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民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以甘肃D村和安徽S村为例

农民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以甘肃D村和安徽S村为例

摘  要：农民的政治参与自主意识和参与精神是建设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影响因素，政治效能感又是农民政治参与自主意识和参与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的已有研究成果表明，特定的政治参与行为对个人的政治效能感有正向或者负向的推动作用，学术界普遍认为政治效能感是政治体系民主和健康程度的重要反应指标。因此，建设农村基层民主必须关注农民的政治效能感。本研究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采用实证调研的方法，对甘肃D村和安徽S村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对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农民的非动员式政治参与积极性较高，同时村庄管理是否民主影响着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增减。

关键词：农民；政治参与；政治效能感；影响；实证调查

要建设农村基层民主，必须培养农村基层民主的主体参与者—农民—的政治参与自主意识和参与精神。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关注他们对自身政治参与能力、政治影响力和由此产生的对外部政治人物和事务的认知，即农民的政治效能感的变化。所谓政治效能感，就是指政治个人对自身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的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外部政治制度、政治系统和政治人物的认识。国外的已有研究成果表明，特定的政治参与行为对个人的政治效能感有正向或者负向的推动作用，进而学术界普遍认为政治效能感是政治体系民主和健康程度的重要反应指标。目前国内政治学界对于政治效能感的专题性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而在国外政治效能感曾一度受到欧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经历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内部效能感显著提高和外部效能感明显下降两个方面。按照林尚立的观点，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建设向基层的深化，社区将成为中国新时期政治民主化建设的重要战略空间。[①]要实现基层民主，必须培养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自觉意识和参与精神。[②]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将关注的中心问题选定为农村社区的主体——农民的基层政治参与行为对其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同时选定甘肃D村和安徽省S村作为本研究的调查个案。

一、核心概念与相关研究现状

（一）核心概念

本研究涉及的核心概念主要是政治参与、政治效能感、内部政治效能感和外部政治效能感。就政治参与而言，目前国内外的界定仍然存在争论。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③]。与亨廷顿相左，美国学者尼和伏巴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日本政治学者蒲岛耶夫认为，政治参与就是公民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④]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其中比较主流的几种观点有：“特定体制框架内普通公民或公民团体试图影响政府人事构成和政府政策制定的各种行为”[⑤]；“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⑥]；“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⑦]；以上观点分歧主要在于如何界定政治参与的外延，由此形成了有两种趋向，一是外延扩大，即认为政治参与不仅包括合法参与，还包括非法途径的参与；一是外延缩小，即认为政治参与仅仅是合法参与。本研究比较赞同后一种设定，认为政治参与是以公民或公民社团为主体，以进行利益诉求为目标而影响政治系统的合法行为。就政治效能感而言，国内外的观点较为一致，比较认同的一种界定是认为个人的政治效能感是个人对自身参与和影响政治的能力，以及外部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的认知。[⑧]政治效能感主要包括内部政治效能感和外部政治效能感两个方面，内部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人对于自身理解所处的政治系统、发生的政治事件和自身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的能力的认知和信念，外部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人对所处的政治体系的公正、效率等方面的认知，包括政府公平程度、是否对公民具有责任感，以及政府绩效等。[⑨]

（二）相关研究现状

对于政治效能感研究现状的述评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在国内，政治效能感在很多研究中都只是作为政治参与现状的一个分支进行讨论的，而作为专题性研究的成果比较少，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大学的李蓉蓉、东北大学的张平、李国青和复旦大学的桂勇、施文捷。李蓉蓉对于政治效能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介绍西方政治效能感的研究现状，同时对国内政治效能感的研究格局做出评价，这种研究总体趋向于比较研究方法。张平和李国青对政治效能感的作用和培养机制进行了讨论，这种研究基本上属于建构性的。桂勇和施文捷通过实地调查，集中研究了城市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活动对其政治效能感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属于实地调查类。

