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溪村—鲁艳华

基层治理模式演变视野下碧溪古镇的变迁

——以云南省墨江县碧溪村为例

2013级 政府经济学 鲁艳华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在六十余年里，基层治理模式经历了许多变迁的历程，而这些变迁的历程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建设的社会基础问题，即村庄视野下国家政权建设，以及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试图借助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考察古镇六十余年的变迁，研究村庄与国家的关系对古镇变迁的影响。通过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对碧溪村的实证调研、分析，本文认为古镇的变迁是由村庄内生力量和国家权力介入两者组合的社会结构共同决定的，在大部分时间，国家权力占主导地位，但要村庄发展的更加完善，则离不开村庄内生力量的完善。

一、村庄概况

墨江县，纬度较低，海拔较高，位于云南省的南部，属于普洱市，其境内山脉属于哀牢山系，山高箐深，沟河纵横，立体气候特征明显，北温带、亚热带、热带气候均有。墨江全县国土总面积有5312平方千米，其中，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99.9%，全县有38万人口，其中，65%都是哈尼族，还有其他几个少数民族，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县。墨江县城，被北回归线穿城而过，有“北回归城”，“太阳转身的地方”，“双胞之乡”等众多浪漫而美妙的美誉。

墨江历史悠久，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汉，三国时期，在历史上，曾名“恭顺”，“他郎”，明代开始设治，1950年正式成立墨江县人民政府，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县。

（一）村庄基本概况

碧溪村委会的占地面积为29平方公里。碧溪村委会的主要地貌以山地为主，农业生产为主的，是一个以哈尼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典型农村。

碧溪村的耕地总面积有5276亩，农民承包地（承包期为30年）的面积有5276亩，农民承包率达到100%。草场面积13052，林地面积（包括退耕还林面积）有32014亩。2014年耕地占用面积有3380亩，其中，国家建设占用面积为0亩，宅基地占用面积20亩。在碧溪村，村庄机动地和承包外村土地都为0。

碧溪村的户数有951户，人口有4137人，其中，男性有2345人，女性有1792人，其中男性占全村人口的56.7%，女性占全村人口的43.3%。2014年出生的人数为22人，其中男性为14人，女性为8人；在21人新生人口中没有超生。2014年，死亡人口有16人，其中男性有10人，女性有6人，都是属于自然死亡，没有非正常死亡，自杀刑事案件死亡等情况；精神异常的人数为16人。

碧溪村有两条河流，村民农业生产都依靠这两条河流，村里没有水库，也没有电站，灌溉沟渠硬化长度有3400米。2014年，政府投资总金额为2300000。

碧溪村庄公里里程为8公里，其中，硬化公里有1公里，沙石公里有7公里，已经实现了村村通，但由于碧溪为山地地貌，自然条件的限制，目前组组通还有17组没有实现，户户通还有320户没有实现。

碧溪村通电农户数量为951户，已经实现了100%的通电了；通自来水农户数量为870户，也实现的91.5%的通自来水了；使用沼气的农户数量为310户，沼气普及率为33%；通有线电视农户数量（包括机顶盒用户）为40户；通互联网农户数量为38户，占全村的3%。

村庄公共服务部分有居民议事室，有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远程教育系统修建时间为2009年，共投资了8000元，其中，上级党委出资3000，村委会出资5000。

（二）村庄经济情况

碧溪村在2014年的村庄收入为51000，发包租赁和上年收入为0元，集体统一经营收入为0元，筹资筹劳款为0元，上级补助拨款为30000元，捐赠款物为0元，原有积累为21000元，村庄收入合计为51000，其中，没有因土地流转或征用所获得的集团收入。

碧溪村在2014年的村庄支出为42000，生产建设性支出为0元，公益福利支出为0元，村组干部等的误工补贴为10600元，管理费支出为0元，集体经营统一支出为0元，村庄支出合计为52600元。

碧溪村的债权债务问题，在我的调查中，村干部都说没有债权债务，但根据我的走访，碧溪村委会应该存在债权债务问题，可是因为实处雨季，晴天较少，而墨江的山路下雨后基本不能步行，所以可以下村调研的时间不多，时间紧急，任务重，再加上要做专访，所以我没有能深入了解碧溪村的债权债务问题。但是，村干部不说实话，也说明了我们“百村观察”还是没有完全的打消村干部的顾虑，基层干部对我们“百村观察”还是有顾虑，所以，我们作为观察员，一定要和村干部搞好关系，一定要不卑不亢，一定要遵守尊重事实，反应事实的原则，同时，“百村观察”也要多宣传，多普及，让大家，让广大农民朋友、让基层干部知道我们，了解我们，支撑我们，从而得到更为真实、客观的数据。

