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土窑村—李文立

利益相关：扶贫项目中的村民参与

——基于白土窑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调查与研究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同时存在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当前的贫困不仅仅在于经济上的贫困，即缺衣少食，难以维持自身的简单再生产，更多的在于社会文化以及“政治贫困”。

我国一直将贫困问题视为重中之重，隐蔽近年来不断尝试各种适合各个区域发展情况的项目区帮助农民实现增收创收，改善现有生活现状。河北省致力于将全省2472个国定、省定贫困村全部脱贫，加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投资和扩大小额信贷资金的比例，实现扶贫到村，干部包村帮扶扶贫，干部带项目下村，成方连片来创新扶贫机制等来改善河北省的贫困现状。但是在现实的扶贫项目中，容易出现扶贫项目被富裕农民和村干部包揽，难以真正实现扶贫资金的作用，因此，如何使扶贫项目发挥原有的作用，去帮助农民脱贫，实现增收创收，是扶贫的重点工作。本文以个案研究为方式，对国家级贫困县沽源县白土窑乡白土窑村进行调研总结，探索在开展国家扶贫项目中，农民对扶贫项目的参与情况，来发现村民在扶贫中如何根据利益来进行理性选择，并实现了扶贫项目的效果，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同时也激活了农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一、背景：内外驱动，推动村民参与扶贫

（一）“坚如磐石”——贫困问题亟待解决

白土窑村，隶属于张家口市沽源县白土窑乡，是行政村，包括白土窑、米家营、大沙坑和小沙坑四个自然村。这个村庄属于中等规模的村庄，共有342户，共1080人，其中有党员48名，共4个村民小组，常年外出务工人数为80人。作为国家级贫困村，距离张家口市区167公里，与内蒙古的边界至有六七公里，当地主要以种植莜麦、白菜为主要谋生渠道。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贫困，造成了这里农民生活水平较低，环境比较差，政治参与氛围稀薄。随着国家不断重视贫困问题，开始对该县输入扶贫资金和项目，但仍然有很多村庄奋斗在贫困线以下。

1、 鼓不起来的钱包 

自然环境较差，务农为主且收益低。白土窑村从人民公社时期就一直以种地为主要谋生渠道。这个村庄耕地面积9732亩，人均耕地面积为6亩。虽然这里人均耕地较多，但是由于这里海拔较高，自然环境相对比较恶劣，一年只能种植莜麦或者土豆等来贴补日常食用。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所以气候相对比较寒冷，一年中平均有将近六个月的时间处于10℃以下，夏天容易出现高温少雨天气，易出现旱灾，水源缺乏，水利设施不完善；冬天由于海拔高，易出现冻害，因此这里大部分属于一年一收。加之这里交通闭塞，距离市区很远，交通不太便利，因此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属于贫困村。因此，以农业为主的农民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加之种植莜麦和土豆等收益较低，因此收入少。如村庄里的李老汉就说“虽然地多，但是靠天吃饭，20亩的莜麦、30亩的麻油，年景好了也就收个200来斤，今年更是受旱灾影响，几乎是颗粒无收，所以来回本都不够，也就赚个吃粮食。”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以务农收益偏低。

在这个村庄中，也有不少农民选择养羊来提高自家的收入，但是效果依然不太明显。在村庄中，有将近20户农民家里养羊，但也面临困难增收乏力。在村庄中，有成片的草原，虽然没有内蒙古草原上的牧草茂密，但是也可以用来放牧。由于近年来搞退耕还林，对草场进行保护，因此在村庄内的草场禁牧。因此农民只有在自家的地上种植玉米，由于温度和水分不足，只能用其秸秆来喂羊。村中养羊大户说“赶上今年的年景，羊吃的草都难弄到。天气旱长不出草，玉米也长得不好，想要买草来喂养，草竟然1200元一吨，这草真是金贵，哪喂得起啊。羊也就将就着喂，根本吃不饱，吃不饱就长不好，再加上这里交通不方便，信息不灵敏，买羊的故意将低价钱，最后一年下来还要赔钱呢。本来还想致富，却越养羊越穷。”

虽然外出务工人员也在逐渐增多，但由于出门务工要求相对较高，大部分集中在中青年外出务工，因此村庄中老人的贫困状况更是令人堪忧。2013年沽源县的贫困线标准为2367元，这个村庄中的人均年收入约为1786元，整体上处于贫困线以下。因此，这个村庄的贫困问题被不容忽视，如何使村民的钱包“鼓”起来，是政府和农民的迫切心愿。

“治标不治本”。省扶贫办和县里扶贫办一直重视白土窑村的贫困现状，也在不断的寻求方法来发展本村经济。争取扶贫专项资金，帮村庄修建道路，进行危房改造，在村庄周围也围起了“遮羞墙”，但都没有改变村庄人的生活水平。对于危房改造，村民王某说“这算什么危房改造，只是将门窗换成了新的，那是改造房子吗，该漏雨的照样漏雨，该透风的照样透风，有什么用呢。”在村庄中进行调研时发现，农户的门窗全是崭新的，但破旧的砖墙与门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政府的扶贫项目只是帮村民暂时“止渴”，并没有教会村庄人如何“挖井”，必定治标不治本，聋子治成了瞎子，改变不了贫困现状。

