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坝村—赵诗颖

人情对村庄共同体的作用

——基于对湖北省杨家坝村人情消费调查的思考

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人情的国家。中国人的“人情”既是一种社会情感，也是一种可以用于人际交换的资源，是中国人人际互动的纽带和准则。在人们的日常社会交往中，人情由抽象的行为规范具体化为各种社会资源，从物化的金钱、礼品到无形的允诺、机会等都是人情的不同体现，也逐渐成为中国人人际关系中的自愿或不自愿拥有的一个负担。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则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并明确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因此能否达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乡风文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新农村建设的灵魂。当前，乡风文明建设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农村家庭人情消费日益泛滥和变味，它已成为压在农民身上沉重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使得农民苦不堪言。

在农村地区，传统人情往来模式是乡村社会文化的重要特征，它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中心，并形成维护这些自然初级关系的交往原则，从而表现出一定的状况和特点。村庄社会就是个人情社会，它由人情这个链条将人们凝结在一起，是人情建构了这一共同体，人们所有的人情成本和收益都在这条链中化解——今世没有偿还清人家的人情，由子嗣来完成，今世没有接受人家的偿还，这个收益会落在子嗣身上，从而使子嗣又进入了这样一个由前辈建立的人情链条，这样村庄的人情链条就会不断的延续，村庄生活也就会生生不惜，永焕活力。正是通过人情，村庄社会共同体形成了一个人情循环与人际互动的庞大网络。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村庄共同体是由人情在维系和巩固的，“自己人”的范围和界线也因人情而更加明晰。因此，村庄共同体具有很强的内向性、封闭性，一般村民不愿也不能脱离这个共同体，而外来人也难以融入这一共同体。在这种村庄内部团结、和睦，而对外提防、疏离的传统村落文化中，村庄共同体得以维系。相类似的，村民也在“自己人”的范围和界限内，也更容易实行礼尚往来的交易，以此维系和巩固自己的人情圈。

杨家坝村位于湖北西北部，是竹山县边远的高山村，该村2012年刚被评为贫困村，村里山清水秀，景色怡人。但是由于坐落于过于偏远山区，所以村的生产生活闭塞，农民生活贫困，交通不便。该村年轻人外走他乡，出去务工，村落里一般都是老人和小孩，也是由于村偏远，村里也没有集体经济，农产品销售途径很少，所以老人们一是年龄大，用有限的精力种点地，就没有精力和心思去愁农产品的销售了，二是劳动力有限，在家种地一般都是自给自足，务农收入一般很少。生活贫困的村民们凭借着微薄的收入在“自己人”的范围和界限内实行礼尚往来的交易，以此维系和巩固自己的人情圈。经过调查发现，该村村民的人情消费确实很高，与收入相对比后，呈入不敷出的状态，给村民们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苦闷和负担。同时，不只是人情的消费给村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人情关系对于该村的基层治理人情对于其村的民主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对该村基层自治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一、人情的消费——农民不能承受之重

人情有一种群体性和连结性，用一句老话说就是有来有往，“有来无往非礼也”，这是人情建立的基础，也是人情的群体表现，这种来往主要表现在：互相帮助、随份子、经常往来等。“互相帮助”就是你有事时我帮你，我有事时你帮我，通过这种互补关系建立起一种人情结，并保持下去；“随份子”体现出群体中一人帮大家、大家帮一人的意思，比如谁家有了红、白事儿，此时，这家人正需要人帮的时候，周围的人就采取随份子的方式，给以帮助，解决这家人眼前的实际问题；“经常往来”则是指相关的人之间经常有走动，时不时在一起坐一坐，说说话，交交心，保持一种亲近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后，不管是那一方有事，就是不用吱声，另一方也会主动上门给以帮助；要是“老死不相往来”，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人情构建了一个村庄共同体，村庄生活生生不惜，永焕活力，整个村庄共同体就是由人情在构建、维系和巩固的。

   （一）人情费让村民苦不堪言

近几年来，我国农村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大部分都已纷纷摆脱贫穷，走上了温饱的道路。然而这需要维系和巩固的人情，又重新让农民们“返了贫”。请看下面表中的几组数据：

农户	年务农收入	年人情消费
范修胜	2300	3000
曹进梅	4050	4000
周先秀	5000	4000
王会成	2000	3000
曹明远	4000	3000
叶绍余	5000	6000
吴欢喜	2500	2000
陈世均	2000	7000

