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脱贫能力（刘思组统稿11.25）

 




农民脱贫陷入“能力贫困”难题

     ——基于全国15个省75个贫困村的调查与研究

（报告摘要）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调查咨询中心

 

【要报要点】近几年，我国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李克强总理更提出，“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一千万人”的反贫目标。但受能力不足的限制，农民脱贫人力资本薄弱、技术能力低、物质资本不足、社会资本缺乏、政策利用有限。“能力贫困”导致农民陷入“发展贫困”，难以实现国家预期目标，还需“输血”与“造血”并举,攻坚克难。对此，我们建议以提高农民脱贫能力为着力点，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力度，加快农民脱贫。

 

 “贫困”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消除贫困是全国共同面临的社会性难题。脱贫在短期内解决贫困的有效办法是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从长期来看，必须使得贫困人口具有自我脱贫的能力。目前，我国贫困人口脱贫能力如何？在目前能力现状下农民脱贫情况怎样？带着这些疑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依托“百村观察”项目平台，于2014年6月至9月对全国15省75个贫困村共计2259位农户进行了实证调查，并对1405户贫困户进行了深度专题访谈。研究表明，我国贫困农民素质水平低、职业技能缺、农业生产单一、结构调整有限，资金筹集难、对外联系少、政策利用低，综合能力不足，导致农民脱贫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短期脱贫难，与国家预期差距大。为此，我们建议以提高农民脱贫能力为着力点，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力度，加快农民脱贫。

一、农民脱贫预测与国家预期存在差距

（一）九成农民对今年脱贫没有信心

调研发现，在1404份有效贫困农户样本中，认为在2014年“可以”脱贫的农户占5.20%；认为“不可以”的农户为72.93%，还有21.87%持迷茫态度。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农村贫困人口再减少1000万以上”预期来看，至少需12.12%贫困农民脱贫^[1]，比农民自我脱贫预计高出一倍多。由上可知，绝大多数农民对今年脱贫信心不大，农民自我预测离国家目标线较远。

（二）一成农民预测近两年能脱贫

贫困农民对近两年脱贫可能性的判断，其中，认为近两年脱贫可能“非常大”和“比较大”，即很可能脱贫的农户共有147户，比重为10.52%；认为近两年“不可能”脱贫和“很难”脱贫，即不太可能脱贫的农户占样本总数的58.08%，接近六成。可见，巨大农户短期内脱贫后劲不足，按农民预测仍无法实现国家今年的预期目标。

（三）五成农民预期十年内能实现脱贫

通过对“您家脱贫需要多长时间”这一问题考察发现，表示“10年内”能实现脱贫的农民共占有效样本的50.15%；脱贫预期为“10年以上”的农民占比为14.71%农户，还分别有8.36%、26.78%的农户感觉“永远无法实现”或“说不清”。总体而言，农民脱贫的信心较强，但也要注意部分农户对脱贫目标不明确、预期不清晰。

二、农民能力不足严重制约脱贫步伐

（二）人力资本薄弱，内生力缺乏，导致脱贫信心不足

人力资本代表着个人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是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因素。从文化素质来看，贫困农户文盲率为19.37%，小学占比为49.51%，两占比和达68.88%；身体素质方面，健康状态为“差”及“很差”的贫困户比为14.89%；从结构调整能力来看， 35.62%贫困农户家庭生产属于纯农业，非农化程度为27.38%。贫困人口文化素质低，健康状况不佳，劳动非农化程度低。

关于脱贫，认为“永远无法”“说不清”的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农户占比分别为46.13%、35.26%，均高于其他农民占比；身体健康状态越差，此占比和也越高，其中身体“差”“很差”的占比分别为45.09%、47.06%；完全农业化生产经营的贫困家庭也高于其他农户。可见，由于人力资本不足，农民创收致富能力受限，对脱贫缺乏希望。

（三）技能获取低，人力难提升，导致脱贫信念不高

在人力资本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来提升人力是快捷有效的途径。但调查数据显示，贫困农民职业培训意识不强，参与不足。其中自费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贫困农民仅2.03%，比非贫困农民低2.15%；对于子女进入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技能，42.97%贫困农民有此打算；27%完全没有此想法。

在技能缺乏、获取不足下，农民对脱贫的期望也不高。其中没有自费培训的贫困农民表示脱贫“无法实现”“说不清”的占比分别为 8.52%、26.77%，占比和为35.29%，比自费培训的贫困农民高13.83%。可见，无法或无意获取职业技术的贫困农民对脱贫缺乏信念。

（三）农业经营单一，创收能力弱，导致农民脱贫乏力

农业种植是我国农村主要的生产经营方式，在生产条件一时难以改变下，改善生产资料是提高生产的重要路径。但在1233户从事农业生产的贫困农户中，56.37%为纯粮食种植，年户均农业收入为5475.07元；种植经济作物为1种、2种、3种及以上的农年户均农业收入分别为9069.19元、11238.47元、20982.50元。贫困农户过半农民农业种植产品单一，农业收入低。

经济收入是衡量脱贫的标准，也是脱贫的物质基础。预测在五年内实现脱贫的农民占比随着农业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低收入水平农民此占比为16.76%，高收入水平农民占比为39.50%，相差22.74%。可见农业创收不足，经济基础薄，农民脱贫难度大。

（四）社会资本缺失，外援力不足，导致短期脱贫困难

社会资本主要指人们的社会关系网，是社会资源获取的能力体现。调研组从外部筹资能力和对外联系能力两方面考察。筹资能力方面，58.29%贫困农民没有发生借款行为，户均借款1.40万元；45.66%贫困农民贷有较高的贷款需求，但在需求满足上，“非常需要”“比较需要”贷款的贫困农民贷过款的占比分别比非贫困农民低15.24%和12.23%。对外联系能力方面，75.14%贫困农民主要与“邻居”交往，48.81%贫困农户外出频率少，且60.59%外出范围在县城以内。

在脱贫自我预测上，预期在五年内实现脱贫的没有借款、贷款行为占比的农民此占比分别为23%、28.24%，比发生借款、贷款行为农民低15.15%、1%。外出频率越低、范围越窄，其短期脱贫占比越大。其中，没有外出交往的农民预期五年占比为16.17%，以“乡里”为外出地点的农民此占比为27.63%。可见，农民难以得到有效的外部社会资本，短期脱贫难度大。

（五）政策利用低，帮扶力有限，导致助贫效果不佳

调查发现，42.78%的贫困农民不太关注扶贫政策，61.07%的贫困农民不了解扶贫政策；贫困户中认为政策帮助作用“一般”的所占比例最高，达34.54%，还有20.73%%的贫困户认为作用小。在政策参与上，参与新农合、农村养老保险的贫困农民占比分别98.57%、84.56%%，参与农业保险的占比为24.87%。农民对扶贫政策了解度不高、生产类政策利用不足。

对于脱贫，预计五年内能脱贫的农民占比基本与其对扶贫政策的关注度、了解度呈正相关关系，最低的分别为“基本不关注” 和“基本不了解”扶贫政策的农民，分别为17.30%和16.93%。同时，认为国家扶贫政策帮助作用“较小”的农户，47.73%对脱贫缺乏信心。可见，贫困农民对政府政策的利用不足，政策帮扶效果不明显。

三、农民对政府政策扶持高度期待

（一）农民脱贫需政府大力支持

贫困农民对脱贫主要依靠因素的认知是贫困农民主观上脱贫方式的主要体现，也反映了农民对政府政策的需要。表示主要依靠“自身的努力”“政府的支持”“村庄的发展”才能实现脱贫的贫困农民分别为43.72%、42.01%、8.92%。数据表明，大部分农民已经具有较强的自我脱贫意识，同时，农民需要依靠政府扶持来脱贫。

（二）农民脱贫亟需资金政策扶持

关于最需要的政府扶持政策，在1403份贫困农户样本中，811户表示目前最期待 “资金扶持”，占的57.80%；期待“产业扶持”“就业机会”“技术指导培训”的占比均为一成左右，分别为15.89%、12.19%、11.19%；还有2.92%农民需要“其他”政策支持。可见，贫困农民的物资资金需求大，对发展机会及培训的需求相对要小。

四、提高农民脱贫能力的建议

通过自身能力摆脱贫困，是实现长效脱贫的重要路径。但目前我国贫困农民的人力资本不足，社会资本获取能力有限，要实现脱贫并提高脱贫保障，还需进一步提高农民自我“造血”能力。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大素质教育，为脱贫添智力

首先，加强推进贫困地区九年义务教育，严格要求适龄儿童按时入学，并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加大财政拨款、学校建设和教师配置等方面倾斜力度，加快贫困地区教育条件改善步伐。其次，增强技能培训。在贫困地区合理统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育培训基地建设；并开展订单式、定向式职业教育培训方式，确保接受职业教育的贫困学生实现充分就业。同时，以缺“什么培训什么”为原则，在农村“农家课堂”，进行技能培训，同时对管理能力、组织能力、表达交流能力、文字书面能力等方面进行培养，以全面提高贫困农民素养。再次，加大扶贫人才培养。严格要求贫困地区基层干部熟悉地方情况、了解政策措施，并展开金融、公共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基础知识的培训，重点培养基层干部培养跨领域业务能力。对于经济大户、外出返乡创业人员则可以给予税费减免、免费提供信息、提供专业培训等优惠。