碧溪村内经营情况：村内企业数量（以对外提供产品为主，重点企业重点调查）为4家，都是私营企业；个体户数量（以对村庄内部提供服务为主，如商店、缝纫店、药店、餐馆等）共有42家，其中，商店有家27，餐馆有,7家；村庄集市数量为1个。

2014年，碧溪村全村村民获得的补贴总额为1706400元，其中，粮食补贴总额为1706400元，占总补贴额的100%。

碧溪村的专业种植大户为15户，是茶叶类，最大种植面积为110亩，最大经营值为200000,；专业养殖大户为6户，类型为家禽和水产，养殖户最大养殖规模为60头，养殖户最大经营产值为300000。

碧溪村的务工情况：常年外出务工人数（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为844人，占总人口数4137人的20%；常年外出务工农户（按家庭、夫妇皆在外标准）为48户。

碧溪村的打工农民返村创业人数（指打工回乡后，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为14人，其中，办工厂的人数为一人，经商的为5人，从事养殖业的为2人，从事运输的人数为2人。

（三）村庄政治状况

碧溪村下属有村民小组数量30组。

碧溪村的组织构成中：村干部有4人，其中，女性干部有1人，中共党员有4人，大学生村官有1人；支书和主任为“一肩挑”；村干部平均年龄为40岁，其中，支书和主任因为为一肩挑，都是1人，为45岁；村干部受教育最长为13年，最短为1年。

2014年，碧溪村党员数量为114人，2014年入党人数为12人，30岁以下党员为12人，30至39岁为23人，40至49岁为26人，50至59岁为22人，60岁以上为31人。

最近一届换届选举状况：党支部换届方式为村民选举，采取了两推一选；每三年换一次；村委会换届方式为村民选举，推荐候选人，再选举，符合参选资格的人数为3920人，实际参加投票的人数为3911人。村民代表产生方式为村民推选；换届是先选支委后选村主任。上一次村委会选举总共花费支出20250，其中，乡镇补助4000元，村集体支出16250，具体支出为选举委员会前期培训550元，制作选票和票箱300元，制作村委会选举公告400，餐费支出15000元。

碧溪村2014年村治活动情况：两委联席会议次数为12次；全体党员开会次数为2次；村民代表开会次数为4次；村民大会次数为1次；民主评议两委次数为2次；村务公开次数为2次。

碧溪村治安情况：2014年，涉案村民人数为6人，其中本村涉案人数为4人，打工地点涉案人数为2人；2014年，民事调解事件次数为9次；警察数量为0人，协警有2人，警务室有1个；2014年，爆发的群体性事件次数为0次；2014年，发生的纠纷事件有9件，其中，村民间纠纷有9件，产生纠纷的主要原因有土地纠纷，家庭内部纠纷；2014年，碧溪村村民上访人数为0人。

（四）村庄文化与教育情况

碧溪村内有1所小学，小学教师人数为68人。碧溪村有小学生726人，初中生268人，在读高中生（包括中职、中专）人数有72人，在读大学生（包括高职、研究生）有28人。

2014年，农民培训情况：村庄举办培训次数有3次，培训人数有260人，共计3000元。

文化活动场所有两个，其中书报阅览室一个，远程教育服务站1个。

碧溪的文化活动场所有两个，一个是书报阅览室，一个是远程教育服务站。

2014年，碧溪村村庄自己组织了200次公共文化活动。

碧溪村的民间文化设施有一个，绘本书屋，类似文化大院，文化中心。文化投入经费主要来源以招商引资，如绘本小镇项目。

经营性娱乐网点有3家农家乐。

2014年，文化投入经费总计20000元，都是属于上级财政拨款。

（五）村庄社会情况

碧溪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户数为900户，共3542人；参加“新农保”的户数为861户，共1679人，目前，已经领取养老金的有488人。

碧溪村的低保情况：低保户数为467户，低保人数为525人，低保标准为1等180元，2等100元，3等56元，低保的确认方法为村民集体讨论。

碧溪村有“五保”8户，、共8人，“五保”的标准是416元每月。

碧溪村的社会优抚情况：复员军人有20人，2014年没有复员军人上访。

碧溪村服役军人共有2人，其中，2014年参军的有1人。

碧溪村委会有医务室，有8个医务人员，病床有12床，村庄有计生服务站，村庄私人诊所有2家。

村庄卫生情况：村庄内有3个垃圾投放点，有22个垃圾桶，有专人清扫村庄卫生，村内统一处理村庄垃圾，村庄有1处污水处理设施。

碧溪村的村庄社会组织有2个，，其中，经济组织总人数为30人，文化娱乐性组织有一个，总人数为40人，这些组织对村庄管理的作用为一般大。

村庄的宗教与宗族：碧溪村民大部分为哈尼族，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举办过宗族活动。