根据表格中的数据来分析，首先由纵向分析可知，该村的年务农收入很低，生活水平比较低下，基本凭借着自给自足来生产生活，务农收入很少。而年人情消费却是较高水平，基本上在每年4000元左右。再经横向分析发现，所抽样出来的8户农户，其中有4户范修胜、王会成、叶绍余、陈世均年人情消费已超过了年务农收入，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农民们辛辛苦苦一年挣的一点积蓄一下子便被人情消费一挥即空，有的即使没有一挥即空，也已去了大半，村民们又重新过上了贫困的生活。

一位村民诉说道：“说起人情这个事啊，我要说一下。这个事是很平常的事，亲戚朋友之间来往一下这是应该的，一来有什么好事啊一起热热闹闹庆祝一下，二来在一起玩玩增进感情。但是啊，现在人们也都挺喜欢过事儿，事越来越多，送的礼也越来越大，弄得我们这都快负担不起了，一年都要花好几千，自己一年挣得都不够送。”

每当问道农民每户的人情消费，村民们的脸都会瞬间的凝固。为了还一笔笔沉重的“人情债”想方设法、东挪西借，有时候为了人情，他们不得不去拿“高利贷”，不得不将用于农本的“命根子”钱拿出来作礼金奉上。“我们都在啃老本了。”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二）人情消费成负担的原因

人情上的功夫不是生产性的，而是生活性的，是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产生、建立、维持和创造的，可以说人情是农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人情变化与农村中其他事物的变化一样，从改革开放之后就开始了，是一个量变、质变的过程。以前的社会基本不存在人情消费与人民生活之间的矛盾，人们乐于这种礼尚往来的浓浓人情味，但是渐渐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什么这种人情消费却日渐成为了村民的负担？村民们的这么多钱到底花在哪里了？根据村民们的反应可以看出，人情的消费跟从前不同了，确实发生了些变化。

一是送礼名目越来越多。人情礼有“大礼”、“小礼”之分，“大礼”指受礼者正式“办事”，送礼者“出礼”外，还要出席仪式场合（如婚礼、丧礼）；“小礼”则是送礼者送钱、物，受礼者并不举行什么活动（如去医院看望病人）。“过去，人情消费只是婚、丧、嫁、娶等少数项目，主要是红白事要办仪式，丧事，老人去世，阴阳相隔，是家庭重大变故，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极为重大的事情，因此都要大办且要举行复杂仪式。结婚一般也要举办仪式，因为娶回一个新媳妇，村里就多了一个新成员，婚礼是对新人的欢迎和接纳，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具有明显的分界作用。现在则增加到几十种之多。如小孩生日、搬新房子、升学参军、工作、开业、老人祝寿等等，都要大操大办，收取礼金。有的甚至老母猪下崽子、盖一个蔬菜大棚等都要有所表示，都要请客收礼。对于那些不断的给小孩过几周岁的、给老人过冥寿的，往往大家去归去，但是背后就会骂这家人怎么这样做事的。”另一方面也不难发现，送礼也被一些人用来拉关系、牟取不正当利益，想得到好处就得拉关系，结果各种借着有事情而去送礼得好处的就也越来越多了。

　　二是范围越来越大。人情往来由原来的亲朋好友向外延伸，人情圈中出现了不少一般关系或较远关系者，甚至没有关系、之前从来不联系的人，村民的“人情圈”渐渐越来越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交通通迅事业的进步，城乡隔离状态的逐渐打破，农民们的业缘、地缘关系得以迅速发展，且其人情往来的重心逐渐由同质性较强的血缘、亲缘圈向异质性较强的业缘、地缘圈转移。十几年前，只有亲近的宗亲、姻亲和乡亲之间才互通人情，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的人情圈逐渐扩大到朋友、同事、一般亲属和更大范围的乡亲，特别是那些有从事非农产业成员的农户，往往要与许多同事、朋友互通人情。另外，由于许多农民与本村之外临近地区的农民一同外出打工，他们在他乡同甘共苦、互相扶助，结下了良好的友谊，回到家乡之后，他们之间互通人情，这扩大了许多农民的人情圈。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相比，虽然由血缘和婚姻联结起来的亲缘关系在其社会网络中仍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但其重要性却呈下降趋势，很多农户都在积极拓展着自己新的交际圈，对同乡或朋友间的重视程度已明显增加。第二种情况就是以前没有出礼或受礼的人，有村民说“一家办事，人家都去送礼，你不去也不行啊。”还有一种情况是有时候也可能是为了暂时的某种目的或互惠互助的利益而短暂性地联系到一起的，也会身不由己地建立起关系来获得好处，在这种人情关系一旦建立之后就再也难以中断了，由此人情圈中就出现了不少一般关系者，甚至较远关系者。所有的人情礼都是要还的，人情往来的范围越大，则意味着背负的人情债就越多。