（二）促进非农就业，提高创收能力

一是加快内部生产结构调整。根据当地情况为贫困村引进产业，加大对产业的资金、技术、人员扶持，确保企业扎实落地；同时要求引入企业吸收一定比例的贫困劳动力，确保企业真正惠及贫困农民。结合当地生产条件、市场需求，对村庄整体农业生产结构进行调整，实行符合市场的多元化生产结构。学习并引入股份合作、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等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方式，推进现代化农业发展。二是加大对外劳动力转移力度。加快农村就业信息网络系统建设，将就业信息网络纵向深入到县、乡镇、村，横向实现各镇之间、城乡之间，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以满足农民需求。根据农民个人兴趣、特长以及市场需求，对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鼓励和帮助农民学习掌握新技能，加强农民对新生产领域的技术掌握。

（三）畅通筹资渠道，解决资金瓶颈

首先，完善贫困农民信息，使扶贫信贷“贷对人”。加快贫困农户建档，并可借助科技技术为贫困户建立电子档案动态系统，详细录入农户信息，为借贷身份审核提供有效凭证。其次，健全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使贫困户“贷得起”。设立扶贫小额信贷专项基金，加大扶贫小额信贷的金融支持，可以为贫困户提供免抵押、免担保、免息或者低息的贷款业务。再次，创新农村贷款担保机制，使贫困户“放心贷”。可以由政府成立风险基金，购买扶贫信贷保险，降低信贷风险；可以尝试实行小组联保贷款，引导信用农户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三人以上的同级联保小组；可采用“一卡通”担保模式，即以农民惠农补贴为为贫困农民贷款做担保。最后，简化贷款手续和程序，使贫困农民“及时贷”。可将贷款程序的繁简程度与信用等级挂钩，对于信用好的农户简化贷款程序，缩短贷款时间。

（四）加强社会沟通，培育社会资本

一方面，开拓沟通渠道，丰富贫困农民的社会关系。通过举办赛龙舟、舞狮、“百家宴”、运动赛等文娱活动，让农民“走出门”；积极鼓励农民参与村庄管理事务，让农民“走进村”； 大力宣传和弘扬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号召单位、组织及个人通过慈善等形式向农村贫困者传递物质或资助，推动乡镇政府单位、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农村社区建设, 将外部社会“请进来”。另一方面，建立自治组织，形成自我支持网络。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 通过社会资源的传递、吸纳和整合, 提高贫困者的集体决策的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五）善用扶贫政策，借力政府支持

一是加大政策宣传，引导农民关注与了解。可通过身边借助扶贫政策实现脱贫的真实事例进行宣传，让其感受政策的重要性；以报纸、宣传单、广播、宣讲等方式将国家扶贫政策予以宣传，由基层干部深入农村，到相关政策进行深度讲解并现场解决农民疑惑，使贫困农民更加全面的了解相关政策，为其使用政策提供认知基础。另一方面，鼓励农民参与，提高扶贫政策的利用度。可试行参与式政策，即在扶贫政策制定时，制定前需进行深入的调查与研究，了解贫困农民的现状与需求；政策制定中由贫困农民进行直接参与；政策制定之后，还需入村进行意见收集，并根据此进行修改。同时，引导个体农户根据自身生活生产条件，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进行充分合理利用。

农民脱贫陷入“能力贫困”难题

——基于全国15个省75个贫困村的调查与研究

（报告正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调查咨询中心

 

“贫困”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消除贫困是全国共同面临的社会性难题。脱贫在短期内解决贫困的有效办法是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从长期来看，必须使得贫困人口具有自我脱贫的能力。目前，我国贫困人口脱贫能力如何？在目前能力现状下农民脱贫情况怎样？带着这些疑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依托“百村观察”项目平台，于2014年6月至9月对全国15省75个贫困村共计2259位农户进行了实证调查，并对1405户贫困户进行了深度专题访谈。研究表明，我国贫困农民素质水平低、职业技能缺、农业生产单一、结构调整有限，资金筹集难、对外联系少、政策利用低，综合能力不足导致农民脱贫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短期脱贫难，与国家预期差距大。为此，我们建议以提高农民脱贫能力为着力点，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力度，加快农民脱贫。

一、农民脱贫能力评估

关于贫困的实质，学者阿玛蒂亚.森、米德指出贫困是能力的缺乏，致使农民没有能力或者无法利用其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去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物品。也就是说，农民自我脱贫能力是贫困农民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必要因素。为此，课题组以农民脱贫能力为研究主题，并主要从代表农民人力资本及获取社会资本的五个主要能力要素进行考察分析，包括文化素质、生产结构调整能力、集资能力、外部联络能力、政策利用能力。

（一）人力素质能力

1.近六成贫困农民文化素质为小学及以下。

在现代知识社会，文化素质决定着劳动力的质量，代表着个人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因素。从表1、图1可以看出，贫困农户中文盲率达19.37%，小学占比达49.51%，初中占比为25.21%，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占比则为5.91%。对比非贫困农民，非贫困文盲比例分别为11.81%，比贫困农民低7.54%；高中及以上学历合计为10.62%，高出贫困农民近一半。可见，总体上贫困村农民整体受教育年限偏低，文盲半文盲比例较高，同时，贫困户的受教育程度明显又低于非贫困户，贫困农民脱贫缺乏智力支持。而这不仅会导致农民短期贫困，而且制约其长期致富，文化贫困的代际传承更会造成了下代人的机会不均等。

 

表1  贫困与非贫困农户的受教育程度 （单位：个，%）

是否贫困户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合计
贫困户	19.37	49.51	25.21	5.27	0.64	100（1404）
非贫困户	11.81	47.60	29.97	9.25	1.37	100（584）

 

有效样本：1988   缺失值：271    P=0.000

 



 

图1  贫困与非贫困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对照（单位：%）

 

2.三成农民身体健康不佳。

良好的身体状态是一户家庭经济生活的支撑来源，身体不仅是革命的本钱，也是贫困农民脱贫的本钱。从表2来看，健康水平为“良好”和“中等”两户档次，贫困户占比为69.14%，比非贫困户低近10个百分点；健康状态为“差”及“很差”的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占比分别为14.89%、10.62%，贫困人口偏高。总的来看，贫困人口健康状况中等以上比例低于非贫困人口，且贫困户健康状况差的比例比非贫困户大。

 

表2  贫困与非贫困农户的健康状态对照（单位：户，%）

是否贫困户	优	良	中	差	很差	合计
贫困户	42.41	26.73	15.97	12.47	2.42	100（1403）
非贫困户	37.33	31.16	20.89	9.08	1.54	100（584）

 

贫困户有效样本：1987    缺失值：272   P=0.001

 

（二）职业技术能力

在人力资本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来增加技能水平，是提高人力资本的重要的、快捷有效的途径，因而也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对农民职业技术的考察主要包括培训参与意识、具体参与情况。

1.农民自我参与技能培训甚少。

调查数据显示，在1956份有效农户样本中，自费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贫困农民、非贫困农民占比分别为2.03%、4.18%，前者比后者低2.15%；没有自费参与培训的贫困农民占比为97.97%，比占比为95.82%的非贫困农民占比低。（见表3）由此可知，整体上贫困村农民技能培训意识不足，主动自费参与培训少，相对非贫困农民更少。

 

表3  贫困与非贫困农户的自费培训情况（单位：户，%）

是否贫困户	有	没有	合计
贫困户	2.03	97.97	100（1382）
非贫困户	4.18	95.82	100（574）

 

贫困户有效样本：1956    缺失值：303   P=0.026

 

2.农民子女进行职业技能学习的意愿不高。

表4数据反映的是贫困村农民对于子女技能学习的打算，其中，有42.97%的贫困农民想将子女送入职业技术学校进行技能学习，比占比为51.18%的非贫困农民少9.21%；完全没有这个想法的贫困农民、非贫困农民占比分别为27%、21.26%，前者高于或者5.74%。数据表明，贫困农民对子女进行职业教育投入的意愿整体不高。

 

表4  贫困与非贫困农户对子女职业技术学习的打算（单位：户，%）

是否贫困户	是否考虑让子女进入职业技术学校学习					合计
	想	不想			说不清
贫困户	42.97		27	30.03		100（263）
非贫困户	51.18		21.26	27.56		100（127）

 

贫困户有效样本：390    缺失值：1869   P=0.277

 

（三）农业经营能力

1.农业种植产品单一。

农业尤其种植业是我国农村主要的生产经营方式，对于贫困地区而言，更是如此。以种植业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在生产条件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改善生产资料是其提高生产经营的重要路径。但如表5所示，在1233户具有农业生产的贫困农户样本中，56.37%农业种植完全为粮食种植，完全没有进行经济作物生产；有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户中，种植种类为1种、2种、3种及以上的贫困农户占比分别为31.55%、11.11%、0.97%。贫困农民农业生产品种单一，土地经济收益渠道缺乏。

 

表5  贫困农户经济作物种植情况（单位：户；%）

经济作物种植种类	有效样本	有效占比
0	695	56.37
1	389	31.55
2	137	11.11
3种及以上	12	0.97

有效样本：1233    缺失值：172

 

2.单一作物种植创收能力低。

在1227贫困种植农户中，仅种植粮食作物，无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户年户均农业收入为5475.07元，种植1种、2种、3种及以上经济作物的贫困农户户均收入则分别为9069.19元、11238.47元、20982.50元。户均农业收入随经济作物种植种类增加而增高，且最高值近达最低值的四倍。同样在家庭收入中值上，两者也呈正相关关系，最低值为2650元、最高值为10800元，后者是前者的五倍多。（见表6）可见，单一粮食种植下，农业收入难以增加，经济作物具有增收功效。

 

表6  贫困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对农业收入的影响（单位：元；户）

经济作物种植种类	均值	中值	有效样本
0	5475.07	2650	690
1	9069.19	4000	388
2	11238.47	6000	137
3种及以上	20982.50	10800	12

有效样本：1227    缺失值：178

 

