渐建立了一些专业合作社。例如甘孜县呷拉乡的马铃薯合作社便是其中之一。
第二，生活方式上的商品化需求程度较低。就农区的家庭来说，农牧互养是指农业种植提供粮食，家畜养殖补充生产生活资源；农业种植为家畜养殖提供饲料，家畜养殖为农业种植提供肥料。曹朝龙：《脆弱性抗逆力：基于康区农牧户生计的多元主体抗逆力分析》，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论文，2014年。在牧区，牧民以手工为主进行畜产品加工，如编制牛毛帐篷，做皮衣、雨衣、马垫、坐垫等。新中国成立前，色达牧民的“吃、穿、住等用具大部分是自己来制作的，而且每项技术家家户户都有人会，形成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日果’为协助单位的不求人的自给经济。几乎每一个牧民都是手工业工人……色达牧民的这种手工业和牧业相互依赖的程度非常密切，可以说是形影不离”格勒：《藏学人类学论文集·汉文卷·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已有很大的改变，但自给自足的特点也依然存在。因为牧民惜杀惜售，很少销售成品牛，至多销售生活剩余的酥油、奶渣，可供进入市场的产品非常有限。
历史上，在劳动剩余较少的情况下，藏族地区的商品交换主要存在于农牧区之间的物品互换：农户以青稞等换取牧户的酥油，牧户以酥油、奶渣换取青稞，他们之间的交换往往是以物易物。此外，农牧户也会向商人购买自己所不能生产的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如锅碗瓢盆等。如今，即使是藏族地区相对发达的日喀则市，其“商品化农业还处在起步阶段，农产品市场还在发育期，市场竞争还未到影响村民生活的层面，因此，种养殖专业户依旧零零散散，农产品专业化生产水平依旧很低、规模很小以及产销半径很短，一些供求长线商品靠不多的乡镇企业和外来公司就能承担下来，因而，建立专业合作社的条件并不成熟。”齐莉梅：《藏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独特性——以日喀则市农村合作组织为例》，《中国农民合作社》，2010年第5期。与市场的关联度低，既源于客观环境，也源于客观环境影响下的社会意识。
2. 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可资交换的农牧业剩余产品有限
总体说来，藏族地区农牧业产品剩余有限，农牧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比较低，可供交换的主要是劳动力、较少的畜产品、采集的虫草及藏药材等。这是严酷自然环境造就的特殊的生产结构。高寒气候下，产品的产能低，农业生产的剩余有限，农产品市场化程度很低。“我们这里基础很差，农作物一年一季。青稞，今年的话，稍微好一点点。我们这里虽然地广，但是肥料不足。一些地方的农户由于受思想观念的影响，不施肥、不除草、不灭虫。“我们这里”是指青藏高原如果说不施肥、不除草是因为偷懒，那么不消灭害虫就是受到藏传佛教不杀生观念的影响。例如张正明等指出：藏民族习惯性地认为人粪是不能与庄稼接触的秽物，故而向来不施用人粪，也很少使用别的肥料。又因为宗教信仰，不杀虫豸。既不杀虫豸，则人工灌溉方法也就极少使用。新中国成立前遇到旱灾和虫害，只有念经祈祷。新中国成立后比较注重人工灌溉了，据说道理也讲得过去，因为这是水淹死虫豸，而不是人直接地有意地杀害虫豸。也有人同意用药物治虫了，理由与灌溉相似。下种都用撒播方法。除草用手拔。新中国成立前的粮食产量，一般只有种子的5倍左右(《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四川省甘孜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虽然各方面都有所改善，但相关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依然存在。产量低，平均下来最多400斤(1亩)就顶天了。家里的土地种出来的，最多也就是够吃。好些家庭的粮食还不够吃，还要买哦。”访谈记录编号：20120712G2X2X。目前，进入市场的主要是劳动力商品和采集的虫草、松茸以及藏药材等。可资进入市场的是少量的农牧产品，目前在农区进入市场最多的是劳动力商品，即大量交通沿线、城镇周围的农牧民已经从农牧业生产中剩余出来，进入城镇打工，换取收入。在藏族地区已经有地区逐渐建构了打工者协会，例如甘孜藏族自治州便是如此。
在藏族地区，虫草、松茸、藏药材采集是农牧民最为主要的副业，采集过程中的合作是常见的，但尚未建构专业合作社等来实行组织化采集，至多是几户人家相约一起去采集。采集的虫草、松茸等一般都会进入市场，遗憾的是，就是这一直接面对市场的行为也没有成长到建构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化状态。以虫草为例，一般是少量的藏族商人以及大量的回族、汉族商人直接到虫草采集地或村庄去购买，农牧民在家待价而沽。
3. 市场意识未能超越生存窘境而蓬勃发展
在长期较高程度的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生产条件下，农牧民生产生活的商品化意识相对淡薄，主要是“生存推动的商品化”，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市场参与能力较弱。例如，“据日喀则乡镇企业局的介绍，藏民对金钱的概念有着自己特殊的看法，不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追求资本增值。很多藏民想的是用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去消费，而非用于扩大再生产”齐莉梅：《藏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独特性——以日喀则市农村合作组织为例》，《中国农民合作社》，2010年第5期。。