　　三是“礼金”越来越厚。现在的礼金由过去的10元至20元发展到50元至200元不等，这只是一般的人情礼，亲密关系则是几百上千，请求帮助的也达上千元，倾家所有。过去有时候也会送实物，现在都转向送现金，送实物已经不太讨喜欢了，而且现在送现金送少了，主家还不高兴，“平时送的礼现在没有一两百都拿不出手了，有时候请人家办事几千都不够。”所以农民甚至有时候还要负债而为，农民背负着这种债务，更是在精神上和经济上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四是“频率”越来越快。过去，一年之中能碰到几次随礼的事情，现在则平均每月都能接到二、三次随礼的通知。特别是每年的“三八”、“五一”、“十一”结婚的黄金季节和升学、参军的日子，随礼的通知更是应接不暇，有的一天就得随几份。有的人一年到头给别人送礼，自家却啥事没有，感到大吃亏，于是也想出种种名目来请客“吃”礼，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家家户户立名目请客收礼，频繁地你来我往的局面，如此恶性循环，弄得大家都苦不堪言。

二、人情的名实分离

（一）人情在村庄共同体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村庄社会就是个人情社会，它由人情这个链条将人们凝结在一起，是人情建构了这一共同体，人们所有的人情成本和收益都在这条链中化解，适当的人情交往能使这一人情圈里的人们的情感需求得到满足，情感生活得以丰富。有来有往的人情互惠造就了乡村中一种浓郁的人情味以及融洽的人际氛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人情交往也具有减少焦虑和压力和心理调适的作用。通过对杨家坝村的调查发现，该村民在有困难和家庭出现经济危机急需要经济支援时，95%的村民都选择找亲朋好友帮忙，在出现重大事情的时候，村民也会选择跟亲朋好友在一起商量对策和办法，这样，村民在关键时刻就少了些焦虑和压力，同时困难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其次，在传统农村，由于物质资源的匮乏，人情消费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转移和重新配置的方式。村民通过这种互通有无的资源配置，加强了网络联系，也有了机会通过他人的网络获得农产品销售途径、劳务、信息等资源。杨家坝村作为一个偏远山区村，交通十分不便，没有从村到镇的公共交通可供村民们使用，所以只能靠村民自己想办法出村。村里有个别青年人打工后回到了村里，从事了交通运输业，平时开着拉货的小车早出晚归在村与镇之间跑，村文书表示，这确实给村民们带来了便利。“我堂哥就是在镇上跑出租的，所以每天开着他的车早上从村里到镇上，晚上从镇上回村里，前几天我需要到镇里拿一个东西，就是请我堂哥帮忙从镇里带回来的。村里有的村民去镇上有事，或者要带什么去镇里，或者要去镇里卖农产品，也都会找我堂哥，给我堂哥点路费，搭我堂哥的顺风车。每天我堂哥的车都是满的，找我堂哥的人也很多。”人情在一村庄共同体中为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帮助村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资源的互通互惠。

（二）人情逐渐陷入“怪圈”

 村庄共同体是由人情在维系和巩固的。日常生活中的人情，最初是建立在血缘情感基础之上的，这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这种最初的人情来往在村里主要表现在：互相帮助、随份子、经常往来等。你有事时我帮你，我有事时你帮我，通过这种互补关系建立起一种人情结，并保持下去，送礼金就体现出群体中一人帮大家、大家帮一人的意思，比如谁家有了红、白事儿，此时，这家人正需要人帮的时候，周围的人就采取随份子的方式，给以帮助，解决这家人眼前的实际问题，并借这些机会，相关的人之间经常有走动，时不时在一起坐一坐，说说话，交交心，保持一种亲近的关系。然而这种人情关系似乎是建立在经济不以达、生活条件相对不太好、智能还不高的情形下，那时的人情门户是一个简单，固化的一个网络圈，人们对于人情来往都是本着想帮助对方的目的，例如：去医院看病人，就会给病人带一些有助于病人身体恢复的营养品；去参加老人的大寿，就给老人买一些新衣服，多陪老人身边，与他们聊聊天，谈谈心，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有时候亲人家里生小孩，为庆祝刚刚降生的孩子，人们就自己动手为小孩制衣帽、制鞋，表示对婴儿的关怀。所以之前村里的人情多表现为物质性的，人们通过物质来表达对亲朋好友的感情。有一个村干部说：“从前，我有时候给同村的村民办了好事，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像有一次我帮助了一户农户，那家的大姐很感动，就亲手给我秀了一双鞋垫送给了我，那时候的感情多淳朴、真诚啊。”