2、 美不起来的环境

张家口市沽源县坝上草原属于旅游风景区，每年会有很多人来这里欣赏湿地风景和骑马。这里空气清新，风景相对比较秀丽。但是在白土窑村我们看到了以下的情形。

臭气熏天——刚进入村庄时，就会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这是附近一个养羊的农户家里散发出来的，常年都是这样的气味，夏天更加严重，”村口小卖部的张老板说道，“村民提意见，可是他是村干部的亲戚，干部不管，无人敢讲，也就不了了之了。”村民从此处经过的时候总是捂着鼻子快速走过。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村庄本来就不宽的土路上，经常会发现有猪、牛的经过，路上会有一个大泥坑或者说是大粪池，猪就拴住在一个桩子上，猪就养在马路中间，不仅搞得环境一团糟，更是阻碍了交通，而这样的情形却习以为常。因此，村民就能多占点就多占点，总是侵占公共领地，却从来不会清理，因此，整个村庄都是蚊虫乱飞，臭气熏天。跟万里无云的蓝天形成了鲜明对比。

垃圾乱倒——在村庄中，并没有专门的垃圾倾倒点和回收点，更没有专门的村民来对村庄环境进行及时清理和维护。村民居住的相对比较远，因此在两个农户的房子中间总是会有一座垃圾山。“大家都是这样随便倒啊，以前我还专门弄个地方存垃圾，后来大家都这样，不倒白不倒。”“没有专门的垃圾点啊，只能自己找地方了。”可见，村民并没有意识要去保护村庄环境，因为在对待公共利益上，村民总会寻找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小去火的最大的利益，因此，就造成了村庄中垃圾满天飞的现状。

遍地都是厕所——村庄地广人稀，建个厕所应该挺方便的一件事。在白土窑村中，几乎找不到一个比较像样的厕所，大部分的厕所都是在田间地头，随便挖个坑，就是厕所。这里主要是旱厕，但是在这个村庄会发现哪里都有厕所，可谓遍地都是。“这里都是这样，地就在家门口，厕所就在地头，虽然简陋了点，但是省事啊，不用再费劲去收拾和清理厕所。”虽然很近便，但是却给村庄的环境治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村干部说“我们也想好好治理一下环境，可是看到村庄这个烂摊子就什么都不想做了，做了也没用，农民的素质太低。”“我们也想有个美丽环境，那样心情也好啊。”可见，贫困村的环境也是村民头疼的事情之一。村民对公共环境的漠不关心和不作为造成了村庄环境的恶化。

3、 转不起来的参与

不能参与——第一是因为行政村规模较大，缺乏参与的客观条件。当前白土窑村属于行政村，包括白土窑、米家营、大沙坑和小沙坑四个自然村，村干部4人，分别为一个自然村一名村干部。各个村落之间相距六七里，村落之间的农民相互之间联系较少，一般没有公共事务需要各村落的农民坐在一起商量事情。就连最应该村民参与的村两委选举，也只有在各个自然村落之间设立流动投票箱，而不是统一在村委会召开村民大会来进行选举，因此农民之间的联系较少，因此村庄的行政事务往往是四名村干部一碰头，商量一下就决定了。村民很难参与到村庄治理的事务中来。行政单位过大，缺乏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村民凝聚力差，也很难参与到村庄事务的管理中来。

    其次是村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参与，何时参与，缺乏参与的合法途径。“由于一般制度环境的粗放性以及程序和技术的匾乏,公民参与的渠道，并不畅通，而公民参与的本质就是利益表达的过程,必然要求一定的制度轨道”村民在实际参与中，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该如何参与，以何种形式去参与。加之村干部素质能力较低，也存在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现象，因此在一些政策上的实施和扶贫项目的争取上，比较松散。农村中青壮年的缺失和老年人思想的保守，都使得农民参与成为一个难题。

不愿参与——首先农民缺乏参与的动力和积极性，这主要源于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主要指农民的自身能力的缺乏和权利意识的淡薄。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有着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对于一些村级集体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情况,许多农民在私底下有意见,但自己又缺乏运用法律或其他公开途径维护自己利益。比如，更多人的喜欢“自扫门前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面临村庄换届选举或者公共事务决策的时候，农民大多选择做好自己的事，不愿出面去管理村庄事务，他们认为在进行选举等公共事务决策的时候，虽然可能会跟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但是不想得罪人，不想当出头鸟，管好自家的事情就可以了。加之参加村庄的公共事务会耽误自己的农活或者休息，又没有务工补贴，所以在村庄召集开展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时很少有人来参加。“不是我们不想民主，是召集农民来实施民主太难啦。现在的农民都是无利不起早的。”村干部也向我们表达了农村治理中的为难之处，农民不愿意参与到村庄管理中来。

非理性参与——在面对村庄内关于社会保障问题时，伤透了农民的心，使农民感觉即使参与了也没用，结果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在村庄低保名额的确定上，村民们怨声载道。低保本来是对低收入群体进行保障的一种方式，但是由于低保名额由村干部分配，因此出现了保富不保贫，该保未保的现象。农民也积极地向村干部反应过情况，进行上访，仍然没有改变现状。王大妈说“我和老板子一年只靠几亩地的收成，年收入不足1500元，已经60多岁了，没有儿女，却没有低保。我们去上访过，最后也没有争取到，还得罪了村干部，以后的日子更不好过了。”这样的情况在村庄中并不少见。因此让村民感觉民主只是个幌子，如果没钱，与村干部不是亲戚，参与了也没用，这种不公平使得农民不愿参与。“参与了也没用，不公平”使得农民往往选择一些极端的不理性的方式来参与，反而加剧了参与的劣势。