碧溪村有小车共5辆，货车30辆，其中5吨以上的大货车有4辆，大型拖拉机没有，小型拖拉机有5辆。

二、基层治理模式的演变及其对古镇的外部性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乡村的基层治理模式大概经历了建国初期、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基层治理模式对乡村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其产生的外部性也同样不尽相同。碧溪古镇的基础治理模式则大概经历了建国初期、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高速公路的修建以后等几个阶段，碧溪古镇在每个阶段的基层治理模式对古镇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其产生的外部性也同样不尽相同。

外部性这一理论是由英国剑桥学派领袖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于1890年在他的巨著《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它指一个经济主体因人的行为而获得的收益或遭受的损失，前者称为正外部性，后者称为负外部性。

（一）建国初期

建国初期，旧中国的乡村经过百年的动荡，早已经破败不堪了，但是，碧溪古镇因为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在过去是茶马古道上一个繁华的驿站，有“小昆明”之称，所以，当地的经济基层相对较好。大约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2年底，碧溪古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把原来被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分给农民，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建国初期的基层治理模式对古镇的外部性更多的体现为正外部性。这个时期的基层治理，经过一系列暴风骤雨般的群众政治运动，古镇里传统乡村社会的族权、绅权和神权被彻底打倒，而新的基层治理组织，如党支部、共青团、合作社等现代组织建立起来了，古镇的村民被重新组织起来了。

建国初期的基层治理模式对古镇的外部性也有负外部性。在对地主、富农的阶级划分过程中，家里存粮两担就被划为地主、富农，而碧溪古镇在当地历来都相对比较富裕，所以出现碧溪全村差不多80%都是地主、富农的现象。

我们对国内地主的形象认识，基本都来自鲁迅等大师的笔下，如鲁四老爷、赵七爷、赵太爷、七大人、四铭……；对国外地主形象的认识，基本都来自俄国作家果戈里的笔下，如马尼罗夫、科罗哥琪家、罗士特莱夫、梭巴开维支、泼留希金……。鲁迅和果戈里都是了不起的现实主义大师，用的都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两人由于所处的时代、国家不同，民族、风格也各异，因而在他们笔下的地主形象也各具特色，一位大师向我们展示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地主形象，一位大师像我们介绍了十九世纪初俄国地主的典型形象。

在调研过程中，每每进行深度访谈时谈到地主形象时，在朴实老百姓眼里，给我的地主形象并不只是之前书本、荧幕给我的形象，在他们的言语里，不否认地主里也有坏人，但其中约占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在他们眼里，当时在他们身边被称为“地主”的人和普通大众没什么区别，如果真要找出区别，就是他们拥有几块土地，而询问土地的由来，答案也并不只是“剥削”、“压迫”，通过实地深度访谈和查阅资料，可以把地主土地和财富的由来归纳为一下三种来源：

1 祖传家业

有些人家，祖上几代都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而在中国，一般有钱人家总会送子弟读书，就是如今，也常常能听到“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供读书的例子。地主之家送子弟读书，这个地主之家就慢慢向书香门第转化，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子弟，一般也不容易出“化孙子”，因而能守住家业，代代相传，不曾想到了1950年，风云突变，这为继承者反而因为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反而遭殃了，土地、财富被没收，全家扫地出门，甚至连命都没有了，这样的例子，在碧溪古镇的黄家就是很好的例子。

2 外出做官、经商后衣锦还乡，兴家置业，成为地主

常常有人会批判中国人“恋土”，说“丈母娘提升房价”，但是，把这个问题放置在历史的深度来看，则不难理解如今的中国楼市。

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帝专制两千多年，历代王朝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经济社会也一直以小农经济社会为正统，那时候没有银行，货币以金银等稀有金属为主，钱财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候工商业不发达，社会主流看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调研中，常常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种田是根本”。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还可年年增值，死后还可传子孙。在中国，每个人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所以，不尊重历史、不尊重事实的批判国人对土地的炽热是不科学的，而对地主的认识也常常让人们陷入数典忘祖的境地。在碧溪古镇，和上了年纪的人闲聊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古镇里，在人们久远的记忆里有许多靠勤劳致富的人，而他们，在土改运动中被指为地主，受到批判和惩罚，如张德高是在土改前3年做小生意赚了点钱买了点地，解放后就被认为是地主。

3 勤劳简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

通过调研走访，不难发现那些被称为“地主”的人，基本都是朴实、善良、会理财，他们买田买地的钱财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智慧所创造、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产生的，在民间有句话“喝粥三年，就有一亩地”。被称为地主的人，基本都是当地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 ，在当时的地主、富农的认定过程中，很多时候是为了完成任务，有些人家里平均有2担粮食，就被认为是地主，而有些地主，被判刑劳改后，还不知道什么是月饼。李秀山的情况也和张德高差不多，都是些有名无实的地主。