 在转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农民的人际交往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交往的范围扩大，社会交往频繁了，交往网络的密度越来越大。人们交往的功利意识日益加强，而感情因素、伦理观念则从维系人际关系主要纽带的地位上逐渐跌落下来。原先的人情关系随之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用金钱取代了物质。人们虽然交往的面广了，交往的对象拓宽了，但交往的深度却弱化了，感情淡化了。人情往来的目的本是强化感情，却逐渐沦为一种被迫的应酬，常常是为了还人情而不得不进行人情交往。久而久之，人们在人情交往中注重的就并非是情感交流，而是实际利益的多寡。慢慢的人情变味就也成了人们的一种债务，“现在一要去参加哪家的请客，首先想到的就是礼金，是欠了还是多了”。当人们越来越考虑人情中的成本时，人情就越发淡化，人们的来往就越来越稀少。在一个熟人社会的圈子里，人们之间在清晰地算计利害得失，人情味没有了，人情的淡化意味着自己人的“外人化”，自己人越来越紧缩为一个狭小的圈子，。而这个放在村庄熟人圈中，则是熟人社会的“陌生化”。不管是自己人也好，还是熟人社会也好，都得有个机制来维持和强化这样一种状态，使每个人都亏欠人家，又不断的去偿还人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螺旋链条，每个“人情”的亏欠与偿还正是这样一种长远预期的多次循环。它把相关人等都搅人都被永久地栓在这条链条之中而不得脱离，这样“自己人”的认同、村庄熟人社会的生活才能延续。

另一方面，一些村民也从人情关系中悟出了它的可利用性。这种可利用性是：有一些人看准了人情中人们通常不会驳面子的心理，为了敛财，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办事时采取“卡”的办法，从而使要办事人“不交油不转”；或者利用孩子上学、生日、搬迁等，通知他手下人参加，参加者必须是慷慨解囊。为了表示虔诚，随礼数额越来越大，很多人承受不了，但又人情难却，从而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事；一些人为要求得他人给予的好处——利益、工作等，有意识、有目的的通过金钱等方式，去建立一种所谓的人情关系，即所谓“先铺路”。不少乡村民利用人情牟利，近利远义，重钱轻德，失去了真诚的情感和淳朴的风尚。从前的以礼物、情谊连结的人情现在却成为了以金钱连结的人情，金钱成为了村庄共同体的纽带。

三、村庄共同体中人情关系对村庄自治的挑战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以来，以直接选举为基础的基层民主成为我国政治民主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农村政治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在杨家坝的调研发现，人情对于其村的民主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对该村基层自治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人情宗族关系对村庄民主选举的挑战

从乡村的调查情况来看，在传统社会里，村民一直把村落看成一个生活的公共空间，把村庄看做是一个集体，尽管宗族在合作用发挥了巨大作用，村民交往活动的边界是村庄，村民都能超出小宗族的范围，办事比较公正。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权力体系渗透到村落社会，对传统乡绅文化权力体系进行猛烈的冲击，经过合作化人民公社等运动，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把农村土地全部收归集体所有，从经济上根本摧毁了传统乡绅势力存在的依据。同时，以自然村为单位建立了生产队，生产队取代村落家庭和宗族成为农民经济和生活的主体。在人民公社时期，由于生产队作为一个集体，其生产领导和生活服务功能比较强大，而且当时也有抵制宗族势力的政治举措，传统社会的互助功能被行政组织所取代，村民的宗族意识比较弱。而包产到户以后，生产队不复存在，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生产服务功能弱化甚至完全丧失，基层政权瘫痪半瘫痪。在大革命的冲击下，传统的礼俗、乡绅权威不复存在，村民孤立松散，感到有合作的需求，才认识到宗族的重要性，宗族意识陡然增强，以宗族为纽带结成紧密的团体。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后，宗族组织恢复了原有的互助合作功能，红白喜事，日常生产生活的合作等方面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村民在面临选举时，就会按照个人利益来投票，自然会考虑到宗族关系。

由于国家控制社会的力量有限，使乡村社会长期保持自治状态，国家并不干涉乡村内部的事务，而是借助乡村的自治组织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从乡村提取资源。乡村社会之所以能实现自我管理，靠的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组织。在内部在内部有相互扶助的职责，在对外关系上，宗族有保护并扩大宗族利益不受侵犯的功能。即使在今天，个体农民家庭作为生产生活单位，面临着养老、治病、婚丧嫁娶、生活接济等问题，无法独立应对生产生活上的所有困难，也必须通过相互合作来实现。即使以后能够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但农民之间人情往来，礼俗交往仍然需要有一个组织来满足需要，而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组员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毕竟血浓于水。在农民生产、生活和交往心理上还存在着生产生活和心理交往的需求。