（四）生产结构调整能力

受自然条件基础，以及我国小农农业的生产方式影响，贫困农民要依托农业生产很难实现脱贫。农民市民化、城市化、工业化是农民脱贫的根本性和趋势性途径，家庭生产结构调整能力是农民摆脱贫困的重要要素之一。

1.家庭生产结构以工农兼业为主。

从表7、图2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困地区农民的家庭生产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工农兼业”成为大部分农民的家庭生产结构类型，其中贫困农民此占比为57.51%，还有6.89%的农户已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但对比而言，“工农兼业”“完全非农”的非贫困家庭占比为68.54%、9.49%，分别比贫困农民高出12.04%、2.62%。由此可见，贫困地区农民的生产经营结构日益多元化，但还需积极引导，继续加大调整能力，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多元化发展，农民多渠道增收。

 

表7  家庭生产结构对比 （单位：户；%）

是否贫困户	纯农业	工农兼业	完全非农	合计
是	35.62	57.51	6.87	100（1353）
否	21.97	68.54	9.49	100（569）

有效样本：1979    缺失值：280    P=0.000

 



 

 

图2  家庭生产结构对比（单位：%）

 

2.劳动力的非农化程度低。

在不具备将大量农民城镇化的条件下，农民外出打工，从事非农产业是具备一定能力和条件农民的首选。从务工数量来看， 54.75%的贫困农户家庭没有务工人员，高于占比为45.85%的非贫困农民，在务工人数为1人时，贫困农民占比同样高于非贫困农民；但务工人数在2人、3人、4人及其以上的比例则分别比非贫困村的家庭低，分别低了6.26%、1.61%、1.39%。从劳动力非农化水平来看，贫困农民每个家庭务工人数均值是0.69人，总劳动力均值为2.25人，非农化程度为27.38%；非贫困农户家庭的劳动力非农化程度则为32.86%，比贫困农户占比高出近六个百分点。（见表8、表9）可见，贫困家庭务工人数整体低于非贫困家庭，其劳动力非农化程度也低于非贫困家庭。

 

表8  劳动力非农化程度（单位：人，%）

是否贫困户	家庭打工人数均值	家庭劳动力均值	劳动力非农化程度
是	0.69	2.52	27.38
否	0.92	2.80	32.86

有效样本：1977    缺失值：282   

 

表9  家庭务工人数（单位：人，%）

是否贫困户	0	1	2	3	4个及以上	合计
是	54.75	26.38	14.94	2.72	1.21	100（1399）
否	45.85	25.95	21.28	4.33	2.60	100（578）

有效样本：1977    缺失值：282    P=0.002

 

（三）资金筹集能力

资金筹集能力代表着农民解决资金需要，为自身发展需求提供资金支撑的能力，并包括以家庭收入为代表的内部资金筹集能力，以及通过对外借贷筹集资金的能力两方面。

1.家庭内部资金筹集能力有限。

从家庭收入金额来看，如表10所示，2013年调查的贫困村中，贫困农民及非贫困农民家庭收入众数一致，均为20000元；在户均家庭总收入上，贫困农民为2.5373.71元，比户均42991.36元的非贫困家庭少了近两万元；同时，贫困农民的家庭总收入的中值比非贫困农民低了10040元。从家庭收入层次来看，表11数据显示，贫困农民占比随着家庭收入层次升高而降低，非贫困农民则完全相反。且家庭收入水平在“低”、“中低”、“中等”三个层次上的贫困农民占比均高于非贫困农户，具体占比依次为22.98%、22.33%、21.19%，占比和达66.50%，相比非贫困农民此占比和高18.14%。可见，贫困农民收入水平整体偏低，内部自我创资能力不足。

 

表10  贫困与非贫困农户家庭收入金额 （单位：个，元）

是否贫困户	均值	中值	众数	合计
贫困户	25373.71	20000	20000	100（1386）
非贫困户	42991.36	30040	20000	100（571）

 

有效样本：1957   缺失值：304  

 

表11  贫困与非贫困农户家庭收入水平 （单位：个，%）

是否贫困户	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高收入	高收入	合计
贫困户	22.98	22.33	21.19	19.47	14.03	100（1397）
非贫困户	12.95	16.41	19.00	21.42	30.22	100（579）

 

有效样本：1976   缺失值：283   P=0.000

 

2.对外资金筹集能力不足。

考察农民的对外集资能力情况，主要从借贷能力以及贷款能力来分析。在借贷方面，2013年贫困农户户均借款1.40万元，比非贫困农户低0.22万元。借款金额为0元的贫困农民占比为58.29%，非贫困农民占比为57.88%，即贫困农民发生贷款的行为少于非贫困农民；金额0.1元至15000元之间时，贫困农民占比均高于非贫困农民，15000元以上则非贫困农民占比高。其中，贫困农民贷款金额为15001至20000元、20000元以上的占比分别为5.48%、17.94%，比非贫困农户占比共低了5.01%。（见表12、表13）可见，贫困村农民整体借贷能力有限，借贷金额以小额为主。

 

表12  2013年贫困与非贫困农户借款情况（户，万元）

是否贫困户	总金额	均值	有效样本
是	1948.58	1.40	1388
否	4948.68	1.62	584

 

有效样本：1972   缺失值：287

 

表13  2013年贫困与非贫困农户借款金额（户，元）

是否贫困户	0	0.1至5000	500至10000	10001至15000	15001至20000	20000以上
是	58.29	7.71	8.36	2.23	5.48	17.94
否	57.88	6.16	5.65	1.88	6.51	21.92

 

有效样本：1972   缺失值：287   P=0.000

 

如表14所示，分别有15.03%、30.63%的贫困农民对贷款“非贫困农民高出近十个百分点。表15考察的是不同需求程度下农民的贷款情况。分析发现，对贷款“非常需求”的贫困农民贷过款的占比为44.76%，非贫困农民比之高15.24%，达60%；有45.56%“比较需要”贷款的贫困农民贷过款，比非贫困农民高出12.23%；贷款需求“一般”时，贫困农户占比同样低于非贫困农民，占比分别为28.87%、50%，占比差为21.135。对比可知，贫困农民比非贫困农民的贷款需求更高，但在需求满足上，贫困农民低于非贫困农民，及贫困农民的贷款能力要低。

 

表14  贫困与非贫困农户贷款需求（单位：户，%）

是否贫困户	非常需要	比较需要	一般	不太需要	没有需要	合计
是	15.03	30.63	6.91	17.66	29.77	100（1404）
否	13.72	22.81	6.17	18.01	39.28	100（583）

有效样本：1987    缺失值：272    P=0.000

 

表15   不同需求程度下的贷款情况（单位：户，%）

需求度	贫困户		非贫困户
	贷过款	没贷款	贷过款	没贷款
非常需要	44.76	55.24	60.00	40.00
比较需要	45.56	54.44	33.33	66.67
一般	28.87	77.13	50.00	50.00
不太需要	27.24	72.76	28.57	71.43
没有需要	24.94	75.06	23.01	76.99

有效样本：1969    缺失值：290    P=0.000

 

（四）外部联系能力

社会交往情况也是农户生活情况的重要部分，也是反映农民人脉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方面。课题组在此选取打交道对象、外出次数、外出范围三个指标来对贫困村与非贫困村的社会交往情况进行对比研究。

1.交往对象单一，七成以上农民常与邻居交往。

在1404份贫困农民有效样本中，75.14%与“邻居”打交道较多，占比最高，其次分别为亲戚、朋友、同事、其他人，占比依次为15.88%、5.77%、1.85%、1.36%。在583份非贫困农民有效样本中，与邻居打交道较多的占比为78.25%，高于贫困农民；以“同事”“其他”为主要交往对象的占比也分别高于贫困农民，分别为3.94%、2.39%。（见表16、图3）由上可知，邻居这一熟人社会最为熟悉的身份仍是农民最为亲切的交往对象。

 

表16  交往对象情况统计（单位：个；%）

是否贫困户	邻居	亲戚	朋友	同事	其他	合计
是	75.14	15.88	5.77	1.85	1.36	100（1404）
否	78.25	10.45	4.97	3.94	2.39	100（583）

有效样本：2044   缺失值：215    P=0.000

 



 

 

图3  贫困农民交往对象统计（单位：%）

 

2.外部交往频率低，逾七成农户不常外出。

表17、图4数据显示的为贫困农民及非贫困农民的外出频率状况。其中，贫困农户“经常”和“较多”外出的贫困户比例和为19.16%，“很少”外出的占比最高，为38.83%，还有近一成的贫困农民2013年没有外出过。对比来看，非贫困户外出频率为“经常”的“较多”占比为26.55%，高于贫困农户。可见，贫困人口本身的经济条件不足，外出的机会和次数也有限，他们无法获得资源交换以及向上流动的权利和机会，反过来又因为其社会关系资本不足限制其摆脱贫困。

 

表17  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外出次数对比（单位：个，%）

是否贫困户	经常	较多	一般	很少	没有	合计
是	5.86	13.30	32.03	38.83	9.98	100（1383）
否	10.80	15.75	28.32	37.70	7.43	100（565）

 

贫困农民有效样本：1948  缺失值：311   P=0.000

 



 

图4  农民对外交往频率 （单位：%）

 

3.外部交往范围窄，六成农户外出范围在乡镇。

根据表18数据发现，贫困农民与非贫困农民均以县城以内，尤其是“镇上/乡里”，此占比两者都在六成以上，分别为60.59%、62.39%，后者高于前者。同时非贫困农民以“市里”“省里”“省外”为主要外出场域的占比均高于贫困农民，其中贫困农民占比依次为1.42%、1.27%、2.39%，占比和不足一成。由此可见，虽然随着市场经济及城镇化的发展，大部分农民“进城”务工，但绝大部分贫困农民其流动范围仍很小，对外联系范围主要集中在县城以内。