（二）发展契机：产业化扶贫鼓舞人心

近几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贫困问题，也注重扶贫要变“输血”为“造血”，改变以往的单一式扶贫和救济式扶贫的工作方式，开展引导式和参与式扶贫。张家口市扶贫办把发展节水高效设施农业作为产业化扶贫的重点，根据张家口本地的环境特征，因地制宜，完善水利设施发展种植业。在政策上给与优惠，调动贫困群众参与扶贫开发的热情，并帮助其确定主导产业，指导其科学制定村级产业发展规划，确保扶贫产业发展开好头，起好步。在实施帮扶过程中，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引导和发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并不断加强对贫困户的技能培训力度，确保每户有一个技术能手，为加快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同时，积极协调各定点帮扶和行业帮扶单位，集中投入，形成合力，为发展扶贫设施农业提供资金保障。目前，尚义县的裸地节水蔬菜种植片区、崇礼县的蔬菜种植产业片区、万全县的暖棚养猪产业片区、蔚县的杏扁种植片区被省扶贫办列为“河北省扶贫开发产业集群片区”，崇礼县被省命名为“产业化扶贫示范县”。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沽源县扶贫办也开始效仿扶贫开发的做法，鼓励和帮扶农民开展蔬菜的种植。沽源县扶贫办选择了七个乡镇开展产业化扶贫的试点工作，其中就有白土窑乡。给予小额信贷，统一进行培训，乡政府工作人员认为这是改变白土窑村贫困现状，扩宽农民收入渠道，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时机，但是蔬菜大棚在白土窑村的开展并不顺利。

二、萌芽：利益不相关——从冷漠回应到被动参与

面对长期困扰着农民的贫困问题，政府也不断的寻求各种方式去开展扶贫活动，努力改变现在的贫困现状。近几年开始形成产业化扶贫，根据当地特色来使农民可以形成新的种植模式，因地制宜的发展农业生产。但是，产业扶贫化的道路却遭到了村民的阻碍，进程十分缓慢。

（一）“第一书记”带项目，无人问津

从2009年开始，沽源县为了强化扶贫力度，实行包村保护政策，从乡里挑选业务比较优秀的乡干部，对各个行政村进行宝蓝，主抓生产、生活、扶贫和治安等一系列活动。

在包村工作进行的过程中，白土窑村也迎来了“第一书记”赵慧利。这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干部，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这里，但一般不会下乡工作，在乡里主抓扶贫工作，也为了做好村民和政府之间纽带，解决农民现实存在的困难，协助村干部做好村庄工作，发展农业生产。“我下村是带着蔬菜大棚的项目下来的，本来满心欢喜，村民会特别积极地参加，毕竟是赚钱的项目，可开会宣布、号召农民参与之后，却没有一个人来我这报名。”赵书记这么说。这项蔬菜大棚的事情，村委会组织村民代表开会三次，广播十次，却无一人前来村委会咨询相关事情。“难道村民跟钱有仇吗？”乡政府百思不得其解。“政府给提供资金和技术，为什么农民就是不愿意参加呢？”

那么到底村民为什么不去咨询蔬菜大棚的相关事情呢？

不信任——首先不信任蔬菜能种成功。在白土窑村这样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中，种植蔬菜，村民们认为不妥当。“之前有人种过白菜，架豆，西兰花等，但都是遭受冻害，旱灾，加上来着收购的人，价格低又找不到合适的销售渠道，往往都是不挣钱，只收回了成本，因此，我们都不想种蔬菜了。”农民感觉，政府在拉项目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和考察过本地的自然环境，并且也说“上了那么多年学，哪懂得怎么种地啊。”

其次，害怕被骗和项目没有收益。在2007年的时候，村庄里也有过鼓励大家养猪的项目，但是效果真的是又把大家坑了一回。养猪项目是自己出钱买猪崽，乡里给提供技术指导，还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虽然补贴不多，但大家热情高涨。那会几乎每家都会养上几头猪，盖着猪圈，生怕跟不上大家的致富步伐。“干的时候大家特别起劲，最后猪崽刚买了不久就死了一半，后来又有传染病，死的差不多。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批猪崽本来就是有病的，这不是坑人的嘛。”村里的王大爷这么说“这次大家谁也不敢尝试了，害怕再被骗，我们哪经得起政府的骗呢。”

村里的王大爷说道“挣钱的事儿谁不想干啊，可是大家真的是穷怕了，好容易攒点钱，投个项目，很有可能就血本无归了。谁还敢信政府呢。”村民对致富项目的这种不信任，使得赵慧丽书记弄来的项目，无人问津。

不了解——“包村干部只说有项目，具体的不跟大家讲清楚，要种什么蔬菜，怎么种，都没说清楚，肯定只是作秀，搞点形象工程而已。”在村干部和政府进行宣传的时候，确实没有将项目的确定、资金来源、如何开展等和大家讲清楚，更担心种菜的技术从哪来。“虽然家里也会种菜，可是大棚菜种起来真的要技术呢，没有技术肯定不行。”村民对这个项目的不了解，也使得对此项目冷眼相对，“还不如踏踏实实种地呢。”

（二）村干部逼上梁山，被迫牵头

“你不带头就撤了你的村干部。”——眼瞅着为农民谋福利的项目就这么无人问津，难以开展，乡政府也伤透了脑筋。“乡里说，村干部应该主动带头，其实我也不想参加这个项目，家里养了200来只羊，已经够我忙活了，哪还有精力搞这个。”刘占花书记说道，“但乡里说了，不做就要撤了我的村干部。实在是没办法，只有牵这个头了。”经我们调研发现，村干部在牵头开展项目的时候，乡里答应要给予一定的补贴和帮助。在乡政府的强大行政压力之下，村干部只能硬着头皮来种这块“试验田”。

“试试看，走一步看一步。”——程雷今年35岁，早些年在外打工，后来为了照顾老人和孩子，回乡创业，贩卖蔬菜但收益不大。2007年开始准备种植蔬菜，这也是米家营中第一个开始种植蔬菜，主要种植白菜等，都是在自家的地上种植，由于水利设施不健全，种植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困难，收益不怎么好，相对来讲还是比种农作物要好点。“政府给的项目，正好和我这几年做得比较合，加上村干部都带头做了，我也想试试看。反正手里有点钱，稍微投资点，是赔是赚都无所谓，就是想改变一下光靠天吃饭的形式，走一步看一步吧。”就这样，程雷大哥和村干部刘书记开始了种植大棚的打算。