杨家坝村村委会主要有三个成员：村支书、村主任和村文书。村支书杨书记约50多岁，当书记已有20余年，经验丰富，治理有序。村主任约40多岁，前年刚刚从文书提拔上来当村主任的，文书由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儿接手的，他高中毕业就回到村里，他一心想考公务员，公务员要求要在基层工作至少三年，所以他决定获得几年的经验后再参加公务员招考。那这个毫无经验，刚从学校出来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为什么能顺利被选举为村文书呢？后来得知，其实村支书正是他的姨夫。

对村委会选举的期望就是村民都从公共利益出发，选出办事公道，作风正派的候选人来，这就要求村民以集体利益为导向选出自己如意的村委会成员。要做到这一点，可能就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大家不考虑相互间亲疏远近和各种利害关系。但是由于村民在社会交往中结成各种关系，各人的利益要求也不尽相同，不同的候选人当选对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影响。对农村，村民无法摆脱宗族关系，这种关系是与生俱来的。在村委会选举上存在着利益的分配问题，村民很自然地通过宗族可获得更多的利益。比如说：村书记、村主任作为村里的当家人，在村里很有威望，自己宗族的候选人当上村委主任自己也高兴。村干部有一定的权利，某个候选人当选，和他同宗族的村民，找他办事一定比别人好办，更由于和他同宗族，有什么事情时，他可以出来和你说话，给你帮忙。因此，宗族关系对村庄自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二）人情关系导致治理对村民权利的忽视

在有着深厚文化的传统乡土社会里，村民相互间人情的密切交往使大家把村落看成一个生活共同体，更多的是相互间情谊重于个人权利，重视为人情而轻视民主。杨家坝村作为贫困村，村里有很多户农户都过着比较贫困的生活，但是在调查中发现，其实有些贫困的农户并没有入选低保户，并没有享受到政府本来给予他们的帮助，相反，比这些贫困的农户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农户还被评为了低保户。经过走访，有的村民表示了一些不满：“那可不是想评上就能被评上的，能评上的还不都是些跟干部关系好的。”“有时候还有一些事情，本来应该集体投票选的，我们村都没有搞过，都是村里当官的他们内部自己商量着定的，他们就想定谁定谁。”村干部们对于这些事却有另一种看法：“村里好多村民都文化水平很低下，对于一些村里的事情他们什么都不懂，你解释给他们听，他们也还是不知道，所以很多事情像政策说的那样根本都实施不了。还有些村民根本不怎么配合这些政治活动，不听不应的。有时候配合了，也是乱说，弄不到点上去。到最后只能我们村委会内部商讨决定了。”村民们对于这些不满也没有大胆和村干部交涉，只是默默的承受这些不满意的结果。有些村民认为：“这是不好说的事，一交涉就会出现矛盾，本来与村干部之间还有些情谊的，这样一闹，感情就断了。不闹说不定以后还有些个好事能摊上咱们家的，一闹那以后是铁定没有了，总之跟村干部作对没有什么好处，干嘛要去说。”村民们深受人情之害，但是却还是把希望寄托于人情上，人情关系在中国农村社会根深蒂固，村民真正的应得的平等权利被慢慢消磨了，人民只能默默地吃着“哑巴亏”。

四、从对人情异化的分析中寻求人情的正常模式

（一）人情的功能分析

    人情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互赠礼金，而且它也承担了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职能，这种职能分正功能和负功能。

    正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合理的人情来往有利于满足情感需求，丰富情感生活，虽然农户的亲戚、乡邻可能住得非常近，但平时却很少有时

间团聚，一旦某一农户有婚丧嫁娶等事情，其亲友就会按照关系远近来帮忙或慰问，有助于信息的广泛快速传递，造就村庄共同体中浓郁的人情味以及融洽的人际氛围。第二、人情来往有利于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农村也逐步卷入到外部社会的宏观经济体系中，越来越趋向开放化，村落社会与外界的联系逐步增强。第三、道义性的人情有利于强化道德约束，弥补制度不足。在一定意义上，非正式制度可以理解为人们面对的“心理约束”，而正式制度则在许多场合是一部分心理约束的外化形式，是社会化，强制化的约束。人情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它内含了奖励、制裁的信息，它能限制农民的空间选择、诱导农民的行为方式，给农民提供行为的框架，使农民将共同的人情规范作为社会生活的媒介，即社会交往的中介，从而使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具有规范的取向。