三、文化规约的促成作用
济贫、互助合作、自组织供给村庄公共产品等文化规约，理论上讲，便于促成农牧民建立专业合作社，这是藏族地区社会文化对合作社发展的正向影响。换言之，满足村庄内部需求的合作并不难，何慧丽等：《城乡链接与农民合作》，《开放时代》，2009年第9期。或者藏族地区村民并不缺乏合作的传统和惯习。
1. 济贫惯习
济贫与藏族地区农牧民笃行的藏传佛教倡导的助人为乐的传统文化美德相吻合。农牧民在生产和生活等许多方面照顾贫弱家庭，这在藏族地区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的河坝村调研发现，村中几户住房困难的家庭都长期无偿地住在住房宽裕的几户家庭。我们访谈多个收留住房困难家庭的家庭，问“你们怎么不收点租金呢”，对方总是回答“说得笑人哦，乡里乡亲的，收啥子租金哦。我们有多余的房子，只管住，我们这也是积德行善噻”。
当地的人们创办企业，都会优先让贫困户到企业做工，企业也会常年救济贫困户等。例如甘孜县河坝村的运输公司，每年会拿出一部分收入来帮助贫困家庭，村中较为富裕的家庭也会主动关照贫困户。例如达娃家有农机具，雇工时首先考虑到雇用贫困家庭成员。我们的访谈记录如下：访谈记录编号：20140801GZXHBCDW。达娃：“我们家6个司机，包吃包住，还有两个徒弟。”
访谈人：“这两个徒弟是他们主动找您，还是您去找他们的呢？”
达娃：“是我主动找他们的，都是本村的人噻。”
访谈人：“是不是有一个是孤儿？”
达娃：“是的，是孤儿，他长大了，刚刚结婚了。还有一个是建华哥的侄子，他家也有点穷。他们在村子里也没有什么挣钱的门路，我就把他们喊过来当学徒，学开挖掘机、装载机，同时给他们发工资，解决他们的一些困难。反正我也要雇人的嘛，就照顾照顾。他们学会了，我也方便，他们也能挣些钱噻。”再如在日喀则市，“乡镇集体企业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优先让贫困户到企业做工，常年救济贫困户粮食等生活物资……当村民自办企业时，能够接受带几个贫困户的做法，这已成为当地发展企业的规则”齐莉梅：《藏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独特性——以日喀则市农村合作组织为例》，《中国农民合作社》，2010年第5期。。
济贫惯习既易于团结和凝聚村民，也易于使其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合作起来。哪怕是从市场行为中的经济利益考量，一般也不会将贫困成员抛掷于相关经济活动之外。例如甘孜县呷拉乡的蔬菜合作社，在分配蔬菜大棚时，首先分配给贫困户，而且还把最便于灌溉的大棚分配给最缺乏劳动力的贫困户。
2. 坚实的信任以及守望相助的村庄环境
历史上，藏族素有生产、生活中互助的惯习。“村落虽然是由众多的个体家庭所构成，但作为一个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共同体，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都要共同协作。换工互助，是康区村落社会中的互助习俗。这一协作有多种方式，如土地多劳力少的人家和土地少劳力多的人家互相换工，土地多的一方付给劳动力多的一方一定的报酬(以工时计算)；畜力多人力少的人家和畜力少人力多的人家换工，以畜力对换人力；血族、亲族之间进行无报酬的劳力支援、畜力支援。总之，这种换工互助的方式，是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进行的，它保证不误农时进行播种、管理和收获，是一种优良的互助传统，乃至传承到今天。”“康区村落特注重发扬生活中的互助习俗。在村落社会的个体家庭中，总有一些家庭成员力所不及的事情，比如起房架屋婚丧嫁娶诸事，除请工匠、媒人帮忙外，还要求助社会力量。每当此时，全村落的人也都会主动相帮。”“康区有家喻户晓维护村落共同利益的诺言：‘有灾共担，患难与共，一致对外，章法共遵，信守不渝。上至喇嘛头人，下至鳏寡孤独，均一视同仁。’”凌立等：《康巴藏族民俗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如今，这样的互助合作依然存在。笔者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雅江县的村庄调研都发现，农忙季节一般是几家人合作，共同收割。
在藏族地区调研，我们发现很多村民都很自觉地遵守村规民约，村民之间守望相助，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共同管理并遵守规则。乡村的地盘村民自己管理，不让外来人挖，(访谈中我们谈到采挖羌活)自己本村可以挖一点，乡规民约里有规定。口头协议比较多，但也能传承下来，主要是宗教信仰的影响。比如规定不打架，家家户户都要站起来发誓的，向天地发誓，内在约束很强。再比如像中东部地区，河里鱼随便打。但是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惜杀，不让别人打鱼，外人去了也不让打。中东部地区的话，政府要规定禁渔期，但是在藏族地区全时期禁渔。访谈记录编号：20140723SISGZXTBXXJZR、ZRDJ。3. 自组织惯习
村庄自组织机制的发育和发展促进了社区资源的有效整合，激发了村庄自力更生促进社区发展的潜能。正如科夫曼指出：“在自组织的有机思维模式下，组织不应成为按照统一规格制造出来的机器，而是自组织的能动生命过程，组织作为一个生命系统自发并同步地创造着它们自我更新的条件，创造着进化的复杂性。”Kauffnan S.A.At Home in the Universe：The Search for the Laws of SelfOrganization and Conplexity.New Youk Oxford Unicersity Press，1995.