（三）小结

 利益是自治的基础，也是农民参与村庄事务的基础。不同的利益相关程度会形成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在农村的自治和经济发展中，农民、村委会和政府之间通过利益联系起来，他们之间会产生利益冲突和联结。在村民看来，利益主要是指经济利益，即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蔬菜大棚这个扶贫项目，下村的过程中，农民并没有意识到这项项目会给自己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村民选择了冷漠的态度去回应政府提出的政策。可见，在利益不相关的情况下，农民会对政府的项目置之不理，缺乏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

三、开展：利益驱动下的理性选择——引导性参与

（一）被动参与，初显效益

2009年“第一书记”提出要引进蔬菜大棚，经过一盘周旋，只有村干部刘占花书记和程雷参加了。09年在乡政府的领导下，两家分别选择了自家离得比较近的地，加上村里的集体用地40亩，形成了80亩的大棚。刘占花书记和自家亲戚换了一块20亩的地，这样才可以和程雷的土地合并在一起，集中连片来建造大棚。村委会、刘占花和程雷三者按土地比例来种植蔬菜，村委会的土地也有刘占花来管理和种植，蔬菜大棚共投入10万元，村委会和刘占花在蔬菜大棚的新建上投资5万元（因为村委会账目上没钱，所以，当时协议为占用农村集体用地，但经营收入和投入都由刘占花书记承担），程雷投资2.5万元，剩下2.5万由政府给予补贴。这样一个小规模的蔬菜大棚总算建起来了。09年只赶上了种植架豆，第一年由于技术不太熟练，因此种植的效益并不怎么好，亩产约为600斤，收购价格约为3元每斤，这一茬下来，亩均收入为1800元，80亩收益为144000元，纯收益为44000元。按照入股比例来分配，刘占花占收益的三分之二，收入33000元，程雷收入为11000元。最后出去种子和化肥、农药等投资，亩均500元。“这一季架豆下来比我忙活一年收入多多了，收入一年也不过就是混口饭吃。”程雷拿到分红时，高兴地跟我说。

（二）利益驱动——理性选择合作

1、政策贴心，积极动员

虽然刘占花和程雷是被迫撑起蔬菜大棚的开头人，但第一年的效益却让乡政府和县扶贫办感觉到了实际效果，因此准备大幅度在村庄内开展蔬菜大棚的种植工作。因为白土窑、大沙坑、小沙坑和米家营四个自然村虽然村庄相距六七里，但是村庄的耕地确实很集中的，都集中在道路的两旁，因此，乡政府感觉这里特别适合种植蔬菜大棚，已形成规模，产生规模效益。因此，乡政府准备来个全村大动员，争取群村人都参与到蔬菜种植上来，但动员工作开展却不那么顺利。

土地入股，效益明显——在动员村民参与蔬菜大棚种植项目的过程中，由于考虑到土地是农民的最大财产，并且村民经济状况不佳，可以选择以土地入股的方式来参加到蔬菜大棚中来。即村民选择将自己的土地流转出去，自身并不进行蔬菜种植，而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流转给村中有意愿、有资本种植蔬菜的农户手中，给予一定的租金，依然享受国家的补贴政策，这样也可以减少土地浪费和闲置。如村庄中常年外出打工的人约有80口人，这些人的土地大多交给亲戚来耕种或者直接闲置，造成了土地的浪费，以这种土地入股的方式，可以收取租金，同时也可以选择土地入股，到年底取得一定的分红。“我家有24亩地，由于常年在外打工，无法耕种，常年荒废，现在可以将土地流转给村里的人，每亩旱地300元，水浇地400元，一年下来加上补贴就可以挣个一万块钱。政府说，如果选择分红的方式，还可以分红呢，就是土地收益的1%。”村中外出务工人员都感觉土地入股的方式比在家老老实实种地要好得多。

雷云厚，白土窑村人，今年67岁，由于和老伴年岁已高，身体又不好，几乎丧失了劳动力，儿女都外出打工，留下家里30来亩地无法耕种，就算种了庄家，也常会受到天灾没有什么收成。现在村里这种土地流转的方式使两位老人乐开了花。“在家里坐着什么都不用做都可以挣钱，真的感觉土地里长出了黄金啊。”两位老人将自己的25亩地流转给村里的种植大户，每年租金为300元，一年下来就能收入7500元，加上农业补贴等差不多能拿到8000多元，而老人说“勤勤恳恳在太阳底下干一年活，也挣不了这么多钱。”两位老人还享受着养老保险和低保，这些收入足以满足老人的日常生活需求了。

白土窑村这种土地流转或者选择土地入股的方式，盘活了村庄的土地。政府规定以土地入股蔬菜大棚，也可以直接转租给村民，除了享受租金之外，入股的方式可以得到分红，就是每年有350元至450元的保底收入。但农民也可以选择自己投资建设大棚，然后将成品的大棚租给他们种植，收取租金，大约一个大棚一年的租金约为1500元。这种土地入股的方式充分利用了村庄的土地，使农民看到了致富的曙光。