负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过度的人情消费加重了农民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农村家庭人情消费日益泛滥和变味，正日益吞噬着农民增加的财富，越来越成为农民难以承受的另一种沉重负担。第二、异化的人情消费影响了农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由于农村人情风盛行，加上面子观念作怪，在农村经常出现农民举债送礼，影响了农民正常的生产投入和生产活动。显然，此消彼涨。一方面，有限的收入送了礼，而当需要对农业生产增加投入时，农民们就往往捉襟见肘，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投入。同时也阻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农民的生活质量。第三、泛滥的人情助长了奢侈铺张之风。各种各样的人情宴从客观上助长了铺张浪费、奢侈腐败的不良风气，与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第四、人情不利于对党政干部廉政行为的监督，会给少数不良分子借机敛财，以权谋私提供土壤，违背社会法制与公正，造成了社会不公平。我们知道，很多干部腐败都与请客送礼有关，不正常的人情消费，不但会助长这一歪风邪气，还会增加政府对干部廉政监督的难度。

   （二）人情在基层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

人情在基层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最主要原因表现为村民仍然缺乏权利与权力意识，法律与制度还不够完善，不能为政治权利、政治权力的运行提供约束和保障。

第一、村民仍然缺乏权利与权力意识，限制了村民政治权利与权力的实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没有民主政治得以存在和运作的观念、制度以及社会基础，人民没有机会参与政治，因而缺乏现代公民应有的素质。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有了当家做主的权利，但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依然制约了公民素质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村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但是在国家与个人关系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价值取向没有根本改变，村民仍未成为具有相应公民文化和公民技能的合格公民。同时，人情社会导致了村民对政治系统的不信任感，形成了政治冷漠的心理，放任其发展。

第二、法律制度仍不健全，不利于公民政治权利的充分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人民的权利和权力，相关法律制度得到不断进一步的发展和健全。但是，在实践中仍旧存在一些问题。在基层政治系统里，法律有触及不到的地方，法律不能为基层村民行使政治权利、政治权力的运行提供约束和保障。

（三）从人情异化的原因探索一种正常的人情模式

人情名与实的异化是以存在一个正常的人情模式为前提的。那么，正常的人情模式是怎样的? 如前所述，不同地区农村人情的公共性程度是不同的，人情在建构地方熟人社会，在发挥社区功能中的作用也是相当不同的，但一般来讲，正常的人情存续必有若干基本前提，人情名与实的异化首先表现为正常的人情往来模式无法维系。

我们可以提出三个正常人情得以维系的基本条件，一是人情相对稳定，二是可持续，三是增加了人情参与者的自己人认同，或人情对于共同体建设具有正功能。

人情的相对稳定，主要包括参与人群的相对稳定、随礼数量的相对稳定、人情名目的相对稳定、人情仪式的相对稳定、酒席档次的相对稳定。之所以说是相对稳定，是因为社会在变化，经济在发展，绝对稳定是没有的。衡量人情是否稳定的关键是人情是否仍在参与者的正常感受之内。比如酒席越来越铺张，以致浪费成了普遍现象，或新的人情名目不断被发掘出来，或随礼金额越来越高，人情超出人们预期与控制，农民因人情苦不堪言，就表明人情不稳定了。人情发生超过预期的变化，参与者因人情苦不堪言，人情循环就可能中断。或即使仍然维持了人情的循环，但人情已不再生产自己人的认同，人情发生了严重的名实分离，人情的功能大打折扣，甚至走向反面。

人情的稳定性、可持续和增加自己人认同，又是以人情的相对平衡为前提的，所谓相对平衡，即人情往来的相对平衡，送人情和收人情的礼尚往来的平衡。这种平衡不是当下结算清楚的平衡，而是以送人情、欠人情、还人情来达成的平衡。送人情和还人情，必须有正当的人情名目与理由，这些人情名目和理由是地方人们的共识，不能随意增减。在人情往来过程中，从短期看，有的家庭长期没有事办，有的家庭却办事不断，从而导致人情的不平衡。但从一个长的时期来看，所有家庭都有婚丧嫁娶事务，从而可以达到人情循环的平衡。只要有长远预期，人情就是平衡的。若社会变化太快，村庄边界开放，人们的长远预期不复存在，就可能使长时期平衡的人情因为人们预期变短，而不再平衡，人们更愿在短期内还掉所欠人情或收回所送人情，因而发明出种种新的人情名目，最终导致人情名实更加严重的分离，人情成为沉重负担，最终导致人情的不可持续。

 

五、结论：重建文明人情之风，实现村庄共同体的新构建

（一）引领科学的人情消费观，为农民“减负”

    农民收入的增加必须要伴随消费观念的改变，否则带来的可能是人情消费在更高水平上的循环往复。要使农民的消费合理化、正常化，就必须逐步更新农民的消费观念，帮助农民养成文明、科学的消费习惯，为此，政府要引导农民移风易俗，开展文明消费教育活动，拓展宣传覆盖的广度，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1)强而有力的干部教育。