（二）人民公社时期

人民公社时期对碧溪古镇的影响是最大的。在人民公社时期，碧溪在经济的集体化、政治上的党政合一、文化上的权力崇拜最终导致了高度的权力集中。

人民公社时期的基层治理模式对古镇的外部性更多的体现为负外部性。碧溪古镇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四旧主要是针对文物，而破四旧则是对文物的破坏。

当时建立了一个钢铁厂叫“白连铁矿”，当时的口号是“大战钢铁”，上万人一起炼钢铁，一个风箱要20~30人操作。需要大的风箱，就需要大的木板，当时村里有两块进士匾，是用上好的红椿木做的，都被敲去了做炼铁的风箱。当时炼钢的燃料是用碳，为了烧炭，山上的树都被砍光了。烧炭的一出碳就要人去背，结果碳的火还没有来得及熄灭，就把背碳人的衣服烧了。参加“大战钢铁”的村民没有工资，就一天两顿饭，还常常吃不饱，常常超负荷劳动，一坐下来就能睡着。“大战钢铁”的结果是由于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及专业的设备，效果不好，不仅破坏了文物，还破坏了当地植被，但却没有钢铁。

碧溪古镇在古代是有城墙的，还有一条小溪环绕在城墙边，一直到土改的时候，城墙依旧存在。碧溪古镇的城墙是版筑夯土墙，在古代它为碧溪古镇抵御了许多次的强盗、马贼的侵犯，守护着茶马古道上南来北往的，在碧溪歇脚的商客们。人民公社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没有肥料，导致土地贫瘠，庄家长势不好，收成也低，为了增加土地的肥力，当时的领导干部决定把环绕碧溪古镇的版筑夯土墙还田，期望还田的版筑夯土墙能增加土地的肥力，为增产增收做贡献。城墙被敲碎还田了，但是依旧是土地贫瘠，庄家长势依旧不好，收成也依旧低下。

碧溪古镇“破四旧”中，寺庙里的古籍、木雕，以及许多珍贵的古董、文物、字画等都被丢弃在城墙下，付之一炬。

人民公社时期的基层治理模式对古镇的外部性也有正外部性。这个时期的碧溪人民公社，既是碧溪基层政权机关，又是碧溪的经济单位，还是碧溪的军事组织，负责管理碧溪公社内部的生产建设、财政、粮食、贸易、民政、治安、民兵等一切公共事务。生产资料在碧溪村内部实行统一核算，统一生产，通过碧溪人民公社的建设，实现了国家权力对碧溪古镇的全面渗透，而无论国家的什么政策，在碧溪的动员和整合也得到了空前的增强。

从国家的高度来说，人民公社体制是具有极度的高效率的，有其历史地位和贡献，一方面在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碧溪为国家无偿提供各种资源，从而为加速国家工业化做出了贡献；第二，碧溪在人民公社时期充分发挥动员优势，组织农民挖台地，种植茶树、板栗树，为以后的普洱茶优质原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直到今天，许多村民的正在采摘的茶树还是人民公社时期种植的。但是，碧溪古镇在人民公社时期负担是十分巨大的，它不仅要实现自己养活自己的要求，还要一切听从于国家的计划，而在建设人民公社时期，对古镇文物、古迹所造成的破坏也是不可估算损失和挽回的。

（三）改革开放以后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碧溪古镇也进入了从经济到政治的全面改革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革，从根本上冲击了碧溪人民公社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冲击了碧溪村的政治社会体制，而物质生活的逐渐富裕，对传统的精神生活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导致古镇越来越没有了茶马古道的韵味。

1、 汉语正在取代哈尼族

法国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道“语言也许是能够把人民联合起来的最强劲持久的纽带。”诚然，碧溪古镇村的村民都是哈尼族，都是同一祖先的后代，说着一样的语言，千百年来都是在那片土地上繁衍耕种，民族单一，信仰一致，图腾相同，所以，社会环境、生存环境相对稳定、自由。

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农村建设以来，越来越多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流传到这个曾经辉煌的茶马古道上的古镇里，这个村庄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来迎合外部的巨变——会说汉语的越来越多，会说哈尼语的越来越少。而义务教育的普及，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的社会背景之下，哈尼语作为当地通用语言的优势也越来越不明显了，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浪潮下，越来越多的当地哈尼人认识到以汉语为媒介的先进的生产力和管理方式所能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后，现在许多年轻的父母甚至都不再把哈尼语作为母语教给孩子，而是把汉语作为孩子的第一语言来教授，这样，无论孩子在将来的求学还是找工作，或者找对象时才能不再处在劣势。