资金互助，风险互担——乡政府考虑到农民自身的经济状况以及在贫困村开展蔬菜大棚项目的难处，最主要的就是村民的资金问题。经过县里扶贫办、乡里的扶贫专员和“第一书记”的沟通协调，乡里的政策是：在建筑蔬菜大棚时，投资建设大棚的过程中，村民承担80%，政府专项补贴20%；在种子化肥的购置上，由乡政府组织人员选择优良品种，但由农民自己购买，乡政府会给予一定的籽种和化肥补贴。“刘书记那里的大棚只是简易的，只有上面有薄膜,一个大棚下来需要3000元，一亩地也就建设两个大棚。这样下来一亩地就是6000元左右。像我如果用10亩地来建设大棚，需要6万元，自己承担4.8万，政府专项补贴1.2万，可以减轻我们很大的负担。”在政府提供的建造大棚的补贴上，由县里扶贫办专项资金支出，乡里负责合计发放，给农民资金支持。“政府的补贴调动了农民的参与积极性，确实也给农民帮了很大的忙。1万元是不小的数目啊！”因此，这种资金互助的方式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对于有经济实力的农户可以选择自己出资建设，对于确实在资金上存在困难的农户，提供小额贷款，来解决农民缺少启动资金的现象。在张家口已经有扶贫小额信贷的试点县，开展扶贫到户的小额信贷，贷款额度为一万元以内，如果是种植大户，再有具体带动贫困户发展的情况下，相对提高额度。小额信贷是以个人或者家庭为核心的经营类贷款，其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农村的经营，不需要提供抵押品或第三方担保来取得贷款。在白土窑村，有些农民确实难以拿出钱来建设大棚，如大沙坑的胡大爷，由于缺少启动资金，建设家里的5亩地的大棚，因此向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小额信贷，虽然程序相对复杂了一点，但是由政府和村委帮助进行贷款，取得了一万元的贷款，才能开展大棚的建设。“家里只能拿出5000块钱来，就这还是跟大伙凑的呢，加上贷款的钱才能开始种大棚呢。相当于拿着银行的钱来投资，回本了再还给银行，真的是好政策啊！”在村庄中，有七户都选择了小额贷款，来缓解暂时的资金压力。

风险互担主要是指农民都投放了农业保险，当村庄面临冻害、旱灾等自然灾害时，经过政府对受灾情况的考核，可以给予一定的补贴，减轻农民的农业损失。村中有60%的农民都缴纳了农业保险，一亩地2元。“以前都不愿意交保险，感觉没什么大用，现在用2元钱在受灾的时候就能回来四五百的补贴，多少能减轻点损失，以前一受灾一年就白忙活了。”农业保险也使农民在投资的时候感觉“贴心”。

 完善设施，运输畅通——由于白土窑村处于高原地区，地势比较高，温差大。常年温度在0度以下的将近半年，剩下的时间虽然温度相对较高，但降水较少。近几年经常会出现旱灾的情况，加上农村中水利设施的匮乏，使得农民经常受到旱灾的袭击。随着村庄里蔬菜大棚项目的开展，政府出资、农民出力开始修建蓄水井和硬化水渠，在2010年至今共修建抽水井12个，用于在雨水季节储存水源，硬化水渠达1公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对土地进行灌溉的困难。同时村民也利用喷灌、滴灌的方式来节水。对水利设施的完善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灌溉困难的现状。

为了缓解蔬菜运输的困难，对村庄通向镇上的公路进行修建。2012年途径村庄，通往县里和镇上的公路是土路，“那时候，你开车经过之后，你的车就已经成为黄包车了。”当有车经过时，就会尘土飞扬。因此，2012年开始政府投资建设小高速路，截止2013年已经完全建成，使得从张家口市至沽源县的路途变得特别平整，方便了村里的交通，同时也加快了农村与城市的交流。

技术引领，保驾护航——种植蔬菜是项技术活，需要一定的技术，白土窑村的村民缺乏专业的技术，因此乡政府专门请人来针对性的开展定期培训和实地指导。从蔬菜选择品种、何时施肥、如何使蔬菜能够高产、在大棚种植时应该注意什么等种植技术进行定期培训，一年进行四次，由政府出资对村民免费培训，只有2012年参加技师培训的约有200人次。“幸亏上边来给教技术，要不然哪会种啊。”因此，有种植技术来保驾护航，使得农民在种菜时可以得心应手，减少了应有的损失。

（三）进展顺利，旗开得胜

当刘占花和程雷敢为人先，并从大棚中受益之后，“第一书记”在村里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商量和讨论蔬菜大棚的种植事情。“蔬菜属于经济作物，咱们这里环境比较恶劣，因此要选择适合我们种植的蔬菜来带领大家发家致富。去年两户人家已经获益很多了，所以还是要鼓励大家多参与，这样才能挣更多的钱。”村干部向大家说了种植蔬菜大棚的重要性，并宣读了国家对于扶贫项目的支持与政策。“政府呢鼓励大家参与到扶贫项目中来，可以给种植大棚的补贴，钱不够的也可以想办法给大家弄来贷款，先拿着政府的钱来投资，等赚了钱再还给政府。同时呢，还给大家带来技术，免得菜种不好。”乡政府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给村民吃了颗定心丸，很多村民蠢蠢欲动，都想参加来试试。当时会议在场的就有12户决定参加蔬菜大棚。因此，政府的动员工作可谓是旗开得胜，调动了大家的种植积极性。

虽然在开展的过程中，四个自然村中已经有30户参与到蔬菜大棚的种植中来，很多农民都是以自家的土地直接用来建造大棚，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小沙坑和米家营两个自然村落之间是特别广阔的一片土地，地块连接平整，将近有300亩的土地，这里特别适合来建造大棚，进行集中生产。一些农户通过调换农地，都聚集在了这片土地上，但是，其中有两户农民就是不将土地流转也不跟别人调换。这可愁坏了村干部。“他们的地正好在整片土地的中间，如果真的绕开这个地方，就会破坏整体的规划，同时也会增加成本。”经过村干部和乡政府与村民的密切沟通，终于做通了这两位村民的工作，形成集中连片规模经营。