党风政风影响民风，村干部及党员是改革的带头人。因此，一是应发挥好党员干部的表率带头作用。在农村干部中强化知荣明耻教育，开展反腐倡廉活动，使他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坚决抵制不正之风，自觉成为消除人情泛化的主力军，树好先锋模范形象。这样就会在群众中形成好的风气导向，二是要发挥好党员、干部的联系作用。村委班子成员可以分开负责，包干到户，平时到自己联系的农民群众家里多做工作，提高思想觉悟，摒弃陋习。

    (2)持之不懈的舆论宣传

    各级政府应结合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把走出人情消费误区作为乡村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举措。引导农民认识到不良的人情消费的危害，教育农民向旧生活习俗宣战，科学、合理地安排消费，改变庸俗的人际关系和攀比心理，切实将农民消费引导到科学、合理、健康的轨道。宣传舆论部门要提倡新事新办、勤俭持家、厉行节约，通过广播、电视、黑板报、标语等载体，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给予宣传!教育和引导，拓展宣传覆盖的广度，而且要经常宣传，反复宣传。同时，要广泛开展、文明村、文明户评选活动，努力营造健康、文明的农村社会风气。此外，文化部门还可以挑选一批优秀的影片(主要是婚丧嫁娶新事新办方面的)在各乡镇、村巡回播放。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人情消费观，引导农民不仅会挣钱，而且要会花钱，强化自身修养，提高自身消费素质。

   （3）农户自身的觉悟

    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农村家庭人情消费畸形发展的根本途径，

还是要依靠农民自身的醒悟，要依靠农民自己采取办法，实施行动。因此，广大农民朋友应从自身自家做起，自省自救、自我减负。

    从承办方角度来说，首先，农民朋友要清楚的认识到:农村人情礼俗的畸形发展绝不会给自己带来生财的机会，只能使自己陷入无休止的人情漩涡中去，对谁都是很大的经济消耗、时间消耗和精神消耗。因此，尽量不要创造一些不必要的人情活动，要知道，送礼是被迫的，但请客却是自愿的。例如近年来流行的孩子考上大学请客、给孩子过一些比较铺张的生日等等这些可以减省的人情活动，就最好不要扩大规模，尽量减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带来人情消费机会。如此一来，一方面，可减免承办方为操办事宜所花费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另一方面，也减轻了送礼方为之付出的物质和精神负担及压力。其次，对于不可减省的仪式要简办，要以自己的承受能力为限，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例如现如今盛行的盲目攀比讲究排场的婚丧嫁娶，导致出现了“一人结婚，全村随礼”，“一家死人，全村举丧”的局面，这往往使得送收双方都陷入困境。甚至有些经济困难的农户家庭因人情而大借外债。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发达地区，颇为流行旅游结婚，即结婚前用电话或捎口信的方式通知所有亲朋好友，出发时客人们拱手相送，让新人带着美好的祝福踏上快乐之旅。旅游结婚刚好可以免去上述的种种烦恼，值得农民朋友仿效。

从送礼方角度来说，首先，作为送礼方的农户不要盲目地送礼给别人，表心意只要点到为止，心到人知就行了，无需在这些方面争面子，要知道在送礼严重影响生产、生活的情况下，我们何必还要顾及所谓的面子呢?其实“人情味”和“人情礼”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春天带一束田野采摘的鲜花，秋天摘一篮自家果园的果子，更显朋友之间亲密。所以，其实只要情意深重，不必虚假做作，没必要在“人情礼”上攀比铺张，那样的“人情味”只能变味，反而沾上了浓浓的铜臭味。我们不妨学习一下淡化一下“人情礼”的分量，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纯洁、关好、亲密无间的感情。别让无聊的“人情味”成为人与人之间一种经济和精神负担，别让它给和谐社会添一道“心堵”。其次，要根据自身的经济能力，合理支出人情消费，坚决拒绝有钱有势的人在人情礼俗方面的新花样、新规矩。在行人情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收入水平，确定一个适当的数额，如果遇到好日子的话，同时需要凑好多份子，就需要提前做好打算，最好不要出现当月人情消费大于收入水平的不正常现象，这样会影响到自身的正常生活。尤其是当前农民收入虽然有所提高，但农村城市化水平还不高，与其把大笔的钱用在虚无的人情消费上，还不如拿来搞家庭经济建设，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培养健康的下一代。

  （二）弱化人情在基层政治中的角色

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也是法制社会。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法律健全、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社会，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使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富强民族之林，并以自己的灿烂文化为世界文化的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开展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目前距这一目标的实现仍有相当距离。究其原因，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情传统掣肘。这种传统虽然从表象上看温情脉脉，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不那么紧张，不那么疏离，甚至许多森严的规章制度也变得富有弹性和伸缩性，不那么生硬、死板和与人对立，而一些紧缺的资源和机会甚至也不再高不可攀。但所有这些都要付出代价，而且非常沉重，总体上看所得远不及所失。