 

表18  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外出地域对比（单位：个，%）

是否贫困户	镇上/乡里	县里	市里	省里	省外	合计
是	60.59	34.33	1.42	1.27	2.39	100（1337）
否	62.39	30.66	3.39	1.42	2.14	100（561）

 

贫困农民有效样本：1898  缺失值：361   P=0.000

 

（五）政策利用能力

国家政策，尤其为贫困人口定制的扶贫政策是国家直接给予的贫困农民有利社会资本。既定政策下，要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扶贫功效，农民需要对政策有一定的熟悉了解度，并进行充分利用的能力。

1.农民对扶贫政策的关注度、了解度不足。

近些年，国家政府为了帮助贫困农民脱贫，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农户很大的实惠，但是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根据表19的数据可知，“非常关注”和“比较关注”扶贫政策的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占31.46%和36.65%，有29.54%的贫困户“不太关注”和13.24%的贫困户“基本不关注”扶贫政策。从表20可知，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对扶贫政策的了解度相差不大，但总体而言，大部分农户对政策了解度过低。其中 38.93%贫困农民对国家扶贫政策了解程度“一般”， 42.92%和18.15%的贫困户“不太了解”和“基本不了解”。由此可见，四成多贫困农民不关注扶贫政策，过半贫困农户对国家实施的扶贫政策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很难知道如何去利用这些政策来帮助自己摆脱贫困并获得更好的发展，导致国家政策并不能很好地惠及农户。

 

表19  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对扶贫政策的关注度（单位：户，%）

是否贫困户	非常关注	比较关注	一般	不太关注	基本不关注	合计
是	5.98	25.48	25.76	29.54	13.24	100（1405）
否	10.62	26.03	24.31	25.51	13.53	100（584）

 

贫困农民有效样本：1989  缺失值：270   P=0.003

 

表20  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对扶贫政策了解度的对比（单位：户，%）

是否贫困户	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	一般	不太了解	基本不了解	合计
是	2.49	11.17	25.27	42.92	18.15	100（1405）
否	3.25	12.16	24.83	41.44	18.32	100（584）

 

贫困农民有效样本：1989  缺失值：270   P=0.003

 

2.农民生产性政策参与率低。

从农民对惠农政策的利用来看，对于农村医疗、养老政策，贫困农民的参与度较高。参与农村新农合的贫困农民占比、非贫困农民占比分别为98.57%、98.80%，对应参与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户占比分别是84.56%、89.55%。贫困村农民对关于抵抗疾病和养老的意识较强，也与贫困村农民经济水平低，自我抵抗疾病以及自我养老的能力低，需求强有关。但在农业保险上，贫困农民参与的占比为24.87%，非贫困农民占比相对高，但也不足三成，具体为29.46%。（见表21）可见，贫困村农民的政策参与面更集中于生活，而对生产性政策利用相对有限。

 

表21  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政策参与 （单位：户，%）

是否贫困户	新农合		农村养老保险		农业保险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98.57	1.43	84.56	15.44	24.87	75.13
否	98.80	1.20	89.55	10.45	29.46	70.54

 

新农合参与情况 有效样本：2196   缺失值：63    P=0.514

农村养老参与情况 有效样本：2199  缺失值：60   P=0.009

农业保险参与情况 有效样本：2189  缺失值：70   P=0.016

 

3.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作用的评价一般。

同时，如表22所示，认为国家扶贫政策帮助作用“很大”和“较大”的贫困户分别占11.75%，和32.98%，总共为44.73%；贫困户中认为政策帮助作用“一般”的所占比例最高，达34.54%；此外，还有约20.73%%的贫困户认为作用“较小”及“很小”。对比来看，非贫困农户对扶贫政策的帮助作用表示“很大”“较大”的占比和为32.82%，比贫困户低了一成多。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评价高于非贫困户，但整体评价度也不高。可以看出，对于大多数贫困户来说，扶贫政策并没有达到他们心中的预期效果。一方面在于国家出台的扶贫政策是针对所有贫困户，由于每个贫困户家庭的贫困程度和需求程度并不相同，因此政策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尽量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农民自身素质能力的差异，其对政策的参与利用程度不同，受益程度也有所不同，影响其对政策的评价。

 

表22  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对扶贫政策的帮助作用的评价（单位：户，%）

是否贫困户	作用很大	作用较大	作用一般	作用较小	作用很小	样本
是	11.75	32.98	34.54	15.81	4.92	100（1404）
否	7.39	25.43	37.46	19.24	10.48	100（582）

 

贫困农民有效样本：1986   缺失值：364   P=0.000

（六）小结

为了解贫困农民的脱贫能力，我们从文化素质、筹资能力、外部联系能力、家庭生产结构调整能力、政策的利用能力这五个方面进行考察，并与村中非贫困农户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贫困农民更方面能力都不足，还需大力提高。具体来看，一是文化素质低，文盲半文盲比例较高，贫困农民脱贫缺乏智力支持。二是技术获取意识不高，能力有限，培训参与不足，农民脱贫缺乏技术支持。三是农业生产产品单一，缺乏增多的经济作物，家庭生产增收渠道少。四是贫困农民的家庭生产结构逐渐调整，大部分家庭开始亦工亦农，但整体上非农化程度还有待提高。五是受生产结构的影响，贫困农民集体内部资金筹集渠道有限，金额不足，集近半的贫困农民具有向外集资的需要，但受各因素的影响，对外集资难实现。六是对外联系是获取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与路径，但绝大部分贫困农民生活交往仍处于传统农村社会状态，形成邻居、亲戚相互往来的熟人社会网，对外联络不足还体现在外出频率少、外出范围集中在县城以内。七是贫困农民对于信息，缺乏意识更缺乏主动性，对与其息息相关的扶贫政策的关注度、了解度低，更无法有效利用国家政府。农民各种能力的短缺，不仅会导致农民短期贫困，而且制约其长期致富，易造成了下代人的机会不均等。

二、脱贫能力对农民脱贫的影响

（一）人力素质对脱贫的影响

1.文化素质低，脱贫信心不足。

从表23可以看出，对于家庭脱贫预期 “说不清”的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农户占比分别为31.74%、27.46%；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户更多的认为在“3到5年”能脱贫，此比例为25.71%；26.03%高中教育水平的农户对家庭脱贫预期更多的选择“5到10年”；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户则有33.33%认为“10年以上”才能实现脱贫。这表明，农民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其对家庭脱贫预期的重要因素。 低学历农民对于实现脱贫的预期比较模糊，中等学历农民寄希望于短期和中期脱贫，高等学历农民对于脱贫目标趋向长期性。学历高的农民和学历低的甚至是文盲的农民仍然在一起过着贫困的生活，多年的贫苦生活使其对改变生活现状缺乏信心，所以对于脱贫目标比较模糊，对脱贫预期不够清晰，使其生活出现“贫困内卷化”的现象。

 

表23  不同教育程度农民的脱贫预期（单位：个，%）

文化水平	3年内	3到5年	5到10年	10年以上	无法实现	说不清	合计
文盲	6.27	14.02	16.97	16.61	14.39	31.74	100(271)
小学	7.66	19.65	23.70	13.73	7.80	27.46	100(692)
初中	9.89	25.71	21.75	14.41	5.37	22.87	100(354)
高中	16.44	16.44	26.03	15.07	2.73	23.29	100(73)
大专及以上	11.11	11.11	0.00	33.33	33.33	11.12	100(9)

 

有效样本：1399  缺失值：6   P=0.000

 

2. 身体状况越差，对于脱贫预期越模糊。

通过对不同身体健康状况农户的调查发现，11.45%健康状况为“优”的农户对家庭脱贫预期在“3年以内”，高于其他农民。认为在“3到5年”和“5到10 年”可以实现脱贫的农户，健康状况由“优”到“很差”的占比和分别为55.05%、59.79%、58.75%、49.71、50%，均在一半左右。农户对家庭脱贫预期选择“不清楚”的比重都较大，均有两成以上，并基本与身体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其中身体“很差”的农民占比最高，35.30%。（见表24）综上可见，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对脱贫预期越明确，预期多在十年以内；反之，身体状况越差，对于脱贫预期越模糊，表示无法实现脱贫和说不清的占比超过四成。

 

表24  不同健康状况农民的脱贫预期（单位：户，%）

健康状况	3年内	3到5年	5到10年	10年以上	无法实现	说不清	合计
优	11.45	17.17	22.56	15.32	6.73	26.77	100(594)
良	7.75	25.13	22.99	12.57	7.22	24.34	100(374)
中	4.93	20.63	21.08	17.04	9.87	26.45	100(223)
差	5.20	17.92	19.65	12.14	13.87	31.22	100(173)
很差	2.94	11.76	14.71	23.53	11.76	35.30	100(34)

 

有效样本：1398  缺失值：7   P=0.003

 

（二）技术能力对脱贫的影响

培训的掌握职业技术的有效途径，是提升人力资本的关键，也是农民致富的重要路径。如表25所示，进行自费培训的贫困农民与没有自费培训的农民其脱贫的时间段存在较大差异，参与自费培训的农民预期“3到5年内”和“10年以上”脱贫的占比要高，没有自费培训的农民则在“3年内”和“5到10年”脱贫的占比高。相对而言，参与自费培训的农民对脱贫的预期更倾向于长期。调研还发现，没有自费培训的贫困农民表示脱贫“无法实现”的占比达8.52%，还有26.77%对此表示“说不清”，分别比自费培训的贫困农民占比高出8.52%、5.31%。由此可见，自我能力提升意识强，具有自主技能培训行为的农民对脱贫的信心更大。