经过政府的动员和村干部的沟通，村民在“逐利”的驱使下，积极参与到蔬菜大棚的种植工作中来。“挣钱的活儿都会参加的”，村干部说，“只要有钱赚，农民就会积极。”截止到2013年底，蔬菜大棚已经形成了集中连片的规模，主要种植架豆、大白菜、西兰花等蔬菜。蔬菜大棚的管理和指导工作主要由“第一书记”赵慧丽和村干部刘占花来进行，各户的入股方式和参与情况如下表：

编号	姓名	土地亩数	备注
1	刘占花	60（自家20亩，其中村集体40亩）	村支书(总负责人)
2	程雷	60（自家20亩，转入40亩）	村民
3	米占禄	20	村会计
4	武成兵	20	村委成员
5	陈占军	10	村民
6	苗四贵	10	村民
7	武文斌	10	村民
8	雷云厚	9	村民
9	刘军	9	村民
10	张林	4	村民
11	张贵	5	村民
12	高文海	5	村民
13	刘海珍	5	村民
14	李书宝	5	村民
15	李建国	5	村民
16	王建军	4	村民
17	刘万里	4	村民
18	潘巨芬	3	村民
19	刘和峰	4	村民
20	李金才	2	村民
21	高德军	2	村民
22	李成全	2	村民
23	王文军	2	村民
24	高小成	6	村民
25	张志芳	6	村民
26	胡峰	5	村民
27	程和富	5	村民
28	王芬	5	村民
29	胡惠芬	5	村民
30	王江超	4	村民
31	程枚	4	村民

 

上表是截止2013年底参与蔬菜大棚的情况，形成大棚规模为300亩，共建大棚约500个，总建成大棚亩数为在2012年开始集中建设大棚，2013年开始投入运营。2013年主要种植架豆100亩，大白菜100亩，西兰花100亩。根据市场销售情况，防止出现“一窝蜂”的现象，也为了便于管理和种植，由政府来统一安排种植蔬菜的种类，2013年架豆亩均收入为5000元，大白菜收入为3000元，西兰花收入为3500元。

（四）众口难调——利益分配不均衡

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谁不想多挣钱”——“种菜种类不同，收益不同”: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竞争。在种植蔬菜的过程中，由于种植蔬菜的种类由村干部来进行分配，具体到哪家哪户种植什么，就会产生一定的利益纠纷。西兰花种植一季的亩均纯收入为2000元左右，架豆的亩均纯收入为2500元左右，白菜亩均纯收入为1800元左右。由于村庄属于第一年种植蔬菜，因此在蔬菜的规划上全部由村委会来决定。比如说在参加蔬菜大棚中就有一些农户种的是收益最低的白菜，“为什么我家的土地也一样高，也忙活来忙活去，一年挣的钱就比别人少，五谁不想多挣点。”村中的程枚说道，“这样的话，一亩地差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地多的话差别就大了。”因此，在面临种植蔬菜的种类上，大家存在分歧。

村民与村干部的利益冲突：“凭什么村干部可以享受村庄集体土地的收益？”——在刘占花书记和程雷第一年小规模种植蔬菜的时候，乡政府为了激励刘书记带头参加大棚，允许书记将村庄集体的40亩，由刘书记种植并且收益归刘书记所有。因此，在村庄中，30户都参加了蔬菜大棚的时候，有些农户就表示这个收益不应该对属于村书记一个人。“这是集体的土地，凭什么让她一个人挣钱？”“再说了这土地又不是一亩两亩，40亩土地，一年的收益十几万呢。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参加大棚的村民以及村里有意见的村民集中起来，去乡政府告状和上访，乡里政府解决的后果就是根据村庄里农民对集体土地的使用及效益的疑问，在第二年种植蔬菜之后，由于农民反映过大，因此，属于村庄土地建立的大棚就暂时被邻村的人所承包，一年的使用费用为300元一个大棚，最后的收益归入村庄集体收入。

村民和政府的利益冲突：“乡政府和村干部是否会合谋？”——在蔬菜大棚建设和寻求销路的过程中，都是由村干部和乡政府人员跟外界进行联系，这中间村民也存在着很大的疑问。首先在蔬菜大棚的建设上，建设大棚用的钢管和薄膜等材料，都是由乡政府专门人员去联系，农民集中统一在此购买，价格是提前规定好的。因此，农民大多认为村干部和乡政府人员联合起来蒙蔽农民，从中谋取了利益。“谁知道有没有合伙抬高价格，坑害我们呢？”。在寻求销路的时候，乡里联系好菜场或者菜贩子，每家每户的收购价格都相同，由于白土窑村地处比较偏僻，来这买菜的只有政府联系的收购人员，价格固定且在村民看来价格比较低。因此，农民对价格也心存不满。

（五）小结

在种植蔬菜和开展大棚的过程中，由于乡政府和村干部之间没有做好公开工作，农民没有参与监督和决策的过程，因此产生了利益冲突。在面对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形势下，农民意识到自己的潜在利益和未来收益得到侵犯的时候，就会努力的寻找方法去防止自己的利益继续受到侵害。农民把土地视为自己的饭碗，总是寻求存存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面对利益冲突，包括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和政府之间、村民与村集体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农民就会改变以往的沉默方式，积极的发表意见，跟政府和村集体形成博弈，寻求公平。

四、利益强相关：自身需求激发农民自发参与

（一）赋权于民，协调利益矛盾

在扶贫项目进行的过程中，农民、村集体和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长期来讲，三者之间属于长远利益一致，都希望村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提高，但在具体的经济活动过程中，农民与政府和集体的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当村民意识到利益在不断流失的过程中，就会主动地寻求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会根据自身的经济和政治需求去维护自身利益，自发参与到农村事务的管理中来，充分发挥和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决策权等民主性权利。