藏族地区村庄有着长期的自组织惯习。村庄内的日常生产生活事务，包括集体投工投劳等，有长期的自组织运作习惯，这基于其历史文化传统。笔者调研发现，无论是西藏还是康藏，都比较一致。例如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西俄洛乡杰珠村因地缘、血缘、姻缘等原因，村里80%以上的家庭都沾亲带故，不会有很深的矛盾和纠纷，即使有些小矛盾也很容易解决。由于村庄内部的紧密团结，基于新中国成立前就形成的惯习，村庄至今还是自组织地开展各项村庄集体活动，包括耍坝子“耍坝子”是康藏地区的说法，相同的行为在西藏称为“过林卡”，这是藏族人民历来就有的习惯。在草长莺飞、百花盛开、大地盖绿的季节(农历七八月)，青藏高原气候宜人，可以观赏漫山遍野的山花和美丽的湖光山色，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此时，在婆娑的古树下，溪畔林卡里，山野的花丛中，绿茵茵的草地上，到处都可以见到热情豪迈穿戴鲜艳整洁的民族服装的藏族人民合家而出，或邀亲约友，或以村为单位，赶马拉车，搭起各色帐篷，或野牧，或就带来的各种熟食，一边喝酒，一边唱民歌和藏戏，玩各种棋牌，跳锅庄、弦子，促膝摆龙门阵，回归自然，放松身心。、金秋听经、旅游服务安排等。村里每年让5~6户轮流组织活动，主持活动的家庭顺序是几十年来就安排好的。集体活动资金主要来源于村里有办喜事的家庭。村里的家庭办喜事，一般都安排在春节，村民会到办喜事的家庭送礼，办喜事的家庭会将一部分礼金送到村里，交给负责组织活动的那几户人家。李雪萍、龙明阿真：《可持续生计：连片特困地区村庄生计资本与减贫——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杰珠村为例》，《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2年第3期。
2014年7月，我们在甘孜县河坝村调研时，正值村民为了修路拆除房屋，我们便跟着村党支部书记一起观看。村民们自带工具或用自家的机器，义务拆除村民家的房屋。观看时的谈话记录如下。个案：甘孜县河坝村村民为了修路自组织拆除房屋访谈记录编号：20140729SCSGZXHBCZG。
情境：河坝村的道路正在扩宽、修建，河坝村的党支部书记扎尕带领我们参观了修路及拆除房屋的实况。
书记：这是一家正在建的房子，人家还在修围墙，现在修路需要扩宽，所以这家就暂停建房，配合修路。(我们看到是这家的房子没有了院子，房子墙壁就在路边，高出路面三米多)
笔者：人家正在修围墙，我们就给人家挖了，这家人同意吗？
书记：他们还是愿意的，都是为了以后的发展嘛。
笔者：书记，这些修路的是什么人？
书记：我们村民噻。
笔者：那一天给他们多少钱呢？
书记：全部是免费的，都是义务的，不给钱。
笔者：这些修路的机器是谁的？(当时有几台装载机、挖掘机都正在工作)
书记：这些装载机、挖掘机啊？都是村民自己的，免费用。
笔者：加油也是他们自己加吗？
书记：对，加油也是车主自己加。
笔者：那有没有有的家庭有机器但不来的呢？就是有没有不来参加修路的？
书记：没有，如果我们有需要，直接去他家把车开来也是可以的。大家都会来的，都服从安排。
笔者：这是哪个安排的？村民自己安排的还是村上安排的？
书记：村上给安排的，什么时候要来，做什么，等等，大家都晓得的。
笔者：这个房子是要拆吗？(走到另一处)
书记：是的，要往里拆两米五。
学生小侯：书记，我想问一下，这家的房子要往里拆两米五，那么有没有给这家人补偿呀？
笔者：这家人有没有得到补偿，国家有没有给一些钱？
书记：没有，现在还没定，不过他们也愿意拆。
学生小侯：没有定是否补偿，就可以拆，跟中东部地区不太一样。
笔者：在这里，国家给不给补、补多少都不知道就给拆了。在中东部地区，要拆房子，先拿钱来。
书记：国家给不给钱不知道，但是每家都要出人，有机具的要出机具，把事情做好，把路修好。拆房子人们心里也痛，但是还是愿意的。
笔者：怎么能不痛呀，要换作是我，也很心痛呀。
书记：但是还是愿意。
笔者：心痛归心通，愿意归愿意。这都是村子里自己的机具啊？(指着正在工作的几台机器)
书记：是的，不管家里有没有打工的，都要出一个人来帮忙拆房子、修路。为了求证书记所说的被拆房的村民家庭即使心疼，也还是愿意被拆，事后，我们多次深入河坝村，在没有村干部的陪同下，我们深入好几户房屋被拆农户，他们跟我们聊天时所说的跟书记的说法相差无二。只有一户由新龙迁入的外来户要求补偿，经过多次协商，在得到一个开办民居接待的指标后，也高高兴兴地拆除了自家房屋。
此外，我们以西藏泽当镇郭沙居委会的居民们自组织供给村庄公共产品为个案来展现这一特点。个案：西藏山南地区泽当镇郭沙居委会的
居民们自组织供给村庄公共产品访谈记录编号：20090813XZZDGSDJ。
笔者在郭沙居委会调研时，发现该居委会最大的特点是自组织供给的社区公共产品。笔者再三请教社区自组织运作的机理，社区居委会主任耐心地再三告诉笔者，居民们之所以如此，源于长期性的历史传统，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这样了。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会这样，他也说不清楚，反正，长期以来就是这样，这已经是惯例了，他们大家也都习惯了。
自组织地供给的社区公共产品，既有长期性地供给的社区公共产品，也有一时间完成任务式地供给的社区公共产品。前者如几十年来，每周五每户都会派出人员打扫全村的环境卫生。后者以2008年、2009年为例，社区居民义务投劳完成的社区公共产品供给项目如下。
(1) 2008年，新修水坝1110米，居民义务投劳。