在国外，政治效能感的研究是与当时兴起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相伴随而生的。作为影响政治行为的重要变量，政治效能感一直深受西方学者的关注。西方有关政治效能感、内部政治效能感和外部政治效能感的界定已在第一部分的核心概念里有所陈述，这里不再作重复的说明。在界定之外，西方学者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由此也引起了相关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均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个人背景因素如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和职业等。第二种观点认为内部效能感会受到政治参与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而外部效能感则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第三种观点认为内部效能感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外部效能感则易受到新闻媒体和政府宣传的影响。

西方学术界对于政治效能感的讨论运用的主要方法是实证方法，西方现有的对则很难估值参与和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个研究阶段，在第一阶段里，西方学者并未从结构上对政治效能感进行解析，第二个阶段则填补了此块空白，将政治效能感分为内部政治效能感和外部政治效能感。

目前西方学术界对于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感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参与对个人具有教育功能,如佩特曼就明确地表示政治参与的核心特征就是教育性。同时由于政治参与对个人的个性发展、素质提升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个人在政治参与中获得了政治知识和技能，对自身的竞争力有了了解，也具有了高质量的政治思考，因此这种政治参与的教育功能主要指向个人的内部效能感。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参与具有合法性的诱导作用，这种作用指向个人的外部政治效能感。如金斯伯格认为政治参与能够增加民众对于政府权威的默许和认同，从而提升了民众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的认同。（Benjamin Ginsberg1982）

综合国内国外两方面的既有研究格局，一方面国内对于政治效能感整体研究的力度不够，另一方面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还没有对农民进行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感的专题性研究。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个案调查为工具，对农村的农民政治效能感及其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进行调查和分析，以期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农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感

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产生影响主要存在两种机制，一是教育机制；这种教育机制的实现主要是通过体制内和体制外两方面的政治参与得以实现。二是诱导机制，其主要是通过体制内的政治参与行为得以实现。将以上两种分析机制引入农民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感的分析中，可以对农民政治参与得出如下结论。

（一）具有教育功能的农民政治参与

实现政治参与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政治参与两种方式。体制外政治参与方式主要是参与抗争和抗议活动。体制外的政治参与使得个人积累了参与政治的知识、能力和经验，对个人内部政治效能感有促进作用。参与抗争和抗议活动相对于其他的政治教育，例如学习政治知识、了解政治文化等，期教育作用对于个人内部政治效能感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对农民而言，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方式主要包括参与农村基层选举、村民会议何村民代表会议等。这几种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方式对于农民提升其政治效能感只能是部分的，但不能否认其作用的存在。因为在目前中国的农村，农民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动员式的政治参与，而不是农民主动的政治参与。

   （二）具有诱导功能的农民政治参与

      这种具有诱导功能的政治参与主要是农民对农村现有参与机制和政治制度等的一种回应（不管这种回应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农民参与村庄选举和村民会议一方面可能属于教育功能的政治参与，同时在上述条件下，亦可能属于诱导性质的政治参与。

三、个案与数据

（一）个案

本研究使用的个案主要来自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观察点，共两个行政村，分别是甘肃D村和安徽S村。甘肃D村辖有10个村民小组，共826户，人口3000人，民族成份较单一，均为汉族。D村党支部共有党员105名，其中30岁以下的党员30人。安徽S村村庄人口总数7880人，下辖32个村小组，因S村是在2008年新建的村，同时外出打工者较多，村党员具体数目并不明确。

（二）数据

 本数据是笔者在参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百村调查时，围绕农民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进行的专题调查。笔者在调查中一共发放问卷150份，其中在甘肃D村发放问卷为50份，在安徽S村发放问卷为100份。问卷内容主要为选择题，主要考察农民政治参与的方式，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和农民对政治参与效果的认识，即农民政治效能感的现状等三个方面。