 

表25  技能培训对脱贫预期的影响（单位：个，%）

是否自费培训	3年内	3到5年	5到10年	10年以上	无法实现	说不清	合计
是	0	25.57	17.25	35.72	0	21.46	100(28)
否	8.60	19.94	22.31	13.86	8.52	26.77	100(1349)

 

有效样本：1399  缺失值：6   P=0.007

 

（三）农业经营能力对脱贫的影响

 

1. 混合农业种植户的信心稍足。

在1229份有效贫困样本农户中，540户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具有经济作物种植，其预期在“3年内”“3到5年”的占比分别为8.33%、17.78%，分别比没有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户少了0.38%、2.97%。同样，有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户，其对脱贫悲观、迷茫，即对脱贫表示“无法实现”“说不清”的占比都低于只有粮食种植、没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户，占比分别为7.59%、23.52%，分别地出0.10%、7.10%。（见表26）由上可知，混合农业生产的农民脱贫能力与单一粮食种植的农民差距不大，但在脱贫信念上，混合农业生产农户的信心稍足。

 

表26  经济作物种植对农民脱贫预期（单位：个，%）

经济作物种植	3年内	3到5年	5到10年	10年以上	无法实现	说不清	合计
有	8.33	17.78	26.30	16.48	7.59	23.52	100(540)
无	8.71	20.75	17.85	14.37	7.69	30.62	100(689)

 

有效样本：1229   缺失值：176   P=0.003

 

2. 农业创收能力越强，短期脱贫可能性越大。

如表27数据所示，农业收入水平整体与农民短期脱贫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预期“3年内”实现脱贫的农民占比，随着务农收入水平由“低等”至“中等”依次增加，“中高”收入水平此占比下降，“高”等收入水平则为最高，达14.50%，比占比最低的“低”收入水平农民高出近一成。表示“3到5年”能实现脱贫的农民占比则完全随着农业收入水平的增高而加大，“低”收入水平此占比最高，为11.52%，“高”收入水平占比最高，达25%，相差13.48%。整体上，农业收入水平越高，预期五年内脱贫的农民越多。

 

表27  农业创收能力对农民脱贫预期（单位：个，%）

农业收入水平	3年内	3到5年	5到10年	10年以上	无法实现	说不清	合计
低	5.24	11.52	15.18	20.94	12.57	34.55	100(191)
中低	7.69	15.87	22.12	15.38	6.25	32.69	100(608)
中等	9.13	17.31	24.40	17.91	4.81	26.44	100(208)
中高	5.79	23.16	21.58	17.37	7.89	24.21	100(190)
高	14.50	25.00	24.00	11.00	7.50	18.00	100(200)

 

有效样本：997   缺失值：408   P=0.000

（四）生产结构调整能力对脱贫的影响

1.生产结构非农化水平越高，脱贫可能性越大。

在1349份有效贫困农户样本中，479户贫困家庭为纯农业生产，其认为能在“3年内”“3到5年”实现脱贫的占比分别为6.47%和19.42%；工农兼业农民占比对应为9.01%和20.85%；完全非农生产的农户则分别是18.28%和19.35%。对比而言，预计“3年内”能脱贫的完全非农生产的贫困农户占比最高，在“3到5年”预期最高的是工农兼业农户；两占比和，即五年内的占比从高到低的依次为完全非农生产农户（37.63%）、工农兼业农户（29.86%）、纯农业农户（25.89%）。（见表28）由上可知，贫困农户的家庭生产结构非农化程度越高，其结构调整能力越高，短期实现脱贫的可能性也越大。

 

表28  不同家庭生产结构农民的脱贫预期（单位：个，%）

生产结构	3年内	3到5年	5到10年	10年以上	无法实现	说不清	合计
纯农业	6.47	19.42	19.21	16.49	12.11	26.30	100(479)
工农兼业	9.01	20.85	23.81	12.87	5.15	28.31	100(777)
完全非农	18.28	19.35	24.73	15.05	3.23	19.35	100(93)

 

有效样本：1349  缺失值：56   P=0.000

 

2.非农化劳动力越多，农民脱贫信心越足。

调研数据显示，当贫困农户家庭务工劳动力从0个、1个、2个、3个依次增加到4个及以上，脱贫预期为“3年内”“3到5年”的农民均呈递增趋势。其中预期为“3年内”的占比从6.56%增至15.79%，预期为“3到5年”的占比则从18.11%增至31.58%；两占比和最低的为没有务工人员的贫困家庭，为24.67%，占比和最高的则为4个及以上务工劳动力的贫困家庭，达78.75%。且随着务工人数的增加，对脱贫绝望的农民占比依次减少，4个及以上务工家庭此占比为0。（见表29、图5）由上可知，劳动力数量越多，贫困农民创收能力越强，尤其是非农劳动力越多，农民创收渠道更加多元，因而也在短期内脱贫更有可能。

 

表29  家庭务工数与脱贫时间预期（单位：户，%）

务工数	3年内	3到5年	5到10年	10年以上	无法实现	说不清	合计
0 1 2 3 4个及以上	6.56	18.11	20.60	15.35	11.55	27.82	100(762)
	10.03	18.70	26.02	14.91	4.61	25.75	100(369)
	10.05	24.88	21.05	13.40	3.83	26.79	100(209)
	15.79	31.58	21.05	10.53	2.63	18.42	100（38）
	25.00	43.75	6.25	0.00	0.00	25	100(16)

 

有效样本：1394  缺失值：11   P=0.000

 



 

 

图5  不同家庭务工数与五年内脱贫情况（单位：%）

 

（五）筹资能力对脱贫的影响

1.内部筹资能力越强脱贫预期越短。

从代表农民家庭内部筹集能力的家庭收入水平来看，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农民在短期内实现脱贫的信心越高。如表30所示，随着家庭收入水平层次的上升，预计能在“3年内”和“3到5年内”脱贫的占比整体增加。也就是说，在这两个时间段占比最高的均为高等收入水平家庭，占比分别为21.43%、27.04%，相应的在预期五年内脱贫的农民占比最高，为48.47%；其他收入水平农民此占比和从高到低依次为33.56%（中等收入）、32.47（中高收入）、19.87%（中低收入）、19.35%（低收入）。数据表明，贫困农民的家庭收入水平与其脱贫的时间能力息息相关，整体上，收入水平越高，越能早日脱贫。

 

表30  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农民脱贫预期（单位：个，%）

收入水平	3年内	3到5年	5到10年	10年以上	无法实现	说不清	合计
低	2.83	13.52	17.30	16.04	17.30	33.01	100(318)
中低	4.49	15.38	24.04	19.87	7.37	28.85	100(312)
中等	10.51	23.05	22.71	15.59	6.78	21.36	100(295)
中高	8.12	24.35	25.46	11.81	5.17	25.09	100(271)
高等	21.43	27.04	18.37	7.14	2.55	23.47	100(196)

 

有效样本：1398  缺失值：7   P=0.000

 

2.对外有效筹资的农民短期脱贫能力高。

表31则为贫困农民借款和贷款行为对其脱贫的影响。整体上，具有借贷能力即发生借贷行为的贫困农民，短期脱贫的预期更高。具体来看，发生借款行为的贫困农民脱贫预期为“3年内”“3到5年”的占比分别为12.58%、25.57%，均高于非贫困农民，且共高出15.15%。发生贷款行为的贫困农民在表示在“3年内”能脱贫的占比由6.75%，比没有贷款农民低，但在“3到5年”时间段内，占比为22.49%的贫困农民要高，两占比和上，贫困农民占比为29.24%，比没有贷款的农民稍高一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贫民农民通过对外筹资有助于脱贫的实现。

 

表31  借贷行为与农民脱贫预期（单位：个，%）

是否借贷		3年内	3到5年	5到10年	10年以上	无法实现	说不清	合计
借款	是	12.58	25.57	21.86	10.31	3.51	26.17	100(485)
否		6.11	16.89	21.67	17.33	10.44	27.56	100(900)
贷款	是	6.75	22.49	21.45	14.88	7.09	27.34	100(578)
否		9.81	17.76	22.24	14.78	9.19	26.22	100(805)

 

贷款与否与农民脱贫预期有效样本：1385  缺失值：20   P=0.000

借款与否与农民脱贫预期有效样本：1383  缺失值：22   P=0.000

 

（六）对外联络能力对脱贫的影响

1.交往对象单一，脱贫难实现。

中国传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的交往主要以村内人，尤其是邻居为主。之前的分析也发现，贫困农村的社会仍是传统的熟人社会交往，变化不大。而这影响对脱贫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表32可见，主要交往对象为“同事”的贫困农民，认为能在“3年内”“3到5年”实现脱贫的占比均为最高，分别为11.54%、35.18%，同时，在“5到10年”时间段上也仅此于占比为46.25%常与“朋友”交往的贫困农民，具体为35.18%。数据还显示，以“同事”为主要交往对象的农民表示脱贫“无法实现”的占比为0%，表示“不清楚”的占比也最低，为11.54%；以“亲戚”为主要交往对象的农民两占比均相对较高。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异质性的关系型社会往往比同质性的关系型社会资本更能带来更大的帮助。农民交往对象越集中于身边的邻居、亲戚等熟人，越难以实现脱贫。

 

表32  交往对象差异对脱贫时间的影响（单位：个，%）

交往对象	3年内	3到5年	5到10年	10年以上	无法实现	说不清	合计
邻居	8.64	21.08	20.42	14.43	8.45	25.97	100（1053）
亲戚	7.66	15.77	21.17	14.41	9.01	31.98	100（184）
朋友	7.50	13.75	46.25	12.50	2.50	17.50	100（222）
同事	11.54	34.62	35.18	26.92	0	11.54	100（26）
其他	5.56	5.56	16.67	22.22	33.33	16.67	100（18）