2、传统民族服饰正在消失

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膜拜，不仅表现在语言的取代上，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服饰的模仿和承认。现如今，走在碧溪古镇村里，除了年老的妇女还会象征性的在腰上围传统的围腰外，基本没有什么民族特色的服饰了。

服饰文化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随着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迁，将每一个阶段的发展情况记录下来，对追忆历史、还原文化、保护文化、推进文化创新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碧溪古镇的传统哈尼族服饰的破坏，当属“文革”时期对其定义为“奇装异服”了，但外部的破坏虽大，可依旧有许多老人依旧信仰着它、爱护着它，可是，如今，年轻人都不再信仰、爱护本民族传统服饰，导致传统服饰到了一个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

碧溪古镇的哈尼族服饰，经过悠长的历史长河，已经是整个哈尼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曾经是、当前是，但依照目前这个消失程度，如果现在健在的这些老人也作古了，那么，未来是否依旧能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和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呢？

3、传统的竹编手艺失传

在作为普洱市文化产业示范村的曼海村民事房里，我们有幸欣赏到许多如今在越来越多的哈尼人家里失去踪影的竹编家什，有乐器、有生活用具、还有生产工具，编制的花纹精美，手法精湛，但访谈得知，会做这些精美的竹编家什的老年人越来越少了，而年轻一代基本不会，中年一代学的只是些制作粗糙的生产工具，因为制作生产工具，虽然没多少技术含量，但当地是山地地形，对生产工具的需求两大，而精美的竹编家什不仅耗费劳力，而且在廉价的塑料制品的冲击之下更是没有了市场份额。 

4、传统的节日变成政府主唱

哈尼族的传统节日有十月节、六月节、吃新米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十月为大年，按哈尼族的历法，十月是岁首，这时正是大春上场，廊中猪肥的时节，有条件的人家都会杀畜，舂糯米粑粑，蒸年糕，染黄糯米饭献天地祖宗。在节日里，男女老少都要着新装，亲友们互相走访，有男孩子的人家多在这个节日里请媒人去说亲，嫁出去的姑娘也要带着酒、肉和粑粑回娘家献祖过年；村里的老年人轮流着带接到订婚礼物或者有姑娘回家的人家去探望，分享一些礼品。在墨江的部分哈尼族，逢年过节还会经常整个家族自带食品去进行家族会餐。但是，如今，政府更多的宣传和投资在双胞胎节，每年5月1日至3日，被定为墨江的双胞胎节，而这个节日与当地哈尼族的传统节日没有多少关联。

对每个哈尼族人民来说是如此隆重的传统节日，如今却变得离碧溪古镇百姓越来越远，越来越蜕变成为完成政府布置的一个行政工作，虽然政府每年都有专项资金的支持，但固定的节目，恒定的主体，越来越多的政府角色的植入，使得越来越多的碧溪古镇人对传统节日没有了民族特有的热情和感情。

5、哈尼族传统歌舞后继无人

哈尼族历史悠久、支系很多，在不少民歌中都带有简单的舞蹈动作。此外有边歌边舞的自娱性舞蹈<罗索>、<得波措>和民间<扭鼓舞>、表演性的<棕扇舞>等。

《棕扇舞》是源于哈尼族古代图腾崇拜的祭祀舞蹈，人们手拿棕榈叶，充当能为民族带来吉祥幸福的白鹇鸟羽翼，在具有傣族舒缓、柔美特点的乐曲伴奏下，模拟白鹇鸟在树下嬉戏、漫步、四处窥探等自然形态。舞蹈动作古朴、细腻，充分表现了哈尼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碧溪古镇的历史上，《棕扇舞》等曾经深受当地民众的喜欢，但如今，年轻一代往城里迁移的现象越来越明显的碧溪古镇，喜好哈尼族传统歌舞，会哈尼族传统歌舞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致使传统歌舞、传统文化进一步的流失。

文化的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先兆，文化创新是民族进步、社会发展的灵魂。如果从对哈尼文化的复兴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后，对古镇的外部性表现出来的是负外部性。现代化和全球化导致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而大众传媒是现代化的催化剂，所以，大众传媒使少数民族传统被解构、断裂和碎片化，是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的诱因之一。作为少数民族聚居的碧溪古镇村，随着通俗歌曲的流行，电视、录像走入寻常百姓家，代表先进生产方式和先进管理模式的汉文化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的哈尼人的认同，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当地哈尼人对本民族传统认识的断裂和碎片。