基层政治人情传统存在的第一大弊端是与法制社会的要求相牾。法制社会以法立国，以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地位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法律有它的严肃性，不能随意变通，更不能搁置一边，体现法律精神的各项具体法规法令乃至规章制度也都应有其严肃性，不能随便违反。这才是法制社会的精神。人情社会的传统则倾向于颠覆这种精神，或使其作用的范围、程度打些折扣，对有些人适用，对有些人不适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适用，有些时候与地方又不适用。这就不是法制社会真精神。在此基础上很难想象能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厦。当然这是极而言之，事实上当代中国许多地方已努力与法制社会精神相一致，但问题是人情的传统隐且无所不在，它在相当一些方面使法制精神打了折扣，这也无可讳言。

基层政治人情的第二大弊端是容易产生社会不公，影响社会稳定。这个问题与前述弊端有着密切的联系。试想，若法令法规对有些人适用，对有些人不适用，或打些折扣，显然既不平等，也不公正。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对权贵特权敢怒不敢，甚至怒都不敢，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种活法，不知道西方近代自由平等的精神。但现在不一样了，自由平等民主等口号人们已耳熟能详，法律社会的建设也取得很大进展，在此情况下若徇情枉法或以人情人面来干扰法制，必然引起人怨。

基层政治人情的第三大弊端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宝贵的资源与机会应该通过平等竞争达到合理的配置，并且优胜劣汰。若让人情来起作用，则合理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很难建立起来，而且必然滋生腐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现象的存在，既同人的贪欲和制度的不完善相关，也与人情风的负面作用相关。

基层政治人情第四大弊端是使农民们每个人活得很累。人情社会有许多潜在的习俗和规则，隐而不彰，心不照宣。每个人在此情境中都恪守成规，不留人话柄，而尽力按照自己的身份定位扮演一定的角色，维系人情，培养人情，偿还人情。这是一种互动的过程，而且无穷无尽，只要有口气，都必须按人情社会的规则行事。许多人情还延及子孙，父债子还或父情子为。这些现象不全是负面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生存方式，很难想象如果完全摆脱人情我们将怎样生活。但它确实负面因素太多，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负担。负担有经济的也有精神的。从经济角度看，人情债过多在许多地方已成为一大公害，特别在像杨家坝村这样生活困难地区。遇到红白喜事沾亲带故就要出人情礼可以说是我们民族一大旧习乡村仍很盛行，因为地方小，熟人社会和人情风传统更甚，而这些地方往往人收入又有限，经常出礼，不堪负担。精神上则由于长期消极被动地扮演角色，礼尚往来，各方应酬，疲于应付，造成很大的压力。同时这些场合的表现又常不是自己的真情流露，自己的本性反而倍受压抑。

为克服人情在基层政治中扮演这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努力实现从人情社会向法制社会的转变既迫切又必要。对于这样一个意义极为深远的转变似乎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律建设。法律中没有的如私法物权法应尽快建立，有的应予以完善，更重要的是应该使以法治国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和落到实处。不能搞人治，更不能以权压法。现有公检法体制相互制约，相互独立，但上面还有统一的政法委员会，到头来还是归书记管，这就为某些领导干部以权御法提供了可能，应考虑作些改革。例如，条条直管，就像银行业，许多同领导长官意志联系在一起的事情就会少得多。相应地，人情风关系风也会大大收敛。纪检监察体制的道理也是一样。

    第二，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它生来就蔑视特权，并且也不相信人情和眼泪。当然，如果把权力和人情强加于市场，则市场的作用与威力就会大减，这样的市场就不是真正发育完全的市场，在此情况下腐败与不公就会大行其道，经济也难有长期稳定的发展。因此，为民族经济的腾飞和现代化，我们必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凡与之相悖的东西必须改革或抛弃，包括特权，包括人情，包括所有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与空想。容易滋生腐败和不公的双轨制应果断放弃，不留尾巴。

   第三，移风易俗，破到处找关系通人情走后门请客送礼拉拉扯扯以及讲面子讲虚荣借钱也要搞排场和出人情礼的旧俗恶习。让人们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到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上，或搏击市场大潮，或在其他工作中发挥自己的能力与个性，而不是到处拉帮结派通路子找关系，沉溺于人情之风。同时牢固树立契约意识而不是身份意识，平等意识而不是特权意识，法制意识而不是人情意识，自由个性与独立而不是压抑自我或对外在的权力、关系与人情世故传统盲目崇拜，真情流露、愉快而自然地生活而不是整日应酬而忘记了真我，并生活得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