(2) 2008年，维修雅砻河边水坝，水坝尺寸为1700米(长)×2米(高)×3米(宽)。社区居委会雇用拖拉机，水利局供给铁丝、石块，其他维修任务全部是居民义务投劳。
(3) 维修机井2口，除了支付材料费等8000元外，其余都是居民义务投劳。
(4) 人畜饮水设施建设，为28户引入自来水，乃东县水利局投资30万元之外，还有部分工作由居民义务投劳。
(5) 清理水渠5000米，居民义务投劳。
(6) 每年维修田间路2次，拖拉机使用费用一年500元，其余维修任务全部由居民义务投劳。
(7) 植树造林。2008年、2009年一共在雅鲁藏布江边植树300亩(乃东县林业局下达的任务)，县林业局支付运费3000元，其他全部是居民义务投劳。
(8) 2006年，社区居委会配合乃东县农牧局修建33个沼气池，农牧局投资92 400元。居民义务投劳挖坑。
(9) 社区居委会动员党员义务为3户贫困户盖房子。
郭沙居委会自组织供给社区公共产品最成功的事例是成功申报蔬菜大棚建设。2008年，乃东县农发局投资380万元，在郭沙居委会修建了50个蔬菜大棚。这50个大棚的基本情况是：一个大棚占地0.7亩。50个大棚成本价为1000多万元，但是承包价只有380万元(该50个大棚的建设工程已由施工队承包)。施工队之所以能以如此低的价格承包下来，原因是该项目在申请时，郭沙居委会已经向乃东县农发局承诺：380万元主要用于买砖、塑料薄膜、钢筋，以及支付承包队人员工资，其余施工需要的石头、砂石、沙子由郭沙居委会供给，打地基等由居民义务投劳。正是因为这些承诺，才使得郭沙居委会有了竞争实力，并最终使工程落实到郭沙居委会。4. 农牧民合作社建立过程中，自组织特征也展现出来
我们在甘孜县河坝村调研时，与何建华座谈，了解到他的创业过程，这一过程与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密切相关。村民在村支书的带领下成立了运输公司，公司运转良好，也体现了自组织特征。个案：由个人单干到集体行动2014年7月29日下午与河坝村文书何建华座谈记录，访谈记录编号：20140729GZXGZZHBCHJH。
2008年之前，我们都是各干各的。2011年，我买了一辆货车，是二手车，6.5万元，用于拉砂石。我开货车四处打工，我跟村里的姓田的爷儿俩一起在县城附近拉货，赚了9万元，2万多元的账还清了，我们两口子一年收入13万元。这样，日子越来越好过了。没有国家对农民的支持和待遇，日子就没有这么好过。
2008年还是2009年，扎尕书记成立运输队，当时只有10户人，报到镇上，没拿到正式的执照(指运输队的营业执照)。但是活路要好找一点的，县上有工程的时候，运输队可以去投标。当时在大塘坝修了一条路叫“木通村”，好像是通村公路，我们运输队挣了点钱，每个人大约分了2万元，10户都挣了。
2010年的时候，全村普遍都有自卸车，有30多辆，还有装载机、挖掘机3台。一般是各跑各的，到处跑，一有消息就得跑，消息来源有的是对的，挣钱了，有的消息不完全真实，就挣不到钱。慢慢地，县城建设比较多了。2011年到2012年，大家纷纷换车，换成装17方(1方=1立方米)、20多方的自卸车。2012年大家商量成立公司，我们自己投标、竞标。2013年，正式写申请、打报告、见领导，2013年年底公司成立。2014年，公司有挖掘机4台、装载机7台、自卸车大约16台，运输发展了，村庄发展了。
公司成立的好处是能赚钱。村里人不再分散地去打工了，不再盲目地听马路消息了，不再盲目地到处去找活儿了，我们会去关注网上公布的信息。例如，到卓达拉山隧道去运输砂石，修建温泉大酒店等，都是由我们负责供应砂石、挖基础、吊钢筋。我们能找到活路，因为县委、县政府、镇领导都在当活路的介绍人。我们想到外县去拓展，本县的工程还是有限的。希望拓展生存发展空间，想看得更远，做得更大。
建公司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聚集人心。现在打工商商量量的，有组织、有纪律。组织纪律是“排轮子”，不得占位置。比如今天轮到我去温泉大酒店拉沙子，别人就不得抢。很多乡下的也买拖拉机拉砂石，带动周边地区。以前我们村耕地用拖拉机(半机械化)时，他们用牛，现在我们买车，周边也有。我们村的人看得多、想得多了，眼光远了。
公司的活儿的安排是很公平的。建公司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河坝村运输公司的成立和运转也得益于自组织运作以及村庄精英的无私奉献。自组织运作的集中表现是“排轮子”，即按照村庄习惯安排好次序，照次序运行，不得加塞，不得打乱次序。此外，达娃和康伟是运输公司的法人代表，公司刚成立时花了将近2万元，这笔钱是他们两位自己掏的。公司成立后，他们没有从公司的收益中扣除这笔钱，属于无偿付出。
5. 部分地区集体经济相对强大
藏族地区部分村庄经济的集体性依然保持着较高水平，集体经济力量相对强大，集体能在公共产品供给中有更多的话语权与执行力。这与新疆的部分地区一致。王景新等认为，新疆和田地区是典型的荒漠性干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边疆和贫困地区，但这里的村集体经济显现出勃勃生机，为区域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基层组织运转、社区稳定和边疆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王景新、严海淼：《少边穷地区村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研究——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调查》，《中国集体经济》，2011年第30期。)新疆和田与西藏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在藏族地区调研时也发现部分村集体经济发展及其效能也与和田地区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在拉萨、西藏山南地区等地比较普遍地看到这种现象。例如，山南地区泽当镇的6个社区的集体经济就较为强大，相对强大的集体经济显现了山南地区农牧民目前已有合作能力。山南地区乃东县泽当镇是山南地区首府，但因西藏城镇发展非常有限，泽当镇的6个社区的全部居民都是农村户口，都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2009年泽当镇6个社区的集体经济收入状况如表4.2所示。