四、数据分析

（一）农民政治参与方式

根据对D村和S村村民的走访和调查，笔者对当前农民政治参与的方式进行了梳理。目前农民政治参与的方式主要包括村民委员会选举投票、村民会议，对村务、财务和政务进行监督和上访等。其中，村民委员会选举投票和村民会议是农民主要的两种政治参与途径和方式。

（二）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

1、农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投票和村民会议参与率高

根据调查，在150位被调查村民中，全部都参加过上一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农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投票参与率为100%。在村民会议参与情况中，有110位被访农民表示参加过，但仍有40人表示从来没有参加过，村民会议参与率为73.3%。从总体看，农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投票和村民会议参与率呈现高水平趋势。

2、农民总体关心国家政治

在“您平时关心国家大事吗？”一题中，140人选择了关心，仅有10人表示不关心，关心农民的比率为93.3%，占到了总数的绝大部分，这说明村民在总体是对于国家政治和国家事务是关心的。

3、农民了解国家大事的途径较为单一

从调查的数据看，农民对国家大事的了解主要有三种方式，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村干部传达。其中通过广播电视了解国家大事的农民有150位，通过报纸杂志了解国家大事的农民有40位，通过村干部传达了解国家大事的农民有10位。从这个数据看，目前农民了解国家大事主要是通过广播电视实现的，表明目前农村农民对外界事务的了解途径较为单一，一些新的科技通讯技术例如手机报等并没有在农村得到很好的推广和运用。

4、农民对村级事务较为关注，且方式多样，对乡镇事务不太关心

从调查的数据看，农民对村庄事务较为关心，对村庄事务表示不了解的仅有10人，但对于乡镇事务表示不了解的人数达到了90人，二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表明农民在日常生活和生产过程中，关注村级事务较多，而对于与自己距离较远的乡镇事务不太关心。同时调查表明农民对于村级事务的了解方式呈现多样化。村民对村级事务的了解方式主要有广播、村民大会、村务宣传栏、村务公开栏、村民转述和村干部通知等六种方式。在这六种方式中，村干部通知和村民大会是主要的两种方式。

5、农民对村务工作的了解存在遗漏

农民参与村民会议的的程度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对于村级事务都了解。在本次调查中，对于村委会在贫困方面做过的事情，有140人表示并不了解，这说明对于村委会的事务村民的了解可能存在遗漏的情况。产生遗漏的原因可能是村委会并没有将一些事情向村民公开。

（三）农民政治效能感现状

1、农民对于体制内政治参与方式的效能认识不一

对农民来说，农村体制内政治参与方式主要包括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投票和村民大会。针对农民是否愿意参与村民大会的调查，有80人表示愿意参与，但另有70人表示不愿意参加。进一步对不愿意参加村民会议的原因进行调查表明，农民不愿意参加村民会议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民认为参与村民大会与自家生产生活没有多大关系；二是农民认为参不参与都改变不了最后的决定；三是农民认为会议上定的事最后都无法落实。从这三点原因看，农民对于参与村民大会的效能感比较低。

2、村庄管理不民主可能是导致农民政治效能感低的主要原因

在对农民进行的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的调查中，农民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很低，二是农村教育水平落后，三是村庄管理不民主。其中，140人认为目前农民收入很低，130人认为目前村庄管理不民主，另有90人认为农村教育水平落后。从调查的情况看，村庄管理的不民主可能导致村民对参与村级事务政治效能感的下降。

五、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验证农村农民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从而丰富中国政治效能感研究的理论和实证资料。本研究的实证分析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农民政治参与方式多样，从农民自身角度来说，农民愿意了国家和村庄的事务，农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较高。二，农民政治效能感的高低受到村庄管理的民主程度的影响。村庄管理的民主程度决定了农民政治效能感的提升或减少。三，农民政治参与主要集中于诱导型政治参与，教育型政治参与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证实。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从逻辑上讲，如果政治效能感是随政治参与变化的，那么政治效能感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前后的比较可以发现政治效能感的变化和趋势。显然，本研究只是对变化以后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而没有将政治效能感的整体动态变化用数据描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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