 

有效样本：1399   缺失值：6   P=0.000

 

2.外出频率低的农民脱贫信心不足。

调查农民参与交往情况对其脱贫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外出活动越频繁，农民越能在短期内实现脱贫。具体如表33所示，表示“经常”外出的贫困农民，预计在“3年内”脱贫的农民占比达22.22%，其“3到5年”“5到10年”脱贫的占比也均为22.22%，即十年内66.66%能实现脱贫。外出频率为“较多”、“一般”“很少”“没有”的贫困农民十年内脱贫的占比依次为59.24%、57.46%、42.62%、33.82%。此外，外出频率越低的农民民悲观的认为自己“永远无法实现”脱贫的占比越高，2013年没有外出的贫困农民此占比最高，为24.27%。由此可以看出外出频率越高，农民越可能早日实现脱贫。但前面分析发现，大部分贫困农民对外交往少，使其无法获得资源交换以及向上流动的权利和机会。

 

表33 不同外出次数与预计脱贫时间数据分析对比（单位：个，%）

外出次数	3年内	3到5年	5到10年	10年以上	无法实现	说不清	合计
经常	22.22	22.22	22.22	7.41	2.47	23.46	100（81）
较多	15.76	22.28	21.20	12.50	4.35	23.91	100（184）
一般	7.24	23.30	26.92	11.99	4.98	25.57	100（442）
很少	5.23	18.51	18.88	18.32	9.53	29.53	100（535）
没有	5.88	10.29	17.65	15.44	24.27	26.47	100（136）

 

有效样本：1378  缺失值：27  P=0.000

 

3.社会关系网络范围限制脱贫的可能性。

从农民外出较多地方的统计情况来看，经常外出地为“省外”的贫困农民，预计能在“3年内”脱贫的占比最高，为18.75%；在“3到5年”占比仅低于经常到“省里”的农民，为34.37%；两占比和（即五年内实现脱贫占比）达53.12%，且高于其他农民。同时发现，常外出地由“镇上/乡里”到“省外”，预计在五年内上实现脱贫的农民占比变化趋势先呈“N”字型，其中占比最低的为以“市里”为外出中心的农民，占比仅为15.79%。（见表34）由述分析可以发现，外出范围越大，尤其外出省外，农民越容易在短期内实现脱贫，对其脱贫预期越短；在县乡出入的农民其脱贫预期则更趋于长期性和不确定性。

 

表34  不同外出地方与预计脱贫时间数据分析对比（单位：个，%）

常外出地方	3年内	3到5年	5到10年	10年以上	无法实现	说不清	合计
镇上/乡里	7.06	20.57	21.56	12.64	8.06	30.11	100（807）
县里	11.14	19.21	22.71	18.99	5.24	22.71	100（458）
市里	5.26	10.53	31.58	10.53	0	42.10	100（19）
省里	5.88	35.29	11.77	0	11.77	35.29	100（17）
省外	18.75	34.37	18.75	9.37	9.38	9.38	100（32）

 

有效样本：1333  缺失值：72  P=0.001

 

（七）政策利用能力对脱贫的影响

1.对扶贫政策关注度越高，农户越可能在短时间内脱贫。

从表35可以看出，预计在“3年内”及“3到5年”，即五年内能脱贫的农民占比基本与其对扶贫政策的关注度呈正相关关系。其中，“非常关注”扶贫政策的农民预计在五年内脱贫的占比最高，为44.05%；占比最低的为“基本不关注”扶贫政策农民，为17.30%；前者占比近后者占比的两倍。同时，“基本不关注”国家扶贫政策的贫困农民对脱贫持悲观态度，认为“永远无法实现”的占比最高，达14.05%。由此可以说明，对扶贫政策关注度可以影响农户家庭的脱贫预期，关注程度越高的农民觉得其在短期和中期内脱贫的可能性越大，而不太关注和基本不关注政策的农民其预期趋于长期性，甚至对其家庭脱贫持有消极态度，认为根本无法实现。

 

表35  扶贫政策关注度与农民脱贫预期（单位：户，%）

政策关注度	3年内	3到5年	5到10年	10年以上	无法实现	说不清	合计
非常关注	15.48	28.57	10.72	10.71	5.95	28.57	100（84）
比较关注	13.76	23.60	23.31	11.24	7.87	20.22	100（356）
一般	5.80	22.10	22.10	12.43	8.29	29.28	100（362）
不太关注	5.81	16.71	23.24	19.37	6.78	28.09	100（413）
基本不关注	5.95	11.35	20.54	17.30	14.05	30.81	100（185）

 

有效样本：1400  缺失值:5  P=0.000

 

2.对扶贫政策了解度越高，短期内实现脱贫希望越大。

在考察政策了解程度与农民脱贫预期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年内（“3年内”和“3年到5年”）的脱贫预期下，“非常了解”“比较了解”“一般了解”“不太了解”和“基本不了解”扶贫政策的农户分别占40%、49.04%、25.14%、28.84%、和16.93%，基本依次递减。预计在“5到10年”甚至“10年以上”实现脱贫的农民中，“比较了解”政策的农民占比最低，为21.66%，“基本不了解”政策的农民占比最高，为42.12%。此外，认为“永远无法实现脱贫”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基本不了解”政策的农户。（见表36）因此可以看出，农民对政策的了解程度会对农民脱贫预期产生一定的影响。大体上来说，对扶贫政策了解度越高，在短期内实现脱贫的希望越大；反之，越是不了解政策，其脱贫预期越长，甚至认为脱贫是件永远无法实现的事情。

 

  表36  扶贫政策了解度与农民脱贫预期（单位：户，%）

政策了解度	3年内	3到5年	5到10年	10年以上	无法实现	说不清	合计
非常了解	17.14	22.86	8.57	22.86	5.71	22.86	100（35）
比较了解	24.20	24.84	16.56	5.10	9.55	19.75	100（157）
一般	5.37	19.77	23.45	14.12	8.76	28.53	100（354）
不太了解	6.50	22.34	21.83	16.00	6.33	27.00	100（600）
基本不了解	6.30	10.63	24.80	17.32	12.21	28.74	100（254）

 

有效样本：1400  缺失值：5  P=0.000

 

3.对扶贫政策的帮助作用评价越高，对脱贫越充满希望。

通过调查农户对扶贫政策的帮助作用评价，可以发现，在“3年内”脱贫的预期下，认为脱贫政策帮助“作用很小” 到“作用很大”五个维度的农户所占比例依次升高，分别为2.90%、5%、6.83%、11.45%和11.59%。脱贫预期在“5到10年” 和“10年以上”的占比最高的是认为扶贫政策的帮助“作用很小”的农户，为46.36%。同时，认为国家扶贫政策帮助“作用较小”的农户感觉“永远无法实现”脱贫的比例最高，达14.49%，而帮助作用评价最高的农户只占到了7.32%。（见表37）这表明，对扶贫政策的帮助作用评价高低也是影响农民脱贫的一个重要因素，认为国家扶贫政策的帮助作用越大，对家庭脱贫预期越短，对脱贫前景越充满希望。

 

表37  农户对扶贫政策帮助作用评价与脱贫时间分析（单位：个，%）

政策作用评价	3年内	3到5年	5到10年	10年以上	无法实现	说不清	合计
作用很大	11.59	13.41	25.00	13.41	7.32	29.27	100（164）
作用较大	11.45	24.84	20.30	11.88	7.99	23.54	100（463）
作用一般	6.83	18.84	21.33	16.15	8.07	28.78	100（483）
作用较小	5.00	14.55	26.36	20.00	8.64	25.45	100（220）
作用很小	2.90	24.64	14.49	10.15	14.49	33.33	100（69）

 

有效样本：1399  缺失值：6  P=0.000

 

（八）小结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贫困农民脱贫能力高低不同，其脱贫实现的可能性、脱贫时间长短上都存在着差异。整体上，能力越强，脱贫实现的可能性越大，脱贫所需时间越短。

具体影响上，各能力的影响方面以及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从人力素质来看，文化素质越高，身体素质越好，农民增收致富能力越强，越能实现脱贫。但目前贫困农民受教育水平普遍在高中以下，脱贫缺乏强有力的知识力量支持，身体素质也有待提高。从职业技能来看，职业技能的获取与提升是贫困农民脱贫的重要信念支撑。从农业生产来看，经济作物的生产是农民脱贫增收的有效渠道。从家庭生产结构调整能力来看，家庭生产结构代表这一个家庭的就业创收的能力，也代表着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传统农业由于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高，相对于其他生产方式，具有收益低、调整难、风险大等特性，而务工则相对收入稳定、风险小也易调整，对贫困家庭增收脱贫、抗风险具有较大的意义，但目前贫困农民自我结构调整能力不足。从资金筹集上看，农民陷入贫困往往缺乏资金，而资金的缺乏，则会进一步影响其生产活动，如果不能有效及时的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贫困农民的贫困程度将不断加大，脱贫更难以实现。但目前农民资金需求大，但贫困农民自我筹集能力有限，同时贷款实现难，资金缺口大。从对外联系能力来看，一个地区或国家如果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在面临贫困和经济脆弱时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不仅仅是国家和地区，对于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农民的社会接触程度对农民致富有着重要影响，其社会交往的对象越广泛、范围越大，社会参与度越高，世面见的越广，获取的资源也就越多，实现脱贫的有利条件越多。但贫困农民社会交往仍呈现出对象单一、频率低、范围窄的传统熟人社会交往特征。从政策利用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的扶贫工作，并推行相应的扶贫政策和采取有效的扶贫措施希望更好地惠及贫困村的发展，来帮助贫困民户脱贫。调研分析也显示，政策利用率对其脱贫有较大的影响作用，是脱贫的主要助力。虽然到目前仍有一些政策推出但并未得到很好的利用, 农民并未充分把握住政策机会并利用政策条件实现脱贫。