（四）昆磨高速公路修建以后

昆磨高速公路从云南省省会昆明市出发一直到最南部地州西双版纳的边界口岸磨憨，一路绵延跨越了昆明、玉溪、普洱、版纳四个地州市，最终在与老挝接壤处的磨憨口岸停止，从磨憨高速公路通车以来，就有不少国家重要领导人慕名来访，沿途的美景数不胜数，被世人津津乐道。昆明高速从墨江穿过，离碧溪古镇只有6公里，而古镇旁边有个坡，坡上有层层叠叠的哈尼梯田。

哈尼族的梯田开垦是随山势地形的变化而变化的，充分因地制宜，坡缓地大则开垦为大田，坡陡地小则开垦为小田，甚至在沟边坎下也开田，因而梯田大的有数亩，小的则只有簸箕大，所以当地农民自诩“蓑衣下面有块田，草鞋下面也有块田”。往往，一个坡就有成千上万亩。哈尼族的梯田，犹如一部非文字的巨型史书，直观的像世人展示哈尼先民在自然与社会的双层压力下如何顽强抗争、如何繁衍生息的漫长历史。哈尼族古老的《天地人的传说》中说：大鱼创造了宇宙、天地和第一对人，男人叫直塔，女人叫塔婆。塔婆生下二十二个孩子，其中老三是龙，龙长大以后到海里当了龙王，为了感激塔婆的养育之恩，向塔婆敬献了三竹筒东西，其中一筒里盛有稻谷种。也就是说，哈尼人认为，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便有了稻子，也说明哈尼人是最早驯化野生稻谷的民族之一，水稻种植是哈尼人古老的生产内容。千百年来，哈尼族将哀牢山区三江流域的野生稻驯化为陆稻，又将陆稻改良为水稻，在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中，使三江流域成为人类早期驯化、培养稻谷的地区之一。在2013年6月22日，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哈尼梯田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5处世界遗产，使中国超越西班牙成为第二大世界遗产国，仅次于意大利。

2001年是昆磨高速公路墨江段修建的年份，这一年，对古镇而言也是不寻常的一年。2001年，围绕着碧溪古镇的哈尼梯田被征用为高速公路的弃土场。

修建高速公路所产生的弃土，被源源不断的运来填埋在有悠久历史的哈尼梯田之间，直到高速公路完工，整个碧溪古镇旁的哈尼梯田都被掩埋在厚厚的弃土之下，再无重见光明之日。而高速路的弃土占去的不仅是哈尼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更是如今当地村民安身立命之所，可是，田被埋了，许多古镇的村民只能变成居民，变成城市居民，也仅仅只是改了户口册，没有了土地的农民，如同大海中的一叶扁舟，生活无着落，而有的村民，因为改居民户口，导致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就变成超生的了，如调研户谷荣钢家，因为田地被占变成居民户口，他们家的第二个孩子就只能算了超生的了，可是他们家没有什么收入，超生的罚款一直没有缴清，导致孩子一直没有户口。

高速公路的修建以后的外部性，从政府来说，它是正外部性，高速公路修通以后，改善了墨江交通的交通状况，可以依托西双版纳的旅游路线分一杯羹，但是对于古镇及古镇的村民来说则是负外部性。将环绕着古镇的哈尼梯田当成弃土场，是政府与高速公路方的协商决定的，并没有经过村民民主决议，而补偿金额也是当地政府与高速公路方协商，至始至终，作为那片哈尼梯田的真正主人的古镇人都是受命者，对于那片他们祖辈留下的、他们赖以生存的哈尼梯田没有发言权。失去了哈尼梯田环绕的古镇，犹如失去了翅膀的小鸟，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韵味。而失地的农民，没有了土地，也没有一技之长，没有了收入来源，生活极其窘迫。在被填埋了的哈尼梯田，变成一块空地，政府承诺的构建农贸市场和古镇旅游，也变成一种没有兑现的承诺，目前，空地一片荒芜。而碧溪古镇下属的村庄都没有硬化道路到达村庄，所以，高速公路的修建，对当地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观，他们并没有享受到高速公路带来的利益。

三、碧溪古镇变迁的力量来源

碧溪古镇在每一个关键的变迁过程中，都是由于外部国家权力的介入而完成的，如土改、如人民公社运动、如改革开放、如高速公路的修建等。

（一）村庄内生力量不足

目前，碧溪古镇的政权管理上出现了一种“真空”的状态，而碧溪古镇的问题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1、当地产业单一，农民收入较低。墨江县，纬度较低，海拔较高，位于云南省的南部，属于普洱市，其境内山脉属于哀牢山系，山高箐深，沟河纵横，立体气候特征明显，北温带，亚热带，热带气候均有。墨江全县国土总面积有5312平方千米，其中，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99.9%，当地农民主要以种植水稻、玉米、茶为主，但农民出售农副产品都以初级产品为主，特别是那茶，市面上的普洱茶价格都比较昂贵，可是，茶农的收购价都很低，一般都以每公斤45元，大量的利润，都被经销商等收取。