表4.22009年泽当镇6个社区的集体经济收入状况单位：万元项目
社区居委会经济实体租金短期育肥项目结余产品销售其他合计乃东社区居委会13131.80003.5166.3泽当社区居委会0263.10001.9265结沙社区居委会01780000178赞塘居委会3.33.33.060009.66金鲁居委会1.200245030.2郭沙居委会611.8006023.8注：① 租金包括房租、地租、蔬菜大棚租金、菜市场租金等。
② 其他包括蔬菜协会收入、存款利息。拉萨市近郊的很多村庄也是如此，例如多年来，当巴社区居委会成立多种经营部，开发民族旅馆、房地产、出租车公司、度假村、洗车场等11个经济实体，动员居民大力发展运输业、服务业、民族手工业、建筑业、养殖业，想方设法促进居民就业、再就业。居委会制定了党支部成员和干部承包贫困户的制度，以及解决社区无业人员就业的制度。1991—2007年，社区居委会党员为困难户捐资近30万元，为39户无劳力或有残疾人的贫困家庭投资50多万元，使他们建起了新房，并投资27万元帮助巴桑、普赤等20多户贫困居民维修住房；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设立了社区治安队，维护社区治安；帮助居民从银行低息贷款或居委会无息贷款帮助居民购买各种运输车辆40多辆；采取组织居民筹资及居委会补贴等方法新建104个商店，为居民提供了增收门路；成立了社区物业管理综合服务公司，与拉萨城管大队等单位联系，积极为居民寻找就业门路。
四、需要政府强力引导
济贫、互助合作、自组织供给村庄公共产品的文化规约，理论上讲，便于促成合作，有利于农牧民合作社的建立，但这并不等于能自然而然地产生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合作组织。鉴于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特殊功能，我们认为，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要发育、发展得更好，需要政府更强有力的引导和指导，这或许与中东部地区有差别，这种差别也正是藏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特征之一。
在藏族地区，需要政府帮助甚至培育的是面向市场的内容，这主要包括剩余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农产品销售市场以及其他(如旅游、运输)。“与中东部地区不同，日喀则市的村民不存在‘恐吓症’，因为连20世纪70年代西藏人民公社化时成立的18家乡集体所有制企业都运营至今，并且是当地乡村经济和村民收入的重要支柱。村民认为，这些集体企业不仅让村民增加了收入，而且还使得当地的藏式帐篷、藏服、藏毯、金银首饰等传统工艺得到传承。更关键的是，在村民心目中，政府的公信力比较高，村民切身感受到多年来政府的政策举措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所以，对政府参与、创办合作社的号召，村民的反响比较积极。他们相信加入合作社可以帮助他们增加收入”齐莉梅：《藏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独特性——以日喀则市农村合作组织为例》，《中国农民合作社》，2010年第5期。。甘孜藏族自治州与日喀则市类似，政府在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中具有突出的作用。
甘孜藏族自治州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主要模式有：“政府部门牵头+协会+农牧户”“龙头企业带头+合作社+农牧户”“对口支援组织帮扶+合作社+农牧户”“村集体组织发动+合作社+农牧户”“能人或大户带动+合作社+农牧户”。李会嫱：《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策略——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前四种模式都与政府直接或间接的作为密切相关。我们调研发现，即使是最后一种模式，也与政府的作为密切相关。
目前，藏族地区政府日渐重视合作社的发展。通过不断努力，已有较多成功的个案。不断地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将农牧民组织起来，或许是农村社会在现有基础上加强村庄团结、社会团结的方向之一，也是由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的重要方式。我们通过呷拉乡合作社的运作和发展来呈现合作社为农牧民增收的作用，也由此观察政府如何促进专业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个案：呷拉乡合作社的运作与发展故事来源于与呷拉乡党委书记伍须巴登座谈，访谈记录编号：20140730GZXGLXWXBD。