随着大棚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也进行了一些探索，虽然有些还未进行全部实施，但这也充分表现了，在利益的驱使下，农民开始自发的参与到事务的管理中来。

（二）健全机制，保障农民利益

1、成立扶贫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小组：农民在扶贫专项资金、财政补贴的使用和管理上存在着很大疑问，加上政府对资金的使用和公开情况做得不是很好，缺乏必要的监督，因此在进行大棚参与者开会的时候，农民提出要建立资金管理的和监督小组。经过村干部和乡政府、村民4次开会决定，要建立一个资金监督管理小组，组员七人，其中乡政府的第一书记为组长，刘占花书记为副组长，组员为为程雷、米占禄、李建国、王建军、刘万里为组员，主要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来分配扶贫资金，在资金来源、备案、管理以及收入的公开上，要月月向村民公示，防止出现侵犯农民利益的事情。资金管理小组在试运行过程中，人员已存在，但如何切实地发挥出监管小组的作用来，仍需进一步完善。

2、技术小组，能人牵头：农民虽然天天和地打交道，在种植蔬菜上有一定的经验，但是从大棚两年的收益来看，在技术上存在一些漏洞。政府虽然会每年邀请专门的技术人员给农民定期培训，但在实际种植中出现的问题仍然难以及时解决，对农作物的生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乡政府鼓励村庄中种菜的能人如程雷、高文海等经常种植蔬菜的人，集中进行学习和培训，形成一个技术学习小组，可以给村民带来及时高效的指导。

3、积极寻求销售渠道。农民种植蔬菜主要是要能卖的出去并且能卖个好价，那么寻找合适的销售渠道就成了重中之重。之前农民的蔬菜销售主要是乡政府去县里寻找各个菜市场以及菜贩子，难以销售到更远的地方。农民对政府寻找的销路不太信任，因此，“第一书记”提出通过网络来寻求合适的销售渠道，网络平台上有更多的销售信息，“今年我们的菜和山东潍坊的菜贩子达成协议，以前从来到不了那么远，现在架豆能卖到3.5元一斤，效益比以前好了，还是人家直接来地头拉蔬菜，又方便又实惠。”而且，在于收购人员进行谈价格的时候，农民可以自愿旁听，可以全程监督价钱的真实性和公正性。这样也充分显示了农民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4、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首先是临时交易点的设置。在农民的促使下，大棚参与人员分别轮流在村庄的进口搭建简易帐篷，用以作为蔬菜交易临时点，每天由三人轮流值班，负责登记卖菜价格、卖菜重量等信息，以达到公开透明。

由于白土窑村蔬菜种植一般都集中在夏天，因此如何使蔬菜保存的时间过程而不至于腐烂造成损失，村庄在通往县城的道路边建设了冷库，冷库是由村外人员修建并管理，对于周围村庄人们使用有一定优惠。基础设施的完善更加维护了农民的经济利益。

五、启示

在扶贫开发过程中，村民参与是其顺利开展的关键。村民参与实际上是自身利益表达的一种社会行动，也是实现和争取村庄利益的平等化和公平化的有效渠道。村民对村庄事物的参与主要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参与,因此我们在扶贫开发中，如何调动村民的参与热情，是促进贫困村走出贫困的持续性动力。本文以白土窑村建设蔬菜大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农民参与的特点，理性分析在利益的驱使下对农民的参与机制产生的影响，更好完善参与的理论结构。

在农村中，农民作为农村事务的管理主体，其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农村民主自治的建设进程。作为社会化小农的代表，将利益和土地作为参与农村事务的前提，因此，如何通过利益驱使，使农民自发的参与到村庄事务管理中来，是完善农村基层政治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手中有权——参与的基础

农民和政府以及村集体之间属于一种利益博弈关系，农民和政府比起来，属于弱势群体，而基层政府属于强势群体，二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比较复杂。在面对外来利益即中央的专项扶贫资金和项目中，政府有明显的优势，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信息渠道和资源供给，乡政府可能会想尽办法在与农民的博弈中来更多的瓜分上级的扶贫资金，同时也需要与农民合作，来完成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因此，农民虽然需要从与政府的合作中来获得资金、技术、信息等免费的资源，是出于对利益的考虑与政府进行合作，但是处农民仍然处于弱势，在利益分配不均衡的情况下，就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来选择自发的参与到农村事务的管理以及资金的使用上来，要求政府给与监督的权利，明确自己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参与权以及监督权。在白土窑村进行扶贫项目即蔬菜大棚的建设过程中，农民由一开始的冷漠回应政府，到被动参与、以及后来的自发参与，可以看出农民的参与意识在不断加强。究其以往农民参与的低参与积极性，主要在于农民在自己的弱势地位上，没有强力可以做到与政府和村集体进行抗争，同时也存在着权利的不完整，农民知情权、决策权被忽视，表达权、监督权缺乏途径来行使，因此导致农民整个参与权都无法完全实施，因此农民就不愿参与、不敢参与，怕给自己带来利益损失。

（二）利益相关性——参与的程度

在扶贫工作上，村民的参与主要集中在扶贫项目的选择、实施和管理上。以及参与程度上。通过以上对白土窑村农民在扶贫项目中的参与情况，以及利益争执和产生的合作，村民参与经历了动员性参与、引导性参与和自发性参与的阶段。