2、当地耕地较少，造成劳动力过剩。碧溪村的户数有1068户，人口有4131人，耕地总面积有3400亩，农民承包地（承包期为30年）的面积有3400亩，农民承包率达到100%，人均为0.82亩，当地大多为山地，旱地，产量都较低，造成了农业收入低，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现状。

3、当地的旅游业开放利用不合理，造成资源浪费。墨江历史悠久，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汉，三国时期，在历史上，曾名“恭顺”，“他郎”，明代开始设治，1950年正式成立墨江县人民政府，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县。墨江县城，被北回归线穿城而过，有“北回归城”，“太阳转身的地方”，“双胞之乡”等众多浪漫而美妙的美誉，墨江38万人口中，65%都是哈尼族，还有其他几个少数民族，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县。而碧溪村，在过去是茶马古道上一个繁华的驿站，有“小昆明”之称，到如今，还有许多的古建筑，如，黄家大院、何家大院转角楼，八角楼，古城墙，贞节牌坊遗址，茶马古道遗址等，当地“绘本小镇”项目的开放，还比较粗劣，很难吸引外来游客，而当地的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没有把普洱茶文化，茶马古道利用好。

综上所述，目前碧溪古镇的发展，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古镇旅游，政府都不再有过多干预，更多的是让村民“自力更生”的发展。历史上对古镇文物造成的破坏、失传了的传统手艺、服饰、语言等、以及高速公路被掩埋的哈尼梯田等，却把古镇的茶马古道文化破坏殆尽；

（二）国家权力介入的不确定性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政府体制中是两种不同而又相互密切联系的机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作用上不可替代，在中国历代政府里，两者在权限及中央控制地方政府的相应权力上都要不同的变化，并对后世产生不同的影响。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体制因素的条件下形成的，这种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体制的转型，正在发生改变。而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体制的转型所发生的改变，对基层治理模式演变的影响表现出的是一种国家权力介入的不确定性。碧溪古镇的基础治理模式在建国初期、人民公社时期、高速公路的修建以后等几个阶段，国家权力的介入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强硬的态度，对基层治理模式上采取的是强硬的措施，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及高速公路修建完成后等几个阶段，国家权力则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放养般的真空状态”。在每个阶段的基层治理模式对古镇的影响各不相同，而基层治理模式的变化对古镇人民的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也同样不尽相同。

（三）少数民族村庄的自治权不足

民族自治权简而言之就是在特点的区域内对特定民族所享有和行使的自治权。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因此，从秦汉以来就基本形成了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为了更好的管理民族地区次序、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历朝历代都在民族聚居区采取了有别于内地的行政管理制度，并且，形成了一套具有悠久传统与经验的“因俗而治，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和民族事务管理制度。

作为新中国法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的董必武，在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的信念，作为董必武民族法制思想的核心内容，贯穿董老的法制思想的始终。一方面，他提出加强民族立法，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是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他始终把坚持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作为民族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

但是，墨江作为哈尼族自治县，在碧溪古镇，并没有发现村民在对村庄的治理过程中有什么实质性的自治权。

如碧溪古镇所属的曼海一、二社乡规民约规定如下：

经群众大会讨论一致通过：

保护森林、竜树林、风景林、竹子、大路，人人有责。

1、竜树林、风景林不准放牛，不准砍明子、不准修枝打丫（砍明子一次，罚款50元，修枝打丫一次，罚款50元）。

2、竜树林内，不准开新路，不准乱走，只能按规定的走，违者罚款（乱占用风景林地的罚款200——1000元）。不准挖粪塘。

3、盗竹子一棵罚款100元，盗竹笋一棵罚款罚款100元。

4、菜地、果园地不准放牛，违者罚款50元。

5、森林（松林、柏木林）乱砍一棵松树椽子罚款50元，松树方三四一棵罚款100元，砍伐柏木树一棵罚款500——2000元，并收回所砍伐树木。

6、公路边不准乱堆乱放，要堆放不能超过3——5天，公路上下不准扎篱笆。

7、公路上下不准乱填乱挖。

8、坚决执行上级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

二0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这份“乡规民约”，更多的是体现在对村庄日常中的一些琐事上，而对村庄的发展等重大问题则没有明确的要求，也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对罚款由谁执行，罚金由谁保管，罚金的使用途径等事项都没有说明，所以可以说，这个“乡规民约”对村庄治理中就是一纸空文。