三、现有能力下农民脱贫时间预测

（一）2014年农民脱贫可能性

1.极少数农民预测今年能实现脱贫。

通过1404份贫困户有效样本数据可知，其中认为2014年“可以”脱贫的农户仅有73户，占到有效样本总数的5.20%；认为“不可以”脱贫的贫困户超过七成，为72.93%；对于能否脱贫持迷茫态度的贫困户有307户，占到样本总数的21.87%。（见表38，图6）也就是说，大多数农民自身不具备脱贫条件，没有能力在今年实现脱贫。

 

表38  贫困农民对2014年能否脱贫的预测（单位：户，%）

能否脱贫	样本数	占比
可以	73	5.20
不可以	1024	72.93
不清楚	307	21.87
合计	1404	100

 

有效样本：1404  缺失值：1

 



 

 

图6  贫困农民对2014年能否脱贫的预测（单位：%）

 

2.西部农民对今年脱贫不乐观。

进一步从区域来看，如表39、图7所示，东、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整体较弱，认为 在2014年“不可以”脱贫的贫困户都在七成左右，具体占比分别为66.67%、77.06%、71.59%。对比来看，东部地区农民表示“可以”在2014年实现脱贫的占比达10.08%，分别比中部、西部地区农民占比高出7.27个百分点、4.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东、中、西部地区贫困户对脱贫预期的差异也较为明显，且东部地区农民对今年脱贫相对乐观。

 

表39  贫困农民对2014年能否脱贫的预测（单位：户，%）

地区分组	是		否		不清楚		合计
东部	10.08	66.67		23.25		100（129）
中部	2.81	77.06		20.13		100（462）
西部	5.78	71.59		22.63		100（813）

有效样本：1404  缺失值：1  P=0.006

 



 

 

图7 不同地区贫困农民对2014年能否脱贫的预测（单位：%）

 

（二）贫困人口近两年脱贫能力预测

1.一成农民对近两年实现脱贫有信心。

表40、图8表示贫困农民对近两年脱贫可能性的判断，其中，认为近两年脱贫可能“非常大”和“比较大”，即很可能脱贫的农户共有147户，比重为10.52%；认为近两年“不可能”脱贫和“很难”脱贫，即不太可能脱贫的农户共有812户，占样本总数的58.08%，接近六成。另外，不清楚近两年能否脱贫的贫困户仍旧不少，有204户，占比为14.59%。由上可知，多数农户近两年依然存在脱贫难的问题，显示出农户短期内脱贫后劲不足。

 

表40  贫困农户对近两年脱贫的评估（单位：户，%）

脱贫可能	样本数	占比
非常大	32	2.29
比较大	115	8.23
一般	235	16.81
很难	610	43.63
不可能	202	14.45
说不清	204	14.59
合计	1398	100

 

有效样本：1398  缺失值：7



 

 

 

 

      图8  贫困户对近两年脱贫的评估（单位：%）

 

2.东部贫困农户两年内脱贫的概率大。

调查数据显示，东、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近两年脱贫的概率总体较小。具体来看，东部地区认为脱贫可能“非常大”和“比较大”，即脱贫希望大的农户占到其样本的18.75%，中部地区为6.97%，西部地区为11.22%，东部地区占比相对最大。认为脱贫“很难”和“不可能”，即脱贫希望不大的东、中、西农户占比分别为60.94%、68.62%、51.66%，中部地区占比相对最大。（见表41）由数据可知，中部地区农户脱贫的可能性相对最低，经济相对于东部落后，政策倾斜相对不如西部可能是造成中部地区脱贫希望最小的重要原因。

 

表41  不同地区贫困户近两年脱贫评估（单位：户，%）

脱贫可能性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非常大	3.91	1.74	2.34
比较大	14.84	5.23	8.88
一般	15.62	12.64	19.36
很难	50.00	49.67	39.21
不可能	10.94	18.95	12.45
说不清	4.69	11.77	17.76
合计	100（128）	100（459）	100（811）

 

有效样本：1398  缺失值：7  P=0.000

 

（三）农民对脱贫实现时间的预测

1.五成农户的脱贫预期在十年之内。

通过对“您家脱贫需要多长时间？”这一问题，考察我国农村贫困农户对于家庭脱贫的预期，在1400受访农户中，118户贫困农民表示“3年内”能脱贫，占比为8.43%；脱贫预期在“3到5年”“5到10年”的农民占比均为两成左右；预计“10年以上”才能实现脱贫的农户所占比例为14.71% ；8.36%的农户感觉“永远无法实现”脱贫；对需要多长时间脱贫这一问题表示“说不清”的农户也占到26.78%的比例。（见表42，图9）总体而言，半数农户认为家庭脱贫的预期在十年以内，但是仍有近三成的农户对家庭脱贫目标不明确、预期不清晰。

 

表42  农民的脱贫预期（单位：户，%）

时间预期	占比	样本量
3年内	8.43	118
3到5年	19.86	278
5到10年	21.86	306
10年以上	14.71	206
永远无法实现	8.36	117
说不清	26.78	375
合计	100	1400

 

有效样本：1400  缺失值：5 

 



 

图9  农民的脱贫预期（单位：%）

 

2.西部农民对十年内脱贫的信心最高。

不同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对于家庭脱贫的预期存在差异。东、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认为家庭脱贫预期在“3年内”“3至5年”“5至10年”，即十年内脱贫的占比分别为49.22%、44.13%、53.70%，西部地区占比最高。东部地区预计在“10年以上”能实现脱贫农户的比例为22.66%，而中部和西部这一比例则分别为17.61%、11.82%。感觉脱贫这一目标“永远无法实现”的中部农户占比最高，为13.26%；对脱贫目标不明确的西部以28.82%居首。（见表43）由此可见，东部和西部贫困人口对于脱贫的预期更趋向十年以内的短中期，而中部地区更多的认为脱贫无法实现。

 

表43  不同地区农民的脱贫预期（单位：户，%）

地区	3年内	3到5年	5到10年	10年以上	永远无法实现	说不清	合计
东部	7.03	21.88	20.31	22.66	7.81	20.31	100(128)
中部	7.83	17.17	19.13	17.61	13.26	25.00	100(460)
西部	8.99	21.06	23.65	11.82	5.67	28.81	100(812)

 

有效样本：1400  缺失值：5   P =0.000

 

（四）小结

总体来看，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贫困农民自我能力不足的限制，我国的扶贫攻坚任务依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一是贫困人口仍较多，任务仍很艰巨；二是农民脱贫能力整体偏低，脱贫情景不容乐观。从贫困人口数据来看，东部地区认为自己属于贫困人口的农民占比也是最大的，同时中部地区认为自己属于贫困人口的农民占比是最小的，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现状。而这数据差的出现，反映出农村扶贫政策宣传的严重不足，不少农户对贫困划定并不知晓，直接导致农户对于自身贫困状况以及脱贫能力认知的偏差。这也反映出东部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农民的贫困从绝对贫困进入相对的对比贫困。从区域对比而言，东部地区农民脱贫能力最强，西部次之，中部最差。三是在目前脱贫能力下，农民自我脱贫预测结果与国家预期目标相差大。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对脱贫提出了“农村贫困人口再减少1000万以上”的目标，按2013年国家统计数据，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8249万人计算，至少需12.12%贫困农民脱贫，比农民自我脱贫预计高出一倍多。

四、贫困农民对政府政策的期待

（一）四成农民脱贫需依靠政府支持

贫困农民对脱贫主要依靠因素的认知是贫困农民主观上脱贫方式的主要体现，也反映了农民对政府政策的需要。从表44数据可以看出，认为主要依靠“政府的支持”“村庄的发展”才能实现脱贫的贫困农民分别为42.01%、8.92%，表示脱贫主要依靠“自身的努力”的农民占比为43.72%。数据一方面表明，不少农民脱贫需要依靠政府的扶持，农民自我脱贫能力不足，另一方面，这也反映部分农民有可能存在“等、靠、要”思想，需要注意。

 

表44  贫困农民对脱贫主要依靠因素的认知（单位：个，%）

脱贫主要依靠因素	样本	占比
政府的支持	589	42.01
村庄的发展	125	8.92
自身的努力	613	43.72
其他	75	5.35
合计	1402	100

 

有效样本：1402  缺失值：3 

 

（二）贫困农民更需政府提供资金扶持

如表45、图10所示，在1403份贫困农户样本中，811户表示目前最期待政府提供“资金扶持”，占样本总数的57.80%；期待提供“产业扶持”“就业机会”“技术指导培训”的占比均为一成左右，分别为15.89%、12.19%、11.19%；还有2.92%农民需要“其他”政策支持。可见，贫困农民的物资资金需求大，对发展机会及培训的需求相对要小。

 

表45  贫困农民对政府政策的期待（单位：个，%）

政策	样本	占比
资金扶持	811	57.80
产业扶持	223	15.89
就业机会	171	12.19
技术指导培训	175	11.19
其他	41	2.92
合计	1403	100

 

有效样本：1403    缺失值：2 

 



 

图10  贫困农民对政府政策的期待（单位：%）

 

五、提高农民脱贫能力的建议与对策

农民贫困的成因以及影响因素是复杂的，脱贫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但通过农民自身能力摆脱贫困是目前实现长效脱贫的重要路径。由上述我国贫困农民脱贫能力的分析来看，目前农民的人力资本不足，社会资本获取能力有限，农民依靠自己难以实现脱贫，而且会使农民陷入“贫困循环”。为此，我们通过等多方面提高农民脱贫能力，推进我国贫困消除进展。