我们乡的马铃薯基地建立了合作社。一位援藏干部觉得呷拉乡的地理位置很有优势，包括产品优势、交通优势等，但缺乏品牌，于是提出建立合作社。开始我觉得没经验可以借鉴，担心投入大。但是援藏干部说，不需要投入太多。开始村民也不理解，不知道合作社是做什么的。村民只晓得把人参果包装起来去卖。合作社成立时，村民们协商，只有30个人参加。现在没参加合作社的村民很后悔，很想参加。马铃薯基地正在办理申报手续，县政府赞助了马铃薯基地一个铺面，就在康巴宾馆对面。你们住在康巴宾馆，应该可以看到。
合作社去年把马铃薯销往中东部地区。以前我们的马铃薯吃不完、卖不完，放起来又会坏，就拿来喂牛喂马。去年每家每户大约剩余500斤，合作社以1元钱1斤的价格从老百姓家里收购，到外地去卖，卖2元钱1斤，主要是运费贵了。去年运出去5车，由龙泉驿的民政局发给相关部门。今年可以运出去1车。龙泉驿的一个合作社来考察，准备跟我们的合作社合作，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优越，可以承包土地种豌豆。群众同意了，反正土地有租金，也可以打工。但是后来龙泉驿的合作社认为没钱可赚，就算了。
合作社最需要马铃薯粉条加工机器，把马铃薯加工成粉条，但是买不起。县上、省上一分钱都没有支持，龙泉驿的支持大些。
合作社的工作，一是销售土豆，一是加工糌粑。以前有些部门送土特产都在我们这里订，现在石渠、白玉、昌都、青海的都来我们这里买糌粑。此外还有包装人参果、连麸面。加工糌粑量每天500斤，订单加工，石磨有3个。阿县带州农委的来考察，看到吹火的还是风口袋，就问我们有没有炒青稞的机器，我们说没有，4月份州农委送来炒青稞的机器，强化了卫生。
合作社成员暂时不愿意扩大合作社。PS认证正在弄，基本可以弄下来了。
合作社有1位董事长，以前请了7~8个小工洗青稞、炒青稞等，后来有了机器，只请了2~3个小工。我们还有连麸面加工厂，还把人参果买回来洗干净包装，奶渣也买回来包装。
合作社投资了80多万元，用于盖房子、打地皮、买机器设备。合作社的地皮还是砂石的，石磨是从青海买回来的。合作社现在没有收回成本，没有利润。2014年底会有分红。合作社加工糌粑的青稞来源于基地的农户，这30户的土地全部种青稞用于加工，2013年的产量有5万多斤，此外还需在市场购买，购买价格2.3～2.5元/斤。加工好后，销售6～7元/斤。一年来，加工自己种的青稞6万多斤，买了10万斤，总共大约17万斤。连麸面的销售还好，就是运费贵了。
我们呷拉乡还有蔬菜大棚协会，马铃薯生产合作社的好处也适用于蔬菜大棚协会，此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卖菜近。目前呷拉乡自贡村的蔬菜基地建起来了，(村民)勤快点的话，(种)白菜、葱都可以赚钱，县城的蔬菜是靠我们自贡村的蔬菜支撑起来的。这个村的村民很勤快，有的半夜1点还在洗菜，早上五六点批发给蔬菜市场。呷拉乡大棚蔬菜中，自贡村就有57户340亩，有莴苣、花菜、萝卜、大小白菜、葱、大蒜、香菜等，年均1亩地的产值是3万元。他们是全乡最富的。57户中有2家是五保户、1家老弱病残、1家做生意，之外的53户都在种菜。
我们还想建机器设备合作社，主要是农田机械。乡上有联合收割机6台，拖拉机家家有，联合起来一起找活儿。但是我觉得困难多，暂时没有同意，一步一步地来。要想专业合作社在藏族地区发展壮大，短期内仍旧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帮助。齐莉梅：《藏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独特性——以日喀则市农村合作组织为例》，《中国农民合作社》，2010年第5期。由西藏泽当镇乃东社区居委会蔬菜协会及其运作可见政府的强力作为。个案：西藏泽当镇乃东社区居委会蔬菜协会及其运作
2008年乃东县农牧局投资兴建了159个蔬菜大棚，免费送给乃东社区居委会使用。每个大棚占地0.5亩，总占地面积179亩。159个蔬菜大棚中，乃东社区居委会的居民有115户(全部是失地农户)租蔬菜大棚种植蔬菜，其余44个大棚出租给外来人员(简称外来棚户)。外来棚户为本居委会居民提供蔬菜苗子。乃东社区居委会优惠本社区居民，每个大棚仅仅收取管理费250～300元/年，而每个外来棚户的租金是2500元/年。
蔬菜大棚运营到2009年8月的一年多来，大致的收入情况如下：纯收入每年每棚最低的有2000多元，最高的有2~3万元，7000元、8000元的也有，平均是9000元。收入最高的是技术好、有经验的种植户，收入比较低的主要是只会种青稞和小麦、不会种蔬菜的本社区居民。
在蔬菜种植和销售过程中，蔬菜协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蔬菜协会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联系蔬菜种子。到拉萨、乃东县科技局、地区科技局联系优良品种。
(2) 联系培训，技术指导。具体工作如下。
第一，请44位外来棚户慢慢地教本地居民种菜。
第二，请拉萨市农科院技术人员来大棚培训。例如2008年请拉萨农科院2名技术人员来协会指导居民种菜，持续半年时间。农技人员白天到大棚指导，或是到社区会议室集体培训，传授技术。山南地区行署给农技人员发工资，协会为其提供住宿。
(3) 寻找销路。目前蔬菜销售区域主要在泽当镇，主要的销路如下。
第一，较好的蔬菜销售到酒店，例如销售到雅砻河大酒店、泽当饭店、玉龙酒店、龙马宾馆等。