四、对碧溪古镇六十多年变迁的认识

（一）尊重历史，和谐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英国圈地运动的描写，为圈地运动贴上了暴力的标签，成为我们对圈地运动的传统认识。近年来，一些学者站在考察圈地运动的历史进步意义角度上指出，英国的圈地运动并非如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充满了暴力，而多是双方自愿的方式签订协议完成的。

同样的，中国的地主们在青年时期大多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里的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受到是“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以说儒家思想，已经深入骨髓。在访谈中得知，碧溪古镇的大部分地主都是怜贫恤老、救贫济孤、助教兴学、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矛盾、倡导文化活动等等，但凡古镇里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当然，每个团队里都是既有好人，也有坏人，毋庸置疑，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人，但这样的例子比较是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行为大肆讨伐，人们都看不起走歪门邪道发财的人；那时的人，基本头脑都比较简单，思想也比较单纯，信奉佛教的人占也社会人数到 80%、90%，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的不慎行为冒犯了神灵而被打入地狱。

所以，在皇权的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制约，碧溪古镇是平静的、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施，相互依存，和平共处，大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

我们应该正视历史，反思历史，方能以史明鉴，为我国的社会转型、经济建设少走弯路、岔路而献出应有的力量。

（二）减少行政级别，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领导

研究历代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它们之间关系的演变，了解它们职能的变化，有助于我们认识它们之间职能发挥机制的更替，从而更好的认识我们现代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并进行政府职能的改革，提高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并且建立一个较好的政府决策机制，促进我国政治水平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曾对行政区划体制进行过改革。具体的措施有：1、划小省区；2、增设直辖市；3、设立大行政区。目的是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府，便于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

国家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后，为了减少层次，提高效率，对建国初期的行政划分又进行了调整，撤销大的行政区，合并了一些省和直辖市。

1953年以后，我国行政区划主要实行省、市或县、乡或镇三级制。

1982年以后我国开始地市合并、撤地设市和撤县设市工作，使我国省县之间的市级行政区划逐渐增多，从而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实行地方政府四级制以上的国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交通、通讯也在快速发展，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应该在政府职能的调整和公共管理方式上有所转变，应该内以史明鉴，外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减少行政级别，扩大管理幅度，划小省、自治区，逐步实行省县二级制。

1、适当减少行政级别，实行省直管县

根据1982年宪法第30条，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县自治县分为乡、镇。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里，县和市是并列的，直辖市和较大的市也是并列的。可以看出，宪法设计的行政区划主要是省、县、乡，或者省、市、区三级，但目前，设区的市已经达到283个，这不应该是宪法规定的本意。

纵观中外，我们不难发现，在政府行政级别过多时，在财政支出的增大，政府办事效率的低下，政府人员升迁等方面也存在不小的问题，所以，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应该适当的减少行政级别，适时实行省级直辖县级。

2、增加省级行政区，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领导

在西方一些国家，省级行政单位较多，如法国有100个省，另外还有26个大区。我国目前有34个省级单位，但是，由于我国地域的差异导致人口密度的不均衡，还有历史传统、民族分布等因素，导致现有各省之间规模差距很大，也使某些省份在全国总体格局中的分量过重或者过轻。

目前我国有4个直辖市，总体而言，数量过少，而且地区分布也不均衡。明代起，省区划分犬牙交错，虽然利于政治统治，但对经济的发展却有不小的阻碍作用，特别是到现在商品经济时代，这样的影响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更为明显。所以，作为省级行政单位、一定数量的直辖市，对国家和跨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上的安定都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三）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权

墨江历史悠久，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汉，三国时期，在历史上，曾名“恭顺”，“他郎”，明代开始设治，1950年正式成立墨江县人民政府，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县。墨江县城，被北回归线穿城而过，有“北回归城”，“太阳转身的地方”，“双胞之乡”等众多浪漫而美妙的美誉，墨江38万人口中，65%都是哈尼族，还有其他几个少数民族，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县。

由于大部分村民文化水平低下、眼界不够开阔，他们对村庄的治理更多的是体现在一些日常规范之上，而对村庄的发展等重大问题则没有明确的要求，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常常都是政府说什么，村民就做什么，而政府也很少关注村民说什么，结果，常常发生扶贫的项目不能因地制宜的发展，却造成了劳民伤财的情况，让村民不相信政府，也让政府工作越来越不好做。

碧溪古镇的六十多年发展证明，变迁是由村庄内生力量和国家权力介入两者组合的社会结构共同决定的，在大部分时间，国家权力占主导地位，但要村庄变迁的更彻底，则万万离不开内生力，既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的发展和改良，如果只有国家权力的介入，没有村庄自治的发展，则使会村庄内生资源失去治理价值,政权建设就会走弯路,基层治理就会陷入困境,地方社会秩序也难以得到基本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