（一）转变思想认知，唤醒脱贫活力

普遍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安于贫困的思想，悲观无望的思想，不能认识到自我脱贫的可行性与重要性，更无法利用自身的能力去行动。思想指导行动，要想提高农民脱贫能力，早日脱贫，必须先从转变思想开始。

摆脱等、靠、要的思想。一要改变安于贫困的思想。结合各地农民的生活习惯、风俗文化，用讲座、广播、发宣传册、戏曲表演等多元化的方式，宣传“不辞辛苦、奋发图强”的正确价值观。通过影像观看、现场参观等方式让贫困农民直观的感受更高质的生活，以此激发他们对生活高质量追求的积极性。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小孩正确的价值观，在学校教育中要加强此方面的教育。二要让农民自身建立自信。政府不仅在物质上给予其帮助，还要在精神上鼓励农民，通过举办讲座，请致富专家、致富农民等成功人士到村里进行成功经验的宣讲活动，来提升农民脱贫的信心。三要鼓励农民要依靠自己脱贫。农民脱贫依靠政府、依靠他人，往往能一时脱贫，而一味地索取只会削弱农民脱贫的积极性，制约脱贫的创造性。因而，政府在扶贫要通过教育、培训、实践等多种方式为贫困户注入新的观念，激发贫困主体靠自身的能力脱贫致富的观念和意识。

走出悲观无望的思想困境。首先，要改变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人生观。要对农民进行积极的人生观宣讲，改变其人生观。可通过不定期“讲座进村”、定期板报展览、发宣讲册等形式进行积极人生观的宣讲，让农民在精神上受到感染，得到激励。其次，要改变浑浑噩噩、代代承继的终老观。由于贫穷，一些人把生命看得很轻薄，缺失为家庭、为他人着想的社会责任，甚至为自己的一份责任也没有。要想改变农民的这种终老观，就要让农民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以及对整个家庭、社会的意义，要让农民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家庭中关键的一个链环；政府也可通过多多宣扬农民对整个国家的重要性来努力激发农民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积极性，增强农民的社会使命感。

（二）加大素质教育，为脱贫添智力

加强基础教育。青壮年一代的培养对于贫困家庭走出生活困境，摆脱代际贫困具有着深远影响。首先，必须加强推进贫困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对贫困地区适龄儿童要及时进行统计，严格要求适龄儿童按时入学，并必须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其次，加快贫困地区教育条件改善步伐，加大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和教师配置等方面向贫困农村倾斜力度。再次，国家在考虑到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农村脱贫有显著影响的条件下，应该尽量减免该贫困地区的学杂费，积极提供教育贷款，并鼓励对该地区学校和儿童进行教育捐助，帮助该地区实现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

完善技能培训。一是增加专业培训机构，如在增加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育培训基地的数量。并开展订单式、定向式职业教育培训方式，确保接受职业教育的贫困学生实现充分就业。二是丰富培训内容，以缺“什么培训什么”为原则，根据现实需求为各村甚至具体农户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培训内容要实现多元化，除根据生产需要提供生产技能培训，还需对村民进行高级专业技能的养，如管理能力、组织能力、表达交流能力、文字书面能力等，以全面提高其素养。三是活用培训方式，在培训授课时，即采取讲座、广播、“农家课堂”等传统教学方式，还可通过现场演示的方式直接展示，尤其是生产技术类培训要注重现场教学。

加大扶贫人才培养。扶贫人才主要分为专门从事扶贫工作的基层干部、具有带动效应的经济、文化大户、具有开阔见识的外出返乡创业人员等。对于扶贫人才的培养可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重点培育基层干部，进行专业培训与学习。严格要求贫困地区基层干部熟悉地方情况、了解政策措施。并结合扶贫工作的需要展开有关金融、公共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基础知识的培训，重点培养基层干部培养跨领域业务能力，从而提升扶贫效益。第二，帮扶与奖励优秀人才。对于干部给予提拔与奖励，对经济大户、外出返乡创业人员则可以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如税费减免、免费提供信息渠道、提供专业培训等。

（三）促进非农就业，拓宽脱贫渠道

加快内部生产结构调整。一方面，做实项目开发扶贫，引进产业。根据当地的资源、市场需求以及劳动力状况等为贫困村引进产业，不仅是农业产业，也可适当根据实地情况引入工业产业。引入之后，仍需加大对产业的资金、技术、人员的扶持，确保企业扎实落地。要求引入企业吸收一定比例的当地贫困人口作为企业员工，确保企业真正惠及贫困农民。另一方面，统筹村庄农业生产结构，推进新型农业发展。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摸底，结合当地生产环境、市场需求，对村庄整体农业生产结构进行调整，实行符合市场的多元化农业生产结构。同时，学习并引入股份合作、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等多种形式现代农业。

加大对外劳动力转移力度。一是加快农村就业信息网络系统建设。将就业信息网络纵向深入到县、乡镇、村，横向全面覆盖，实现各镇之间、城乡之间、就业信息资源共享，以满足农民就业信息需求，为农民务工提供信息咨询。二是加强劳动力转移培训。根据农民个人兴趣、特长以及市场需求，对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鼓励和帮助农民学习掌握新技能，加强农民对新生产领域的技术掌握。

（四）畅通筹资渠道，提供脱贫资金

落实扶贫信贷政策。首先，完善贫困农民信息，使扶贫信贷“贷对人”。需要加快贫困农户建档工作，同时可借助科技技术为贫困户建立电子档案动态系统，详细录入农户的家庭人口数、经营情况、职业、家庭收入等信息，为借贷身份审核提供有效的证实信息。其次，扶贫小额信贷重点面向家庭条件基础差，脱贫意愿强的农民。再次，健全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使贫困户“贷得起”。设立扶贫小额信贷专项基金，加大扶贫小额信贷的金融支持，可以为贫困户提供免抵押、免担保、免息或者低息的贷款业务。最后，简化贷款手续和程序，使贫困农民“及时贷”。可以将贷款程序的繁简程度与信用等级挂钩，对于信用好的农户简化贷款程序，缩短贷款时间。

创新农村贷款担保机制。一是强化县级政府的担保责任。可以从县级层面拿出3%的贷款额度成立风险基金，并提取1%的额度购买扶贫小额信贷保险，以此降低信贷风险。二是可以尝试实行小组联保贷款，引导信用农户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三人以上的同级联保小组，利用乡村熟人间的关系相互监督。规定信用等级在“优秀”以上实行联保的农户可增加一定的贷款金额，如果其中有人发生不良贷款行为，则影响全组的信贷荣誉。三是创新信用担保模式，以政府和企业作为担保人，实行将乡（镇）财政资金预先打入信贷组织质押的方式、利用政策优势吸引企业为一定额度的小额信贷做担保人。还可采用“一卡通”担保模式，即以农民惠农补贴为担保，为贫困农民提供贷款。

（五）加强社会沟通，培育社会资本

开拓沟通渠道，丰富社会关系。一是政府应该大力宣传和弘扬中华民族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并号召单位、组织及个人通过慈善等形式向农村贫困者传递物质或资助。二是积极地为社会共同参与社会生活提供机会。通过举办赛龙舟、舞狮、“百家宴”、运动赛等文员活动，让农民“走出门”；加大村庄民主建设，积极鼓励农民参与村庄管理事务，让农民“走进村”。通过相互交流与沟通,增强社区整合, 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丰富贫困者的横向与纵向的社会网络。另外,将外部社会“请进来”，推动乡镇政府单位、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农村社区建设, 密切贫困者与他们的联系,增加贫困者的社会资本。

建立自治组织，形成自我支持网络。大力支持并引导贫困者建立自组织，参与组织生活。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 通过社会资源的传递、吸纳和整合, 提高贫困者的集体决策的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另外, 贫困者在自组织中相互交流、相互鼓励、相互学习, 还能起到良好的精神保障的作用, 在心理上促进社区贫困者的互信和认同。

（六）善用扶贫政策，借力政府支持

加大政策宣传，引导农民关注与了解。一方面，提高贫困农民对相关政策的关注度。可通过身边借助国家扶贫政策实现脱贫的真实事例，进行宣传，让其感受政策的重要性；通过对政策的具体作用，及其可带来的利益化程度进行解释宣传，以此激起农民对政策的关注。另一方面，深化贫困农民对政策的了解。不但需要以报纸、宣传单、广播、宣讲等方式将国家扶贫政策予以宣传，还需基层干部下基层，到农民身边为农民深度的讲，使贫困农民更加全面的了解相关政策，为其使用政策提供认知基础。

鼓励农民参与，提高扶贫政策的利用度。一方面，可试行参与式政策，提高政策的适用性，增加农民政策参与的积极性。即在扶贫政策制定时，制定前需进行深入的调查与研究，深入基层，与贫困农民直接交流，了解贫困农民的现状与需求；政策制定中需一定名额的贫困农民进行直接参与；政策制定之后，还需入村进行意见收集，已确保扶贫政策真正为贫困农民所需。另一方面，提高对政策的利用，实现政策效应最大化。政府方面要督促扶贫政策落地。派专人负责每项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执行、监督的一整套流程，对扶贫工作奖罚并行，对于政策落实到位、成效明显的地区予以一定的金额奖励，对于不积极推行政策落实的地区相关单位及人员予以一定方式的惩罚。个体农户方面，则需根据自身生活生产条件，结合扶贫政策，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抓住政策的针对点和侧重点，进行充分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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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国家统计2013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8249万人计算