第二，销售到学校，例如山南第一高中、山南第二高中、乃东县中学等。
第三，销售到部队，例如军分区、炮团、解放军41医院、解放军66仓库等。
第四，在集贸市场联系了十多个摊位，棚户自己去摊位销售。
第五，棚户自己到街上销售。
(4) 维修大棚，例如换薄膜等。
调研中，蔬菜协会负责人岗珠向笔者介绍了协会运作良好的原因。首先是国家扶持。蔬菜大棚本身是国家投资，社区居委会免费使用。此外，山南地区行署给蔬菜协会一辆小型农用车，用于运输蔬菜。山南地区行署发给传授种植技术的拉萨农科院技术员补助。其次是协会成员努力工作。再次是44个外来棚户的指导。最后是本社区居民巴桑拉姆、普布卓玛、边巴次仁等技术很好，也很乐于传授其他居民经验。不言而喻，政府支持方式多种多样，例如资金支持、组织动员，甚至直接为其起草各种文字资料，我们调研的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便是如此。藏族地区政府支持、引导农牧民建立、建设合作组织最特殊的方式是将政府的相关工作嵌入村庄的自组织运作之中。这包括政府将自己的工作嵌入村(居)委会，以及村（居）委会将工作嵌入村民自组织活动中。前者如甘孜县的很多村庄，我们发现那里普遍成立了打工者协会，这是在政府指导下成立的。其运转良好，既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帮助，也得益于民众的团结，也就是说，政府把相关工作嵌入自组织运作中。个案：甘孜县呷拉乡多拖村的打工者协会
甘孜县鼓励各乡镇村都成立打工者协会，以帮助农牧民外出打工。呷拉乡多拖村也有打工者协会，我们采访了村支书贡布夏以及常在外打工的村民土登多吉，了解了打工者协会的基本情况。
村中打工者不断增多。优势条件是：从2000年起，村民中打工的越来越多，由于村庄在公路沿线，信息相对比较灵通；村民掌握一些基本的打工技术，如做泥瓦工、做木工、藏式绘画等。
多拖村打工者协会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个人外出打工存在很多困难。这些困难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个人外出打工，由于信息、技能等各方面的原因，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2) 即使找到工作，也常常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村民靠个人力量想要讨回被拖欠的工资，也很困难。
(3) 对藏族地区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由于文化、语言等与外地的差异很大，一个人外出，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
村委会发现村民外出打工出现一系列问题后，及时召开村干部会议，组织全体村民召开大会，号召大家通过组织、联合集中的方式外出打工。一些村民刚开始并不理解，加入打工协会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打工者协会运作一年后，村民经过对比发现集中外出打工的村民有工作时间长、工资多、工资发放及时等优点。现在有40多个外出打工者加入了打工者协会。
打工者协会运作良好的原因如下。
(1) 拥有大于村民个人的信息量。县乡下派了包村工作组，通过包村干部的人际关系可以为打工者协会提供工作信息和资源。
(2) 村庄精英的作用。多拖村的村干部比较能干，尤其是村书记既能干，时间比较充裕，又很乐意为村民服务，威信较高。
2011—2012年，村中四职干部土登多吉带领本村20个打工者前往甘孜县的四川石渠县打工。村民主要是做建筑队的小工和砌砖工，小工的工资是100元/天，砌砖工的工资是120元/天。土登多吉帮助村民签写劳动用工合同，负责大家的安全，并带头领取工资，自己却不多拿一点钱，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同工种、同酬。带领村民集体到石渠县打工，是土登多吉组织并完成的，因为土登多吉长期在石渠县打工，结识了一些做工程的老板，得到信息，也就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藏族地区村庄有长期的自组织运作惯习，政府不仅鼓励支持，而且村委会等组织更是将自己的工作嵌入其中。在对甘孜县河坝村调研时，我们还发现河坝村将村委会等正式组织的工作嵌入自组织运作之中。“我们村的决策机构包括村委会和村上的议事会，村里的大小事情都由村委会和议事会做出。议事会由17人组成，是村委会的成员加上8位长者和有威望的。村委会有9个人，包括书记、村长、会计、综治维稳员、组宣群团员、统战宗教员、3个小组长。村上有红白喜事等都由村委会和议事会一起讨论。村上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家庭办喜事，要请很多人。比如结婚，我们17个人要分工，哪些人来安排车子，哪些人安排放鞭炮，17个人又分几个小组。分工合作。”访谈记录编号：20140729GZXGZZHBCZG。五、嵌入当地社会文化结构
从藏族地区农牧民合作社的发展来看，减贫不仅仅是经济行动，还应该是超越于经济行动之上的社会行动，这需要将减贫嵌入当地社会文化结构之中。