1、利益相关度低：动员性参与

在扶贫活动中，农民参与形式主要表现为动员性参与。动员性参与主要是指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村民处于被迫或者表现为冷漠参与的状态。动员性参与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没把自己看作是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在扶贫的过程中，农民大多变现为依赖行为，也就是“等、靠、要”的行为，完全靠着政府的救济和支持，就希望政府能给予资金补贴。我国的原有扶贫是一种救济式扶贫,为贫困农户无偿提供粮食、资金等,使得部分贫困农户形成了依赖等待思想。再加上很多的扶贫项目实施存在不连续性，往往有头无尾，或者直接实施了也让农民没有获得收益，反而受到了损失，因此最后使农民的参与积极性被磨损，也就丧失了参与项目的信心。如养猪项目对农民带来的损失，以及农民在开展蔬菜大棚时的冷漠回应，都显示了农民的动员性参与。因为在村民看来，他们和政府的博弈关系中，处于弱势、不利地位，不合作会带来损失，只能选择依赖行为才能给自己带来利益。政府在扶贫工作开展中拥有决策权和实施权，贫困村一般只需要严格按照政府的安排行事，使农民缺乏自主权和选择权。这个阶段，农民根据自己的利益相关程度对选择动员性参与或者冷漠回应，因为农民是趋向于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为。

（2）利益相关度较高：引导性参与

 在当前中国贫困村中农民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引导性参与，即在与村民利益相关程度相对较高的问题上，比如村庄选举、修建道路、水利设施的建设上，村民在利益受到侵害使，才会想起来反抗以及寻求公平对待。这种在政府的引导下，参与村庄事务的形式就是引导性参与。主要表现为政府为参与的主导，规定着参与的方式和渠道，农民大多属于被动接受，难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能力去建立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这个阶段，农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相对比较薄弱，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

（3）利益相关度高：自发性参与

在白土窑村扶贫项目的开展和进行的过程中，农民根据自身利益的相关程度，自发的选择了协商同意建立一些民间自治和监督组织，以防止作为强势群体的村干部和政府来侵吞自己的利益。可见，这种有农民自行发起的组织产生了一种内源性的动力，推动了村民参与。因此，自发性参与即指根据自己的利益判断和衡量，积极寻求合理的方式和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不受侵犯的参与。这种参与与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受利益驱使下农民理性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为，寻求更加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会自觉在利益角逐下与村集体和乡政府进行博弈，通过建立农民自我组织,从而促进群体成员之间在项目发展过程中的协商与谈判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村民参与的能力和效率。

（三）思考和不足

1、经济参与先行，政治文化不足

农民对村庄事务的参与主要集中在扶贫项目上，即经济参与大过于对文化和政治上的参与。由于处于贫困地区的人民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是他们的重中之重，因此，当前贫困村庄人民的参与主要集中在经济上，即参与到扶贫项目的开展和资金的使用过程。在利益获取方面,大多数村民都希望获取更多的扶贫资源,从而提升自己的家庭收入,实现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个前提下就会在经济参与方面投入更大的力度,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参与。

在政策性资源的分配方面,连片开发扶贫政策及其所带来的项目发展渠道和资金投入都是在经济层面上展开的,这从一开始就在分配机制上出现了倾斜,进入乡村之后又在具体的分配方案上产生了错位,只是村民无暇顾及其它方面的参与。我们要努力的从利益角度出发，来完善村民参与的权利机制、沟通机制和信任机制，在沟通机制上，要从各方利益出发，形成利益性团体，形成合理的互动沟通网络。是村民有足够的沟通渠道和话语表达权。同时也从文化和特殊诉求相融合等方面来重塑村民与各个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信任机制，为村民持续性参与和深层次的参与农村事务提供深层次的动力。

2、利益共同体难以形成，持久动力缺乏

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社会处于一种政府主导农民政治参与的状态，农民在政府的引导下，按照政府的步伐来参与村庄事务的管理。但是虽然白土窑村的扶贫项目的实践中，出现了自发参与的形式和萌芽，但是从根本来看，缺乏长久的动力。在农民、村集体和政府三者的关系上来看，虽然三者的长远目标是一致的，为了实现村庄的发展和脱贫，然而在短期利益上，三者却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如在扶贫项目的实施上，农民需要更大程度的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补贴，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村委会则为了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有时会将农民的利益放在一边不管不顾，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政府作为扶贫的带头人，会产生形象工程，没有给农民创造利益表达和沟通机制，难以为农民办实事。因此，三者的利益分歧造成了村民对村委会和政府的不信任。加之农民自身素质的低下和参与能力的不足，使得村民参与流于形式，难以起到真正的作用。因此，在我们未来的扶贫工作中，要注重从利益出发，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和信任机制，构建政府、农民、村委会的利益共同体，以此来巩固农民的主体地位，完善村民参与，以推进扶贫工作的进行。

3、群体层次不齐，弱势群体易边缘化

在农村的政治发展和村民参与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在动员参与、引导参与和自发参与的过程中，主要集中于村干部、村庄精英和能力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人群中，一些弱势群体并没有能力和精力去参与到农村的发展中。而在扶贫中更需要去带动弱势群体通过平等参与来加强弱势群体在发展中的影响力，以此来改善弱势群体的困境。比如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应对生活、生产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他们作为特殊的利益相关者，投票的方式造成相对数量少的弱势群体在参与式决策中发挥的影响较小。虽然项目必然会对弱势群体产生积极的功能,但是缺少弱势群体的积极参与则难以满足弱势群体的特殊需要,并且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将弱势群体边缘化。因此，在以后的扶贫工作中不仅要注重经济发展，更应该加大在村庄参与这方面给予弱势群体更大的帮扶力度，如在充分赋权的基础上拓宽参与渠道，增加弱势群体参加扶贫项目的比例，来共同完成扶贫工作，防止弱势群体的返贫和边缘化。

在贫困村庄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仅仅应加大开发式扶贫的力度，更应该结合扶贫政策和村民参与，更好的发挥扶贫政策的作用，激发村民自身的发展能力。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提高村民的教育水平，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营造村庄发展的良好环境,吸引外出打工者回来创业,推动贫困村持续、有效、长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