“以文化促进参与，以参与促进合作，以合作促进发展”何慧丽等：《城乡链接与农民合作》，《开放时代》，2009年第9期。是学者提出的促进农民合作的思路之一。格兰诺维特阐释了“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社会结构被视作持续运转的人际网络)的观点，将人看作是嵌入于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并假设建立在亲属或朋友关系、信任或其他友好关系之上的社会网络维持着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这意味着，减贫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动，还应该是超越于经济行动之上的社会行动。如果说经济行动也都应该嵌入社会结构，那么减贫就更应该嵌入社会结构中。如果将社会结构理解为持续运转的人际网络，我们可以认为，藏族地区的村庄持续运转的人际网络的特征之一是建立在地缘、血缘、亲缘关系基础上，相互信任、守望相助的自组织运作。这就意味着，以村庄为基本单位实施的减贫这一超越于经济行动的社会行动，可嵌入藏族地区村庄的自组织运作中，更可借助于自组织运转的惯性，将村民组织起来，整合村民及其他力量。
不言而喻，即使要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减贫，也需要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经济是不同群体和地方社会在当地所从事活动的产物，因此，社会经济也常常受到这些群体和社区的特有文化的高度影响。雅克·迪夫尼、帕特里克·德夫尔特雷：《“社会经济”在全球的发展：历史脉络与当前状况》，赵黎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1期。这就是说，如果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理解地方经济或减贫，可以认为，它嵌入于文化结构之中，藏族地区村庄的互惠、互帮互助及其村庄事务的自组织运作是其文化结构的外显形式。如果将减贫看作是社会经济，就意味着将减贫嵌入文化结构，嵌入自组织运转，应该是可行和必要的。
在藏族地区，既要发育农牧民组织，还要组织农牧民。在减贫及农村社会发展中，究竟应该发育农民组织还是组织农民？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一种观点：如果农民不合作，就要让他们边缘化，就要利用外部强制力量将他们组织起来。因此，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是组织农民合作，二是农民合作组织。组织农民合作与农民合作组织是起点、机制和后果都有很大差别的一对范畴。前者认为，单个分散的农民自己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也缺乏合作能力，只有通过外部力量将农民组织起来。后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提出了合作的要求，并形成了自己的组织，为此，需要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和规范。胡振华、陈柳钦：《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东南学术》，2010年第3期。这样的讨论对于藏族地区来说，在发育农牧民组织和组织农牧民之间，不是二者选其一，而是既要发育农牧民组织，又要组织农牧民。藏族地区农牧民合作组织的发育发展，更依赖于政府的大力作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发育农牧民组织，还是组织农牧民，都需要更多地依据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所需而行，政府可以帮助农牧民组织起来，而不是去组织农牧民，更不是按政府的意愿、目的，为实现政府的任务去组织农牧民。
农牧民合作的内容多种多样。第一种是经济合作，主要是应对市场。经济合作的一个最大难题是经济合作的成本很高而收益很低。第二种是文化合作。文化合作非常容易成功，只要有积极分子，只要农民特别是老人和妇女有这个需要，就能合作，合作成本很低。第三种是公共产品供给的合作，如统一灌溉等。这正如何雪峰主张的那样何慧丽等：《城乡链接与农民合作》，《开放时代》，2009年第9期。，即合作社不应该仅仅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合作或为市场交换的合作，还应该包含为供给村庄公共产品的合作。
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更多的精英发挥作用。外发促内生何慧丽等：《城乡链接与农民合作》，《开放时代》，2009年第9期。是我们促成连片特困地区减贫事业发展的基本思路，藏族地区也不例外。在藏族地区，农牧民合作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既需要政府的作为，也需要当地精英们发挥作用，他们包括乡村干部、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具体说来，包括乡村里的经营能人及从政府里面流出的一些个体，如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退伍军人、乡村教师等。他们了解当地情况，在当地也较有威望，对当地公共事务也较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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